蔡锷坚守初心的人生历程及现实启示

陈邵桂

（湖南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南 株洲 412007）

1916年7月，蔡锷在一篇电文中说过：“我辈主张，应始终抱定为国家不为权利之初心，贯彻一致，不为外界所摇惑，不为左右私昵所劫持。”[1]1199蔡锷不仅如是说，而且也在人生历程中始终践行了这一诺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回顾蔡锷坚守初心的革命人生，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意义。为此，笔者拟从三个方面进行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蔡锷“为国家不为权利”初心的确立，与其家庭出身、学校教育及早年社会实践经历密切相关。正如王金华在《蔡锷将军身后家事》一文中所说：“蔡锷将军的成就离不开时代、 环境和家风，离不开良师益友，离不开使命担当和自我期许。”[2]

1882年12月18日，蔡锷出生于湖南省宝庆府邵阳县城东亲睦乡蒋家冲蔡桥头（今湖南省邵阳市大祥区蔡锷乡蔡锷村）一个贫寒的农村家庭[3]1。早年生活的艰辛，深刻影响了蔡锷的成长及人生走向。邵阳市蔡锷生平业绩陈列馆展陈的资料介绍：“蔡锷父母亲以从事小手工业、小贩为主，生活十分艰难。父亲先是在家接活为人缝纫，后在商店当店员，还做过一些小生意。母亲则在家煮酒、磨豆腐，照顾年幼的孩子。”因生活所迫，在蔡锷5 岁时，蔡家迁往武冈州黄家桥（今洞口县山门镇）谋生，生活仍然十分艰难[4]5。蔡锷后来有过“一日述幼年贫苦之状有动于中，以致泪盈于眶”[3]3的情状。谢本书认为：“蔡锷生长在这样清贫的农村家庭，自小就从事简单的农业和手工业劳动，这对于他后来从政、治军，自奉节俭，廉洁自守，是有相当影响的。”[5]7

蔡锷早年在家乡受教于具有维新思想的樊锥，邵阳市蔡锷生平业绩陈列馆展陈的资料介绍：“樊锥成为第一位对蔡锷影响较大的老师。在樊锥的悉心指导下，蔡锷学业大有长进，并受其维新思想的影响。”谢本书在《蔡锷大传》一书中介绍：“蔡锷13 岁时（1895），参加院试，院试是由清代各省学政（又称学院）主持的考试，经过府试的学子（士子）可以参加院试，录取后取得入学资格，确定‘生员’（秀才）身份。”[5]12蔡锷考中秀才后，受到主持考试的湖南提督学政江标的赏识。江标对蔡锷等考生说：“宝庆先辈魏源，你们得知吗？读过他的书吗？你们要学魏源讲求经世之学，中国前途极危，不可埋头八股试帖，功名不必在科举。”[4]7江标还“要他们关心时事，关心国家大事。江标可以算是蔡锷思想的第二位启蒙者。当然，对蔡锷思想影响更大的，要数他的第三位启蒙者、有着终身师生情谊的梁启超了”[4]7。1897年9月底，蔡锷以优异成绩考入湖南时务学堂，师从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等维新志士[3]431。梁启超对蔡锷特别重视，认为蔡锷是全班40 名同学中的3 名高材生之一[6]，蔡锷因而深受老师梁启超思想的影响。在湖南时务学堂就读期间，“蔡锷还为《湘报》写了两篇文章：《〈后汉书·党锢传〉书后》《秦始皇功罪论》，借古喻今，针砭时政，文字激烈，主张变法。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蔡锷救国救民的思想已有体现”[4]13。蔡锷在《〈后汉书·党锢传〉书后》一文中历数中国几千年祸乱后指出：“今则有无面不祸，无地不祸，无日不祸。”[1]10在这篇文章中，蔡锷仰慕的是“揭大义，号召天下”[1]10。蔡锷在《秦始皇功罪论》一文中认为：“千古之罪，未有一人成之者；
千古之功，未有一人树之者”，因而提出要“智民”，不能“愚民”[1]12。蔡锷发表上述文章时虽只有16 岁，但政治思想已经非常成熟，正如邓江祁所说，“在时务学堂这所培养维新人才的新式学堂，经过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等维新思想家的启发和教导，蔡锷在学业上进步很快……在学业进步的同时，蔡锷接受了维新变法理论的洗礼，最终完成了由封建守旧思想向维新变法思想的转变”[3]19。

蔡锷出生那一年，即1882年，法国军队开始占领越南河内。“法国急于要占领越南北部，是有意要入侵中国。”[7]法军随后不断扩大战争，史称中法战争。中法战争结束后不到10年，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1895年4月签订丧权辱国的中日《马关条约》。3年以后，一批具有维新思想知识分子，发动了戊戌变法运动，可惜仅仅103 天，变法就以六君子的牺牲而宣告失败。蔡锷早年成长的社会政治环境，正如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所说：“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8]

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梁启超远走日本，谭嗣同喋血北京菜市口。“戊戌变法失败，两位老师——谭嗣同、梁启超一死一逃，给少年蔡锷以很大的刺激。”[5]201899年8月，蔡锷应梁启超之邀赴日本留学。1900年，蔡锷老师唐才常领导自立军在两湖地区发动反清武装起义，蔡锷毅然回国试图参加起义，可是，回到国内后起义已经失败，唐才常也被捕就义，蔡锷的思想因而再一次受到很大刺激。邓江祁在《护国元勋蔡锷传》一书中指出：“这次起义的失败和师友的殉难，给蔡锷以强烈的刺激。”[3]312022年12月，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刘晓在弘扬蔡锷爱国主义精神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中说过：“蔡锷的生平和时代，经历了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他12 岁考中了秀才，就在这一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遭受了惨重的失败。这件事大大加速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也改变了蔡锷日后的生活道路。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秋，他立志救国图强。”[9]1900年10月23日，蔡锷在《清议报》发表《杂感十首》，痛惜“前后谭唐殉公义”（谭即谭嗣同，唐即唐才常——引者），并表达了“流血救民吾辈事”的宏大志向[1]13-14。这也是蔡锷“为国家不为权利之初心”的具体内涵。蔡锷在吟写《杂感十首》时年近18 岁，是他人生开始成熟的年龄，也就是在这个时期，他确立了“为国家不为权利”的初心。

谢本书在为政协大祥区委员会编《蔡锷诗文集》一书所作的《序》中指出：“民国初年政坛上发生的大小事件，不可胜计，择其要者有二：一是辛亥革命与中华民国建立；
二是袁世凯复辟帝制与护国战争。蔡锷在这两件大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立下了巨大功勋。这使他成为记录这一时代的重要坐标。”[10]序1 这是对蔡锷为中国革命所做贡献的精准评价，也是对蔡锷践行“为国家不为权利”初心人生历程的科学提炼。将谢本书上述所论展开，可以说，蔡锷一生成就了影响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两件大事：其一，在昆明发动和领导了响应辛亥革命武昌首义的“重九”起义，使得云南成为最早响应武昌首义的省份之一；
其二，在袁世凯复辟帝制时，发动和领导了反袁护国战争，粉碎了袁世凯的皇帝梦，阻止了近代中国历史可能发生的重大逆转，赢得了“再造共和”之誉。正如彭大成所评价的：“蔡锷以‘再造共和’而彪炳史册。”[11]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武昌首义爆发，蔡锷时任云南新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协统[清末改革兵制，编练新军，拟建军三十六镇（师），每镇辖二协（旅），长官称协统，每协辖两标（团）]。他与新军中的同盟会员李根源、罗佩金、唐继尧等秘密会商予以响应，于10月30日在昆明成功发动和领导武装起义。10月30日为农历九月初九日，这次起义史称“重九”起义。“11月1日，起义官兵代表及谘议局等有关人士，在昆明五华山两级师范学堂所在地，组织了‘大中华国云南军都督府’（又称‘大汉云南军政府’，简称‘云南军政府’），公推起义军临时总司令蔡锷为首任云南军都督。”[5]84

蔡锷就任云南都督后，重申同盟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纲领，积极革除弊政，云南因而呈现一派生气勃勃的景象[12]18。其中两件常人难以做到而蔡锷做到了的事情，是他践行“为国家不为权利”初心在日常工作的具体表现。一是带头减薪。云南地处边陲，边境防务经费原为朝廷拨款和内地省份支持，辛亥革命以后，国家百废待兴，国民政府来不及拨款，内地各省份工作次序有待理顺也暂无支援。可是，云南不仅边防依旧，还要对川黔等省进行军事援助，特别是援藏，因而军费有增无减，财政十分困难。为此，蔡锷两次带头减薪[5]99。二是蔡家和蔡锷夫人刘家多人从家乡远道来昆明请求蔡锷安排工作，他未应允安排1 人。蔡锷耐心地向家人讲清道理和帮助解决返程的旅费，获得了家人的理解[13]。蔡锷如果不是确立了“为国家不为权利”的初心并予以坚守，这两件事都是不可能做到的。蔡锷坚守初心为人表率励精图治，是云南在民国初年呈现生气勃勃景象的根本缘由。亲历云南“重九”起义的朱德，在《辛亥革命回忆》一文中说过：“由于蔡锷的这些新的建树，当时的云南已呈现出一种新的面貌。”[14]萧致治在《蔡锷对中国民主革命的杰出贡献》一文中评价：“蔡锷在大力整治云南的同时，对全国局势的发展也很关心……他以身作则，诚诚恳恳，兢兢业业，廉结自持，堪称楷模。他顾大局，识大体，处处以国家人民的利益为重，其风范尤其值得继承和发扬。”[15]

蔡锷在任云南都督期间的政党观，也是他坚守“为国家不为权利”初心的重要表现。1911年12月6日，蔡锷在统一共和党云南支部成立会上讲话时说：“锷本武人，谬预政事，今复承同人敦劝，预闻党务，才辁德薄，曷克胜任。而军人投身政党，流弊兹多……一俟党务渐有头绪，务恳遂我初心，脱离党事，俾得一意戎行，是为至幸。”[1]458蔡锷曾一度信奉议会政治，对统一共和党的建立和组织等活动比较热心。在统一共和党云南支部成立时，蔡锷因而被推举为支部长，可他坚辞不受，同时反对军人参加政党活动[4]84-86。蔡锷由支持政党活动到不参与政党活动，主要原因在于当时“政党林立，意见分歧，水火争持，党同伐异，或徇个人之攻击而忘国家之安危，政党之利未收而害已毕见”[16]。关于政党观念的变化，1913年10月，蔡锷在奉调北京参加进步党云南支部召开的欢送会时作了解说：“共和国家不可无政党……一年来，党争剧烈，牵动大局者已不一而足。”[17]319时任云南省财政厅长袁家普回忆：“公（公即蔡锷——引者）见国内党争激烈，军人任意干涉政治，乃首倡军人不入党之论……公遂脱离党派关系。”[10]279这就是蔡锷“遂我初心，脱离党事，俾得一意戎行”的缘由，其与蔡锷“国既不存，党将焉附”[1]704的观念是完全吻合的。辛亥革命以后中国政治的特殊性，如毛泽东所说“有军则有权”[18]546。蔡锷并非不懂得这一点，因其初心是“为国家不为权利”，而反对军人参加政党活动。也就是说，蔡锷从军的目的不是“为权利”，而是“为国家”。他在日本进入东京成城学校学习军事时对梁启超说过：“今日而言救国，拿枪杆子比拿笔杆子更重要。”[19]可见，蔡锷“拿枪杆子”的初心是“救国”而不是为个人争权利。1911年12月19日，蔡锷在《谕蒙自将士文》中表明：“务望共矢天良，以肝胆相见，庶不负起义之初心，使中国得安于磐石，滇军名誉得与日月争光，其一体勉旃。”[17]1111912年5月30日，蔡锷在《致袁世凯及各省都督电》中又提出：“不宜军人揽其权。”[1]497蔡锷言行一致。他作为军人不参与政党，就是为了坚守“为国家不为权利”的初心。

蔡锷发动和领导反袁护国战争，更是为了坚守“为国家不为权利”的初心而不惜生死，也因此为近代中国历史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1915年，“二十一条”危机刚过去，袁世凯即授意心腹以“国家危机必须建立强固政权”为借口，制造中国非实行帝制不可的舆论。8月3日，《亚细亚报》发表宪法顾问美国政治学教授古德诺所著《共和与君主论》长文，提出“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的观点。随后，筹安会成立并发表鼓吹帝制的文章，10月25日，全国开始选举国民代表，陆续举行国体投票[20]109。随着紧罗密鼓的舆论宣传和实际操作，袁世凯称帝呼之欲出。11月11日，蔡锷托病请假，秘密离开北京前往天津，在离开天津奔赴云南发动护国战争之际表示：“失败就战死，绝对不亡命；
成功就下野，绝对不争地盘。”[12]19蔡锷这一表述，也就是宣示了发动护国战争坚守“为国家不为权利”的初心。

12月11日，参政院对10月25日选举的国民代表陆续举行的国体投票进行查验，结果为各省代表1993 人全部投票赞成君主立宪。参政院当即上书，推戴袁世凯为皇帝。12月12日，袁世凯发布文告接受推戴[20]109。12月19日，蔡锷到达昆明[3]334。12月25日，蔡锷、唐继尧等宣布云南独立，拉开护国战争的序幕[3]341。

关于讨袁的组织机构问题，唐继尧提议蔡锷为都督，自己统兵出征。蔡锷说：“吾此次来滇，协同起义，完全为讨袁，为救国，并非争权，并非夺利，若果喧宾夺主，不论理论事实如何，总不足以示天下后世，更何以对滇中父老。”最后决定唐继尧坐镇昆明，蔡锷任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统兵出征[5]199。当时，蔡锷的身体情况已经非常不好，朱德在延安接受美国记者史沫特莱采访时，回忆自己曾劝说蔡锷不能带兵赴前线作战，担心他有生命危险。蔡锷义无反顾地回答：“我要把全部生命献给民国。”[21]47

1916年元旦，护国军在昆明誓师并发布《讨袁檄文》。蔡锷领兵入川反袁护国，在初期是以云南一省之力，与掌握全国政权的袁世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作战的，其如蔡锷所说，“我们明知力量有限，未必抗他得过，但为四万万人争人格起见，非拼着命去干这一回不可”[21]236。谢本书在《论蔡锷》一文中介绍：“护国战争开始时，云南仅有兵力两师一混成旅，约二万一千人。护国战争开始后，兵力有所增加，十天内退伍兵入伍者不下五、六千人，学生应征者亦甚多，人民群众争先恐后地向护国军缴纳捐款。即使如此，护国军仍远远少于袁世凯的兵力。当时，直属袁世凯的北洋军有十三个师、十七个混成旅，计三十八万多人，而且直接调到护国战争前线的不下于四个师三万人兵力。在兵力悬殊较大的情况下，蔡锷毅然亲率护国第一军三个梯团(梯团相当于旅)入川。”[22]在战争初期，护国军作战极其艰苦，后因其正义性得到了各省及各界人士的支持，才以弱胜强。在护国军胜利进军及全国人民唾骂声中，袁世凯陷入绝望，于1916年6月6日结束了可耻一生[5]273。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一文中不无讽刺地说：“袁世凯想打老百姓的脚，结果打了他自己，做了几个月的皇帝就死了。”[18]7376月9日，蔡锷致电北京各部院及各省：“拟俟本军部署稍定，即行解甲归休，遂我初服。”[1]1145“初服”即开始或首先履行从事某项事务，也可以理解为“初心”。梁启超在上海蔡锷追悼会上如此评价：“蔡公心地光明，毫无权利思想，致能丰功伟业。”[1]1445熊希龄挽蔡锷联褒其“曾无自利天下之心”[10]292。近代湖南著名报人李抱一在《蔡松坡先生小史》一文中评价：“举世竞言爱国，然莫有真爱国者。真爱国者，独先生，生平持躬清慎，不虚糜国家寸丝一粟……国事则不顾生死，兼程力赴。”[17]409谢本书在《蔡锷大传》一书中指出：“蔡锷多次声明，他不为个人争权利而奋斗，这是可敬的。”[5]278

可叹天不假年，护国战争胜利了，蔡锷却积劳成疾。在日本医治期间，于1916年11月8日不幸逝世，终将“全部生命献给民国”。蔡锷逝世，举国同悲，时人以“再造共和”誉之。1916年12月1日，谭人凤在北京各界追悼黄兴蔡锷大会上的演说中赞誉：“蔡公再造共和。”[23]云南省议会撰纪念蔡锷挽联：“南滇树帜北伐兴师两次造共和惟公实元勋第一，西蜀洗戈东灜採药片帆终不返何处觅国士无双。”[24]391917年4月12日，蔡锷遗体国葬于长沙岳麓山。唐继尧在纪念墓碑铭文中写道：“蔡公锷卒，国人以公再造共和劳苦功高请以国葬。”[24]41热河都统姜桂在纪念墓碑铭文中赞誉蔡锷“共和再造”之功[5]303。蔡锷践行“为国家不为权利”的初心，在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为了国家民族大业，不顾个人安危。其作出的杰出贡献，已为历史铭记。

初心就是一个人最初的理想志愿，《现代汉语词典》将“初心”释义为：“最初的心愿”。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25]“初心”从此在各类媒体上成为高频语词。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之际，回顾蔡锷坚守初心的人生历程，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意义。

启示之一：初心的确立要服从和服务于国家民族发展的大势，要把个人理想和社会理想相统一，其才具有实现的可能性。

蔡锷之所以能成就彪炳史册的大业，是因为他确立的初心是“为国家不为权利”，是服从和服务于国家民族发展大势的。近代中国发展的大势是什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指出：“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18]632这就是近代中国发展的大势。蔡锷“为国家不为权利”初心的具体内容是“流血救民”，也就是“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将“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这是蔡锷在中国近代史上为国家为民族成就伟业的思想基础。吴宝璋和范建华在《谈蔡愕的评价》一文中评价蔡锷：“在黑暗中还是能顺应历史潮流不断前进，和他同时代的朱德曾把他视为自己参加资产阶级革命的‘北极星’，可见他是站在他那个时代前列的。”[26]这也就是说蔡锷初心的确立是服从和服务于国家民族发展大势的。

无数革命先烈为了救国救民勇于牺牲不懈奋斗，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终于摆脱了“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悲惨境遇，并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共十八大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随着历史的发展，国家民族发展的大势也在不断变化。2022年10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与中外记者见面时指出：“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我们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现在，我们正意气风发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7]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当今时代国家民族发展的大势。蔡锷确立“为国家不为权利”的历史启示我们，当代中国人初心的确立，要服从和服务于党和人民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势，即个人理想和社会理想相统一，与国家民族发展目标相吻合。只有这样，初心才具有实现的可能性。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特别强调要“把握住历史发展大势”[28]。

启示之二：初心在于坚守。所谓“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初心易得始终难守”，强调的就是初心在于坚守。

蔡锷之所以成就彪炳史册的勋业，除了“为国家不为权利”的初心，是服从和服务于国家民族发展的大势外，还始终坚守“为国家不为权利”的初心不动摇。无论是在1911年辛亥革命武昌首义后发动和领导昆明“重九”起义，还是在袁世凯称帝后发动和领导反袁护国战争，都是蔡锷“为国家不为权利”初心在实践上的具体表现，也就是他所说的，为了“救民”不惜流血牺牲。在反袁护国战争的历程中，正如陈独秀在《欢迎湖南人底精神》一文中所说：“蔡松坡带着病亲领子弹不足的两千云南兵，和十万袁军打死战；
他们是何等坚韧不拔的军人！”[29]蔡锷为了坚守救国救民的初心，最终献出了人生最为宝贵的生命。他以生命的代价践行了“为国家不为权利”的誓言。

蔡锷坚守“为国家不为权利”的初心的历史启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所指出的：“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30]所谓“不忘初心”，也就是说要坚守初心。中国共产党从成立时的几十名党员历经百余年艰苦卓绝的奋斗，现已发展成为拥有9000 多万党员、领导14 亿人口的具有崇高威望和世界影响的大国执政党，就是始终坚守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蔡锷坚守初心的人生是成就伟业的人生，更是奋斗牺牲的人生。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何尝不是前赴后继的历史。历史是一面镜子，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一定要遵照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的“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要求，方得实现中华民族史无前例的宏伟目标。这也就是上述习近平总书记要求“不忘初心”，特别强调“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缘由。坚守初心需要奋斗，奋斗就会有牺牲。对此，毛泽东早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就已断言：“要奋斗就会有牺牲。”[18]1005

综上所述，蔡锷服从和服务于近代中国发展的大势，确立“为国家不为权利”的初心，并坚持如上述“贯彻一致，不为外界所摇惑，不为左右私昵所劫持”，始终如一地坚守初心。回顾历史，蔡锷坚守初心的革命人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之际，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意义。1916年12月14日，梁启超在上海蔡锷追悼会上期望：“将来如蔡公（蔡公即蔡锷——引者）之美德精神均可发扬，而中国亦可渐臻富强。”[1]1447梁启超的论断，历经一个多世纪，或已成为现实或正在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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