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志军
随着时代发展和技术进步以及学术期刊编辑工作的思路调适和模式转换，微信公众号的建设与运营目前已成为绝大多数学术期刊的日常工作，事实上构成期刊编辑工作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在补足纸质期刊缺憾、传达编辑工作理念、增强期刊影响力、打造期刊品牌形象等诸多方面发挥了显著作用，“近年来有几种发展势头迅猛的期刊很大程度受益于其微信公众号的运营”①周萍、胡范铸：《学术期刊“身份固化”表征与思考》，《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6 期。。尽管与其他研究领域相比，党史研究学术期刊公众号的建设明显滞后，但也在快速传播所刊论文、及时刊布工作动态、扩大学术影响等方面产生了积极效力，很好地彰显了学术研究“创新求变”的本质，推动了期刊工作的学术进步和转型。在网络化传播占据学术信息传播半壁江山的情势下，公众号既是党史研究学术期刊编辑及时获取学术信息、开展学术交流不可或缺的途径，又是期刊及其编辑展现自身学术形象、重塑党史研究学术文化内涵的重要载体。准此而论，如果说纸质期刊的编辑出版特别是所刊发的论文及其学术质量代表着一本学术期刊的“硬实力”，那么公众号的策划思想、栏目开发和学术效力等就代表着一本学术期刊的“软实力”。这种“软实力”的形塑和打造是潜移默化、细长久远的，理应引起学术期刊乃至整个党史学界的重视。正因如此，在已有的期刊公众号运营实践基础上，总结经验教训、借鉴先进经验，在思想概括和理论总结等方面作出学术努力，对期刊公众号的健康全面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和意义，也是党史期刊编辑的职责所在。尤其在“党史研究编辑学”的概念框架和致思理路下，公众号建设更应作为一种独立的研究对象，被纳入编辑研究的视野、范畴和体系，为提升党史研究学术期刊的“软实力”做出应有贡献。
期刊公众号具有多样化的作用和功能，但最基础、最首要的功能就是刊布和传播纸质期刊所发表的学术论文。近年来，通过公众号获取和传播学术信息已经成为学界的主流生态，很多作者也希望论文通过期刊公众号的推介和传播而产生更大的学术影响、实现二次利用。在此情势下，通过公众号平台加强单篇学术论文的推广传播就成为提升期刊“学术存在感”、提高作者“学术知名度”的重要途径。原文原貌地将作者的论文推送出来是最基本的方法，本身无可厚非。但这种简单的“文字搬运”仅能起到传递信息的作用，而达不到新媒介、自媒体所潜具的形塑功能。至少在如何更有价值、更有针对性地推送作者论文方面，学术编辑可以做的工作、可以尝试的方法还有很多，其中可以围绕重塑编辑与作者、读者之间的交流渠道和沟通生态来展开。
众所周知，由于目前学术期刊体制、学术编辑制度和学术评价体系等方面的限制，包括党史研究领域在内的绝大多数学术期刊编辑部与作者、读者的关系是相当淡薄、肤浅的，基本限于“作者写作和投稿—期刊选稿和编辑—发放样刊和稿酬”或“作者写作和投稿—期刊拒稿—作者改投”等单向度的模式，期刊编辑部的办刊理念、审稿标准、编辑原则、工作流程和运作机制等对作者而言尚不够开放，没有形成密切良善的编作关系，容易引致一定程度的编校质量问题，进而拉低了作者和读者对于期刊及其编辑的观感，不利于学术共同体的维系和发展。从长时段来看，缺乏紧密的学术共同体和过硬的编校质量对于专业学术期刊的稳定发展无疑是极大隐忧。
党史研究学术期刊及其编辑更应善用公众号，主动加强与学界的联系和交流。比如在推送和传播特定论文时，学术编辑可通过撰写“编者按”“编辑手记”“编后记”等，表达或传达编辑部用稿组稿背后的学术考量，诸如选择论文的标准（原因）、已刊论文的学术贡献和优势（也可以略论其不足之处）、各期组稿用稿的整体筹划思想以及今后的组稿方向等，从而最大限度地为供稿者提供选题和写作等方面的信息。《中共党史研究》的公众号在创办之初就具有这样的自觉意识，并一度有所尝试，发表了一批“编者按”“编辑手记”，集中展现了“整体史”“总体史”“综合史”的学术思想，表达了力图重新推动宏观史研究、塑造新型宏观叙事的愿景，注重对如何在党史研究中处理普遍性和特殊性之关系这一历史“元问题”的探索和思考，体现了及时感知和因应新问题、新思潮、新取向的学术创新精神。
“编者按”“编辑手记”在《中共党史研究》公众号随文推出后，得到很多研究者的肯定和支持，不少作者特别是年轻学者反映，可以借此获取编辑部的一些学术理念、审稿原则和编辑规范，对于改善党史研究的选题范畴、学术规范和写作方法等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实际上，其他研究领域的期刊公众号在这方面的行动更为直接，更大限度地发挥了新媒介、自媒体的基础学术功能。比如，《社会学研究》公众号于2022 年4 月下旬推出两期“编问编答”栏目，介绍了期刊的发展历程、办刊理念、审稿流程、重点选题、用稿标准、投稿要求、写作规范等一系列基础问题，总结了社会学期刊编辑应该具备的基本素养，推荐了社会学研究领域的经典著作。其中，编辑还特别归纳了为办好《社会学研究》而采取的几大措施，包括“最重要的是要成为学术公器”“强调规范化建设”“严格的制度化措施”“非常强调中国特色”“非常重视前沿和前瞻的话题和内容”“非常强调国际化和全球化”“重视数字化和新媒体传播”等，几乎涵括了在新的时代情境下做好学术期刊的所有重要维度，对于任何一本学术期刊的科学发展都富具普遍性的参考意义。而在“答读者问”部分，该刊编辑更以相当高的学术水准阐论了《社会学研究》如何平衡学术论文的严谨性和创新性关系、如何根据时代发展及时开设新型栏目、如何根据作者和读者的需求推进公众号的创新建设等颇富“时代性”“时代感”的议题。再如，《南开管理评论》公众号于2022年7 月26 日推出“初审退稿情况简析”，在分析各专业领域初审退稿原因及比例汇总后，将初审退稿问题归结为“研究选题问题”“完成执行问题”“投稿细节问题”等三大类；
9 月7 日，又推出题为《审稿与发表》的“专业主编寄语”，再次介绍了期刊的审稿流程、退稿论文的原因分析以及影响论文发表的核心要素等。这两篇推文引发学界的广泛关注，到2022 年底的阅读量共计达到2 万。受此启发，电子学术转载期刊《政治学通讯》的公众号“政治学人”于2022 年9 月9 日推出转载文章的外审拒稿原因分析，大致包括“文章的学科边界问题”“文章的理论贡献和创新性不足”“文章论证大而化之”“研究设计存在缺陷”“文章缺乏理论深度”“研究不规范”等六大类。总的来看，基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普遍学术规范，这些学术期刊公众号关于办刊情况的分析，对于历史学的审稿和写作等具有普遍适用性。党史研究学术期刊公众号同样可以加强有关投稿、退稿和审稿等情况的学理分析，以此促进编辑部与作者之间的高效沟通和深度交流。
显而易见，无论是在推送论文时附撰“编者按”“编辑手记”，还是注重收稿和审稿等方面的总结与分析，如能长期坚持和不断改良，则有望成为重塑党史研究学术期刊和学界之共同体关系的良善途径，进一步提高组稿效率、确保办刊水平，这正是公众号在打造学术期刊“软实力”方面所能发挥的首要作用和基本机制。与此同时，上述公众号运营的举措对于一些尚未形成稳定学术传统的党史研究学术期刊而言，既有助于提高编辑的思想整理和理论概括能力，又有利于形成稳定有效的审稿标准和理念，进而逐步形成独有的学术传统；
对于已有稳定学术传统的党史研究学术期刊而论，既有助于不断提高编辑总结和调适审稿标准与组稿理念的能力，又有利于将尚处于经验或无意识层级的学术传统提升至史学理论乃至历史哲学层级。这种学术写作训练可以有效强化学术期刊及其编辑在形塑党史研究学术共同体过程中的作用，为更好地打造公众号的“软实力”奠定人才基础。更重要的是，学术编辑在公众号上留存的这些文字材料，还可以成为今后编辑出版史研究的基础文献，推动“大编辑出版史观”的形成和完善。目前，这一点还没有真正进入编辑出版史的研究视野，也没有真正引起编辑学界的学理探讨。以往研究者在阅读学术期刊、引用学术论文的过程中，很少有人关注编辑的作用，甚至连编辑的名字都不会留意。原因当然有很多，但与编辑没有留下足够多的文字材料有关，学术期刊编辑部应该主动加强这方面的建设和积累。①无独有偶，也有学术图书编辑认为应当重视审稿意见的刊布和流传：“审稿记录不仅是图书编辑生产环节的见证，也是审稿人与作者的精神互动，待图书出版后，与图书一起存档，形成图书生命史。一份优秀的审稿记录，承载的还远不止此。”参见石亚培：《编辑的“治学”精神：一份珍贵的审稿档案》，《中华读书报》2022 年12 月7 日。
党史研究学术期刊及其编辑通过公众号反映审稿意见、总结学术传统等主动作为，虽然具有一定的单向度特征，但也给作者、读者乃至整个学界理解、批评与改进编辑部的工作提供了素材和机遇。较为理想的工作办法是邀请作者、读者对编辑部的工作思路、审稿理念、组稿思想和学术水准等展开坦率批评，以求不断提高学术编辑工作的针对性。在笔者看来，这才是真正的“学术交流”，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交流”“沟通”“共商”“合力”在“做期刊”过程中的本质作用。但缘于一系列因由，党史研究学术期刊尚未推出类似举措，亟须向先进期刊的做法和理念寻求借鉴，积极实践和推广落实，形成具有党史研究独特风格的公众号运营理路。
据笔者目力所及，社会学期刊公众号在推动编作沟通以及广泛的学术交流方面致力甚多，主动作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非常高，且指导思想和具体操作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准，这可能与社会学本身的学科秉性、学术传统以及学术共同体的高聚合度有关。早在2016年《社会学研究》创刊30周年之际，其公众号就特设“社研30年纪念专题”，包括“审稿人篇”“作者篇”“编者篇”等专栏，分别推送由该刊审稿专家、作者、编辑撰写的原创纪念文章，可谓颇多精彩内容，对于党史研究学术期刊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比如北京大学渠敬东教授不仅以审稿人的身份阐论了审稿人、编辑和作者之间的多重关系，而且从作者的角度对该刊的办刊方针和方向等提出了冀望：“《社会学研究》可不是一般的杂志，该对社会学的当今发展起到引领作用。既然不是一般的杂志，就不该多发一般的文章、循规蹈矩的文章，而应多选取一些对历史传承有敬畏、对理论思考有睿见、对社会生活有体悟、对现代世界有综合认识的文章。社会学是一门有魅力的学科，思维与实在、历史与现实、个人与世界、书斋与田野可以充分地交融，真是可以为这个文明的存续和发展做出一番贡献来的。”①渠敬东：《审稿与识人》，微信公众号“社会学研究杂志”（2016 年9 月9 日）。应当说，这种来自前沿学者的期待对于学术期刊而言可谓沉甸甸的托付，党史研究学术期刊的发展同样需要倾听作者特别是前沿一流学者的学术期冀，这是学术期刊不断提升自我定位准确性的重要途径。2021年1月，《社会学研究》的公众号上线“作者手记”的原创栏目，截至2023年1月共计推送56篇。《社会发展研究》的公众号从2021年7月7日开始，亦推出由每期作者撰写的“写作手记”，持续邀请作者分析研究某项问题的缘起和考量、总结研究与写作的具体思路和基本方法、介绍论文的核心学术贡献、提点文章尚未解决的问题和遗憾以及未来的研究规划和选题筹谋等，初步实现了编辑部当初设定的“讲述创作过程中的所思、所想、所感、所悟”以及“通过这样一种新的交流模式，向读者展示作者在学术论文背后的思想温度”等目标。另外，《社会》的英文刊公众号于2019年12月就较早地推出“掷地有声”栏目，邀请作者以语音形式介绍所刊论文的研究背景、所用数据、核心论点、研究结果以及相关的田野调查情况等，或邀请前沿学者交流社会学论文的写作和投稿经验等。与此类似，《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报》的公众号于2022年10月17日推出“作者说”栏目，采用短视频形式，邀请作者阐说论文写作的理念、心得和经验。相对于文字版本的作者手记，这种音频化和视频化的新媒体手段，将公众号的“学术技术体验感”体现得淋漓尽致，进一步丰富了公众号传播学术成果的工具库。事实上，还有其他一些学术期刊公众号推出了类似举措，限于篇幅，不再一一枚举。无论如何，这都值得党史研究学术期刊多加关注与借鉴。
仔细阅读各种学术期刊公众号推送的由作者撰写或表述的手记、札记和心得等，可以感受到与学术研究和学术写作相关的几乎所有程序和维度，很多短文具有较强的思想性和理论性，对于作者本身是一项难得的思维操练，有利于编辑和读者更好地把握学术研究中的一些普遍性议题。特别是这种学术历程回顾和研究经验总结，大多以非常翔实的笔触，还原和剖析了某项研究选题或特定议题的产生和论证过程，实际上广泛地触及一段时间以来学术期刊特别强调的“问题意识”及其本质。比如，社会学研究者基于独特的田野访谈和社会调查以及关切社会进步的情愫而选择研究的议题，涉及广泛的历史维度和现实层面，对于在党史研究乃至整个历史研究中强化“问题意识”具有非常明显的启发作用。历史学者当然不甘人后，有研究者突出强调了“长时段”理念在“问题意识”生成过程中的巨大作用，认为“从长时段的角度研究历史，可以从宏观长期的视野，增强对现实问题的关怀……避免时间段上的短时化和问题选择上的碎片化”，非常有利于“相关议题的推进以及跨学科研究方法的探索”①林盼：《回望历史的价值与意义》，微信公众号“开放时代杂志”（2021 年12 月10 日）。。同时，这些文字还充分展现了学术论文写作的“马拉松式”特征，很多年轻研究者在论文写作和投稿发表的过程中深刻体认到了“学术”的神圣性。比如有学者坦言道：“一篇论文的完成从来不是单枪匹马，而是需要众人拾柴；
从来不是一蹴而就，而是需要不断打磨；
从来不是空想虚构，而是需要脚踏实地”②常多粉、孟天广：《〈动之以情还是晓之以理？〉是如何写成的？》，微信公众号“社会发展研究”（2021 年10月20 日）。；
更有学者发出真诚的学术感悟，认为“有时发表，常常写作，总是思考”方为“学术生涯的必然”，“需要不断磨炼自身的投稿心态”③吕小康：《分无尽灯，破十方锁》，微信公众号“社会学研究杂志”（2022 年1 月3 日）。；
等等。应该说，这些文字对于包括党史研究领域在内的所有学术论文写作中存在的“快速写作”“功利生产”等现象而言，可谓一种实实在在的提醒。更有不少学者借此表达了张扬“学术（研究）”本质的人文主义情怀，这同样构成党史研究“问题意识”的一大内涵。比如贺照田《如何让历史文献更充分向我们敞开……——从雷锋一则日记的读解说起》一文所涉内容就是一个典型的20世纪80年代思想史议题，从表达作者心路历程的“作者札记”短文中④贺照田：《关于我十年写潘晓的简单追记》，微信公众号“开放时代杂志”（2021 年12 月21 日）。，读者不仅可以感受到一位人文主义知识分子是如何艰难地探索和阐释80年代历史的，而且可以真切理解当代中国史研究那种特有的难度以及由此决定的更高层面的历史和史学意义所在。由是观之，作者的研究反馈和学术心得，很好地体现了公众号将“学术（研究）”所内蕴的理想和技艺相融合的基本功能与价值，充分昭显了“学主知，术主行”“学者术之体，术者学之用”等现代学术理念。此外，还有不少作者在短文中对期刊编辑和外审专家的审稿意见有所呼应，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以往双方无法就审稿意见的有效性实现沟通的困局。一些作者详细补充了研究和写作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困惑与心得，提供了学术写作的多元体验，反过来为期刊编辑和外审专家判断审稿意见的准确度提供了参考。以此观之，党史研究学术期刊一般都存在比较明显的“编研分立”倾向，编辑对作者的论文作出学术评价总是容易的，发现论文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也是容易的，但要提出具有建设性、同理心和高弹性的修改与完善建议，则常常是非常艰难的。鉴于学术期刊在评价体系中的优势地位，这种学术评价需要非常谨慎、高度精准，否则既会对研究者的学术事业造成干扰，也会实际影响期刊的组稿水准乃至口碑和声誉。显然，作者的声音是迫切需要期刊编辑和外审专家听到的，这正是学术期刊公众号推出“作者手记”“作者说”等栏目的最大意义和价值。⑤当然，必须马上指出的是，受限于学术评价体系的主导性、学术期刊的“买方市场”特征以及传统人际关系取向等复杂因素，就笔者所能看到的绝大多数作者手记和心得体会，较少有作者直接论及学术期刊及其编辑在具体工作上存在的问题和不足，缺乏与期刊编辑和外审专家及其审稿意见的建设性批评、商榷和辩论，留下了不少遗憾，事实上增强了学术期刊公众号的单向度特征，减弱了编作交流的效果，影响了公众号本应、理应发挥的作用，而这恰恰是影响编作关系、组稿水准和期刊声誉的一个重要潜在因素。
综上可见，在期刊编辑的主持下，由作者撰写与学术研究和论文写作相关的手记、札记和心得等短文，本质上是学术期刊与作者、读者之间的坦承沟通和深度交流，真正彰显了“交流”作为“学术（研究）”一大重要维度的功能和意义。如果从编辑出版的历史传统观之，这种举措其实就类似于近代以降中国新型报刊普遍开设的“读者来信”等栏目，意在直接联结编辑与作者、读者，建立双方甚至多方对话机制。随着21世纪以来研究语境和学术生态的转换，很少再有学术期刊保留此类栏目，但公众号平台重新提供了这样一种非常有效的渠道和特殊的“版面”。由此缘故，这种组稿理念和学术努力既能凸显学术期刊本身的一种“媒介主体性”，又能彰显编辑在公众号建设中的一种“个体主体性”，有望成为实现“作者编辑化”“编辑作者化”“读者作者化”的一种学术尝试，毕竟“在社会学认识层面上，编辑、作者和读者其实是一个出版生态范畴的利益及精神共同体”①郝振省主编：《中国近代编辑出版史》，浙江教育出版社2020 年版，第151 页。。在笔者看来，这彰显了时代的发展和进步，亦即学术期刊从单纯的“媒介”向复杂的“主体”的一种转换，这种转换本身有望成为承载学术、发展学术、创新学术的新型力量来源。与此同时，目前由各种期刊公众号推出的作者反馈，凸显了人文社会科学各个研究领域之间的那种巨大的相通性，包括党史研究在内的历史学显然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政治学、社会学、文学、经济学等相关学科分享着几乎共同的思想预设和理论资源，党史研究有充足的理由在跨学科研究的维度上不断获致新的学术生长点。这对于党史研究学术期刊编辑而言也是一种无言的激励，需要在纸质期刊的编辑过程中加强跨学科研究论文的组稿力度，还能够借助公众号平台鼓励作者及时总结研究经验和教训，进而厘清党史研究在跨学科维度中的学术传统脉络和未来发展图景。这正是由学术期刊公众号建设所造就的一种特殊知识交流形态以及由此形成的“知识创新的规模效应”，“知识只有在相互交流、相互合作中才能发展与壮大……富有意义的知识交流会造成新的交流结构和交流网，会进一步促进知识的创新，使知识在交流中不断地发展与壮大”②柯灵等：《知识经济》，中南工业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第204 页。。
总而言之，透过学术期刊公众号发出作者的声音，让学术共同体更多地倾听作者的文外之意和思想阐论，这种“他山之石”对于任何一本学术期刊以及不同年龄和层级的研究者都具有较好的参考意义和借鉴价值，值得党史研究学术期刊及其编辑的借鉴。如能用心经营、运用得当，类似举措将成为党史研究学术期刊“软实力”的有效载体，助推纸质期刊“硬实力”的持续提升，达到“硬实力”和“软实力”主辅相倚、互补互济的效果。无论从现有实践的角度还是从人文理想的高度来看，是否重视与作者的有效互动，是否重视公众号的运营，与学术期刊的长远发展和学术地位之间具有非常显著的因果逻辑关联。③比如，仅从《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的公众号于2022 年9 月20 日推送向阿红《一次非常难忘的投稿经历》一文所彰显的用心程度和学术价值，就可以真切地感受到《山东师范大学学报》如何从一本名不见经传的地方高校学报成长为一本具有良好学术声誉的核心期刊的真实历程，以及长期形成的编作交流传统在其间所发挥的建设性作用。如果阅读和学习近些年该刊编辑部陆续出版的“《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文粹书系”系列丛书，对于这一点则会产生更多体会。参见李宗刚等：《〈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发展纪略》，山东人民出版社2020 年版；
《学术期刊的探索与反响——〈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发展侧记》，山东人民出版社2022 年版；
等等。对于正在追求高质量学术发展的党史研究学术期刊来说，需将这种努力切实转化为日常建设举措。
承上所论，无论是期刊编辑对于已刊论文的学术评议，还是作者对于写作历程和研究心得的总结，都具有较强的原创性，是所刊论文思想和价值的再生产，本质上都是对党史研究学术论文的有效“增殖”，有利于重新凝聚党史研究的学术共同体。这在党史研究的学术化进程面临新的时代不确定性以及“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建设将对学术共同体的重组和结构产生影响等情势下显得愈加重要，将在较大程度上影响党史研究学术期刊的发展路径和学术愿景。至少在今后十几年内，党史研究学术期刊应该将培育和打造新型学术共同体作为一项根本职责，将聚拢一批学术涵养好、历史学基础扎实、熟稔党史研究学理特殊性、具有鲜明“问题意识”和现实关怀的学者作为公众号建设的核心任务，积极开拓思路，尝试多元路径，最大限度地为党史研究者特别是年轻学者的学术成长提供力所能及的服务。质言之，党史研究学术期刊公众号绝不应该仅仅成为已刊论文的再传播媒体，也不应该以已刊论文作为“原创”标识的主体内容，而是应该发展成为建构和强化新型学术共同体的一大基础设施。兹据此意，在公众号的运营实践和筹办思路中，还有一些现实问题的理论依据和运用前景需要得到进一步明晰，从而继续增强党史研究学术期刊公众号运营的科学化和学理化水平，不断提升公众号对于纸质期刊学术生产力的“增殖”功能。
比如，公众号在编辑和推送已刊论文的时候，可以适当突出作者“个人”“个体”的学术形象推介，在封面和内文中置放一些作者的生活照或工作照①从理论上讲，作者本人以及与论文所涉历史主题相关照片的搭配使用，使公众号推文增加了一种图像层次，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论文内容的传播以及读者、作者和编辑之间更为多样化的链接与沟通。“人是一种视觉动物”，似乎更适用于公众号这样的互联网媒介。，介绍作者的研究领域、学术专长和治学思想等，特别是有意增强具有发展潜力的年轻学者的知名度。相对而论，以往主要倚重纸质期刊和电子检索库的学术传播重视的是“文”而非“人”，期刊、读者和作者的关系往往是“见名不见人”“读文不识人”，学术期刊和检索单位一般无意也无力突出“个人”“个体”的信息和形象，新生代的年轻作者对于很多编辑和读者而言是一个远在天边的抽象存在。而经由公众号这种开放式自媒体的现代化学术传播，则可以有效实现“见名又见人”“读文又识人”，从而在情感上进一步拉近期刊、读者和作者的关系。这当然有利于形成一种潜在的学术互动格局，增强学术联络的密切性和近距感。由此可见，公众号的学术传播在本质上符合“学术（研究）”的“交流”本质，离开“交流”的“学术”将失去灵魂，是没有发展前途的。同时，突出“个人”“个体”还可以成为学术期刊公众号昭示现代人文价值的重要途径，毕竟现代学术及其不断创新主要是由一个个具体的学者来完成和推动的。在充分观照学者独立性与个体生命价值方面，有情怀的公众号有望在新的时代语境下承接“五四”以降的现代启蒙主义传统，科学锻造党史研究学术期刊的“软实力”。
再如，党史研究学术期刊及其编辑还可以通过对已刊论文二次传播数量和范围的分析，为今后的组稿方向和栏目设计等提供一些额外的参考指标。比如，《中共党史研究》的公众号曾推文介绍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等单位于2020年12月举办的“历史的选择：第一届中共学前沿论坛”，在短短两个月内即达到万余阅读量。这次会议体现了在临近中共百年的特殊时间氛围下，党史研究的独立学科建制问题再度引起广泛的学术关注，历史学界也表达出将中共党史引入学科建制的强烈考量。②在此次会议以前就有研究者提出“中共学”的概念，但因其概念界定和研究指向存在明显的逻辑缺陷，未能获得过多关注。而由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主导筹办的这次“中共学”会议，突出了历史学界介入党史学科建设的学术努力，显示历史学界愈加感受到“中共党史”对于理解20 世纪历史乃至更长时段历史的高度重要性。应该说，这才是党史研究走向科学化和学理化的根基。这就提示党史研究学术期刊有必要积极推介类似具有明显学术史意义的会议信息，进而增强公众号运营与原创性学科建设思想之间的关联程度。再如，主张推动和加强抗战时期基层民众史研究的黄道炫《倾听静默的声音》一文，在半天时间内就达到五六千次的阅读量。这固然得益于“高位学者”的学术影响，但就笔者与一些转发者的实际交流情况来看，大部分阅读者和转发者还是优先考虑题目本身所散发的人文主义光芒，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党史学界在当下无比复杂的整体环境和文化语境下，仍然保有一种人文主义关怀，令笔者感到党史研究的学术希望和理想之光仍然在高空闪耀。引申言之，党史研究学术期刊有必要依据这种数据和经验，在今后加强富具人文主义关怀的党史议题和相关论文的约稿与组稿，提升党史研究学术期刊的人文性，这是党史研究学术期刊能否“藏之名山、传之后世”的关键和要冲。又如，截至2023年初，金冲及《中共一大代表究竟是多少人》一文的两年阅读量高达2.3万余次，体现了包括历史学界在内的整个社会对于重大和基础党史问题以及中共建党史研究的广泛关注，提醒党史研究学术期刊理应继续加强中共早期历史研究论文的组稿和发表力度。总的看来，高阅读量和高转发量的公众号推文，其内容和取向大多带有一定的“公众史学”特征，这从一个侧面提醒党史研究学术期刊有责任、有义务推动严肃科学的党史知识和学术成果的“公众化”，在一个溢出学术共同体的更广阔的现代公共空间内有所作为，其中蕴涵的政治、社会、文化和学术意味非常值得品位。当然，公众号推文的阅读和转发数量对于组稿方向和审稿标准等维度的调适作用，还需要学术编辑综合考虑更多因素，尽力作出科学研判，绝不迷信、更不盲信简单的数据分析，其间还有很多理论问题值得探讨。
如上所述，党史研究学术期刊公众号的积极建设和用心运营，无论对于作者还是编辑而言都是有利的，在彼此的学术生产活动中均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属于典型的“互利”“双赢”，学术共同体的重塑和进化在很大程度上仰赖于编辑与作者的良性互动。正是立足于此，为了更好地助推党史研究新型学术共同体的成长速度和质量，党史研究学术期刊公众号有必要加强提供学术信息和研究资料的基本服务职能。譬如，对于历史研究最为基础的学术论文索引，党史学界在近20多年来做得实在太少，党史研究学术结构中的一个基础设施和重要环节长期陷入严重缺失状态。很多专题研究综述或述评类型的论文，存在明显的数据不全、遗漏数量较大等弊端，极大削弱了此类论文的索引参考价值。这种情况与普遍存在的学术史梳理和评析不足以及由此引致的学术论文写作水平不高、学术创新向度模糊等问题之间存在显著的因果逻辑关联，早已成为学界共识。制作全面、系统、完整的学术论文索引和学术专著书目索引，是党史学界面临的一个非常急迫的基础工作。正是考虑及此，在当下信息传播手段多样、资料整理技术日趋成熟以及纸质期刊不可能过多刊载索引资料等种种情势下，期刊公众号完全可以承担起定期刊布学术索引成果的职责，借此重新恢复和伸张学术期刊的基础功能与人文价值，找回“初心”。实际上，如果放长历史的视野特别是从学术期刊本身的发展史来看，学术期刊天生就负有提供和汇总学术信息的基本功能。比如1665年1月在巴黎创刊的世界上第一本学术期刊——《学者杂志》，其第一项办刊目的就是“提供欧洲出版图书的目录及有用的信息”①转引自张耀铭：《学术期刊与学术创新》，大象出版社2021 年版，第215 页。。尽管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和迁衍，学术期刊的这一功能和属性已经不再突出甚至被无情抛弃，但从历史研究本身的程序以及中共党史研究领域的实际情况来看，仍然存在着广泛的学术需求。
从重建和强固学术共同体的初衷和意图审之，基本的全面学术论文索引特别需要学术期刊编辑的亲力亲为，以达到掌握研究进展、熟悉各类作者的目标。只有透过完整、及时的论文索引工作以及相关的学术分析，编辑才能准确识别党史研究学术队伍的范围、体量、水准及其变化趋势，有效感知党史研究在选题、理念、思想、理论和水准等方面的结构与变动，从而据此不断调整约稿和组稿的方向以及审稿和编辑的标准。这既是不难理解的基本经验和学术逻辑，也是笔者在十余年间坚持学术论文索引工作并努力不断提升索引质量所取得的切实感受。与此同时，大部分专题性索引则可以由学术期刊编辑部约请具有相关研究经历和学有所得的学者及其指导的学生来完成，从而充分调动和发挥一大批专业作者群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需要学术编辑具有一定的前期学术史积累，并且可以在制作、修改和推送索引资料的过程中，不断识别和聚拢研究相关党史问题的学者群，从而推动形成各种类型和层级的学术共同体。比如，《中共党史研究》编辑部近年来邀请一批青年学者撰写了诸如“新世纪以来中共概念史论文索引”“新世纪以来中共西南地区革命史研究论文索引”“四十年来中共西南地区革命史著作要目”“四十年来有关中共西南地区历史文献资料书目集萃”“新世纪以来中共西北地区革命史研究论文索引”“四十年来中共西北地区革命史著作要目”“四十年来有关中共西北地区历史文献资料书目集萃”“1979年以来中共东北地区革命史研究论文索引”“1980年以来中共东北地区革命史著作要目”“1979年以来中共东北地区革命史文献资料书目集萃”“新世纪以来中共创建史研究论文索引”“四十年来中共创建史著作要目索引”“四十年来有关中共创建史文献资料要目索引”等一批研究索引资料，并在期刊公众号上陆续推送，得到了历史学界的支持与肯定，取得了较好的学术反响①有学者认为，这一举措有助于扩展党史研究的史料来源和范围，“唤醒一些‘沉睡’的资料，以深化中共党史研究”。其中，20 世纪80 年代以来的党史资料存量很大，但利用率不高，“因此，中共党史研究扩展史料首要的问题是把以前编就的各种资料梳理清楚，这对中共党史研究尤其是初学者而言是必须要做的基础性工作”。参见黄正林：《中共党史研究的史料与史学》，《党史研究与教学》2022 年第5 期。。特别是在“地理大区”的概念范畴下重新梳整21世纪以来或20世纪80年代以降相关学术成果的索引目录，将有助于党史学界在整合既往研究进展的基础上努力超越单一根据地史研究的传统治学思路。另外，从技术角度讲，研究索引的制作必须坚持全面、系统、完整、准确等基本原则，任何有预设的大幅度筛选和删减都会显著削弱研究索引的参考作用，这是必须要强调的一点。要言之，对于党史研究学术期刊及其编辑而言，某项研究索引及其背后的研究队伍，往往表征着一个个非常具体的“问题共同体”“作者共同体”“队伍共同体”。如能长期坚持和经营，有助于学术期刊及其编辑真正发挥在重构新型学术共同体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强化学术期刊及其编辑与广大党史研究者的密切合作。
最重要的是，重视研究索引的基础工作，正是学术期刊乃至整个党史学界接续和发展20世纪80年代党史研究学术传统的切实举措和精神表征。80年代的党史研究当然存在很多显要的问题和不足，但也拥有为之后各个历史时期党史研究所无法企及的学术优势，其中较为广泛和扎实的学术整理工作至少延续到90年代中期，生产出诸如《中共党史论著目录索引》《中共党史文摘年刊》《中国现代史论文著作目录索引》《中国现代史论文摘编》等一大批至今嘉惠学林的代表性资料著作。正因如此，包括学术期刊在内的整个党史学界应该形成并坚守这样的学术意识，即一本期刊或一个学者的学术史地位，不仅仅体现在由各种具体问题研究所形塑的研究进展，更取决于扎实勤勉的学术风气、求真创新的突进勇气以及坚持文化启蒙的智性骨气等，这应当成为党史学界的共识。由是言之，党史研究学术期刊及其编辑加强研究索引的基础工作并通过公众号发布，有利于重新滋育和强化党史研究“仰望星空、埋头耕耘”的精神风范，“重返80年代”绝不能仅仅沦为一个空洞的口号。
为了更好地重建党史研究的学术精神，在制作全面索引和专题索引的过程中，编辑还可以系统翻阅和反复温习自家的过往期刊，深入梳理和分析办刊思想、学术理念和组稿标准等方面的演变进程，并从严谨的学术史视角和目前党史研究存在的不足等“问题意识”出发，精心挑选出在选题、史料、观点、思想、理论和方法等方面仍然具有学术史意义的一批典型论文，重新在公众号上推送，达到“好文重刊”“旧文新识”的目的。在此过程中，仍然需要学术编辑以“编者按”“编辑手记”等形式，作出一些具有时代意义的界说和阐论，明确这些旧文的研究进展和学术理念对于解决目前党史研究所面临的一些困局的作用和价值，从而引发新一代年轻研究者的重视和共鸣。比如2021年2月25日，《中共党史研究》的公众号首度开设“重温党史研究经典文献”栏目，推送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原载《中共党史研究》前身期刊之一《党史通讯》1984年第1期的胡绳《谈谈党史研究工作》一文，为此所配发的“编者按”概括指出：“这些讲话基本涵盖了党史研究的基本理念和学术准则，体现了党史研究最具普适性的一种治学传统，现在读来仍然颇受教益，不仅深刻地影响了一代党史学者，而且对一段时期以来包括党史研究在内的整个历史研究存在的问题也具有非常鲜明的针对性，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重塑党史研究的科学理念仍然具有很强的启发性……党史研究的学术化需要求新求变，也需要注重学术传统的重新发掘和诠释。新一代的研究者只有常常返回到党史研究学术化的历史起点和学术脉络中，才能真正推动党史研究学术化进程的不断进步。”这篇文章经重新刊布后，笔者收到不少年轻研究者以及业已退休的前辈学者的多条反馈，他们充分肯定了这一举措的积极作用，大多认为最近一段时期以来的党史研究确实存在没有充分观照胡乔木、胡绳、龚育之等老一辈学者的学术思想的现象，导致出现了一系列问题，故而迫切需要重新熟悉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一些经典论文，并从总结党史研究基本学术传统的高度加以重新评估。由此看来，公众号推送过刊论文并由编辑进行界说、阐论的做法，极大地凸显了历史研究的“层累性”特征。事实上，至少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很多党史期刊发表了大量至今依然具有较高学术质量和参照价值的论文，非常值得期刊公众号经常性地加以回溯和重刊。20世纪80年代以来那些尚未实现电子化“上网入库”的党史研究学术期刊（如《党史研究》《党史通讯》《中共党史资料》《党史研究资料》等）以及各地党史工作部门征集的各种类型资料（特别是主办的内部期刊）等，亦可由相关期刊公众号不间断地推送其历年目录和重要论文。应当说，这既是学术编辑熟悉党史期刊发展史和广义学术史以及总结党史研究学术传统的过程，也是为党史学界推介重要学术文本以及提高学术史回顾水平的切实举措。无论哪种层级或级别的党史研究学术期刊公众号，在这方面的工作空间还相当巨大，可以有效提升编辑的学术素养，迅速增强学术期刊及其公众号的“服务意识”。①截至目前，几乎所有学术期刊公众号在这方面的工作尚未真正展开。当然，个别学术公众号的实践具有很好的学术水准和启发意义。比如，由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中国史专业运营的“史通”公众号，于2021 年12 月25日重新刊布《山东大学学报》1988 年第4 期发表的王学典《斯大林地理环境观的再认识》一文。“编者按”非常准确地言说了这篇文章的发表背景：本文因应“反思教条主义”以及“回到马克思去”的时代思潮，对曾给中国史学界带来重大影响的“斯大林地理环境观”作出深入分析，认为斯大林用“‘社会的变化和发展比地理环境的变化和发展快得不可比拟’来否认地理环境对人类历史的影响”是违背历史观点的，“给人以表面化之嫌”，“地理环境正是以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发挥作用的形式，悄悄地影响着整个人类历史，特别是人类的前资本主义的历史”，“人们总是围绕着既定的自然条件来展开自己的历史”。王学典在12 月27 日的个人转发中额外附言道：“此文直到现在仍有参考价值的一点是：强调了人类文明的多样性来源于地理环境的多样性这一观点。”
上述公众号建设的举措或设想不仅仅在学术传播方面构成纸质期刊功能的一种“自然延伸”，更在学术内容供给、学术规范濡化和学术精神重建等众多维度彰显了党史研究学术期刊的“服务意识”，对于凝聚学术共识、推助学术共同体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象征意义和引导作用。长期以来，包括党史研究领域在内的各大专业学术期刊的数量有限，拥有“买方市场”的体制优势，加上近20年来学术评价机制的主导性增强，大多数学术期刊养成了非常强烈的“评价意识”，相对缺乏主动而清晰的“服务意识”。但根本的问题在于，“服务意识”才是学术期刊本应持守的一大核心价值，“服务意识”匮缺的学术期刊会逐步丧失其作为“媒介”“媒体”的根本属性，学术编辑及其成长也必然会出现定位混乱、迷失乃至异化等一系列负面问题。因此，学术期刊及其编辑在未来有极大的义务和责任，努力平衡“评价意识”和“服务意识”之间的关系，加大“服务意识”的培育和张扬。就党史研究领域而言，公众号完全可以补足纸质期刊在“服务意识”方面的短板，借此恢复和强化学术期刊的公益属性和公共价值，这同样是党史研究学术期刊及其编辑的基本职责和使命，更是党史研究学术期刊“软实力”的重要来源。
如果说纸质期刊及其承载的“评价意识”集中代表着党史研究学术期刊的“硬实力”，那么公众号及其张扬的“服务意识”就可以构成党史研究学术期刊“软实力”的重要一极，公众号有望成为纸质期刊的“影子内阁”。综观已有的运营良好的各类学术期刊公众号，它们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学术独立性，与纸质期刊之间形成了一种“学术互为关系”，共同缔造了学术期刊的“硬实力”和“软实力”。公众号对于所刊论文以及其他相关学术信息的传播力度和效度，业已得到验证。从根本上说，这是由学术期刊作为“媒介”“媒体”的“传播”本质所决定的，“学术期刊在内容上尽管必须以学术为本，但作为刊物，它毕竟带有媒体性质。媒体的功能在于传播，而知名度正是传播力的重要表征和保证。既然如此，要做大做强一本学术期刊，就不能忽视知名度建设”①邹晓东：《我在〈文史哲〉干编辑》，广西人民出版社2022 年版，第186 页。，“传播才是学术期刊未来的生命所系”②仲伟民：《直面人文学术危机》，浙江古籍出版社2022 年版，第87 页。。在这种情势下，党史研究学术期刊理应继续加强媒体自觉意识和整体策划能力，充分开掘公众号的学术潜能，将公众号平台真正发展成为学术信息传播体系建设进程中的重要一环，进一步提升学术期刊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设若如此，即使纸质期刊偶尔出现组稿质量不高的情况，也不会从根本上影响期刊整体的口碑和地位。
因是之故，学术期刊公众号的涌现和建设体现了编辑工作与时俱进的基本特质。在当下的社会生活情境和学术生产体制下，没有公众号的配合与因应，一本学术期刊当然也可以生存和发展。但就精神取向与核心价值而论，多少背离了“创新求变”的“学术”本质，没有公众号的党史研究学术期刊不能再“自甘平庸”了！在当前学术信息化程度愈日加深的形势下，晚做不如早做，应付做不如认真做，凑合做不如精心做，“形式主义”不如“内容为王”，仅仅“服务期刊”不如“服务学界”。任何一本党史研究学术期刊都需要放弃“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酒香不怕巷子深”等传统保守思路，转而努力培养和科学形塑一种学术期刊的“互联网思维”。更快、更好、更强的公众号运营和建设，应当成为所有党史研究学术期刊及其编辑的“职业下意识”。正如上文所述，相较纸质期刊，公众号的公共空间性质更为突出，同样能体现“学术期刊乃天下之公器”的普遍价值观，值得期刊及其编辑的积极投入。如何主动设置公众号的议题、尝试开设各种类型的栏目、提供更具实用性和普惠性的资料、引导党史研究的公共价值建设等，在在考验着期刊及其编辑的智慧与能力。不同于纸质期刊的筹办和编辑，大部分公众号编辑工作属于知识和智性层级不高的“手艺活”，很多工作设想和运营路径具有较高的可操作性，固然需要一定的知识水准和学术灵感，但主要还是仰赖学术编辑的默默投入、无私奉献和勤勉敬业，取决于期刊编辑部本身的理想情怀、公益精神和工作意愿。这种“为他人作嫁衣”的“服务意识”，既是打造学术期刊“软实力”的前置条件和重要源泉，也是学术期刊“软实力”本身的内涵和价值昭显。
以此审之，虽然公众号建设目前已成为若干党史研究学术期刊的日常性工作，但在精力投注和筹办质量等方面无疑还存在相当巨大的提升空间。当然，困难和不足也是始终存在的。比如，在目前的工作体制下，大多数期刊不可能聘用专职的公众号编辑，因此就必然要求学术编辑在日常工作中兼顾“网络编辑”的特质，注重“网络编辑”和“纸刊编辑”的有机融会，这显然对于学术编辑的综合能力和素养提出了更高要求。同时，期刊公众号的任何学术实践，绝不仅仅具有“技艺”“技术”的经验属性，其背后仍然潜蕴着一定的思想预设、理论依据和文化意涵，故而需要编辑在较为充分的运营基础上，及时作出一些理论总结和路径创新，推动公众号编辑工作步入从经验到理论再到实践的螺旋上升通道。概言之，学术编辑有必要在实践和理论及其互馈等多种层面，经常性地思考和总结如何更好地发挥新媒介在学术生产和传播进程中的创造性作用，如何更好地利用自媒体服务和重建党史研究的学术共同体，如何更有效率地通过公众号平台发表和传播优秀学术成果，如何通过公共媒介推动学术编辑的身份重塑和价值再生。
综上所述，在目前办刊竞争压力日趋增大的情势下，党史研究学术期刊更需要严格遵循“学术”的本质、学科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做期刊”的高位标准，从根本上提升编辑队伍的学术素质，同步强化纸质期刊组稿的前沿性和公众号运营的规范性。毕竟，由公众号建设所着力打造的学术期刊“软实力”，在根本上仍然取决于“硬实力”的不断巩固和强化，“软实力”不可能脱离“硬实力”而单独存在。但需要注意的是，受制于目前学术环境的结构性取向，不同期刊的学术论文在公众号上的关注度存在明显的不平等现象，并不完全取决于论文的学术质量、研究者的学术理念以及编辑的工作情怀。很多公众号取得的高阅读量和高转发量，根本上是因为期刊本身处于学术评价体系的“头部”，映照出目前学术评价体系下各种学术期刊公众号运营和发展的不同境遇。也许正因如此，一些研究者认为这种“社交媒介”产生的过量信息反而构建起了沉默的大众，“媒介，表面上加速交流，本质上却阻断交流；
大众，表面上释放出更多的话语权，实际上失去了回应性”。①参见刘文嘉：《“别无选择”：为何难以通过社交媒介求共识》，《读书》2022 年第2 期。这是活生生的残酷现实，既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不少党史研究学术期刊创办并用心经营公众号的积极性和内在动力，也在一定意义上加剧了党史研究结构和取径的分立与分化，从长期来看并不利于党史研究学术生态的维系和转型。
考虑及此，笔者也想表达一些对于公众号建设的“忧思”。类似公众号等学术新媒体的发展时间很短，具有建设性、发展性且学术效果明显的实践远远不够充分，无论是学术期刊编辑部还是整个学界对此尚缺乏全盘思虑，相关的学术研究成果不多。不同于传统的纸质媒介，自媒体的流动性、易变性更强，具有“液态化”的显著特征，研究者很难将这种媒介所呈现的人文气象与世界的“真实”实现一种科学剥离，也很难在这种媒体活动中感知到人和世界及其关系的本质。随着近些年来信息化技术进程的加速演化，人们所处的时代和社会变化得太急剧、太匆急，包括党史研究在内的很多领域的学术期刊主动或被动地使用公众号进行学术传播，但目前谁都无法完全准确、科学地评估这种手段和形式的效果与影响，它将有利于进一步认知“学术”的本质与功能，还是沦为网络流量的“伪学术”表征，尚需更多时日作出估判；
如何通过公众号建设取得学术共识、参与学科建设、推动规则重建，尚存在很多中介性理论问题需要深入探讨。在某种意义上，现代学术生产对信息技术的过度借重甚至盲目信任，或许所指向的并非一种美好的乌托邦想象。但我们身处其间，又如何能看得清楚呢？有时，即使学富五车、理想充盈的知识分子，面对当下的时代狂潮也不得不被裹挟而去，这大约就是身处时代而又无法清晰认知时代以及知识系统面对繁复现实而无所适从的无可奈何之处。但恰因如此，学术编辑才更应该努力寻求、创设和提升编辑工作的科学性，借助包括公众号在内的一切途径，为更好地创新党史研究的学术体系和思想内蕴作出更高水准的贡献，毕竟“历史学家提供或应该提供的另外一种东西是认识论上高标准的表率”①〔美〕阿兰·梅吉尔著，黄红霞、赵晗译：《历史知识与历史谬误：当代史学实践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 年版，第3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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