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中共中央领导党史研讨主要经验研究

魏德平

（陕西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延安时期，中共中央领导的长时段党史研讨取得了显著成效。中共中央领导党史研讨清算了张国焘个人历史，为中共中央政治上批判张国焘问题提供了史实基础，维护了中共中央领导权威和地位。通过对土地革命时期党史重点清算，统一高级干部对“王明路线”危害的认识，为否定土地革命时期中共中央错误的政治、军事和组织路线奠定了基础。延安整风运动期间，毛泽东等中共中央核心领导人更是以中共党史研讨为突破口，批判所谓“王明路线”，破旧立新，确立新的思想、政治和组织路线，最终形成中共历史上有深远影响的纲领性文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新的党史叙述基础上统一全党认识。因此，拓展和深化延安时期中共中央领导党史研讨不但有重要学术价值，也有一定现实意义。

官方主流叙述虽整体上对延安时期中共中央开展的土地革命时期党史研讨给予高度评价，然而对此有分量的学术研究却不多见。官方党史对此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历史亲历者的回忆录或其他相关回忆文章之中，但一般仅概括性评价延安整风期间其亲身参加的“山头”党史座谈会内容，或仅对此类会议作简要述评，缺乏对其全面而宏观的考察。洪认清集中对毛泽东与延安史学关系作了梳理，强调《如何研究中共党史》对中共党史学的研究对象、任务、目的和方法等问题进行了全面阐述［1］78。韩伟指出延安整风运动期间中共中央通过领导对包括苏区史在内的中共历史的研究和反思，推动中共各级干部纠正教条主义，“左”、右倾错误思想，提高了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认识，促进了党内团结，构成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重要基础［2］。拙文也对延安时期中共中央以党史研讨解决政治问题作了简要剖析，认为延安时期中共中央对土地革命时期党史研讨开启了以党史研讨解决政治问题的新模式。这种新模式既实现了中共中央通过研究历史问题，尤其是研讨党史上重要问题得失，进而影响现实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调整和确立，也存在以现实需要裁剪历史的局限［3］。但上述研究主要聚焦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或者聚焦于党史研讨本身，缺乏关于延安时期中共中央领导党史研讨经验的宏观概括和总结。本文拟以延安时期中共中央领导党史研讨主要经验为研究对象，延展学界既往研究，深入考察延安时期中共中央领导党史研讨取得重要成绩的前提条件、关键因素和制度保证。

延安时期中共中央着力推动的党史研讨涉及的主要内容都与当时中共现实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有密切关联。中共中央在领导党史研讨期间，采取了既追求党史研讨求真宗旨又兼顾现实政治需要的务实政策。在解决张国焘问题维护中共中央领导权威时明确将张国焘个人历史与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作了区分。在解决中共历史上路线是非问题开展党史研讨时明确提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原则。

中共中央解决张国焘问题时比较充分考虑党史研讨与政治现实之间平衡的政策问题。1937年2月6日，张国焘在受到中共中央批判后被迫向中共中央提交书面检讨《从现在来看过去》。张国焘在《从现在来看过去》中强调：“我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党员、也是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一个委员和党的路线的一个坚决的执行者，我是中国苏维埃运动中和整个红军中一个战士，从鄂豫皖赤区到川陕赤区，我执行着四中全会的路线。我不是中国党中央的反对派，也不是有特殊政治见解的人物。我不是代表苏维埃运动中一种特殊形式，也不是代表红军中的某一系统，更不是所谓实力派，因为这是我坚决不愿意做的，没有什么理由使我这样做，因为我是一个布尔什维克的党员，而且我认为每一个布尔什维克的党员都不应当这样做，因为这是布尔什维克党所不容许的。”［4］605张国焘对自己个人历史的上述认识和评价显然与中共中央有原则性分歧。因此，中共中央要解决张国焘问题必须对其个人历史进行集中清算。1937年2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宣传部代部长凯丰著文《党中央与国焘路线分歧在哪里》，回应和批判张国焘。该文正文分十三个部分对张国焘历史作了全面分析和批判，并对张国焘历史问题作了政治定性：“国焘路线的性质是苏维埃运动中一种特殊形式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军阀、土匪主义。”［5］721937年3月23日至31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延安会议”，继续清算张国焘历史问题。“延安会议”从3月27日起开始集中批评张国焘错误。3月30日，毛泽东在会上回顾张国焘个人历史后指出：张国焘“要用枪杆子审查中央的路线，干涉中央的成分和路线，这是完全不对的，根本失去了组织原则。红军是不能干涉党中央的路线的，张国焘在分裂红军问题上做出了最大的污点和罪恶”［6］667-668。

3月31日，张闻天在会议报告中也对张国焘个人历史进行了剖析，进一步批判了“国焘路线”［7］442。同日，“延安会议”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正式对张国焘历史问题定性，通过对张国焘个人历史评述，明确将张国焘问题定性为“退却路线与军阀主义”“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等在中共党内的具体表现［8］162-163。1938年4月17日张国焘在武汉“自行脱党”。中共中央立即对其在土地革命时期历史进行总结清算。1938年4月18日，中共中央立即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对张国焘问题进行公开处理。决定强调：“查张国焘历年来在党内所犯错误极多，造成许多罪恶。”“张国焘这种行动当然不是偶然的，这是张国焘历来机会主义错误的最后发展及其必然结果。”［9］497随即，中共中央还专门对张国焘问题发表了解释说明性文件。4月19日，中共中央颁布《中央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党内报告大纲》，对张国焘在党史上的错误作了详细说明，最后指出：“张国焘的脱党是有他的一贯的历史根源的，这是他的机会主义的最后发展及其必然结果。”［10］500中共中央通过党史研讨对张国焘个人历史作了定性，清算了张国焘个人历史，进而捍卫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权威和地位。

中共中央在清算张国焘历史问题时对原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作了原则性区别。《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强调：“中央对于在国焘同志领导下的四方面军的干部的艰苦奋斗，不怕牺牲，不畏险阻，英勇苦战，献身于苏维埃事业的忠诚，表示深切的敬意。对于四方面军的干部在中央直接领导之下所获得的极大进步与对张国焘路线的正确认识，表示极大欣慰。过去红四方面军所犯的错误，应该由张国焘同志负最主要的责任。一切把反对张国焘主义的斗争故意解释为反对四方面军全体干部的斗争，把四方面军的干部同中央对立的企图与阴谋，应该受到严重的打击。”［8］164但是，随着批判张国焘历史问题的深入，这场批判还是逐渐波及红四方面军其他领导干部，“使一批四方面军干部，受到了不应有的伤害”，“引起强烈不满情绪”，最终“抗大搞出个‘反革命事件’”。毛泽东获悉此事后委派徐向前积极做安抚工作［11］456。毛泽东还亲自作受此事牵连而被关押的许世友等人的工作，对许世友明确表示：“红四方面军的干部，都是党的干部，党的宝贝，不是他张国焘的干部。张国焘的错误，应该由他自己负责，与你们没有关系。”并向许世友“谈起了张国焘错误的实质、危害和根源，张国焘的‘愚民政策’和两面手法，以及给中国革命造成的巨大损失等等”［12］18。为了消除因批判张国焘问题给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造成的负面影响，1942年7月2日，中共中央又专门发出文件，强调“对原四方面军干部，如果在现在工作中有成绩，则应当表扬。如果犯有错误（任何干部都有犯错误的可能），则应当就错误的性质与程度，加以指出，并帮助纠正”。“当原四方面军干部犯有错误时，决不可轻易加上‘国焘路线的继续’，‘国焘路线的残余’等等大帽子”［13］352。中共中央通过党史研讨对张国焘个人历史问题的总结清算，以及对原红四方面军为主广大指战员历史贡献的肯定，既捍卫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权威，明确了中共中央与张国焘斗争的是非曲直，又教育、团结和争取了原红四方面军为主广大指战员。原红四方面军领导人李先念在20 世纪80年代对该事件作了高度评价：“党中央处理张国焘问题所采取的方针、方法和步骤是很正确的，也是非常成功的。”“这些经验非常宝贵，对以后解决党内问题有着很重要的指导意义。”［14］

延安时期中共中央为解决党内路线问题开展的党史研讨也明确将“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作为主要的党史研讨政策加以贯彻。延安时期，中共中央在推动党史研讨向纵深发展时一度出现过分追究个人责任倾向。在中共中央高层党史研讨过程中，一些原领导人受到批判和追责。在党史学习研讨过程中，王明、博古所犯错误一度被“怀疑是党外问题”［15］92。博古被指责为曾有“篡党”嫌疑［16］161。张闻天也受到严厉批判，被指为“有狭、高、空、怯、私的毛病”，“不顾全大局，无自我批评精神”［17］454。周恩来处境也较为艰难，险遭公开批判［18］212。在党史研讨向中共全党展开过程中，某些过去“错误路线时期”领导人、执行者也受到公开批判。较为典型的例子就是1942年10月19日召开的西北高干会，中共中央颁布的《中央关于一九三五年陕北（包括陕甘边和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对朱理治、郭洪涛等肃反责任人的政治定性和组织处理［19］301-302。在中共党史上，尤其是在“王明路线”时期，中共中央曾犯过严重错误，如在党内推行“无情斗争，残酷打击”政策，厉行肃反，滥捕滥杀等，危害和后果相当严重，负面影响深远。党史上遭受打击迫害的幸存者、当事人要求追究错误路线领导者、执行者的个人责任有其客观原因，也属正当诉求。但是，从政治上和中共全党利益考量，如果集中追究历史细节和具体责任，那么势必会背离毛泽东1941年9月10日在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提出的“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把犯了错误的干部健全地保留下来”［20］的初衷，也不利于中共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团结。因此，中共中央必须从政策层面加以引导使党史研讨沿着有利于现实需要的方向发展。

针对上述问题，中共中央核心层领导人及时对正确进行党史研讨作了政策指导。1942年3月30日，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讲话时明确指出：“研究党史上的错误，不应该只恨几个人。如果只恨几个人，那就是把历史看成是少数人创造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不是主观主义，应该找出历史事件的实质和它的客观原因。”“领导人物也是客观的存在，搞‘左’了，搞右了，或者犯了什么错误，都是有客观原因的，找到客观原因才能解释。”［21］406-4071944年3月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在清查党内历史问题时，“我们要强调产生错误的社会原因，不要强调个人问题，因此我们的组织结论可以宽大些。这个方针现在就要宣传解释，使同志们了解实行这个方针的必要。思想要弄清，结论要宽大，对党才有利。我们反对四中全会后党内斗争的错误方针，因此要采用宽大政策，否则便成了四中全会的学生，便不能弄清思想问题，吸取经验教训。”［15］94同年4月12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指出：“关于研究历史经验应取何种态度问题。中央认为应使干部对于党内历史问题在思想上完全弄清楚，同时对于历史上犯过错误的同志在作结论时应取宽大的方针，以便一方面，彻底了解我党历史经验，避免重犯错误；
又一方面，能够团结一切同志，共同工作。”“这次处理历史问题，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对于人的处理问题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这是我们的党兴旺发达的标志之一。”［22］937-9381944年10月26日，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任弼时在出席湘赣苏区历史问题座谈会时也明确指出：“我们在研究历史问题时，应该有实事求是的精神。就是说一方面我们要看出错误并研究犯这些错误的原因，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哪些地方有成绩。我们不是否定一切的态度。”“我们检讨历史问题的目的，对党来说是要很好地检讨那个时期的经验教训；
对个人来说是要弄通自己的思想，基本上不是追究责任应归哪个人负，而是把思想搞清楚，以对过去错误的检讨来教育全党。”［23］352毛泽东、任弼时等当时都是中共中央资望很高的主要领导人，他们的上述表态对纠正党史研讨出现的偏差有重要作用，也明确了党史研讨的基本政策。中共中央通过对党史研讨追究个人责任倾向的纠正，实现了通过党史研讨“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预期目标。中共中央检讨党史“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目标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得到了比较充分的体现。《决议》从政治、军事、组织和思想四方面回顾和评述了中共党史上部分有代表性的重大事件，最后指出：“任何过去犯过错误的同志，只要他已经了解和开始改正自己的错误，就应该不存成见地欢迎他，团结他为党工作。即使还没有很好地了解和改正错误，但已不坚持错误的同志，也应该以恳切的同志的态度，帮助他去了解和改正错误。现在全党对于过去错误路线的认识，已经一致了，全党已经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周围团结起来了。因此，全党今后的任务，就是在弄清思想、坚持原则的基础上加强团结”。“我们党关于党内历史问题的一切分析、批判、争论，是应该从团结出发，而又达到团结的，如果违背了这个原则，那就是不正确的。”［24］110

延安时期中共中央领导的党史研讨从其发轫的解决张国焘问题到最后将党史研讨成果形成中共全党纲领性权威文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都明确将党史研讨与现实政治需要紧密结合起来。中共中央统筹党史探究与现实政治需要原则为延安时期党史研讨顺利推进创造了前提。实践表明，这样的党史研讨为当时中共中央解决现实政治问题提供了重要依据，使现实政治问题的解决有了比较厚重的史实基础。中共中央将党史问题研究和现实政治问题的解决联系在一起，也避免了党史研讨出现只为求真而忽视现实需要的倾向。总体而言，延安时期的党史研讨在弄清历史真相和满足现实需要方面做到了恰当的平衡。

延安时期中共中央领导的党史研讨主要针对与现实政治有密切关联的中共党史上重大政治事件展开。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等中共中央核心层领导人在推动党史研讨向纵深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的推动作用。当党史研讨向纵深发展后，其他一些中共中央领导人在反思党史经验教训后也助力于党史研讨的深化和拓展。

中共中央核心领导层部分领导人积极推动对党史问题的深入研讨。毛泽东是中共中央核心领导层推动党史研讨的关键性领导人。1936年12月，毛泽东在公开讲演中对中共党史作了简要评述：“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中，除了犯过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和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两个错误之外，还犯过了下述的两个错误：其一，是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的‘左’倾机会主义，这个错误使得土地革命战争受到了极端严重的损失，得到了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不能战胜敌人反而丧失了根据地削弱了红军的结果。这个错误是在一九三五年一月扩大的中央政治局的遵义会议时纠正过来了。其二，是在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的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这个错误发展到破坏了党和红军的纪律，使一部分红军主力遭受了严重的损失。”［25］1851937年6月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强调：“党曾经犯过右的与‘左’的总路线上的错误，使革命受到损失，这是不能否认与不应否认的事实。”“党除在个别时期犯了‘左’右倾路线错误之外，还在差不多一切时期中犯了若干个别问题的‘左’右倾原则上的错误，这在斗争策略问题、宣传教育问题、党内关系问题上都有过，有些并在现在还存在着”［26］505-506。1942年3月30日，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讲话强调：“现在大家在研究党的历史，这个研究是必须的。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这当然不是说要把历史上每一件事统统搞清楚了才可以办事，而是要把党的路线政策的历史发展搞清楚。这对研究今天的路线政策，加强党内教育，推进各方面的工作，都是必要的。”［21］399刘少奇也较早公开向中共中央提出党史问题需要重新认识和评价问题。1937年2月20日，刘少奇致信当时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张闻天，列举大革命时期工人运动中各种典型的“左”倾事件，批评中共中央在大革命期间的“左”倾错误，并提出深刻检讨党史的必要性：“我想在研究西安的‘左’倾错误（指“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东北军少壮军官不满和平营救张学良政策于1937年2月2日发动的兵变，史称“二二事变”——引者注）时，应提到十年来我们对于历史教训的问题。这个历史教训深入每个人的思想中，如果不正确解决的话，那以后的问题还正多哩！”［27］47-48同年3月4日，刘少奇再次致信张闻天，提出“过细想想，我们过去在白区的工作不是失败又是什么呢？我们白区工作的成功实在太少”。刘少奇强调：“我们白区工作削弱的原因，客观上固然有帝国主义国民党和叛徒的白色恐怖，然而主要的还是由于我们在主观上的错误。”“我觉得我们从大革命失败八七会议以来，是一贯的犯了左倾冒险主义与宗派主义的错误。正因为有这种错误，所以我们在国民党统治下虽然有极艰苦与英勇的工作，也就不能巩固，聚积与加强我们的力量，反而削弱了我们的力量。”［28］802-803以毛泽东、刘少奇为代表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对中共党史的反思显然已经突破遵义会议决议《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对中共党史的定性：“政治局扩大会指出过去党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对于我党的整个路线说来不过是部分的错误。”“政治局扩大会更号召全党同志像一个人一样团结在中央的周围，为党中央的总路线奋斗到底，胜利必然是我们的。”［29］66这也就提出了重新检讨党史重大问题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问题。正如1937年6月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所强调：“党在过去犯过许多大的、小的、‘左’的、右的、不合于马克思主义原则性的错误，党也从对这些错误的斗争中锻炼得更强些，革命成绩也从克服错误的斗争中得出来。现在还存在着的将来也会要发生的错误，必须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性给以解决与给以防止。”［26］507“我们党内存在着某种错误的传统”，“全党还没有克服得干净，有些还正在开始系统地提出来解决。新的环境与任务迫切要求对这个问题来一个彻底的转变”［26］510。毛泽东、刘少奇对中共党史的反思和质疑，已将党史研讨同现实政治需要紧密联系在一起，无疑是推动延安时期中共中央检讨党史问题的重要动因。

中共中央领导的党史研讨也得到中共其他一些重要领导人的支持和推动。在毛泽东等推动中共党史研讨在中共高层展开后，尤其是经过延安整风运动的推动，中共中央一些负责人先后开始反思党史，逐渐加入到推动中共党史研讨的领导队伍。任弼时是延安整风运动期间中共中央核心领导层推动党史研讨的重要代表。1942年10月19日至1943年1月14日，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驻会指导西北高干会，积极引导中共高级干部，尤其是西北地区党政军高级干部进行西北党史上以“肃反”为核心的党史研讨。会议期间，任弼时不但主持会议，还代表中共中央就西北党史上重要历史问题作总结［30］607-608。1944年10月26日，任弼时主持湘赣工作座谈会，积极引导原土地革命时期在中共领导的湘赣根据地工作的高级干部对党史进行研讨［23］349。土地革命时期曾在中共中央担负重要领导职务的周恩来、张闻天等对自己的历史进行了深刻反思和剖析，并以身作则积极推动党史研讨。1941年9月10日，张闻天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表示：“过去我们对苏维埃后期的错误没有清算，这是欠的老账，现在必须偿还。犹如现在做了领导工作而过去没有做过下层工作的，也要补课。”“反对主观主义，要作彻底的清算，不要掩盖，不要怕揭发自己的错误，不要怕自己的癞痢头给人家看。”“过去国际把我们一批没有做过实际工作的干部提到中央机关来，是一个很大的损失。过去没有做实际工作，缺乏实际经验，现在要补课。过去的老账，必须要还。”［31］162之后，张闻天身体力行，带领一支调查队伍深入陕北和山西部分地区开展调研，用实际行动“补课”。1943年12月16日，张闻天在总结个人历史基础上完成四万余字的“反省笔记”，严肃检讨自己的个人历史，随后积极参与党史研讨，成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工作的重要参与人。1943年，周恩来从国统区回到延安后积极参加党史研讨，查阅大量历史资料［32］314-315，写了五万多字笔记，对过去中共党史进行再认识。周恩来在参与党史研讨过程中严肃检查自己“在历史的几个关键时期的错误”，以自己的亲身经历积极推动党史研讨的深化［33］563。周恩来还亲自撰写关于研究中共六大的长篇文章，并于1944年3月3日至4日在中共中央党校作了公开报告，带动中共高级干部进行党史研讨［34］157。在中共军队中拥有重要领导地位和威望的朱德、彭德怀等人也是推动党史研讨的重要代表。1942年12月4日，朱德在西北高干会上指出：“我们在过去犯的主要错误”，“就是‘左’的幼稚病，在中国很长一个时候就是犯的这个东西”，提出要学习马列主义加以克服［35］635。1944年，朱德在编写红一军团史座谈会上强调：“我们快开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需要从历史上来总结建军以来的经验教训。”［36］123抗战后期，彭德怀回到延安后主动向中共中央提出召开华北工作座谈会，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在华北工作座谈会上，彭德怀不但“回顾了七年半以来华北敌后斗争的胜利，指出华北几个根据地的工作都有巨大的成绩，并且对取得成绩的经验作了总结”，而且还主动“对自己在华北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进行了严格的自我批评”［37］368。上述中共中央党政军主要负责人对党史研讨的推动也是延安时期中共中央领导党史研讨稳步推进的重要动力。

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在领导和推动党史研讨过程中，也让全党尤其是中共高级干部逐渐认识到他们在党史上的贡献，为中共高层干部队伍更替和巩固作了思想和政治上的铺垫。其他一些在党史上犯过错误但是积极改正错误的高级干部用现身说法推动党史研讨的开展也加强了党史研讨的深度和广度。延安时期中共中央核心领导层对党史研讨的推动，实现了通过党史研讨加强全党思想、政治和组织等团结的初衷，妥善处理了“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问题，最终在新的思想、政治基础上强化了新的组织团结，巩固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的组织基础，确保了中共七大的顺利召开以及各项任务的实现。

延安时期，中共中央领导党史研讨首先从中共高级干部开始，确定统一高级干部对党史问题的认识为党史研讨重点。还建立和健全了相应的党史研讨组织机构保证党史研讨能有序稳步推进。在全党党史研讨基础上最终通过正式文件《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将党史讨论的主要成果升格为全党遵循的党史共识。

中共中央首先统一高级干部对党史的基本认识是推动全党党史研讨的重要基础。中共中央从解决张国焘问题拉开党史研讨序幕到最终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统一全党对党史问题基本认识的历程都坚持了首先统一高级干部对党史认识的基本策略。1935年9月12日，中共中央召开俄界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该决定对张国焘进行了系统批判，但是为避免《决定》公布后可能刺激张国焘激化党内矛盾，因此“这一决定只发给党的中央委员”［38］940-941。中共中央直到张国焘“南下”战略败绩已经明显暴露，以及中共中央在陕甘地区取得一系列胜利后，才在党内公布了中共中央对张国焘问题的定性和处理。1936年1月22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张国焘同志自同中央决裂后，最近在红四方面军中公开的成立了他自己的‘党的中央’、‘中央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与‘团中央’。张国焘同志这种成立第二党的倾向，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党中央除去电命令张国焘同志立刻取消他的一切‘中央’，放弃一切反党的倾向外，特决定在党内公布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二日中央政治局俄界会议的决定。”［39］3延安时期，中共中央在推动党史研讨时也是以首先统一高级干部对党史问题的认识为主要方针。如前文所述，中共中央曾多次召开高级干部参加的政治局常委会、政治局会议以及政治局扩大会议都对党史问题进行过深入研讨。1941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共中央连续五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五次会议检讨了中共党史上、特别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中共的政治路线问题。“会议对十年内战后期中央领导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问题，基本上取得一致认识。”［40］385随后，中共中央又成立高级学习组，“以中央、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或省委之委员，八路军、新四军各主要负责人，各高级机关某些职员，各高级学校某些教员为范围”［41］213，集中中共高级干部进行党史研讨。中共是有严格纪律要求的政党，遵循民主集中制原则，高级干部无疑是中共中央推动各项工作的关键性组织保障。延安时期，中共中央领导党史研讨首先从高级干部开始，在统一高级干部党史认识基础上再向全党展开，最大程度避免了党史研讨可能造成的认识混乱，确保了党史研讨的稳步推进。

中共中央周密领导是党史研讨稳妥推进的组织保证。1941年8、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中共中央组织部在杨家岭开办“党史学习研究班”，把在延安准备参加中共七大代表中各省、地级以上领导干部集中起来，学习中共六大以来的党内重要文献［42］257。1941年9月1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指出要“研究六大至七大的中央决议”，会议决定成立中央研究组（又称中央学习组），毛泽东为组长，王稼祥为副组长。“中央研究组一方面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论，一方面研究六大以来的决议”［21］375。同年9月2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正式发出《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指示，决定成立高级学习组，“以中央、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或省委之委员，八路军、新四军各主要负责人，各高级机关某些职员，各高级学校某些教员为范围”，共计三百名左右的党政军高级干部、知识分子等，以半年为期限“研究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论与我党二十年历史两个题目”［41］213。同年10月1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决定：组织检讨过去历史委员会，由毛泽东、王稼祥、任弼时、康生、彭真组成，以毛泽东为首，由王稼祥起草文件；
组织审查过去被打击干部委员会，以陈云为首［20］333。在高级干部学习研讨党史基础上，中共中央逐步把党史研讨推向全党。在此期间，中共中央领导开展了一系列党史研讨会。这一时期最为关键的党史研讨会是西北高干会［43］243。这次会议也是党史研讨由高级干部向全党纵深展开的关键性会议。1943年10月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通过关于党史学习的名单和分组，并决定：总学委以毛泽东为主任，刘少奇、康生为副主任，胡乔木为秘书；
在日内召集中央会议，由各小组正副组长参加，由毛泽东报告学习和时局问题；
学习时间暂定为三个月，开始从抗战后入门，然后再回到大革命、内战及抗战时期的问题，并向政治局提议在参加学习者中间公开宣布允许讨论党的路线问题［20］474。延安整风运动后期，中共中央不但领导全党高级干部讨论党的历史问题，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在延安还分别组织召开讨论各苏区和各部队历史问题座谈会。在此基础上，中共中央召集了若干座谈会，解决土地革命时期各主要根据地的历史问题。中共中央组织上对党史研讨的全局统筹和周密安排，确保了党史研讨能扎实有效贯彻到中共各级组织并取得实效。

中共中央创新党史研讨方式保证了党史研讨的实际成效。重视历史文献研究是延安时期党史研讨的重要特点。《六大以来》等中共历史文献的编辑有力推动了党史研讨的深化和拓展。胡乔木对编研《六大以来》在当时党史研讨中的作用有过评价：“在研究六大以来的文件时，毛主席注意到四中全会的一些文件，不能不考虑：四中全会是怎么来的，文件是什么性质的，有哪些问题，三中全会对不对、该不该否定，六大对不对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在编辑过程中，毛主席愈来愈深入地从中找出他要提出的问题——两条路线的问题。”［44］48在组织路线方面，中共中央通过党史研讨重新对中共主要领导人在党史上的历史贡献进行了评判，逐渐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领导集体。通过编辑和学习《六大以来》，毛泽东在党史上的贡献被凸显。胡乔木认为《六大以来》编辑和研讨前，“当时没有人提出过四中全会后的中央存在着一条‘左’倾路线。现在把这些文件编出来，说那时中央一些领导人存在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就有了可靠的根据。有的人就哑口无言了。毛主席怎么同‘左’倾路线斗争，两种领导前后一对比，就清楚看到毛主席确实代表了正确路线，从而更加确定了他在党内的领导地位。”［44］481943年9月7日至10月6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主要批评王明在十年内战时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和抗战初期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毛泽东在会上发言强调：“到了一九四一年五月，我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毫无影响。六月后编了党书，党书一出许多同志解除了武装，才可能召开一九四一年九月会议，大家才承认十年内战后期中央领导的错误是路线错误。”［20］469随即，中共中央又先后编辑出版《六大以前》和《两条路线》作为党史研讨的重要学习研讨资料［44］305。最后，中共中央在全党高级干部党史研讨基础上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巩固党史研讨成果，也是中共党史上史无前例的创新。《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倾注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极大的精力，集思广益，反复修订。“历史决议的起草过程稿凝聚了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集体智慧”［44］316，“历史决议稿的总体布局和主体内容，经过了七八次的反复修改，直至拿到六届七中全会第五次大会上讨论之前五天才大体定型”［44］319。作为该决议重要起草人之一的胡乔木对此评价道：“经过前后近4年的时间，毛主席直接参加起草并反复修改，全党高级干部直至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多次讨论，一个伟大的历史文献终于诞生了。它倾注了毛主席的心血，也凝结了全党的集体智慧，把延安整风运动的积极成果以决议的形式肯定下来了。用这样的形式总结历史经验不仅是我们党的建设的一个创举，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44］328《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延安时期中共用党史讲政治成果的结晶，通过对历史问题的研讨解决了中共党史上的重大分歧，突出了毛泽东的历史功绩，统一了中共党内思想，为民主革命的胜利提供了重要保证。中共中央创新党史研讨方式，通过学习党史上重要历史文献统一全党认识，进而又将党史研讨成果升格为全党共识，避免了党史研讨流于形式，巩固了党史研讨的实际成效。

延安时期，中共中央采取稳健的党史研讨方式，抓住高级干部作为党史研讨的突破口，避免了过早将党内高层对党史问题的不同认识和观点扩散到党内可能造成的思想认识上的混乱。建立和健全党史研讨组织机构，保证党史研讨能在中共中央的统一领导下有序推进，取得实效。中共中央在领导党史研讨时注重创新学习方式，重视对历史文献的编研也体现了党史研讨重视学理性探究的特色。这些党史研究的主要方法共同推动了党史研讨沿着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预定的方向发展。

延安时期，中共中央领导党史研讨从本质上讲就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通过推动全党对中共党史的重新学习和研究，以新的话语体系来构建党史叙述，从而掌握话语权和意识形态解释权，实现全党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新的政治认同。通过不断深化党史研讨，使全党认识到土地革命时期，尤其是其后期，在“王明路线”统治下造成的严重后果。中共中央在研讨党史问题时将政治问题和历史问题结合起来，通过对党史集中研讨，进而引伸到解决现实政治问题。在解决现实政治问题过程中又通过回溯党史来强化解决现实问题的政治正确性和历史合理性。中共中央利用延安相对宽松的和平环境，从中共中央核心层入手，再到中共高级干部，进而扩展到全党范围进行各种形式和不同层次的党史研讨，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一形式将党史研讨成果肯定下来，最终实现了“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目标。总体来看，就这场由中共核心层领导、全党参与其中的党史大讨论在当时的效果和影响而言，无疑达到了预期目标，既解决了党史上有争议的主要历史遗留问题，又实现了全党的巩固和团结，为中共中央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总结经验教训，统一全党思想创建了范例，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

当然，延安时期中共中央领导的党史研讨在理念和具体做法方面也存在若干历史局限和不足之处。需要强调的是，这场党史研讨绝非仅仅局限于追求“历史真相”，其最终诉求仍在于服务和满足现实政治需求。因此，就其结论而言，难免受到当时特殊政治环境影响，在某些问题上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这些问题的存在正好为当代研究者深化延安时期中共中央领导党史研讨指明了方向。当代研究者继续深化和拓展这方面的研究不仅是深化学术研究的应有之义，也是践行用学术讲政治，发挥党史资政育人作用的重要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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