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对广西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

赵 鹏,朱叶楠,赵 丽

(1.中央财经大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北京 100098;2.南宁师范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1)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实现共同富裕意味着让所有人享有发展权利与机会,让全体人民共同分享发展成果,实现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等各个领域协调发展。身处数字化时代,数字技术迅猛发展并逐步革新传统产业生产和经营方式,催生新兴产业诞生与发展,从而极大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和创新能力提升,为我国实现共同富裕目标提供新途径。数字经济不仅有利于做大共同富裕“蛋糕”,而且有助于“蛋糕”合理分配[1]。与此同时,数字经济对环境改善、应对气候变化、资源节约等绿色可持续经济活动也有正向影响作用[2]。因此我国需要加大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力度,特别是针对中西部地区和沿边地区数字基础设施投资[3]。

广西作为中国与东盟的桥头堡,拥有独特地理优势和丰富自然资源。据《广西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2年)》披露,截至2021年底,广西数字经济总规模达8512亿元,占GDP比重高达34.4%,位列全国第18位、西部地区第4位,数字经济成为推动广西经济高质量发展重要引擎。结合广西数字经济发展情况,扎实推进广西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根本要求,也是促进边疆繁荣稳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应有之义。从城乡视角看,目前我国农村相对贫困指数高于城镇,且城镇相对贫困指数有上升趋势[4]。全国农村共同富裕程度总体差距逐步缩小,但东、中、西部地区内部差异日益增大[5]。面对此种情况,如何实现共同富裕值得深思。

现有文献可分为共同富裕水平测度与实现路径两方面研究。有关共同富裕测度的研究指出,从宏观格局而言,我国共同富裕指数呈持续上升趋势,且共同富裕空间差异特征显著[6]。从微观地区而言,西部地区共同富裕发展势头良好,但各地发展差距较为明显[7]。分析研究共同富裕的微观评价指标可以发现,共同富裕指标有多种衡量维度,有学者选取49个三级指标构建“平衡发展指数”[8]。进一步思考共同富裕测度问题,一个问题是选取尽可能多指标就更准确衡量共同富裕水平吗?有研究指出,加入过多指标反而可能会违背现实逻辑[9]。因此,借鉴人类发展指数构建方式,有学者从国民总体富裕和共享富裕两方面对共同富裕进行测度[10]。

有关实现共同富裕路径的研究主要从收入分配、地区发展差距、产业结构和社会保障等方面进行探讨。收入分配相关研究认为,实现共同富裕要不断提高人均收入水平,缩小收入差距[11]。同时大力发展实体经济,为市场主体营造和谐稳定环境,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构建公共政策体系[12]。建立初次分配、再分配和三次分配协调配套制度安排,充分发挥收入调节功能[13]。关于地区发展差距方面的研究指出,城市群多中心化能有效缩小地区间收入差距。具体来讲,城市群通过扩大劳动力流动规模和深化城市间分工与联系进而实现收入差距缩小[14]。在城乡综合发展差距扩大过程中,收入与财富差距以及公共服务不均衡是差距扩大主要原因,分别占到30%和29%贡献率。单一收入指标无法度量城乡差距部分问题,需要特别关注收入以外其他因素的差别与变动[15]。产业结构研究结果指出,产业结构升级可促进城市共同富裕水平,尤其是高级化产业结构有助于推动共同富裕建设。但产业结构的积极影响呈现“边际效应”非线性递增,且在不同区域和都市圈差异明显[16]。具体来讲,伴随非技能密集型工业规模缩减与技能密集型服务业规模扩大,生产要素需求结构发生变化,技能溢价和资本收入份额进一步扩大导致要素收入分配格局恶化,并加剧结构性就业矛盾[17]。社会保障相关研究指出,充分发挥社会保障在推动共同富裕方面积极作用需处理好社会保障生产性与分配性、功能性与价值性、初次分配与再分配等重要关系[18]。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通过社会阶梯效应、拉动增长效应、分配调节效应、全面发展效应实现共同富裕推进[19]。

与本研究主题较为关切的是研究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关系。多数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显著赋能共同富裕发展,其计量结果从多方面验证依旧显著[20]。区域协调发展水平是数字经济推动共同富裕实现的重要机制[21]。有学者将城乡收入差距作为共同富裕指标,实证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影响呈先缩小后扩大的“U型”特征[22],且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能强化这一效应[23]。

由此可见,已有文献从理论机制与实证检验两部分论证了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的相互关系,但多数文献均从省级层面研究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的关系。鉴于此,在原有研究基础上聚焦边疆民族地区,研究广西各城市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发展,并计算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耦合协调度。与已有文献相比,本研究的边际贡献主要在于:(1)以边疆民族地区角度出发,研究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机制;(2)测绘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发展偶和协调度,丰富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发展状况的时空格局研究。

2.1 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影响

以数字信息和数字化产品为基础的经济体系对推动经济增长、提高效率、增强创新能力、改善民生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数字经济降低地理距离和交易成本对经济发展的制约,打破传统产业集聚规律,带动区域产业分散化和多元化,显著提升企业转型速度和产业结构合理化[24]。实现信息、知识、商品、服务等在城乡和地区间双向流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25],缩小城乡差距,减少绝对贫困和区域鸿沟[26,27],为共同富裕推进奠定基础。

其次,数字经济优化市场结构与功能,提高市场效率与活力,扩大市场规模,提升企业创新竞争绩效[28],调节产业集中度与技术创新关系[29]。为生产者和消费者提供多样化、个性化和便捷化服务,促进经济多样发展,提高经济抗风险能力。更进一步,数字经济为共同富裕提供新的机会和支持。有研究指出,数字经济虽可能导致劳动力失业,但其发展改善了中低劳动者的相对福利[30,31]。据此,提出假设1。

假设1: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发展。

2.2 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

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之间存在良性协调发展模式[32],具有明显外部性。具体来讲,数字经济在促进共同富裕过程中将产生空间溢出效应[33]。不仅如此,数字经济通过充分发挥内在共享机制,实现整体富裕并促进普遍增长和均衡发展。从共同富裕角度出发,共同富裕发展成果惠及广泛人群,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受众基础,有效发挥数字经济网络效应。据此,提出假设2。

假设2: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耦合协调发展。

2.3 数字经济影响共同富裕的中间机制

伴随数字技术广泛应用与不断更新,数字产业链和价值链不断完善,涵盖广泛行业与领域,创造大量就业岗位,而这些职位往往需要较高技能水平与专业素养,需要劳动者提高自身不可替代性。有研究指出,数字化经济和发达人力资本能够提高人口福利[34]。其次,数字经济提供广泛、灵活的学习与培训机会,发展应用数字技能是人力资本有效利用的必要因素[35]。不仅如此,人力资本是经济实体的核心要素,受数字化和创新能力影响[36]。企业使用数字技术将增强客户体验与简化运营模式,促进社会整体人力资本水平提升和能源效率高效利用[37,38]。综上所述,提出假设3。具体技术路线图如图1所示。

假设3:数字经济通过提高人力资本水平推动共同富裕发展。

3.1 模型设定

3.1.1 基准模型

为测度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构建计量经济学模型,模型为:

gfit=α+βdigit+γX+vt+vi+εit

(1)

其中i表示城市,t表示年份;gfit代表i城市t年份的共同富裕发展指数;digit表示i城市t年份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数;X代表一系列控制变量;vt表示时间固定效应;vi表示城市固定效应;εit表示随机误差项。

3.1.2 耦合协调度模型

借鉴现有关于耦合模型的相关研究,分析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之间耦合协调关系,构建耦合协调模型,具体计算过程(2)～(4)表达:

(2)

T=αgf+βdig

(3)

(4)

式中,C为数字经济和共同富裕耦合度;gf为共同富裕发展指数;dig为数字经济发展指数;T为协调度指数;α、β分别为共同富裕和数字经济的权重,在研究数字经济和共同富裕的关系时,笔者设定共同富裕和数字经济拥有同样的重要性,故取α=β=0.5;D为耦合协调度,用于综合评价两者之间的发展情况。协调度越接近于1,表示系统间的协调性越好;越接近于0,说明协调发展情况越差。耦合协调度等级划分见表1。

表1 耦合协调度等级

3.2 变量测度及说明

3.2.1被解释变量:共同富裕发展指数(gf)

现阶段学者已对共同富裕发展指数测算进行了众多研究。共同富裕既是物质上富裕,也是精神上富裕[39]。衡量共同富裕水平可从两方面入手,一是富裕程度,二是共享程度。将衡量广西共同富裕指标分为两个二级指标,分别为总体富裕和共享富裕。二级指标下又设8个三级指标。为准确进行共同富裕指标测度,采用熵值法对三级指标进行赋权,最终得到各城市共同富裕发展指数。具体指标见表2。

表2 共同富裕指标体系

2017年和2020年广西地区14个地级市的共同富裕水平排名情况,见表3。从表3可以看出,各城市在近几年共同富裕建设中,排名次序变化不大,保持相对排名不变。其中,南宁市、桂林市和柳州市排名前三,而崇左市、来宾市和防城港市排名较低。这种相对稳定排名趋势可能是由于各城市间经济发展相对平稳,政府政策规划进度一致。

表3 共同富裕排名

2020年广西14个地级市共同富裕水平的空间分布状况,其中颜色越深代表共同富裕水平越高,如图2所示。

图2 广西2020年共同富裕水平

从图2可以看出,南宁市、柳州市和桂林市共同富裕水平较高。其中南宁市是广西首府城市,经济水平相对较高,能获得较多资源支持,为其推进共同富裕建设提供了资源支持。柳州市和桂林市是广西重要工业城市,能更快发展经济,提高居民幸福指数,推进共同富裕建设。值得注意的是,除了这些城市之外,其他城市的共同富裕水平相对较低。这也表明,广西地区在共同富裕建设方面仍面临着一定挑战和难题,需深化政策制定并落实政策执行,促进各城市间平衡发展。

3.2 核心解释变量:数字经济发展指数(dig)

目前有关数字经济发展指数测度研究已日益丰富。数字经济是现代化数字技术与国民经济运行紧密结合的产物[40]。具体而言,可以将测算指标划分为三方面,分别是信息化发展指标、互联网发展指标和数字交易发展指标[41]。将广西数字经济测算指标分为个三个二级指标,分别为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规模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具体指标见表4。

表4 数字经济指标体系

2017年和2020年广西各城市数字经济水平相对排名,见表5。从表5可以看出,广西各城市数字经济水平排名次序相对稳定,基本保持不变,这一情况与当前各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相匹配。此外,南宁市、玉林市和桂林市在数字经济方面排名较高。表明这些城市在经济发展方面拥有较显著优势,尤其是数字经济领域。而其他城市数字经济排名相对较低,需要进一步加强数字经济发展,以促进城市经济发展与共同富裕建设。

表5 数字经济排名

2020年广西各城市数字经济水平地理布局如图3所示。从图3中可以看出南宁市、桂林市和柳州市数字经济水平相对较高。数字经济是互联网数字技术在经济中的体现,城市数字经济指数水平不仅取决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还与互联网技术发展水平有关。可以猜想的是,这三个城市互联网行业发展水平相对较高,导致其数字经济水平指数高于其他城市。其中南宁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可归因于其政府在数字经济领域积极推动和投入,且南宁市在互联网、电子商务等领域具有较强优势与创新能力。而桂林市和柳州市则是广西的重要工业城市,在数字经济领域拥有较为优越发展环境和产业基础。

图3 广西2020年数字经济水平

3.3 控制变量

为准确测算数字经济和共同富裕之间关系,加入可能影响共同富裕水平的控制变量,具体如下:地区发展水平(pergdp),用地区人均生产总值的对数值代表;地区经济水平(finance),用年末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的对数值表示;地区人口密度(people),用年末总人口数的对数值代表;地区对外开放水平(open),用当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进行归一化处理后的值表示。

3.4 数据来源

基于数据可获得性、连续性和代表性等方面考虑,笔者选取广西地区14个地级市在2011-2020年期间的数据样本,构建面板数据进行计量实证分析。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广西调查年鉴》、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EPS数据库等。共同富裕发展指数数据来源于EPS数据库和《广西调查年鉴》,数字经济发展指数数据来源于EPS数据库,控制变量和中介变量数据来源于EPS数据库、《中国统计年鉴》和《广西统计年鉴》。对于部分缺失值,笔者使用Stata 17进行线性插值补全空缺。各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6。

表6 变量描述性统计

分析表6可以发现,共同富裕发展指数和数字经济发展指数的最小值和最大值之间差距较大,初步说明广西地区各城市间在发展水平上存在较大差距。

4.1 耦合协调度分析

4.1.1 时空演化分析

为直观描绘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耦合协调度在时空上演化趋势,本文选取2014年,2017年和2020年三个时间点数据为代表,利用ARCGIS10.8分别进行时空演化格局可视化分析,具体结果见图4。其中Y轴指向北方,X轴指向东方,左右两条曲线分别代表广西共同富裕和数字经济耦合协调度在东西、南北方向投影。

图4 趋势面分析图及地理分布

从趋势面演化过程来看,耦合协调水平在东西方向维持“中部高-东西低”发展规律。从南北方向来看,耦合协调度从“中部高-南北低”空间格局逐渐演变为东部最高,中部次之,南部最低的状态。且其趋势线弧度逐渐增大,说明在南北方向上,数字经济和共同富裕耦合协调水平在逐渐增大,东西方向维持基本不变。

从时空演化格局来看,2014-2020年广西全域数字经济和共同富裕耦合协调度呈现持续增长态势,并且从2014年单极强势的空间分布格局发展到2020年多极化格局。可以看出南宁市耦合协调度最高,其后柳州市、桂林市和玉林市耦合协调度次之。南宁市、柳州市、桂林市和玉林市等城市作为广西数字经济和共同富裕建设领头羊,得益于其良好地理位置和丰富资源。这些城市发展不仅带动了广西数字经济和共同富裕整体增长,并推动周边地区发展,进而促进其他城市数字经济和共同富裕耦合协调发展。

4.1.2 重心分布分析

耦合协调重心及标准差椭圆分布如图5所示。结合图5分析结果表明,自2014年以来,耦合协调度重心主要分布在来宾市内,总位移1809.34m,呈现向东北方向前移趋势。详细分析可得,在2014-2017年,耦合协调重心向东南方向前移3671.37m,即向广西省会城市南宁市方向迁移,可能的原因是南宁市在此段时间经济发展较快,吸引了大量人口和企业落户,导致人口和经济资源向南宁市集聚,耦合协调重心向西南方向迁移。在2017-2020年,耦合协调重心又向东北方向前移5369.65m。随着南宁市经济逐渐成熟,企业可能开始寻找更加低成本、有潜力地区进行投资和发展,导致一些企业选择向东北方向柳州、桂林等地区转移,从而耦合协调重心也发生迁移。

图5 耦合协调重心及标准差椭圆分布

分析标准差椭圆变动可以发现,在2014-2020年的变化中,椭圆长半轴由203646.38m增加到208314.80m,而短半轴则由164023.90m增加到165393.49m。分别增加了约2.3%和0.7%。表明耦合协调度分布范围在这段时间内有所扩大,但是变化幅度并不大。椭圆面积在2014-2017年期间减小了约0.09%,而在2017-2020年期间,椭圆面积又增加了约3.25%。柳州、桂林等地区作为广西重要城市,在近年来积极推动新兴产业和技术创新发展,吸引了更多企业投资和发展,由此形成了标准差椭圆推进方向和重心分布点轨迹相同,面积变化幅度不大的趋势。

4.2 实证分析

在进行实证回归之前,笔者先进行Hausman检验以确定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对城市层面共同富裕和数字经济的关系进行定量分析。

4.2.1 时空演化分析基准回归

基准回归详细结果汇报见表7。未加入控制变量时,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赋能作用在5%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正相关,系数值0.24。之后依次加入控制变量,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影响系数逐渐趋于稳定,且在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呈显著正向影响,验证前文假设1,证明数字经济能显著赋能城市共同富裕建设。

表7 基准回归结果

4.2.2 稳健性检验

为确保研究结果可信性和有效性,从4个方面对基准回归进行稳健性检验:(1)滞后一期核心解释变量。考虑到数字经济发展对经济促进作用的时间滞后性,本研究采用数字经济滞后一期数据来测算数字经济和共同富裕之间的关系;(2)替换被解释变量。加入三级指标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重新使用熵值法对共同富裕进行测算;(3)替换解释变量。采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替换数字经济指数,检验是否对共同富裕影响作用依旧显著;(4)缩尾处理,对于可能出现的异常数据,采用缩尾1%之后的数据重新进行测算。各项检测结果,见表8。

表8 稳健性检验结果

分析回归结果均显示,无论是替换变量还是缩小样本数据偏差,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赋能作用依旧显著,与上文基准回归结果保持一致,表明本研究结果较为稳健。

4.2.3 内生性问题

为进一步缓解数字经济和共同富裕之间的内生性问题,选取数字经济滞后一期和移动电话用户数作为工具变量引入计量模型,试图解决模型可能存在的双向因果关系。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的回归结果见表9。其中工具变量滞后一期数字经济和移动电话用户数的一阶段回归F统计量分别为75.04和71.74,通过弱工具变量检验,不可识别检验LM统计量分别为12.04和13.86,通过不可识别检验,工具变量有效性得到验证。第二阶段回归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影响显著为正,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进一步证明假说1正确性,见表10。

表9 工具变量估计结果

表10 异质性检验结果

从表10可以看出,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在中部和南部更为显著,对中部的作用程度更大。通过分维度检验结果可以发现数字经济对总体富裕情况具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

通过前文分析,数字经济可以提高地区人力资本水平进而影响共同富裕建设。为此,引入人力资本水平作为中介变量进行检验,以便研究人力资本水平在其中起到的机制作用。中介效应模型设计为:

humanit=C+ηdigit+ωX+vt+vi+εit

(5)

gfit=C+θdigit+δhumanit+ωX+vt+vi+εit

(6)

式中X为控制变量;human为中介变量人力资本水平,用当地普通本专科及以上人口数与全市常驻人口数的比值进行归一化处理后表示;η为数字经济对人力资本水平的影响程度;θ为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程度;δ为人力资本水平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程度;C代表常数项,其他符号含义与式(1)相同,见表11。

表11 机制检验结果

从表11的第2列可以看出,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人力资本水平提升。在加入中介变量human后的回归结果列(3)中,中介变量系数不显著,此时进行Sobel检验,检验结果p值为0.039,证明中介效应成立。判断符号发现,中介效应为部分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0.113。据此,假说3中人力资本水平的中介传导机制得以验证。

6.1 结论

采用2022-2020年的面板数据,计算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和共同富裕发展指数,测算两者耦合协调度,之后进行实证检验,系统分析了数字经济和共同富裕之间关系。研究发现:(1)数字经济能显著促进共同富裕建设,且存在地区发展状况差异;(2)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耦合协调中心呈现向东北方偏移趋势,在空间上呈现多极化局面;(3)数字经济能显著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并通过该路径促进共同富裕发展。

6.2 政策建议

基于以上结论,为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在推动经济增长方面作用,巩固和释放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红利优势,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加快数字经济发展并持续完善数字基础设施,需要深入挖掘各城市数字经济发展的差异原因,注重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特别是要重视新技术如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与制造业、服务业和农业融合,这将为赋能共同富裕提供更多动力和支持。

(2)针对数字经济在不同地区异质性,应制定差异化发展政策,充分发挥地区相对比较优势。数字经济高水平地区数字赋能效果更加显著,因此,各城市应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制定符合差异化需求政策。同时,重数字产业布局,避免重复建设和趋同化现象出现。在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上,应突破核心关键数字技术研发,充分整合数字资源,打造数字经济示范区和先行区,以领先优势引领数字经济发展新浪潮。

(3)采取多中心空间发展策略,积极引导城市群多中心网络形成,为缩小地区间收入差距创造良好发展环境。在此过程中,应注意发挥劳动力流动和城市间功能分工中介作用,促进地区间收入差距缩小。一方面,要努力消除人口流动壁垒,打破制约劳动力流动制度和机制障碍,鼓励劳动力多向流动。另一方面,打造城市之间功能互补、错位发展产业分工格局,避免同质化竞争。

(4)加强数据共享和保护,建立健全数字经济监管体系,防范数字经济发展中出现数据隐私泄露、网络安全风险等问题。同时,应加强对数字经济相关产业监管,促进数字经济健康发展。建立完善数字经济评估机制,及时评估数字经济对经济增长、社会福利和环境可持续性等方面贡献,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科学依据,积极调整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建设相关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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