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霄汉
(东莞市社会主义学院,广东 东莞 523083)
2021 年8 月17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
并强调:“现在,已经到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1]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扎实推动共同富裕重要论述和党中央相关政策,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扎实推进社会共同富裕实践,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上的重大实践课题。
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促进了人类生产力的空前发展,但资本主导下的资本主义社会格局与按资分配制度使社会财富集中于少数人中,结果是资本家财富的积累和工人贫困的积累,社会两极分化,只有消灭私有制,在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和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才能实现 “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2]的共同富裕的社会。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确立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初心和使命。富于创造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创立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推翻了几千年来的剥削制度,建立了代表人民利益的国家政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宗旨,是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出发点和价值核心,为人民服务,就是为绝大多数的劳动群众谋利益、求富足。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探索中形成了一些重要正确思想,并在社会主义建设诸多方面取得重大成就。但后来在指导思想上出现偏误,形成了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错误地把“阶级斗争”作为主要矛盾,经济发展没能跟上时代的步伐。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共第二代领导人经过拨乱反正,鲜明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三个有利于”标准、“社会主义本质是共同富裕”等重要思想,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中国从“站起来”向“富起来”历史跨越。
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增长。面对新的时代课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大力推进理论创新,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突出以人民为中心的理论价值。习近平同志指出,“全党必须牢记,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检验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必须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3]。他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显著特征”[4]。
梳理党的理论发展脉络,可以看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实现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根本目标,是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价值红线,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共同富裕的政治逻辑。
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为实现人民共同富裕创造了政治和社会条件。1953 年12 月,毛泽东在《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中明确提出了“共同富裕”这一概念;
1955 年,他又指出:“在逐步地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实现对于手工业、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逐步地实现对于整个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即实现合作化,在农村中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5]。1958 年党的八届二中会议提出要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发展生产力和进行经济建设上来,实现共同富裕;
后来在1964 年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党中央又明确要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四个现代化”的目标。遗憾的是,“八大”之以后的“大跃进”以及“文革”错误,导致我国经济发展遭受重大曲折,“四个现代化”和共同富裕目标没能如期实现。
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对我国照搬“苏联模式”和“一大二公”的弊端进行了反思,深刻认识到,“大锅饭”、平均主义伤害群众生产积极性,导致的结果是“共同贫穷”。必须遵循规律、尊重科学。邓小平明确提出,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目的是实现共同富裕。他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6]。邓小平坚持从实际出发,在改革实践中先后提出了“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先富带后富”“两个大局”等重要战略思想。他强调:“农村、城市都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沿海地区要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7]。在这些重要思想的指引下,我国改革开放从农村到城市、从沿海到内陆渐次展开,经济发展步入快车道。
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我国出现了收入差距拉大问题。对此,邓小平同志早有预见,并持续关注和思考解决这一问题。他说:“中国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后,一定要考虑分配问题”“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8]。在1992 年南方谈话里,他对实现共同富裕问题又进行了较系统的阐述:“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9]。
邓小平关于共同富裕的思想丰富,极具创新性、实践性。概括起来,有以下要点:一是从价值取向上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
二是从根本路径上坚持通过改革开放大力发展生产力创造共同富裕的条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实质是共同富裕路线;
三是战略选择上,提出让一部分有条件的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并以“两个大局”战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有序推进共同富裕;
四是在维护社会稳定和发展安全中强调坚持防止出现“两极分化”的底线上,明确提出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会“出大问题”,必须及时解决;
五是在推进共同富裕的步骤上制定了“三步走”战略,并提出实现“小康”后要把防止两极分化、促进共同富裕提上重要议事日程的大体“时间表”。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接过历史的接力棒,把实现共同富裕提到了更加重要议事日程,部署了一系列推动共同的战略性举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10]。
为推动共同富裕实践,党中央大力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把脱贫攻坚作为“三大攻坚战”之一,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基本养老全国统筹;
倡导“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并制定相关政策,鼓励就业和创业,提高普通居民收入;
在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推出一系列重大改革措施。党十九大以来,党中央在推进共同富裕政策实践上持续发力。习近平同志强调:“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断取得新进展,让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在广大人民现实生活中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11]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更的目标要求;到2035 年,“人民生活更加美好,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到建国一百周年时基本实现共同富裕。2021 年5 月中央又颁发了《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开展了推动共同富裕的省级试点。党中央已把推动共同富裕作为现代化新征程上的重要执政目标,实践推进蹄急而步稳。
在中国,共同富裕既是一种有着久远历史的社会理想和文明价值,又是一种极具时代感社会追求与政治目标。中国传统社会有着关于共同富裕的丰富思想。从古代中国“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天下大同”等理想,到太平天国“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呼声,及至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对“耕者有其田”的追求等,中国文化蕴含着“均贫富”“共富”的重要价值取向。新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后,人民群众曾有过诸如“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点灯不用油,耕地不用牛”等对共同富裕的朴素表达。但这些梦想在以农业经济为主的时代都没有能够实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过大规模的工业化推进经济大发展,人们才从不断丰裕的物质生活中真切地感受到了共同富裕的意涵。
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和发展历程中的一根重要主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鲜明标识和价值引领。进入新时代,共同富裕被赋予更丰富的时代内涵,标准也日趋明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我们说的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12]。中央《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简称《意见》)指出:共同富裕包括“生活富裕富足、精神自信自强、环境宜居宜业、社会和谐和睦、公共服务普及普惠,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依据习近平总书记相关论述和《意见》,共同富裕的内涵可从以下方面把握:
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标志着完成共同富裕的关键一环。随着人们收入水平提高、科技快速发展及其对消费品的变革性推动,人民群众消费水平逐步升级,消费结构也发生重要变化,从前被抑制状态的消费逐步被释放,新的消费形式也被激发:更优质的教育、更好的医疗、更高水平和更制度化的社会保障、优美的环境与生态、更公平的社会秩序、权利和尊严更有保障的法治环境、更强大的国家和民族复兴荣光等成为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内容。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是新时代共同富裕的核心意蕴。
物质上的富足是多数中国人对“富裕”的基本理解。这很大程度上缘于几千年来中国处在农业社会,人均资源相对贫乏,经常会遭遇生存困境,中国人也因此极具物质忧患意识,安全感的不足。在生产力落后的农业文明时代,对大多数劳动群众而言,能够解决吃饭穿衣问题就已很难得、很知足,精神生活则是“奢侈品”,多是占社会人口少数的权贵、士大夫或文人墨客的事。在党的领导下,中国解决了困扰几千年的物质匮乏问题,很多人还没来得及思考怎样安排自己的精神生活,甚至缺乏精神生活意识;
社会生产供给和政策也缺乏对人们精神生活的准备。
人是精神的动物,人的本质在其社会性、文化性,物质性需求终究只是人的初级的、浅层性需求,人的全面发展有赖于文化精神等更高水平的需求满足。我国刚刚摆脱贫困,总体看,广大群众的精神生活还比较简单,不少人口袋富了,脑袋还没有富,精神生活还需要更加丰实。进入新时代,人们对艺术、时尚文化、现代体育、道德、人文价值等精神消费需求无疑将快速增长,这也将引发中国经济形态变革,并对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要求。中国人的文化精神生活水平提升是必然趋势。因此,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物质积累的过程,也是一个精神不断丰实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发展史也是人的解放史,人的解放和全面自由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共同富裕形式上是社会全体成员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不断丰富,而这些丰富的产品只有成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条件时,才能体现其价值。离开了人的发展,难免导致人的异化。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的全面发展是共同富裕的标志。
共同富裕直接表现为社会成员物质丰富与精神富足。但应当认识到,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富裕与社会进步和国家强大紧密关联、密不可分的。一方面看,社会公共产品是人民的共同财富,是人民群众消费的重要内容。高水平的社会公共产品(如教育、医疗、公共福利)、强大的国家公共性保障(如防灾物质、抗疫物质、粮食储备、其他战略资源)是人民共享富裕的生活条件和标志;
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保障社会成员共同富裕的制度条件,强大的综合国力是共同富裕的国家政治和安全保障。所以,共同富裕包括个人富足、社会发展和国家富强三个方面,实现共同富裕是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社会持续进步、国家不断发展和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统一。
推动共同富裕是一个历史进程,有门槛,也有差别,不是整齐划一的“齐步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还只是一种初步性的“总体性富裕”,当然也是走向共同富裕的新起点。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共同富裕不可能一蹴而就,不同社会群体的富裕程度差异也将长期存在。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不是也不可能是同步、同等富裕,更不是均贫富、劫富济贫,而是要通过健全产权保护制度、完善分配制度,提高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包容性,在实践中有计划、步骤地推进。
共同富裕是中国人民的梦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国梦,最终要靠全体人民辛勤劳动”[14]。实现共同富裕不是靠他人施舍,也不是由政府大包大揽,更不能幻想“天上掉馅饼”、坐享其成,而应当是依靠个人勤奋努力、社会各方协力、政府保障兜底协同推进。推进共同富裕,需要通过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发挥社会主义优势,凝聚起各方智慧和力量,激发出更加强大的创造力,不断提高社会整体富裕程度。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党中央适时提出了新时期推进共同富裕的总体思路和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总的思路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合理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目标扎实迈进”[15]。
推进14 亿多人口大国实现共同富裕,是人类发展史上的空前创举,需要全面贯彻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并在实践中大胆探索。
经济社会持续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和条件。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必须按照党中央战略谋划,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坚持创新在现代化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加快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推进高质量发展。结合东莞实际,需要跳出以生产要素为主动力的发展思维,摆脱传统的路径依赖,抓住国家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战略机遇,推进科技创新,形成“先进制造”优势,持续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和城市综合竞争力。
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是以全体社会成员为对象的,具有鲜明的普惠性和“共富”指向。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和方式。我国经济总量已稳居世界第二,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突出,义务教育、公共医疗、基本养老等公共服务体制还不健全,总体水平还较低。东莞人口和社会结构特殊,尤其在外来务工人员的义务教育、医疗保障、养老服务、公共文化等供给方面还存在明显短板。应当明确指导思想和目标,坚持“常住人口”管理思维,一方面要研究国家“吸纳流动人口较多城市”转移支付政策,争取中央和省政府的政策支持;
另一方面要优化市级财政支出结构,加大公共服务投入力度,构建起覆盖包括外来务工人员在内的全部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一是要优化初次分配制度,平衡资本与劳动的分配关系,增加劳动收入占比,提高劳动者的获得感。结合东莞实际,一方面要鼓励创新创业,依法保护各类合法收入;
另一方面应当更加注重保障好普通职工的权益,逐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二是要健全二次分配体系,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保障建设,适时适度提高个税起征点,依法调节高收入群体的收入。三是要加快完善三次分配体系。要通过加强宣传表彰和舆论引领,在全社会弘扬富而思进、富而思善的思想;
要坚持自愿自主,防止三次分配中的道德绑架、“逼捐”现象;
要注重发挥社会组织、志愿组织、慈善组织在社会公益事业中的功能,提升三次分配在社会分配体系中的比重。
任何一个社会主体的行动都要受到规范。近年来,资本无序扩张导致的垄断等问题,挤压了中小企业生存空间,影响民生事业发展,加剧贫富分化。规范和引导各类资本健康有序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规范和引导资本发展,需要为资本设立“红绿灯”,加强对公共产品、金融及涉及国家安全领域的规制,引导支持资本在高科技、民生、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
要加强行政和法律规制,明确政府责任,落实“谁审批、谁监管,谁主管、谁监管”的要求,引导企业依法经营;
要加强文化与道德引领,弘扬契约精神、诚信意识,倡导富而思进、向善向上的价值,激励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感和为民族复兴作贡献的家国情怀。
乡村振兴是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一环。结合东莞实际,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需要突出重点,不断提高城镇化质量。一是要通过城乡集体经济制度创新,为集体经济持续发展注入新活力;
二是要完善分配制度,优化社区公共服务供给,促进全体居民共享发展成果;
三是要探索建设“共富企业、共富乡村、共富社区三大基本单元,为城乡一体化发展和共同富裕创造东莞新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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