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助力现代化

陈娟

2023年6月24日，陈来在北京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本刊记者 侯欣颖 / 摄）

和很多生于上世纪50年代的人一样，陈来的命运转折点发生在1978年。

1977年秋天，《人民日报》刊文说“研究生制度正式恢复”。当时的陈来，正在通县边上的冶金地质研究所工作，看到消息后非常兴奋，第二个星期就跑去北京大学。看完招生专业名单，他感兴趣的有两个：一是哲学，二是经济学。最终，他选择了中国哲学史。1978年5月参加考试时，他紧张得写字手都哆嗦，答完题，还在卷子上写：“考试有点紧张，字写得有点不规整，请老师谅解。”

这位紧张的考生成了北大1978级中国哲学史的研究生，由此真正走上了研究哲学史的道路。7年后，他成为北京大学培养出的新中国第一个哲学博士。他跟随张岱年、冯友兰等哲学大家，研读中国经典，探索古代哲学大家的思想，从孔子、孟子、荀子，到王阳明、王船山，从古代宗教到伦理；
他游走于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之间，研究传统文化与国学，追溯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

近些年，陈来感觉自己越来越忙碌。作为清华国学研究院院长，他一边埋头案牍，著书立说；
一边开班授课，传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端午节后第二天的上午，《环球人物》记者来到陈来家中，和他聊了聊哲学人生，以及他对中华文明、传统文化、国学等的研究与探索。

读冯友兰的书，听张岱年的课

和陈来打过交道的人，都能感受到他身上有一种中正平和之气。这种气质，既源自常年研究中国哲学的滋养，也与他几乎“直线型”的人生分不开。用他自己的话说，“从小到大的发展在逻辑上来说是非常一致的——在一种常态的价值系统下，力求自己能够做得完美。”

上世纪50年代初，陈来生于北京一个知识分子干部家庭，从小就听话，“没做过离经叛道的事”。1969年春，他到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插队，每日劳作，闲余时间他都用来读书，也是从那时起开始了哲学的学习。4年后，经连里推荐，陈来上了大学，被分配到湖南中南矿冶学院（现为中南大学），读地质专业。

地质专业并非他兴趣所在，奈何当时不能自己做主。长期的哲学学习，练就了陈来思维敏捷、自学能力强，常常提前一到两个学期把专业课自学完。其他时间，他都泡在图书馆读书，苏联敦尼克等人编写的七卷本《哲学史》就是那一时期读完的。当时，学校倡导“开门办学”——把课堂带到厂矿去，因政治课老师不能跟着每一班的学生，陈来就给自己班上政治课，给同学们讲《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等。

青年陈来在南京，摄于1972年。

1978年，陈来通过北大中国哲学史研究生考试。同时录取的还有李中华、吴琼、陈宜山、陈战国、刘笑敢等，这些人后来都在哲学界赫赫有名。

“我觉得，我们1978级的研究生在学术史上跟前代的差别，就我个人来讲，主要是一个‘接的问题：從哪儿接？接得上接不上？我入学的时候，读的是冯（友兰）先生的书，听张（岱年）先生的课。”陈来回忆说。

当时，张岱年给研究生开了两门课，一是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二是中国哲学史方法论。每当上这两门课时，教学楼前的自行车就格外多，座位格外紧张。听课的有研究生，有本科生，有教师，还有外校来的。陈来至今记得，先生治学有“八字真经”：好学深思，心知其意，“意思是读古人书要仔细体会其原意，了解其精神境界。这八字对我影响深远”。

相熟之后，陈来常去张岱年家中受教。“先生对我循循善诱，非常平和亲切，可以说是手把手教我做哲学史研究。”进门时，总是师母含笑开门，张岱年立于她身后，两位老人一前一后，身体挺得很直。

硕士毕业后，陈来跟随张岱年读博士，1985年毕业。那年，参加博士论文答辩的有3人，陈来是第一个。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正在北大上课，也出席了答辩会。回到美国后，杜维明在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的一个杂志上写了一篇文章，文中说：“北京大学把他第一个人文学的博士授予了一位年轻儒家学者。”正是因为有此机缘，随后陈来受邀到哈佛讲学。

从1985年到1990年，除去两年在哈佛，陈来主要工作之一就是给冯友兰先生当助手。当时冯友兰准备写《中国哲学史新编》，找来好几个助手，有的负责读报，有的负责记录，有的负责找材料，陈来则是帮助看稿子。一月之中，他去冯友兰家谈话两次，以新编的内容为中心，要么聆听先生的想法，要么提出自己的意见，从来没有闲谈。“我的意见，冯先生一般会同意，因为我不是破坏冯先生的原意，而是维护冯先生逻辑的一致。”后来，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一书中，冯友兰专门向对书提了意见的一些人致谢，特别提出“陈来同志提了重要意见”。

1988年，陈来请冯友兰为其命字。冯先生说：“‘来之诸美义，可一言以蔽之曰‘日新。以‘来为名者，以‘又新为字，方足辅之。”“冯先生对我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陈来说。

“又新”二字，自此就紧紧跟随陈来，他一直以此鞭策自己，孜孜追求着中华文化“日日新，又日新”。

上世纪90年代初，他将精力转向对儒家思想根源的全面探索。当时，传统文化、国学被一些人认为是保守的、阻碍现代化的，不时受到打压。他不为所动，依然潜心做学问，“站在时代的前沿和时代文化的中心，是我在文化上一贯的态度和立场”。

2009年，清华复建国学研究院，他出任首任院长。

1983年夏，陈来（左）与张岱年先生。

1986年夏，陈来（右）与冯友兰先生在其燕南园家中。

继承是基础，转化是方向，创新是重点

《环球人物》：在6月2日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讲到了中华文明的五大突出特性，包括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这五个突出特性如何来理解？

陈来：五个突出特性综合了以前对中华文明特性的研究，彼此相辅相成，实为一体。

突出的连续性是最明显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工程的研究成果，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
突出的创新性，纵观中国历史，不管是典籍典故，还是发明创造，無不饱含与时俱进、勇于创新的不懈追求；
突出的统一性，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
突出的包容性，讲的是中华文明在保持自己特色的同时包容、借鉴、吸收各种文明的优秀成果；
突出的和平性更不用说，和平、和睦、和谐是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来一直追求和传承的理念。

值得一提的是突出的创新性。中国哲学的宇宙观是强调“生生”的宇宙观。这种宇宙观把宇宙看成一个变易不息的大流，一切都在流动、变化之中。正是这种变易的哲学，支持着中华文明不断“与时俱进”的发展，与时俱进就是适应变化、与变化俱进。变化包含创新，永久的变易包含永远的革新，日新就是不断地创新。

《环球人物》：据您的研究，中华文明何以成为世界文明史上唯一连续性的文明？

陈来：中华文明的这种连续性之所以成为可能，除了地理、历史、文化等各种因素外，中华民族自觉的传承意识和传承实践，始终是一个重要原因。自觉地继承、传承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一项重要特征，也是中国文化连续性发展的根本条件。

《环球人物》：您曾著书《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与西方近代文明价值观相比，中华文明价值观有哪些独特性？

陈来：早在轴心时代，中国就系统提出了文明的价值、德性，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形成了自己的价值偏好，主要有四点：责任先于权利，义务先于自由，社群高于个人，和谐高于冲突。

《环球人物》：说到继承、传承，不得不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对此您是怎么看的？

陈来：习近平总书记有关传统文化的“两有”“两相”“两创”的方针，为全面继承和发展中华文化指明了方向。“两有”就是对古代文化要有区别地对待、有扬弃地继承；
“两相”就是中华传统文化要和当代文化相适应、和现代社会相协调；
“两创”就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陈来的著作《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宋明儒学论》。

另外，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中，反复提到要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此，继承、弘扬应当是转化、创新的前提，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继承是基础，转化是方向，创新是重点。

近几年，关于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举措、事例不少。比如说2022年春晚上的一个舞蹈节目《只此青绿》，得到大家一致好评，我觉得在“两创”上做得很好，它把《千里江山图》的色彩、意蕴、情感等用舞蹈形式呈现出来，是对中华民族灿烂的文明发自内心的崇拜和认同。

《环球人物》：在您看来，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重新提倡优秀传统文化，对于中华民族有什么意义？

陈来：对中华文化的自觉传承发展不仅是我们对中华民族发展所应承担的天然使命，同时也是基于当代中国社会建设的实际需要。首先，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巩固、提高的根本来源；
第二，社会的道德建设和价值观建设需要中华文化的参与；
第三，中华文化蕴含的治国理政的经验智慧可以作为当代治国理政的借鉴。

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文化

《环球人物》：前不久，您在首届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上发表了“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的演讲。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中国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的？

陈来：大概是上世纪80年代后期。当时，我写过文章讲东亚的现代化，当然并不是西方的现代化不值得研究，它已经是现成的了。但早期现代化理论是一种片面的现代化观，认为非西方国家的传统等于落后，现代化等于进步，所有国家现代化的发展模式都要走西方国家走过的道路。特别是主张非西方国家要将自己的传统文化抛弃、去除，代之以西方文化。亚洲国家19世纪以来的追求现代化过程中，影响最大的观点就是这种观点。

再看东亚。19世纪后半叶以来，东亚国家先后奋起追求近代化。“工业东亚”的概念就是80年代初出现的，指日本和东亚四小龙的经济现代化。东亚为什么会成功？当时有两种解释，结构的解释和文化的解释。前者认为东亚的发展主要得力于政治制度和经济政策，后者便是儒家伦理、儒家文化。儒家文化不再是现代化的阻碍，而成为助力。

《环球人物》：具体来说，儒家文化如何助力现代化？

陈来：主要是从企业来讲。东亚企业精神渗透了一种非个人主义的精神、集体团结、工作纪律，即儒家伦理。它实际支配人的日常生活的行为规范，也就是生活化的儒家伦理，包括对家族的无条件的承诺、节俭等。

《环球人物》：那么现在来看，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文化之间是怎样的一种关系？

陈来：中国式现代化提出时间不长，这个问题我还没有更多的研究，先从两个方面来谈。我们认为中国文化对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性，不仅在于类似东亚国家那种由工作伦理体现的生活价值观，更在于政府倡导的社会价值观——自觉弘扬继承中华文化，在社会各个方面都打上了中华文化的印记。前者所影响的是经济活动，后者所影响的是中国现代化的全面建设。

儒学，不能放进博物馆

《环球人物》：我们也注意到，您在1987年就曾写文章说“一旦中国实现了现代化，儒家传统的再发展一定会到来，那时侯，浮面的反传统思潮將会消失，代之而起的必然是植根于深厚民族传统的文化复兴”。可以说，今天中国的发展正一步步验证您此前的说法。您当时何以作出这样的预见？

陈来：既有一种直觉，又有一种文化自信。近代以来最大的挑战就是现代化的挑战，而一旦中国现代化成功后，儒学一定会复兴。或者说，现代化是儒学复兴的最重要的条件。近代以来，现代化问题太大，“五四”对儒家的批判是基于现代化对传统的挑战，到上世纪80年代，现代化问题成了儒学碰到的最大问题。现代化所带来的经济、政治、文化、个人等全方面的挑战，是儒学近代以来造成困境的根源。我说这句话时，社会上关于儒家文化的批评声较多，大都是对当时中国现代化遇到问题而发泄一种怨气。

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儒学和现代化的问题始终是一个重要的问题。90年代以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被确立以后，中国这条大龙的快速发展成了日本和四小龙之后的另一巨大奇迹，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中国已经走上了现代化的康庄大道。这也证明了，在中国文化熏陶下成长并接受儒家价值的人，在自由开放的市场经济中可以创造出卓越的经济成就。

《环球人物》：在您看来，儒学在当下怎样才能有效地焕发生命力？

陈来：有人认为儒学也好，儒学的传统也好，这些东西最好存进博物馆，变成博物馆中的藏品。但我们的儒家思想不是一定要附着于什么东西才能存在，因为从根本上来讲，它已经化成了中华民族的灵魂，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审美方式、道德感知方式和行为模式，它已经内化为老百姓内心日用而不知的东西。

应当说，儒学是中国文化的主体部分。不是你想把它放在博物馆就能放在博物馆的，因为它生活在你的心里，内化在你的血液里。

我始终有个观点，就是主张优先恢复作为社会文化和生活伦理的儒学。这个时代的儒学，在一个社会改革转型的时期，可以参考汉唐儒学的历史发展，就是说不是要求一个高度思辨的哲学运动，重要的是儒家伦理能跟新的社会制度、新的社会环境配合起来。有些问题是在任何时代都需要面对和回答的，如人生的意义、价值和社会伦理。通过对这类问题的回答和解决，儒学找到适当的形式，使自己成为社会生活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2021年9月27日，第七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陈来（左二）与北京大学教授张志刚（左三）、孔子研究院院长杨朝明（左四）在现场对话。

《环球人物》：研究儒学这么多年，现在的您如何给自己定位？

陈来：我自己还是要致力于做出第一流的学术研究，这是我的本职工作。比如现在，想的、做的比较多的是应该怎么进一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社会各方面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极作用。同时，要能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整个当代中国文化和国民的一种精神气质。

陈来

1952年生于北京，当代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现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师从冯友兰、张岱年，主要研究儒家哲学、宋元明清理学和现代儒家哲学。著有《朱熹哲学研究》《传统与现代：人文主义的视界》《宋明儒学论》《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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