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思敏
分手暴力，其实离我们每个人都不远。它并非偶然地、随机地、只会发生在特定人群中的暴力事件。有亲密关系存在并延续的地方，也一定会有其断裂、破碎与分开的可能性。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了解分手暴力的原因，了解它从何而来、如何形成，理解它为什么产生，我们又该如何应对。
尽管我们在谈论分手暴力的时候，更多关注的是身体、语言与性方面的暴力，然而心理暴力这种“看不见的拳头”也不能被忽视。法国心理学家阿丽亚娜·卡尔沃在《我们与心理暴力的距离》一书中指出，存在身体暴力的地方，必然会存在系统性的心理暴力。受害者遭受的心理暴力越多，他们就越难从禁锢与封闭的心理中脱身，因为他们所生活的环境是由侮辱、诋毁、羞辱、骚扰、孤立、压迫和勒索所构成的。因此，身体暴力与心理暴力，共同构成了分手暴力的表与里。比起身体暴力，心理暴力的创伤更难愈合。
中国政法大学犯罪心理学博士、广州商学院法律心理研究院副院长张蔚一直致力于研究亲密关系犯罪，由他翻译的书籍《重拳之下：亲密关系和家庭暴力犯罪》可以算得上是亲密关系犯罪研究领域里的开创性著作，同时他也以心理咨询师的身份参与过数百起暴力受害者的个案咨询服务。
“我们必须牢记一点，所有亲密关系暴力行为都应被视为犯罪行为，属于刑法所管辖的范畴。”张蔚告诉《方圆》记者，在中国，将亲密关系中发生的暴力正式纳入学术界讨论的历史不过40余年，而它进入司法实践的探索时间则更晚。尽管目前我国法律上并没有对“亲密关系暴力”作出明确界定，但通过近年来对妇女儿童权益保护相关法律法规的修订可以看出，我们正在慢慢地进步。
对大多数人来说，亲密关系的破裂是一种痛苦的、令人恐惧的体验。法国社会学家伊娃·易洛思在她研究当代社会中的亲密关系的著作《爱，为什么痛》中曾经表达过这样的观点：在现代人的亲密关系中，人需要被爱，因为这是一种社会需求的普遍认同感。一个人的社会价值感不再单纯由个人经济情况或社会地位所决定，而必须从与他人的互动中获得。爱情是价值感的核心组成部分，因此害怕被拒绝是两性关系中挥之不去的阴影。在一段痛苦的亲密关系中，人们丧失的是本体安全感，这种安全感衍生自一个包含选择、承诺以及仪式的道德生态环境中，深植于人们所处群体所构建的自我价值感。
在张蔚看来，亲密关系暴力之所以发生，与人际交往过程中情绪积累有很大关系。处在亲密关系中的男女，他们的交往与沟通的频率极高，交流也往往涉及一些核心的个人利益。而越是深刻的情感联结，发生强烈的心理冲突的可能性就越大，分手只是暴力激化与冲突升级的导火索。
然而，很多施暴者患有潜在的人格障碍，而他们往往对于冲突不耐受。美国家暴咨询专家伦迪·班克罗夫特在《他为什么打我：家庭暴力的识别与自救》一书中提出，施暴者多是易怒型与控制型的男人，他们的暴力源自态度和价值观，而非感觉。属于感是它的根，权利感是它的干，控制欲是它的枝。“当一段亲密关系产生裂痕的时候，施暴者会有一种失控感，‘你要离开我了，你要逃脱我的控制了。这时候他们会感到恐惧，下意识的应对措施便是诉诸暴力，因为暴力既是人类恐惧情感具象的表现形式，又是施暴者重新夺回控制权的方式。施暴者其实比任何人都清楚自己的行为，他们不是不能改，而是不愿改，因为他们不愿放弃权力与控制感。”北京红枫妇女心理咨询服务中心心理咨询师唐辉解释道。
根据美国心理学家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人类暴力行为产生最典型的原因就是挫折和带目的行为的受阻。现实挫折是很好解决的，比如你丢了一个钱包，你可以再去买一个。然而情感上的挫折是很难被解决的。又如，分手后通过各种手段纠缠不清，甚至不惜诉诸暴力的原因是当他求复合的行为受挫时，他会自然产生一种打击报复的心理。在这种情况下实行暴力的人，从来不会觉得分手是因为自己不够好，而是因为他们做不到向内归因，只能通过向外归因的方式来宣泄自己的情绪。
“绝大多数实施分手暴力的人都存在一定程度的认知和心理偏差，情绪发泄渠道的建立往往是有问题的。他们认为自己的亲密伴侣是附属品，像物品一样去操控自己的亲密伴侣。比如，当他们无法合理消化一些工作导致的负面情绪时，他们便会将这种情绪以暴力的方式输出，转移给自己最亲密的人。”张蔚说。
唐辉所在的北京红枫妇女心理咨询服务中心已有35年历史，还经营着一条公益反家暴热线。在这里，大量女性受害者打来电话，寻求庇护。“受害者打来电话时，暴力所带给她们的情绪体验的打击是巨大的。”唐辉说。
既然如此，为什么受害者并没有选择离开？唐辉让《方圆》记者先想象一个场景：你独自行走在深夜，身上既无盔甲，也无武器，突然被10头狼围困。这些野兽离你仅有10米远，且似乎越来越近了。这时候你的下意识反应是什么？是逃跑，还是反击？然而更现实的情况可能是你瘫软在地上，什么都做不了。这就是遭遇分手暴力的受害者所面临的处境。
唐辉对《方圆》记者解释，很多受害者在遭遇暴力时最主要的情绪是恐惧，恐惧震慑住了她们。哪怕她们想要逃跑，可能这个施暴者“一下抓住她的胳膊，一个闷棍就扔过去了”，受害者的情绪就瘫软了，会陷入“求你饶了我，你想打就打吧”的状态。
1984年，美国临床法医心理学家莱诺尔·沃克提出了受虐妇女综合征这一概念，它指的是长期受丈夫或男友暴力虐待的婦女表现出的一种特殊的行为模式，由暴力循环和习得性无助这两个概念组成。
沃克提出，暴力循环有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在受虐关系中反复出现。第一个阶段是日趋紧张阶段。在这个阶段，受害者是顺从的，并试图减少亲密关系中产生的问题。第二个阶段是恶性暴力阶段。施暴者开始实施严重暴力行为，这足以证明情况已经失控，受害者往往在这个阶段承受着巨大的痛苦与伤害。最后一个阶段是蜜月期。施暴者意识到暴力是并不符合社会需求与自我要求的行为，特别是他的暴力作用于一个跟他有亲密关系的人时，施暴者开始感到悔恨，开始向受害者表达歉意与关心。蜜月期结束，施暴者与受害者之间的紧张关系会有所缓和，一切趋于平静，他们将继续生活。可根本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当新的摩擦再一次产生时，暴力也就此开始循环。
习得性无助则描述了反复被殴打的受害者的心理反应。女性在被亲密伴侣殴打后，会因为性别角色社会化而接受自己的无能为力，这加深了一种错误的观念，即她们永远无法逃离这种情况。
唐辉说，受害者时常会陷入这种“男的下跪道歉，女的心软原谅”的模式里。我们可以把他们看成45度背靠背站立着的三角关系，相互依赖，十分牢固，当一方撤出时，另一方会坍塌。两人分手时，男方会哀求，“你不要离开我，我离不开你”；
女方会感到“他是需要我的，他需要我来爱他，那我是有价值的”。对于一些女性而言，她们很多行为是从小习得的，她们可能从小就生活在一个自己的需要不被看到的家庭里，而她们需要不断满足父母的需求。久而久之，她们会发展出一种“拯救者情节”，她们也许会想“离开我，他们的生活就没法支撑了，所以他需要我，我要去帮助他”。
我们知道了受害者很难逃脱出这种暴力循环，那施暴者呢？施暴者为什么会对这种暴力循环上瘾？
对此，张蔚解释道，从犯罪决策和犯罪收益的角度来看，施暴者通过实施暴力，能以一个极低的成本获取极高的收益。如果说第一次暴力是一种情绪化的暴力行为，那么在后续的暴力行为中，这种暴力就变成了一种工具化的暴力。施暴者在第一次宣泄完情绪后，会发现原来暴力可以给他带来一定的利益，“比如打了你一次，你就不分手了，你就完全屈服于我了”。而当一个人能通过相对简单的手段获得巨大利益，且不用承担法律责任时，他们往往不会放弃这种权力，也无法从根本上认识到自己的暴力行为是错误的。
所以对于施暴者而言，下跪、自杀威胁、扇耳光等行为并不代表他们真的有所悔恨，这些只是他们达成目的的工具罢了。“那些威胁说分手就要自杀的人是绝不可能自杀的，因为他们最爱的人是自己。他们用自杀威胁的唯一原因是不想失去一个如此好控制的目标，毕竟培养下一个目标会花费他们大量的成本。”张蔚对《方圆》记者说道。
对于所有曾遭受过分手暴力的受害者来说，他们的心理创伤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应对现实的能力已经超出了受害者的心理承受范围。在暴力的创伤性攻击下，受害者会惧怕自己面临真的死亡，惧怕痛苦和精神折磨，有时这种想法会以自杀告终。
卡尔沃说，无数次遭遇心理暴力的受害者，会陷入一种心理死亡的境况——受害者不再知道价值是什么，喜欢什么，需要什么，甚至你会忘记自己是谁，自己是如何运转的。
更甚的是，亲密关系暴力给人的打击是一生的。在这种情况下，受害者获得疗愈是有可能的吗？在我们深入受害者的故事前，先看看施暴者的情况。
张智慧是国内第一条致力于解决性别暴力的男性热线——“白丝带终止性别暴力男性公益热线”（以下简称“白丝带公益热线”）的负责人。他告诉《方圆》记者，每年给“白丝带公益热线”打来电话的人中有20%是施暴者。他们打电话的原因主要是两个：一是弄清楚自己是否真的给对方带来了很大的伤害；
二是希望心理咨询师能告诉他们如何修复这段因暴力而破碎的亲密关系。
张智慧经常遇到一些来电者的求助，他们从小生活在父亲对母亲长期施暴的家庭环境中，这种痛苦往往會持续到他们的青年甚至中年，有的人到了40多岁仍然不敢建立亲密关系，有的人结婚生子后仍夜夜从儿时目睹的家暴噩梦中惊醒。
但这20%的人仅仅是冰山一角，因为大多数严重的施暴者并不会认识到自己的问题，一旦在前几次暴力行为中尝到甜头，施暴者会渐渐对暴力操纵上瘾，之后再寻求变化的可能性则微乎其微。
帮助施暴者的第一步是让他们认清自己的暴力行为到底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伤害，第二步则是让他们去理解自己的伴侣是跟自己一样的独立且自尊的个体，并非可被随意损毁的物件。
在实际的心理治疗案例中，张智慧接触了很多从小就生活在暴力环境中的孩子，而当这些孩子慢慢长大，当他们面临一段亲密关系的结束时，会下意识地用暴力来应对痛苦。改变这种心理惯性很难，但并非没有可能。
“更重要的是改变施暴者对于社会性别的认知，比如传统观念认为，暴力言行是男性气概的体现，陪伴照料家人是女性的职责等。对于社会性别的认知并非与生俱来，而是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习得的，因而这些观念是可以被重塑和改变的。”张智慧认为，对于施暴者来说，暴力过程就像包含情境、认知、情绪和行为的“链条”，一旦他们在亲密关系中受挫，便会激发“链条”自动运转。而心理咨询师要做的就是告诉他们，无论处在“链条”的哪个中间环节，他们都有机会停下来，终止暴力并打破暴力循环。
“白丝带公益热线”曾经举办过线下的团体辅导活动，十几个曾经有过家暴行为的施暴者围坐在一起，通过课程认识到自己给家人或朋友造成的伤害，反思自己习得暴力言行的经历，并尝试用非暴力的方式表达情绪、压力和感受……
“白丝带公益热线”并非孤例。下定决心消除暴力项目是美国第一个针对让狱中男性直面自己施暴历史的改造项目。在这里，施暴者要学习一个课程，那就是男性也可以轻易袒露自己的脆弱，他们同样可以有同情心、善意、爱意、恐惧、疼痛、悲伤、关心、同理心等其他被认定属于女性的特质。
张蔚告诉《方圆》记者，他现在参与的心理矫治项目也聚焦于共情力与同理心的培养上。他们曾在广东广州和深圳的一些学校里宣讲亲密关系中暴力的危害性。同时，张蔚在参与广东一个女子监狱的项目，在这里他们将会对暴力型犯罪者进行共情力培养，比如进行一些团体性的戏剧表演，在剧中深挖她们心理层面上存在的问题。
英国精神病学家鲍尔比曾提出，心理治疗的本质是一种依恋关系，“它为患者提供一个安全基地，使他能探索过去和现在生活中的各种不幸与痛苦。如果没有一个值得信赖的同伴提供支持、鼓励、关怀和指导，他很难去思考这些问题”。
回到受害者的身上，尽管心理治疗能缓解他们的痛苦，但主动开口求救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拨打电话是他们寻求帮助的第一步，只要一个人能打电话，他就是有能量的，是有改变的意愿的，真正困难的是找到那些沉默的受害者，那些不会拨打电话的人。”唐辉说。
进入咨询状态后，心理咨询师会了解暴力发生、发展与严重程度，问三个问题：第一次，最严重和最近的一次；
接着与来访者一起梳理，通过量表辨别施暴者是否为高危人群，确认当前来访者有无人身安全危险。从这几个问题入手，幫助来访者认识亲密关系暴力的特性、规律，认识到靠自己个人的力量是很难挣脱的。
唐辉表示，要让受害者意识到，自己所处的这种亲密关系的模式是错误且有害的。仅靠退让、哭泣、原谅这些举动并不能真正帮助到对方，也无法真的改善这种有毒的恶性循环的亲密关系。在这整个咨询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是给受害者“赋能”，告诉他们自身的力量在哪里，怎么样去应对施暴者，从哪里可以获取社会资源。
这意味着受害者可以渐渐学会从自己内心汲取能量。新西兰哲学家克里斯汀·斯旺顿说：“自爱是一种美德，人需要与自己建立联结。”这种与自我的安全依恋关系可以给人一个内在的安全基地，在这里，受害者可以学会对自己的痛苦表达关怀。心理学家霍姆斯提出，一个稳固的安全基地不仅体现在自我安慰与自我支持的心理系统，更体现在能让受害者在实际行动中学会自我照顾。当受害者内在的安全基地拓展的时候，他们会学会“自我价值感不再是你拥有的东西，而是源自你正在做的事情”。
不过，在北京红枫妇女心理咨询服务中心副主任兼热线督导洪君看来，心理层面的赋能仅仅是第一步。通过个案咨询，他们发现受害者往往面临着更复杂、更困难的现实因素：经济的困窘，孩子的抚养权，老人的赡养问题，受害者自己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交际圈等。“逃离的代价是巨大的，只有当社会与司法资源上能接纳她们，解决她们更多现实层面的困难，她们才可能真正从暴力循环中逃脱出来。”
此外，洪君提到，分手暴力是家庭暴力的延续，广泛开展反家暴宣传，把事后惩罚变为事前预防，让社会各界认识到家庭暴力是严重侵犯他人人身权利的社会问题，尤为重要。媒体也要倡导正确的价值观、婚姻观、人生观，文艺作品中不要将亲密关系中的控制、排他、强烈的嫉妒心解释为“爱的表现”。针对青少年尤其是广大女生，加强心理健康教育、社会情感能力培养，提升学会说“不”的能力。在学校、家庭、社区、村镇等倡导及落实 “爱的教育”。
美国诗人艾米莉·狄金森写过一首诗：“假如我能让一颗心免于破碎，我的人生就不是一场空幻；
假如我能慰藉一个生命的苦楚，或平复一个人的疼痛；
或帮助一只昏厥的知更鸟重回它的巢穴，我的人生就不是一场空幻。”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曾有过关于亲密关系的痛苦的体验，通过了解这些“爱的恐惧”或“爱的过剩”，或许能为人们慰藉苦楚，并找到亲密关系体验内在种种焦虑与失望的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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