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简主义经济学：一种聚焦环境可持续性与地球承载力的新经济模式

阿塔努·萨卡　高若云

［摘 要］过度消费是当今世界经济、社会和生态综合性危机的主导性因素。现存的全球环境治理体系未能有效应对当前基于过度消费的经济发展模式。目前的全球发展模式不仅缺乏对过度消费行为的有效干预，也未能建构一种基于社会公平理念的生态危机时代的经济战略。文章基于对行为经济学、循环经济以及生态经济学这三个概念学科的反思性文献回顾，阐述了一种不同于当今流行于西方世界新古典经济学的新经济分析模式，认为通过构建“极简主义经济学”这一概念理论，可以在当今经济学领域中有效整合生态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的主要原则，并在生态优先的价值观基础上推动生产者、消费者与政府等社会主体投入到应对生态危机的集体行动中。与当前西方社会中的主流经济学不同，“极简主义经济学”重申了本土化的价值，并主张在消费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纳入社会文化因素考量。“极简主义经济学”对于构建应对全球生态危机的新型环境治理体系具有参考价值。

［关键词］极简主义经济学；
环境经济学；
选择性经济模式；
循环经济；
可持续发展

由于全球性气候异常变化、生物多样性侵蚀和环境污染，我们的星球正遭遇前所未有的生存挑战。地球上已经不存在能够逃避人造化学物质污染的原生之地了。目前，我们已经在海洋最深处发现了微型纳米塑料，在亚马逊森林中的蚂蚁和南极磷虾身上发现了邻苯二甲酸盐等化学合成物质。①“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PBES）②在2019年发布的报告中指出，已有100万种动物和植物物种面临着灭绝的威胁。③

大规模生产和廉价商品所导致的过度消费，已经使当代西方社会陷入了一个“开采-生产-使用-废弃”（take-make-use-waste）的線性消费模式。浪费已成为一种生产生活的常态。这种发展趋势造成了日益显著的碳足迹（carbon footprint）和水足迹（water footprint）。2015年，联合国大会制定了需要在2030年之前实现的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其中，第八个目标致力于使最不发达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每年至少增长7%，在生产和消费中保障全球资源利用效率，并将经济增长与环境退化问题脱钩（decouple）；
第十二个目标则力图在2020年实施可持续消费与生产的“十年框架”，从而实现对废弃物的无害环境管理，并通过预防、减少、回收和再利用等全流程方式，大幅减少废弃物排放量。①然而，目前的资源开采和废弃物管理模式表明，环境治理政策还未能充分注意到过度消费是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源之一。在发展政策中，占主导地位的主流经济思想导致了可持续发展目标与现实实践之间的脱节。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我们对物质享受的贪婪和无节制的消费已经威胁到生态系统。而一种更简单的、按需消费的极简主义生活方式可以作为一种催化剂，促进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和个人碳足迹的努力。然而，在环境保护方面，目前极简主义尚未能够在政策讨论中占据一席之地。据联合国预测，如果维持目前的生活方式，那么到2050年时，这种生活水平大约将需要三个地球所能提供的自然资源总量。②目前的个人消费模式破坏着致力于温室气体减排、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有毒化学品管控的全球发展规划。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不对消费模式进行一种根本性变革，那么，我们势必会无法长期维持当前享受的生活水平。然而，我们目前还未能制订出解决高消费所带来的诸多问题的系统性方案；
相反，巨大的消耗浪费、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以及对生物多样性的破坏仍在继续。因而，生态、社会和经济危机的风暴即将来临。目前，人类社会尚未构建出一种能够有效干预过度消费行为的政策模式，而这一模式的主要目标应当包括：（a）能够对废弃物加以充分再利用的技术革新，以及（b）从社会公平的角度解决生态灾难的经济战略。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是否有可能将经济学、心理学、物质循环技术和生态学等相关领域结合起来。笔者在本文强调消费行为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并提出了一个新的经济模型理论框架，其中包括：（a）行为经济学层面，即与个人和机构的经济决策过程有关的人类行为，并将消费和废弃物处理作为主要考量因素；
（b）循环经济层面，即涉及全面循环和回收的经济体系；
以及（c）生态经济学层面，即结合经济学和生态学，包括价值观、行为、公平、文化习俗、制度结构和社会发展等要素。基于对上述三个核心概念研究的文献回顾，③笔者探讨了经济学在环境友好型决策中的重要性，循环经济作为技术解决方案的适应性和局限性，以及生态经济学与当前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之间的张力冲突。本文将从一个简短的案例分析开始，以时尚和服装、电子设备和家用电器为例，探讨行业发展、公众态度以及关于消费、企业责任、环境影响、公平等问题。随后，本文依据既有研究成果探讨了三个关键性概念，并提出了解决当前消费主义困境的极简主义生活方式这一新理念。最后，笔者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理论）化模式，即“极简经济学”。

一、关于消费行为的个案研究

（一）时尚与服装

现代时尚行业（也称“快时尚行业”）已经转向生产廉价、流行的服装，其设计灵感多来源于时装秀。大规模流水线、涤纶和尼龙的广泛使用，为其提供了低成本的生产条件；
同时，电子商务的发展促进了“快时尚行业”的广泛销售。①“快时尚”在世界各地被迅速接受，特别是在那些所谓的富裕和中等收入国家。这一消费模式的扩展导致了对服装需求的急剧上升，从而使得该行业成为一些中低收入国家的重要经济支柱。当前，全球时尚产业的规模已经扩张到1.3万亿美元，在全球范围内有超过3亿人受雇于这一产业。②据统计，每年有近800亿件新衣服被人们选购，其中90%生产自中低收入国家。③如果这一趋势持续，2050年的服装销售总量将达到1.6亿吨——是今天的3倍多。因此，这一产业可能会耗费超过26%的国家碳预算。必须看到，快时尚的出现带来了可怕的生态环境问题，例如快时尚行业广泛依赖石油生产纺织品，使用大量的水和杀虫剂来生产棉花，将纺织品染料排放到生态环境之中，以及在运输过程中消耗大量化石燃料。④

廉价但质量较差的衣服以及频繁的更新换代，已经严重扭曲了消费者对真正价值的理解，导致衣物被快速淘汰和利用不足。据估计，超过一半的快时尚产品在一年之内就被丢弃。在过去的15年里，一件衣服在废弃前的平均穿着次数减少了三分之一。在中国，这一利用率减少了三分之二；
而在美国，其利用率只是全球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⑤2014年，人们购买的服装比2000年多60%。⑥在美国，平均每个人每周购买一件衣服，每年扔掉大约80磅的衣服。⑦由于利用率低，全球每年在丢弃衣物方面就足足浪费了4600亿美元，其中85%的衣服被直接丢弃（即相当于每秒钟有一辆装满衣服的垃圾车被烧毁或被倾倒在垃圾场）。⑧

据统计，纺织业的发展依赖于大量的不可再生资源，包括生产合成纤维所需要的石油、种植棉花所需要的化肥，以及生产染料和纺织品所需要的各类化学品。①人类的碳排放有十分之一是由时装制造业所产生的，这比所有国际航班和国际海运排放量的总和还要多。如果一切照旧的话，那么纺织品生产的发展将消耗越来越多的不可再生资源，到2050年将达到每年3亿吨（即四分之一的国家碳预算）。②与此同时，时装产业也已成为全球第二大水资源消费部门。③比如，一条牛仔裤的生产需要消耗大量的水，其中包括棉花的种植和加工成织物与染色。据统计，全球每年有近56亿条牛仔裤被消费，而从2021年到2031年，这个市场预计每年将会增长4%。气候变化和不可持续的工业与家庭用水模式已经导致全球范围内严重的水危机，很难想象，仅仅是普通的牛仔裤就会对我们有限的自然资源产生如此大的影响。与此同时，纺织染料中含有能够污染河流、湖泊和海洋生态系统的有毒有机化合物，以及镉、铬、汞、铅和铜等金属离子，这也成为导致当地居民和工人罹患癌症和其他严重疾病的重要原因。④在牛仔裤的染色过程中需要使用大量的水，每年的水消耗量几乎可以注满200万个奥运会场馆标准规模的游泳池。⑤另一方面，衣物洗涤则每年向海洋排放50万吨的微纤维（microfibers），这相当于近500亿个塑料瓶。⑥而没有能够成功售出的服装产品则成为固体垃圾，这些固体废弃物堵塞河流、侵占土地，造成额外的环境危害。⑦

（二）电子设备和家用电器

与服装业相似，在当代，我们对个人电子设备和家用电器的消费也增加了数倍。由于制造商的产品淘汰战略以及消费者购买全新产品的欲望，电子设备和家用电器的平均使用寿命也已发生了大幅下降。这里存在一个复杂且相互影响的消费者和制造商之间的互动关系：电器制造商在较短的时间内向市场频繁地推出具有新功能的型号，使现有的版本显得过时，即便它们仍然运行良好；
而消费者也更青睐较新的版本，认为它们性能更高，省时省力，并且可以作为一种身份的象征。作为恶性循环的一部分，消费者“喜新厌旧”的行为偏好，也鼓励制造商比过去更频繁地推出新型号。据2018年在加拿大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86%的人认为电子设备和家用电器已被刻意设计为具有较短的使用寿命。五分之四的加拿大人倾向于购买全新的电子设备，而不是购买回收或循环利用的二手设备。⑧而一项来自欧洲的研究也表明，大型家用电器在购买之后5年内的更换比例，已经从2004年占总更换量的7%增加到2013年的13%。①这项研究还显示，为更换有缺陷的设备而购买新电器的比例，已经从2004年的3.5%增加到2012年的8.3%。当遇到产品故障时，很少有受访者（尤其是家用电器的使用者）试图维修他们的设备。这种更频繁的产品更换率，除了技术和功能方面的因素之外，也包括经济方面的因素（例如产品的性价比、维修成本高等）以及心理因素，这些因素都在驱使消费者提前更换自己所使用的电子设备。②

在法国，88%仍能使用的智能手机被丢弃。在美国，消费者在新机型上市后便立即对自己的智能电话设备丧失兴趣，并且每隔一两年就升级一次设备，而只有十分之一的被淘汰的设备被回收再利用。消费者往往倾向于低估电子设备的预期寿命，例如笔记本电脑实际上可以使用将近10年，而消费者普遍认为其使用寿命只有5年左右。③过早地更换产品会造成巨大的生态环境代价。据统计，全球人均电子垃圾总量从2010年的5千克增加到2019年的7.3千克（增加了46%）。④从人均水平来看，欧洲（16.2千克）、大洋洲（16.1千克）和美洲（13.3千克）产生的电子废弃物，比亚洲和非洲（分别为5.6千克和2.5千克）显然要更多。⑤这些电子废弃物以废物回收的名义被转移到全球南方的发展中国家，但由于缺乏必要的条件来回收这些电子废弃物中的所有部件，其中的大部分电子组件被丢弃。而需要注意的是，电子设备的循环和回收也需要消耗大量的水和能源。⑥

（三）公平与脆弱性

很显然，我们这个时代的消费模式已经对生态环境产生了深刻影响，但这一点尚未在任何国家或全球层面上的政策讨论中得到充分承认。全球经济的发展被认为是建立在消费升级的基础之上的，这对资源开采业、制造业以及零售业起到了拉动作用。正如汇丰银行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珍妮特·亨利（Janet Henry）所说：“消费承载着全球经济”，“全球增长取决于个人消费。”⑦因此，消费的减少被认为会对就业率、经济增长以及国家发展带来不利影响。然而，以消费为主要驱动力的经济发展模式的根本缺陷在于其无视可持续性价值。⑧在这一经济逻辑中，资源开采、生产、制造、零售和服务行业被认为是国家经济增长的引擎，而经济繁荣也是由国内生产总值（GDP）、就业率和人均收入的水平来衡量的。⑨然而，对这种经济繁荣的描述，往往忽略了其环境成本以及对社会边缘群体的现实影响，比如大量开采稀土以获得电子设备的原材料，抽取地下水用于棉花种植，释放未经处理的织物染料并污染河流和海洋，以及将有害的垃圾转移到贫穷国家。上述这些只是目前全球普遍发生的污染现象中的几个例子，但它们正在导致数百万农民和渔民永久丧失生计，被迫流离失所和大规模迁移，并带来了疾病、种族冲突和社会失序。①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弱势群体并没有相应的平台来表达他们的困境及其对公平正义的诉求。此外，在传统的经济学指标中，也缺乏对生态环境破坏及其所带来的损失加以衡量的相应机制。事实上，用货币价值来衡量环境损害始终具有某种误导性。②比如，我们可以用货币来衡量金枪鱼、野生鲑鱼或鳕鱼种群减少的经济损失，这是因为存在着与这些资源相关的独立产业。③但如果使用同样的方法，我們是否能够衡量由于野生昆虫种群的消失而造成的经济损失呢？特别是考虑到这些昆虫是授粉者和害虫捕食者，并在农业生产中发挥着极其重要作用。如此一来，传统经济学的衡量模式就显现出尤为明显的局限性。④此外，由人类活动引起的环境灾难，并不仅仅局限于全球南方的贫穷国家，最近在北美、欧洲和澳大利亚发生的规模空前的山火、洪水、旱灾以及龙卷风，带来了数千亿美元的经济损失。这些自然灾害也清楚地表明，即使在全球北方发达国家，目前的生态系统也呈现出高度的脆弱性。⑤

二、环境决策中的行为经济学

（一）“行为经济学”概念

经验事实表明，人类并不总是能够作出理性的决策，人类社会中存在着大量的决策异常（decision anomalies）行为。行为经济学是一个结合经济学和心理学的经济学分支，这一学科的目的是探讨人们在现实世界中的经济行为方式及其背后的原因。⑥行为经济学采用了社会科学特别是心理学的概念或理论。⑦目前，行为经济学研究已经被广泛运用于指导企业以及政府部门的相关决策，以了解消费者行为、社会规范、决策中的“羊群本能”（herd instincts）以及公众对社会政策的接受度。

决策异常的原因可以归咎于“错误感知”（misperceptions）和“心里捷径”（heuristics/mental shortcuts）。其中，“错误感知”通常发生在不需过度考量的情形之下；
而“心里捷径”则是行为经济学中的一个概念，指的是在没有耗费太多认知精力的背景下快速作出决策，这一机制可以降低决策任务时的认知负荷。

（二）环境友好型决策视域下的行为经济学

过度消费使人们在获得享乐式满足的同时也付出了相应的代价。对塑料制品的广泛使用（尽管消费者知道它的环境成本）已经清晰地表明，在监管机构、大众传媒和社会公众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认知和行为鸿沟。来自于行为经济学的经验研究表明，普通民众更偏向于短期利益，而不是长期利益。①因此，消费者是否愿意为环保事业支付额外费用，不仅取决于节能行为的环保收益，更取决于其经济效用。只有在节能行为的经济效用很高的情况下，低收入人群才会选择接纳节能倡议。②例如，为了促进节能灯的发展，一些消费者可能会因为使用节能灯而获得一定的经济激励，在退回旧灯泡后立即得到一些现金返还，这可能会鼓励人们的节能实践。该策略也有助于增进生产者在废弃产品回收方面的责任。

然而，经济层面上的激励，未必能够促成一种集体责任意识的形成。因此，环境政策的制定同样应当考虑人性中合作性的、非物质化的层面。即使拥有相应的信息和经济激励，有些人可能仍然不会选择更加环保的技术，这是因为人总是存在着惯性倾向和舒适区偏见（familiarity bias）。对环境问题的冷漠态度，可能是因为人们所接收到的信息似乎并不与他们的生活直接相关。例如，尽管媒体报道了塑料垃圾在偏远岛屿上泛滥成灾，鸟类体内发现各种塑料碎片，以及海洋生物被鱼线缠绕等情形，但大部分人并不会因此而在现实生活中减少使用塑料制品。相反，本地垃圾填埋场展示的堆积如山的废弃物以及各类塑料污染的场景，也许会对当地居民的观念产生更大影响。

三、作为技术解决方案的循环经济

（一）“循环经济”概念

循环经济致力于在封闭的循环系统内重复使用资源，并减少环境污染，避免自然资源浪费。③在理想情况下，循环经济可以延长产品寿命和自然资源的循环利用时间。循环经济力图避免诸如垃圾焚烧和废弃物倾倒之类的对生态环境具有破坏性的废弃物处置方法。研究显示，目前，全球范围内仅有很少量（9%）的塑料被回收，而大约80%的塑料被堆积到垃圾填埋场。④而填埋场会污染周围的生态系统，包括河流、湖泊和海洋，并最终通过在食物链中流动使附近居民暴露于有毒污染物的危害之下。⑤总体而言，循环经济强调关注社会整体利益，重新定义经济增长。为了促进循环经济的可持续实践，可行的政策路径包括：对某些材料和一次性产品征税，按使用量付费的垃圾收集方案，向将旧产品回收给零售商的顾客给予现金奖励，降低回收循环产业的税率，推广可重复使用或可修复的产品，以及强化制造商责任并向消费者提供相关信息。⑥循环经济与传统的垃圾管理模式不同，后者由废弃物管理公司和低收入国家的相关部门运作，而循环经济则需要纳入更多的利益相关者，并需要共同承担责任和绩效。此外，循环经济也涉及物质循环的整个生命周期。①循环经济主要依据三个原则来避免废弃物进入生态系统：通过设计减少废弃物数量（design out waste）；
提高产品和材料的使用率（keep products and materials in use）；
促进自然系统再生（regenerate natural systems）。②循环经济需要对成本、供应链、质量、流程、物流、逆向物流（reverse logistics）、服务、研发等环节进行战略规划和管理。

（二）循环经济的局限性与范围

循环经济因其概念基础的局限性以及在构建可持续经济方面缺乏连贯性而备受批评。③具体来说，如果没有被整合进可持续发展理念的话，那么循环经济实际上是支持了基于无限生产与无限消费的经济增长信条，而并未质疑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增长理念。④诸如塑料或纸张等某些可供回收的材料在被回收为低价值产品之前，也存在着某些限制。⑤而如果在所有资源输入都来自于回收物或可再生材料这一理想情形下，为了可持续性，就有必要将低价值产品转化为高价值产品，并考虑其中的经济周转量。“周转量”（Throughput）这一概念指的是从生产的第一阶段到消费的最后阶段的过程中物质和能量的流动。⑥努力实现零碳循环经济可能会增加对诸如木材、生物燃料、生物聚合物和天然纤维等生物降解性产品的需求。因此，这一转变可能会对地球本身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ecosystem services）造成压力。⑦通过降低产品成本或运用循环经济服务所带来的“生态效率”（eco-efficiency），可能会因为对它需求的增加而产生反弹效应。⑧缺乏政治意愿、专业知识和资源，废物管理政策不充分，以及无效法规等因素，都会对在全球南方发展中国家实施循环经济提出挑战。⑨

與全球北方的发达国家相比，南方发展中国家以及原住民社区内部存在着更多关于生态修复和再利用方面的文化资源。⑩然而，由于淘汰过时产品理念的推行、缺乏与消费者分享产品详情的监管机制等原因，这种文化正在迅速消失。现在，即使在南方发展中国家，也普遍存在“一次性使用”的文化。像印度这样的新兴经济体最近一直在考虑设置“修理回收使用权”（right to repair）理念以促进可持续消费，并减少资源浪费。

经过近几十年来对“一次性材料”的普遍采用，现有的公众观念以及循环再利用方面的技术和经济限制，是循环经济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回收、修复和翻新也同样会消耗能源，因此发展循环经济可能会导致能源使用量的增加。①除此之外，围绕循环经济所牵涉到的伦理问题也不容忽视，因为限制全球资源的使用和仅依靠回收和可再生资源来发展国家经济，可能会严重影响到全球大约一半生活在贫困状态并仍在努力满足他们自身基本需求的弱势群体。②最后，过度消费行为也可能会阻碍那些经过良好设计的循环经济系统在现实中的落实。③因此，循环经济的有效实施，要求在包括生态设计与强制要求产品可循环利用等“绿色默认规则”方面进行更多创新，这些创新包括维修和服务手册的免费获取，材料效率与能源效率的平衡，延长产品保修期，以及将责任从消费者转移到生产者等。④

四、致力于可持续增长的生态经济学

根据生态经济学概念的主要倡导者之一赫尔曼·戴利（Herman Daly）的说法，经济体系是生态系统之下的开放性子系统，这一系统具有有限性、非扩增性，并且在物质层面上是封闭的。按照物质和能量守恒法则（热力学第一定律），经济增长通过整合生态系统中的物质和能量来侵占生态系统，转移之前循环于自然界中的物质，从而在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产生一种物质层面上的张力。⑤在主流经济学中，生态系统与生产和消费等经济活动之间并不存在联系。但生态经济学这一学科概念的引入，已经对资源配置的概念及其运作方式产生了深刻的重塑，同时也修正了对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的理解。⑥生态经济学承认社会生活中丰富而复杂的行为动机，这些动机不仅源于经济需求，还源自文化和精神因素。相比之下，环境与资源经济学（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采纳了目前在经济学界占据支配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范式。该范式认为，自由市场体系可以通过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个人选择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而无需政府干预和监管。因而在它看来，我们对待自然环境的方式应该与我们对待劳动力和资本的方式相同，因为生态环境中的任何商品都可以买卖、交易、储存和投资。⑦

生态经济学则是将经济学和生态学连接起来的一种新经济学范式，⑧它寻求在经济和生态系统以及维持人类福祉的社会结构之间建立联系。⑨生态经济学家考虑到经济层面的代际内部以及代际之间的公平问题以及社会和文化情景，并明确承认社会和社区价值以及生态价值（例如授粉、平衡食物链、气候调节和病虫害防治）。①在它看来，全球南北方国家之间通过不平等的资金和资源流动以及不平衡的权力关系错综复杂地联系在一起。即使在全球南方国家内部，富裕群体与中产阶级数量的增加也导致了社会-环境条件的不对称性（socio-environmental asymmetries）。除此之外，富裕国家中贫困人口比例的上升造成的社会分化，也加剧了与阶级、种族和性别相关的不平等问题。生态经济学被认为具有三个相互关联的目标，即可持续的规模、（对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和（对土地和自然资源的）有效配置，而这三个目标都以人类福祉和可持续发展为价值导向。②

五、走向极简主义经济学

当代社会对物质消费有一种虚妄的渴望，对消费的不知满足也正在成为一种社会嗜好。幸福是用物质享受来衡量的（房子的大小、汽车的数量或衣服的数量），商业宣传和社会价值观的变化正在鼓励人们想要在物质上占有更多。③

极简主义生活方式被“非正式地”定义为一套思维方式，即要求只将注意力聚焦于那些值得关注的事物。这种生活方式的价值理念或艺术感强调减少雜物、降低浪费以及避免购买自己并不需要的物品。极简主义生活方式的追随者自觉控制他们的购买欲望，根据他们当下的需求来进行消费，强调一物多用，并注重美感与艺术价值。极简主义者提倡购买经久耐用的物品，比如高质量的家具、衣服和其他家用电器。近年来，那些遵循极简主义生活方式并具有环保意识的消费者，也注意到了极简主义的可持续性意蕴，例如减少资源浪费和降低碳足迹。④

极简主义生活在日本、瑞典和美国等欧美发达国家中广泛存在。这一趋势要么是由某种价值观（比如日本的禅宗）来推动的，要么是由个体层面的信念来推动的。⑤某些本土化的传统价值观也强烈倡导极简主义的生活方式。⑥目前，学界已有研究探讨了“去增长”以及极简主义生活方式作为促进可持续发展途径的可能性，认为这可能有利于建构与地球承载能力相适应的可再生的社会经济结构。⑦

到目前为止，极简主义的重要性在公共政策领域中还没有被充分承认。这是因为，极简主义既没有被认为是解决全球气候变化和环境污染问题的潜在方案，也不被视为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一种有效工具。

个人满足感和幸福感是推动极简主义生活方式的关键。研究表明，在既定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水平上，收入水平并不会影响人们的幸福感，但社会平等程度却会对幸福感产生较大影响。①在任何国家中，更富裕的群体要比其他群体拥有更高的幸福感。但从长期来看，一个国家民众的收入水平上升并没有带来该国民众整体幸福感的提高。②收入水平定义了人们的社会地位，而社会地位反过来又会影响个人对其生活水平和满意度的评估。因此，如果经济增长并没有改变相对社会地位以及对“地位性商品”（positional goods）的社会占有权，③那么物质欲望的膨胀与物价的上涨就会给这个社会中的成员带来一种挫败感。④也就是说，收入水平方面的社会平等可以带来幸福感与社会福祉，并推动社会中的环保友好行为以及共享行为。

无疑，社会个体对客观生活条件的满意度，与其社会幸福感的程度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尽管存在这样的对应关系，但如果认为主观满意度和幸福感是心理和社会适应过程的结果，则是不准确的。主观幸福感与心理和社会适应过程相关，并可以通过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 per capita）衡量的经济增长来实现。⑤就此而论，富裕国家的生活满意度高于低收入国家。因此可以说，提高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可以改善客观和主观的生活质量指标，尽管这可能会同时带来较高的碳足迹和生态足迹。研究还表明，主观幸福感的提高并不一定会与经济的增长完全同步。⑥与某些更富裕国家相比，北欧国家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因为这些国家有广泛而可靠的福利待遇，较低的社会政治腐败，运作良好的民主与国家制度，较小的人口规模，以及用于支持高福利所要求的高税收。⑦

丹尼尔·奥尼尔（Daniel ONeill）等人评估了在不超出环境极限的条件下150多个国家中关于高质量生活的社会性指标。⑧该研究认为，目前还没有哪个国家完全满足了全球可持续发展要求。为了提高生活水平，社会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已经超出地球可持续水平的2—6倍。进一步的研究则表明，那些所谓发达国家往往在尚未达到普遍性幸福指标之前，就已超越了自然承载力的极限。⑨这一研究为人类敲响了警钟，并要求在自然和社会层面上对经济发展模式进行深刻变革，以便使所有人都能够在生态环境承载力所允许的范围内过上较高质量的生活。①

鉴于当前严峻的生态环境危机的事实，采纳一种极简主义生活方式对于我们的日常生活来说是十分必要的。这包括将物品用到它们的寿命终止之时，重拾对个人用品的维修选项从而延缓废弃的消费习惯，并且使消费聚焦于满足个人的基本需求。然而，倡导完全自发性的极简主义生活方式可能不会获得成功，除非能够在没有影响到国家经济、繁荣和生活品质的前提下，将促进极简主义行为方式制度化，并将其纳入到一种新的经济政策框架之中（这种框架也就是“极简经济学”）。这种行为方式可以应用于餐饮、服装、住房、能源、消费品以及交通等领域，但它不应仅限于个人的自主选择，而是应该拓展到企业战略和治理等层面。该模型不应局限于在个人层面上减少消费，而是要努力拓展到社会层面上，并强调在更高的政策层面上进行干预，以促进并整合：（a）行为经济学和生态经济学的理论与原则；
（b）循环经济的有效应用。

在“零售”环节，行为经济学可以应用于推广绿色产品（包括本地生产的产品），比如降低或免除绿色产品税收和对高碳足迹产品征收高额税费。根据“绿色默认选择”，产品标签上应强制注明水足迹和碳足迹。然后，消费者就可以通过采取极简主义的生活方式来控制消费并倾向于选择绿色产品。在“回收”环节，环境友好型行为有助于更好地处理废弃物，比如垃圾分类、减少垃圾产生、适当处置垃圾等。行为经济学可以（a）通过修理或翻新、重复使用产品，以及购买由回收材料制成的产品来减少废弃物的产生，从而促进循环经济，以及（b）通过促进公平贸易产品（对劳动权益的保障、生态环境保护）、素食主义等方式来促进生态经济学。

结 论

人类正在面临严重的生态灾难，而继续下去的无作为或低效行动将使地球走向不可挽回之境。在这种危急情形下，我们必须在未来数十年内采取集体行动来保护地球。极简经济学是一种先驱性的方法，因为它将在一个纳入多方利益相关者（监管机构、行业、公众和学术界）参与的综合经济框架下落实环境保护方面的决策和实践。目前，提倡极简主义生活方式，主要基于自愿、个人选择和非针对性的方法，而并没有正式的法律方面的约束。因此，在社区、地方或国家层面上，对物质消费的控制几乎没有任何明显可感知的改变。行为经济学对公司来说并不新鲜；
相反，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企业已经成功运用行为经济学来系统地把握客户的心理倾向，以便对客户的决策施加影响，从而引导人们对其产品的过度消费。②与此不同，极简经济学可以利用行为经济学的原理推动人们采取更为环保的生活方式，比如倾向于“修复”产品并继续使用，而不是购买全新的产品，以及减少家庭垃圾，采买本地农产品而非进口农产品等。极简经济学的概念独特性，正在建立起行为经济学、循环经济与生态经济学的联系，从而推动当代的环保事业。

本研究提出的极简经济学模型旨在：（a）基于行为经济学的原则，促进对极简主义生活方式的实践，（b）基于生态经济学的原则，促进生态系统评估以及对自然资源的平等获取，以及（c）通过循环经济的原则，促进生态系统恢复，并使自然环境在当今的危机时代得到“解毒”。可以理解的是，也许有人会对极简经济学的实用性感到担忧，并认为这是一个基于空想的学术命题，而难以兑现该概念框架所许诺的现实益处。也有人可能认为这一概念并不适合现代生活而选择直接拒绝它。然而，无可辩驳的是，我们目前的消费模式是当前全球危机的根源。现有的全球环境治理模式、公众的态度与实践，以及来自企业界的应对措施，都未能为扭转目前的形势带来任何希望。科学家们已经警告说，当前是我们将人类从灾难性后果中拯救出来，并挽救地球上数百万生命物种的最后机会。因此，我们已经别无选择，只能携手为我们的生存而战，而极简经济学可以为实现这些目标提供某种现实希望。

极简主义似乎存在着不切实际的局限性，并且在现实中面临如何落实的挑战。一些人认为，它不适合当前快节奏、高度商业化的现代生活。然而，无可争议的是，目前的消费模式是不可持续的，是当前全球环境污染、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气候变化危机的根源。采纳极简主义的生活方式是一种切实可行的应对方案，可以解决生态系统中垃圾数量激增、生物圈污染、生物多样性丧失、自然资源过度开发以及碳足迹上升等问题。然而，这还会引出如下一个问题，即借助极简经济学概念来发展一种基于社会干预的综合模型，从而实现环境保护，这一模式的運用会涉及社会干预的合理性问题，以及这一路径与传统的社会实验（social experiments）之间的异同。调控社会行为以促进环境可持续性，是极简经济学的主要目标之一，而研究经济和环境行为中的社会因素，是极简经济学概念的核心所在。极简经济学将有助于发展一种“选择架构”（choice architecture），从而以一种可预测的方式塑造社会行为，但却并不禁止任何其他社会选择，或急剧改变现行的经济激励模式与生活方式。但必须强调，这种“选择架构”强调“选择的可获得性”（availability of choices），并且这种对人们判断、决定和行为选择所进行的改变，并不会以强加给他人时间成本或社会负担为代价，特别是这种改变并不会增加人们的经济负担。

作为一个新概念，极简经济学还需要进一步的理论建构、衡量指标开发，并且在现实中进行实地测试。极简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旨归，是消除社会中现有的不公正与不平等。如果有人认为贫困群体便是过着近乎极简主义的生活，那么这将是一个肤浅的妄断。恰恰相反，贫困群体更可能迫于条件限制而过着一种更加不环保的生活。他们通常生活在能源效率低下的住宅中，使用能源效率较低的工具，驾驶高油耗的陈旧车辆（如果他们有车的话），食用半加工或加工的廉价食品，居住在拥挤的、市政配套设施较差的低收入社区之中。因此，在制定决策之前，极简经济学应当将社会中的贫困群体纳入考量。在设计以及制定监督和反馈指标之前，必须对每个社区运用行为经济学的方法加以专门评估，而不是采取“一刀切”的方法进行衡量。

［原载于《清洁生产杂志》（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2022年总第371卷。限于篇幅，部分内容作了删减处理。此次翻译已获作者授权。］

责任编辑：胡颖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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