番薯的起源与传播

李昕升

中国虽然是番薯的主产国，但番薯起源于美洲，学名甘薯（Ipomoea batatas（L.） Lam.），系被子植物门双子叶植物纲合瓣花亚纲管状花目旋花科一年生草本植物。这样一个“神农未见、本草不载”的植物，伴随“哥伦布大交换”（Columbian Exchange）传入旧大陆，先入欧洲，再传他国，开启了其传奇之旅。现已广泛栽培在全世界的热带、亚热带地区（主产于北纬40°以南），甚至在一些较北的地区如中国黑龙江省也已栽种成功。

番薯起源于美洲

一般認为番薯起源于美洲南部和中部的热带地区，该结论并非来源于文献，而是有更可靠、更直接的证据—考古发掘和研究。番薯至少在5000年前被美洲先民驯化（一说距今8000年以上，但目前缺乏足够的考古证据），虽然远晚于9000年前就被驯化的玉米，但依然可以算作历史悠久，与南瓜的驯化大约在同一时期。番薯可能最先在尤卡坦半岛、危地马拉地区和秘鲁南部海岸传播。番薯喜暖湿环境，是适应中南美洲环境的一种作物。

中美洲墨西哥的犹加敦半岛（Yucatán Peninsular）和南美洲委内瑞拉的奥里诺科河（Orinoco River）流域极有可能是番薯向外传播的起点。前玛雅时代最具代表性的古文明奥尔梅克文明（Olmec）毗邻犹加敦半岛，番薯已经是这里重要的农作物。

考古学家在太平洋中部的波利尼西亚发现了番薯遗存，根据14C测定年代为公元1000—1100年，所以不排除一种可能—在哥伦布之前，番薯早已跳出了美洲的范围，被裹挟到其他热带和亚热带地区。也有学者认为，秘鲁和波利尼西亚的番薯特征近似，具有共同的起源。在秘鲁和厄瓜多尔，番薯的叫法有cumar、kumar、kumara、ckumara、umar、kumal，在哥伦比亚有umala、kuala，在波利尼西亚的不同叫法为kumar（a）、umara、umas、kumala、umala和uwalau，便是一个语言学的例证。

由此，我们甚至可以假设古代波利尼西亚人与南美洲的海岸有过交往，并把番薯带到夏威夷群岛。但是对于这种说法，我们还需要审慎对待，理由如下：

第一，根据波利尼西亚发现的番薯遗存数量和年代，加之作物起源一元论，波利尼西亚应该不会是独立起源中心，看似来源于美洲大陆，但是并不一定是两地人员物质、文化交流的结果，很有可能是偶然因素导致的一种不可复制的交流，这种交流并不是频繁的、大量的、有意识的，甚至有可能是非人的交流（如季节性候鸟），而番薯正是在这种偶然的情况下散逸到波利尼西亚。

第二，除番薯之外，并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其他美洲作物存在于波利尼西亚，番薯“孤证不立”，虽然有人持“在复活节岛上就存在番薯、木薯、辣椒、葫芦、菠萝、烟草等美洲作物”观点，这其实是一种想当然的说法，并没有确凿的证据。如果两地存在频繁交流，不可能仅是番薯一家独大。

第三，自德康多尔（Alphonse L.P.P. de Candolle）开始，劳费尔（Berthold Laufer）等人研究作物起源，就喜欢运用自然志、语言学等人文证据，虽然不能说毫无建树，但是一定要谨慎判断，毕竟这不是“科学”的证据，稍不注意容易得到大相径庭的结论。

总之，虽然波利尼西亚早已存在番薯，但其与美洲是否存在密切交流，有待进一步考察。退一步讲，即使存在这种交流，也不能盲目进行反推和例证。2018年4月12日《纽约时报》刊载了牛津大学植物科学系博士生巴勃罗·罗德里格斯（Pablo Rodríguez）的研究发现，他对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收藏的库克船长18世纪从波利尼西亚带回的番薯叶子进行了研究，他发现，库克船长带回的番薯与其他地区的番薯并不相同。前者在大约11.1万年前就与其他番薯在演化道路上分离，所以，罗德里格斯也认为番薯是凭自然力量到达太平洋，如通过在海上漂流或者依靠鸟类的携带。

美洲印第安人经过漫长的渔猎采集生活，大约在公元前3000—前2000年开始定居并从事农业种植，番薯自然也成为栽培作物。但是番薯仅仅是众多作物之一，并非最主要的作物，远不如玉米。玉米是印第安文明的基础，故印第安文明又被称为“玉米文明”，诞生了多姿多彩的玉米文化与玉米神信仰。印第安人一般在沿溪流地带一起栽培南瓜、菜豆、向日葵，这种间作套种的方式持续了很长时间，直到后来玉米的大面积栽培，替代了向日葵。南瓜与菜豆、玉米形成了栽培传统，并称前哥伦布时代美洲的“三姐妹作物”。

哥伦布第一次踏上美洲，他就发现古巴土著在食用番薯，他在1492年12月13日的日记中写道：“每个人都把自己的面包拿出来让西班牙人吃。这是用一种像大胡萝卜似的甜薯做的。他们在这片土地上耕种的都是这种甜薯，那是他们赖以生存的主要食物。这种块根做的面包可以用水煮也可以用火烤熟，味道像栗子。”他还记录了土著栽培番薯的方法，返航时探险队携带了一些番薯作为物资。后来的西班牙探险家在墨西哥和南美洲也发现了它。当时的印第安部落主要是烤制这种植物的根来食用，但是他们觉得并不好吃，只有在实在没办法的时候才会食用，甚至有的印第安部落从来不种植番薯，直到白人移民者将番薯带来。

虽然番薯长时间被忽略，但不代表它没有作为食物的优势，哥伦布时代的单个番薯最重可达10千克，看来番薯的高产，在古今中外都是一样的。那么为什么印第安人不喜欢食用番薯？决定新作物传播的因素有很多，包括它们是否有助于农业生产和适合某种农业体制，是否易于做成菜肴和被饮食体系接纳，以及能否引起文化上的共鸣。我认为除了口味的原因，印第安人似乎在文化上更难以接受“块根”，直到今天亦是如此。所以我们看到，不仅仅是番薯，马铃薯也是，“东方不亮西方亮”，都是在旧大陆大放异彩。

番薯在世界的传播

东突西进的番薯

美洲独有的重要农作物接连被欧洲探险者发现，并被陆续引进到欧洲再传遍旧大陆，番薯就是哥伦布大交换的主要对象。番薯被西欧探险家、冒险家、殖民征服者多次“发现”，如哥伦布在西印度群岛、巴尔博亚、中美洲，皮萨罗（Francisco Pizarro）在秘鲁等地……但欧洲人没有在田地里发现番薯，或因番薯的果实长在地下，故不引人注意。

1493年9月至1496年6月，哥伦布率西班牙船隊第二次到达美洲，从此，美洲与西班牙之间各种人员物资信息的交流便成为常态。1494年2月，迫于食品短缺、疾病流行等问题，哥伦布船队的12艘船和七八百人先行离开海地返回西班牙。哥伦布请这批先返回的人捎给红衣主教阿·斯弗尔札（A Sforza）一包各种美洲作物的种子。番薯作为当时美洲栽培较多的主要作物之一，其种子很可能就包含在内。德康多尔认为哥伦布刚踏足美洲不久，就把番薯作为贡品献给了伊莎贝拉女王，所以番薯可能在15世纪末就进入欧洲，至迟在1526年西班牙出现了介绍番薯的文字，并以西班牙为始进入其他欧洲国家。1574年英国草药学家约翰·杰拉尔德（John Gerard）《草药书，或植物通志》（Herball，or General Historie of Plantes）已经详细描述番薯。

番薯在欧洲的传播比较缓慢，长时间作为观赏与药用植物，它在一段时间内与马铃薯一样受到误解，被认为含有催情素，对这些新作物感兴趣的首先是当地的医药学家和植物学家。17世纪，番薯在西班牙的种植面积有所扩大，但在整个欧洲，由于环境条件、饮食习惯、官方态度等因素，番薯始终不如马铃薯那么普及。

翻译家杨宪益先生认为，番薯在美洲原名为PaPa，我们一般认为番薯的“番”字是“外国”的意思，其实也许是PaPa的译音，这与淡巴菇（烟草）之为Tobacco相同。美洲土著又把番薯叫作Chunno，这与“薯”字的音也有些相似。番薯在欧洲是以batata和padada称谓闻名，英语potato即来自这组词语，但是potato（包括batata和padada）可以同样指代马铃薯（1551年抵达欧洲，可见番薯引种比马铃薯早约30年）和番薯。为了区分马铃薯（Irish potato）与番薯（Spanish potato），马铃薯常称为white potato，随着马铃薯的发展壮大，干脆直称potato，番薯则被命名为sweet potato。

虽然番薯起源于美洲，但是在北美洲早期还是比较少见，北美洲最早的西班牙探险家德索托（Hernando De Soto）就没有提到过番薯，1588年出版的哈利奥特（Thomas Harriot）撰写的殖民地报告记载了一种叫“okeepenavk”的植物，可能是番薯的野生种。弗吉尼亚殖民者至迟在1648年，也就是詹姆斯敦定居点建立40年后，开始栽培番薯，这也反映了早期殖民者“入乡随俗”，从进入到融入的一个过程。

番薯是由葡萄牙人在16世纪直接从里斯本引入安哥拉和莫桑比克，标志着番薯进入非洲，而这些番薯在奴隶船中用作奴隶的食物。

16世纪，欧洲人开始在东南亚建立殖民地，一些美洲和欧洲的农作物开始传入，并进一步引种到东亚和南亚。番薯经由欧洲人之手抵达东南亚，尤其是菲律宾，进而流布中国。番薯在马来西亚被称为“西班牙块茎（Spanish tuber）”，在菲律宾则被称为“camote”，在关岛名称为“camote”和“batat”，在摩鹿加群岛和宿务岛也是“batat”。这些词语的词源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番薯的来源，葡萄牙人传播了阿拉瓦克语“batata”，西班牙人传播了纳瓦特尔语“camot”。虽然葡萄牙人的新航路率先抵达印度，但是印度的番薯似乎传自中国，即通过巴西直接带到澳门，进而引入印度。其实，这些新作物在欧洲都还没有稳定生产，就被带来亚洲，是一种下意识的“碰运气”行为。

俄国人斯盖契诃夫（K. A. Skachkov）1857年发表《中国的甘薯》一文，认为俄国是从中国引进的番薯，这是难得一见的外国人论述中国番薯的文章。德国人瓦格纳（Wagner）《中国农书》记载，德国也曾从中国引种、试种番薯，但是由于自然条件制约，薯藤疯长，块根却如同铅笔一样细。这可能不单纯是自然条件的原因，理论上德国是可以种植番薯的，大概是当时德国人没有掌握番薯种植技术。

东亚的“番薯故事”

日本

一般认为，番薯在明万历年间（1573—1620）经由华人华侨多次、多路径引入中国。明清时期，福建、台湾之间保持了密切的交流。吴增在《蕃薯杂咏》中说：“米价日高可奈何，薯根咬得日能过。台湾割去粟仓破，无汝人将饿死多。泉州四十年前沿海各乡造船往台湾载米者，不下六七百艘号，台湾为泉州粟仓，自改隶之后，米绝不到口，诸航户皆失业，而亦时有米荒。然东望不知何时复我，外府言之可为长太息矣。”据此，台湾番薯引自福建似乎没有什么太大问题。明末陈第《东番记》似乎是番薯在台湾的最早记载：“蔬有葱，有姜，有番薯，有蹲鸱。”

明清时期与福建有密切联系的也包括琉球（今冲绳），琉球作为日本与中国文化经贸交流的中转，番薯极有可能从福建传入琉球再进入日本。当时，琉球作为独立国家给清朝进贡的同时也受到了萨摩藩的支配。日本江户幕府采取锁国政策，萨摩藩则巧妙利用了琉球国来引入中国文化。琉球国给清朝进贡，在福州设置“琉球馆”，以此为据点与中国开展经济、文化交流。萨摩藩很有可能是通过琉球引入了中国的番薯。此外，萨摩藩领地内的山川港曾经是走私贸易的繁荣港口，中国的商品很有可能是通过这一渠道走私到日本的。日本有一位医生叫寺岛良安，编写了一部名为《和汉三才图会》的百科全书，著作的构思来自明人王圻的《三才图会》，书中就记载：“甘薯，朱薯、红山药、蕃薯（见《闽书》），今云赤芋，俗称琉球芋，又云长崎芋……琉球国多有之，萨州及肥州、长崎亦多种之。”从琉球到萨摩、肥前、肥后、长崎，这不正是番薯在日本的传播路线么？

石毛直道认为在地理大发现这个时期，传来日本的作物之中最重要的当数番薯，1605年琉球的使节访问福建时，将番薯苗种在花盆里带回，番薯开始在冲绳各地栽培。1615年，威廉·亚当斯（William Adams，即三浦按针，第一位来到日本的英国人）访问琉球那霸的时候，将番薯带到平户，并由平户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馆长理查·考克斯（Richard Cocks）最早在日本本土成功栽培。不过似乎当地人接受度不高，再次进入日本就是若干年后了—1698年琉球王将番薯献给领主岛津久基，植于萨摩；
1625年也有名为前田利右卫的人，自琉球携种归，植于萨摩。

这种直接或间接的传入均有可能，毕竟即使是同一地区，作物经常要经过多次引种才会扎根落脚，其间多种原因会造成栽培中断，这就是我们常见的文献记载“空窗期”，中间甚至会间隔数个世纪。

星川清亲也认为1605年番薯从中国传入琉球，元和一年（1615）从琉球传到了长崎；
庆长（1596—1615）、元和年间（1615—1624），从吕宋又多次传入萨摩，在南九州得到了普及，称为萨摩薯，1735年传至东京。

番薯在关东地区的普及要归功于青木昆阳。在享保大饥荒（1731—1732）后，青木向幕府进言，1735年从萨摩引进番薯种，并在现在的小石川植物园种植。因是从萨摩引进的番薯，故命名为“SACUMAIMO（唐芋）”。此后，随着番薯栽培的范围日益扩大，形成了现在以关东地区为中心，向周围扩散的局面。

朝鲜半岛

韩国有人认为番薯很早就引自中国，这种“北方引进论”实际上与朝鲜半岛番薯的“本土起源说”一般无二，即混淆了番薯与薯蓣。实际上，朝鲜半岛番薯是在入清之后才间接引自中国，即中国福建—琉球—日本—朝鲜半岛。

李朝纯祖三十四年（1834），朝鲜农学家徐有榘以徐光启《甘薯疏》为中心，参考了相当数量的文献，详细分析朝鲜本地风土并精心撰写按语，编著了一部番薯种植指导书—《种薯谱》（一卷）。该书并非朝鲜最早的番薯农书，但影响最大。书中清楚记载了朝鲜番薯的来源：

“尝闻甘薯自闽、浙渐及内地，将不复以水旱为忧，念得此物传种东国，其利益有不可胜言，顾恨无由致之，适有故人子随信使往日本，余以是勤托之。明年春，余夜坐，姜生启贤在侧，余言信使之归，其得薯种以来未可必，吾意莱、釜间必有传种者，往彼穷搜或可得之，恨无人能往耳。姜生概然请往，四月辞去，七月晦用木柜贮薯种以来，云是信使行所购来也。余治庭前地种之，至八九月蔓叶甚盛，几遍数步。既而邻人有与莱伯亲熟者，使作书盛言薯事，莱伯果力图之，明年薯种多至京，又多留植其他。而吾庭中所植，不善收藏，皆不可作种，求得数本于莱伯家分种之，薯种之传于国中始此，即乙酉岁也。”

大意是说：有一个叫李匡吕的热心人，担任从九品参奉这样的小官，他早就听说宗主国中国在万历年间（1573—1620）就引入一种叫番茄（琉球人呼番薯为番茄，侧面也反映了番薯从琉球传入日本）的东西，自己也没见过，但是听说有救荒之奇效，不怕旱涝，产量又高，希望能传到朝鲜造福万民。于是，趁朋友的儿子随信使去日本的时候，托其從日本寄甘薯种回来，但到第二年仍无音信；
四月又托友人姜启贤想办法，经过不懈努力，三个月后姜氏回京，拿出了一箱薯苗，说这是通讯使赵曮买来的，此为番薯从日本（对马）抵达朝鲜之始，即乙酉岁七月前，1765年7月。李匡吕立即种于庭院，当地的地方官莱伯知道这件事后也大力劝种，其间李匡吕由于贮藏不得法，薯种完全不能用了，又从莱伯那求取不少薯种。在多方努力下，番薯扎根落脚、开花结果、广泛传播。

总之，番薯能够在新旧大陆广泛传播，可谓是经历了万顷波涛，番薯种植到非洲、欧洲、南亚、东南亚、东亚各地，既归功于西班牙人、葡萄牙人等欧洲人的贸易、探索、殖民和宗教传播，也得益于以中国为中心的二次传播。

本文为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明清以来番薯史资料集成汇考”（项目编号：2021SJZDA116）、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川菜发展研究中心重点项目“中国番薯史资料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CC22W03）阶段成果。

（作者为东南大学人文学院历史学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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