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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河角力:新见《周恩来致“联总”艾格顿将军函》考释

来源:公文范文 时间:2024-04-01 09:00:05 推荐访问: 周恩来 角力 运河

陈铃 崔丹

[摘    要] 2021年新开放的英文历史档案《周恩来致“联总”艾格顿将军函》反映了苏北运河对于中共领导的苏皖边区所具有的重要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多重价值。抗战结束后,新成立的苏皖边区政府把握有利时机,加强运河治理,促进边区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给国民党造成很大的政治压力。对此,国民党在运河的春修和夏防工程期间屡加破坏,且在汛期时违反历史惯例,始终不开启运河归江各坝,又在军事上极力争夺运河沿线。中共则始终坚持军事斗争和防汛斗争相结合,保卫运河水利成果。中共的运河治理和防汛斗争,体现出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一定程度上奠定其日后最终赢得革命胜利的民意基础。

[关键词] 运河治理;
周恩来;
苏皖边区;
国共内战;
苏北运河;
水利建设

[中图分类号] D2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2-8129(2023)07-0070-08

2021年初,笔者在上海市档案馆新开放的中国福利会英文历史档案中,发现一封周恩来写给“联总”艾格顿将军的英文信函,写信地点是南京,时间是1946年9月9日。该信未收录于《周恩来书信选集》及《周恩来年谱》,相关传记也无记载,应是周恩来的一封佚信。学界以往的研究多注重于苏北运河的航运价值、运河防汛以及運河区域社会文化变迁,此信有利于增进了解抗战结束后国共双方在苏北围绕运河的治理和防汛所展开的复杂斗争。现将这封信的原文及翻译予以公布,并就其内容作出考释。

一、信函原文及翻译

Dear Gen. Edgerton,

I have just received an urgent telegram from the Kiangsu-Anhwei Border Region Government to the effect that the water level of the Yellow River, Huai River, Yi River and Shu River is rising greatly; the water level at the wharf of Kao-yu Hsien came to 5.5 meters while that of Ching-kiang Hsien rose to 8.7meters on August 24th. On the next day it rose even higher, the water level of Kao-yu Hsien is over 5.7 meters and that of Ching-kiang Hsien 9.07 meters, higher than in 1931. The inhabitant is now very grave, since the dike between Pao-ying Hsien and Kao-yu Hsien has broken at many places. Troops and civilians have been mobilized to protect the dike day and night and to block up the bursting gaps, under the leadership and personal participation of senior officials of all kinds of organizations. You are hereby requested to forward this information to the government to instruct the Grand Canal Engineering Bureau to open the dams along the Yang-tze River in order to release the water in the above-mentioned rivers flowing into the Yang-tze, so that the people of North Kiangsu do not have to suffer from the calamity of a flood.

Same letter in Chinese has been forwarded to Dr. T. F. Tsiang on August 31, 1946.

Very sincerely yours

Chou En-lai [1]

译文如下:

亲爱的艾格顿将军:

我刚接到苏皖边区政府急电,称黄河、淮河、沂河和沭河连日水位大涨。8月24日,高邮和清江两地的码头水位已分别逼至5.5米和8.7米。翌日两地水位更高,竟达5.7米和9.07米,超过1931年洪灾时的水位。宝应至高邮段的运河堤坝已多处决堤,百姓危在旦夕。在各级组织干部的坚强领导和亲身参与下,军民团结协作,日夜护堤,抢堵决口。因此请您将以上情形转告政府当局,促其转饬江北运河工程局开放沿长江各坝,引上述四河之水入江,以免苏北人民遭受水灾之苦。

相同内容的中文信已于1946年8月31日写给蒋廷黻博士。

您真诚的周恩来

周恩来致信的对象艾格顿将军时任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中国分署署长。从信中可知,由于黄、淮、沂、沭四河暴涨,导致苏皖边区水灾危机日益严重,尤其是苏北1运河段水位过高,造成运河堤坝可能大规模溃决,极大地威胁运河沿线百姓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同时,在中共和边区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当地军民正在紧张地进行抢险救灾工作。周恩来希望艾格顿将军能将上述情况转告国民党政府当局,并敦促其下令江北运河工程局开放沿长江各坝,引大水入江,以缓解苏北灾情。同样的内容还写给了时任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行总”)署长的蒋廷黻。

事实上在此之前,为了同样的目的周恩来已多次作过类似的努力。1946年入夏以后,随着汛期的来临苏北运河水位增高,7月10日,周恩来接到苏皖边区临时参议会参议长田丰等的电报告知:“沿(运)河堤水势日涨,而归江各坝迄今闭塞未开,江水势必无法泻泄,水灾危机日趋严重。”7月16日,周恩来即以备忘录一件送达国民党行政院,要求开放沿江各坝。其后,又接到苏皖边区政府急电,周恩来即于8月28日将该电转给国民党行政院长宋子文。8月31日,周恩来再次致函宋子文敦促催办,并转知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国民党政府国防部部长陈诚和教育部部长蒋梦麟以期引起各方重视。同日,苏皖边区政府主席团因苏北水势万分危急再次急电周恩来,请其向国民党政府继续交涉三事:(一)立即开放运河归江各坝,以泄运河之水;
(二)停止轰炸运堤;
(三)停止用飞机扫射修堤工人[2] 119-120。9月2日,周恩来为此第三次致函宋子文,强烈谴责国民党政府的破坏行径,再次要求立即开放归江各坝[3] 344-345。等到周恩来致信艾格顿将军时,又过去了一周时间,但国民党当局仍置若罔闻,拒不开放归江各坝。

由此可见,1946年夏秋苏北汛期到来之际,国共双方曾围绕运河展开过一场激烈的交锋,《周恩来致“联总”艾格顿将军函》是一重要线索,其背后深层次缘由尚需进一步探究:苏北运河对中共领导下的苏皖边区有何重要价值?国民党当局为何坚持不开放所谓的归江各坝?苏皖边区政府又是如何应对这一不利局面的?

二、苏皖边区政府的运河治理

抗战结束后,根据中共中央作出的“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部署,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和新四军华中军区于1945年10月24日在淮安成立。同年11月1日,苏皖边区政府在清江市宣告成立,华中东部四解放区(苏中、苏北、淮南、淮北)连成一片。其所辖地域南到长江,北抵陇海铁路,东至黄海,西迄涡河、裕溪口一带。全边区共辖江苏、安徽、河南三省境内的53个旧县治,共划分为8个行政区,与华中分局下属8个地委相一致,各行政区专员公署直属边区政府领导[4] 582-584。边区政府成立后,其施政的一大目标为发展大规模生产运动,恢复战争期间的消耗及解除灾荒威胁。生产运动能否取得成功,又和兴修水利工程联系紧密,特别是沟通边区南北的苏北运河。抗战期间,运河遭受严重水灾,同时堤防失修,水闸破坏严重,航运船只大量损失,已经严重影响边区人民的生产生活。

边区政府成立后,负责水利建设的领导部门建设厅随即成立水利局及测量隊。1946年1月,测量队分赴运河各地段测量,以取得必要的数据,并做好预算及施工方案,为日后开工打下基础。是年2月,水利局工程(工务)科长钱正英2在边区政府主办的《民主建设》创刊号上发表《江北运河初步调查》。文章认为:运河不仅是泗、沂、淮等河的宣泄枢纽,且在航运上能供给货物600余里的廉价运输,还直接控制着盐河的航运,同时运河东岸10余万方里的农田灌溉也仰给于是。就其消极的泛滥影响而言,如中运河决堤,邳、泗、宿等县均遭淹及,若里运河决堤,里下河10县62000方里的农田悉变汪洋。因此,修复运河工程,建立水政管理,尽可能减少灾患,是淮北、淮海、盐埠、苏中四个分区生产建设成败的一大关键,是这些地区人民一致的呼声和热望,而尤以对盐埠、苏中的关系最大[5] 87。这篇文章较为全面地反映出苏北运河对于边区发展的重要意义。

通过文章不难看出,运河治理对于苏北地区的防洪尤其具有特殊意义。苏北是典型的“水利社会”,历史上黄河数次改道,淮河出海口淤塞,淮水悉注洪泽湖,再由宝应、高邮、邵伯等湖分泄运河转输入江,然而湖水高于运河,而且运河河床本身因为泥沙壅积也有所抬高,以致高出平地,所以只能依赖运河东西堤岸。同时,沂河流量最大的一支分流也注入中运河。沂河和沭河则常形成交侵之局。

1938年河南郑县黄河因故溃决后,黄水由中牟最终入淮,淮、黄交汇又入洪泽湖,该湖因黄河泥沙沉淀,大部淤平,容量大为减少,又造成运河水量增加[4] 427。由此可知,运河早已不堪重负。要搞好苏北必先兴修水利,而兴修水利重点在于导淮。但在当时的有限条件下,尚不可能根治淮河水系,因此加固运堤,确保汛期安全就显得至为重要。钱正英文章中未提及的为何要及时治理运河的另外一个缘由是帮助民众度过灾荒。自1945年由春入夏以来,苏皖边区遭旱灾,到7月间又遭水灾,7、8月间又遭蝗灾,灾民占全区人口三分之二,进入1946年又遇春荒。为此,边区政府从组织灾民生产与进行社会救济两方面着手[5]。社会救济所依靠的一个主要手段就是以工代赈,而大规模的运河修复工程无疑是推行以工代赈的重要平台。

出于以上原因,边区政府决心尽快启动运河春修工程。就在1946年2月中旬,水利局召开境内运河各汛区修守员会议,整顿恢复了旧河工组织,并规定在职人员一律参加此次运河春修工程。边区政府还发布关于兴修水利的训令,并制颁《苏皖边区兴修水利暂行办法》,使运河春修工程有法可依。建设厅将运河分为三段治理。南段从平桥到邵伯长99公里,属第二行政区。平桥以上到淮阴双金闸(盐河口)为中段,长64公里,属第五行政区。北段从双金闸到邳县,长135公里,属第六、七行政区。三段工程于3月至4月之间陆续开工,做到领导有方,明确任务,干群协作,攻坚克难,讲究效率。在施工过程中,边区政府行之有效的动员组织工作随处可见。如高邮县界首区定出修好运堤的办法:(1)每个小组配备或培养积极分子,起带头作用;
(2)每晚工友小组开会,进行批评与表扬;
(3)发动竞赛,奖励成绩好的;
(4)上工前进行半小时教育。中段工程开工后,各级政府提出了“要想庄稼好,运堤先修牢”等口号,使群众明白,修运堤就是为自己。工友们说:“以前做工,粮食由保长、乡长领,土方准不准我们不知道,现在由小组长一起算土方,粮食也自己去领,完全是老百姓做主。”北段工程在进行时,干部们将全部工资变换粮食及时供给民夫,同时再三耐心说服教育民夫,使之切实认识到“政府修缮运河,是为人民治理水患”,自觉地订出做工规约,又自觉遵守。运河春修工程的推进速度可谓惊人,到6月8日,即全部完工[6]。总计动员群众近4万人,用费合法币8亿元。共修复残破堤岸247处,修筑埽土护岸工程21处,修治闸坝7处,中段并进行拆坝修滩工程,共计用土48.2865万公方。由于以上工程的完成,使得抗战期间为敌伪及国民党部队毁坏而陷于支离破碎的运河堤顿然改观,恢复到抗战前的防水强度。由于采取了以工代赈的方针,使沿河13县的15万灾民(连民夫家属在内)得以安度灾荒[7]。

此外,运河水运事业也初步恢复。1946年4月,边区政府所在地清江城内成立永丰运输公司,拥有拖船4艘、驳船11艘和部分汽车、马车。轮船每日由清江開高邮来回班。不久,因战争而停航的镇江各轮业在清江的代办机构,也相继恢复了营业,但航班不够正常,忽开忽停。7月,清江城还首次召开各轮业公司代表会议,讨论恢复交通正常秩序、沟通物资交流、活跃城乡经济的有关事宜,并宣布成立航业公会[8] 88。

正是因为运河对苏北地方生产生活关系重大,且运河修缮已经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因此保护好运河堤坝、维持运河正常通航,可谓边区政府和民众牢不可破的意愿。由此也就能理解遭遇险情时,军民为何要拼命护堤。这种迫切的心情,高高在上的国民党要员是无暇体会的。

三、国民党的军事进攻及对苏北运河的态度

苏皖边区的存在和逐步壮大,让国民党政府犹如芒刺在背。因为从政治上而言,苏北离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区域——南京上海地区不过一江之隔,中共又着力将苏皖边区打造成“民主政治模范区”,此举无疑会大大增加对国民党政府的政治压力。再从军事上而言,以蒋介石的军事战略,他最为关注山东战场,但要解决山东,必先拿下苏北。在国民党眼中,苏皖边区尤其是苏北犹如一只“拦路虎”,必欲占之而后快。因此,在全面内战爆发初期,“苏北实际成为国共双方全力争夺的最重要战场”[9] 384-387。另外,从经济角度来看,中共领导下的苏皖边区社会生产生活秩序逐步恢复,综合实力稳步增长这一局面,自然是国民党政府不愿意看见的。对于国民党而言,如果内战发动时间延后太久,就意味着中共解放区的实力将更加强大,所以迟打不如早打。因此,国民党选择在1946年夏初向苏皖边区展开全面进攻,的确会起到打乱边区生产计划、抑制边区发展势头的效果。

1946年1月国共停战协定公布后,国民党军队即在“抢占战略要点”的密令下,先后占领六合、靖江、泰兴、海门等城,此后也从未停止过军事进攻。5月份以来,何应钦、白崇禧、汤恩伯等国民党高级将领,更先后往来于徐州、南京、扬州、南通之间,调兵遣将,积极作全面进攻布置。6月中旬,华中形势异常紧张,国民党以27个师的大军,向苏皖边区包围进犯[10]。7月中旬,国民党军对苏皖边区的攻势,已由长江沿岸的南线扩展至西线(津浦路)和北线(陇海路),激战全面展开[11]。此时,苏北早已进入汛期,按照惯例,运河沿线军民正在组织进行紧张的夏防工程。在军事优先的战略指导下,国民党尽可能地混淆视线、消耗边区“元气”,对关系到苏北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水利事业加以各种破坏。早在运河春修时期,国民党军即对在邵伯以南做工的民夫开枪射击,并用飞机对在宝应做工的民夫扫射。7月以来更对各地运河堤岸作连续性的轰炸扫射。此后,邵伯一带的国民党军又不断干扰夏防工作的正常进行。同时,国民党宣传机关颠倒黑白,散播谣言,一面在报纸上否认边区的水利建设成绩,一面又派飞机到高邮上空散发传单宣称:“共军破坏运堤,沿河一带受淹” [8]。

面对苏北运河水位持续升高危及运堤安全,边区政府和周恩来多次要求开启归江各坝以泄运河之水的紧急情况,国民党当局更是置之不理。淮河水系向来有两条出路,一为归海五坝,二为归江十坝3。一般原则是“三分入海,七分入江”。归海五坝不轻易开启,因为会造成兴化、宝应等地的下河地区泛滥成灾。归江各坝则是每年汛后在归江河道上筑柴草坝蓄水灌溉,便利通航,汛期再拆坝排洪,自清以来其启闭向有成例4。但是,早在1946年6月初旬,扬州国民党当局即曾违例堵塞运河涨水入江之拦江各坝,致使高邮、宝应、兴化等县遭受水患[12]。到8月,运河水势续涨,以清江为例:14日水位为8.1米,17日为8.53米,18日即为8.86米,且有续涨之势。但只要控制在扬州国民党当局手中归江十坝的拦江、褚山两坝开放,运河涨水入江即可免于成灾。但该两坝虽经边区政府一再请其开放,但始终堵塞如故。

同时,东海国民党当局在淮海地区堵塞蔷薇河,使河水无法畅流入海,从而更加重运河负担,以致淮海北部及洪泽湖沿岸一带洼地遭受水滥之灾[13]。国民党这样做,无非是“以水代兵”,辅助其军事进攻。但此种行径与《周恩来致“联总”艾格顿将军函》里中共领导军民齐心协力护大堤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势必会使其进一步丧失民心。

在全面军事进攻期间,国民党军试图早日打通运河沿线。在两淮保卫战中运河是国共双方军队反复争夺之地。1946年9月15日下午,进犯两淮的国民党整编74师58旅在码头(淮阴西18里)、杨庄(淮阴西26里)之间,该师51旅在淮阴西南30里的张陈集耀家渡一线配合行动,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强行渡过运河。16日飞机轰炸乡河西堡,将清江市西8里许的大堤炸中,水淹附近许多乡村[14]。国民党军于19日占领淮阴后,21日上午又沿运河东岸南下,中共部队阻击于板闸,并于当晚主动撤离淮安城[15]。两淮的丢失在政治经济上均有较大影响,而且将中共部队在苏北的活动范围压迫到沿运河以东的狭长地带。10月8日,国民党整编25师攻占高邮,与6日攻占宝应的友邻部队会合,打通了运河线[9] 294-299。但事实证明,国民党的这种“胜利”只是暂时的。

四、中共的应对之策

1946年夏秋之际,苏皖边区的军事斗争和防汛斗争可谓同时进行。对于中共而言,军事斗争关乎边区存亡,防汛斗争则关乎民心得失,不能顾此失彼。因此,在残酷的战时环境中,中共和边区政府仍时刻注意运堤及沿线群众的安危,想方设法闯过难关。

首先,在与国民党的舆论斗争中争取主动。中共中央始终关注苏北地区的防汛斗争,通过报纸和广播,一方面针锋相对地揭露国民党试图通过宣传挑唆和人为扩大水灾从而辅助其军事进攻的阴谋,另一方面及时报道苏皖边区政府和人民合力抗灾的消息,这样外界就不容易被国民党的宣传机器牵着鼻子走。从7月至9月,参加国共南京谈判的周恩来在百忙之中又向国民党反复交涉此事,并转知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国民党出于一己之私,不想做实质性表态,更不会做实质性改进,但在道义上毕竟是站不住脚的。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9月9日的《周恩来致“联总”艾格顿将军函》,虽收不到实际效果,但至少可以让“联总”知情,引起对方的同情。中共中央和周恩来在对外舆论上的上述行动,对苏北人民的斗争是一种有力支持。

其次,竭尽全力保住运堤,重点是运河南段,尽可能降低边区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7月底,边区政府发布《关于夏季防汛给一、二、五、六、七等专署沿河各县政府的训令》。该训令要求:沿河各级政府必须明确认识运堤夏防工程的重要与紧急,各分区一律组织运河夏防委员会,要在多地设立水位站以及时掌握水情,为防止特务破坏,沿运各区乡须布置民兵站岗放哨,并号召地方技术人员及各级旧河工人员踊跃参加护守堤防、保护农田[4] 319-321。边区政府还拨出华中币1900万元(合法币1亿2000余万元),准备修建运河的南、中两段夏防工程,以保障沿河数百万人民生命财产安全[16]。因为扬州国民党当局继续阻塞运河归江各坝,致使运河水势上涨不已,无法宣泄。截至8月4日,运河南段水位已涨达4.7米,比应防设水位犹高出3.33厘米,而且连日大雨尚有续涨之虞。为此,苏皖边区建设厅、运河南段工程事务所自8月1日起即进行全线设防,专署颁布“紧急护堤办法”,同时沿堤各级党委政府均亲自领导群众全力防守。仅界首至邵伯一段,就设有13个工防棚和毡棚,由3名负有运河工程经验人员配合江(都)高(邮)护堤大队,不分昼夜巡逻护卫。邵伯以南一段,因常受国民党军袭扰,由驻邵伯的新四军担任护卫[17]。8月23日,国民党整编25师由扬州仙女庙水陆进兵,分路向邵伯方向联合进犯,与新四军连战数日,于26日溃退[18]。与此同时,运河水势更加凶猛。周恩来致艾格顿将军的信中提及,8月24日高邮码头水位是5.5米,8月25日是5.7米,实际上后面还曾升至5.86米,给护堤工作造成巨大压力,出现多处险情。危险期持续了36天,因防护得法,终于化险为夷。周恩来信中所称的“军民团结协作,日夜护堤,抢堵决口”可谓这一时期防汛斗争的真实写照。到10月6日,护堤工毕撤防时,共完成工程255段,用费达华中币1480万元(当时每元合法币35元)。其中主要工程有高邮南归河二坝的加高,宝应、北闸、窑口40里之西堤加高,高邮西堤1200丈石工的抢筑,以及邵伯以南被国民党军炸掘段的修建等。等到防泛撤销时,防委会还发给治运防泛员以10、11两个月的薪粮,责成其继续护堤[19]。

最后,发动地方武装力量保卫水利。苏北运河能够焕然一新,是边区政府和人民群众共同奋斗的结果,来之不易。两淮保卫战以后,中共主力部队逐渐向苏北北部乃至鲁南地区移动。上文提及,1946年10月初,国民党军已将运河线打通。次年1月10日,国民党整编74师占领沭阳。至20日,国民党军又占领陇海路东段,苏北全境沦为敌后。运河沿线城镇虽暂时被国民党军占领,但中共广泛组织游击队和民兵保卫运河。当时活跃在运河两岸的有淮阴的黄驭游击队,淮安的保田队,江都的万国林游击队[19]。民兵方面,仅从10月至11月,兴化、宝应、高邮等地民兵就对国民党军和“还乡团”造成相当的杀伤并形成有效的威慑。如10月25日,高邮县下面的界首区民兵逼退草庵等国民党军的六处据点,恢复运河东侧农村200方里[20]。在此情形下,国民党方面实际上很难真正控制运河全线。

五、结语

通过深入解读《周恩来致“联总”艾格顿将军函》,可以明白苏北地区是一个典型的“水利社会”,谁能较好解决“水”的问题,谁就能得到民众的认同,其中运河的治理又是一大关键。苏皖边区政府利用抗战结束后难得的相对和平之机,采取各种措施,促使边区社会经济有了很大的恢复和发展,对国民党造成很大的政治压力。边区政府不惜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先行修复好战争时期受损严重的苏北运河,将其牢牢掌握于自己手中,如此不仅起到保生产、通航道、安民心的作用,而且在军事上也有很高的价值,在战时能避免边区被分割为东西两半。对此,国民党想必也是心知肚明,大为恼火,所以才会在运河的春修和夏防工程期间屡屡加以破坏,并在汛期时违反历史惯例,始终不开启运河归江各坝,同时又在军事上极力争夺运河沿线。就在周恩来致函艾格顿将军不久,国民党军占领“两淮”,一度使中共军队陷入被动局面。但这样的“胜利”没有维持多久,次年5月被全歼于孟良崮的国民党整编74师恰是当年在苏北骄横一时的王牌主力军。接下来的淮海战役,苏北人民踊跃支前,帮助中共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周恩来致“联总”艾格顿将军函》启示后人:哪怕是在面临敌强我弱、军事斗争压力极大的全面内战初期,中国共产党仍做到将军事斗争和防汛斗争相结合,保卫运河水利成果,尽可能减少人民生命财产损失。这一举动是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本质特征的具体表现。为人民谋幸福、与人民风雨同舟,中国共产党在艰苦实践中形成的这种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是国民党单纯的军事进攻所无法战胜的。同时,这一时期运河治理所获得的宝贵经验也为新中国成立后运河彻底“旧貌换新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参考文献]

[1]  周恩来致“联总”艾格顿将军函(标题为笔者自拟).1946年9月9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U143-1-192-2.

[2]  中共淮安市委宣传部,等.学习研究周恩来文萃[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

[3]  周恩来.周恩来书信选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

[4]  朱耀龙,柳宏为.苏皖边区政府档案史料选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5]  淮陰市水运史编写组.淮阴市水运史[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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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江苏省淮阴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功逾神禹——淮阴市建国后水利建设专辑(淮阴文史资料第10辑)[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

[8]  苏皖建设厅负责人谈运河春修夏防情形,我备经阻挠完成春修工程,蒋军倘仍破坏则应负全责[N].人民日报,1946-08-15.

[9]  汪朝光.1945~1949:国共政争与中国命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10]  张鼎丞将军发表谈话,华中形势异常紧张,国民党大军集结不断侵犯解放区,我已忍无可忍将坚决的自卫反击[N].人民日报,1946-06-22.

[11]  苏皖我军英勇反击,蒋军万余放下武器[N].人民日报,1946-07-24.

[12]  颠倒是非乃国民党宣传惯技,苏北泛区视察欺骗破产,英法等外记者咸称此行毫无结果[N].人民日报,1946-08-20.

[13]  国民党坚不开坝阴谋昭然,运河续涨部分地区成灾[N].人民日报,1946-08-26.

[14]  淮阴城郊发生激战,进犯蒋军死伤累累,我击落美式蒋机两架[N].人民日报,1946-09-22.

[15]  淮北游击队活跃,歼灭蒋军五百余,新四军主动撤离淮安城[N].人民日报,1946-09-26.

[16]  配合军事进攻企图水淹苏北,蒋机狂炸运沭河堤,苏皖政府拨巨款修建运河夏防[N].人民日报,1946-08-15.

[17]  国民党堵塞运河归江各坝,运河水势不断上涨,我沿堤党政人员亲率群众加紧设防[N].人民日报,1946-08-08.

[18]  新四军英勇保卫邵伯,毙伤进犯军两千余人[N].人民日报,1946-09-06.

[19]  华中完成运河抢修,战胜秋泛二十五县丰收,现人民武装纷起保卫水利[N].人民日报,1946-11-24.

[20]  游击武装到处反击,天津附近我攻克弹药库三处,苏中运河东侧一月歼敌数百[N].人民日报,1946-12-10.

[责任编辑:李利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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