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海旭
(华东理工大学体育经济理论研究所 上海 200237)
2022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与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的《关于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意见》提出了打造全民健身新载体,拓展全民健身新空间的发展目标。该政策的出台,反映了国家将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空间建设作为未来工作的着力点与发力点。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空间作为群众运动需求与公共服务供给的共同载体,为全民健身活动开展与全体国民身体素质提升提供保障。然而,创新拓展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空间过程中存在参与主体间职能缺失、服务供需错配、城乡发展失衡等问题,得到了相关学者的一致认同[1],他们认为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空间目前尚未满足群众运动需求的多元化发展。鉴于此,该研究系统性地对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空间的内涵特征进行剖析,梳理出创新拓展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空间的逻辑指向,并根据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空间现实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不足,提出相应的纾解方略,实现空间内组织、资源、结构、功能的全面优化,为打造综合全面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提供理论参考与路径借鉴。
明确创新拓展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空间的内涵,应首先关注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的属性特征,通过梳理现有研究可以发现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主要围绕全体性、系统性、多元性特征进行阐述,并结合社会空间的属性突显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空间混合化、集聚性与公共化特性。据此,该研究将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空间定义为以体育行政部门等政府组织为主导,以满足群众健身需求作为价值目标,以资源配置精准化为基础,以城乡区域均等化为主线,以健身功能多元化为方向,通过空间内的组织有效参与、要素高效整合、区位结构优化、健身功能提升、科学技术促进等方式,稳步提升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空间拓展的质量与效率,构建符合群众健身需求的全民健身空间系统。
空间生产理论围绕空间表征、空间实践以及表征空间3个维度,构建了三元辩证分析框架[2]。该研究依托空间生产理论的3 个维度,创新拓展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空间。首先,空间表征是指概念化的空间,是人们观念性意识形态的集合,体现了组织对于空间影响的积极作用。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空间内不同主体相互协同,形成政府、市场、社会组织互联畅通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空间治理体系,促进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空间良性发展。其次,空间实践是在人们需求影响下,空间内资源要素有计划地流动。通过对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空间系统内场馆设施、健身指导、群众性赛事活动等资源的配置,促进供给端优化升级与需求端监督反馈的协调同步,打造供给与需求良性互动的反馈循环,实现需求刺激供给创新、供给倒逼需求拓展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新格局。最后,表征空间是社会生活在空间层面上的表现方式,是基于人们差异化体验所衍生出社会空间结构与功能的分异。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空间受经济、教育、医疗水平影响,出现城乡发展的结构性失衡。一方面,需要借助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空间内资源布局的优化,破解城乡区域差异,推动二元结构转型,促进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空间一体化发展;
另一方面,需要借助全民健身公共服务地理、文化等区位化功能特征对传统空间的功能改造,促进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空间融合化发展(如图1)。
图1 空间生产理论下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空间拓展要素
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空间内的组织主体分为政府、市场与社会组织,但在现实建设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空间过程中存在部分主体职能混淆的问题。政府层面,体育行政部门主导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空间的发展难以适应目前的社会进步速度,使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空间建设脱离了群众真正的健身需求。部分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空间的建设往往基于行政目的,缺乏后续规划,引发了闲置、亏损等问题。市场层面,由于我国全民健身公共服务长期受政府主导,市场对于建设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空间的意愿不强,发展基础薄弱,资源配置的经济规律难以发挥。在我国,有90%以上的场馆都处于运营不佳的状态,场馆闲置、投入与运营收益不符的现象时有发生[3]。在社会组织层面,自身发展过于依赖政府资源扶持,难以实现政府职能承担者的身份。此外,社会组织在“脱钩”后过度追求盈利,与自身公共性立场相左,造成群众对于体育社会组织的信任度与认可度不高的情况,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空间的人民性价值被忽视。
资源要素作为构成整体性空间系统的基本单元,以供给侧与需求侧两端精准匹配为目标,创新拓展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空间。但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空间存在供需错配的现象,制约了全民健身公共服务资源配置效率。在供给端,供给者未能充分了解群众健身需求,尤其是与群众直接对话的社区以及街道等基层工作者难以适应群众日益多元化的需求,出现供需沟通缺失的现象,形成了供给难以满足需求,需求低迷导致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空间拓展意愿不高的症结点。在需求端,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的需求反馈机制尚未形成,群众政治参与意识淡薄,使供给者难以全面了解民意。例如,社区体育运动设施以满足中老年人基本需求为主,其他年龄段阶层的配套场馆设施短缺,相关体育活动也未能满足不同年龄群体的需求偏好,群体间运动健康需求的矛盾加剧,从而在供需两端形成资源配置不畅的堵点,制约了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空间拓展的效率。
空间结构作为社会结构的空间化表达,具体表现为受市场环境、发展基础、自然资源与科学技术等因素的影响,在城乡间产生的二元发展失衡的现象。由于农村全民健身公共服务建设受经济因素的影响,对于体育发展的重视程度不高,导致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空间发展进程缓慢。根据2021年全国体育场地统计调查数据显示,全国体育场地数量为397.14万个,体育场地面积34.11 亿m2,人均体育场地面积2.41 m2,其中村委会体育场地面积为6.78亿m2,而2021年农村常住人口为50 979 万人,农村人均体育场地面积只有1.3 m2[4],农村人口参与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的机会远远落后于城镇人口,进一步加剧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空间结构的割裂。
空间功能是资源在满足群众的多元化需求过程中,受到组织、资源要素以及结构框架的影响所产生差异化作用。目前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空间主要存在功能改造困难与改造缺乏相应规划的问题。土地使用性质限制了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空间的功能改造。由于公共体育场馆的非营利性,需通过划拨用地作为获取土地的主要方式。然而,根据《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的相关规定,通过划拨用地使体育场馆全部成为体育用地,整个体育场馆除作为体育功能外,其他所需诸如餐饮、零售、娱乐等配套功能不得纳入体育用地中,空间多功能性改造进展缓慢。另外,老旧场馆功能性改造则由于缺乏完善的制度,使该类场地在对外开放时会面临建筑结构、消防安全、交通通达等问题[5],抑制了群众前往该类场馆参与健身的热情,造成全民健身公共服务资源的浪费以及空间功能改造困难的问题。
构建多元协同治理机制,推动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空间组织参与全民健身事业建设。通过多元主体参与空间治理的形式,以体育协会、民间团体为代表的社会组织,以多级体育行政部门为代表的行政组织,以体育企业为代表的市场组织,构成具备社会力、政府力、市场力的多元主体协同关系。其中,社会力是指群众参与空间治理活动的能力,社会力越强则全民健身空间人民性价值就越明显;
政府力是指政府影响空间转向的力度,政府力越强,对全民健身空间的干预也就越明显,其他组织的力量也会变弱;
市场力是指资源要素在空间内流动的频率,市场力越强,全民健身空间活力越高。多元主体协同参与全民健身空间治理,以社会力作为核心目标,借助市场力实行资源要素多层级分配,有效推进体育场馆设施、指导服务、赛事活动等资源根据不同地区的流通能力,为社会力提供完善的培育体系。同时,社会力的发展又能够决定后续全民健身空间拓展的方向,从而影响政府力在空间治理过程中的作用效果,强化各级政府之间的联系。
从供给侧与需求侧配置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空间要素,在进行公共服务供给的过程中需要有一整套全民健身需求收集机制,根据不同群众的需求差异提供多元化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供给。通过盘活存量,优化增量,把握变量转变供给方式,促进供需精准对接,实现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空间拓展效能的提升。首先,优化增量,持续推进全民健身“六边工程”建设。打造多层级化的健身网络以及“15min健身圈”,完善与体育场馆相应的配套设施,提升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空间的数量,并在此基础上重视群众运动需求,由数量导向升级为质量导向,注重空间拓展的效果与评价。其次,盘活存量,推动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空间的兼容优化。既要提升全民健身空间低费或免费开放时间,又要推进空间数字化、智慧化改造,“双管齐下”解决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空间闲置的困境。最后,把握变量,实现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空间精准供给。利用信息技术识别与读取,对全民健身需求的内容、类型、数量方式形成总体性认识,再结合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空间要素分布情况,进行空间整体性布局与设计,保证供给的覆盖程度与精准程度,并利用区块链、大数据等新型数字技术,使供给主体精准把控每个环节,实现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空间资源的供需均衡。
鉴于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空间结构失衡的问题,一方面,应构建多元化投入机制,推动城乡区域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空间拓展统筹发展。政府在加大对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投入的同时,应树立正确的投资价值导向,并深入挖掘群众参与全民健身的潜力,构建社会化投资体系。尤其是在发展较为落后的农村地区,应借助政策倾斜等调控手段,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空间的建设。可根据农村地区经济发展、区位特征、社会文化等因素,引入城市体育公共服务多元化投入机制,形成以政府投入为主导,社会力量为主体,其他经费为辅助的多元化经费投入机制,为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空间拓展提供新动能。另一方面,在解决城乡区域间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空间结构问题时,需要建立一套公平且权责明确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供应标准,通过建立试点市、试点村等形式,建立互利共赢的资源补偿新机制,健全毗邻区域与省域间的协商补偿机制。由全民健身公共服务资源配置水平较高的地区向水平较低的地区提供帮扶补偿,实现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空间系统整体性协调发展。
通过政策、场景、生态方面的创新,推动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空间功能的融合,实现空间的进一步拓展[6]。首先,创新功能改造政策,优化空间功能。创新土地性质划分方式,通过体育部门、土地开发部门以及发展改革部门相互联合,对体育场馆中的非体育用地通过转让或补缴费用等方式给予土地性质变更,挖掘场馆设施附属用地的新功能,激发群众参与全民健身的热情。其次,业态间多元组合,营造全民健身场馆综合性场景。通过业态组织,推动空间功能创新,诸如结合不同地域的特点开发滑冰、射箭、蹦床、室内冲浪、室内棒球等参与娱乐性强、用地面积小、门槛低的小众项目,吸引群众参与其中,感受运动带来的乐趣,从而创新拓展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空间。再次,老旧场馆改造完善空间功能。针对老旧场馆改造,要优化管理制度,并建立一套系统性的场馆改造标准,对于场地的建设规模、火灾消防、交通可达性、建筑结构等方面提供明确数据标准,并简化改造审批流程,提高改造效率。最后,打造新型体育空间场景,丰富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空间功能。利用空间实用性与区域性特征实现场馆内部与外部的有效衔接,将室内空间功能延伸至户外空间,并结合户外空间的生态环境特点,将绿色、环保、生态与运动、休闲、娱乐相融合,拓展体育生态场景空间。此外,将人的个体感知与自然空间相协同,使生态场景具备人文特征,根据不同地区的文化内涵、美学价值,为人们提供集休闲、娱乐、感受自然、体验文化于一体的多元化场景空间,形成以体育场馆为点、户内户外生态功能互通为线、文化生态场景为面的生态体育发展体系,丰富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空间功能,促进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空间创新拓展[7]。
创新拓展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空间,能够有效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运动健身需求,有助于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该研究在辨析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空间的理论内涵的基础上,探究了组织、要素、结构、功能4 个激发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空间创新拓展的因素与各因素间存在的逻辑关系,详细审视了4 个因素存在的问题,分析其背后的成因,并针对上述不足给予具备针对性的实现路径。今后可围绕各因素具体的作用机制进行效能评价与数理检验等研究,在不断探索与完善的过程中为创新拓展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空间提供理论支撑与现实经验,最终实现全民参与运动健身,提升身体素质,打造体育强国的美好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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