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丹，杨 霞，2
[1.云南大学，昆明 650091；
2.云南师范大学，昆明 65009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1)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7页。“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要很好学习了解党史、新中国史，守住党领导人民创立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世世代代传承下去”，(2)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3页。“我们要讲好党的故事，讲好红军的故事，讲好西路军的故事，把红色基因传承好”。(3)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10页。百年前中共文书档案工作的创立，开启了无产阶级文书档案工作的新时代，不仅为近代中国档案事业注入了最进步、最富有朝气、最具时代性的力量，也为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和中国档案事业史开辟了一个新领域。
历史并不仅仅意味着既往的静态性、固态化的存在，它更意味着后人对其历久弥新的回忆、叙述与昭阐。因而对中共文书档案工作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在建党百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共党史研究成果丰硕，但对文书档案工作的研究却显得过于薄弱，不仅研究力量不足，而且学术水平和成果质量不高。为更好地发掘利用红色档案文献，促进中共文书档案史的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本文简要分析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共文书档案史的研究现状，并对深化和拓展中共文书档案工作研究提出几点不成熟的想法，希望有助于推动这门新兴学科的创立和发展。
从1919年五四运动至1959年党政档案实行统一管理的40年间，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我国各族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历程中，产生并留存下了大量珍贵的文书档案，这些文书档案从时间上大致可以分为1921—1949年和1950—1959年两个阶段，由于档案学界通常把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形成的档案史料称之为“历史档案”，因此1921—1949年形成的档案在档案界又被称为“革命历史档案”，其中具有文物属性的革命历史档案被文物界称之为“红色文物”或“革命历史文物”，而图书馆界、文献学界、历史学界则把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形成的革命史料统称为“红色文献”，其中既包括文书档案，也包含图书、资料等其他史料文献。这些红色文献记载了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发展壮大历程，记录了新中国从诞生走向繁荣富强的成长脚步，凝聚着革命先辈们可歌可泣的斗争精神，蕴含着国家与民族的基因信息。
“中共文书档案史”是指研究中共文书档案、中共文书档案管理利用工作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及其特点与规律的一门文书学、档案学科目，是中国文书史、中国档案事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革命历史时期为序，以党的史料文献为依据，阐述从1919年“五四运动”至1959年党政档案统一管理的40年间中共文书档案和文书档案工作的历史发展过程，探索党的文书档案管理制度、法规、理论、方法及实践活动的形成和发展历程。目的在于提高文书档案工作者对中共文书档案和档案工作的认识和了解，“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更好地继承和发扬我党文书档案工作的优良传统和历史经验，更好地为党管档、为国守史、为民服务。
本文把“中共文书档案史”的时间范围限定在1919—1959年间的原因有两个：一是1919年5月4日爆发的“五四运动”推动了早期党组织的建立，1920年6月，陈独秀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主持召开会议，会上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也称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被誉为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织；
(4)李婷：《探寻中国共产党从孕育到诞生的历史密码》，sohu.com/a/403800521_12024415.(2020-06-24)二是根据1959年1月7日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统一管理党政档案工作的通知》精神，党和政府的档案工作实行统一管理，党的档案工作不再作为一个专业领域的管理系统独立存在，而是与政府的档案工作合为一体，各级档案管理机构既是党的机构，又是政府机构。(5)周雪恒：《中国档案事业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528-529页。因此新中国成立后的头10年(1949—1959)也应算在中共文书档案史的时间范围内。
从1921年建党至1959年党的档案专业系统不复存在的历史，也是我党文书档案工作从产生确立到逐步发展、合并重组的历史。40年间，党的文件材料是如何形成和运转的？文档机构和人员是如何设置的？积累了哪些适合战时文书档案工作开展的经验和做法？文件材料的收藏方法、规章制度有哪些？革命历史文件材料在地下斗争和战争年代是怎样保存下来的？文件资料的安全保密工作是如何开展的？一批出生入死的文书档案工作者以什么样的精神力量创造了保护文书档案的奇迹？文书档案工作具有哪些特点和局限性？文书档案工作在革命战争年代发挥了怎样的价值与作用？文书档案工作的优良传统、历史经验、宝贵遗产和重要贡献有哪些？此间的文书档案工作对今天乃至将来产生什么样的深远影响？它留给后人哪些经验与启示？这些就成为中共文书档案史探讨的主要内容。具体将从纵向、横向、时间、空间、组织机构五个方面开展研究：
从纵向上看，中共文书档案史研究的内容可分为三个时期：初期的中共文书档案工作(1919—1935年)，中期的中共文书档案工作和机要保密工作(1936—1949年)，后期的中共文书档案工作(1950—1959年)。
从横向上来看，中共文书档案史研究的内容有十大方面：文书档案、文书档案机构、文书档案人员、文书档案工作、文书档案管理制度、文书档案工作法规、文书档案遭受的损失和破坏、档案文献的编辑出版和利用、档案理论方法研究、档案干部教育培训。
从时间上，中共文书档案史可分为六个阶段：建党初期(1919—1924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24—1927年，习惯上称“大革命时期”，亦称“北伐战争时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27—1937年，又称“十年内战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年)、解放战争时期(1945—1949年，又称“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新中国成立初期(1949—1959年，其中1949—1956年，又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七年”)。
从空间上，中共文书档案史可分为若干区域：苏区、白区、陕甘宁边区、国统区、敌占区、抗日民主根据地、革命根据地、解放区等。
从组织机构上，中共文书档案史可分为不同系统：党的各级组织以及党领导下的民主政权、人民军队、群众团体等。党的组织系统又包括党的中央组织机构和中央领导机关、地方各级党组织、党的基层组织。
1919—1959年这40年间的中共文书档案工作状况长期尘封在机密案卷中，鲜为人知。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有必要把这段恢宏的历史画卷展示出来，作为教育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年一代的生动素材。这对于全面了解、科学认识、准确把握中共文书档案工作发展史，追寻红色足迹、传承红色基因、弘扬红色精神，推动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中国档案事业史等领域的理论创新和学术繁荣，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革命战争年代的中共文书档案工作，既是那个特定历史阶段革命斗争中的一条特殊、秘密战线，也成为革命斗争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它与当时旧中国封建官僚衙门的文书档案工作截然不同，具有鲜明的阶级性、革命性和党性。文书档案工作的诸多方面都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融入了许多崭新的成分与内容，对旧式公文和档案管理方法进行的改革，更加适应武装斗争、政权建设和各项革命工作的需要。这些不同于以往历史的新样态、新变化、新内容，需要我们做出理性的评判、对比与分析。
中共文书档案工作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和特点，尤其是在血雨腥风、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环境下，文书档案工作的经验和做法，战时文书档案管理制度和方法的建立，文书档案工作者坚定信仰、忠于职守、舍生忘死的事业心和责任感，需要后人了解、学习和旌扬。
历史本身具有继承性与连续性的特点，中共文书档案工作是今天文书档案工作的前身和直接源泉与根基，因而对昨天历史的清醒认识，特别是对文书档案工作的成就与不足，予以必要的总结和反思，是今天文书档案工作发展的基石与前提，况且在中国特色档案事业发展的同时，一些优良传统和精神风貌也被丢弃或遗忘，有必要把它们重新捡拾起来。
中共文书档案工作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以中央文献研究室(现为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和中央档案馆为代表，不仅编写出版了具有开创意义的“五本书”，(6)“五本书”是指《中共文书档案工作简史(1921—1949年)》(1987年)、《中共文书档案工作文件选编(1923—1949年)》(1991年)、《中共秘书工作简史(1921—1949)》(1992年)、《中共保密工作简史(1921—1949)》(1994年)、《中共档案文献征集》(2004年)。这5本书填补了自中国共产党诞生到新中国成立的28年间，党的文书工作、档案工作、机要工作、保密工作和秘书工作的历史书写及其历史文献选编出版的空白，做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贡献。(参见刘国能：《对事业的眷恋与追求——费云东与1949年前党的文秘档案保密工作研究》，《中国档案》2010年12期。)而且创办了机关刊物《党的文献》，编纂公布了大量党的档案文献和重要研究成果，发表了一系列学术论文。已出版的图书资料如领导人文集文选、党的重要文献、权威大事记和重要编纂史料等，均取材于原始档案材料，由原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中央组织部等权威部门编纂，史料价值非常高，是中共文书档案工作研究的必读史料。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早在20世纪80年代即开设了“中共机关发展史”课程，系统讲授党的各级组织、领导机关发展演变的历史及其规律。随着革命历史档案的逐步开放，特别是近年来“红色文物”“红色文献”收藏热和“红色文化”旅游产业热的持续升温，包括红色档案在内的红色资源受到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发掘整理和研究利用的力度不断增大。
现有的研究成果大致分为专著、论文和文献(史料)汇编三大类，其中专门研究党的文书档案工作的史学专著只有1部，即费云东、潘合定编著的《中共文书档案工作简史(1921—1949年)》。直接切入主题的相关学术论文，则大多出自该书作者之一费云东之手。此外，新近出版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文书档案工作研究》(刘迎红著)一书则是按专题横向研究中共文书档案工作的最新成果。其他专家学者也发表了一系列专题论文，学位论文也时有所见。下面对其中的部分论文成果作一简要综述：
1.期刊论文
从已发表的论文来看，研究主题主要涉及文书档案、文书档案机构、文书档案工作、文书档案人员、党的领导人与文书档案等几个方面。
(1)文书档案。《中央文库文件三送党中央》讲述了根据党中央指示，中央文库文件先后三次送交党中央的经过，创造了在白色恐怖统治下千里运送档案的奇迹；
《中共中央档案历险记》讲述了瞿秋白制定《文件处置办法》及陈为人等人保卫中央档案的事迹，指出我党一成立就明确规定，中央的文件要由一名中央领导人亲自保管；
《陕甘宁边区的公文改革》《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公文改革》《依法执政的典范——陕甘宁边区政府法律法规档案回眸》介绍了陕甘宁边区的公文改革和法律法规档案；
《延安时期我国干部人事档案的形成》探讨了延安时期干部人事档案的形成过程。
(2)文书档案机构。《中央秘书处与中共文书、档案工作的演变》《党中央地下档案库(上、下)》《党中央地下档案库纪实》《中央文库纪实》《中央文库数次安全转移的奇迹》《中央文库在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日子里》《地下斗争中的秘密档案库》《谈谈“中央文库”》《历险十八年 护宝志弥坚——记中共中央秘密档案库》《中共“一号机密”背后的故事》《战时材料保管委员会》《中央材料科成立发展始末》等文记述了党的文档机构，特别是“中央文库”的传奇历史；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档案机构设置特点探析》分析了中共档案机构的设置特点，并简要探寻档案机构设置及演进与革命斗争形势变幻之间的内在联系。
(3)文书档案工作。《我党文书工作的建立与发展》《大革命时期党的文书档案工作简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的文书档案工作简介》《民主革命时期党的文书档案工作——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延安整风中党的档案工作》《浅谈延安时期的档案管理工作》《战争环境中的档案工作(上、下)》《从〈红军长征记〉的问世说起——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对文献资料的征集》《解放战争时期对文件资料的接收和征集》《抗日战争时期的档案工作之一、二、三》《解放战争中的档案工作之一、二、三》《解放战争中的档案管理工作》《解放战争时期时局与档案工作重点之演变》等文论述了我党、我军文书档案工作的建立与发展历程，指出从建党开始中共就形成自己的档案，中共档案一形成就制定了铁的纪律：设置专人集中保管，并特别重视各种材料的收集工作，中共党员还帮助国民党在改组中健全文书档案工作；
《民主革命时期中共档案工作的历史贡献》《试论民主革命时期我党历史档案工作的特点》《民主革命时期中共档案工作历史地位刍评》《浅论民主革命时期中共档案工作的历史贡献》《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档案工作的探索与创新》《抗日战争时期中共文书档案工作历史贡献评述》《抗战时期中共文书档案工作特点浅析》《解放战争时期中共文书档案工作发展评述》等文总结了中共档案工作的历史地位、特点和贡献；
《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文书处理与档案工作》《优良的传统 宝贵的经验——谈新四军第五师的文书档案工作》《民主革命时期四川党的档案工作》《温故知新 与时俱进——广西革命根据地文书档案工作研究》等文阐述了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文档工作、新四军的文档工作、四川党的档案工作、广西革命根据地的文档工作；
《战斗岁月里的电报档案工作》《中央电报档案保管与整理方法的历史回顾》《秘密环境下的电报档案工作之一、二、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照片档案工作》《解放前档案编研工作发展历程回顾之一、二、三、四、五》《中共军史档案的早期征集工作述略》《秘密斗争环境中党内行文的基本要求》《秘密斗争中党的档案工作》回顾了我党的电报档案工作、照片档案工作、档案编研工作、军史档案征集工作、地下文档工作的历史；
《解放战争时期中央档案的三次大转移》《从延安到北京：中共中央档案资料的三次转移》《中央档案三次大转移之一、二、三、四》《中共中央档案在战火中的数次秘密转移》讲述了在战火纷飞的环境下中央档案数次大转移的经过；
《民主革命时期中共档案法规之时代特征举要》分析了中共档案法规的时代特征。
(4)文书档案人员。《中央文库的首位守护人张唯一》《中央文库的第一位守护者张唯一》《白色恐怖中的中央文库守护者》《陈为人：誓死保卫中央文库》《陈为人舍命保护中央文库》《陈来生与中央文库》《守护党的“一号机密”》《用生命保卫中央“一号机密”守护者》讲述了文档人员用生命守护党的机密的英雄事迹；
《试谈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文书档案人员选任要求》谈到了我党对文档人员的选任要求。
(5)党的领导人与文书档案。《党的档案工作的奠基人——毛泽东》《长征中毛泽东重视档案工作》《毛泽东与档案工作》《毛泽东与秘书、档案工作》《试述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的档案观》《党的领导人与民主革命时期党的档案工作》《朱总司令与红军档案》《远见卓识护瑰宝——周恩来草创党的档案工作》《神秘隐讳的“周公材料”》《刘少奇情系档案工作》《瞿秋白与中共的文书档案工作》《邓小平与文书、档案工作》《习仲勋的档案工作思想》等文深情回忆了党的领导人关心指导文书档案工作的生动事迹。
2.学位论文
博士论文《建国前中国共产党文书工作的现代化进程研究》对中共文书工作的现代化进程进行了全面探讨；
硕士论文《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档案事业探究》《民主革命时期中共档案法规建设研究》《抗战时期民主政权文书档案工作研究》分别对中共档案事业、中共档案法规建设、民主政权文书档案工作进行了探讨。
1.《中共文书档案工作简史(1921—1949)》
此书堪称中共文书档案史研究的开山之作，至今仍是该领域唯一的一部专业史。该书由费云东、潘合定编著，档案出版社1987年出版。全书共分4篇49章。综观全书，主要有以下几个突出特点：
(1)既是一本专业史，又是一部党史、军史和革命史。作为一本专业史，该书实事求是地反映了党的文书档案工作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简单到复杂、从草创到规范、从不科学到比较科学的渐进式发展过程，对不同历史时期的档案收集、整理、鉴定、保管、利用和编辑研究工作进行对比分析，总结出不同历史阶段文档工作的特点和变化；
作为一部党史、军史和革命史，该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中央机关、地方各级党组织以及党领导下的民主政权、人民军队、群众团体的发展演变过程和真实面貌，充分说明了没有党的日益发展壮大，就没有党的文书档案工作，文书档案工作是党的得力助手，起着纽带作用和机要保密工作的总汇作用。
(2)总结了各个革命历史时期我党文档工作的主要特点。如：建党初期的文档工作虽处于初创阶段，但已制定了文书传递和档案保管制度，建立了秘书制和文书档案工作机构，初步形成了地方档案工作；
土地革命时期的文档工作与苏区斗争史、白区斗争史、红军发展史紧密相连，特别是得到老一辈革命家的亲切关怀和指导，使文档工作与党的中心工作密切结合起来；
抗战时期我党加强了在敌占区、国统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文档工作，建立了行之有效的制度，秘书、机要、档案工作独立性增强；
解放战争时期的档案工作已初步制度化，形成了党政军三大专业系统，积累了文件资料整理经验，培养了一大批档案干部，为党和国家各级档案馆的建立打下了基础。
(3)补充和丰富了中国档案事业史的内容。作为填补中国档案史“一段空白”的“兰台又一花”，(7)余贵华：《兰台又一花——简介〈中共文书档案工作简史〉》，《档案学通讯》1988年第3期。该书以革命历史时期为序，以党的原始文件为依据，简要系统地概述了从1921年到1949年的28年间我党政军机关和群众团体文书档案工作的历史发展进程，堪称中共文书档案史的开创之作。第1篇共8章，主要阐述党的创立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的文书档案工作：文件的产生、种类、性质、格式与书写要求、传递，文书档案工作机构的产生、档案保管，党报党刊和地方档案工作的初步形成；
第2篇共11章，主要阐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的文书档案工作：文书档案工作机构的变化、党对档案工作的基本要求、电报的形成、秘书处工作制度、《文件处置办法》、“中央文库”、革命先烈保护文件的事迹，中央苏区、地方、红军文书档案工作，资料工作的形成；
第3篇共14章，着重阐述抗日烽火中党的各级机关、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民主政府的文书档案工作：文档机构的发展、文件程式化、电报的改革，档案文件的收集、整理、保管、借阅和汇编，干部档案和照片档案；
第4篇共10章，阐述解放战争时期党政军群机关的文书档案工作：进一步健全文档工作机构和完善档案工作制度、文电处理的新特点、地方文档工作的发展、资料工作的发展，总结了在大转战中疏散档案、转移档案、清理档案、收集和接收档案的基本经验。
(4)以简练笔墨介绍了革命先烈保护文件的英雄事迹。讴歌了一批革命先辈和烈士热爱党的文书档案事业，为保管、保护好党的文件不怕流血牺牲、甘于奉献、默默无闻的精神，为后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和学习的楷模，是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
(5)写作材料来源丰富。作者不仅收集了大量第一手资料，整理了200余件党政军机关有关的档案文件材料，而且访问了数十位在各个革命历史时期从事我党文书档案工作的老同志，抢救记录了一批“老档案”的“活材料”。
(6)提纲挈领、简明扼要。全书虽然只有14.6万字，但脉络清晰、条理分明、内容充实、主题突出、言简意赅、文笔精练。以档案为凭证，以访谈材料和革命回忆录为佐证，互为补充、相辅相成。
(7)采用篇章结构体例，每篇都有小结。该书虽然基本上是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各个历史阶段为序，但也没有完全按编年体来写，在某一历史阶段内，又按问题集中，在此前提下照顾时间顺序。四篇之后都有结束语，对该历史阶段的文书档案工作特点进行总结。
2.《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文书档案工作研究》
此书是开创新时期中共文书档案工作研究的代表作，刘迎红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21年出版。全书共分8章26节。刘迎红教授长期致力于中共文书档案工作的研讨，发表了一系列专题论文，此书是她多年来研究成果的总汇和集中展示。
该书具有以下几个突出特点：
(1)专著与教材兼顾，已有研究成果与新史料、新知识相融，综合性分析与专题性考察并重，纵向研究与横向研究相结合，观点新，体系新，注重深度的理论阐述。
(2)从横向上，按专题将全书的内容结构分为八个方面加以阐述，即文书档案工作发展历程、文书档案机构、文书档案人员、文书档案法规制度、文件和文书处理工作、档案管理工作、党的领导人与文书档案工作、文书档案工作的时代特点和历史贡献以及当代启示。第一，清晰勾勒文书档案工作的历史演进轨迹。通过分析党在各个时期中心任务的变化对文书档案工作产生的不同影响，概括各阶段文书档案工作的基本特点，探讨各阶段文书档案工作的演进特征和发展规律；
第二，全面阐述文书档案机构设置状况、职能与特点，认为文书档案机构设置形成了较固定的层次，呈现出整体分散与局部统一相结合、职能多样与交互相适应、机构小而精与工作高效性相一致的特点；
第三，细致梳理文书档案人员的选任机制与组织保障措施；
第四，系统分析文书档案工作的法规制度建设及时代特点，指出该时期的文书档案法规制度反映了着眼于解决存在的突出问题的针对性，虽不甚科学、系统、规范，但比较灵活、实用、有效；
第五，详尽呈现文书处理与档案管理的业务流程，真实、客观反映该时期文书档案工作的发展状况；
第六，深入探讨党的领导人对文书档案工作的理解与认识，展现领导人的重视和关怀对推进文书档案工作发展起到关键性作用；
第七，客观评价这一时期文书档案工作的时代特点、历史贡献及当代启示。
(3)系统梳理、细致阐述、综合分析，将文书档案工作中最核心的要素以专题形式给予横向研究，打破现有研究成果的基本体例，形成对文书档案工作不同方面的有机联系与连贯反映。
(4)注重理性分析与评价，将历史叙述与对历史事实的评价与论证有机统一起来，通过较深入的挖掘，在学术探究层面留下更深意义的透视空间。
(5)本书特设一节，对文书档案人员中的杰出代表在该时期肩负使命、不负重托、无惧牺牲、默默奉献的革命精神和英雄事迹加以介绍，激发新时代文档人员更好地为党管档、为国守史、为民服务。
一是研究重点不突出。已有的研究成果大多只关注中共文书档案工作史实本身，缺乏对文书档案工作在不同阶段的不同表现的概括，没有把研究重点放在突出中共文书档案工作发展的阶段性与连续性、局部性与整体性之间的区分与关联上。已发表的论文尽管叙事主题宏大，但受篇幅的限制，其论述并不详尽与充分。
二是研究水平有限。现有的涉及中共文书档案工作的研究成果，还局限于档案文件汇编公布或史料文献分析、文档管理利用等方面，缺乏新理论、新方法、新史料的运用。“中共文书档案史”的学科建设工程还未启动，至今没有一部高质量、高水平的《中共文书档案史》专著或教材问世。对中共文书档案工作研究取得的成就和不足缺乏定量和定性的评价总结。
三是缺乏专题性研究。上述成果从内容上考察，往往关注于某个具体的事件或人物，而不是一个专门的问题，比如中共地下党(白区、敌占区)的文书档案工作，文书档案安全保密制度、方法和措施，档案文献编辑出版等诸多领域及问题，少有学者触及，使研究的系统性、完整性不足。
四是理论抽象与概括不足。著作、论文以推介中共文书档案工作的一些具体做法为主，很多问题仍流于表层，缺乏有深度的探索；
已发表的论文虽然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文书档案工作的主要特点、机构设置、法规建设、历史地位和重大贡献等问题做了理论上的阐述，但也仅是浅尝辄止、点到为止，未能进行广泛深入的探讨。
五是缺乏有见地的阐述与把握。以往为数不多的学者对中共文书档案工作多眷注于史实呈现与介绍，还停留在述史叙事的阶段和层次，没有融入深度的理论思考，在回溯历史中启示当下、把握未来。在为数有限的著作和文章中，以史料的堆砌与罗列、事实的解释与说明为要端，未把中共文书档案工作的开展置于当时恢宏壮阔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下加以深入考察与审视，更未对中共文书档案工作的整体状况、管理制度与法规、特点及当代价值等进行全面、系统、有见地的阐述与把握。
六是研究方法比较单一、陈旧。对如何进一步创新研究方法缺乏理论探讨，目前还没有研制出面向数字人文的研究型中共文书档案史数据库和知识发现平台，相应的史料信息组织、知识挖掘、知识发现工作也没有开展起来，在史料发掘、研究方法等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探索。
深化和拓展中共文书档案工作史研究，需要从宏观和微观角度、理论和方法层面以及学科建构的多维视域着手，面向数字人文领域，进一步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第一，从宏观角度，全面观照、条举各个历史阶段中共文书档案工作开展的基本状况。深入厘清中共文书档案工作的发展脉络、基本规律和专业特点，准确、客观地估衡中共文书档案工作的历史地位及现实价值，多维、立体地呈现中共文书档案工作创建与发展的宏观背景、真实面貌及相互关系，全景式展现中共文书档案工作发展的历史图景。
第二，从微观角度，全面解析、揭示中共文书档案工作蕴含的不同以往的内涵特征。中共文书档案工作的发展是社会环境、新民主主义革命总目标、民主政权建设与文档工作自身发展需要综合作用的结果，因而显现出与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迥然有别的鲜明时代特征，不仅要发现这些特点，找寻并揭示隐匿在这些特点背后的诸多要素，以及内外相维的推动性力量，而且要把开展中共文书档案工作所处的社会环境与政权建设的要求结合起来加以检视，以此说明中共文书档案工作发展的历史必然性与特殊性。立足于整个中国现代社会性质、政治军事斗争、经济文化状况、国际共运形势、中共自身政权建设和巩固等各种因素和复杂的社会环境下，探究影响中共文书档案工作发展的诸多因子，考察当时的社会各种因素与中共文书档案工作呈现出的时代特征之间的相互关系。
第三，从理论层面，注重真实地描述此间中共文书档案工作的发展历史，从各个不同侧面对文书档案管理利用的状况和水平进行深度的剖析与评价。即多维度、全方位地考察中共文书档案工作的理论、原则、方法和制度，对中共文书档案管理工作的各个环节及其具体做法进行探究，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党的领导人亲切关怀和指示、指导文书档案工作的思想和实践进行深层次总结，进而揭示其特点及其表征，并深入探寻这些特点与当时社会背景及战争环境之间的交互关系。通过对中共文书档案制度、标准、规范进行梳理，并通过文书档案法规内容的细致分析，全面考量中共文书档案工作的发展水平及其制约因素。由于中共文书档案工作的发展受到各种环境与条件的制约，其文书档案工作制度与法规尚处于草创阶段，因此，研究中既要考虑到中共文书档案工作发展的特殊性，又应将其置于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各项工作和事业的大背景下，使其结论更趋客观与合理。
第四，从方法层面，以新颖开阔的视野，周彻、客观地省视中共文书档案工作的历史地位及作用，综合评价中共文书档案工作的优良传统和宝贵经验，及其开创性与局限性的具体表现。以求真务实、实事求是的精神，对曾经过往的历史既不过分拔高，也不人为贬损，力求观点和结论的客观性、公正性和准确性；
以令人信服的事实与依据，从唯物史观的态度与立场出发，去伪存真、去芜存菁，对中共文书档案工作发挥的独特作用和历史地位给予充分的肯认，同时结合文档工作实际，省思存在的不足和局限，阐明中共文书档案工作的历史贡献和深远影响，以及当下的文书档案工作可以从中得到哪些启示与借鉴，使其为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档案事业提供丰厚的物质与精神财富。
第五，基于学科建设视域，不断构建和完善“中共文书档案史”的学科体系。加强中共文书档案史的基础学科群建设，如“中共历史文书学”“中共历史档案学”“中共文书档案管理史”“中共文书档案法规学”“中共档案文献编纂史”“中共机关发展史”“中共组织机构沿革史”“中共政治制度史”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开展中共文书档案、中共文书档案制度、中共文书档案管理(收集、整理、鉴定、保管、利用)专题研究。从理论和历史两个层面不断充实、丰富中国档案事业史的知识结构，开拓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研究的新领域。
第六，面向数字人文领域，分析中共文书档案史研究的特征，探讨面向数字人文的中共文书档案史知识发现，对面向数字人文的中共文书档案史研究方法进行评价。在知识发现方面，研究通过信息抽取自动生成编年、大事记蓝本；
通过史料“串读”，支持专题研究和史实考证；
通过数据分析，支持阐释过去、预测未来；
通过知识图谱“漫读”史料；
通过社会网络展现历史要素，“遥读”史料，提供线索；
利用新词识别技术，对文选摘要汇编等进行挖掘，找出新概念的提出时间；
通过文本比对分析不同版本的史料；
通过地理分析技术可视化呈现中共文书档案史要素。
扩展阅读文章
推荐阅读文章
老骥秘书网 https://www.round-online.com
Copyright © 2002-2018 . 老骥秘书网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