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光灯记忆:一项跨学科的研究①

阿斯特莉特·埃尔,威廉·赫斯特著,王 蜜译

(1.法兰克福大学 现代语言学院, 德国 法兰克福 60323; 2.社会研究新学院 心理学系, 美国 纽约 10011; 3.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国别与区域文化研究院, 江苏 南京 210044)

以下是很常见的一个经历:当你得知9·11恐怖袭击事件、迈克尔·杰克逊(Michael Jackson)的死讯或者对谋杀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的凶手德里克·肖文(Derick Chauvin)的判决时,你能清楚地告诉别人那一刻你在哪里。尽管这些都是负面事件,不过人们似乎很喜欢讲述这些故事,并倾听他人讲述他们的故事。自从布朗和库利克(Brown &Kulik)发表了那篇里程碑式的文章以来,心理学家便开始将引发这些回忆性叙事的记忆称为“闪光灯记忆”(flashbulb memories)。②闪光灯记忆是指当个体得知发生了引起较大情绪波动的公共事件时对周围的情景记忆。作为这种记忆基础的公共事件通常是创伤性的,但与他人分享自己的闪光灯记忆是迫于一种压力,甚至有时可能还会带来一种乐趣。闪光灯记忆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我们理解公共事件重要性的一部分,以至于评论员经常为了强调突发事件的重要性,而指出人们总是会记得在听到它时自己身在何处,就像他们在2021年春季听到对肖文的判决时那样。

本文将以叙事、身份认同和(审美的)媒介几个概念作为引领,来探讨对闪光灯记忆开展跨学科研究的可能性。本文的作者一位是认知心理学家,一位是文学与文化理论家,都致力于从跨学科的视角研究记忆。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人们在人文社科领域对记忆开展了积极研究。跨学科性是记忆研究的典型特征,基于此,记忆被看作是一种兼具生理、心理、社会文化和物质属性的现象。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在认知心理学研究和文化记忆研究之间还没有就集体记忆展开持续的对话。

这篇文章就是将跨学科视角融入记忆研究的一次探索。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记忆研究的跨学科视角,就闪光灯记忆思考一些新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恰恰是以往单一学科研究所忽略的。在探讨闪光灯记忆时,其记忆研究的取向使得自传式记忆与所谓的“集体记忆”之间的关系成为我们思考的核心问题。

关于“集体记忆”,从狭义上来讲,它主要包含有关过去的知识(通常但不限于),这些知识在集体内部共享,承载着社会身份认同。集体记忆通常以叙事和图像的形式存在于人的意识(比如哈布瓦赫的受制于“社会框架”的记忆)、媒介(口头的、文字的、电子的等等)以及社会交际和机构中。从本质上讲,这些并不是相互独立的本体论的存在。相反,正是人的意识、媒介和社会交际之间的持续互动生成和维持着集体记忆。因此,对集体记忆采用不同的学科研究路径(心理学的、文化学的或者社会学的)只是意味着:对集体记忆这一高度复杂的过程采用了不同的研究切入点。

接下来,本文首先分析心理学是如何把闪光灯记忆作为一种与众不同的自传体记忆进行研究的,然后从跨学科的记忆研究视角探讨其他可能的研究方法。文章将会说明闪光灯记忆不仅仅是发生在“心灵的黑匣子”(mental black box)中的个体现象,而且是集体记忆过程中的一部分。闪光灯记忆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叙事,在其跨越民族国家和不同代际的旅行中,我们所讲述的有关闪光灯记忆的故事,都承载了一定的社会身份认同。而反过来,正是历史媒介文化和审美形式让有关闪光灯记忆的叙事成为可能。

这里可能要稍微预警一下:可能会存在以下的情况,即一方面社会科学领域的读者可能会觉得某些来自于文化理论的观点存在着不确定性,而另一方面人文科学领域的读者又会觉得来自心理学的研究方法过于“经验主义”,甚至因此大为吃惊。不过在这里重要的是,要承认记忆研究涉及多个不同学科,这些学科各自有不同的研究传统和方法论,意识到这一点不是要单纯将这些研究方法混在一起,而是要探讨彼此之间是否有融合的可能性。

两位心理学家罗杰·布朗(Roger Brown)和詹姆斯·库利克(James Kulik)于1977年创造了“闪光灯记忆”这个概念,他们当时用这个概念来指代当人们获知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或者约翰·肯尼迪(JFK)遇刺身亡的消息时,那一刻像照片一样铭刻在人们的记忆中。闪光灯记忆是有关对某一事件反映的记忆。它们不同于一手的自传式记忆,后者是当一个人亲身经历了事件本身,而不是从其他人那里道听途说后形成的记忆。作为自传式的记忆,它们也不同于事件记忆,后者包括引发闪光灯记忆的事件的具体细节(比如9·11事件中一共涉及4架飞机)。显然,引发闪光灯记忆的事件一定是公共事件,因为要使人们在获知某一事件时形成情景记忆,必须要有一个外部渠道将这个消息传递给人们。

迄今为止,对引发闪光灯记忆的事件的研究基本聚焦暗杀和其他充满政治色彩的诉讼、大型公共活动(如世界杯、全国性灾难如地震)。尽管大多数研究都是关注消极事件,但是积极事件也可以引发闪光灯记忆(如柏林墙的倒塌)。另外,所谓的公共性也并非要大到一个国家,人们在一个家庭内部也可以形成对事件的闪光灯记忆,比如当得知父母一方的死讯时。

布朗和库利克(1977)提出了一种假设,根据这种假设,存在一种特殊的记忆机制让闪光灯记忆得以形成和保存。他们称这种记忆机制为“快照”(Print Now!),因此强调由此生成的闪光灯记忆应该具有不易遗忘、生动、详细的特点。布朗和库利克(1977)写道,闪光灯记忆是“‘鲜活的’,它们的主要特点就是几乎完全可以感知”[1],并且它们“就像沉睡在莱茵河底的黄金一样一成不变”③[1]。

随后许多心理学的研究工作都致力于验证上述观点。研究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闪光灯记忆并不能保持始终如一,而且可能还会有较大出入,这让布朗和库利克的早期观点受到质疑。不过,让闪光灯记忆显得与众不同的一点正是人们对这些记忆的自信度。迄今为止,如果说对闪光灯记忆的心理学研究告诉了我们什么,那就是单纯地年复一年地重复一段自以为可信的记忆并不能确保它的准确性。

尽管闪光灯记忆涉及公共事件,也因此被认为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与集体记忆有所交集,但心理学家却很少提到这种可能性,这一点着实让人感到意外。不过乌尔里克·奈瑟(Ulric Neisser)④是个例外,在认知心理学的早期发展中,他是一位灵魂人物。1982年,他反思了闪光灯记忆作为不同记忆叙事交汇点的特殊作用。他写道:

通常我们会将历史叙事和我们日常生活的叙事区分开来,但是(一个人)可以回忆起一个事件,在这个事件中两种叙事却暂时结盟在一起。在我们自己的历史和大历史(History)之间各种细节关联在一起……在(闪光灯记忆)中,我们将自己的生活与历史自身的源头联系在一起,说“我当时就在那里”。[2]

从记忆研究的角度看,奈瑟似乎将集体记忆的两种形式相提并论。当公共事件被转换为官方的、纪念性的、支配性的集体记忆时,“历史”(大写的历史)就会出现。历史编纂参与了这一过程,但作为参与这一过程的媒介,它(历史编撰)并不是唯一或者最强大的。“历史”通常采用叙事的形式,它是“跨越时间交流”的结果。它不是一劳永逸万年不变的一个产品,而是一个过程。它是动态的,是持续变化的。它在媒介调停、社会互动和个体回忆中生成。作为一种心理现象,奈瑟所谓的“历史”属于马尼尔(Manier)和赫斯特(Hirstt)所称的“被经验的集体记忆”(lived collective memory)的一部分,例如人们对所经历的公共事件的记忆。这样的记忆并不需要人们直接去体验这些事件,但是要知道它们并且至少在有限的程度内参与其中。

奈瑟所谓的“我们自己的历史”相当于由社会形塑的自传式记忆,心理学家们也已经证明了这种记忆具有高度建构性,而且通常都是叙事性的。尽管自传式记忆在属性上是个人的,但是正如哈布瓦赫(1925)提出的颇有说服力的观点,它受制于一定的“社会框架”。更重要的是,它们不可避免地受到媒介的形塑,并且自身一直被对话式的回忆所中介。

奈瑟将闪光灯记忆当作是两种不同“规模”(scales)的集体记忆叙事的交汇点。近期的跨国记忆研究为了分析不同维度的集体记忆之间的互动,比如私密的、家庭的、本地的、都市的、地域的、民族的和跨国的集体记忆,才衍生出了“规模”这一概念,奈瑟的上述做法显然比这个早。所处空间不同、群体不同,记忆的模式自然也不同,比如可以是互动式的、体制化的或者大众媒介化的。奈瑟让我们注意到闪光灯记忆将两种不同规模的记忆联系在一起,一种是大规模的记忆(大写的历史),它受制于社会框架,通常是国家的或者跨国的记忆,一种是最小规模的记忆,它是个体的记忆,不过同样受制于社会框架。文化记忆研究有关记忆性(memorability)的观点指出,当事件在不同规模、不同模式的记忆中被同时表征(通常以叙事的形式)时,会更容易被人记忆,而奈瑟“叙事联盟”(narrative alignment)的理念与这一点不谋而合。

关于闪光灯记忆在见证行为中可能起到的作用,奈瑟也有先见之明。对“见证”的关注贯穿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记忆研究。“我们将自己的生活与历史自身的源头联系在一起,说‘我当时就在那里’”,奈瑟的这一观点正是描述了对重要事件的见证行为。它还强调了作为历史起源见证的重要性,不过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这种见证并不是全无争议的,学界在有关大屠杀的后果研究中,还有关于童年受虐的记忆研究中讨论了这一点。闪光灯记忆构成了一种“有距离的见证”(witnessing at a remove)——在媒介研究中探讨的类似概念是“间接见证”(secondary witnessing)或者“媒介见证”(media witnessing),在心理学中则是“替代性记忆”(vicarious memory)。

创伤研究在记忆研究中占据了相当比重,因此,在这里,于记忆研究而言,一个显而易见却常常被忽略的问题即是思考闪光灯记忆是否以及如何与“创伤见证”类似,或者甚至关联在一起。在与“文化创伤”的社会建构理论的对话中,心理学家赫斯特(Hirst)、西尔(Cyr)和默克(Merck)(2020)已经阐明闪光灯记忆通常是文化创伤建构的早期阶段。

另一个不同且更困难的问题是,闪光灯记忆对于个体来说是否就是一种创伤记忆?哪些事件可以被认定为创伤性的以及“创伤性记忆”的来源,学界对此本就存在着广泛争论。因此,转而思考闪光灯记忆是否会引发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简称PTSD)可能更有收获。对精神类疾病进行分类时,《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⑤(DiagnosticandStatisticalManualforMentalDisorder)是一本权威著作,正如这本书中指出的那样,创伤后应激障碍通常和直接经历的事件有关。当闪光灯记忆是一种直接的经历时,引发闪光灯记忆的事件无疑会导致创伤后应激障碍。然而事实上,大多数人的闪光灯记忆都是关于间接经历的事件,因此这里的问题是:当这些引起较大情绪波动的事件仅仅是间接经历时,是否也会导致创伤后应激障碍。这个问题值得思考。流行病学的研究已经证实,二次目击证人可能也会表现出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症状,不过这些症状通常会在几个月后自行消失。此外,脑成像研究显示,那些接近归零地(Ground Zero)⑥的人,其大脑中的杏仁体长期维持着较高的活动水平,而后者是专门处理情绪和控制记忆的脑部组织。这一发现表明由事件激发的一种情绪状态会持续。然而,这些研究并未直接提到闪光灯记忆和创伤后应激障碍的问题。目前,我们想明确的一点就是引起较大情绪波动的事件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表征为记忆:可以是激发创伤后应激障碍的记忆,可以是闪光灯记忆,当然也可以通过其他形式。

布朗和库利克(1977)声称,闪光灯记忆“非常像一张照片,当闪光灯照亮时,它毫无保留地将当时我们所在的场景保存下来”[1]。尽管这个视觉隐喻捕捉到了闪光灯记忆的直观特点,能够引起个体记忆者的共鸣,但是从认知心理学和文学理论的角度看,它也具有一定的误导性。在心理学上,情节记忆(episodic memories)是指那些有关自己生活经历的记忆,根据托尔文(Tulving)的说法,对这些经历的回忆是“心灵的时光旅行”(mental time travel)——它不是一张既定的照片,而是一种重构,依靠各种各样的记忆痕迹和当下的线索重建过去的那一刻。

从文学理论角度讲,一张摄影的图像可能并不足以解释闪光灯记忆所具有的记忆能力。摄影和记忆的相关研究已经表明,图像只有当与叙事结合在一起时,才能转变为有意义的、具有社会性的记忆。以家庭摄影为例,老照片只有佐以家庭成员的相关故事才会获得生命力。如果观看照片的人事先并不知道其拍摄的情景或者相关背景知识,那么一张单独的照片可能会有成为叙事的潜力,但绝不会讲述一个“真实”的故事。叙事学家沃纳·沃尔夫(Werner Wolf)则认为,仅仅一张单电相机拍下的图像可以“引发叙事”,但因为它的非时间性(atemporality),它永远也不可能“表征”一个叙事。⑦

对于持有记忆的个体来说,闪光灯记忆可以是一张生动的图像,它展现的是获知某个消息时的情景,这就让人禁不住拿它和摄影进行类比,但事实上不同的是,闪光灯记忆借助“叙事”获得了意义和持久性。正如奈瑟所强调的,闪光灯记忆之所以与众不同,是因为闪光灯记忆所涉及的故事不同于那些纯粹属于个人的故事,前者因为个体“历史”和大写“历史”的交集而有了被叙事的价值。你回想起你的母亲给你打电话喊你起床,这样的故事无关紧要,这种令人不悦的事儿也可能经常发生。但是如果她来告诉你美国被袭击了,这就立马让这个故事吊人胃口了。

从文学理论的角度来看,闪光灯记忆的这些特性可以用“叙事性”(narrativity)和“可讲述性”(tellability)这样的概念来概括。脱离了具体的语境,比如与公共事件和相关的集体记忆无关,闪光灯记忆的“叙事性”就会很低。在认知叙事学中,“叙事性”意味着在读者心中唤起故事的可能性。一句简单的“我母亲把我叫醒了”或者“我站在那里看到了这个”,通常不会唤起一个故事。只有当听众知道紧跟其后的是有关公共事件的更大故事时,它才能发挥这样的作用。因此,只有当它被放入一个更大的“集体性的”语境当中,并且当听众激活了对有关事件的已知信息时,闪光灯记忆才能发挥其叙事的潜力。⑧

“好”的故事或者说“可讲述”的故事是“有意义”的故事。在会话故事分析中,“可讲述性”与关联理论相关,指的是“使故事值得讲的那些特征,它的所谓‘显著之处’(noteworthiness)”。可讲述性“取决于故事讲述者如何判定具体事件的性质,是重要的或者令人惊讶的,因此值得在特定场合讲出来,从而给这些故事赋予了一种‘意义’”。简单来说,对于一个对世界近代史一无所知的人来说,“1989年11月9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柏林的录像。我看到特拉比汽车(Trabbis)⑨开过边界线”,这样的说法既不会具体化成一个叙事,也不会传达清晰的意义。

但闪光灯记忆的叙事性和可讲述性不仅仅是因为将自传式的故事植根于集体性事件中,也因为将集体性事件融入到了自传式的故事中。人们对于媒体报道的大多数新闻事件都没什么记忆。但是如果个体能将这些新闻事件与自身关联起来,它们就会变得让人难忘。闪光灯记忆不仅仅是有关公共事件的故事,同时也是持有这一记忆的个体见证公共事件的故事。个体如何讲述历史事件,人们对此一直饶有兴趣。纪录片制作人惯常的做法就是从“目击者”那里引出个体回忆。⑩尽管那些讲述闪光灯记忆故事的人并没有亲眼目睹事件的发生,但他们还是可以说“他们在那里”。

闪光灯记忆可能是个体的记忆,但它们反映的是持有这些记忆的个体的社会身份认同和归属感。在心理学研究中,社会身份认同涉及到个体对一个群体的归属感,以及个体的自我意识在多大程度上受到群体成员身份的影响。从文化叙事学的角度看,闪光灯记忆可以被描述为有关“我们”的叙事,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嵌入在更大的“我们”叙事中的第一人称叙事。

一些心理学研究表明,不同的群体持有不同的闪光灯记忆。布朗和库里克(1977)已经从这种文化比较的视角研究了闪光灯记忆。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他们发现受访的非裔美国人对马尔科姆·艾克斯(Malcolm X)被暗杀事件有闪光灯记忆,而欧洲裔美国人则没有。几十年来我们都将马丁·路德·金的遇刺当成重大的全国性事件进行纪念,而在布朗和库里克(1977)的研究中,40个黑人中有30个对金在1968年遇刺持有闪光灯记忆,而40个白人中只有13个有同样的闪光灯记忆,在今天看来这真的发人深省。

闪光灯记忆不仅仅因群体不同而异,它还可以成为群体成员的身份标识。也就是说,它可以定义一个群体。在许多情况下,不仅仅是来自涉事群体的个别成员对某一事件持有闪光灯记忆,而是整个群体都持有该闪光灯记忆。在美国,几乎每个人都形成了对9·11事件的闪光灯记忆。人们认为,作为曾经共同受创的群体中的一员,当一个人失去了对9·11事件的记忆时——比如因为衰老——他也就因此缺失了部分身份认同感。

当然,有时候很难确定哪个群体会以某种闪光灯记忆作为确定其群体成员身份的标识。有些事件可能不仅仅对一个群体,而是对很多群体都意义重大。9·11事件就是这样。但即便是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比起直接受袭的美国公民,在非美国公民中袭击所带来的情感冲击明显缓解得更快 。此外,在袭击事件发生一年半以后,和非美国公民比,美国公民更多地在社交中分享他们有关9·11事件的闪光灯记忆。尽管美国人仍然想讲述关于9·11的故事,但美国以外的人可就没这么想了。

换言之,即使是像9·11这样具有国际影响力,给许多公众都带来情感冲击的事件,特别是其中那些可能成为文化创伤(亚历山大在2012年所提出的)的事件,闪光灯记忆的存在尤其是那些包括各种细节的记忆,如果说不是决定群体成员身份的本质特征,那也是一个参考的指标。要被视为一个“真正的美国人”,你就应该持有9·11事件的闪光灯记忆。闪光灯记忆具有确认和维持群体成员身份,加强社会身份认同的功能。

但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对于那些生活在涉事群体边缘或者拥有多元的文化身份和“记忆体系的成员身份”(mnemonic membership)的人,闪光灯记忆与其社会身份认同之间的关系会很复杂。以虚构型的作品为例:莫辛·哈米德(Mohsin Hamid)发表于2007年的小说《不情愿的原教旨主义者》(TheReluctantFundamentalist)就昭示出了这样一种情形,那就是正是文化上的杂糅让闪光灯记忆进入到了具有特殊意义的特殊叙事当中。当小说的主人公(一个出生于巴基斯坦、但在美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华尔街银行家)在菲律宾出差时,在一间宾馆的房间里他目睹了双子塔被烧毁的直播画面。在小说回溯式的、戏剧性的独白中,这一场景无疑就是“快照”一刻。不过,主人公并没有做出读者期待的那种反应。他表达出了一种不同的情感,其中包含着一丝满足感。随着故事的发展,主人公会远离那种美国式的9·11叙事,他越来越认同自己是一个穆斯林,并最终回到了巴基斯坦,还可能(小说的开放式结局并没有披露这一点)成为了一个恐怖主义者。

这个虚构的例子表明,仅仅拥有闪光灯记忆并不足以标识一种特定的社会身份认同和某一个记忆群体的成员身份,而决定性的因素似乎是“(大)历史”叙事的外形——即那些规范性信息,因为闪光灯记忆正是嵌在这样的叙事中。

尽管一方面,闪光灯记忆似乎是在一个承载着一定身份认同的国家内部或者某个特定群体内部才获得了力量并流传开来,但是随着全球媒介文化的发展,人们几乎可以实时见证任何事件的发生,这就不免让我们从跨国界、跨文化的角度思考有关闪光灯记忆的问题。当从跨文化的记忆研究视角来考察闪光灯记忆时,自然马上就会思考这样的问题,因为跨文化记忆研究已经历时十几年,它聚焦的正是记忆在跨越(或者说在其间“旅行”)一些既定的框架比如国家、种族或者宗教团体时所涉及的动力学。特别是大屠杀的记忆就已经被证明实现了在全球范围内的旅行,这不仅让与相关事件无关的群体对其产生了共鸣,甚至还把它和殖民记忆联系在了一起,有时会创造出不同形式的“差异性团结”(differentiated solidarity)。

那么,闪光灯记忆能旅行吗?如果可以,又如何旅行呢?可以肯定的是,作为一种心理现象的闪光灯记忆,有着独特的现象学特点(详细、生动、容易记起),最初持有它的个体始终拥有它。但是表征却是可以共享的,这些表征可以传达出见证那一刻的特殊性和记忆中的“闪光点”(flashbulb-ness)。

我们区分了闪光灯记忆旅行的两种不同形式。首先,人们可能会携带着他们的闪光灯记忆去旅行或者移民,然后在新的地方以口头叙事的形式传达他们的闪光灯记忆。特别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闪光灯记忆的传播程度更是取决于它们的“可诉说性”:如果说者在讲述个人故事的同时,能够加上一点“大历史”,让听众觉得他们之前未曾了解的这个事件是连贯和有意义的,那他们对这些个人故事比如遥远之地的火山爆发或者政变会更有兴趣。有意思的一点是,如果“故国”曾饱受战争或者其他政变的摧残,移民儿童会更有可能了解其父母曾经在故乡的经历。

其次,媒介表征自己就会在全球化的媒介文化中旅行,而媒介接受会塑造个体记忆。在这儿,兰茨伯格(Landsberg)的“假肢记忆”就是一个很好的思考路径。以关于大屠杀和奴隶制的电影和展览为例,兰茨伯格认为,这些高度体验性的媒介干预会产生“假肢记忆”,这种记忆就如同异地的观众穿戴在自己身上的假肢。假肢记忆能够“超越种族、阶层和性别产生一种同理心、社会责任感和政治上的联盟”[3]。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假肢记忆可以被描述为一种“替代性记忆”,在大脑中表征为一种“遥远的集体记忆”——这里的“遥远”指的不是时间上,而是空间上。它们是充满情感的语义记忆(semantic memory),不过这些语义记忆是有关“他人历史”的。和来自认知心理学的对应概念(即“替代性记忆”——译者注)相比,尽管二者有着类似的作用机制,不过兰茨伯格的“假肢记忆”这一出自文化理论的概念显然更具规范性的意义(凸显了伦理和政治上的风险)。

但是旅行中的闪光灯记忆如何与社会身份认同联系在一起?也许,这里再用“社会身份认同”这个术语来思考旅行的记忆所带来的各种“记忆关联性”(mnemonic relationalities)已经不够准确了。罗斯伯格(2019)所提出的“远距离团结”(long distance solidarity)的观念可以更好地用来形容旅行的闪光灯记忆可能产生的影响。正如这些术语体现出的,人文学科对记忆跨国界、跨文化的动力学研究往往采取了明确的伦理甚至规范性取向(这在认知心理学研究中基本上是不存在的),以期寻找集体记忆的有效形式服务于政治的潜力。从人文视角思考旅行的闪光灯记忆时,一个典型问题就是:当相距遥远的听众听到由美国媒介化见证讲述的关于9·11的闪光灯记忆叙事时,特别是将其——“多向地”(罗斯伯格)——与自己的恐怖主义相关的经历联系起来时,能产生所谓的同理心和团结意识吗?

闪光灯记忆的旅行不仅能跨越空间和社会群体,还能跨越时间。通过口头对话、书面记录或者电影媒介等各种叙事形式,闪光灯记忆能够跨越代际门槛,被传递给那些在闪光灯记忆的事件发生时尚未出生或者还很小的人。

这里为了理解闪光灯记忆传递的不同路径,我们可以借鉴扬·阿斯曼(Jan Assmann)和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n)对于“交往记忆”(communicative memory)和“文化记忆”(cultural memory)的区分。交往记忆的时间跨度是几代人。交往记忆的内容往往通过口头形式传递,或者其他私人性的、更加具有“流动性”的媒介,比如信件、日记或者当下各种应用程序和脸书上的信息条目。文化记忆则可以持续更大的时间跨度,如果内容被嵌入到“稳定的”媒介中,文化记忆可以绵延数百年甚至上千年。

阿斯曼夫妇将集体记忆分为了两种形式:仅在在世的几代人之间传递的短期集体记忆和只有通过稳定的中介才能表征并传递的长期集体记忆,尽管学界对这一区分的细节问题进行了广泛讨论,不过其基本观点对于记忆任何方面的研究都是有益的。

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的诗歌就是一个闪光灯记忆的经典案例,如今它已被奉为经典,成为文化记忆,流传超过一百五十年了。惠特曼为纪念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写了四首挽诗,其中一首诗的开头是“当丁香花最近一次在庭院盛开时”,它描绘了当惠特曼得知林肯遇刺时的情形。林肯是在1865年4月14日被暗杀,当时正是丁香花盛开的时节。正如惠特曼随后所写:“我记得我当时驻足的地方,因为季节提前,许多丁香花都已盛开。突发奇想之下,我给发生的事件(指林肯遇刺——译者注)添上了一种味道,尽管事件与味道本无关联,但我发现只要看到这些花,闻到它的气味我就总能想起那天的巨大悲剧,无一例外。”[4]他将自己在得知遇刺事件时的回忆与这起公共的悲剧长久地关联在了一起。借助诗歌的叙事,惠特曼就这样将自己有关林肯之死的闪光灯记忆传递了出去,由此甚至可能跨越数百年乃至数千年。

可以说,关于历史的见证人和他们的闪光灯记忆还是一个亟待开展研究的领域。歌德、席勒和欧洲其他浪漫主义者如何得知了法国大革命的消息?他们的自传体书写中是否传递了闪光灯记忆?是否自18世纪即自我意识的伟大时代到来后,闪光灯记忆的表征变得更为常见?(在闪光灯记忆问题上——译者注)西方文化和非西方文化之间有区别吗?我们能否在古代和中世纪的文本和对象中追寻到闪光灯记忆的痕迹呢?

迄今为止,闪光灯记忆的代际传递(交往记忆的传递路径)尚未有深入的研究。不过有关9·11事件的闪光灯记忆有一些这方面的数据说明。梅勒(Meyler)等人调研了一些在9·11事件发生时刚九岁或者还更小的孩子,询问他们自己对于9·11或者他们父母的9·11经历都知道些什么,尽管这些孩子的陈述并不一定完全准确,也不详细,不过还是有89%的孩子能够讲述他们父母的闪光灯记忆(这里所谓的准确是指孩子们的陈述在多大程度上与他们父母的陈述相匹配)。准确度的分布呈现双峰式,有39%的孩子能够既准确又详细地陈述其父母的闪光灯记忆,有51%的孩子能够准确陈述,不过不够详细。另外尽管有11%的孩子宣称对其父母的闪光灯记忆一概不知,但却只有2%的父母认为他们的孩子不知道他们的闪光灯记忆。父母所陈述的自己在袭击时具有的情感状态与孩子所陈述的父母当时的感受之间有一种强烈的相关性,这成为了父母和孩子情感交流的证据。有趣的是,无论是孩子的年龄,还是孩子与父母就9·11事件之间交流的量,亦或者是孩子从媒体那里接收的关于9·11事件的信息量,都不会影响孩子传递其父母的闪光灯记忆的准确性和信息量。

这样的结果表明,闪光灯叙事可以在几代人之间传递。似乎让闪光灯记忆(至少是一些重大事件比如9·11)具有高度传播性的是事件本身的影响力以及与社会身份认同之间的关联性。此外,梅勒等人(2022)的研究表明,闪光灯记忆的传递与记忆传递的其他模式(媒介接收、有关过去的家庭谈话)基本无关。如果学界能够重新系统审视过去几十年中所进行的跨代际的访谈(比如在口述史领域),也许能够对闪光灯记忆代际传递的特殊性有一些新的见解。

闪光灯记忆和媒介文化密不可分。早在2009年,《记忆研究》(MemoryStudies)杂志的主编、社会学家、媒介理论专家安德鲁·霍斯金斯(Andrew Hoskins)就判定闪光灯记忆研究是进行“跨学科研究的沃土”[5]。

闪光灯记忆的概念出现在大众媒介全球化的鼎盛时代,这一点并不奇怪。在20世纪70年代(布朗和库利克创造闪光灯记忆这一概念的时候),电视机已是比较普及的家用电器。通过观看新闻见证事件的发生已经成为家庭每日例行。“历史的现场直播”生产了引发闪光灯记忆的“媒介事件”。在有线电视频道兴起之前,因为公共广播公司的数量有限,这确保了广泛传播的闪光灯记忆很可能是基于同一个新闻视频。

在我们的后广播时代,闪光灯记忆的出现则是遵循了不同的逻辑。卫星、有线电视、流媒体服务、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已经改变了影响闪光灯记忆的各种因素。根据霍斯金斯(2009)的说法,“曾经‘以稀缺性为主导特点’的广播环境对于闪光灯记忆这个概念的最初发展至关重要,而如今闪光灯记忆形成的环境已经变了。当下,数字媒介的繁荣成为了新媒介生态的发展驱动力,闪光灯记忆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出现以及再现”[5]。如今,我们生活在一个“多选择的媒介环境”中,这导致了吉尔·埃迪(Jill Edy)(2014)所说的“记忆筒仓”。这里应该再研究下是否也会出现所谓的“闪光灯记忆的筒仓”。

在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以后,媒介理论就认为“媒介即信息”,据此人们也会认为媒介影响闪光灯记忆的形成及其现象学特点。在当下的时代,闪光灯记忆通常是借助手里的智能手机形成的。新媒体时代已经把闪光灯记忆变成了间接的“社交时代的见证”的方式。不过媒介见证的内容可能是多种多样的,因为人们使用的媒介和所处的记忆筒仓不同。因此,闪光灯记忆越来越接近于霍斯金斯所说的“大众记忆”(memory of the multitude),而非主流的集体记忆。

正如前面为数不多的例子已经表明的那样,在探索闪光灯记忆这种现象的过程中,文学和艺术一直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其中,诗歌和小说尤其如此,正是它们独特的意识表现形式让它们在记忆过程的文化想象中拥有了一席之地。正如沃尔特·惠特曼的诗歌《当丁香花最近一次在庭院盛开时》(WhenLilacsLastintheDooryardBloom’d)暗示的那样,甚至可能存在一种可以称之为闪光灯诗歌(flashbulb-poetry)的亚类,这种类型最有可能出现在那些标题为“当听到……”或者“当读到……”的挽诗中。

在20世纪,战争和冲突的开始和终结在诗歌中呈现了不少文学“闪光”时刻。例如奥登(Auden)的《1939年9月1日》(September1, 1939)(1940)一开始就会让人清晰地意识到诗人得知德国入侵波兰的时间和地点:“我坐在第五十二大街的一家下等酒吧里……死亡那不便言及的气味侵犯着九月的夜晚。”一战诗人西格弗里德·萨松(Siegfried Sasson)的《众人欢歌》(EveryoneSang)(1919)中“每个人突然放声歌唱”,指的就是1918年宣布停战时让许多人都印象深刻的情形。

审美媒介在传递闪光灯记忆时也可以采取一种更具逆反性的甚至批判性的立场——这在有关9·11的小说和电影中尤为常见:阿特·斯皮格曼(Art Spiegelman)在他的绘本《在没有双塔的阴影下》(InTheShadowofNoTowers)(2004)中用短短三幅连环漫画描述了美国人在得知9·11事件时的闪光灯记忆及其政治影响(见图1)。在第一幅画中,美国核心家庭的一家三口睡意朦胧地坐在电视机前的沙发上。在第二幅画中,电视上播放了9·11的新闻,令人震惊,所有人的头发都根根立起。这显然是一种带来相关影响的、诱发闪光灯记忆的情形。在第三幅画中,一家三口竟然又像开始那般,睡意朦胧地坐在电视机前。不过他们的头发却还是立起来的样子,这表明了在后9·11文化中普遍存在着一种格鲁辛(Grusin)所描述的焦虑和不安。在第三幅图中,客厅里有一点变化:墙上多了一面美国国旗。这说明借由闪光灯记忆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民族认同感或者说民族认同感被进一步重申。9·11的闪光灯记忆似乎让焦虑的情绪与民族主义混杂在一起。但是这种“新常态”(the new normal)(这组漫画的标题)并没有带来更多的(思想上或者政治上)行动。

图1 阿特·斯皮格曼:“新常态”(出自《在没有双塔的阴影下》,维京出版社,2004)

此外,从跨国界等维度对9·11闪光灯记忆的旅行进行想象和批判性反思时,文学和电影也是重要媒介。我们前面已经提到了莫辛·哈米德的小说《不情愿的原教旨主义者》。另一个相关作品就是电影《9·11事件簿》(11′09″01September11)(2002),这是由11部有关9·11事件的短片组成的短片集(每个短片时长均为11分钟09秒01帧),它试图捕捉国际社会对9·11事件的看法。其中几个片段都涉及在世界范围内建立闪光灯记忆的可能性(或者说不可能性)。在肯·洛奇(Ken Loach)拍摄的与英国有关的片段中,滞留在英国的智利难民巴勃罗(Pablo)保存的有关1973年智利政变的记忆画面,取代了双子塔倒塌的画面,而后者通常用来诱发9·11的闪光灯记忆,这就涉及了罗斯伯格所谓“多向度记忆”的问题。这场旨在推翻萨尔瓦多·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的政变也是发生在9月11日,并得到了美国政府的支持。该片段把两段不同的历史和两个不同的受害者群体联系在一起,试图思考在世界各地的暴力史中美国所施加的影响。这样一种政治性的信号正是通过替换性地展示另一组诱发闪光灯记忆的图像所传达出的。

审美媒介不仅参与了闪光灯记忆的表征,也参与了对其政治维度的批判性反思。作为媒介文化的一部分,在涉及闪光灯记忆的创造、固化和再固化时,审美媒介本身就是十分强大的“中介”。所以,里格尼(Rigney)的“审美能动性”(agency of the aesthetic)的概念在这里尤其适用。文学和电影可以通过一次次修正历史事件和见证来不断提高闪光灯记忆的“可讲述性”。对于9·11事件,像《93号航班》(United93)(2006)这样的大片或者像《华氏911》(Fahrenheit911)(2004)这样的纪录片似乎就发挥了这样的能动性。

此外,审美媒介不仅可以在事件发生以后并且已经有闪光灯记忆的情况下发挥其影响力,甚至有时在事件被媒介见证之前就能发挥作用。这样一种动力机制我们称之为“预先调停”(premediation)。尽管闪光灯记忆的现象学特征是持有该记忆的个体对记忆的准确性和一致性抱有极大的信心,但是和其他的感知、经验和记忆一样,闪光灯记忆也极有可能受到社会性框架特别是现有的文化叙事和图像的规约和初加工。因此,当第一次看到9·11的画面时,不少人联想到的都是外星人的袭击或者是第三次世界大战,就像他们在科幻电影《独立日》(IndependenceDay)(1996)中看到的那样。这样的审美图像和叙事构成了人们的认知图式,并极大影响了人们对事件的反映。问题是,这种先期存在的(错误的)审美概念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是闪光灯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起初我以为是这样的……”,“感觉就像……”)。

在撰写这篇文章时,两位作者探讨了在记忆研究领域学者们所设想的跨学科研究的益处。我们特别想厘清这样一种视角会如何重塑人们对闪光灯记忆现象的研究和理解。当罗杰·布朗(Roger Brown)和詹姆斯·库利克(James Kulik)提出的这一概念引起其他心理学家的兴趣时,他们研究的关注点在于闪光灯记忆是否由一种特殊的认知机制所驱动。他们主张闪光灯记忆看起来似乎是非常准确的。从那时起,至少对于心理学家来说,研究主要就是对布朗和库利克的观点进行实证:即使在几十年后,闪光灯记忆的内容能被准确地回忆吗?个体能否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对其保持生动记忆且十分自信?它们和“普通的自传体记忆”有何不同?对于闪光灯记忆,我们真的需要建立一种全新的认知机制吗?或者我们能否利用已有的关于“普通记忆过程”的知识来解释闪光灯记忆的特性?

在很大程度上,这些问题都已经得到解决。一项又一项研究已经表明闪光灯记忆会随着时间衰退——至少它们的准确度会下降。普通的记忆机制足以解释闪光灯记忆的特性,学界就这一点已经达成共识。最初是布朗和库利克提出了这个问题,而心理学领域的研究也在随后给出了答案。

但是,对于非心理学领域的人来说,闪光灯记忆背后的认知机制虽然很重要,但却并不是人们对其一直保持兴趣的原因。尽管人们总是惊讶地发现,他们自以为十分准确且生动的闪光灯记忆是多么不可靠,但是这样的观察并不能解释他们为何愿意讲述自己的闪光灯记忆故事。

自从布朗和库利克发表那篇有关闪光灯记忆的开创性文章以来,心理学家们就一直围绕着一些问题进行了研究,现在正是记忆研究的跨学科视角让我们得以在这些问题之外,就闪光灯记忆思考一系列新的问题。例如,它让我们展开了闪光灯记忆与叙事的讨论,并把闪光灯记忆理解成一种“好的”“可讲述的”故事,这样的故事能够传达出“亲历历史”(living in the history)的感觉,并实现了历史理论家约恩·吕森(Jörn Rüsen)所描述的重要的人类学功能,即赋予时间经验以意义。此外,从记忆研究的角度看,闪光灯记忆属于集体记忆的一部分,由集体记忆支撑,并且似乎对社会身份认同具有重要作用。它有助于我们思考闪光灯记忆如何——跨越国界和代际——“旅行”。它也强调了(在研究闪光灯记忆时——译者注)(新)媒介的作用以及考虑“审美能动性”的必要性。这种综合性的研究范式通过把心理学与叙事、文化和媒介研究结合在一起,为多个学科的合作研究打造了平台,并以此推进更广泛、更全面的闪光灯记忆研究——我们可以称之为闪光灯记忆2.0。

[文章得到了国家科学基金(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对第二作者的项目资助]

【注释】

① 本文原载《叙事研究》(NarrativeInquiry),2022年10月17日,DOI: https:∥doi.org/10.1075/ni.21101.erl。本文获得作者授权译发。原文注释有删减。

② 心理学家罗杰·布朗(Roger Brown)和詹姆斯·库利克(James Kulik)于1977年在期刊《认知》(Cognition)第5卷第1期上发表了题为《闪光灯记忆》(“Flashbulb Memories”)的文章,首次提出了闪光灯记忆这一概念。——译注

③ 此处典故出自歌剧《莱茵的黄金》(DasRheingold),是《尼伯龙根的指环》(DerRingdesNibelungen)四部系列歌剧的第一部,由德国作曲家威廉·理查德·瓦格纳(Wilhelm Richard Wagner)作曲及编剧,剧中提到自古以来在莱茵河底藏着一块黄金,由三位仙女日夜看护,谁能用这块黄金铸造出魔力非凡的指环便可称霸天下。——译注

④ 乌尔里克·奈瑟(1928-2012),德裔美国心理学家,被称为“认知心理学之父”。——译注

⑤ 《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最早由美国精神医学学会于1952年出版,是一本美国及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常用的诊断精神障碍的指导手册,被誉为精神障碍领域的“圣经”。——译注

⑥ “归零地”一词原意为导弹的袭击目标或核装置爆炸点,在9·11事件后,该词成为倒塌的世贸中心遗址的代称。——译注

⑦ 这一点让我们想到了莱辛(Lessing)在《拉奥孔》(Laokoon)(1766)中对视觉艺术和文学艺术各自不同优势的比较。——原注

⑧ 可参考范德普特(Van de Putte)发表在同一期刊的有关叙事性的先期建构(narrative pre-construction)的文章。——原注; 此处作者提到的文章是指2021年11月4日在《叙事研究》杂志发表的《文化记忆及其再现:一种叙事学的角度》(″Cultural Memories and Their re-actualizations: A Narrative Perspective″),作者为汤姆森·范德普特(Thomas Van de Putte),DOI: https:∥doi.org/10.1075/ni.21027.van。——译注

⑨ Trabbi,1957年诞生于东德的汽车品牌,于1991年停产,在柏林墙倒塌后,曾有不少东德人开着自己的特拉比汽车穿越边界前往西德,成为记录那个时代的经典情景。——译注

⑩ 关于电视纪录片中历史的个人化问题可参考:Wulf Kansteiner,In Pursuit of German Memory: History, Television, and Politics After Auschwitz,Ohio University Press,2006。——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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