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帝国主义:缘起、话术和本质

赵雪波

(中国传媒大学 政府与公共事务学院,北京 100024)

众所周知,在国际新闻报道领域,始终存在着力量不对等和话语权不对等的现象。这种不对等引发了20世纪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关于世界新闻传播秩序及世界信息秩序的斗争。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场争论最后销声匿迹,但是争论的问题并没有消失,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在当下,世界新闻传播秩序之争抛开了传播设备、技术和手段等硬实力的对抗,而是聚焦于传播内容、理念和价值观等软力量的较量。在这场较量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一如既往地处于强势地位,依托传播硬实力和政治、经济、军事等全方位的实力,对他们视作对手的国家进行的信息传播活动,有种种违反新闻传播原则、规则和道义的做法,给国际社会造成一种重新回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弱肉强食的丛林世界的感觉,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仿佛面对卷土重来的帝国主义。只不过这一次帝国主义换了一种形象,它不再是传统的到处瓜分世界的军事帝国主义,而是看起来温文尔雅实则硝烟弥漫的新闻帝国主义。新闻帝国主义不是突然现身的新事物,而是一种历史的延续,它有着深厚的历史土壤,在新的历史时期,西方新闻传播特别是国际新闻报道中有着模式化的话术,当然其本身也是西方国际新闻报道的本质。

帝国主义(Imperialism)“这个词是从拉丁文来的,它表示同一个世界帝国或是凯撒帝国(Imperium)联系在一起的政治意图”[1]24。按照卡尔·考茨基在1915年的推测,这个词最初是在拿破仑第一帝国时期的法国出现的,用来表示帝国的政策。他给帝国主义下的定义为:“帝国主义是高度发展的工业资本主义的产物。帝国主义就是每个工业资本主义民族力图征服和吞并愈来愈多的农业区域,而不管那里居住的是什么民族。”[1]2这个定义指出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有关、帝国主义具有侵略性、帝国主义经常欺负弱者三方面的本质性涵义。考茨基在这本书中对帝国主义还做了别的分析,比如,他认为帝国主义为了争夺“农业区域”经常彼此间发动军备竞赛和军事战争,但这一点没有被他概括到他的定义中。考茨基关于帝国主义的判断被列宁批判为修正主义思想,列宁认为就是从关于帝国主义的判断开始,考茨基从马克思主义滑向了修正主义。其实早在1902年,英国人约翰·阿特金森·霍布森就出版了著作《帝国主义》,但霍布森自始至终没有给帝国主义下一个明确的定义,他只是零散地总结了帝国主义的几大特征:领土扩张、白种人侵略“低等种族”、和平和经济发展的敌人、反对民主政治、加剧列强之间的战争危险等。列宁反对考茨基和霍布森对帝国主义的判断,认为他们“掩饰帝国主义矛盾的深刻性和帝国主义产生革命危机的必然性”[2]735。1916年春天,列宁在苏黎世创作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这本书的标题已经很明显地道出了列宁对帝国主义的定义。这个定义也可以置换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或者更全面一些:帝国主义是发展到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国际托拉斯开始分割世界、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把世界全部领土分割完毕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2]808。这个定义包含了五个基本特征:(1)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发展到极高的程度,以致造成了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垄断组织。(2)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已经融合起来,在这个“金融资本”的基础上形成了金融寡头。(3)与商品输出不同的资本输出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4)瓜分世界的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已经形成。(5)最大资本主义列强已把世界的领土分割完毕。[2]808在今天看来,帝国主义的以上五种特征还可以进一步解释为:(1)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延续,是资本主义的必然结果。(2)帝国主义在世界经济领域形成垄断,通过资本输出和利益垄断剥削别的国家。(3)帝国主义始终具有侵略性,它们以欺负弱小、党同伐异为原则,结成利益共同体和利益垄断同盟。(4)帝国主义继承瓜分天下的传统,顽固地推行地缘政治,对“非我族类”实行遏制、围剿。(5)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也因为单边主义和极端自私的国家利己主义展开相互争夺和撕咬。

作为资本主义的必然趋势,帝国主义的表现维度是多样化的,并不局限于政治、经济和军事维度,它还有思想、文学、艺术、语言等等的维度。正如美国学者萨义德所言:“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都不是简单的积累和获得的行为。它们都为强烈的意识形态所支持和驱使……帝国主义又在文化中获得了一种协调一致,一套经验,还得到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帝国主义作为具有重要文化内容的历史经验,其内容既庞大又繁杂。”[3]据此可知,帝国主义具有文化的维度。和萨义德明确批判帝国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不一样,英国学者约翰·汤林森在经过一番历时性和共时性的研究之后,认为20世纪60年代的帝国主义已经被90年代的全球化取代,鉴于世界各国文化的同质化和全球性,他对60年代就已经出现的“文化帝国主义”概念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应该从媒介、民族国家、全球资本主义、现代性四个途径去认识文化帝国主义。汤林森借用了在他之前,已经在70年代或80年代出现的“媒介帝国主义”一词,认为媒介帝国主义不过是文化帝国主义的一种话语,是媒介占据文化核心地位的一种表现,或者是文化都必须经由媒介进行传播的一种向度。汤林森的目的在于消解“文化帝国主义”和“媒介帝国主义”两个概念的本质内涵,所以,从他那里根本看不到这两个概念的定义。

但是总是有人能够透过现象看到本质。美国另一位著名学者赫伯特·席勒就明确指出文化帝国主义是“许多过程的总和,经过这些过程,一个社会被带入现代世界体系之中,它的主导阶层被吸引、压迫、强制,有时甚至被贿赂而塑造出对应于——甚至促进了——这个世界体系的主导中心国家的价值观和结构的社会体制”[4]。席勒被认为是“文化帝国主义”一词的首创者。1969年,他出版了《大众传播与美利坚帝国》一书,事实上揭开了文化帝国主义和媒介帝国主义问题研究的序幕,成为这方面研究的先驱。席勒指出:“美国维持其全球地位的主要支柱就是军队和文化……在美国资本主义拓展国内外市场的过程中,它不断地改进和使用说服手段和大规模销售的技巧来达到这一目的……世界到处充斥着美国制造的影像与信息。美国的流行文化已经迷住了世界各国的青年人……每日传输大量数据的全球电子网络适时出现,这已经增强了美国媒介帝国的力量。”[5]35-39美国为了维护其世界霸主地位,纠结其西方盟友在文化、信息等领域对国际社会展开了积极强势的进攻。“在媒介-信息领域,美国反对第三世界的活动同样强硬和残酷……西方国家公共舆论的目标就是用西方人的观点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个公开讨论传播与文化问题的国际论坛——相对抗……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攻击可以广义地理解为相当于对个别第三世界国家因实施的政策没有征得美国政府的同意而招来的侵略。”[5]21-23

美国学者奥利弗·博伊德·巴雷特也是较早开展媒介帝国主义研究的人,据他自己介绍,他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研究媒介帝国主义问题,21世纪初他出版了专著《媒介帝国主义》。巴雷特认为,媒介帝国主义是一个研究领域,而不是一种理论,这个研究领域意味着帝国主义和媒介达成了三种关联方式:其一是帝国主义通过媒介来执行、推进、转化,或者被媒介破坏与抵抗。其二是媒介自身、媒介生产与传播的意义、政治经济的进程,使其成为帝国主义的必需品。其三是所有不设定边界、不具有包容性的报道的媒介行为都被认为是维护帝国主义。席勒和巴雷特关于文化帝国主义和媒介帝国主义的定义和理解在逻辑上是一致的,即他们都把西方通过媒介和其他文化形式在非洲、拉丁美洲和中东等地区的扩张行为看作是一种帝国主义,但他们的表述因为没有触及这几种帝国主义的本质,而把文化帝国主义和媒介帝国主义的侵略性、攻击性、破坏性大大消解了。

作为软实力输出的渠道之一,媒介尤其是新闻报道的作用不容小觑。但在以往对媒介帝国主义的研究中,将主要注意力投放在媒介所有权对他国的压力,并未对媒介内容尤其是新闻内容对他国的压力进行专门阐释。事实上在新闻传播领域,发达国家凭借自己在新闻传播整体上的强势和霸权,在新闻报道内容上也形成了帝国主义,我们姑且称之为“新闻帝国主义”。可以说,新闻帝国主义和媒介帝国主义共同构成了一枚硬币的两面。

有人说新闻帝国主义的提出最早可追溯到原芬兰总统乌尔霍·吉科宁。他认为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国际新闻与传播领域占据了垄断地位并采取扩张政策。其主要特征是:利用强大的、现代化的大众传播媒介和通讯手段垄断国与国之间的新闻传播;利用强大的经济基础和先进技术设施生产硬件(技术媒介)和软件(节目或产品),出口、占领世界市场,并推销和宣扬本国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进而实现其文化渗透和侵略[6]。很显然,吉科宁的新闻帝国主义完全是媒介帝国主义或传播帝国主义,与新闻帝国主义还是有距离的。而且经过笔者函询芬兰有关方面,吉科宁当时使用的是传播帝国主义(Communication Imperialism),而非新闻帝国主义(Journalism Imperialism)或其他概念。

新闻帝国主义这一概念所指对象应该是新闻文本,它和其他几种帝国主义形成一种对应关系。帝国主义是一套整体的价值体系和行为方式,文化帝国主义聚焦帝国主义在文化领域内的表现,媒介帝国主义是信息传播领域中媒介技术设备等硬实力的力量倾斜,而新闻帝国主义则是信息传播领域中在新闻报道方面所体现出来的帝国主义现象。

结合西方新闻报道实践,可以将新闻帝国主义概括为:西方媒体依托其在国际新闻领域的生产规模、技术设备和历史经验等优势,在国际新闻报道中奉行意识形态挂帅思维、冲突报道原则和双重标准,推广西方价值观,并配合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对西方阵营之外的国家特别是对被美国及其西方盟友视为对手的国家进行舆论打压、抹黑、歪曲,为形成美国及其西方盟友的话语主导权和舆论掌控权所开展的国际新闻报道活动。其中,这里所指的媒体不仅包括传统意义上的报纸、广播和电视,也包含在互联网时代诞生的推特(twitter)、脸书(facebook)和油管(youtube)等社交媒体。

由此可见,新闻帝国主义和媒介帝国主义、文化帝国主义都是帝国主义的特殊形式,是帝国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延续。帝国主义也罢,新闻帝国主义也罢,其他各种形式的帝国主义也罢,它们的主角都是历史上的西方各主要强权国家。今天它们有的是以国家面目出现的,如美国;有的则是以联盟或共同体形式出现的,如北约、西方等。这种角色的连续性也证明新闻帝国主义是帝国主义的延续。

在现实中,话术更多应用于市场营销及服务行业中,是帮助工作人员提升销售额,增强职场竞争力的一种沟通策略。但在新闻传播领域,话术的使用有着更为特殊的内涵。“话术,简言之就是说话的技巧,具体到新闻传播中,就是指新闻语言使用的相关技巧,通过该技巧使新闻受众进入一种境界,从内心产生接受该新闻信息的欲望,这是一种利用语言进行的深层次的沟通。”[7]一般来讲,通过语言构建事实或历史是需要通过某种话术完成的,任何有意义的语言都不是名词、动词、形容词等各种属性词语的数理逻辑化组合,而是用这些属性的词语通过特定的语法、修辞构建的。在长期的语言实践中,话术成为语言表达一方必然选择的话语逻辑和话语结构,它们直接对应某种事实和历史。新闻报道也如此,特定的新闻报道话术肯定对应某种特定的新闻事实。然而,话术只是一种新闻报道的语言表象,其背后所表达的含义和目的才是新闻报道的真正意义和指向。

作为现代新闻业的发源地,西方国家对话术运用可谓得心应手。在处理国内报道和国际报道上,西方国家媒体善于做出不同策略安排。它们在国内的新闻报道方面强调客观公正、真实透明、言论自由、社会责任等原则,对政府进行监督,新闻界因此被赋予了很高的地位,记者被称为“无冕之王”。凭借这些新闻报道实践所取得的战果,美国乃至整个西方的新闻界赢得了与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相抗衡的所谓“第四权力”,对资本主义社会形成了舆论监督。然而一个奇特的现象是,美国和西方国家媒体的视线、声音一旦聚焦于国际新闻时,新闻报道的原则就发生了悄然的异化。在国际传播领域,世人看到的是它们不再强调客观公正、真实透明,而只是一味地倡导自由主义思想,主张信息流通的绝对自由,为此它们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强烈抵制发展中国家发起的“改变世界新闻旧秩序”的运动,坚决反对发展中国家关于摆脱信息殖民化、对新闻进行管制的要求。这场运动旷日持久,最后以发展中国家的屈服、美国和以色列以胜利者的姿态返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而暂告结束。

有人说人类社会是一个基于“故事”形成的虚拟共同体,当一个社群超过150人的时候,基于人际传播的网络已经不能覆盖整个社群,人类只有依赖大众媒介来塑造自己对世界的认知[8]。凭借在国际新闻报道领域的绝对优势,西方媒体尤其是美国媒体的新闻报道所营造出的拟态环境就成为国际受众与客观真实环境的中介,极大地影响了受众对世界和国际事务的认知。由于国际新闻本身具有跨越国境的特征,受众无法对新闻事实逐一核实,这也就为美国及其西方盟友新闻媒体的话术运用留出了足够的操弄空间。

在国际新闻报道领域,美国和西方阵营媒体从国内新闻报道异化出来的话术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一)冲突报道话术

冲突是现代国际关系的基本形式之一。从西方学者给“冲突”下的定义就可以看出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对冲突的主动选择:“冲突一词通常指的是这样一种情形:某一可认同的人群(不论是部落群体、种族群体、具有相同语言的群体、具有相同文化的群体、宗教群体、社会经济群体、政治群体,还是其他群体)有意识地反对一个或几个其他可自我认同的人群,原因是它们追求的目标相互抵触或看上去相互抵触。”[9]以冲突为解决手段的现实主义思想一直主导着美国的外交政策,也左右着整个西方社会对非西方社会的态度。今天美国及其西方盟友把这种冲突理念贯彻于整个国际关系。受此影响,“坏新闻才是好新闻”成为西方新闻业的理念之一。在国际报道中他们刻意地报道发展中国家的负面新闻,引起20世纪60年代的新闻传播秩序之争。

冲突意识牢牢地树立在美国及其西方盟友的新闻界。它们在报道国际新闻方面,有着自觉的、牢固的为坚守意识形态或价值观而确立的对立意识。他们只相信冲突报道才有价值,无视建设性新闻的呼吁。有研究者指出,美国的新闻报道最显著的特点是极为关注暴力冲突,电视新闻尤甚。尽管驻外记者发来的报道占全年电视新闻的14%,但是对1988—1992年电视网新闻题材的统计显示,32.8%是战争冲突类,13.7%是关于人权问题,加上2.3%的车祸/灾难题材和2.4%的犯罪题材,一半以上的电视国际新闻都和暴力冲突有关。暴力冲突事件的报道通常占据了电视新闻的大部分时间[10]。

其实,美国及其西方盟友的国际新闻选择冲突性报道而非建设性报道,并非因为他们信奉新闻报道原则使然,在更大层面或程度上,完全是因为他们要配合美国及其西方政府制造冲突。后冷战时代,由美国及其西方媒体的冲突性报道引起的各种文明、族群之间的对立、冲突愈演愈烈。比如“9·11”事件之后,因为这些媒体的煽风点火、添油加醋,整个西方社会形成仇视穆斯林的种族对立意识。最典型的事件是2005年9月30日,丹麦《日德兰邮报》用漫画对伊斯兰先知穆罕默德进行嘲讽,并把穆斯林等同于恐怖分子,此事引起全球穆斯林的强烈反击和报复,一时间形成西方与伊斯兰世界的激烈冲突和对立。而这种由西方媒体挑起的冲突事件数不胜数。至于隐藏在语言之中的各种对立、敌视和主动冲突的意识更是比比皆是。

(二)新闻专业主义话术

现代新闻业诞生于欧美。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新闻媒体常常强调自身的独立、客观和真实,并以新闻专业主义标榜自己。如果在国内新闻报道中,美国及其西方媒体这样宣传自己,也许确实能找到很多事实依据,但是,如果在国际新闻报道中,还这样标榜自己,未免就言过其实了,甚至与事实根本不符。因为在国际新闻报道中,美国及其西方新闻媒体的身份、目标、意识、作用统统发生了异化,新闻专业主义展现的恰恰是它的反面。

首先,在国际新闻报道中,美国及其西方媒体不再独立,它们的观点、立场、报道内容和口径等等完全依附于美国及其西方政府,或受制于政治极端势力。政府是媒体最大的消息源,记者只有与之建立良好关系才能获得更多一手消息和采访便利,而政府机构也更乐意给“听话”的记者提供消息。比如战争期间,在无法进入前线的情况下记者只能从政府那里获得信息,为了换取信息,许多媒体和记者自觉或被动地放弃了公正报道的原则,心照不宣地与政府、军方或政治极端势力携手制造舆论、影响民意,推动国家目标和集团目标的实现。如果不这样配合,媒体或记者就有可能付出沉重的代价。2018年CNN黑人政治评论员希尔在联合国发表指控以色列、支持巴勒斯坦的言论,这一行为被视为是对美国政府以色列政策的反对,也是对CNN内犹太人为主的管理层的不敬,希尔迅速被CNN解雇。由此可见,美国及其西方媒体在国际新闻报道方面并没有什么独立性或独立精神可言。

其次,美国及其西方在国际新闻中标榜新闻专业主义,但反其道而行之的话术是新闻造假。真实性是新闻的生命,但当新闻遇上国际关系、国家利益、价值观冲突时,新闻的真实性也许应该为此让道,那就是采取不报道或选择其他视角报道。从现实主义国际关系出发,这种新闻报道理念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美国及其西方的国际新闻报道并不是简单地“让道”。作为拥有“第四权力”且相对独立的西方媒体,它们经常会主动放弃独立性,甚至彻底放弃新闻真实性原则,不仅不报道对己不利的消息,甚至制造对己有利、对敌不利的消息。在“据说”“据消息人士透露”等新闻公式之下,新闻报道完全变成了一种战术、技巧。近年来最大的涉华假新闻莫过于“新疆种族灭绝”新闻。2021年2月,一个中文名为“郑国恩”的人出现在德国国家电视台、BBC、CNN等媒体上。他根据一鳞半爪的数据推测中国政府在新疆推行“种族灭绝”政策。随后,美国及其西方媒体也在国际新闻报道领域开始大肆传播这一虚假信息,制造了一波关于“新疆种族灭绝”“新疆集中营”和“新疆强迫劳动”的假新闻浪潮。这种假新闻报道就连西方国家的一些媒体也提出了质疑。美国新闻网站“灰色地带”对郑国恩和美国及其西方政府以及媒体编造的世纪谎言进行了分析,揭露了假新闻背后的事实。“灰色地带”的本意当然不是为了替中国说话,而仅是为了倡导新闻的真实性。

美国及其西方国际新闻在新闻专业主义伪装下的另一种话术是抹黑话术。特朗普当政期间,大多数美国媒体支持民主党和所谓的“建制派”,也有一些媒体支持特朗普。两派媒体势不两立,互相攻讦,相互抹黑。在国际报道中,美国媒体的抹黑话术更是发挥到了极致。2020年以来的新冠疫情期间,美国媒体对中国的抹黑式报道充分展现了它们对这种话术掌握之娴熟程度。武汉疫情暴发后,《纽约时报》等美媒指责中国掩盖疫情。武汉封城后,《纽约时报》先是指责“武汉封城为时已晚”,继而以采访专家的方式指责武汉封城是侵犯人权。武汉疫情得到控制后,以美国之音为代表的一些美国媒体怀疑中国抗疫成果,用“中国病毒”和“功夫流感”等话语向中国问责。当中国整体上控制住疫情扩散、疫情开始在美欧蔓延之时,美国媒体除了继续向中国推责之外,又指责中国搞“口罩外交”“疫苗外交”。污名化和妖魔化对手已经成为美国媒体驾轻就熟的抹黑话术。在这场疫情中抹黑中国的当然不止美国媒体,美国的盟国们也铆足了劲和美国媒体共同发力。

(三)价值先导话术

美国及其西方媒体在进行国际新闻报道之前有一个预设的前提,那就是一切报道要以维护西方价值观和社会制度为出发点。按理说,新闻报道本身确实属于上层建筑,是一种意识形态,肯定存在价值取舍和价值判断,也就是说报道者、报道内容都要有立场。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如果每一条国际新闻报道,特别是关于对手或者敌人的国际新闻报道,都上纲上线、泛意识形态化、以价值取舍决定话语,那这样的新闻报道的客观性、公正性肯定会大打折扣。今天的美国及其西方媒体的国际新闻报道和美国政府、议会一样,就得了这样一种妄想症,陷入了一种癫狂状态。在它们的眼里,中国是一个异类——东方国家、社会主义制度国家,中国所做的一切都是不正确的,中国的一切都会侵蚀到西方国家的利益,会动摇西方的价值体系。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及其西方盟友有关中国的或涉及中国的新闻报道就都要和中国的立场、态度、视角反着看。因此也就有了很多莫名其妙的新闻话语,比如它们会把中国一艘失控的民用气球看作是“间谍气球”,会认为从中国进口的起重机都是间谍设备,还会认为从中国去的人都有可能是间谍。

这种价值先导话术有两种表现形式。其一,泛意识形态化,也就是任何一个国际报道都要看是否符合西方的价值观、西方的利益。美国及其西方媒体会很自觉地用西方的价值观、社会制度的尺子丈量它们的报道对象,并用这种尺子对被报道国家采取不同的报道原则、报道口径。其二,唯我独尊,也就是认为美国及其西方的制度、价值观是最好的,是历史的归宿;美国及其西方的利益是至高无上的,高于其他国家的利益,也高于国际社会的利益。如果有哪个国家的价值观不同于美国及其西方盟友的价值观、利益或者和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冲突,这些国家就会被看作异类,就会被制裁、遏制,甚至被颠覆。冷战以来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在这方面,美国及其西方政府扮演主角,媒体则积极配合,它们或者在事前配合政治、军事行动丑化对方、利用假新闻制造制裁、出兵的借口,或者在事后忽视被摧毁、被占领国家和人民受到的损失和伤害。

美国及其西方盟友的国际新闻报道的话术远非以上几种,从技术层面看,它们还经常会使用如双重标准、有意忽略、语焉不详等等的话术。但不管是哪种话术,都只是表象,藏在深处的魂灵才是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国际新闻报道的本质。

在话术表现上,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国际新闻报道或者看似一个鲁莽的卫道士,或者看似一种隐晦的利益争夺者,但在其背后其实有着深刻的历史、现实、政治和思想根源,这种近观全无、远望又若隐若现的东西就是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国际新闻报道的魂灵。从本质上看,新闻帝国主义内含着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几种固有的意识和思想。

(一)西方中心主义思想

由于西方各种文献宣扬西方创造了大部分现代文明成果,并在物质、精神领域占据主导地位,西方国家民众始终将西方视为世界的中心和历史的发展方向,赋予其人类历史的普遍意义。在地理上,它们把自己规定为世界的中心,然后依次把别的地区称作近东、中东、远东;在宗教上,它们把基督教之外的人称为异教徒;在文化上,它们把自己称作文明,把别的民族和文化看作野蛮和落后;在人种上,它们认为白人是上帝选民,其他“有色人种”低人一等;在政治上,它们认为自己的价值观、社会制度是世界上、历史上最好的,它们要求或强迫别的国家也照搬它们;在利益观上,它们认为它们的利益是第一位的,别的国家是第二位,而且在它们内部也要分三六九等,这样就有了G7,有了“五眼联盟”,有了“英美特殊关系”,有了“美国优先”等。

西方中心主义思想反映到国际新闻报道上,就表现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媒体在其新闻报道中对非西方国家的文化传统、生活习俗、社会制度的不尊重甚至诋毁。正是在这种观念主导下,丹麦《日德兰邮报》和法国《查理周刊》发表了侮辱伊斯兰先知的漫画,引起全球范围的基督教和伊斯兰两大文明一轮又一轮的冲突。也是在这种观念主导下,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大力阻止中国的崛起,为此大肆污蔑、抹黑、指责中国,利用其语言优势、媒体影响力优势,在全球范围内营造反华、辱华的舆论气氛。

(二)霸权主义观念

霸权主义意指“在国际关系中一国凭借其军事实力对他国强行干涉、控制和统治的行为,也指凌驾于他国之上的要求与愿望……泛指不尊重他国主权和独立、依仗军事实力推行强权政策,干涉、控制别国、将自己意志强加于人的要求和行为……世界霸权主义谋求对全世界的垄断统治……世界霸权是帝国主义政策的主要内容”[11]。霸权主义由来已久,最早开始于欧洲,后来成为西方内部的一种常态,在资本主义时代溢出欧洲和美洲,成为世界性的现象。霸权主义总是采取强买强卖、欺行霸市的方式,牺牲大多数国家的利益,维护极个别国家的利益。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它们在一定时期就是同义语。

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并不讳言霸权,在它们的词典中,霸权就是“领导、支配、优势,特别指联盟中一国对其他国家的支配”[12]292。金德尔伯格和吉尔平等人甚至提出“霸权稳定论”,强调“霸权体系是一种稳定系统内秩序的稳恒系统,霸权国的实力为系统的稳定提供了保证,并且为弱小国家提供了安全和财产保护”[12]292。一方面,美国及其西方盟友要维护西方在国际秩序中的霸权地位;另一方面,美国要求西方盟国承认它的霸权并维护它的霸权。考虑到彼此利益的一体化,西方诸国往往会主动接受美国的霸权地位,并死心塌地维护美国的单极霸权。为了维护美国霸权,美国在军事、经济、贸易、科技等方面采取强力手段,动辄用制裁、胁迫、恐吓手段打压他国,包括自己的盟国。美国还喜欢用战争、战争威胁或战争边缘手段打击对手,有时则挑起代理人战争,坐收渔翁之利。俄乌冲突是最新的案例。美国也会熟练使用舆论、宣传等手段,通过软实力维护自己的霸权。2022年9月27日,连接俄罗斯和德国的北溪油气管道被炸毁,美国成为主要的“嫌犯”。但美国通过媒体释放了许多混乱的信息,遮蔽了国际社会的视线。2023年3月初,美国资深记者西蒙·赫什揭露美国中情局组织、策划、发动了此次爆炸,国际社会一时舆论哗然,德国和个别欧洲国家为此十分愤怒。但是,美国国内媒体对此噤声,西方其他国家也没有媒体敢炒作此事,美国压力迅速减轻。接着,《纽约时报》发文称此事为“亲乌克兰极端组织”所为,于是美国及其西方盟友的各种媒体纷纷跟随其节奏,把矛头指向子虚乌有的“亲乌克兰极端组织”。这一系列事件充分证明美国在国际新闻领域有着怎样强大的舆论霸权。

(三)帝国主义本质

新闻帝国主义是帝国主义的延续,因为它继承、延续了帝国主义的本质。

1.新闻帝国主义是垄断资本主义的产物,是为垄断资本主义服务的

列宁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也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这种垄断可以从本文开头介绍的列宁关于帝国主义五个基本特征加以认识:形成垄断组织、形成金融寡头、与商品输出不同的资本输出有了特别意义、形成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资本主义列强把世界领土分割完毕[2]808。在国际新闻传播领域,几乎可以完整地寻找到与这五种特征相对应的现实。世界上虽然有无数的媒体机构,但是因为历史原因,英语、法语、葡语、西语等语言成为世界性语言,与之对应的是大部分媒体也都使用这几种语言作为主要的工作语言。美国及其西方的迪斯尼、美国在线—时代华纳、索尼、新闻集团等几大媒体集团完全垄断了全球传媒市场,其中新闻集团在全球范围发行175种不同的报纸,包括英国的《泰晤士报》《太阳报》、澳大利亚的《澳大利亚人报》、美国的《华尔街日报》《纽约邮报》等。新闻集团还拥有美国的FOX电视网以及英国天空电视台、亚洲STAR亚洲卫视等的大量股份,在全球拥有8500多万卫星电视网用户。这可以看做是新闻集团对世界新闻传播受众市场的垄断,它和其他集团包括BBC等媒体共同瓜分了世界新闻传播市场的绝大部分份额。这些国际媒体集团当然不是在做慈善,它们和其他商业集团一样,目的是赚取高额的利润。仅新闻集团一家就拥有资产400亿美元,如果把互联网新媒体也计入国际新闻报道总指标,亚马逊、谷歌、苹果、脸书等集团的资产超过世界上许多公司的财富。这些美国及其西方媒体集团向世界输出的不仅有商品,也有资本,更有思想和精神,其特殊性是一般的商品和资本所不能比拟的。这些特征足以证明美国及其西方国际新闻背后的媒体集团的新闻帝国主义属性。

2.新闻帝国主义充满了侵略性和攻击性

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的五种特征之一“最大资本主义列强已把世界的领土分割完毕”,揭示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性和攻击性。回顾历史,帝国主义从其前身殖民主义时期开始,也就是十五六世纪大航海发现后开始,迅速占领美洲、非洲、亚洲、南太平洋地区等广袤的土地和无数的国家,在这个过程中它们侵占抢夺他国的领土,抢掠当地资源,屠杀当地居民,美洲、南太平洋有些地区的土著被整体灭绝。为了争夺土地、资源和势力范围,殖民主义国家彼此之间也展开血腥的战争,死伤无数。美西战争、英布战争、日俄战争三次战争成为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的象征,给当地人民带来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美西战争后美国从西班牙手中夺取古巴、夏威夷、关岛、菲律宾等地,把夏威夷彻底灭国,把关岛、波多黎各和威克岛永久霸占,在古巴和菲律宾长期殖民。英布战争后英国战胜德国在当地的后裔,取得了对南部非洲的殖民权,占有了当地的土地、港口、劳动力和重要的矿产资源。日俄战争是日本和俄国为了争夺中国领土而爆发的战争,战后日本抢走了俄国原占领的中国东北大片土地,开始了对中国东北的长期殖民。

在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过程中,它们各自的媒体一直遥相呼应,充分体现了帝国主义国家新闻报道的侵略性。最典型的案例是美西战争爆发前后美国报界的表现。战前,美国国内的报纸掀起了狂热的战争喧嚣。《纽约新闻报》老板威廉·赫斯特给派驻古巴的记者发电称:你提供图片,我将提供战争[13]。随后不久,美国驻哈瓦那战舰“缅因号”发生爆炸并沉没,美国政府以此为借口发动了对西班牙的战争。“缅因号”究竟是被谁炸的?这成为一桩历史公案,但是在策动战争的过程中美国报纸的狂热态度是毋庸置疑的。

在帝国主义的历史上,帝国主义国家的新闻媒体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帝国主义的帮凶。1914年,墨索里尼在米兰创办《意大利人民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该报狂热地鼓吹法西斯主义,成为策划武装暴乱的中心。1922年,墨索里尼如愿夺取政权,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埋下了伏笔。在德国,希特勒执政之前买下了慕尼黑一家私人报纸《人民观察家报》,并改为国家社会党机关报。从此该报狂热地鼓吹法西斯主义,成为希特勒发动战争的重要吹鼓手。希特勒上台后纳粹暴力没收乌尔斯坦因等三大德国报团,开始了疯狂的战争宣传。二战期间日本出台各种限制新闻传播的法令,屏蔽南京大屠杀等侵略罪行,日本媒体成为日本法西斯的帮凶[14]。

诸多的历史事实证明,美国及其西方盟友的新闻媒体继承了帝国主义国家新闻媒体的传统,对策动自己国家发动战争富有一种超常的激情。科索沃战争爆发前,美英媒体为了丑化米洛舍维奇,配合北约发布许多未经核实的消息,协助北约顺利地发动了对南联盟的“正义”空袭,最终肢解了南联盟。战后海牙法庭逮捕了米洛舍维奇,调查他手上犯下的“种族灭绝罪行”,但米洛舍维奇在狱中去世后,海牙法庭正式宣布并未发现在塞尔维亚发生过“种族灭族”罪行。

其实在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叙利亚战争之前,美国及其盟国在发动战争前都会先策动一番舆论战,为发动战争寻找借口、丑化敌人、营造氛围,塑造自己所发动战争的正义性。无论信息是CIA或北约提供的,还是其他渠道“获得”的,美国及其西方媒体自始至终展现出一种对战争的热情、期待。这种对战争的激情恰恰是帝国主义的表征。

3.新闻帝国主义随时为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发动对其他国家的遏制、围堵、打压、挑起动乱或政变等行动进行策划、鼓动和宣传

美国及其西方的国际新闻报道在和平年代或非战争状态下会策动对非西方国家或被他们看作对手或敌人的国家开展舆论战,从舆论、思想、精神等方面制造冲突,配合美国及其西方政府在战略要地、边缘地带、非西方势力范围开展“颜色革命”。早在冷战期间,美国及其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就组建了“美国之音”“自由欧洲电台”“亚洲自由电台”等机构,对亚洲、东欧和拉美等地区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左翼政党执政国家进行“和平演变”宣传。这种新闻宣传报道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终于收到了效果——几乎没有动用一枪一弹就让东欧剧变、苏联解体。

冷战结束后,作为社会主义的主要国家,中国被美国及其西方盟友视为自己一统天下、称霸全球的绊脚石,美国及其西方盟友的舆论战对象转向了中国。从此,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对中国的遏制、围堵、打压就没有停止过,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媒体对中国的抹黑、污蔑、谴责式新闻报道也从来没有停止过。面对中国的发展、进步,他们一般采取视而不见的策略,有时又会采取特殊的话术加以反转、异化。比如针对中国绿化沙漠的事业,美国及其西方媒体称中国“强行把树栽在沙漠上”,其思维逻辑令人咋舌。面对中国援助亚非拉国家的举动,美国及其西方媒体配合其政治势力,宣称中国给发展中国家制造了“债务危机”。当中国采取计划生育政策时,美国及其西方媒体及其政治势力指责中国违反人权,而当中国放宽生育政策后,他们又声称14亿中国人将为世界带来“能源危机”。

总之,美国及其西方盟友的国际新闻报道充满了帝国主义的气息,也充满了帝国主义的特征,是典型的新闻帝国主义。

在可预见的未来,“西强东弱”的新闻事业发展格局不会改变,西方媒体也不会改变其话术和原则,它背后的魂灵会继续游荡在新闻传播领域和国际关系领域。考虑到中国崛起对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心理的冲击,美国及其西方媒体的新闻帝国主义行为只会愈演愈烈,继续对中国国家形象和国家安全造成冲击,也会继续对国际关系和国际传播秩序形成冲击。为此,应着力从以下几方面采取应对措施。

1.必须坚决反对西方中心主义和美国霸权主义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际社会对西方中心主义、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其中,学术界也有所贡献。很多学者都站到了西方中心主义、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对立面,前文所述席勒、萨义德等都是杰出代表。法国著名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也指斥了殖民主义意识形态和西方优越论。在当下,广大发展中国家应该继承过去的精神,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导,团结世界上包括美国及其西方社会内理性的、积极的、友善的力量,共同建构新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打破美国及其西方盟友的话语霸权,营造新的国际新闻传播环境和秩序。

2.采用真正的新闻专业主义占领国际舆论场的道德高地

在国际新闻传播领域,美国及其西方盟友从规模、调门上看,似乎比别人强、比别人高,但事实是随着美国及其西方盟友的信用破产,许多国家其实早已识破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在国际报道领域的非正义、非道德和非专业,只不过慑于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在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的恐吓,不敢发声而已。中国作为阻击新闻帝国主义的主要防线,要懂得使用什么样的手段制服对手,进而维护自身利益,维护发展中国家和广大的国际社会的利益。新闻专业主义本身没有对错,问题是美国及其西方盟友滥用了新闻专业主义。中国完全可以“将计就计”,在国际传播领域也大力提倡新闻专业主义,用真新闻专业主义对抗美国及其西方盟友的伪新闻专业主义,有效地抵消伪新闻专业主义伪装下新闻帝国主义带来的伤害、破坏。在以往的国际舆论场中,中国的媒体大多在扮演着“事后解释者”或“辩驳者”的角色,跟在西方媒体丑化抹黑报道的后面进行回应,缺乏舆论斗争的主动性、能动性,也失去了自己的先发优势。中国媒体必须主动出击,增强主动设置议程的能力,调动国际舆论的关注点,占据国际舆论的上风口。

3.用建设性新闻对抗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冲突性新闻

建设性新闻最主要的特点在于它具有面向未来的视野,以及开拓可能的解决路径。“它打破了突发新闻紧盯当下和调查新闻追溯过去的视野局限,通过吸纳解困新闻、公民新闻等相关理念,推动新闻作为一种建设性的力量参与到社会发展的进程中,提倡新闻从业者秉持着‘如何能够推动社会变好’而非‘为什么情况这么坏’的思路展开报道,从而将新闻业的合法性从单纯的呈现和批判现实向着推动人类进步的维度转变”[15]。很显然,建设性新闻和冲突性新闻是一组相互对立的新闻报道理念,二者存在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冲突性新闻多了,建设性新闻就会被遮蔽;建设性新闻多了,冲突性新闻就会被抵消。在国际新闻报道中,中国媒体应积极践行建设性新闻理念,展现一个不同于西方媒体描绘的世界,并以此抵消美国及西方冲突性新闻报道的负面效益。

4.讲究舆论斗争策略,刚柔并济,既要敢于亮剑,也要“长袖善舞”

国际传播、对外宣传可以讲故事,但也不能只是讲故事。故事意味着情节和虚构,在国际新闻报道领域过多地强调讲故事,要么被对方认为软弱可欺,要么极易把“事实”让给了对方,反而受制于人。新闻报道还是要摆事实、讲道理,只不过有时需要强硬地摆事实讲道理,有时需要温和地摆事实讲道理,一切取决于环境、场景的变化、转移。新冠疫情期间美国及其西方政客、媒体对中国发动了猛烈的进攻,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对此做出强硬回击,结果被美国及其西方盟友污蔑指责为“战狼外交”,国内也有一些人不明就里,盲目跟风发声,但事实是“战狼外交”有效地阻遏了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对中国的攻击,震慑了诬陷中国的行为,但凡有理性、有正义感的人有什么理由不支持中国外交部的正当行为?

中国国内主流媒体也都如此,在每一次国际舆情紧张时期,都会勇敢地向美国及其西方盟友说“不”。在正义、大义面前,中国主流媒体不含糊、不退缩,果断亮剑,勇敢捍卫了中国的国家利益,捍卫了国际正义。

当然,常规情况下,国际新闻报道还是以平实风格为主,谨慎使用感情用语,以免让新闻报道完全变成舆论斗争,也防止引起不必要的持续对抗。所谓一张一弛,张弛有度。该激烈的时候要激烈,该缓和的时候要缓和。有的时候也要采取有的唱白脸有的唱红脸战术,有的媒体以动制动,有的媒体以静制动,给自己留出能够自由腾挪转移的足够空间。

5.加强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传播领域的合作与交流

支持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新闻传播事业,再举“改变世界新闻传播旧秩序”大旗,重建世界新闻传播新秩序。要想彻底抵制、阻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新闻帝国主义,根本上是要发展整个发展中国家的新闻传播事业,把中国的新闻传播事业融入发展中国家的整体新闻事业中。20世纪由发展中国家发起的反对新闻传播旧秩序的斗争虽然以失败告终,但是历史影响深远,成为发展中国家摆脱美国及其西方新闻帝国主义的行动典范。时代发展到今天,美国及其西方的新闻帝国主义仍然存在,东西隔阂和南北差距依然如故,这意味着广大发展中国家仍然需要携起手来,开展最广泛的合作,在国际新闻传播领域采取一致行动,实现国际新闻传播的公平、公正。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同时也是新闻帝国主义最大的受害者,应当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本土新闻事业。在必要的时候,和广大发展中国家以及其他非西方国家一起打造超主权传播平台和传播生态,形成和美国及其西方盟友传播阵营势均力敌的态势。只有把自己的声音和广大发展中国家以及非西方国家的声音汇聚到一起,中国的“国际传播安全”才能得到保护。

6.让人民成为国际舆论的主角才能最大程度地保护国家利益

过去国际新闻媒体是国际舆论的主角或主要表现形式,在社交媒体高度发达的今天,国际舆论的主角、形式都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近年来,国际传播最具有历史意义的现象是越来越多的民众通过社交媒体进入国际舆论场。在最近几次针锋相对的国际舆论斗争中,反对中国、指责中国的声音很高,它们有来自国外的,也有来自国内的,但是与此相比,支持中国、维护中国、站队中国的声音更高,特别是国内的网民在经历新冠疫情、俄乌冲突等事件及同时期的舆论斗争后,得到了教育、洗礼,更加坚定地、主动地、自觉地为国家发声。微博、微信朋友圈和今日头条评论区等都成为为国发声的战场。如果仅凭国内主流媒体的新闻报道和新闻评论,中国的声音极容易被淹没在美国及其西方盟友更大规模的国际新闻报道巨浪之下,正是有了中国网民乃至世界正义的网民的声援,中国的声音才和美国及其西方盟友的声音形成势均力敌之势。

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国际主流社交媒体如Twitter、Facebook(现更名为Meta)和YouTube固然充斥着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反对中国的声音,但与此同时也有很多正义之士为中国发声、支持中国、力挺中国。这种声音有的来自国际网民,有的来自中国某些机构和官媒,也有的是通过某种方式进入其中的中国网民,这些力量避免了国际主流社交媒体一边倒的舆论格局。如何建设一个或一批能影响世界的、又为我所主导的国际性社交媒体,将是未来面对新的国际传播形势所要解决的问题。只有那样,才能真正地占领互联网时代、数字时代乃至元宇宙时代的国际舆论阵地。

总之,美国及其西方的新闻帝国主义将是中国和世界长期面临的挑战。正如美国社会学家甘斯所称:“国际新闻通常不会严格按照客观性法则报道”[16]39,因为“媒体倾向于依附于美国的外交政策”[16]188。面对如此严峻而复杂的国际传播环境,中国必须作出回应和回击,通过加强与发展中国家间的合作,扶持发展中国家新闻事业,建设非西方国家的超主权传播生态,创新传播话语体系,有效利用国际、国内各有生力量,为中华民族复兴,为真正“基于国际规则的国际秩序”,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营造有利的舆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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