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直好义：子贡之“达”的多重精神内涵

杨胜利

(西藏民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咸阳 712082)

孔子对子贡的评价是“瑚琏之器”①。瑚琏是古代祭祀时盛黍稷的器皿，是国之重器。孔子虽说“君子不器”，但此处仍以“瑚琏之器”来称赞子贡，是对子贡的高度评价。朱熹认为：“子贡虽未至于不器，其亦器之贵者欤？”[1]76

为什么孔子认为子贡是“瑚琏之器”呢？因为子贡具有“达”的能力。孔子曾说：“赐也达，于从政乎何有？”(《论语·雍也篇》)孔子对子贡从政能力的评价是“达”。那么，“达”的内涵到底是什么？它的现实表现又是什么呢？在《论语》文本中，孔子对“达”的解释是：“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在邦必达，在家必达。”(《论语·颜渊篇》)“达”最主要的内涵就是“质直好义”，即品质正直、遇事讲理，而“察言观色”和“虑以下人”都是从“质直好义”中延伸出来的，只有品质正直、遇事讲理，才能善于分析别人的话语，观察别人的态度，从思想上愿意对别人退让，其实质就是通达事理、合乎情理。朱熹对“达”的解释就是“通事理”[1]86。黄式三的解释是：“拘执一理者，或泥于古而悖于今，或兴一利而生一害；
达则所施无阻窒也。”[2]146刘宝楠的解释则是:“达者之为人，朴质正直，而行事知好义。”[3]508从这些解释可以看出，“达”是“质直好义”的外在表现，“质直好义”则是“达”的内在品质。一个品质正直、遇事讲理之人，在事上必然通达事理，在情上必能合乎情理。

子贡之“达”以“质直好义”为本，在精神向度上则表现为通达时局之变、通达言谈之巧、通达鬻财之机、通达师道之情4个面向。在这4个面向中，通达时局之变、通达言谈之巧、通达鬻财之机可以看作是事上的达事理，通达师道之情可以看作是情上的合情理。达乎事理乃质直，合乎情理乃好义，质直而好义，通情而达理，因此“所施无阻窒也”。

① 《论语·公冶长》中讲到：“子贡问曰：‘赐也何如？’子曰：‘汝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琏也。’”参见：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76.

子贡无子路的莽撞、无颜回的木讷，是一个善于通观天下时局之人。《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了这样一段故事：齐国的田常想一家作大，但又忌惮齐国握有实权的高昭子、国惠子、鲍牧、晏圉等卿大夫，因此准备兴兵伐鲁。孔子得知此事后，把弟子召集起来说：“夫鲁，坟墓所处，父母之国，国危如此，二三子何为莫出？”[4]2197这时子路、子张、子石等人请求前去平息此事，但孔子没有允诺。子贡请行，孔子则欣然答应。可见，孔子对子贡的能力是高度认可的。子贡在孔子允诺后，开始了自己的外交活动。关于此次外交，司马迁不惜笔墨在《仲尼弟子列传》中进行了详细的描述(1)子贡说：“臣闻之，忧在内者攻强，忧在外者攻弱。今君忧在内。吾闻君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不听者也。今君破鲁以广齐，战胜以骄主，破国以尊臣……求以成大事，难矣。夫上骄则恣，臣骄则争，是君上与主有却，下与大臣交争也。如此，则君之立于齐危矣。故曰不如伐吴。伐吴不胜，民人外死，大臣内空，是君上无强臣之敌，下无民人之过，孤主制齐者唯君也。”参见：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2197.。对当时齐国的田常来说，伐鲁容易成功。但子贡则告诉田常，伐鲁成功后不是他的势力增长而是鲍、晏等帅师的势力大增。因此子贡建议田常去伐吴，理由是“伐吴不胜，民人外死，大臣内空，是君上无强臣之敌，下无民人之过，孤主制齐者唯君也”。田常听后认为子贡的分析有道理，因此暂不伐鲁，让子贡去游说吴国与齐国交战。子贡在面见吴王时讲出了吴国征伐齐国的理由：“臣闻之，王者不绝世，霸者无强敌，千钧之重加铢两而移。今以万乘之齐而私千乘之鲁，与吴争强，窃为王危之。且夫救鲁，显名也；
伐齐，大利也。”[4]2198在子贡看来，吴国最大愿望就是能够进一步称霸诸侯，如果有谁影响了吴国的霸业，那么吴国必会出兵征伐。子贡正是把握住了这一点，在面见吴王时陈述当时吴国与周边诸侯之间的利弊，提出“伐齐救鲁”之策深得吴王赞赏。但吴王却担心自己在攻打齐国时越国趁机报复。子贡则对吴王承诺，关于越国他可以前去说服，让越国派人共同参加讨伐齐国的战争。子贡见到越王后，直陈勾践不能抑大志而待发，不仅让吴国时时防范，而且吴国随时都有攻打越国的可能。“无报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
有报人之志，使人知之，殆也；
事未发而先闻，危也。三者举事之大患”[4]2198-2199。子贡进一步告诉越王，让越王不仅向吴国进献财宝，而且在态度上要卑谦。“今王诚发士卒佐之以徼其志，重宝以说其心，卑辞以尊其礼，其伐齐必也。彼战不胜，王之福矣。战胜，必以兵临晋，臣请北见晋君，令共攻之，弱吴必矣。其锐兵尽于齐，重甲困于晋，而王制其弊，此灭吴必矣”[4]2199。在说服了吴王和越王后，子贡继而前往晋国，子贡的目的是让吴国阻止齐国伐鲁，但也不能让吴国称霸，要使齐、吴、晋、越在斗争中互有消长之势，争取为鲁国的生存谋求安定的外围环境。子贡在游说了齐国、吴国、越国、晋国后，吴国就率先发起对齐国的讨伐，其最终的结果是：“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4]2201

子贡之所以能够完成这样一个影响历史的出使任务，其主要原因在于他能够通观天下大势，通达时局之变，了解各诸侯和卿大夫的心理和政治诉求。这种恢弘大气的政治视域，与子贡的经历与善于观察是分不开的。在经历上，子贡在师从孔子之前，已经开始经商。在经商过程中，子贡经常来往于曹、鲁之间。孔子离鲁去卫，子贡师从孔子，随同孔子周游列国，对各地的风土人情、政治动态、市场商机等无不进行观察分析，这是他能够通达时局之变的前提。与此同时，子贡能够知微见著，判断政治走向。《左传·定公十五年》记载：“十五年春，邾隐公来朝。子贡观焉。邾子执玉高，其容仰；
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贡曰：‘以礼观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礼，死生存亡之体也，将左右、周旋、进退、俯仰，于是乎取之，朝、祀、丧、戎，于是乎观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体，何以能久？高、仰，骄也；
卑、俯，替也。骄近乱，替近病，君为主，其先亡乎！’”[5]1785-1786子贡对此事的看法是，礼是生死存亡之体，如果主宾之间没有一定的礼仪法度，那就会嘉事不体，何以能久？果然如子贡所言，到了定公十五年(公元前495年)夏五月，定公薨逝，孔子责怪子贡多言。从此事件中可以看出，子贡能够从外交活动中的一些礼节看到一个诸侯国的国运走势，说明子贡具有很强的观察能力和分析能力。

一个通达事理的人，其本质必然是正直无私，崇德好义。同时他还应该能够“察言而观色”，通过审察他人的言行举止、仪态容颜，就能够通达他人之心。正是由于子贡经商的阅历和善于观察的能力才使得他能够通达时局之变，继而出色地完成出使齐、吴、越、晋等国的任务。

子贡之“达”的第二个方面则表现在通达言谈之巧。《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说：“子贡利口巧辞，孔子常黜其辩。”[4]2195孔子虽然常黜其辩，但子贡在询问问题方面具有灵活的技巧，对有碍于别人情面的事情，他总能以恰当的比喻达到问话目的。他不是为辩而辩，而是能够直达问题的要害，使被问之人能够了解他发问的目的，而且又避免了“鲁莽”“尴尬”的局面。

孔子周游列国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遇到一位赏识自己、重用自己的明君，以此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但他又有自己的原则，不是谁给他机会他就去施政的人。阳虎就曾请孔子辅佐自己，以“怀其宝而迷其邦”“好从事而亟失时”“日月逝矣，岁不我与”等话语来暗示孔子来帮助自己。尽管孔子应诺“吾将仕矣”，但还是没有助阳虎为乱。在孔子出仕问题上，子贡与其他人的问话方式是不同的。他是以巧妙的设喻来了知孔子的内心与出仕的态度。“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论语·为政篇》)有人直接问孔子为什么不从政，孔子以孝悌思想来对答，认为只要在家能孝于亲、友于兄弟，虽不在官位也是一样为政。子贡在探问孔子为政的态度时并不是这样直接发问，他说：“有美玉于斯，韫椟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孔子回答：“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论语·子罕篇》)子贡以“韫椟藏玉”之喻来探问孔子是真不出仕还是待价而沽。孔子回答是待价而沽，是要仕能仕之人。孔子在卫国时，冉有问子贡孔子是否会辅佐当时刚成为卫君的卫出公辄，子贡就以伯夷、叔齐的故事去探知孔子的态度。“入，曰：‘伯夷、叔齐何人也？’曰：‘古之贤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为也。’”(《论语·述而篇》)按照当时的伦理思想，臣子是不能评判君上的，故子贡以伯夷、叔齐的典故设问。如果孔子不赞同伯夷、叔齐的做法，那么孔子就是对卫国当时情况的认同，就会帮助卫出公治理国家；
如果认同伯夷、叔齐之行为，那么就不会在这时出仕。当孔子说“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后，子贡对冉有说孔子“不为也”。

子贡能够通达问话之巧，主要在于他对《诗经》的系统学习和准确把握。在孔子看来，“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篇》)“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
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篇》)要在政务上通达，外交上专对，就必须对《诗经》有自己的领悟和见解。孔子曾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
使于四方，不能专对；
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篇》)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下，《诗经》是各种政务和外交活动的指南，是言谈与辩论引用的主要立论依据，不仅要能够熟读诵记，关键还要能够灵活运用。“春秋时代的外交酬酢和谈判，多半背诵诗篇来代替语言”[6]136。孔子非常注意用诗来提高学生的言谈技巧与外交能力，要求学生不仅要学习背诵，还要能够理解，做到学以致用，否则就是孔子所言的“不能专对”。“诗本人情，该物理，可以验风俗之盛衰，见政治之得失。其言温厚和平，长于风谕。故诵之者，必达于政而能言也”[1]143。

在孔门弟子中，对《诗经》能够深刻理解并能灵活运用的，要算子贡和子夏了，他们都可与孔子一起讨论《诗经》。孔子认为与子夏谈论《诗经》能启发自己，子贡则是“告诸往而知来者”。子夏问孔子：“‘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孔子回答说：“绘事后素。”子夏接着说：“礼后乎？”孔子回答：“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论语·八佾篇》)绘画先以粉地为质，然后再施以五彩。人先有美质，然后施以粉黛。但子夏是“疑其反谓以素为饰，故问之”。子夏从此诗句中领悟到礼是一种外在的东西，而真正内在的东西则是仁，先有仁之质后有礼之饰。“礼必以忠信为质，犹绘事必以粉素为先”[1]63。而子贡则引用《诗经》中的话语来论证孔子所言贫而乐、富而好礼的修养问题。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
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论语·学而篇》)此处子贡的问题和自己的境遇有关，朱熹认为：“子贡货殖，盖先贫后富，而尝用力于自守者，故以此为问。”[1]52在子贡看来，贫穷的时候不卑屈，富有的时候不骄傲，这样就算做得很好了。但是在孔子看来，仅仅这样是低层次的要求，真正的仁者气象则是贫穷的时候能够安贫乐道，富有的时候能够谦虚好礼。“乐则心广体胖而忘其贫，好礼则安处善，乐循理，亦不自知其富矣”[1]52。子贡的聪敏之处在于，他没有停留在孔子的回答上，而是联想到《诗经》的诗句“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以治骨角和治玉石需要不断地切磋琢磨方能成为美器的过程来比喻从贫而无谄到贫而乐、从富而无骄到富而好礼需要不断历练精进，才能达到造道之极致。“然不切则磋无所施，不琢则磨无所措。故学者虽不可安于小成，而不求造道之极致；
亦不可鹜于虚远，而不察切己之实病也”[1]53。因此，当孔子看到子贡能够以《诗经》之诗句来阐释问道之用力处，故而说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子夏与子贡在运用诗句方面，孔子都赞叹“始可与言诗已矣”，他们都对孔子有启发意义。但不同的是，“子贡因论学而知诗，子夏因论诗而知学”[1]63。无论怎样，子贡对诗句的理解已经达到一种能够结合处境进行自由诠释的地步，这对他成为当时最有名的外交家以及通达问话之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子贡有经世致用之学，尚功务实，善于雄辩，曾货殖鬻财于曹鲁之间，成为孔门弟子中最为富有的人。“子赣(2)子赣即子贡，“赣”古音为“gong”，意为“赐给”，“贡”有“献功”之意，两字音同意近，故而互用。子贡，姓端木，名赐，古人取名与字遵循的原则是“名之与字，意相比附”，因而在古文献里子贡有时又写作子赣。现在学界多认为子贡与子赣为同一人，只是在抄写过程中，子赣逐渐写为子贡。参见：[1]李建平.从定州简《论语》看“子贡”与“子赣”[J].文史杂志，2012(3)：60-61；
[2]刘荣德.子贡与“子赣”[J].文史杂志，2011(1)：33；
[3]王超.子贡年谱[D].桂林：广西师范大学，2014.既学于仲尼，退而仕于卫，废著鬻财于曹、鲁之间，七十子之徒，赐最为饶益”[4]3258。司马迁给予子贡很高的评价，《仲尼弟子列传》中说:“子贡好废举，与时转货赀”[4]2201，“与时转货赀”就是根据市场供求关系把握商机，这是对子贡通达货殖之道的理性概括。《货殖列传》中又说：“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4]3258这进一步表明，子贡能够准确把握商机，并且通过废著鬻财积聚的财富达到了与诸侯分庭抗礼的地步。

子贡对市场行情的把握，既来自家庭的影响，也来自自身对商道的通达与观悟，最主要的是他不安受天命。《论语》中载：“子曰：‘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论语·先进篇》)朱熹的注解是：“言子贡不如颜子之安贫乐道，然其才识之明，亦能料事而多中也。程子曰：‘子贡之货殖，非若后人之丰财，但此心未忘耳。然此亦子贡少时事，至闻性与天道，则不为此矣。’范氏曰：‘屡空者，箪食瓢饮屡绝而不改其乐也。天下之物，岂有可动其中者哉？贫富在天，而子贡以货殖为心，则是不能安受天命矣。其言而多中者，亿而已，非穷理乐天者也。夫子尝曰：赐不幸言而中，是使赐多言也。圣人之不贵言也如是。’”[1]127颜回安于天命而子贡不然，正是由于子贡不安于天命才能“亿则屡中”，这就把子贡的精神彰显出来了，即做生意不能安于天命，要不断去实践，这样才有机会。这是一种刚健有为的实践精神，是一种不认天命的奋斗精神。李零认同明代郝敬将“其庶乎屡空”当作一句的断句，并认为庶为度，是猜测之意，因而回与赐、庶与臆、屡空与屡中前后对称。这样的话，颜回与子贡的对比就很明显了，“颜回命舛，度事屡空，子贡相反，臆则屡中”[7]216。古人的解释多是拔高颜回的“安贫乐道”精神，“回庶几圣道，虽屡空匮而乐在其中”[8]780。如果抛却古人对颜回与子贡的圣贤之判，单看子贡货殖屡中一事，则子贡通达“与时转货赀”的鬻财之道则显而易见，“意贵贱之期，数得其时，故货殖多，富比陶朱”[8]780。

商场如战场，不仅不能听天由命，而且还必须具备天时、地利、人和等要素。子贡善于商道，不仅在于他不愿安于天命，而且还在于他能够把握时机以及对人的客观准确评判。(1)即使在困境中子贡也能够化不利为有利，开展商业活动。子贡在随从孔子周游列国时，对各国的经济状况、风土人情、社会情况和市场行情的考察和思考要比别人细致入微。《孔子家语》载：“孔子厄于陈蔡，从者七日不食。子贡以所赍货，窃犯围而出，告籴于野人，得米一石焉。”[9]170这则故事反映出了子贡即使在困境中也能通过语言天赋来解困的能力。(2)子贡对人的评价不随波逐流，故而在识人这一点上，可以说是孔门弟子中最为出色的一个。子贡“方人”被孔子批评了一顿。但客观地说，子贡“方人”，不是说别人的坏话，不是要和别人攀比，而是在与孔子的探讨过程中能够以理性的态度去评判一个人。“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论语·子路篇》)对人的评价不能人云亦云，要以“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作为标准。而且，对人的评判要以大义为前提，不能以“匹夫匹妇之为谅”作为评判标准。这是子贡与孔子在谈论管仲的时候，孔子再次给出子贡评判历史人物的标准。“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论语·宪问篇》)正是一次又一次的与孔子探讨评判人物的标准，子贡逐渐形成了自己对他人的评判标准。他认为一旦人有了恶名，那么其他一些本不属于这些人的坏事也会加之于这些人身上。他以纣之不善为例进行了具体说明。“子贡曰：‘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论语·子张篇》)朱熹说：“子贡言此，欲人常自警省，不可一置其身于不善之地；
非谓纣本无罪而虚被恶名也。”[1]191-192下流本意是指地形所处之低，众流就会归于低洼之处。此处比喻如果人身稍有为恶之名，那么众多恶名就会积聚于一身。“喻人身有污贱之实，亦恶名之所聚也”[1]191。子贡在“方人”的过程中能够以理性的态度对待，对人性进行鞭辟入里的分析，为他在商场上的纵横捭阖打下了人和这一重要因素。所以，子贡通达货殖之道，不仅有着不愿受天命束缚的主体能动性，还有着对市场商机细致入微的洞察和对人的客观理性分析。

子贡在孔子生前死后都全力维护孔子的声誉，大力弘扬孔子的思想，是孔子思想得以传播的有力推动者。“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4]1944。

1.子贡是孔子思想得以阐发的最有力的推动者。子贡不仅能与孔子谈诗论道，而且也善于追问，使孔子的思想能够得以展开。孔子“一以贯之”的忠恕之道的具体内容是由子贡与孔子的对话体现出来的。“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篇》)还有一次，子贡说：“我不欲人之加诸我，吾亦欲无加诸人。”(《论语·公冶长》)二程的解释是：“我不欲人之加诸我，吾亦欲无加诸人，仁也；
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恕也。”[1]78尽管孔子认为子贡要做到这一点很难，但孔子的忠恕之道通过与子贡的多次谈话得到了全面阐释。所以，子贡的发问往往能命中问题的要害，使孔子的思想得到进一步发挥和展现。尹淳就说：“学贵于知要。子贡之问，可谓知要矣。”[1]166孔子思想的象征表达也是通过子贡发问体现出来的。山水象征在孔子的思想中具有重要的地位[10-11]。孔子曾言：“知者乐水，仁者乐山；
知者动，仁者静；
知者乐，仁者寿。”(《论语·雍也篇》)但他在这里并没有说明智者仁者为什么乐水乐山。在《荀子·宥坐》篇里记载了子贡询问孔子为什么“见大水必观”，孔子的回答是：“夫水，大遍与诸生而无为也，似德。其流也埤下，裾拘必循其理，似义。其洸洸乎不淈尽，似道。若有决行之，其应佚若声响，其赴百仞之谷不惧，似勇。主量必平，似法。盈不求概，似正。淖约微达，似察。以出以入以就鲜絜，似善化。其万折也必东，似志。是故君子见大水必观焉。”[12]524-526子贡的发问体现了他细致入微的观察。孔子常会对水抒发自己的感情，其他弟子并没有发问其原由，而子贡却能从中体味到孔子观水必有其原由所在，故而发问。正因为他的发问，我们才能了解水在孔子思想中的意象性。“孔子从水的其流也埤下、其洸洸乎不淈尽、万折必也东、赴百仞之谷不惧等意象性中开显出了包容、奋进、务本等具有道德价值的人文精神”[11]。还有玉的象征，也是通过子贡的发问而让人知道君子爱玉的原由。子贡问孔子君子看重玉而瞧不起珉是因为玉少而珉多吗？孔子回答说：“夫君子岂多而贱之，少而贵之哉！夫玉者，君子比德焉。温润而泽，仁也；
栗而理，知也；
坚刚而不屈，义也；
廉而不刿，行也；
折而不挠，勇也；
瑕适并见，情也；
扣之，其声清扬而远闻，其止辍然，辞也。故虽有珉之雕雕，不若玉之章章。《诗》曰：‘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此之谓也。”[12]535-536孔子并没有从玉少珉多的经济价值去谈君子贵玉而贱珉，而是从玉的品质开显出了它所具有的人文精神价值。在孔子看来，君子之所以贵玉，关键在于玉自身的品性与君子之德有天然的契合性，君子能从玉本身所具有的品性看到君子所应具有的品质，即仁、知、勇、义等君子的内在之德。孔子认为君子应该从玉之品性来塑造自身的道德品性，从而达到“温其如玉”。子贡就是在别人看来是常态中观察到一种不寻常的事理，并以此来向孔子询问，孔子在解答过程中也把器物的象征意蕴呈现给世人。由上可见，因子贡善于提问，故而孔子思想的多重意蕴才能得以阐发。子贡“总是有感而发，问题提得很具体、很有价值，所以也就总能引起孔子‘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的教导兴趣。这样，一方面让子贡得到实实在在的指点，一方面也由于问题的典型性启发了老师对具有普遍意义的观点的思考，进而上升到伦理哲学的高度”[13]。

2.子贡对孔子知识的来源也进行了详细解答，对圣化孔子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孔子看来，政事、经商、言语、文学等等都要以学为先，好学是知识积累的前提条件，“‘好学’在实质上构成了孔子伦理道德思想体系的基石，也是孔子社会理想获得实现的原动力”[14]。因此，有人向子贡询问孔子的知识是从哪里学来的，子贡说孔子获得知识的途径在于他所具有的人格魅力即“温良恭俭让”五德。“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论语·学而篇》)朱熹说：“夫子未尝求之，但其德容如是，故时君敬信，自以其政就而问之耳，非若他人必求之而后得也。”[1]51正是因孔子德盛礼恭赢得了时君之敬重，他们愿意与孔子讨论政事，在讨论中孔子就能够了解每个国家的政事。子贡在这里首先把孔子所具有的道德魅力挺立了起来，对圣化孔子打下了基础。当别人问子贡，孔子是圣人是不是因为他具有多方面的才能呢？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论语·子罕篇》)在子贡看来，孔子就是上天让他成为圣人的，而且多才多能。子贡为了孔子的学说思想能够向更远的地方传播、让更多人接受认同，便不遗余力地将孔子圣化。“昔者子贡，问于孔子曰：‘夫子圣矣乎？’孔子曰：‘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子贡曰：‘学不厌，智也；
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孟子·公孙丑上》)子贡认为孔子是大仁大智的圣者，并且说孔子是人类有史以来难得一遇的人才。“见其礼而知其政，闻其乐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后，等百世之王，莫之能违也。自生民以来，未有夫子也”[1]234-235。正是通过子贡等人不遗余力的努力，孔子的圣者形象才在世人面前不断地挺立起来，他的学说才被人接受和认可。

3.子贡在不断圣化孔子的过程中，也力排他人对孔子的诋毁。子贡当时在外交上能“存鲁乱齐”，在鬻财上能与诸侯“分庭抗礼”，因此有人认为“子贡贤于仲尼”。子贡则反驳道：“譬之宫墙，赐之墙也及肩，窥见室家之好。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门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论语·子张篇》)子贡以宫墙高低为喻来说明自己和孔子的区别，他自己就好比及肩之墙的家室，孔子则是数仞之墙的宗庙，一个可以抬头窥见，一个却是不入其室就不能一览宗庙之美。正由于孔子是数仞宫墙之美，因此他人对孔子的了解少之又少，才有“子贡贤于仲尼”之语。但这种比喻还不足以将孔子推上圣坛的地位。他在力驳众人对孔子非议的同时，也不断将孔子比作日月乃至上天，不仅“无得而逾焉”，而且还“不可阶而升”。“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谓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绥之斯来，动之斯和。其生也荣，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论语·子张篇》)在他人看来，如果抛开子贡对老师的恭敬态度来看，子贡比孔子要贤能得多。子贡则认为，孔子如同上天一样，是不可阶而升的，要想赶上孔子比登天还难，而且他如同日月一样“无得而逾焉”，不因人的诽谤而自损其光。“无以为也，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论语·子张篇》)别人的贤能如同山丘，努力一下还可以超越，而孔子则不一样，简直就是太阳和月亮，是无法超越的。子贡正是在维护孔子声誉的同时使孔子的思想不断传播，圣者形象不断被认同。

子贡能够通达时局之变、通达言谈之巧、通达鬻财之机、通达师道之情，在事理上应乎权变，在情理上顺乎道义，不仅通于情而达于理，而且把情理与事理圆融会通起来，体现了“质直好义”的内在本质，挺立起一个饱满的、立体的现实人格。虽然颜回是孔子最为称赞的学生，但颜回立志高远、境界超拔，非常人所能企及，所以他的人格是一种理想的人格。子贡这种现实主义人格虽然在境界上没有颜回的理想主义人格超拔高远，但却具有很强的实践性，所以理想主义人格与现实主义人格的结合才是儒家人格精神的基本走向。从宋明之际的范仲淹、王安石、张载、王阳明等人的思想与生平事迹就可以看出，在精神境界上以颜回为标杆，在外在事功上则以子贡为参照，使儒家的内圣外王理想在现实中能够得以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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