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加速与资本主义精神官能症生产——基于罗萨的社会加速理论

扈帅军,谢 震

(西南石油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 成都 610500)

人的精神问题是法兰克福学派普遍关注的问题领域。现当代的法兰克福学派学者哈特穆特·罗萨(Hartmut Rasa)作出资本主义社会“时间体验”的诊断——资本主义普遍的社会加速改变了人的日常生活与生命情境,而加速化的生活节奏使当代人不得已步上“滑动的斜坡”并加剧了精神官能症的生产。实际上,抑郁症等精神官能症毫无疑问地与社会运行机制有着很紧密的联系。罗萨的理论进一步明确了时间结构与自我之间的关系,指出“时间萎缩”作为一种悬于当代人头顶的剧烈的恐惧感和强迫感来源,是精神官能症产生的实际基础。资本主义社会加速业已成为人的精神健康和“更美好生活”承诺的主要障碍。在此前提下,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主张“缩短工作日和延长休闲时间”的系统性理论必然是人的精神健全的理性依据,并借此彰显“马克思主义心理学”的时代性和合法性。

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已经进入一个加速时代。实际上,社会加速是个经验可感的现象,广泛发生在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层面——政治决策瞬息万变、经济现象难以捉摸、文化符号更替频繁。罗萨指出,“社会加速”的概念很难被精确定义,但“当我们更加切近地观察一连串的社会现象时就会发现三个在分析上以及经验上都相当不同的范畴,亦即科技的加速、社会变迁的加速和生活步调的加速”[1]18。科技、社会变迁和生活步调被罗萨看成资本主义社会的主导性力量,决定了社会形态的跃升与人们日常生活的演进。由此,社会加速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一种普遍特征——至少在罗萨那里看来,“社会加速”是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现状的科学描述。由资本主义社会的性质所决定——社会加速作为一种必然,异化的加速已经全面掌握社会。

首先,科技的加速。科技加速作为社会加速最基础的环节,在整个社会加速的表现形式中最明显,在社会加速程度中最易测量。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科技的加速始终坚持以目标为导向,已经浸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从产品迭代的周期变短到信息传递的频率提高,从货物运输的时长缩短到人们出行的范围扩大,对人们的生活方式都产生巨大的改变。特别是互联网的出现,使本身受工业革命影响的科技加速增幅更为明显,同时使人们对生活的方式有了新的定义。互联网构建了一个乌托邦式的网络空间,进而发展出了一个虚拟的生活世界。在这个空间里,数据会以光速传送,不仅提高了消息传送的速度,而且还加大了每个时间单位(在某个特定的媒介中)所传送的信息数量。科技加速一方面方便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减短了人们在运输和传播沟通上的时间,另一方面使人产生了“空间缩小”的感觉——在此基础上,人们对“时空体制”的原有印象完全改变了,换而言之改变了人们对社会生活的空间和时间的直觉与组织。

其次,社会变迁的加速。在社会变迁的加速当中,“一方面是实践活动的形式和行为导向的变化,另一方面是组合结构和关系类型的改变”[2]89。在实践活动中的形式变化中,最为明显的就是职业领域行业的加速。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从业方式决定了单位时间内生产的价值越多,资本积累的速度就越快,然而科技的加速使得大量新技术运用到实践活动当中,这就使得大量的实践活动的周期性轮转进行增速,从行为导向上最直观的表现就是人们对职业的选择越来越多样化和频繁化,单一职业成为历史。在组合结构的改变中,不同的社会基本构成单元的结构形式被重置了。对于前资本主义社会来说,社会的、文化的制度及其实践活动是相对稳定的,进而形成了一整套的常态规范。这些规范确保了家庭等社会基本构成单元在相对恒量的社会时间和社会情境中运行。然而,资本主义当代的社会加速情境使道德规则和生活时间的规矩在文化结构中被萎缩——当下和未来的不确定性不断增加。

最后,生活步调的加速。随着科技加速和社会变迁加速,人们的生活步调不得不加速,其实质就是“时间资源短缺”的结果。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们感受到更多的是时间的严重不足——社会的加速要求我们单位时间内的行动事件量和体验事件数量急速增加,意味着我们需要在一定的时间内取得更多的劳动成果。在主观上,人们会比之前觉得时间流逝得更快,尽管人们在努力快速地去完成每一件事情,但是依然感觉时间十分匮乏,自己的努力得不到认可,这就导致人们会去抱怨“所有的事情”。人们在现实上和精神上同时感受到重重压力——时刻担心自己跟不上社会的加速从而被淘汰,于是生活步调被加速了。在客观上,生活步调的加速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进行测量:一种是测量可界定出来的行动所耗费的时间区间或“单位”的缩短,另一种是测量行动时间与体验时间的“压缩”。因此,生活步调的加速不仅仅是主观的心理体验,也是客观的社会现实。

社会加速的不同维度最终使“人”的异化加深。科学技术的加速发展固然提升了人们的劳动效率,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劳动者的劳动难度,但是另一方面造成科技对人的社会行动的整体控制——“唯科技论”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某种意识形态。在此前提下,人过度依赖科学技术,变成了技术的从属者,而对自己的身体和精神俱不关切,因而人的身体力量和精神能动性都被缩小了。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曾深刻指出,“发达工业社会是一个单向度的社会,是一个极权主义社会”[3]23。发达的工业社会的极权表现,就在于通过技术理性对底层劳动人民进行更为深层次的剥削和更牢固的精神控制。社会加速使资本主义工具理性战胜了价值理性人们没有时间进行价值和意义相关的思考,进而没有时间进行丰富的精神活动。工作结果的量化考核就是最明显的一种反馈机制,导致在劳动过程中,劳动者的心理体验和精神需求并不被看重;在劳动过程后,劳动者却有“感觉自己忙碌一天,但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收获”的普遍心理感受。长此以往,人们在生产和生活过程中,累积起了无法释放的压力,“滑动的斜坡”要求人们即使背负了强大精神压力仍不能有丝毫放松。然而,“劳动者在按触压力源时,劳动个体会对压力事件进行认知评价,从而对应激事件进行反应,最终这种对压力的感知水平会影响个体的身心健康状态”[4]。至此,压力源便成为影响人们生命质量的重要风险因素,最直接的就是诱发了精神官能症的生产。

从19世纪资本主义制度在全世界范围内确立以来,意识形态方面的控制和影响与日俱增。作为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是全面异化或者说物化的巩固者,也是资本主义实现雇佣工人再生产的利器。不过,资本主义从来没有以“自由全面发展的人”为自己的愿景,这导致人们的身体总是呈现某种匮乏状态。众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通过“精神虚无”“阶级意识丧失”“消费主义”等现象分析来描绘这种匮乏。实际上,精神官能症已成为这种“匮乏”的变异形式,是以心理矛盾或者精神性疾病的方式呈现出来。对于资本主义来说,精神官能症是一种基于社会运行方式的痼疾,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

(一)时间控制和精神压榨

资产阶级对底层劳动人民的剥削从未中断,但资本主义经过不断的发展,其对人的剥削方式日益隐蔽化和复杂化。在罗萨的理论当中,“剥削”是很少出现的词汇,似乎“加速”对于他来说比“剥削”更具有涵盖性和一般性。出于“科学”而非“价值”的考虑,罗萨也并没有将建立在剥削制度(资本主义雇佣关系)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完全置于理论的对立面。但实际上,社会加速业已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压榨劳动人民的手段——一种基于时间结构的控制。

科技的加速通常被认为是有益之事。人们在过去送一封信件可能需要几周甚至几个月,抄写或者复印一本书可能也需要十天或半月。但自从邮件和打印机发明之后,一封邮件的发送只需一秒,而复印一本书可能也不会用到半个小时。科技加速为人们省去了不少生产时间。尤其是,近年来产品快速更迭(消费主义的需要),企业和工厂为了寻求更大的利益需要不断提高科技生产力——科技以“日新月异”的面貌呈现出来。科技的加速本应使人们的休息时间更加充裕,但是事与愿违——科技的加速并没有便于人们对时间的掌控,相反给人们带来了更多“时间不足”的糟糕体验,即感觉到忙忙碌碌一整天又毫无所获。究其原因,科技加速造成人们必须处理更密集的工作任务。除此之外,人们对结果导向的工作要求和日益碎片化的任务处理方式疲于应付。工作之外,又只能以消费主义的行为方式度过一天。在这个过程中,人们精神的疲惫感和心理的挫败感应然而生——毫无疑问,这种疲惫感和挫败感起着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所说的“导致精神官能症的幼年期心理创伤”的同样作用。

社会变迁的加速也导致了同样的结果。在职业方面,对于漫长的封建社会(作为某种意义上的“传统”)来说,“男耕女织”和“早出晚归”是普遍从业方式,因而时间和分工明确。人们职业结构也比较单一,因为大多数人一辈子只从事一种职业。对于资本主义社会来说,资本的驱动使得加班、内卷成为社会常态,而人们也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为资本服务。在家庭方面,对于传统农业社会来说,一旦一个家庭组建完成,这种家庭结构就相对稳定了。只有当这对夫妇逝世之后,这一个家庭才会被更替。但是对于资本主义时代来说,现代的、资产阶级的家庭更多地“建立在资本上面,建立在私人发财上面”[5]46。而建立在金钱上的家庭往往并不牢固,其中家庭不和,离婚率升高成为普遍现象。一个家庭的存活周期就往往低于一个人的生命阶段。这同时意味着人要在情感上投入更多的时间、精力去维持家庭存在的周期。加之人不仅要适应社会变迁的加速模式,还需要超负荷地耗费自身情感,这就大大加速了精神官能症的生产。综上所述,职业和家庭作为社会生产与再生产的重要环节,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精神官能症生产的来源。

生活步调的加速更加走向了对立面。“生活步调的加速”本来是个中性称谓,意指通过交通或者通讯设施的使用,人们缩短了某些生活事件发生和延续的时间。例如,由于快速交通的投入使用,之前要走三到五天的路程,现如今只需要三到五个小时。但实际上,原本的“三到五天”都是自己的时间,而现在“三到五个小时”之外的时间却交付给了企业雇主,那么属于人们自己的时间也就急剧变少。对于整个生活过程来说,尽管人们对单位时间进行了高效的利用,但毫无疑问地加重了人们的思维负担(田园的休憩场景现如今已多不可见),这对于大脑病变和精神性疾病的生成埋下隐患。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们为了生存又不得不向资本妥协,必须跟上统一的社会生活步调,因此人们也已无暇顾及自己精神的微妙的变化。

(二)无意义生存和自我抛弃

当人们普遍体验到加速的社会时间结构的时候,普遍的生存无意义感就成为必然。在加速语境中,那种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对人的本质的“此在”描述就此消亡了。变迁的只能是庞大的社会结构和纷繁多样的社会现象,而不是任何一个资本主义的生存个体。另外,资产阶级维护的是他们自身的利益,而不是整个社会群体的利益,因而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看不到生活的希望就会产生心理和生理上的过激行为,但又因为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管理和控制,人们过激行为的主要表现就是自我抛弃。

快节奏的生活贯穿资本主义社会过程的始终,人们按照资产阶级所制定的规则拼命上坡。长此以往,焦虑不安、内心脆弱、情绪低落将成为每个底层人民的精神常态。在这个过程中,极易导致弗洛伊德所谓的神经症患者所固着的那些经历即创伤经历的出现——“神经症相当于某种创伤疾病,其成因也是由于患者无力应付某种感情色彩极为强烈的经历”[6]394。人们没有时间进行内心建设,因为他们的时间被高度紧张地管理和控制。另外,在人们看来,只有获得更多的物质才意味着成功,只有获得更多的物质保障才有安全感——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产物。因此,人们普遍出现了物质富足和精神偏废并存的问题。然而,科技的加速、社会变迁的加速和生活步调的加速,只会让人们陷入循环而无止境的漩涡当中。例如,手机等电子设备不断换代更新,产品性能不断增强,导致迷恋于此的人们陷于永不停歇的追逐。实际上,人们只是在资产阶级制造的漩涡规则中徘徊,只是在为资本服务。人们的价值只是不断地被剥削,而且资本主义的剥削手段也愈发高明而隐蔽地伸向生活领域。

精神官能症的生产也绝非只根源于所谓的“心理创伤”,持久的社会机制必然是精神官能症生产的重要原因。罗萨在他的作品中,就多次谈及抑郁症等精神官能症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社会性疾病。因为社会加速影响了主体的行为和体验,使得人们“要面对承受持续的挫折的危险,因为他追求稳定性的身份定位的设计会在一个不断变化的环境中破产”[2]176。而唯一稳定的地方,可能只是人们自己的小世界里面,因此他就会将自己包裹起来,与社会脱轨,对现实的自我进行抛弃。而且,一旦这种精神官能症的“症状”被体现出来,也就成为了资本主义不能容忍的异类——资本主义会拒绝提供治愈精神官能症的药品,因为这个“药品”就是对加速社会的颠覆。

社会的加速使“异化”成为无暇被虑及的东西——底层的劳动人民看不到改变的希望,更加找不到生存的意义。资本主义制定的规则本就是“适者生存,优胜劣汰”,因而对于无法适应社会加速的人们就只能被当作社会的牺牲品。资本主义在对人们进行剥削时,一方面总是强迫底层劳动人民去适应他们所制定的规则,另一方面又将并无多少营养的消费主义的文化产品提供给他们,用以填补人们的精神空缺。人们即使不能适应资产阶级所制定的规则,也并没有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他们只是在消费而已(在消费中填补精神空虚),这恐怕也是精神官能症的一个侧面。

(三)机器视角和适应退化

从社会加速的角度来看,每进行一次技术的引入和革新,实际上都是更深层次的劳动压榨的过程。想尽一切办法掠夺更多的剩余价值才是资本家进行科技创新的主要目的,因此任何创新性产品都只是作为价值符号的象征而存在。机器和人工智能的诞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劳动力的替代品(未来还可能更大程度上代替劳动力)。人与人的关系被物与物的关系所遮蔽的程度被加深,而且“这种隐形的权力无疑成为于个体而言的一种异化力量”[7]。在资本那里,人与机器毫无两样,都是剩余价值再生产的一种工具。而且当整个社会陶醉于一种异化的加速状态后,人与机器在某种意义上将区别不大。自从英国工业革命以来,机器大工业代替了工厂手工业,“为了生产而生产”的加速社会开始了。在社会加速的大背景下,人们产生了一种“不进则退”的思维方式,以至于凡事都坚持以单位时间内的工作量为基准。例如,人们今天生产十件商品,而如果明天生产的商品低于十件的话仿佛就在退步。人也就必须像机器一样开动马力,同样必须像机器一样加速生产,这导致机器视角的产生,即人以对机器进步的要求那样要求自己。毫无疑问,这是物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

“不进则退”的理念会被资本主义拿来当作统驭底层劳动人民的思想手段。人们便内在地使“竞争”成为自我选择,使自己不至于在“滑动的斜坡”上站立不住。人们自觉地为资本服务,逐渐迷失自我,自此个性化的人不断转变为模式化的人。当人们在竞争或被淘汰中不断作出选择时,一种“适应紊乱”便出现了。人从来不是机器,因为决定人们每天能够生产的产品量的不仅仅是劳动时间这一个自变量,还有个人心情、情绪和情感等复杂的心理状态。而且,一部分劳动者无法快速适应社会。一方面,他们刚刚适应一个事物后,又有新的事物产生;另一方面,不断向上的社会运行机制对他们造成了精神层面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对于老年人来说,“不进则退”无疑增加了他们的负担。社会加速也在现实上使他们与现代社会的变迁和节奏的更替脱节。久而久之,一种“适应退化”成为人们的内心情结——弗洛伊德曾指出,精神官能症很多时候来源于无法适应环境的挫败感。最终,资本主义社会仍旧会加速运行,而人们沦落为社会的牺牲品。

精神官能症的形成不仅是由于个人的自身精神障碍,而且还要归因于社会运行方式对人的精神层面施加的不良影响。对“精神官能症”问题的相关讨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界也并不是一个十足新鲜的问题。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流派都分别对相关问题展开过讨论,只是更多地从精神结构(心灵结构)本身出发去探讨精神问题。作为法兰克福学派学者的罗萨,在深刻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现状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加速批判理论”,一方面将社会加速划分成为“科技的加速”“社会变迁的加速”和“生活步调的加速”,进而系统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加速的实际状况,另一方面阐述了资本主义社会加速导致的后果,特别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对精神官能症生产进行了分析和解读。

罗萨的社会加速理论无疑提供了解读精神官能症的现代生产的独特理论视角。但罗萨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批判又极为有限——尽管他看到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加速异化的物质生活状况,却又用唯心主义的方式提供了解决方案——即“共鸣是人的美好生活的标志”这一设想和论断。因此,罗萨的观点带有明显的乌托邦色彩。事实上,也很难把罗萨的方案归为社会主义方案,因为罗萨甚至没有对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一根本问题提出多少批评。罗萨的社会加速理论体现为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妥协,进而将精神官能症的解决寄希望于幻想的共鸣之中。

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当中,精神官能症的生产和再生产根源于私有制基础上的雇佣劳动关系,根源于在这种雇佣关系当中资本肆意对底层劳动人民的压迫和剥削——当然,社会加速致使人们不能很好地适应社会发展的节奏,无法按照社会所需要的步调前进,导致人们心灵的疲惫感和挫败感以至成为精神官能症患者。人虽生来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然而社会的产生将不同个体紧紧地联系在一起,黑格尔也曾指出,“自我意识只有在一个另外的自我意识里才能得到它的满足”[8]115。个体希望被社会认可和接纳,希望在社会当中寻找自己的一席之地。在此基础上,任何个体也都是在社会交往和社会评价当中建立自我关系以及与他人的关系的,这构成了伦理行为和伦理关系的一个侧面。一旦个体对社会有所厌倦,就只能对自己内心进行封闭,从而同外界脱轨(人无法摆脱自己的社会性)。然而社会交往不仅仅依赖人们的主动性,同样依赖足够的休闲时间。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前提下,时间控制本身成为其攫取剩余价值的一种手段——生产领域的种种法律限制(8小时工作制),导致资本无法获得满意的剩余价值,从而便转向日常生活领域,采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变相增加劳动者的劳动时间。劳动者为了生存就不得不屈服于资本的威逼利诱,但是劳动者的身体和心理更加透支了,在社会加速的语境下,劳动者的情绪无法得到舒缓,甚至没有充分时间去管理自己的情绪。劳动者整日劳动,而其成果只会被资本家阶级支配,进而没有任何事业的成就感。劳动者像机器一样在资本大棒的指挥下任由宰割,又被拿来同机器一起比较。久而久之,如果周遭缺乏新的刺激或者刺激过度,同样会导致人们的厌倦感的产生,他们从精神层面不能或者拒绝适应社会的发展,形成精神官能症生产和再生产的直接原因。

资本的全面控制又使精神官能症的治疗或者减少成为不可能。罗萨已经描述了资本周转及其加速的整个过程——资本要不断扩大,因而劳动者的健康在他们看来是不重要的。他们的最终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进行资本的无限扩张,科技加速虽然减少了我们在路程上和交流上的时间,但与此相对应的是我们的生活也在不断加速,本身属于我们自己的时间却被资本掠夺,要求我们单位时间输出更多的事务量,事务量的增长率远远超过科技和生活加速的频率,因此意味着我们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去完成工作量,这无异于增加了我们的劳动时间,使我们自身得不到发展。然而,“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空间”[9]532。只有当个人的时间充裕的情况下,才能实现时间的自由,从而自身才能得到更加全面的发展。换而言之,社会的发展需要人的全面发展,而人的全面发展的前提是要实现时间的自由,过度对人的时间进行压榨和剥削,不仅“肉身的身体”会产生各种疾病,例如体质下降,寿命减短,而且“感性的身体”也受到影响,产生抑郁症等精神性疾病,而“社会的身体”更加得不到满足,无法使人实现全面的发展,社会的发展将无法顺利过渡成为自由王国。

精神官能症患者不仅丧失了正常的交往能力,而且也影响了一个自由全面发展的人的构建。自由全面发展的人是自由劳动的基础上物质和精神丰富性极大提升的人,内在地包含精神健全的总体要求。马克思曾指出,“根据共产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将使自己的成员能够全面发挥他们的得到全面发展的才能”[10]243——其实,在某种意义上,共产主义本身就提供了一个与资本主义精神官能症相对立的精神健全(作为全面发展的才能的一部分)的人的集体图景。当然,排除造成精神官能症产生的生理因素,共产主义将影响其产生的社会因素尽可能降到最低。人的身体是“感性的身体”和“社会的身体”的统一——只有当人们的“社会的身体”得到自由全面发展,才能反作用于“感性的身体”,促进“感性的身体”的健全——这是人的精神健全的理论逻辑和内在辩证法。另外,马克思关于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原理,提供了认识社会和推进社会发展的科学方法论,也为马克思主义心理学提供了一条科学路径。关于共产主义的“自由王国”的图景,实际上就反映了精神健全的全部内容。在共产主义社会,人摆脱了私有制和一切剥削关系的压迫,人本身的能力被释放出来,人的精神在“自由个性”中得到丰富,人在不断的社会交往中成为一个完整的现实的人。

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精神健全已经成为西方社会与人的某种奢望——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共同将其理论聚焦到人的精神问题上来。只是仍有学者将精神官能症视为精神领域的疾病个例,视为个体的精神不适,并没有将其与社会机制的内在关联揭示出来。而罗萨的社会加速理论提供这样一个认识视角:精神官能症的生产是资本主义以加速为表征的时间结构的必然产物。即使相对于早期工业时期,现阶段的资本主义已经能够满足底层劳动人民的物质需求,但是不断加速的社会整体情境仍将包括无产阶级在内的普罗大众置于普遍压迫之中,尤其人们的精神健康问题异常严重。而只有当精神领域同物质领域同样被看重,只有当精神方面极大丰富的共产主义阶段到来时,精神官能症的问题才会被彻底解决——保障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机制的良好运行,将精神官能症驱逐到纯粹的生理领域当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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