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苏区宣传动员方式探析

肖小华

（1. 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 教务部，江西 井冈山 343600；
2. 井冈山革命博物馆 行政办公室，江西 井冈山 343600）

党的理论、主张、纲领、政策只有得到广大工农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才能转化为革命的力量。否则 “它在一切农民国度中的独唱是不免要变成孤鸿哀鸣的”[1]。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十分重视党的宣传动员工作。中央苏区时期，党明确提出，要争取革命的胜利，必须“一方面和封建思想、富农意识、地方主义……等不正确思想作意识斗争；
一方面扩大政治影响到全国去；
另一方面对群众作普遍而深入的政治鼓动，使群众坚决执行扩大斗争的路线”[2](554)。这一时期，党坚持从实际出发，围绕党和红军的中心工作，创新宣传动员方式方法，综合运用利益拉动、思想带动、情感驱动、组织推动等宣传动员模式，加大了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党的性质纲领和路线方针政策的宣传力度，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觉醒了苏区群众的阶级意识，强化了他们的政治认同，提高了他们的政治参与热情，有力地推进了根据地的政治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建设进程。

马克思认为，人们所奋斗争取的一切，都与他自身的利益有关。这种利益既来自人们的物质利益，如衣食住行、金钱等人类最基本的利益，也来自建立在物质利益基础之上的精神利益，如身份地位、人格尊严等高于物质层次上的精神利益。

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始终与人民群众的利益需求高度一致，只是在不同的时代，这种需求呈现出不同的具体内容。但不管任何时候，党对人民群众需求的满足度，决定了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度。所以在“革命伊始，中国共产党人必须用农民最迫切及具体的利益，而不是崇高的意识形态来动员农民”[3](36)。中央苏区时期特别是初创期间，党主要通过厉行土地革命、废除债务和苛捐杂税、打土豪分浮财、解决群众生产生活中的困难、优待红军及红军家属、提高人们社会地位等方式来满足人们的利益需求，以此推动党的宣传动员工作。

（一）厉行土地革命

土地是广大农民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封建土地私有制，是封建社会广大农民受苦受难的根子。让农民拥有自己的土地、在自己的土地上耕种，彻底摆脱地主阶级的剥削，既是党践行初心使命的重要内容，也是更好地宣传动员广大农民投入革命队伍的需要。据调查，中央苏区百分之八十的土地集中在地主阶级手里（祠堂寺庙富农也在内），尤其肥沃的土地更是完全为地主富农所有，但人口的阶级比例，则以贫农为最多，占全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4](394)。因此，“解决土地问题，深入土地革命实在是目前苏区最中心的问题。这问题的解决之正确与否，立刻影响到群众对苏维埃政府的信仰”[4](396)。

在总结井冈山土地革命经验的基础上，中央苏区时期的土地革命进一步规范化、制度化，大部分农民分得了或多或少土地，圆了世代梦想。“米馃有方又有圆，欢迎分田众委员，米馃香来米馃甜，分田分地笑开颜。绿擂茶来甜小酒，贫苦农民家家有，分得田地夺丰收，你敬茶来我敬酒。”[5]土地革命的开展，极大地激发了农民对党和红军的认同性以及参加革命的积极性。

同时，在土地革命运动中，党还领导人民开展了债务废除和免除苛捐杂税运动，明确提出“废除一切债务”“废止一切高利贷形式的借贷”“废除国民党军阀政府的一切田赋、丁粮厘金苛捐杂税”等口号，创造性地建立完善了一系列保障民生、促进苏区经济发展的税收政策。

（二）打土豪分浮财

打土豪分浮财，能给苏区群众带来最直接的利益，是宣传动员人民群众投入革命最有效的办法。苏区群众在打土豪分浮财中，不仅打出了物质利益，从中获得或多或少的财物，而且打掉了土豪劣绅的威风，报了阶级之仇,满足了他们的心理需求，从而最有效地争取了民心。1927 年7 月，张世熙在莫斯科向中共“六大”报告时说：“在暴动以前，群众对共产党漠不相干，并无何等正确之认识与深刻之信仰。自暴动发动后，党的主张能普遍达到群众中去，尤其是实际行动中，使群众认识了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党，是真正拥护工农利益的，于是党的地位，在群众中提得极高。”[6]张鼎丞在回忆中央苏区斗争时说道：“斗争中团结教育了群众，认识到了自己的力量。党的威信提高，与群众更密切，且组织发展了斗争积极的分子，增长到七百多人，农协由四五千发展到七千。”[7]

（三）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困难

1934 年毛泽东在“二苏大”会上明确指出：党领导的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依靠群众才能赢得战争。要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8]。中央苏区时期，党通过着力解决苏区群众的生产生活、衣食住行、就医就学等实际问题，凝聚了苏区军民人心、意志，为革命战争提供了有力支撑。如，党针对粮食紧缺问题，号召苏区群众兴修水利、垦荒造林、改良土壤，着力提高根据地粮食产量；
针对劳动不够等问题，号召苏区妇女积极参军参战、参加农业生产；
针对农具、耕牛不足等问题，组织成立“劳动互助社”“犁牛合作社”等各种农业生产合作社，开展劳动互助合作，调剂劳动力余缺；
针对苏区群众生病害疮等问题，在积极医治苏区群众的同时，加大卫生基本知识、疾病预防等方面的宣传力度，有力地保障了苏区军民的生命安全和健康权益，等等。

（四）优待红军及红军家属

为鼓励苏区青壮年参加红军，减轻他们参军参战的后顾之忧，党、苏维埃政府颁布了一系列优待红军及家属的纲领性文件，如《中国工农红军优待条例》（1931 年11 月）、《红军抚恤条例》（1932年2 月）、《关于优待红军家属的决定》（1934 年1 月）、《优待红军家属礼拜六条例》（1934 年1 月），等等，这些文件对红军及其家属的土地分配、耕种、子女读书、婚姻、抚恤等待遇进行了详尽的规定，不仅提高了红军及其家属的身份地位，保障了他们的利益，而且营造了“当红军非常荣耀”的社会气氛。如《中国工农红军优待条例》明确规定：红军战士不仅享有分田分地的权利，而且红军及其家属免纳一切捐税、免交房屋租金、子弟读书免交一切费用、家属每年可享受50 个以上的劳工，以及红军服役期间其妻离婚必先得本人同意，否则，不准离婚[9]。

（五）提高苏区群众社会地位

社会地位表面看是一个人在社会中的等级排列，是他人对自己的评价，本质上是个人价值的体现，是人们在解决基本生存基础上的更高一级的精神需求。中央苏区时期，党在领导人民打土豪分浮财、开展土地革命、解决群众生产生活困难的同时，还着力提高苏区群众的社会地位。1931 年“一苏大”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明确规定：“苏维埃全部政权是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的。”[10]苏维埃政权的性质，决定了苏区的劳苦大众是社会的主人。为保证根据地人民享有当家作主的权力，中央苏区先后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苏维埃暂行选举法》，对根据地军民的选举权、被选举权以及选举程序、方式等进行了详细的规定，用法律制度固化根据地军民的社会地位和当家作主的政治权利。苏区广大军民从过去被压迫的地位上升到社会“主人翁”的地位。与此相反的是，过去那些在人们头上作威作福的地主富农统统被打倒，成为了苏区劳苦大众专政的对象。苏区军民社会地位的变化，唤醒了他们的民主意识，增强了他们参加根据地建设的积极性。

利益拉动虽然能较快地把苏区群众动员起来，但这种来自外力的动员方式持续时间不长，同时，苏区群众可能也会获得一定的利益后，因贪图安逸的生活而放弃革命。因此，要真正把苏区群众动员起来，关键还是要向苏区群众“灌输”“渗透”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觉醒他们的阶级意识、破除他们的思想桎梏、增强他们的政治认同，在思想上激发他们参加革命的内驱动力。

（一）“灌输”

“灌输”，是一种有目的、有计划、强制性地向受教育者施加影响的教育方式。这一方式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重要观点。“灌输”理论不仅在俄国革命中发挥出了巨大作用，也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方法指导。为破除苏区群众参加革命的思想桎梏，觉醒他们的阶级意识，强化他们对革命的认同，提高革命的自觉性和自愿性，中央苏区时期，党通过印发马列主义著作、刊发马克思主义理论文章以及演讲、会议、政治课等形式，加大了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灌输”力度。如，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革命导师的诞辰日或忌日，党以相应的纪念活动为载体，宣传介绍他们的生平、功绩，并通过发表演讲、文章以及翻译、刊发、推介他们的著作。在印刷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中央苏区先后编辑翻印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共产主义ABC》《革命领袖传略》《马克思主义浅说》《阶级斗争》《马克思传》《列宁传略》等理论通俗读物[11]。

同时，为使苏区军民“在政治上了解目前斗争−粉碎敌人大举进攻−的意义，这一战争与他本身的关系，然后使他在这个斗争中认识自己应该做些什么工作，尽些什么责任”[12](750)，党还加大了对国际国内形势以及党的基本主张、基本策略的宣传力度，以使苏区群众理解、认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从而坚定他们的信心，统一他们的思想、行为。如在1933 年的春耕运动中，临时中央政府明确要求“政府及各群众团体，依照各自系统自上而下去召集乡代表会、贫农团、雇农工会、少先队、儿童团等开会，在会议作报告，发动他们讨论”。“发动每个代表及贫农团、雇农工会同志，用谈话方式，在群众中去个别宣传讨论。”[12](999)

（二）“渗透”

“渗透”是与“灌输”相对应的一个概念，是指以一种渐进、不易为人察觉的形式向受教育者施加影响的教育方式。中央苏区时期，为提高马克思革命理论的宣传效果，党、红军和苏维埃政府在认真做好马克思革命理论“灌输”的同时，还把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教育、把党的宣传动员工作渗透于苏区军民的生产、生活、学习、娱乐之中。如在动员苏区群众购买公债的运动中，时任经济部部长的吴亮平明确提出：“我们要应用一切方法，利用一切机会，在文字上、会议上、谈话上，向广大的工人、农民及红色战士群众宣传鼓动，使他们明了经济建设公债的伟大意义。”[13](1792)同时，党和苏维埃政府还巧妙的运用歌谣、戏剧、标语、口号等群众熟悉的方式加以宣传动员，如书写“努力推销经济建设公债”“努力经济动员充实革命战费，加紧节省运动一切给予战争！迅速完成推销二期革命公债！”“开办信用合作社，实行低利借贷”。为使根据地群众知晓国家银行的意义、作用，一些宣传工作者还创作了《购买公债掀高潮》《节省歌》等歌谣，以歌谣传唱的方式开展公债购买动员，歌中唱道：“人人都来节省钱，节省钱来买公债。人人都来买公债，人人保卫苏维埃。”[14]

通过“灌输”“渗透”这两种基本的宣传动员方式，党对根据地军民加大了马克思唯物史观教育，在他们头脑中植入了民主平等意识，同时揭露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国民党军阀政府的滔天罪行，讲清贫苦工农为什么灾难深重，求生不得，以及要不受压迫，只有起来革命的道理”[15]。

（三）榜样引领

榜样具有强烈的号召、感染、引导、规范作用。中央苏区时期，党和苏维埃政府从宣传动员的现实需要出发，从根据地的斗争实践中树立先进典型，营造积极向上的革命氛围，发挥了榜样在宣传动员中独特的引领功能。如在扩红工作中，兴国县被称为“扩大红军的模范”“慰问红军的模范”；
在动员妇女参加生产劳动中，兴国县妇女主任李玉英被评为劳动模范。同时，党和苏维埃政府，经常围绕扩红工作、生产劳动、筹款筹物等中心工作开展竞赛活动，以竞赛的方式激发大家的积极性。如，1933年4 月9 日，中央局组织部在《准备和组织五一劳动节示威》的通知中明确要求：“要用竞赛的办法，各队加紧训练，以争取检阅的优胜，检阅时同样应组织党员和团员号召他们加入红军。”[16]

为发挥榜样的先进引领作用，《红色中华》等中央苏区的重要报刊还专门设置了“红板”等栏目，专门刊载苏区扩大红军、农业生产、劳动互助、筹粮筹物、节约运动、购买公债等工作中的先进事迹和先进人物。如，1933 年3 月30 日第65 期《红色中华》第2 版，连续刊发了《春耕运动中的红军突击队》《冲锋比赛》《忙做一团》《春耕队的模范队！》《组织春耕突击队》《关于春耕运动的号召》《在田野里−春耕运动的实际材料》[17](1172-1174)等文章，专门报道中央苏区各地春耕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事迹。再如，1933 年6 月23 日，第88 期《红色中华》第5 版刊载了《为达到并且超过退还八十万节省三十万而斗争−百战百胜的红三军团，红五月又突破三万》《退还公债的伟大成绩−胜利县一个月退还一万八千多》《建宁城市工人商人的热烈动员−三天退还八千余元》

《退还公债的响应声》《于都岭背区三千多公债全部退还》《官庄群众热烈退还公债》[17](1635-1638)等系列新闻，报道公债发行中的先进典型。

情感，反映着人的精神面貌，是认知和实践转化的重要媒介。有学者认为：“大部分农民参与革命是在革命洪流裹挟下的不自觉反应。”[3](41)这种革命洪流，从某种角度可能理解为情感气场。“中国的案例确实可以读解为这样一个文本,它阐明了情感能量如何可能(或不可能)有助于实现革命宏图。”[18]中央苏区时期，党和苏维埃政府善于激发苏区军民的情感因素，注重发挥情感在宣传动员过程中的催化作用。

（一）激发苏区群众对统治阶级的仇恨

早在1929 年10 月红四军前委编写的《宣传须知》就明确指出：“暴露帝国主义、军阀、国民党、国民政府、豪绅地主阶级的罪恶，压迫民众的事实和手段，以增高群众对他们的愤恨，而同情于推翻反动统治。”[19]为激发苏区群众对统治阶级的仇恨，党一方面通过会议、标语、文章以及通知、通告、决定、告大众书等载体痛斥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如第200 期《红色中华》“八一”纪念专栏中，同时刊载了《日本帝国主义横行华北！！！》《日军招诱大批华工出关》《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奴役东北民众》等系列文章[20]。1933 年7 月14 日，《红色中华》刊发了潘汉年撰写的《反对国民党法西斯的白色恐怖》社论，揭露国民党暗杀民主人士杨杏佛的罪行，同时配发了漫画《打倒屠杀工农的刽子手−国民党》，画面中的国民党举着滴血的屠刀，踏着一堆革命民众的髅骷，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与人民为敌的丑恶本性[13](1752-1753)。

另一方面，党还通过文艺作品激发苏区军民对统治阶级的仇恨。李伯钊在《岁月磨不去的记忆》一文中回忆，中央苏区的戏剧大多数是以“暴露旧社会的黑暗面，歌颂新社会的光明”为主题，并生动地记述了专为宁都起义将士创作的话剧《为谁牺牲？》的演出效果：“全场一片静寂，看不见观众的反应，偶尔，台下传来饮泣声或发出使人气闷的长叹，直至幕落……突然，从部队中迸发出一声:打倒蒋介石！打倒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万岁！一刹时，全场就像烧开了锅的水似的沸腾起来了，此起彼伏的口号声，响彻云霄，与松林发出的松涛声相呼应，发出惊人的吼！”[21](304-307)类似的文艺作品还有话剧《打土豪》《活捉萧家壁》以及《农民苦》《工人苦》《长工苦》《可怜的船夫》《担工歌》《可怜我们妇女们》《可怜的白军》《穷人叹》等大量的“诉苦”类歌谣，这些文艺作品反映了“有钱之人食酒肉，无钱之人食菜根”“有钱之人食不尽，无钱之人饿断肠”“路上几多冻死骨，发财人家酒肉香”的主题，凸显了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之间的矛盾，激发了穷苦大众对富人的憎恨，萌发了改变命运的强烈愿望。

（二）凝聚苏区群众的阶级感情

情感是凝结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无形纽带。受地方观念、宗族观念、家庭观念等封建传统思想的影响，在中央苏区开创之前，苏区群众之间的关系和感情主要以血缘、地缘、宗族为纽带，“在党的工作中只有私人的感情，没有阶级的感情、党的感情、争斗的感情”[22]。为打破这些非无产阶级思想，构建以阶级为基础的个人关系和感情，进而更好地凝聚苏区群众的阶级感情和革命力量，党和苏维埃政府通过多种形式，如群众大会、戏剧、歌谣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强化苏区军民的政治观、阶级观、价值观教育，着力“灌输”和“渗透”“穷人好似亲兄弟，工农原是一家人”“工农是侬亲兄弟，枪支是侬好朋友”等观念，加强了同处社会底层、同要改变命运、同有“共产”信仰的广大军民之间的凝聚力，从而提升了党和红军对工农大众的向心力和吸引力，凝聚了革命力量。梁必业在回忆中央苏区的生活时说：“尽管当时的生活是艰苦的，但是部队非常重视在艰苦环境里解决战士们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特别注意开展部队群众性文娱活动……晚会上大家乐乐，笑一笑，精神非常愉快。”[21](285)这些文艺活动不仅放松了战争环境下带来的紧张与恐惧心理，而且丰富了军民之间的政治情感。

（三）迸发苏区群众的革命激情

勒庞认为：“在既定的条件下，……聚集成群的人，他们的感情和思想全都转到同一个方向，他们自觉的个性消失了，形成了一种集体心理，……受群体精神统一律的支配。”[23]中央苏区时期，党、红军、苏维埃经常通过集会、文艺活动等载体营造宣传动员所需要的氛围，使苏区军民从中受到感染，形成情感共鸣，激发党所需要的革命激情，推动完成不同时期的宣传动员任务。据红军刘宝联回忆：“白天晚上，田头山岗，村前屋后，大会小会到处都可以听到《扩大红军》《十送郎》《莫念家》《十劝妹》等动听感人的山歌。”“沿途彩光灯照耀如同白日，口号声、唱歌声、锣鼓声、琴箫声、喧天震地。”[24]第75 期《红色中华》也报道：在1933 年“五一”节纪念活动中，会场上设有“扩大红军报名处”，“群众在热烈鼓动之下，去报名的非常拥挤”[17](351)。

一般来说，宣传动员的基本环节是：上级组织提出宣传动员目标和要求−下级组织响应，制订具体工作方案（制度）−基层组织和群众性组织传达宣传动员精神−对违反宣传动员精神者进行组织处理−实现动员目标。从宣传动员的环节来看，宣传动员的主体即各级各类组织在宣传动员中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一）完善组织机构

中央苏区时期，党在治国理政的试验中不仅建构了“政党−国家−社会”的组织体系，而且随着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中央苏区组建了大量的群众性组织，“各地的群众组织和群众工作基础都非常坚固,每个村庄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都参加了群众组织,有党的支部、青年团的支部、少年先锋队、赤卫队、儿童团、互济会、反帝大同盟、贫农团、雇农工会、识字班、合作社等等各种各样群众组织”[25]。组织体系的完善，不仅为根据地群众的政治参与提供了良好的平台，而且畅通了党的宣传动员渠道，确保了宣传动员目标得以实现。如，1933 年6 月毛泽东主持通过的《八县区以上苏维埃负责人员查田运动大会所通过的结论》强调：在查田运动中，“乡一级的动员方式应注意：①乡代表会，②工会，③贫农团，④妇女代表会，⑤赤卫军与少先队，⑥其他革命团体，⑦村屋群众大会,必须经过这些机关、 团体和群众大会,才能动员最大力量加入查田运动”[2](486)。

（二）健全制度法规

制度推动是中央苏区宣传动员机制的核心部分，也是中央苏区宣传动员的坚强保障。为推动中央苏区的宣传动员进程，实现宣传动员的目标，党和苏维埃政府围绕不同时段的宣传动员任务，颁布了一系列的相关制度。如在动员苏区妇女参加革命过程中，通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法》等法律法规，赋予了苏区妇女与男子一样的政治权利、经济权利、人身权利和社会地位。此外，在农业合作社的宣传动员过程中，中央苏区先后颁布了《劳动互助社组织纲要》（1933）、《劳动互助社组织纲要》（1933）、《保障春耕运动的顺利进行组织犁牛站的办法》（1933）、《关于组织犁牛合作社的训令》（1933）等纲领性文件。在扩红宣传动员过程中，先后颁布了《苏区中央局特别紧急通知−动员准备第三次战争的问题》（ 1931）、《中国工农红军优待条例》（1931）、《中央执委会关于扩大红军问题训令》（1932）、《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十二号命令−关于战争紧急动员》（1932）、《中共中央给各级党部党团和动员机关的信−为三个月超过五万新的红军而斗争！》（1934）等文件。

（三）发挥组织的强制力量

由于政治和历史的原因，党和苏维埃在宣传动员过程中，也会受到敌对分子破坏，如有组织地策反红军逃跑。据记载，西江县在总结红五月扩红突击中的经验时提到：由于“在上半个月的突击中西江县的领导机关对于肃反工作放松了，所以赤鹅，洛口，小密，庄埠等区反革命分子便大大的活动起来，他们公开的破坏突击运动，造谣说：‘白军快要来了，大家不要去当红军呀！’……便有许多群众被欺骗而逃跑了……全县群众逃跑的共有四五百名”[26]。

同时，受旧思想旧观念的影响，一些苏区群众可能会出现应付、逃避、抗拒的态度，如不愿加入红军、开小差。如宁都县经过扩红，有80 余人去前线，但在20 天内全部开小差回来，个别党员为了躲避上前线，竟把全家带到山上躲藏起来[27]。

为此，党和苏维埃政府一方面通过上门耐心细致地做思想工作，力所能及地解决群众的实际问题。发挥妇女、儿童等特殊群体的独特动员能力，发动妇女、儿童对开小差不归队者、不购买公债的顽固分子进行耻笑等补救措施来提高宣传动员工作成效。

另一方面以国家政权为后盾，对破坏、抗拒宣传动员者施以惩罚，为党的宣传动员工作扫清障碍，以威慑、教育其他人。1933 年12 月20 日第136 期《红色中华》第1 版刊发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命令〈关于红军中逃跑分子问题〉》，命令明确规定：“持枪逃跑者一经捕获一律就地枪决”，“组织逃跑……的领导分子，一经捕获经公审枪决” ，“顽固不归队者……要他赔偿国家及群众损失，并剥夺其选举权”[28]。

如前所述，中央苏区的宣传动员工作有力地推动了党和苏维埃政府的政策方针的贯彻执行，较好地解决了当时的扩红、征粮筹款、农业生产等现实问题，同时又觉醒了苏区群众的革命意识，提高了苏区群众的综合素质。当然在一切服从战争的背景下，中央苏区的宣传动员工作过多地强调服从和奉献，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群众的利益。但从总体上说，中央苏区的宣传动员工作是成功的，其成效是显著的。

中央苏区的宣传动员工作之所以能够取得历史性贡献，究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其模式的科学性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中央苏区宣传动员常用的利益拉动、思想带动、情感驱动、组织推动四种模式，构成了“四位一体”的宣传动员模式，从而较好地把发挥党的领导与体现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把“灌输”与“渗透”、把解决实际问题与解决思想问题统一起来，从而实现了“知、情、意、行”的统一，提高了宣传动员的有效性。正因如此，中央苏区时期宣传动员的基本模式不仅在长征途中和延安时期得到了继承，甚至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宣传动员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作用。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战争的风云早已烟消云散。新时代宣传动员的目标任务、内容方式、对象特点与革命战争时期相比，出现了许多变化，但宣传动员工作的主体没有变，宣传动员工作始终是党教育群众、提高群众、组织群众的重要方式，因而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
宣传动员工作的功能没有变，始终是党凝心聚力、有力推动党和国家在不同时期中心工作的重要途径，因而必须坚持守正与创新，不断提高宣传动员工作的实效性；
宣传动员的工作基本规律没有变，始终是一项群众性工作，因而必须坚持人民至上的政治立场，遵循宣传动员工作的机制原理，等等。中央苏区时期宣传动员工作的基本模式，不仅反映了这一时期宣传动员的实践探索，而且蕴含了丰富的宣传动员工作经验，总结分析中央苏区宣传动员的模式及经验做法，对加强和改进当前的宣传动员工作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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