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化蔓延：宋王朝的圣节互动——以夏丽等国及边疆诸“蛮”为例

宁欧阳

（河南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0）

有宋一代，圣节是对皇帝或垂帘太后（太皇太后）生日的通称。通称之外，每个圣节亦有专门称号[1]如宋太祖圣节名曰长春节，宋神宗圣节名曰同天节，宋徽宗圣节名曰天宁节。。作为皇权因子的圣节具有双重面向，不仅是国内事务，同时更表现为国际事务。为尽可能扩展皇权影响力，宋代统治者继承并发扬了源于后晋的圣节交聘之制[2]管见所及，首次圣节交聘可追溯到后晋时期，天福二年（937）石敬瑭生日天和节当天，吴越国王钱元瓘“进天和节大排方龙座、金腰带一，御衣十二事”。参见:(宋)王钦若等编纂,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卷二):帝王部·诞圣[M].凤凰出版社,2006.(P24)，与西夏、高丽以及海外诸国建立了圣节交聘关系。同时，统治者也利用圣节之机，积极组织边疆诸“蛮”前来朝拜贺寿。圣节交聘是政治的延伸，也是国际间权力关系的再确认。通过这种年复一年仪式化的圣节交聘，交聘双方试图强化相互间既定的等级秩序。就发展态势而言，宋与西夏、高丽及海外诸国的圣节交聘呈现出断续和不稳定的特点。就等级地位而言，与西夏、高丽及海外诸国的圣节交聘中，宋完全处于主导位置。与圣节交聘是国与国之间的互动不同，圣节朝贺指的是宋朝边疆诸“蛮”在圣节时一系列的朝拜贺寿活动。通过这些活动，边疆诸“蛮”得以表达忠心，皇权也藉此扩张。目前，学界对宋代圣节互动已有所关注，且主要集中于宋辽、宋金间[3]聂崇岐.宋辽交聘考[M]//宋史从考.中华书局,1980;黄凤岐.辽宋交聘及其有关制度[J].社会科学辑刊,1985,(2):98;曹显征.辽宋交聘制度研究[D].中央民族大学,2006;陶晋生.宋辽关系史研究[M].中华书局,2008; 李辉.宋金交聘制度研究（1127-1234）[M].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29-30;韦兵.完整的天下经验:宋辽夏金元之间的互动[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89-90;周立志.宋金交聘地方公务接待清单的发现与研究[J].黑龙江社会科学,2018,(1):170.，对于面向高丽、西夏及海外诸国的圣节交聘，以及来自边疆诸“蛮”的圣节朝贺则关注不足。因此，笔者拟对上述不足之处进行探索，期望可以有裨学界。

管见所及，仁宗乾兴年间，宋夏即开启圣节交聘。《宋史》载：“德明自归顺以来，每岁旦、圣节、冬至皆遣牙校来献不绝。”[1](元)脱脱等.宋史(卷四百八十五)·夏国传[M].中华书局,1977.(P13992)之后，因李元昊称帝，宋夏交恶，两国圣节交聘一度中止。庆历年间，宋夏和好，圣节交聘继续进行。庆历三年（1043），宋夏两国使者往返不断。元昊曾遣使向宋朝“要请十一事”[2]“要请十一事”内容包括求请和、求割领土、求割属户等等十一件事，具体请参见顾吉辰.宋夏庆历议和考[J].宁夏社会科学,1988,(3).(P79-85)，其中就包括遣使贺乾元节。该年四月，在一份宋朝诏谕西夏使者贺从勖的文件中，宋朝答应了西夏“许进奉乾元节及贺正”一事[3](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四十):庆历三年四月癸卯[M].中华书局,2004.(P3363)。庆历四年（1044），宋夏正式停止战争，达成和议。该年十月，元昊在上呈仁宗的誓表中说道：“两失和好，遂历七年，立誓自今，愿藏盟府。”并请求获赐“进奉乾元节回赐银一万两，绢一万匹，茶五千斤……及赐臣生日礼物银器二千两，细衣著一千匹，杂帛二千匹”[4](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五十二):庆历四年十月己丑[M].中华书局,2004.(P3706)。李元昊在誓表中所列财物明细甚详，反映出西夏人更重视和议带来的附加经济价值。根据约定，夏国遣使贺乾元节，宋廷要回赐银、绢、茶等物品，夏国主生日时，宋廷也会赐予其生日礼物。庆历五年（1045）四月，“夏国主曩霄初遣素赍酿布移则、张文显来贺乾元节，自是岁以为常”[5](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五十五):庆历五年四月辛卯[M].中华书局,2004.(P3768)。针对西夏贺乾元节使，宋廷给予较高礼遇，例如允许夏国使者赴宴时，“于朵殿上座”[6](清)徐松辑,刘琳等校点.宋会要辑稿·礼:45之12[M].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P1725)。另外，考虑到夏使不适应中原气候，枢密院专门下令“以夏国贺乾元节到阙，令于冰井务三日一次取冰三担，作押伴引意遗之”[7](清)徐松辑,刘琳等校点.宋会要辑稿·食货:55之1[M].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P7251)。关怀可谓细致入微。此后，宋夏圣节交聘或举行、或中断，成为反映宋夏和战关系的晴雨表。

神宗即位后，血气方刚，在王安石辅佐下，意图行“大有为”之政，随着帝国在西北边境推行“开边”政策，宋夏关系也因此进入交恶状态，但两国仍断续保持着交往[8]李华瑞.宋夏关系史[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P345-350)。元丰四年（1081）四月，西夏国内上层统治集团在如何对待汉礼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引起内讧。宋廷君臣认为这是吞并西夏的好机会，遂决心兴兵讨伐西夏。起兵前，专门知会辽国，陈述出兵理由即为“夏国内乱，囚制国主，不知存亡，朝廷回赐贺同天节并遣使赐生日等物，无人承受……近又累犯边，朝廷遣兵问罪，与北朝不相干涉”[9](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一十五):元丰四年八月丙寅[M].中华书局,2004.(P7626)。可见，同天节时夏使入贺及宋廷赏赐等一系列交聘活动，已经成为夏国臣服于宋的一种象征，成为两国和平的一种衍生品。一旦中间某个环节被打破，就意味着和平破灭以及夏对宋的不恭。因此，在照会辽国时，宋廷故意将回赐夏国同天节礼物无人承受之事告知辽朝，作为宋廷出兵西夏合理性的重要理由之一。元祐元年（1086），宋朝君臣论及宋夏关系时，哲宗有言：“向因边臣奏陈，云彼君臣失职，及移文诘问，曾无报应；
神宗皇帝乃出师命将，拯彼阽危。在于夏国主秉常实有大造，而蕃部之人遽敢自绝，侵轶我边鄙，虔刘我吏民，正旦同天，皆不入贺。国家包以大度，置而不问，但绝岁赐，以俟悛心……朕惟江海之大，来则受之，岂复追念往昔，计较细故？宜舍其前日之不恭，取其今兹之效顺，旷然湔涤，与之更始。”[1](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七十四):元祐元年四月辛卯[M].中华书局,2004.(P9064)可见，在宋朝君臣眼中，西夏不入贺同天节确为“不恭”之行为。

哲宗元祐时期，宋夏圣节交聘时断时续，这与西夏国内政治形势密切相关。元祐年间，太皇太后高氏当政，通过“以母改子”的方式罢除神宗时期一些“大有为”与“扩张”之举，选择与民休息，如废除一些新法内容，并且停止对夏战争，双方重新建立圣节交聘关系。元祐元年（1086），枢密院言：“夏国遣使、副诣阙贺兴龙节，请依例赐银、绢、茶，回日降诏。”从之[2](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九十二):元祐元年十一月戊寅[M].中华书局,2004.(P9532)。但在同一年，随着西夏国主李秉常驾崩，年仅三岁的李乾顺即位，朝政开始被太后梁氏及强臣梁乙逋所把持。梁乙逋改变了李秉常的治国理念，对内行迫害专权之事，对外举兵骚扰宋朝边境。

元祐二年（1087），宋为表示弃地求和诚意，下诏册封李乾顺为夏国主，并参照庆历八年例赐西夏“银、绢各三万两，钱三万贯”[3](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九十四):元祐二年正月乙丑[M].中华书局,2004.(P9591)，但西夏却不遣使谢封册之恩、不遣使入贺坤成节，并且持续出兵侵扰宋朝边界，这样的做法破坏了宋夏之间的“君臣”关系，违背了尊卑之礼。于是，宋廷三省、枢密院联合进言，主张出兵惩治西夏，有言道：“风闻（李）乾顺不治国事，有梁乙逋者擅权立威，凡故主近亲及旧来任事之人，多为所害。以为若边塞无事，则奸谋不成，故辄敢犯边，以请地为名，不遣贺坤成节、谢封册使，反覆邀乞，别怀异图，背恩逆理，莫此为甚。若不即加诛，无以威示边境。”[4](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百四):元祐二年八月癸巳[M].中华书局,2004.(P9837)中书舍人苏辙则相对冷静，却也建议朝廷下诏震慑西夏，甚至为诏书列了大纲，大纲中直指西夏君臣“狼子野心，饱而背德，不遣谢使，不资坤成。朕以君道拊之，而不以臣礼报朕，天地所疾，将相咸怒……其令沿边诸将饬励兵马，广为储峙，敢有犯塞，即杀无赦”[5](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百四):元祐二年八月[M].中华书局,2004.(P9856)。对于宋廷而言，考虑到当时宋哲宗即位不久，正在推行罢黜新法、与民休息的政策，故不欲发动大规模边境战争，对西夏侵犯行为，仅采取防御态势。因此，宋廷充分吸收了苏辙的建议，在诏令中指出犯边及不遣使入贺皆权臣所为，如若进兵西夏，将使大量无辜百姓惨遭诛戮。故仅令“诸路帅臣各严兵备，无得先起事端，其所发兵马，权屯次边……若果敢犯顺，即令诸路乘便深入，务要诛锄首恶，不得滥及无辜”[4](P9837)。可见，在赵宋君臣的眼中，西夏不遣使入贺坤成节被视为“背恩逆理”“狼子野心”的不臣之举，以致宋廷“将相咸怒”，欲出兵征讨以示威于边境。该年十月，哲宗下诏：“新历勿颁夏国，以乾顺谢封册及贺坤成节使未至故也。”[1](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百六):元祐二年十月丙申[M].中华书局,2004.(P9884)每年颁赐新历是君臣关系的一种象征，鉴于夏国做出不入贺坤成节的不臣之事，宋廷自然也无需颁新历于夏国了。

另外，西夏不遣使祝寿之举，也引起了宋朝士大夫防备之心。元祐三年（1088）二月，同知枢密院范纯仁言：“今夏人虽受封册，并不遣使入谢及贡贺坤成节，全失恭顺，今秋必恐须至用兵。”[2](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百八):元祐三年二月[M].中华书局,2004.(P9943)很明显，西夏遣使入贺圣节已经成为臣服宋朝的一种象征，圣节交聘中断，意味着双方战争的潜在可能。同时，双方君臣关系亦随之不存，这对于长期以“君王”身份自居的宋廷来讲是无法接受的，因此才会引起赵宋君臣的极大反应。

自元祐二年宋夏关系交恶后，西夏多次派兵侵扰宋境，但多以失败告终[3]如元祐二年，西夏大举进攻镇戎军、泾原路，为宋将曲珍所败。元祐三年二月，侵扰府州。四月，攻塞门寨，为宋将赵卨所败。分别参见:(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百五):元祐二年九月乙丑[M].中华书局,2004:9869;(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百九):元祐三年四月庚子[M].中华书局,2004.(P9869,9966)。连年战争失利，促使西夏考虑缓和与宋的关系。元祐四年（1089）六月，西夏遣使“诣阙谢恩，续遣使贺坤成节”[4](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百二十九):元祐四年六月辛亥[M].中华书局,2004.(P10371)。面对夏人求和之举，宋廷也展示出足够诚意。六月十二日赵卨上言：“夏人近遣使诣阙谢恩，续遣使贺坤成节，请严诫边吏，勿令侵犯。”赵卨专门上书提醒皇帝要严诫官兵，避免破坏来之不易的和平，足见其对和平的重视。朝廷吸取了赵氏的建议，“诏陕西、河东经略司诫约沿边兵将官，不得容纵边人以巡绰、硬探为名生事”[5](清)徐松辑，刘琳等校点.宋会要辑稿·兵:28之33[M].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P9227)。与此同时，宋廷把米脂、葭芦、安疆、浮图四寨地退给夏国，夏国把永乐城俘获宋朝人口退还宋朝[6](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百二十九):元祐四年六月戊申[M].中华书局,2004.(P10370)，两国暂时得以休战。宋廷选择“舍地换人”的举措，塑造了宋政府一心为民的形象，无疑有利于笼络人心、加强统治。同年十二月，西夏遣使来贺兴龙节[7](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百三十六):元祐四年十二月辛丑[M].中华书局,2004.(P10499)。然而，双方在关于归还四寨的边界问题上发生了争执，埋下日后双方再次交恶的火种。特别是熙河将领范育、种谊等人为邀军功，违背宋夏和约，在兰州附近展筑质孤、胜如两堡，这引起了夏人不满。元祐五年（1090），西夏派军队侵犯质孤、胜如两堡[8](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百四十四):元祐五年六月[M].中华书局,2004.(P10687)。正常情况下，两国交战，圣节交聘即刻停止，如苏辙就曾预言“坤成贺使亦当不至矣”[8](P10687)。然而，令赵宋君臣意想不到的是，该年七月夏国依然遣使来贺坤成节[9](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百四十五):元祐五年七月乙亥[M].中华书局,2004.(P10715)。有关这一反常现象，苏辙给出自己的理解：“臣窃谓夏国所遣坤成使臣适至京师，国中遂敢举兵攻城，略无所忌者，意谓筑城之役，曲在熙河，虽朝廷之重，亦必不敢无名苛留其使故也。”并建议朝廷罢免范育、种谊等边将，“更择熙河帅臣，使之怀柔异类，谨修边备”[1](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百四十五):元祐五年七月乙亥[M].中华书局,2004.(P10715-10716)。在苏辙看来，之所以西夏敢在举兵攻宋时仍派遣使者来贺坤成节，主要出于两方面原因：其一，通过进攻堡寨来表明自己的强硬态度；
其二，通过遣使入贺坤成节展示自己的诚意，同时借机表明此次争端乃宋边疆挑起的，错不在西夏。因此，这一看似矛盾的行为，实际是事物的“一体两面”，两者并不冲突。该年十二月，夏国继续遣使来贺兴龙节[2](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百五十二):元祐五年十二月乙未[M].中华书局,2004.(P10850)，也进一步印证了苏辙的看法。

元祐六年（1091），西夏继续执行“边交聘、边侵扰”的对宋政策。《续资治通鉴长编》载，该年六月，“先是，西贼数万人寇定西城及通渭寨。是日，执政聚议，欲绝岁贡，以坤成使人已逼，姑止”[3](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百五十九):元祐六年六月癸巳[M].中华书局,2004.(P10982)。需要强调的是，这种“边交聘、边侵扰”反常现象的出现，与元祐时期赵宋推行妥协退让的对外政策密切相关[4]众所周知，元祐时期，实施“更化”国策，否定熙丰变法，选择与民休息的治国方针。在边境问题上，也停止开边，退还元丰时期攻占西夏的土地，并尽可能避免新的战争。在妥协退让对外政策指导下，宋朝边将不敢主动挑起战争，防御时也束手束脚，致使西夏兵将侵宋时如入无人之境，往往大获而归。参见:(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百六十六):元祐六年九月丁亥[M].中华书局,2004.(P11126)。众所周知，宋廷本想通过妥协政策换取边境和平，然而，宋人的妥协退让非但没换来和平，反而加剧了西夏的飞扬跋扈。西夏兵将不时侵扰宋境，攻城掠地，权臣梁乙逋更是屡出狂言：“嵬名家人管军事，有此功否？南朝曾如此怕否？”“我之所以连年点兵者，欲使朝廷惮我而为国人求罢兵耳。”[5](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百六十六):元祐六年九月辛亥[M].中华书局,2004.需要说明的是，此段文字虽然出自宋人范纯粹上奏之文中，存在为“激将”皇帝出兵西夏而诬陷梁乙逋的嫌疑，但我们看待历史事件，往往需要既“观其言”又“察其行”。结合元祐时期西夏不断进攻宋境的事实，笔者以为，范纯粹此言应非凭空杜撰，大体可信。(P11136)嵬名即指西夏皇帝[6]明道元年（1032），李元昊称帝时，废弃唐、宋所赐的李、赵姓，自号嵬名氏。故后世多用嵬名代指西夏皇帝。。我们可以看到，梁乙逋藐视西夏皇帝军功，并意图使宋朝皇帝惧怕自己，足见狂妄之极。西夏如此猖狂的行为消磨了赵宋君臣的耐心，主战声音逐渐成为主流。随着元祐六年十二月妥协政策代表者范纯仁被贬，元祐妥协退让政策正式破产[7]有关宋对西夏妥协退让政策的形成、发展与破产过程，参见李华瑞：《宋夏关系史》。(P67-73)。此后，宋廷开始对西夏采取强硬态度，圣节交聘再次中断，并且此次中断持续时间较长。

元符二年（1099），夏国主李乾顺灭梁氏亲政，与宋交好。九月，夏国遣使谢罪，见于崇政殿[8](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百十五):元符二年九月庚子[M].中华书局,2004.(P12234)。十二月庚子，兴龙节前夕，李乾顺“差使副令能嵬名济等诣阙，进上誓表谢恩，及进奉御马”，宋廷也“诏依例回赐银器、衣著，各五百匹两”[9](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百十九):元符二年十二月庚子[M].中华书局,2004.(P12343)。中断了七年之久的宋夏圣节交聘得以重启。

此后，宋夏圣节交聘还维持着时断时续状态。元符三年（1100）十月，三省、枢密院奏：“夏国贺天宁节回赐银绢，依例于答诏中豫降赐目，诞辰所颁在岁赐二十五万数中，夏主生日礼物乃在数外。”诏如故事[10](清)徐松辑,刘琳等校点.宋会要辑稿·礼:57之23[M].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P1997)。可知，此时宋夏保持着圣节交聘关系。但崇宁三年（1104），西夏就因不入贺天宁节被宋军攻击。该年十月辛丑，“西贼不贡天宁节自绝臣子之礼，仰陕西河东诸路伺便掩袭”[1](宋)李埴,燕永成校正.皇宋十朝纲要校正(卷十六)[M].中华书局,2013.(P2466)。政和四年（1114），宋夏又恢复了圣节交聘，该年十月“夏人因辽使来贺天宁节，附上誓表”[2](宋)李埴,燕永成校正.皇宋十朝纲要校正(卷十七)[M].中华书局,2013.(P484)。宣和六年（1124），西夏遣生辰使前来祝寿[3](清)徐松辑,刘琳等校点.宋会要辑稿·礼:57之18[M].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P1992)。但自宣和七年（1125）后，贺宋生辰使中未再见到过西夏人的影子。与此同时，自金朝天会二年（1124），夏国开始遣生辰使祝金国皇帝圣寿[4](元)脱脱等.金史(卷六十):交聘表上[M].中华书局,1975.(P1291)，之后，西夏选择在金主生日时遣使祝寿[4](P1391-1414)。这体现出赵宋王朝国力衰微，东亚朝贡中心由宋都移至金都。

宋与高丽的圣节交聘最早发生于太平兴国三年（978）。该年十月十六日，宋廷“宴宰相、亲王以下及契丹使、高丽使、诸州进奉使于崇德殿”[5](元)脱脱等.宋史(卷一百十九)[M].中华书局,1985.(P2803)。可见，高丽使者曾在太平兴国三年入贡乾明节。真宗时期，随着宋王朝国力强盛、国势稳定，高丽和女真也前来贡贺承天节。天禧元年（1017）十一月，“契丹使耶律准来贺承天节。高丽使徐讷率女真首领入对崇政殿，献方物”[6](元)脱脱等.宋史(卷八):本纪第八[M].中华书局,1985.(P163-164)。徽宗时期，高丽曾在本国以寺庙设斋形式为徽宗祝寿。高丽肃宗八年（1103）十月，肃宗“以宋帝天宁节，命太子设斋于奉恩寺”。由于此乃“非常”之举，当时出使高丽的宋朝医官牟介等人专程到奉恩寺观看。事后，肃宗“赐牟介等酒币”若干[7](朝鲜)郑麟趾等著,孙晓主编.高丽史(卷十二):肃宗八年十月丙辰[M].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P338)。宣和六年（1124），高丽更派使者赴汴京祝寿。

有意思的是，有时候宋丽间圣节交流，不是高丽臣服于赵宋实力，或感慕中原文化的结果，而是赵宋君臣在“万国来朝”思想影响下主动“制造”的结果。例如，元丰年间，高丽国人崔举“因风失船，漂流至泉州界，得捕鱼船援救全渡”，后辗转至明州，欲从明州搭乘便船返回高丽国。明州“为置酒食犒设，送在僧寺安泊。逐日给与食物。仍五日一次别设酒食”。此事甚至一度引起神宗注意，神宗专门下旨令明州“于系官屋舍安泊，常切照管”。此后，明州“更与各置衣装，同天节日亦令冠带得预宴设”[8](宋)曾巩撰;朱国富,谢若水整理.曾巩集(卷三十二):存恤外国人请著为令札子[M].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20.(P374)。可见，面对一个因海难漂流至宋境的高丽人，赵宋君臣给予其极好待遇与救助。在神宗生日同天节到来时，更令高丽人崔举盛装参与其中。一般情况下，圣节宴参与者大多为官员，宋廷令高丽人崔举参与其中，至少有两方面考虑：其一，外国人参与，有助于营建“万方来朝”的盛世之象，满足了宋廷对自身“天朝大国”的想象；
其二，高丽人崔举参与其中，能够直观感受宋朝兴盛与皇帝威权，宋廷与皇帝的形象得以传播。可见，令外国人赴圣节宴背后，宋廷君臣有着深厚的政治考量。

一些海外国家使者也不远万里前来祝寿。太宗时期，随着帝国实力不断增强，远在中南半岛的安南，也开始遣使入贺乾明节。雍熙二年（985），国王黎桓“贡金龟鹤香炉象牙白抹绢万匹，贺乾明节。赐其使衣各一袭、银带鞍勒马五匹”。黎桓还因此获得金紫光禄大夫、京兆郡开国侯等官爵，并获赐号“推诚功臣”[1](越)黎崱著,武尚清点校.安南志略(卷十一):黎氏世家[M].中华书局,2000.(P284-285)。咸平六年（1003）九月，东南亚海上强国三佛齐“遣使来贡方物，且言本国建佛寺以祝圣寿，愿赐名及钟。上嘉其意，诏以‘承天万寿’为寺额，并铸钟以赐，其使、副授归德、归化将军”[2](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十五):咸平六年九月庚寅[M].中华书局,2004.(P1211-1212)。三佛齐与宋廷的交往自建隆元年就已存在[3]林家劲.两宋与三佛齐友好关系略述[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62,(4).(P102)，但三佛齐请求在本国为宋朝皇帝建佛寺祝圣寿，此乃首见。对皇帝而言，三佛齐国“承天万寿”寺的修建，从“公”的角度有助于将皇权影响力扩展至海外，从“私”的角度满足了皇帝的虚荣心，这应该是真宗为何“嘉其意”并赐以寺额、大钟，授予使者官职的原因。同年，西亚阿拉伯帝国大食也遣使婆罗钦、三摩泥等人来贡方物。使者们并没有在朝贡后即刻返国，该年十二月的承天节，大食国使者、三佛齐国使者以及蒲端国[4]蒲端国是海上岛国，在占城东面海上，大致位于今菲律宾。参见:杨博文.蒲端和蒲甘[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3).(P123)使者皆在汴京，宋廷“诏赐袭衣，仍预大宴”[5](清)徐松辑,刘琳等校点.宋会要辑稿番夷:4之91[M].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P9827)。如前文所讲，邀请外国使者参与圣节大宴，背后隐藏着浓厚的政治考量。

需要明白的是，对一些外国使者而言，感受盛世与皇权或许不是他们远道而来的目的，他们真正在意的是处于“盛世”中的赵宋王朝所能带来的经济利益。众所周知，北宋时，由于西北被党项人占据，陆上国际丝路中断，宋廷不得不另辟蹊径，将国际贸易重心放在海上商路之上。黄纯艳指出，海上丝绸之路经历千年的发展，在宋代出现了巨大的变革，不仅中国海上贸易空前繁荣，整个亚洲海上贸易也全面进入一个新的阶段[6]黄纯艳.变革与衍生：宋代海上丝路的新格局[J].南国学术,2017,(1).(P50)。伴随着贸易繁荣而来的，就是不断增长的巨额利益空间，处于海上商路的国家无不想分一杯羹，这应该才是南亚、东南亚、东南半岛的一些外国使臣不远万里来朝贺承天节的原因，而上文中提及的三佛齐、大食、蒲端在空间上皆处于海上商路沿线即为明证。三佛齐愿意在本国建佛寺为真宗祝寿，也是该逻辑下的产物。因此，可以说海上商路的存在与繁荣，是支撑外国使节前来恭贺圣节的重要原因，只要海上丝路不断，以圣节朝贡为代表的国际交流就会持续存在；
而海上丝路越繁荣、影响力越大，就会有越来越多国家的使者前来朝贡圣节。故除了咸平六年大食、三佛齐、蒲端三国来贺承天节外，大中祥符八年（1015），印度半岛古国注辇国遣使者娑里三文等人来贺承天节，并“诣启圣禅院会僧祝寿”[1](清)徐松辑,刘琳等校点.宋会要辑稿·礼:57之34[M].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2007。关于注辇国遣使贺宋，《诸蕃志》记载更加详细:“注辇国，西天南印度也，东距海五里，西至西天竺千五百里，南至罗兰二千五百里，北至顿田三千里。自古不通商，水行至泉州四十一万一千四百余里……大中祥符八年，其主遣使贡真珠等，译者导其言曰：‘愿以表远人慕化之意。’诏阁门祗候史祐之馆伴宴锡，恩例同龟兹使，适值承天节，其使获预启圣院祝寿。”参见（宋）赵汝适著,杨博文校释.诸蕃志校释:卷上.志国注辇国[M].中华书局,2000:74-76.。可见，面对圣节交聘，不同的群体有不同的目的，这些目的互相交融在一起，共同推动着圣节交聘的发展与运行。

圣节是依托于皇权而被建构出来的政治节日，其设立目的是为政治统治服务的。圣节的制定与举办，是一个“以权力生产权力，以权力维护权力”[2]赵克生.习仪与纠仪：明代朝仪的秩序追求[J].北京社会科学,2020,(12).(P12)的过程。为确保皇权可以被更多民众所感知，统治者试图将作为皇权因子的圣节推行到更边远的地域。

赵宋建国后，随着影响力逐步扩大，越来越多“化外”之人也主动或被动参与进圣节祝贺中来。景德年间（1004-1007），“南蛮”侵扰邕州，朝廷派名将曹克明为邕州知州，负责抵御“南蛮”入侵。当时，“左、右江蛮洞三十六，克明召其酋长，谕以恩信，是岁承天节，相率来集。克明慰拊，出衣服遗之，感泣而去。独如洪峒恃险不至，克明谕两江防遏使黄众盈引兵攻之，斩其首领陆木前，枭于市”[3](元)脱脱等.宋史(卷二百七十二):曹克明传[M].中华书局,1985.(P9317)。可知，对于“南蛮”各部，曹克明采取恩威并施的手段。臣服于赵宋王朝的“蛮”部，在承天节相集于邕州，以表达对赵宋王朝的效忠，承天节在此处成为了皇权化身；
曹克明对这部分“蛮族”首领也毫不吝啬，不仅在情感上安抚之，还赏赐他们衣物。对承天节不至邕州表达臣服之意的“蛮部”首领陆木前，曹克明则派兵进行攻击，不仅斩杀其人，还专门将其首级悬挂于闹市，此举无疑可对其他“蛮部”首领起到强烈的心理震慑作用。因此，可以看到，承天节时“南蛮”相集邕州，是在强大的军事压力之下权衡利弊的结果，“蛮族”首领此行目的更多应是保全自身，而非感慕于皇恩。在这种背景下，“蛮族”首领最后“感泣而去”，除了确被宋廷安抚举措感动外，或许还带有一定的表演性质。

为边境安宁，宋廷安抚举措多种多样，除赏赐衣物外，有时也会授予“蛮族”首领官爵并给予“蛮部”一些生活必需品。“蛮族”首领在利益诱惑下，多会前来贡贺承天节。如大中祥符四年（1011）十二月，夔州路转运使言：“近置暗利寨，有为恶蛮能率属归投者，望补其首领职名，月给食盐。”得到皇帝许可。在这一政策激励下，次年二月，洛浦峒刺史田仕琼贡溪布三百匹，磨嵯峒主张万钱贡溪布三百匹，来贺承天节[4](清)徐松辑,刘琳等校点.宋会要辑稿·番夷:5之78[M].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P9883)。如果说曹克明在邕州对付“蛮夷”的手段是“威逼”的话，那么夔州所用的方法则是“利诱”，两者结合，共同促进宋廷更好地解决了边疆安全问题。

元祐时期，又出现“蛮夷”入贺兴龙节的案例，这与当时宋廷的边疆政策存在密切关系。神宗时期，“天子方用兵以威四夷”[5](元)脱脱等.宋史(卷四百九十三)·蛮夷一[M].中华书局,1985.(P14180)，在生存压力下，众多“蛮夷”纷纷选择内附。随着哲宗即位，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朝政被以司马光为首的“守旧派”掌控，他们主张废罢“新法”，停止开边，与民休息。在这种情况下，“诸蛮复叛”，然而“朝廷方务休息，痛惩邀功生事，广西张整、融州温嵩坐擅杀蛮人，皆置之罪”[1](P14181)。这导致边将束手束脚，进一步加剧了“蛮夷”对宋境的侵扰。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宋廷开始出兵镇压，“蛮部”继而纷纷投降。元祐四年（1089）十一月四日，“溪峒知堡静州彭儒武、押案副使彭仕贵、知永顺州彭儒同、押案副使彭仕亮、知渭州彭师聪、押案副使彭仕顺各进贡兴龙节、冬至、正旦节溪布有差。十七日，溪峒知龙赐州彭允宗、押案副使彭允金、知监州彭仕明、押案副使彭儒勇、知吉州彭儒崇各进奉兴龙节、冬至、正旦节溪布”[6](清)徐松辑,刘琳等校点.宋会要辑稿·番夷:5之91[M].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P9893)。需要一提的是，彭氏家族长期作为羁縻州的首领，始终与宋廷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仁宗时期，彭氏家族就曾在圣节时贡献方物，如皇祐三年（1051），“以辰州溪峒彭师宝置上溪州，仍令乾元节贡献如旧。师宝，仕义之子，自庆历四年绝其贡奉，至是，累投本路纳款，求知上溪州，故特命之”[7](清)徐松辑,刘琳等校点.宋会要辑稿·番夷:5之83[M].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P9887)。可见，彭氏家族与赵宋“时叛时附”的关系由来已久。因此，面对彭儒武等人的再次归附，哲宗也照例下敕书安抚。《宋大诏令集》有载：“彭元宗，省所进奉兴龙节溪布三十六匹事，具悉。汝世能保境，志在观光，远修任土之宜，来备充庭之实。载惟忠恪，良极叹嘉。故兹诏示，想宜知悉。”[8]司义祖整理.宋大诏令集(卷二百四十):赐溪洞彭儒武等进兴龙溪步敕书[M].中华书局,1962.(P946)可以看出，“蛮夷”的归附与否是与宋廷的边疆政策密切相关的。当宋廷与民休息之时，“蛮夷”多采取进攻态势；
当宋廷积极开边之时，“蛮夷”则纳款上贡以表臣服。对于“蛮夷”来讲，选择在皇帝个人生日时进贡贺寿，无疑是表忠心的一条良好途径。

圣节期间，“蛮族”民众也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与宋廷进行互动。例如，一些“蛮人”会选择在圣节进献祝寿诗歌。大中祥符八年（1015）十二月，同平章事王钦若“上承天节四裔献寿歌，上和之”[9](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十五):大中祥符八年十二月壬午[M].中华书局,2004.(P1958)。四裔献寿歌祝寿，营建了“天下归一”“四方臣服”的盛世之况，真宗乐于看到此局面，故心悦而和之。除献诗歌祝圣寿外，部分“蛮部”首领还专门到寺院为真宗祝寿，天禧四年（1020）闰十二月，在承天节即将来临之际，溪洞蛮知古州何光普，“以钱银诣鼎州梁山观音院会僧祝圣寿”[10](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十六):天禧四年闰十二月庚戌[M].中华书局,2004.(P2231)，以此表达对宋廷的臣服。

一些“蛮族”首领也会在圣节时趁赴地方圣节公筵。《岭外代答》载：“大观初，置融州为黔南经略使所，管皆夷州帅府地……每岁圣节，蛮酋赴宴颇多，旧日帅府规模，尚可睹矣。”[11](宋)周去非著,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校注(卷一):融州兼广西路兵马都监[M].中华书局,1999.(P51-52)《方舆胜览》对融州圣节公筵记载更为详细，指出融州民猺杂居，“昔石湖范至能帅桂林，尝请于朝，每岁令猺人预圣节锡宴。除属县塞堡外，州庭几千人，列坐两庑下。皆椎髻，罽衣以青红染纻织成，花缦为服；
吹匏笙为乐，听之如聚蚊声；
十数联袂，眩转而舞，以足顿地为节。刻木为契约，字画如梵书，不可晓”[1](宋)祝穆撰,祝洙增订,施和金点校.方舆胜览(卷四十一)[M].中华书局,2003.(P737)。可以想象，在遥远的帝国边陲融州[2]辖境相当今广西三江、融安、融水、罗城等县地。，一个皇帝根本不可能莅临的地方，每逢圣节时，“蛮部”人员奇装异饰、稀字怪画、吹笙作乐、翩翩起舞，汉猺之民加起来共有几千人共同聚集州庭为皇帝祝寿。这一场景定会对参与者与观看者造成强烈的心理影响，使他们认识到皇帝无处不在、皇权无处不在。在这样的氛围中，皇权得以传播、民族间得以交流，圣节的政治意味得以彰显。

为尽可能扩展皇权影响力，宋朝统治者积极组织开展圣节互动。圣节互动包含两方面，既有面向国外使者的圣节交聘，又含来自国内边疆诸“蛮”的圣节朝贺。有宋一代，统治者继承并发扬了源于后晋的圣节交聘之制，先后与多国建立了圣节交聘关系。与宋辽、宋金之间相对稳定的圣节交聘关系相比，宋与西夏、高丽等国圣节交聘呈现出断断续续、不稳定的特点。宋与西夏圣节交聘源于乾兴年间，之后两国时战时和，圣节交聘也因此断断续续。至宣和七年后，宋夏圣节交聘终止，西夏奉金国为宗主，开始入贺金主生日。随着宋王朝影响力日广，高丽及海外诸国也会偶尔在圣节时前来贺寿朝贡。同时，统治者也利用圣节之机，积极组织边疆诸“蛮”前来朝拜贺寿。通过朝贺活动，边疆诸“蛮”得以表达忠心，皇权也藉此扩张。

圣节是一场规模宏大的盛会。可以想象，皇帝生日当天，许多外国使者长途跋涉、不远万里前来祝寿，近者如西夏、高丽，远者如大食、三佛齐。在上寿当天，各国使者齐聚一堂，身穿各样服饰，向宋帝行臣子之礼，形成一幅“万国来朝”“万国衣冠拜冕旒”[3](唐)王维.王维全集(卷十):和贾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P52)的场景。同时，边疆诸“蛮”也在圣节当天通过上贡、作诗、赴圣节宴等方式向宋廷表达忠心，形成一幅“万民归附”的情景。这对于军事相对孱弱的赵宋王朝而言，无疑是值得骄傲与值得记载的事情。此情此景亦是赵宋君臣塑造“太平盛世”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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