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水”为脉，挖掘和传承中华人文阐释模态

罗瑶

（1. 赣南科技学院，江西 赣州341000；
2. 江西理工大学知联会， 江西 赣州 341000）

对中华民族传统精神的传承和弘扬是实现中国梦的精神支柱。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习近平指出“要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把艺术创造力和中华文化价值融合起来，把中华美学精神和当代审美追求结合起来，激活中华文化生命力”[1]。挖掘中华优秀文化，为艺术创造力提供精神能量，建立以传统文化为根基的艺术系统，创作与新时代同频共振的艺术作品是艺术实践者的当务之急。

世界绘画史也是一部可以看见的世界文明史。绘画艺术通过千姿百态的形象阐释其艺术精神。色彩、线条、形状等，绘画阐释符号能否映射具有进步意义的艺术精神，决定了绘画作品是否具有价值。中华文化具有独特的文化基因、文化品格，这与中华文化具有独特的人文阐释符号、阐释模态息息相关。以“水”为源，以画为媒，挖掘和传承中华人文阐释模态，目标在于建立以传统文化为根基的绘画系统。

（一） 研究出发点和方向

对中华人文阐释模态的研究是基于美术学研究的创新性研究方向。在对“水”主题绘画的理论阐释研究中，对汉字源头的认识一般到甲骨文为止。中国历史上被大众广泛认知的图画符号“八卦图”和“河图洛书”与汉字、《易经》之间具有文脉关系，但学界尚缺乏对此文脉与中华人文阐释模态的关系研究，对中华人文初始阐释模态更缺乏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挖掘和创新性传承，挖掘和传承中华人文阐释模态因而具备了拓展性的探索意义。“水”为中华文明之源，以“水”为脉、以画为媒是挖掘和传承中华人文阐释符号、模态的艺术路径。对中华人文阐释模态的挖掘研究要先从构成其系统的阐释符号开始，历史辩证法和唯物辩证法是贯穿和指导整个研究过程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本文运用文献研究法，大力开展脉络挖掘和梳理，而对中华人文阐释模态的传承，又回到研究的出发点，即对“水”主题绘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艺术系统构建上。

（二） 研究内涵简述

关于“阐释”的解释较为丰富多彩，其与哲学、史学、法学、文艺学、宗教学、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等有密切的关系[2]。西方阐释学在20世纪60年代后逐渐成为一门在方法论、本体论等方面趋于完备的学科。20 世纪80 年代开始，西方阐释学主要以“解释学”或 “诠释学”影响中国。科学的阐释观应该是真理性、创造性和辩证性的统一，中国的阐述学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纵观人类文化艺术发展史，人文阐释符号与模态自人类文明的萌芽起就已经存在。大约四万年前，人类产生了语言，通过言传身教，人类的合作性、协同性得到极大提高。在口语基础上，人类又创造了最重要的人文阐释符号——文字，文字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人类通过创造阐释符号、构建阐释模态实现传递信息、建立沟通与合作网络，由自然动物发展为社会动物。文字是语言记录符号，记录着人类文明的脉络；
红绿灯色彩是交通符号，传达停或行的交通信息；
太极图是图形符号，浓缩着中国传统文化阴阳对立与统一的朴素辩证思想，文字、色彩、图形等都是人类创造的关于记录与视觉的人文阐释符号，这些符号都传达着相关的人文信息。人文阐释模态是以阐释符号为基本元素构建的系统，阐释的目标是传达信息，使人类相互理解、产生共鸣、协同合作。人文阐释模态可以理解为人类在建立群体性、社会性的劳动过程中，形成的利于相互理解的常态性的交流方式或者系统。可以说，没有中华人文初始阐释符号的创造和人文阐释模态的构建，就没有延续五千年的中华文明。挖掘和传承中华人文初始阐释模态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神圣使命。

世界上所有的文字在萌芽期间都是以刻符、岩画、文字画三种图画形式出现的，在此基础上经过图形简化，形成了人类最早的表形文字，它们分别是美索不达米亚的楔形文字、古埃及的象形文字、中国的汉字、美洲大陆的玛雅文字等。至今，汉字是唯一还在使用且影响亚洲的文字。绘画可谓是文字之母，由文字构成的理论体系在不断丰富和发展，又促使绘画不断提升其精神能量，焕发出璀璨的精神光芒。中华人文初始阐释符号和阐释模态与“图”息息相关，具有形象生动、丰富多彩的美学特征，形成了中华文化独特的品格。“水”孕育了中华传统文化内核性的文化基因和民族精神，以“水”为脉，以绘画艺术为媒介，通过构建“水”主题绘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艺术系统，对传承中华人文阐释模态进行探索具有拓展性价值 。

对中华人文阐释模态的挖掘研究要先从构成其系统的阐释符号开始。阐释符号和模态是一种手段和媒介，也是信息和精神的载体。

（一） 以“水”为脉，挖掘中华人文初始阐释符号

以“水”为脉，从源头挖掘中华人文初始阐释符号，对“河图洛书”“八卦图”“伏羲氏”和汉字的脉络关系进行研究，具有寻觅中华文化基因的价值。实证主义哲学、史学认为人类思维模式按照直觉→推理→实证的轨迹发展，并形成与之相关的神学、形而上学、科学研究。“把人类理想中的事物和人物涂抹上一层神奇的色彩，这是各大文明在其幼年时代所常见的现象”[3]。

“河图洛书”“八卦图”“伏羲氏”就具有这样的神奇色彩。

1.“河图洛书”与“八卦图”的脉络关系

文明初始的神话与传说，往往体现民族集体记忆，蕴含着最初的文化基因和文化形态，呈现出人文初始的阐释符号与阐释模态。“河图洛书”“八卦图”、汉字和“伏羲氏”具有千丝万缕的关联，对其脉络的梳理证明至关重要。为避免将神话、传说一律视为迷信的偏见，运用文献研究法证明至关重要。据《尚书》记载，伏羲氏是三皇之一。根据学者研究，伏羲氏出现于公元前6000 年至公元前5800 年[4]。传说伏羲氏时代，黄河里跃出一匹龙马，背驮“河图”，伏羲氏依“河图”创作了先天八卦图。到了大禹时代，黄河支流洛水又浮出背负“洛书”的神龟，大禹借鉴“洛书”创立了五行思想，依此治水成功，划天下为九州，并制定九章大法，治理天下。《周易》: “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5]人文始祖伏羲是人中之王，更是中华民族集体记忆中存在的一个文化意象，“八卦图”是伏羲氏效法自然，沟通天地人神的人文交流符号、阐释符号。《周易》：“天生神物,圣人则之；
天地变化，圣人效之；
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
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6]这可以阐释为“河图洛书”是天赐神谕，圣人是人与“天”沟通的桥梁，“天”的神明属性在中国文化中一直是杂存、隐含的；
“天”在很大程度上是实在的宇宙与自然界，以朴素的物质自然性为主[7]。中国人的“天”更接近于自然神。“天”将吉凶以“象”的直观方式神启于民间，这个“象”就是河图洛书。《墨子·非攻下》载有“河出箓图”句。“箓图”即“河图”，“箓”意为传达天命、神谕之文书。王充 《论衡》:“《图》出于河，《书》出于洛。河图、洛书，天地所为，人读知之。”[8]郑玄《六艺论》: “河图洛书，皆天神言语，所以教告王者也。”赋予河图洛书神赐的属性。《史记集解·孔子世家》孔安国讲“河图，八卦是也”，道明河图与八卦图的直接关系。刘成纪认为“到东汉时期，这种神赐观念则成为纵贯朝野的共识性判断”，“将作为神赐或自然生成的河图洛书置于伏羲作卦之前”[9]。《汉书·五行志》记载“刘歆以为虙羲氏继天而王，受《河图》，则而画之，八卦是也；
禹治洪水，赐《雒书》，法而陈之，《洪范》是也。圣人行其道而宝其真”[10]， 这意为伏羲氏领悟神谕“河图”画出八卦图，大禹领悟神谕“洛书”治水成功。《尚书》记载周康王继位大典上陈列的天书即河图洛书，《尚书·顾命》中的“大玉、夷玉、天球、河图，在东序”是说周成王葬礼上的宫殿布置有“河图”，可见“河图”的真实存在和其具有的“礼仪”“祭祀”的社会属性。南宋朱熹将“一六居下”的图式指为河图，将“戴九履一”的图式指为洛书，并将这两种图式置于《周易本义》卷首。根据清代学者黄宗羲、黄宗炎等对宋易“河图洛书”的考据，河图洛书的具体图形还存在争议[11]，但中华文化最早的人文阐释符号非“河图洛书”莫属，其从黄河与洛水中显现的方式，承载着中华民族对“水”寄托的神圣意蕴。“伏羲氏”是中华民族集体记忆中存在的人神沟通的桥梁和文化意象，其借鉴“河图”画的“八卦图”体现出人神沟通符号的特征。“河图洛书”“八卦图”是中华人文初始最经典的人文阐释符号。

2.“八卦图”与汉字的脉络关系

西汉孔安国《尚书序》: “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12]这是说伏羲创造了汉字代替结绳记事，然后出现文集。高明认为“汉字是受原始图画的启示而创造出来的,最早的字体是象形字”[13]。王晖认为“商代甲骨金文中有相当一批文字符号在新石器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时期就开始出现了——不过那时可能只是文字性的符号”[14]。黑格尔谈到过六十四卦，并讲“中国人把这些形象当作他们一切文字的来源，因为人们在这些横线上加上了一些直线和各种方向的曲线”[15]。甲骨文中的“水”字即是八卦中的坎卦卦象转90 度，后发展为小篆，也依然保持这样的结构。从汉字构造象形、指事、会意、形声等六书特点，以及八卦图、甲骨文与汉字的种种脉络，或可以推断中华语言记录符号汉字来源于伏羲八卦图和六十四卦。汉字和更具抽象的英语、拉丁语等语言文字相比，具有更加形象的特点。

总之，“河图洛书”来源于“水”，以传说和神启的方式直观显现，由“河图洛书”发展为人神沟通符号——伏羲氏“八卦图”、六十四卦，再由卦象发展为中华民族语言记录符号——“汉字”，最终形成“河图洛书”（神谕符号）→“八卦图”（人神沟通符号）→汉字（中华语言记录符号）的中华人文初始视觉阐释符号的发展脉络。

（二） 以“水”为脉，探源中华人文初始的阐释模态

西周时期，周文王在伏羲氏八卦图基础上作后天八卦图，其中“坎”卦象征“水”，“兑”卦象征“泽”，皆与“水”有关。八卦图结合阴阳思想演化为六十四卦，成《易经》，后孔子作《易传》讲到八卦图与六十四卦的演化过程为“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其中“三才”也即天、地、人，一个三才用三个爻的符号表达组合构成八卦的符号体系，“兼三才而两之”就是两个三才也即两个三爻演化出六十四卦。《易经》包括六十四卦卦象和卦辞、爻辞，以卦象为主，卦辞爻辞配合阐释象旨，两者合力，形成图像与语言相结合的人文阐释系统。西汉后期《易经》被儒家奉为六经之首，《易经》所蕴含的朴素的辩证法和天地人整体观是中华文化的基石，也是中国历代美学关于艺术创造的理论基础，形成了“和谐”“气韵生动”等中华美学思想和艺术创作理论。

《易经》与《易传》组成《周易》，也即以三圣（伏羲、周文王、孔子）为代表的集体智慧成就《周易》。《周易》是《易经》融入儒家文化的渠道。《周易》与水有关的坎卦和兑卦，原文为：“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劳卦也，万物之所归也。故曰：劳乎坎。”可以阐释为坎卦为水，属正北方位，正冬季节，万物归藏、休藏之象。“兑，正秋也，万物之所说也。故曰：说言乎兑。”[6]可阐释为兑卦季节属秋，有万物皆长成的喜悦感，欣欣向荣之象。《周易》说卦传中，坎卦为“中男”，比拟为人的“耳朵”，如身陷泥坑的“猪”，象征卑下、坎坷、忧虑、困难；
兑卦为“少女”，代表湖泊，比拟为愉悦之言的“口”，喜悦温顺的“羊”。八卦的卦象与季节、自然现象、家庭伦理、人体部位、动物、社会伦理对应，形成朴素和具有整体性的人与自然同构的模式，其基本素材来源于中国古人对自然和生命的观察。六十四卦对应相应场景，与“礼仪”“礼治”的社会秩序相应，蕴含“人、自然、社会为共生体”“统一和谐”的美学思想。法国史学家和批评家丹纳也有类似共通性认识：“美学本身便是一种实用植物学，不过对象不是植物，而是人的作品。因此，美学跟着目前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日益接近的潮流前进。”[16]丹纳认为人类生命与自然具有共通性，美学趋向于自然科学并息息相通。

《周易》是一部蕴含丰富人文思想的卜筮之典籍，历来被看作“弥纶天地，无所不包”。“卜筮”最初可能为原始祭祀活动，后衍生为礼仪。《周易》试图建立一个对自然、社会、人类的发展等种种现象的总体概括说明的阐释模式。“只有在《周易》出现之后，中国美学的哲学基础才真正清晰地呈现出来。”[17]中华医脉第一文献《黄帝内经》在理念上与《易经》有深刻的联系，是人体生命对《易经》智慧的发展与实践。孙思邈这样说：“不知《易》，不足以言太医。”在数千年的历史中建立起的中医学理论体系，认为人的生理系统与自然系统同频共振，人的肺腑组织生理运行与自然界的阴阳变化规律相对应，人与天地以气相通、相应相合，自然界阴阳变化规律也是人体生命变化的基本法则。《周易》对当代所有学科的启迪性、共通性也让人深思。据史料记载，《易经》在三千两百多年前已传入希腊，16 世纪被译为拉丁语及法文传入西欧，1822—1823 年黑格尔在柏林大学第一次讲授世界史哲学时，讲到“伏羲氏”与“八卦图”的传说：“这个八卦图是《易经》的基础，这部书就是对这些线条所作的沉思。”[18]荣格认为《周易》展现的是“统计方式”，和西方强调的“因果规则”相比，“统计方式”更符合真实[5]。1948 年大韩民国政府成立，国旗图案是对伏羲八卦图的借鉴，可见中华文化的影响力。

综合对中华人文初始阐释符号、阐释模态的探源研究，以“水”为脉，形成中华人文最初的发展脉络：“河图洛书”（神谕符号）→伏羲“八卦图”（人神沟通符号）→汉字（中华语言记录符号）→《易经》（中华原始典籍）→《易经》+《易传》成《周易》；
形成以《易径》为代表的中华民族最初的文化范式：“卦象”（图像）与“卦辞、爻辞”（语言）二者相结合的中华人文阐释模态。这样的模态与现代“标志设计”有异曲同工之妙。“标志设计”是图形与文字相结合的一种视觉传达符号，将商业、文化等众多信息浓缩为“标志符号”，具有超越国界的强大信息传达和交流的功能。成熟的标志设计产生于20世纪初西方现代主义设计思潮，而早在数千年以前中华原典古籍《易经》就已经精彩呈现由图像与语言表达。

理论研究与绘画实践相结合是传承中华人文阐释模态的科学观和方法论。关于对中华人文阐释模态的传承，是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的，对传统模式进行中西相融性、当代性的发展探索，注重多学科交叉研究，注重艺术思维与科学思维的结合。由此，从“水”绘画实践中开展的理论研究探索，在寻觅本根性的文化基因和文脉中吸纳精华后，在与新时代脉搏同频共振中重新出发，探索建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水”绘画艺术系统。

（一） 传承中华人文初始阐释模态，构建“水”绘画艺术系统

构建“水”绘画艺术理论（语言）和绘画（视觉）相结合的艺术阐释系统，是以“水”为脉，以画为媒对中华人文初始“象”与“辞”结合阐释模式的延续和发展，也是对中国画融诗书画印为一体的传统文脉的“温故知新”，更是对当下存在艺术作品匠气、类同化、缺乏精神建设等现象的反思和行动。古往今来，不少艺术家既是理论家也是画家，中国有为传统绘画奠定基础的东晋画家、理论家、诗人顾恺之，西方有为现代抽象绘画艺术奠定理论和实践基础的画家、美术理论家康定斯基。传承中华人文初始阐释模态，构建“水”绘画艺术系统，以融合性、传承性、创新性为核心理念，一是追寻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和精神之根，从中华民族最早的文化记忆、文化符号、文化意象、人文阐释模式进行溯源研究；
二是研究涉及美术学、美学、阐释学、符号学、历史学、哲学等学科，趋向于多学科交叉研究探索，契合新时代学术研究趋势；
三是从水的三种状态，从水的自然景观到人文景观进行绘画阐释，注重“水”作品系统性构建，趋向于艺术思维与科学思维相结合的探索；
四是从精神到画技注重中西交流，崇尚感性与理性相结合的思维模式，注重绘画形式具象与抽象的结合；
五是注重“水”之中庸、和谐等中国人文精神与马克思主义思想相结合的研究探索。

构建“水”绘画艺术系统的核心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缺乏理论性精神引领的绘画实践必将是空洞或者哗众取宠的，没有人文精神、美学思想的绘画不可能为新时代贡献审美价值。关于造型艺术的美学价值，康德给予绘画优先地位：“部分是因为它作为描绘艺术是其余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
部分是因为它能够比其余造型艺术所允许的更远地深入到理念的领域，也与这些理念相符合而更多地扩展直观的疆域。”康德的上下文是“从确定的理念到感觉”，并认为“美的艺术就需要想象力、知性、精神和鉴赏”。要避免对康德“美者是无需概念”“美的艺术必然地必须被视为天才的艺术”的 误 解，“原 创 性”“示 范 性”“灵 感”“成 为 艺 术规则”是康德给予天才的属性，“规则”和“示范性”自带普遍性和规律性[19]。关于对真理的追求，著名美籍汉学家宇文所安认为，西方真理观重“理念/本质”，中国真理观重“显现”，同是求“善”,柏拉图的兴趣在于认识“善”这个“理念”，孔子的兴趣却是“如何在具体的个案中识别善”[20]。“水”绘画艺术实践，可以拓展艺术家群体创作与个案探索相结合的绘画阐释路径。群体创作突显丰富性，个案则呈现完整性，群体的丰富性体现在每一个艺术个体都各有风格和见地。但群体的每一个个体艺术频率和振幅都各不相同，因而，群体实践很可能成为单一、零散的合集，常常难以达到与引领性理论同频共振的文化效应，造成理论与实践分离、脱节的局面，理论往往难以发挥对群体实践的精神引领价值.这也是学界长久存在的一个难点和发展瓶颈，相对于各自为政的群体创作实践而言，艺术家个案探索，最有可能达到艺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二） 构建“水”绘画艺术系统——以罗瑶绘画个案为例

出于对“水”生态危机的关注和“水”人文精神的滋养，罗瑶“水”主题的绘画系列作品艺术实践至今已有18 个年头，见证了中国生态文明和中国梦的进程。罗瑶一方面通过理论研究提升“水”绘画艺术的深层次阐释，追求真善美的统一；
另一方面传承中华人文阐释模态，通过理论与绘画实践二者合力阐释，拓展“水”绘画人文艺术交流和传播的渠道，探索建立具有科学观的绘画艺术阐释新体系。罗瑶绘画个案注重“水”主题绘画作品的系统化：第一，表现清泉、小溪、瀑布、大河、湖泊、大海等不同生态之“水”；
第二，表现液、气、固态等不同状态之“水”；
第三，表现具象与抽象之“水”；
第四，表现江南水乡、水村等人文景观之“水”；
第五，表现海洋之“水”；
第六，表现新时代之“水”。“通过‘视觉艺术’可以透视一定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信息”[21]，从“水”绘画映射“水”精神，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在理论研究方面，罗瑶对“水”之人文精神进行了梳理，从中、西方与“水”相关的哲学、美学、宗教、历史、水利工程等领域去探寻，力求从跨界、交叉的领域寻觅“水”精神，注重本根性的人文精神的升华，注重中、西方的艺术精神交流和交融，注重跨界拓展艺术思维和实践，以提升绘画创作的精神内涵。从2004 年起罗瑶相继发表“让艺术建立科技时代人们的美好精神家园”“论美育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重要地位”“艺术是智慧的创造”等学术论文，出版中英文专著《罗瑶油画作品集》。罗瑶在论文和专著中强调“随着人类物质追求的不断满足,与物质相协调的精神却受到冷落,人文精神的失落已成为全球性的问题”[22]，“艺术家应该构建自己立体的艺术生命，从画面到心灵。世界需要具有全球视野，而又没有丧失文化人格的中国艺术家”[23]等观点。罗瑶力求在本根性的人文精神阐释模态基础上，构建起中西交融的艺术渠道，追求真善美的统一，探索建立具有科学观的绘画艺术阐释新体系，创作真诚又具精神含量的艺术作品。

在实践方面，中西交融是罗瑶绘画创作的核心。罗瑶运用油画和中国画进行表现，技法具中西兼容的独创性，例如，在油画创作中，强化“线”的表现形式，而这种线的运用，需要艺术家对中国书法和白描都要有较多的艺术实践，才能做到在油画创作表现时自然而然、酣畅淋漓的感性发挥。除此之外，她也注重在油画表现中植入中国画勾、皴、点、染等技法，同时对中国画“留白”“虚实”的处理方法也有较多的借鉴。而在中国画创作中，她又融入西方绘画对造型、色彩等的观察和表现方法，对一点、二点、三点透视规律都有所运用，并综合运用到西方的写生色彩体系、构成色彩体系，通过绘画艺术映射“水”之人文精神。罗瑶的中西交融之“水”主题绘画，从小溪到清泉、大河、湖泊、大海，表现水的不同类型；
从水到云、雪山表现水的不同形态；
从具体之水到抽象之水表现水的不同形式；
从中国之水到世界之水；
在绘画风格上是对意象主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印象主义、抽象主义、表现主义的领悟和创新融合，通过“水”绘画映射“水”精神，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通过探索，罗瑶“水”系列油画创作获得一些成果：2011年，油画作品“田坝河之歌”获首届全国高校美术、设计大奖赛教师组“二等奖”；
同年，油画作品“流水”获展望十年美术教育论坛暨2011 全国教师绘画作品展高校组“二等奖”；
2012 年12 月，油画作品“水（一）”“水（二）”“黄山清泉”“游”在期刊《美术观察》上发表；
2013年，6幅“水系列”油画作品应邀参展纽约州立大学联展计划，获美国国家艺术委员会颁发的“艺术成就奖”；
同年，水系列油画作品之一“逍遥游”参展27届亚洲艺术大展。2014年，井冈山清泉系列油画作品参展美国“LA ART SHOW ”（图1、图2）。

图1 罗瑶油画：井冈清泉1号（直径100 cm）

图2 罗瑶油画：
井冈清泉2号 （直径100 cm）

2014 年，“甘霖” “水之花”“水之乐”“水之光”等4 幅油画作品在《美术大观》上发表。2016 年，罗瑶个展亮相美国“LA ART SHOW ”，展出6 幅水系列油画作品（图3、图4）和8 幅中国画山水作品。油画作品“湖”被博览会纸本文献专版介绍且荣登文献和艺术博览会导图封面。图1 至图4，借鉴了“太极图”的圆形图式。2014 年11 月《现代青年》以“罗瑶，像水一样活”，分11个版面介绍罗瑶水系列油画作品艺术。2017 年，罗瑶绘画个展亮相俄罗斯乌苏里斯克。罗瑶的2幅水系列油画作品、8幅中国画作品参展“中俄艺术家美术作品交流展”，获“艺术荣誉奖”。2019年11月，《现代青年》艺术专栏6 个版面推介“罗瑶/关于‘水’的人文情怀——美国、澳大利亚写生作品自述”，登载罗瑶“海”系列中国画写生作品10幅。

图3 罗瑶油画：
碧波 （直径70 cm）

图4 罗瑶油画：
水的意境 （直径70 cm）

以“水”为脉，中华民族创造了独特的人文阐释符号和模态，形成中华人文初始从神启符号——“河图洛书”、人神沟通符号——“八卦图”、中华语言记录符号——汉字，到《易经》等中华原始典籍的文脉。以《易经》为代表的中华民族最初的人文阐释模态以卦象为主，卦辞爻辞配合阐释象旨，图像和语言合力阐释，体现多维度的中华美学精神。以“水”为脉，挖掘和传承中华人文阐释模态，建立以传统文化为根基，理论语言与绘画视觉艺术相结合、中西兼容并与新时代同频共振的艺术系统，以拓展人文艺术在国际国内的交流和传播，具有理论溯源性、学科交叉性、艺术领域开拓性、文脉传承性等学术价值和探索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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