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中“零余者”形象的价值探讨——基于郁达夫作品为例

王小燕

(亳州学院 中文与传媒系,安徽 亳州 236800)

20世纪初,西方文明在这个时期开始进入中国,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遇,形成了文化交融的局面。“零余者”就是在知识分子不断探索、寻找中出现的典型形象,也代表了创作者自身的思想。在中国,“零余者”的创作自郁达夫开始,然后在中国现代文学中不断的繁衍昌盛,一直以来充当着现代小说中重要的人物形象[1]。五四运动以来,郁达夫塑造的孤傲与自卑、压抑与渴望的“零余者”众多,郁达夫的小说通过“零余者”来表现自我、抒写苦闷。郁达夫笔下的“零余者”多是些悲剧性人物,这从他小说取的题名也可以看出,诸如“沉沦”“空虚”“血泪”“孤独”“茫茫夜”“落日”“寒宵”“在寒风里”等等,无不带着感伤的色彩,由此就可见他笔下主人公的命运。这些“零余者”都无法抵挡现实的困扰,在人生旅途中不断的迷失自我,在每一次社会变革或者转型时,都很难对号入座,也很难找到自己的价值和意义,因而产生了强烈的自我怀疑的矛盾心理。同时,“零余者”形象以其丰富的文学艺术内涵,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内容[2]。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郁达夫的抒情小说体现了20世纪20年代时代潮流的一个侧面——浪漫而感伤、张扬个性、崇尚感悟、表现自我的文学咏叹调,也从道德的角度、心理学的范畴对现代小说的表现领域进行了大胆的开拓,引领了一种以浪漫主义为其主要风格的小说流派,开创了与鲁迅为代表的写实主义风格不同的小说创作路向[3]。其小说多以失意落魂青年知识分子作为描写对象,进行大胆的自我暴露,富于浪漫主义的感伤气息,具有强烈的主观抒情色彩的特点。基于此,以郁达夫笔下的“零余者”为例对中国现代文学中“零余者”形象进行研究以点窥面,发掘中国现代文学中“零余者”形象蕴藏的丰富的历史时代价值、文学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零余者”概念及渊源

“零余者”又称“多余人”、“新人”或“世纪病患者”,一般指沉沦、与现实社会格格不入的知识分子,出自于俄国文学中一类人物角色,自屠格涅夫《零余者的日记》的出版而广泛流行[4]。最初,“零余者”多为19世纪俄国文学中的贵族知识分子形象,他们处于贵族阶级没落的时期,在游戏人生中浪费生命,逐渐成为社会的“多余人”。例如冈察洛夫笔下的奥勃洛摩夫、普希金笔下的奥涅金、屠格涅夫笔下的罗亭赫尔岑以及莱蒙托夫笔下的毕巧林等,均是“多余人”零余者形象在世界文坛上产生的最初代表。“多余人”作为俄国文学中的典型形象,“五四”前后传到中国,对当时中国小说的创作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五四前后正直中国社会转型期,新旧文化交缠更替。在此背景下,中国作家继承俄国作家的这一创作模式,创造了“零余者”形象,例如魏连殳、于质夫、涓生、觉新、倪焕之、周萍、方鸿渐等等,其中郁达夫笔下的零余者最为典型。中国的“零余者”们对新时代、新环境不适应,有着一个改变现状而又力不从心或是无从下手的心态,逐渐造成自身的悲剧后果。

(二)中国现代文学中“零余者”的产生原因

一方面,中国现代文学中“零余者”形象的产生由时代背景造就[5]。文学作为时代精神的产物,能够完整、深刻地反映出一个时代、甚至多个时代的社会状况,而“零余者”的产生也与时代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社会的过渡时期,人们遇到了无法倾诉的苦恼,于是迷茫、忧郁、颓废的情绪在他们心里开始蔓延,这种现象实际上就是对世界、人和自我感受的忧虑。当这些负面的情绪在社会上出现时,就需要一种缓解的方式或者说是治疗手段。在当时的背景下,文学或许是最好的药方,它能够直击人们的内心深处,达到根除这种情绪的效果,因此“零余者”形象便出现在当时的文学作品中。

另一方面,中国现代文学中“零余者”形象的产生离不开俄国文学的影响[6]。虽然由于时代和环境的差异,让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和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零余者”的形象各具特色,但是不难在“零余者”身上发现“多余人”的影子,他们的形象或多或少地受到19世纪俄国文学中“多余人”形象的影响,尤其以郁达夫最为典型。郁达夫1912年留学日本时,阅读了屠格涅夫的小说《初恋》和《春潮》,也就是这两本小说激发了郁达夫对外国文学的兴趣和文学创作的灵感,开启了他通向世界文学的大门,并译作了屠格涅夫的作品《多余人日记》。在20世纪20—30年代的作家中,受俄国“多余人”中知识分子形象的影响,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中的“零余者”多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变革时期,找不到出路的下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形象,如《沉沦》里的“他”,《烟影》《东梓关》里的“文朴”等。

(三)中国现代文学中“零余者”的形象特点

现代文学中的“零余者”们的形象特点具有共性,他们思想敏锐且能够看到当时时代的弊病,但是都因自卑、软弱等没有抗争的勇气,于是在自我矛盾和对社会的失望中愈加忧郁和迷茫,因此他们成为社会的“零余者”。

首先,在身份上,中国现代文学中“零余者”大多是知识分子,或是具有一定自我思想的下层阶级民众。其次,在性格上,“零余者”具有矛盾性,均是具有多面性格特征的圆形人物[7]。对个人问题思考和对社会问题的关心是“零余者”身上能看见的最常见矛盾,例如个人抑郁与悲伤的分裂,个人孤独与摆脱孤独的努力,个人人生问题的思考与突破等。他们生活空虚,性格软弱,有着变革现实的抱负,却缺少与旧环境斗争决裂的勇气和毅力,所以只好逃避、堕落,他们是复杂的矛盾统一体。最后,“零余者”的多是负面或消极的,“零余者”的苦闷与孤独感可以称之为世界性的文学主题,孤独与苦闷就像一面镜子,反映着零余者的现实本身,既令人看到社会变动在他们这里的独特的心灵映像,同时也看到时代矛盾在具体任务的心灵映像。

(一)“五四”运动后的落寞

在“五四”运动的高潮期间,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一方面向往着冲出封建的束缚,另一方面也在想着找寻自己的出路,但是,现实社会不断给予他们重大打击,使他们不得不接受这种命运。当这种充满不幸与悲观的命运不能抗拒的时候,中国文坛很快就催生了一系列“零余者”形象。郁达夫笔下的“零余者”大多数为失意落魄的五四知识分子,有着浓厚的悲剧色彩,最为典型的便是《沉沦》中的主人公“他”,毫无保留地表现出自己对于时代和社会的无奈与迷茫,主人公“他”一方面接受了五四知识的洗礼,另一方面又因在海外受到冷眼而怨恨国家。《沉沦》中的“他”在死前发出感叹:“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可见,五四后的“零余者”虽处于时代矛盾和自我矛盾的困境中无法解决,但仍心存希望,对祖国的未来拥有美好的希望和设想。

“五四”时期,个体人格和自我价值成为文化界的研究重点,因而,郁达夫作品中“零余者”的人格极具个性。在《沉沦》里,郁达夫表现了“零余者”陷入爱情的困境、性的困境、进而陷入堕落和死亡,在《茑萝行》里则表现了“零余者”是怎样陷入婚姻困境的。“五四”时期的“零余者”形象,不仅是郁达夫对封建文化专制的一种自觉的叛逆和挑战,也是知识分子的真实写照。这种叛逆的挑战引起一代觉醒的青年人的强烈共鸣,同时显示了“零余者”的形象与传统文学中的知识分子显然有异的特质。在“五四”文化背景下,郁达夫敢于接受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大胆掘进人的深层心理意识,在其本质意识上是对人自身的反思。

(二)革命低潮中的幻灭者

在20世纪30—40年代这段时间中,中国饱受帝国主义的侵略,“五四”运动退潮,革命失败,出生和成长在这个时期的人们对于新与旧之间的矛盾的影响更加明深刻,因为他们所处的时期新与旧之间的界限更加明显,他们对新与旧的体验也比其他时期更浓烈。这个时期作家塑造的“零余者”也是最具特点的,他们在新与旧之间徘徊不定,“零余者”形象随着时代的变换而变换,从五四运动的“零余者”变换为革命低潮中的幻灭者,“零余者”的彷徨和无助感进一步加深,“零余者”的形象塑造更具有矛盾性和苦难感[7]。例如郁达夫作品《烟影》中的文朴,似乎比《沉沦》中的“他”更为绝望,在自我价值无法得到社会认同后,文朴变得愈加自卑、软弱[8]。因为经济贫困和地位低下,在异性面前对自己的状况表现的过于敏感,对传统观念和现实因素的阻碍畏之如虎,对自我缺少充分认识和把握。这种“自卑情结”不仅是作者心理特征的投影,同样也是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子民”地位而又找不到出路的部分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理缩影,是时代的悲哀。从《沉沦》开始,以至后来的《迷羊》《她是一个弱女子》等作品中,郁达夫的笔锋像一把奇异的解剖刀,不直接去解剖罪恶的社会,而是把社会的恶果——病态环境下的变态灵魂,赤裸裸地显露在读者面前。

(三)双重人格的边缘人

“双重人格”是郁达夫笔下“零余者”形象的重要特质。许多截然相反的双重人格,自卑与自尊、忧郁与旷达、卑微与豪爽,都盘根错节地统一在“零余者”的身上,凸现其形象,从而强化其魅力,使得“零余者”这个人物性格的双重结构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他们既有向善的焦躁,也有贪恶的苦闷,既寻求感官刺激和精神麻痹而又自我谴责。在《迟桂花》里,有一段关于“我”的情爱的欲求升华为爱情(广义的爱)的写照,“我刚才的一念邪心,几乎要使我犯下这个大罪了……以后请你当我做大哥一样那么看待,你若有急有难,有不了的事情,我总情愿以死来代替着您。[9]”作品在表现双重人格的同时,也写出了自我内心道德的制约和外界因素的净化。这里表现的心理升华过程,是一个动人的挣扎过程,是美与丑,善与恶双重人格拼搏的过程,是一个“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的双重欲求而不可得的双重苦闷的过程,并经过净化和升华,达到新的“自我”的过程。郁达夫作品所呈现的道德观念,无论是新的还是旧的,都比较宽松。在“零余者”形象中,往往存在新旧道德的兼容。郁达夫是从“零余者”的内心世界陷入难以自拔的困境,来认识和表现“零余者”的困境。从觉醒者内心自我感觉来说,他们觉醒了,却与社会格格不入,处处被排挤,在这个社会里几乎没有自己的位置,他们觉得自己是这个社会的边缘人。

“零余者”性格中,特别是他们的潜意识中,有许多他们自己还没有充分认识的非理性的东西,带着较多非理性色彩。郁达夫作为“五四”时期的优秀文学家,他关心的主要不是反映客观世界的广阔性和多样性,而是表达主观世界的强烈性和集中性。郁达夫是从人的意识觉醒后的自我灵魂陷入难以解脱的矛盾和困境,来认识“零余者”的处境和命运的,其对双重人格的描写从个人形象上升到了社会层面,从表达人的苦闷和矛盾来体现社会的矛盾。

“零余者”这一形象是中国现代文学中非常重要的人物形象,不仅是作家们的自身写照,也是作家所书写时代的真实写照,他们反映时代特点的同时也反映时代的问题,为现在的人们提供警醒和思考,“零余者”形象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文学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历史价值:发现旧时代社会矛盾,体现时代特点

不同时代的不同作家书写的人物形象有着各自的时代特点,当然,他们也会随着时代的更迭而产生不同的变化,因此,每个时代的“零余者”也有着各自的特点。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零余者”受到时代变换的影响比较浓厚,他们是新时代与旧社会交接当中的产物,往往出生在旧社会中但成长于新时代,见证了两个时代或者说两个社会中的变化[10]。在新与旧之间抗衡抉择占据了他们一辈子中的大多数时光,他们多心怀壮志有着一腔热血,有着自己的梦想,想干一番事业,最终由于现实等种种原因“无疾而终”。就像《沉沦》中的主人公那样,出生于封建家庭,同时也受过西式教育,可是在他的天性和时代环境的双重影响下逐渐迷失了自我,最终在时间的消磨下悲剧收尾。现代文学中的“零余者”在很大程度上都受到来自旧社会、封建文明的影响,在他们一生中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阴影。对“零余者”的探索,从本质上说是对人的探索,具体地说是对知识分子的探索,特别是对情感复杂丰富的青年心灵世界的探索,也是对人类文明社会文明人的探索,极具恒久性和普遍性。郁达夫在作品中大胆而率直地剖析“零余者”的变态情爱,以“性的烦闷”表达“生的烦闷”,有力揭示其产生的社会根源,从而曲折地反映出“零余者”反帝反封建的思想要求。在社会的强力压迫下,“零余者”对现实感到失望和厌倦,心灵的寂寞和追求的动摇,用直观的、原始的形式表现出来。

综上,“零余者”们都饱受时代变化给他们带来的痛苦,他们都是抑郁的、苦闷的、迷茫的一类人。自中国现代文学中第一个“零余者”形象诞生以来,不断出现新生的“零余者”,他们都各具时代特点,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特色。但是他们似乎从来都没有在这个社会上消失过,之所以这一文学人物形象不断被传承,是因为每个时代都存在着这样一批人,他们是社会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和代表。

(二)文学价值:自序传为作品带来新的视角和笔法

时代的更迭造就时期性的现象,从一开始作家就意识到了变化的重要性,把变化面向了新的世界、新的人物。于是,作家们开始寻找不同往常的新的人物形象,发现了被时代和社会所忽略的“零余者”形象作为自己笔下的主人公。郁达夫曾说过:“我不是没有感情的,我写这新生的一代,我也就在他们的中间”[12]。他们通过对青年知识分子的描写来映射出自身对这些问题的感受,他们也在苦闷、孤独的情绪中郁郁寡欢,现实也有一种悲剧感受。以郁达夫为例,郁达夫笔下的“零余者”形象,不论是第一人称叙述,还是第三人称表现,无不是他自己的影子和化身,是“自序传”的文学作品。就算是《采石矶》这样的作品,虽然是写历史人物,写清代诗人黄仲则,实际上也是郁达夫的夫子自道。这一点已为很多人所指出,而他自己不但不否认,而且公开宣称:“文学家的作品,多少总带有自序传的色彩的[12]。”

自我叙事的方式使主人公与作者之间的距离被拉近,二者间的经历、遭遇、情绪与生活道路基本处在相互融合的状态,主人公成为作者的“代言人”。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自我叙事又不完全等同于自传,只是通过揭露自我(或者说是作者的自供状),融合主人公的主观抒情和独白式的抒情话语来表达主人公的内心感受,使得一切场景、冲突和细节都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13]。同时,不刻意要求周到的构思、曲折的情节,仅利用叙述结构的散文化着重表现个人情绪和心理的变化,只是在时间的叙述中要求真切坦率的情感和大胆的自我解剖,甚至不惜用长篇独白去触动读者的心弦,这种新的文法促进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对当时的青年作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三)现实意义:以古观今警醒读者

作家是具有先见性的,中国现代文学的“零余者”形象透过虚假的表面洞察到了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那一类人的精神苦闷,而他们作为其中一员,也深受这种情绪的困扰。通过创造或是阅读研究“零余者”形象,不仅可以发现揭示一些时代问题、社会矛盾,更具有现实意义,能在当前时代给人们以启发。如果一个时代中充满了矛盾,那么这个时代就会产生思想上的冲突,因而其中的人们就会变得迷茫,在各种矛盾面前无法释怀,无法找到自我。如何让后人应该重视这些问题,并从中找寻解决之道,这才是这些作家塑造的“零余者”形象的目的所在。通过对小人物的描写,作家探索了社会的大问题,这些“零余者”们在与残酷现实的斗争中虽然坎坷多于平坦,但他们依然砥砺前进。作家们关注普通人的生活,并以“零余者”的形象为契机揭露时代问题,这些作品同样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零余者”的存在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他们生存的社会的一些弊端以及问题,供后世参考。

综上,作为一种文学现象,“零余者”从出现就存在一定的价值。“零余者”形象是文学形象的一种,也是现实生活中某些人物的映照,或是作者本人。作家们通过对“零余者”的叙述和书写,给后人展现了多姿多彩的人物形象,同时也引发了读者对这种文学现象和文学人物的深刻思考。通过“零余者”形象系列所做的反思和审视,是现代人对自我价值意识的觉醒和肯定,是对封闭保守的封建文学的反抗,也是对人道主义复归的深情呼唤[14]。

中国现代小说中的“零余者”形象经过流变,具有各自的性格特点,。通过对“零余者”形象的研究,对这一文学形象有了新的认识,从“零余者”的形象中不仅挖掘出时代价值,更具有警醒后世的现实意义。随着新时代的来临,时代更迭所产生的问题也随之出现,新的“零余者”“多余人”也就应运而生了,当然就需要新的文学类型或是题材来反映新时代的“零余者”,这也是当前以及未来“零余者”研究的新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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