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新民
历史是一面镜子，她能真实地反映和折射出事物曾经的过程，以及她所产生的影响和随之的启迪。近期来，在收藏界、在拍卖行、在古玩市场、在文博单位和各个新媒体平台上,人们都以极大的热情关注着景德镇现代陶瓷发展史上一个鲜活的亮点符号——“五六七”。
“五六七”是我十年前即二〇一三年春参加北京中贸圣佳拍卖行举行的一次学术座谈会上提出的一个概念和观点。就是说景德镇瓷器，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景德镇瓷器,我认为最好的、最亲民的,最具有收藏意义和升值空间的瓷器,当属“五六七“,也就是产之于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这三个时期的景德镇瓷器。当然，每个年代都有它的时代特征，都有它的代表性产品，都有它独特的历史背景。下面仅综合我个人了解和研究查证的资料，谈点看法：
1951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时任政务院副主任兼中央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的郭沫若向中央人民政府提出了组织“建国瓷”生产的建议，旨在抢救、挖掘和恢复全国各地名窑名瓷，弘扬祖国的民族文化。周恩来总理采纳并支持了郭老的意见。1952 年2 月宣布成立由轻工业部科学研究和美术设计方面专家组成的“建国瓷设计委员会”，并指示由景德镇、醴陵、宜兴等陶瓷产区负责生产烧制。与此同时,还派遣专家指导小组分赴各个产区。中央美院教授高庄、祝大年、梅健鹰一行六人来到景德镇。在市委、市政府的关心和支持下，首先对景德镇的瓷土原料、瓷釉配方、烧成操作和造型装饰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研究，并根据当时各个陶瓷制作厂坊的生产状况提出了改进和完善的建议。例如产品规格的统一、产品名称的规范、产品计量的完善等等。
为了配合建国瓷的制作和组织工作。1953 年6 月，由国家轻工业部、中国科学院冶金研究所配合景德镇陶瓷专业学校和各种试验小组成立了“建国瓷制作委员会”,为之后景德镇陶瓷科学研究机构的成立奠定了基础。这就是1954 年8月景德镇轻工部陶研所成立的背景史料。
在省市有关部门的重视和协调下,由中共景德镇市委宣传部出面,从各个工艺美术合作社和私营瓷厂抽调了三十五位在成型、彩绘及颜色釉配制卓有影响的老艺人如王大凡、王步、魏庸生、潘庸秉等人和极有培养前途的青年工人组织学习和培训。这批年轻人中有王锡良、张松茂等人，培训地点就在景德镇久弃的天主堂。他们白天忙于制作，晚上就听高庄、梅健鹰教授讲课，从而懂得了什么是油画、什么是水彩画、什么是立体造型、什么是民间艺术。每到星期天，学员们自由组合,跟随祝大年,梅健鹰去郊外写生,从感性到理性上感悟到“艺术来源于生活”,来源于“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画理，进而激发了陶瓷工作者创作的积极性。“建国瓷”指导组的言行举措，无疑在当时封闭和保守的陶瓷艺坛，吹进了一股清新鲜活的春风。
杨永善在他的《中国的陶瓷》一书中写道：“建国瓷的设计制作工作从1952 年10 月开始，到1954 年9 月结束，完成了73556件产品”。江思清在《景德镇陶瓷史稿》中记叙 ：“建国瓷委员会在这年(1953 年)创设了‘建国窑’，用科学方法制造了建国瓷器。烧造西餐具、茶具、咖啡具、烟酒具、花瓶、花盆及其它日常用具和纪念礼品等，以民族形式及大众方向作为艺术标准以表达出新中国的蓬勃气象”。
历时三年的建国瓷生产，经过设计委员会的严格甄选，共计73556 件，而景德镇入选的有24531 件，占全国产瓷区的1/3 强，成绩最为突出。其中有各种颜色釉、青花、粉彩、斗彩、薄胎花瓶、薄胎碗等等。其制作之精良、工艺之精致堪称叹为观止。如200 件青花斗彩牡丹花砵和粉彩十二牡丹薄胎碗、粉彩人物《梁红玉击鼓》花瓶、50 件粉彩《木兰从军》花瓶、古彩描金《荷花》梅瓶、粉彩《万花》尺六果盘、墨彩描金《牡丹》九头茶具等，一致认为装饰大方、色调鲜明，富有浓郁的民族文化气息。对反映现实题材的作品，如《采茶扑蝶》、《小孩放鞭炮》、《志愿军在朝鲜》、《祁连山勘探队》、《东北舞》以及反映民间故事的《梁祝姻缘》、《白蛇传》等等，认为这些作品随着内容而变革,突破了原来单纯的传统模式,在创作形式上吸取了剪纸、年画、版画、雕刻的表现元素,是充分体验生活的成功创新，高庄兴奋地赞誉为“划时代的进步”。
由于景德镇建国瓷送审是分两次到北京送审的。1953 年,景德镇送审的10438 件，当年十月在北京故宫的保和殿举行了建国瓷的预展。徐悲鸿、梁思成、林徽因、李宗津在高庄、王逊、莫宗江等人陪同下,兴致勃勃地参观了展览。当徐悲鸿看到了久萦于心，深恐失传的霁红釉时,竟热泪盈眶，霁红瓷那光彩绚丽而深邃如火的红釉色彩,令人感到十分愉悦而又尊严。这种富有民族内涵的红釉瓷从宋代到清代时传时衰,曾几度失传,这次展品中的几件霁红装饰的扁肚天球瓶和四方芭蕉瓶,就雄辩地证实了霁红等各种名贵的色釉瓷藉“建国瓷”的东风不仅有了恢复和提高,而且做了充分的科学物化分析并记录在案，为今后的普及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粉彩瓷瓶·木兰从军
那年岁当三十的王锡良创作的是一块尺二《采茶扑蝶》彩盘,其人物造型之新颖、色感之馨和、主题之鲜活、为众人瞩目。1954 年10 月27 日的《人民日报》载文评论说：“景德镇青年一代的陶瓷艺术人员、在贯彻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文化方针下，加强政治思想领导，提高了创作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发扬了我国陶瓷艺术的优良传统,积极创作反映社会主义的现实作品。《采茶扑蝶》的主题和表现方式是健康向上的、明朗清新的，随时在唤起人们对青春、对生活的热情。”《人民画报》在展示期间也选登了一大批景德镇出品的建国瓷图片。
为了加强国际间的文化交流，展示中国的崭新风貌，周恩来总理指示从建国瓷中精选部分赴国外展出。景德镇瓷器在1953 年先后在苏联、保加利亚、瑞典、德意志(莱比锡)、蒙古等国展出；
1954 年又在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罗马尼亚、印度、缅甸、叙利亚等十四个国家展出；
1955 年在蒙古、朝鲜、瑞士、英国、法国展出。
建国瓷自1953 年到1955 年期间，先后在三十多个国家展出。诚如缅甸总理吴努在参观展览后写给中国驻缅大使姚仲明的信中所言：“给我特别深刻印象的是构成展览会中最出色的、独一无二效果的一些瓷器。我认为：它们式样的精巧和色彩的调和是无与伦比的。”
“瓷以窑而名,窑以瓷而贵”。景德镇在新中国旗帜下,以建国瓷来了一个华丽的亮相。紧接着,他们又掀起了一个轰轰烈烈的“献礼瓷”高潮。
如果说建国瓷的宗旨是“挖掘、恢复、提高”,把失传或濒于失传的优秀传统瓷恢复和发扬光大,那献礼瓷则以“创新”为基点,力求在材质运用、工艺技法、装饰形式及题材表现上有新的突破,向世人展示瓷都全新的时代风貌。
1959 年，是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大典之年。北京掀起了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博物馆、北京车站及民族饭店等十大建筑高潮。有“瓷都”之誉的景德镇接到有关部门的指示,生产与十大建筑配套使用的日用瓷和陈設瓷。
有着饱满爱国热情和精湛制瓷技艺的景德镇人，并不满足于生产指令性的配套瓷，他们自发地萌生了创作献礼瓷的念头并付绪行动。著名陶瓷艺术家刘雨岑、曾龙升、毛龙汲、王步、毕渊明等率先提出倡议，得到了全市各界人士及单位的响应,提出了“人人为大跃进鼓劲，个个为献礼瓷出力”的行动口号。
随后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和重视下，各大瓷厂、陶瓷学院和陶研所的技艺人员及教职师生们,投入了紧张有序的献礼瓷创作的群众性热潮中。这期间、陶研所刘雨岑首创了“水点桃花”釉上装饰新技法。几可与国画装饰的“没骨法”相媲美 ；
艺术瓷厂章仕保开启了“金线粉彩”新工艺；
东风瓷厂余子富、余忠荣等人,参加以煤代柴园窑烧成工艺获得成功；
建国瓷厂烧造出高达2.06 米的青花釉里红万件大瓶；
新平瓷厂江样春利制并成功烧制出高2.9 米的万件柳叶瓶；
陶研所研制出腐蚀法新工艺，并成功开发出二十一种高、中、低温颜色釉,极大地丰富了色釉瓷的花色品种。
为了献礼瓷、全市各厂、所、院、校打破了行业分属的界限，出现了“一方有求，八方来援”的团结互助的可喜局面。陶研所曾龙升的《龙舟》瓷雕，有雕塑瓷厂张新喜的加盟；
雕塑瓷厂聂乐春的瓷板浮雕《庐山四绝》，有陶研所蔡寿生、杨秦川、谢集贤的参与；
而艺术瓷厂余文襄为改进“雪景”山水画所需的“雪白”料，也得到了配料高手冯毛仔的鼎力相助。如此等等，切实体现了“人人为大跃进鼓劲、个个为献礼瓷出力”的旨准。
雕塑·龙舟 作者：曾龙升
1959 年8 月20 日，1513（套）件献礼瓷汇集在市陶瓷工业局的会议厅内，经专家组鉴定评选，189(套)件作品获甲等奖；
227(套)件获乙等奖,其中获最佳作品有：
王锡良创作的大型陶瓷壁画《革命摇篮井冈山》；
刘雨岑创作的粉彩水点桃花《黄雀迎春》薄胎瓶；
王大凡创作的粉彩《大禹治水》瓷瓶；
汪以俊绘制的粉彩《六鹤同春》瓷板画；
曾龙升创作的《天女散花》瓷雕；
王步绘制的青花釉里红《鸳鸯戏莲》万件瓶；
毕渊明绘制的粉彩四折屏《狮虎猴狸》瓷板画；
潘庸秉创作的蓝釉堆雕《雄鸡》、红釉堆雕《和平鸽》挂盘；
余文襄绘制的粉彩雪景《赏雪图》瓷板画；
蔡金台等人创作的浮雕瓷壁画《井冈山》；
王希怀首创青釉刻划《游虾图》彩盘；
张松茂绘制的重工粉彩《牡丹图》瓷瓶；
潘庸秉与王步合作绘制的青花斗彩直径98 厘米的瓷圆桌面《九桃锦寿》。
为了表彰在献礼瓷活动中作出特殊贡献的陶瓷艺术工作者，同年九月十九日，景德镇市委、市政府在新建立的群英堂召开了隆重的授奖表彰大会。王大凡、王锡良、刘雨岑、毕渊明等33 人荣获了“陶瓷美术家称号”；
章文超、王晓帆等55 人荣获“陶瓷美术师”称号；
另有汪桂英、徐焕文等105 人荣获“陶瓷美术设计员”称号。从此以后景德镇的陶瓷从业人员有了自己的技术职称，有了身份待遇，有了争先奋进的动力。
在组织的关怀和重视下，王锡良、王步、徐焕文等人被选送去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出席全国社会主义建设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
这一年的十月二日,景德镇献礼瓷在北京故宫慈宁宫举办汇报展，共展出各种品类、彩类的献礼瓷1508(套)件，共接待参观者16 万人次。党和国家领导人朱德、郭沫若、董必武、杨明轩、蔡廷锴、许德衍、李德全等和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先后参观了展览。《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十多家国内外新闻媒体作了高度评价的报道。
历时四天的汇报展结束之后,献礼瓷经中央有关部门讨论决定后,其去向有：王锡良的《革命摇篮井冈山》壁画、曾龙升的《天女散花》瓷雕、毕渊明的《四灵兽》折屏画、王步的《鸳鸯戏莲》瓷瓶、徐天梅的《人民公园》折屏画等12 件作品陈列在人民大会堂的江西厅；
吴康的《伟大领袖毛主席》青花瓷板肖像画、潘庸秉的釉里红《金鱼》缸陈列在天安门城楼主席休息室；
章仕保的粉彩《鹦鹉桃花》瓷瓶、赵惠民的粉彩《红娘玩枰》瓷瓶等85 件作品作为赠送给来华国庆观礼的外国贵宾的礼品瓷。
《红色的井冈山》作者：王锡良
此外，钓鱼台国宾馆、中南海紫光阁等单位也选取了部分献礼瓷。其中汪以俊的粉彩《六鹤同春》、余文襄的粉彩《茨坪春色》大型瓷板画悬挂在华侨大厦的贵宾厅。聂乐春的浮雕《庐山四绝》瓷板画陈設于颐和园贵宾接待室内。
随着时代的变迁，许多献礼瓷又辗转回到了景德镇。包括《六鹤同春》、《庐山四绝》、《九桃锦寿》等被景德镇陶瓷馆或原厂家作为珍品悉心收藏着。”以瓷纪事”献礼瓷毕竟是那个火红年代弥足珍贵的历史见证。
进入到六十年代。景德镇陶瓷工业无论是规模、优势、抑或在品牌幅射上都与瓷都相匹配。“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罄”的四如赞语不径而走，青花、玲珑、颜色釉、粉彩四大名瓷更是誉满寰宇。曾有人评说,青花瓷宛若水墨画,色釉瓷浑若油彩画,珑珑瓷轻盈象苏州绣画,而粉彩更类似于中国画。
粉彩是釉上装饰最富有表现力的一种彩类。它受清代国外的珐琅彩影响而衍生，始于康熙，精于雍正,盛于乾隆,被誉为“瓷国皇冠上的明珠”。粉彩的表现方法与中国绘画技巧极为相似,有工笔重彩、没骨写意,也有工写兼施；
讲究诗情画意，字韵印趣。装饰题材也很广泛，描写山水是“穷春夏秋冬之嬗变,图川流峰岳之精神”；
表现人物则“写先哲名媛之美，展神仙佛道之貌”。此外奇花异卉、锦翎彩翼、虫草鱼藻、灵禽猛兽及各种寓意吉祥的几何图案,无不各具画理而生意盎然。由于画师的修养、功底、造诣、师承关系的不同，故而表现的绘画风格也迥异,个性语言独特。从民国时期“珠山八友”新粉彩的崛起和盛行到五十年代的王大凡的“落地粉彩”、刘雨岑的“水点粉彩”，胡颜标的“没骨粉彩”，章仕保的“金线粉彩”,直至六十年代徐天梅的“蚀金粉彩”,潘文复的“色釉粉彩”，进一步丰富和拓展了粉彩装饰领域，使其艺术品位和收藏价位日益增值，无怪乎法国人把粉彩称之为“玫瑰族瓷器”，认为只有他们的国花玫瑰才能与此媲美。
早在1961 年8 月，景德镇市委决定对全市十大瓷厂生产的主流产品进行适当地调整和分工，其中建国瓷厂以高温颜色釉瓷为主,人民瓷厂以青花为主，艺术瓷厂以高、中级粉彩为主，光明瓷厂以青花玲珑为主等等。从而既规范了全市瓷业生产的品种,提高了市场竞争力，又调动了广大技艺人员的创作、生产积极性，促进了瓷都的经济繁荣。
根据省市委关于“发展四大名瓷、焕发瓷都风采”的指示精神,艺术瓷厂把工作重点放在繁荣粉彩瓷创作，多创汇，创品牌、建名厂为战略方针上，早在1960 年3 月20 日,以身怀绝艺、造诣深厚的老艺人为骨干的工艺美术研究室就成立了,定员20 人，有艺术瓷厂毕渊明、余文襄、赵惠民等老一辈陶瓷美术家,也有王晓帆、徐焕文、翟筱翔等一批声名鹊起的中坚力量，他们以旺盛的创作热情、积极投身一个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为主题的陶瓷艺术创作高潮中去。于是就有了“现代粉彩”这个新生事物。
在毛主席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指示指引下，1962 年全国范围内兴起了一股“走进营房,走进工矿,走进农村”的文艺制作热潮，无论是戏剧、舞蹈、歌曲还是绘画、雕塑、诗歌，甚至剪纸、木刻，刺绣等美术创作、无不贴以“现代”的标签，如现代京剧、现代评戏、现代舞剧、现代刺绣等等。景德镇的陶瓷艺人们在五十年代建国瓷、献礼瓷的传统影响下、也纷纷走出画室,深入田间地头、矿山车间和边塞军营，热情讴歌工农兵的英雄形象,一大批冠名“现代粉彩”的瓷画作品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予人印象最深的有：
王晓帆的《物质交流会上》和《参观友谊商店》；
赵惠民的《愉快的假日》；
龚耀庭的《农村景色图》；
王筱兰的《敬老院》；
王隆夫的《村口话桑蔴》；
余文襄的《雪归图》；
章鉴的《军民鱼水青》；
邹国钧的《深谷新村》；
游海滨的《牯岭市街新面貌》；
邓必浩的《喜丰收》；
王锡良的《瓷都景德镇》；
等等。
与此同时，何念琪的《披纱少女》瓷雕，王雪如的《卷毛八猫》瓷雕和周国桢的《红绸舞》色釉彩盘，不仅丰富了瓷雕装饰的形式，而且比国外同类产品更胜一筹、为瓷都赢得了更深远的影响。
粉彩瓷板画·参观友谊商店 作者：王晓帆
无论是现代粉彩瓷还是现代雕塑瓷，这些作品都有一个共同的时代特征，就是以现代题材和传统表现形式相结合,极大地拓宽了装饰领域，丰富和提升了艺术品位和文化内涵，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和浓郁的生活情趣。
色釉彩盘·红绸舞 作者：周国桢
粉彩瓷板画·愉快的假日 作者：赵惠民
粉彩瓷瓶·军民鱼水情 作者：章鉴
雕塑·披纱少女 作者：何念琪
值得一提的是，1963 年初春，上海著名画家唐云、王个簃、朱屺瞻、林风眠一行四人，也来到景德镇深入生活，进行瓷画创作。林风眠笑着对接待他们的艺术瓷厂领导说：“国画与陶瓷的艺术源头都是肇始于陶器，可谓同根共源。现在艺术界有些人认为搞国画的阳春白雪，搞陶瓷的是下里巴人；
这是极端错误的认识，我们就是要带头正本清源，共同推进民族文化的繁荣发展”。他们在艺术瓷厂同劳动、同创作,与众多陶瓷艺人们切磋绘画技艺。同时为景德镇陶瓷学院、陶瓷研究所及艺术瓷厂的美术爱好者、学生讲课,深入街区里弄作坊和古窑遗址等地考察和体验景德镇陶瓷的博大精深。他们在景德镇一个多月的活动，引起全国文化美术界巨大反响,也成为景德镇陶瓷历史上的一段佳话。
上海王个簃等著名画家在景德镇体验陶瓷绘画创作生活
1965 年7 月，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一行来到景德镇参观视察，面对那精美绝伦的各类瓷器,感慨万千,挥毫题写了脍炙人口的七律诗一首：“中华向号瓷之国，瓷业高峰是此都，宋代以来传盛誉，神州而外有均输；
贵逾珍宝明逾镜，画比荆关字比苏，技术革新精益进，前驱不断再前驱”。
正当广大陶瓷艺术工作者以饱满的政治热情投入社会主义文化艺术事业的大潮中去的时候,当年5 月间，随着一股“破四旧，立四新”的政治风暴骤起,景德镇此前生产及绘制的传统艺术瓷，都被扣上“封、资、修”的标签遭到破坏，不少卓越声誉的老艺人被扣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受到打击。如艺术瓷厂的毕渊明、吴康、章仕保等人。按有据可查的案底统计，全市所毁的产品有18689 件之多。随之“文革”的深入，1968 年10 月，景德镇陶瓷学院和轻工业部陶研所被无端撤销，景德镇瓷业生产遭遇了打击和破坏。
郭沫若参观景德镇题词
从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中期,受“文革”影响，景德镇陶瓷工业受到冲击破坏。如人民瓷厂改产机械螺丝产品 ；
艺术瓷厂改产有线广播喇叭盒；
建国瓷厂改产无线電零件；
红旗瓷厂改产井冈山牌汽车配件产品。陶瓷技艺人员无限制地裁减(强制农场关押审查、遣散下放原藉等)和厂房设备及技术无限制的占用,致使七十年代相继出现了三次低谷，瓷都经济已到了崩溃的边缘。
1971 年7 月12 日，市革委会召开常委会议，传达、学习周恩来总理对景德镇瓷业生产的重要指示：“景德镇今后重点要搞好出口瓷，过去的一些传统产品要统统搞出来，与此同时还要搞出一些新品种”。周总理的指示，不啻于给久旱无雨的瓷都艺坛下了一场“及时雨”，给深陷“山穷水尽”的瓷业带来了“柳暗花明”的转机。
“好雨知时节”。景德镇在恢复瓷业生产的同时，坚持一手抓“传统产品”,一手抓“创新产品”。他们在六十年代“现代粉彩”的经验基础上,结合时代和形势的需要，以及他们通过写生、观察和挖掘搜集的创作素材，积极塑造工农兵形象，讴歌新生事物，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有：
郭沫若题词
能钢如的《铸》和《舵手》瓷雕；
张育贤的《锋从磨砺出》瓷雕；
王恩怀的《一夜东风满眼春》粉彩瓷板画；
汪桂英的《白云深处有人家》粉彩瓷瓶；
张松茂的《屈原》粉彩瓷板画 ；
汪以俊的《松鹿图》粉彩瓷板画；
邓必浩的《古镇新貌》粉彩瓷板画；
余文襄的《赏雪图》粉彩瓷瓶；
毕渊明的《虎啸云谷图》粉彩瓷板画；
王锡良的《绣花姑娘》粉彩瓷瓶；
吴康的《安徽黄山》新彩瓷板画；
周国桢的《天亮了》色釉瓷雕；
等等“文革”初期的景德镇瓷器，绝大多数作品是以日用瓷造型为主的，色彩多为粉彩和青花、新彩装饰。其主要特征有以下几点：
1、作品内容为政治服务。突出多是“主席像”配“最高指示”，再辅以葵花等一些革命化的图案辅饰的日用瓷，如茶具、座盘、座像等。
2、陈设瓷主题画面包括三个方面、一是革命历史题材，如《毛主席在井冈山》、《八角楼的灯光》；
二是样板戏题材，如《智取威虎山》、《白毛女》瓷画、瓷雕；
三是文革新事物，如《赤脚医生》、《知青垦荒》、《大寨人》、《石油工人一声吼》、《革命委员会好》等。
3、技艺人员创作绘制的产品，一般均不署名，如绘有领袖画像的，常以“XX 瓷厂革委会敬绘”，底款则以“景德镇制”标示。
谈到这个问题时，不能不提到景德镇一位著名的陶瓷艺术家,他就是章文超。由于他家庭出身贫穷，十二岁从临川老家逃荒投靠叔父章鉴学成了一身人物肖像画的本领，尤其擅长绘制毛主席各个历史时期的瓷像，所以省、市领导人都很重视他，常常指派他承担很多的重大政治任务。南昌“万岁馆”外壁的大幅毛主席瓷像，景德镇人民广场主席台上的大型瓷像，安源俱乐部广场的巨幅瓷像和湖南长沙直径10 米的瓷像。1969 年刘春华创作的《毛主席去安源》油画作品，也被他移植在大型瓷板上，其人物形象的逼真，色彩明暗的协调，连刘春华也惊叹比他的原作也好看得多。章文超是个爱憎分明，勇于担当的陶瓷美术家，他曾婉转地拒绝了吹捧林彪的《林彪的扁担》画像；
坦然地绘制了《周总理在梅园》的瓷像，他是全国第五届人大代表，更是景德镇人衷心爱戴的陶瓷美术家。
雕塑·舵手 作者：熊钢如
毛主席去安源
在那个特殊年代里,也就是七十年代中期、可谓“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景德镇陶瓷作品也处在“一花独放、万马齐瘖”的形势下。1973 年2 月7 日邓小平在复出赴京前，偕同夫人参观视察了景德镇。在艺术瓷厂他以浓重的四川口音对工人干部们说：“要发扬优秀的传统、推动陶瓷文化健康地发展”。于是，一大批以战将为特征的粉彩瓷涌现出来。其中尤以《穆桂英挂帅》、《梁红玉击鼓破金》、《水浒英雄谱》等格外配目，成为了七十年代瓷业史上一个亮点。
釉上粉彩《穆桂英挂帅》
“7501”，即专指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由瓷都景德镇特地为毛泽东主席烧制的生活用瓷。围绕着“7501”瓷，全国各陶瓷界、文物界、收藏界、史论界及媒体界无不众说纷纭，传叙着其前因后果及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和轶闻。
说起毛泽东主席专用瓷，不能不提及湖南，因为——
1、毛瓷大祗出醴陵
醴陵地处湖南省的东部，湘江支流渌水流域，与江西省的萍乡毗邻。据史料记载，湖南古代有著名的长沙铜官窑、岳州湘阴窑，盛极隋唐至五代期间。但由于政局等诸多原因，两窑遂湮灭于战火硝烟之中。然而由于醴陵“制瓷土石遍野，乡间窑室皆是”，具有重振瓷业的基础条件，故在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 年)，以湖南凤凰县乡绅熊希龄为首，在醴陵姜湾倡立了官商合资的“湖南瓷业公司”，并创办了“湖南瓷业学校”。一举创烧的“釉下五彩瓷”在1909 年参展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荣获一等大金牌奖而誉震海内外。但诚如时人陈重民在《今世中国贸易通志》所言：“由于德、英、日洋瓷大肆泛滥于中国市场，更使得我国瓷器濒于死亡线上，尤为日本瓷货甚劣。徒以模仿景德镇等产地瓷器，以极低之价值，卒能普及中国市场”。到湖南全境解放前夕，醴陵只剩下七个瓷厂，几间破窑，勉强维持生产，数以千计的瓷工遭受失业的痛苦。
随着解放军进军号起，醴陵的窑火冉冉腾起。1956 年5 月，毛泽东主席在广州听取中南各省的汇报。当湖南汇报提到成立瓷业公司统管醴陵瓷业之事时，毛主席当即表示：“这好嘛，可以试办”。并仔细询问了醴陵瓷业生产经营的具体情况，连瓷器烧成的温度是多少都问到了。临了，他兴奋地说：“湖南有个酸陵，也产出了瓷器。要好好扶助一下”。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怀下，翌年三月，轻工业部派出了专家组帮助醴陵开展改窑工作，并投入了技术改造基建费 800 万元，组建了专门从事釉下彩生产的艺术瓷厂即后改名的群力瓷厂，为后来试制毛泽东主席用瓷做好了关键性的基础工程。1958 年4 月，中共湖南省委派人赴醴陵，要为中央首长试制一批茶杯。送来的样品是早前延安生产的一种无花、无盖、瓷质粗糙、釉色灰白的杯式，要求改矮、扩量、加盖并施以花纹。醴陵仅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进行了研制，采用了传统的釉下五彩的工艺，成功完成了首次由中央办公厅交办的任务。事后才知道这是由毛泽东主席亲自命名的“胜利杯”。从此，醴陵开始生产毛主席的生活用瓷，其后中南海、天安门及人民大会堂、钓鱼台国宾馆用瓷，均由醴陵生产。
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毛主席身边的人说，其间也有人问过主席，为什么不在著名的瓷都景德镇烧制专用瓷器？主席意味深长地说：“历史上许多朝代的帝王，都在景德镇设立御窑烧造贡器,‘其任百尔，执事媚兹一人’。我们是人民的公仆，不是封建社会的皇帝，这种奢华穷侈的作为，不是我们共产党人的作风。”话语不长，其戒奢亲民、挚爱家乡的朴实情感，却溢于言表。
1974 年10 月，时任湖南省委书记的张平化，为庆贺毛泽东主席82 岁诞辰，提议由群力瓷厂为此特烧制了40 件“月月红”釉下五彩碗。主席捧碗反复端详，风趣地说：“这个碗好是好看，只是端在手上只能让别人看到花，端碗的人自己却看不到，这就有违‘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的意思了。”说完，他转身对身边的汪东兴感慨地说：“比起来，瓷器还是景德镇的好，这是一点也不虚言的事实”。
“7501”瓷餐具系列
言者无心，听者有意。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有“红色总管”之誉的汪东兴心领神会，事后的12 月某日，他得以交办了烧制主席用瓷的神秘任务。因为他和所有人都知道“中华向号瓷之国——
2、“瓷业高峰是景都”
景德镇地处江西省东北部。古称新平,“新平冶陶，始于汉世”。北宋时以创烧青白瓷而跻身其时的五大名窑六大瓷系之列。元代即成为浮梁瓷局，实现了全国陶瓷烧制中心由北向南的转移；
明代即成立皇家的“御器厂”，“按岁进御”；
清代依循帝制，复称“御窑厂”，“遣官督造，遵时入贡”。前后历经28 个皇帝540 多年，直至辛亥革命的一声枪响，作为皇权象征的御窑厂的窑火才最后烟消灰灭了。
景德镇是一个没有城墙的江南小镇，瓷器是它的主要手工业和支柱产业。“工匠八方来，器成天下走”构成了这个城镇独有的人才环境和艺术氛围。解放以后，景德镇的陶瓷传统产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不仅满足了全国人民日常生活的瓷器需求，而且每年承担了国家对外交流的礼品瓷的创作任务，达到了真正意义上的“宋代以来传信誉，神州而外有均输”的鼎盛程度。然而，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初，在“瓷器不能打仗”，“瓷器属小资情调”谬论的影响下，许多骨干瓷厂被迫转产，大批瓷工遭到遣散，古老的瓷都生产处于奄奄一息的状况之下，幸得周恩来总理明确指示，才避免了景德镇由盛至衰的厄运，才有了“枯木逢春”的转机，有了研制毛主席专用瓷的契机和历史上熠熠闪光的“亮点”。
“7501”瓷文房系列
梅延灏同志撰文说：毛主席平时对身边工作人员都要求十分严格，从不允许他们收受地方赠与的东西。对于中央下文令景德镇定制专用瓷，是不可能的(迄今仍未见有关此事的中央文件)，但烧制专用瓷一事又确实存在。他认为其实毛主席在事前及事后是一点也不知情的。
1974 年秋，毛主席身体一直不太好，常住在湖南长沙袁家岭的蓉园，有时也到江西小住一段时间。当时国办安排主席到江西去的警卫接待是江西省警卫接待处，汪东兴拿了几件由醴陵群力瓷厂烧制的釉下五彩碗给时任江西省公安厅副厅长的黄庆荣看，问：“景德镇能烧制吗?”于是黄庆荣拿了两件样品，于1975 年1 月底来到了景德镇，找到了当时的市委书记李可时，告诉他这是中央领导同志订制的一些生活用瓷，并要他绝对保守秘密，甚至连省委领导也不能告诉。李可时陪同黄庆荣到各个瓷厂参观，根据彩饰工艺及烧造条件的基本要求,最后选定在红旗瓷厂烧制，研制任务下达给了江西省陶瓷研究所(1978 年8 月复称“轻工业部陶瓷工业科学研究所”)。
当时这批瓷器是以省委警卫接待处名义订制的，强调要家庭式的，不光是餐具，烟缸、茶杯、牙签筒等都要，吃饭用的碗、盘、都要有盖子，花纹就选桃花、梅花和芙蓉花，其创作灵感缘之于毛主席诗词。黄庆荣随后与陶研所副所长罗慧蓉直接见面，传达了汪东兴的口头指示：“这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必须要用最好的材料，保证绝对的安全卫生，制作工艺上不能有半点瑕疵。”
此时已是 1975 年的三月份，人、财、物各方面都有了充分和详细的分工。罗慧蓉负责技术攻关，汪桂英作为艺术室主任负责具体的工作落实，人力调配和拨款找李可时，黄庆荣是这一专项工作的核心领导。
紧锣密鼓中，陶研所开始了中央领导人专用瓷的研制工作。尽管大家都不知道是为谁制作，但朴实的阶级感情和高涨的政治热情，激励着全所上下齐心协力。
在罗慧蓉的主持下，他们首先对“保密用瓷”的成型材质进行了反复的实验和验证，先后研制了两个多月，均告失败。经过反复比较和科学比对，最后决定采用江西抚州地区临川出产的一种非常稀有的优质高岭土做基础配料的生产。据说用此原料制作出的半薄胎高白釉瓷器，通体晶莹剔透，洁白如玉，用手指轻弹，其音清脆悦耳；
在灯光照射下呈透明状。尤其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导热系数较低，在瓷壁不足毫米的茶杯内注入刚沸腾的开水用手捧着，也没有炙热感。但这种高岭土蕴量极少，开采极难，产量极低，因此愈显珍贵。然而为了制作这批瓷器，陶研所不惜花费重金购买了数十吨，并发动全体职工采用手工剔取的原始手段，精挑细选出数吨精料。
根据工艺流程的标准及人员才能的配制，陶研所做出了统一的工作安排，即：
陶研所所长方综负责“保密用瓷”的总指挥之职；
陶研所副所长罗慧蓉负责具体的研制工作；
艺术室主任汪桂英协助罗慧蓉协调工作及人员配备，并主持瓷器造型设计；
李雨苍具体设计器皿造型；
洪国忠主持器皿的拉坏成型；
彭兆贤、曹翠花具体负责釉下五彩纹饰设计和绘画；
刘平、徐亚凤负责釉上粉彩“水点桃花”纹饰设计和绘画。
此项工作，共调备了四十三位顶尖的技术高手，历时两个月，拿出了具体的器皿造型和纹饰图样，主要有：汪桂英依据历史资料和有关指示精神，以明代正德宫式餐饮具为主体，在盘、碗上另配置扣盖，达到上级要求的“保温、防尘”的目的；
彭兆贤设计的釉下五彩“梅花翠竹”纹和刘平、徐亚凤设计的釉上“水点桃花”纹等画稿，报送中共中央办公厅审查并获通过。从五月二十五日至八月三十一日，陶研所进入了紧张而繁忙的生产阶段。
釉上彩绘是景德镇的传统工艺，也是陶研所的拿手好戏，因此，它的生产工作比较顺利。然而釉下五彩则不同了，其中梅花的红色，需要一种用黄金作色剂的颜料，称之为“金红”，即俗谓“洋红”。景德镇最早使用是在清代雍正年代的官窑瓷器上，但并没有作为一种中温色料，其烧成温度是 1100～1200℃之间。而这次专用瓷器瓷化温度要烧到 1400℃，为使颜料能耐高温，必须对原有配方进行调整。于是经过不下十次的试验，终于选择了一个最佳配方，在多次试验中也未发现毛病，但在放大镜中检测时却出现了问题，其呈色不是欠佳，就是色面龟裂，造成了成品报废，这也就是日后流入民间的“保密用瓷”釉下彩产品多于釉上彩产品的重要原因之一。
笔者曾走访了汪桂英，问起“保密用瓷”的完成情况。她告诉我说，这批瓷器共烧制了二十二窑，入窑一万四千一百零三件，实际成品数四千二百八十件，平均合格率百分之三十：从中精选出千余件于九月送中南海，其余产品全部登册入库。而据罗慧蓉回忆说：她曾在七六年初去南昌出差，在毛主席曾下榻过的 828 招待所住过，看见此处也有保密用瓷在贵宾处出现，无意间她才知道“保密用瓷”的主人就是毛主席。除中南海送去的三套瓷器外，江西 828 招待所、湖南滴水洞招待所也各有一套存用。
对于这批瓷器，当年汪东兴曾明确指示，除送京以外，其余部分要就地销毁。但这一精神并没有得到落实。据当年的陶研所所长方综解释，当时确实传达过中央的指示要求，但一则考虑到这批专用瓷在使用过程中难免发生破损需要补充，必须留有储备；
二则这批瓷器凝聚了全所两百多人八个多月的心血，实在不忍心销毁，因此决定全部封存在仓库里。一九八二年，中国的政治形势较之一九七五年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加之陶研所也想效法有关陶瓷企业为职工分发“福利用瓷”，加上毛主席已逝世多年了，于是决定在那年春节前将仓库的“保密用瓷”拿出部分给职工办福利，每个职工分得了十件左右。至此，主席专用瓷才浮出水面，开始流向了社会。
“逝者如斯夫”。保密用瓷其后的故事，真假参半，似是而非，真可谓——
3、欲辨玄秘几忘言
“保密用瓷”的出现，引起了一个嗅觉灵敏人的高度重视，他就是江西省标准局分管陶瓷质量的马晓峰。在去景德镇检查工作时，他顺路拜访父亲的老友——陶研所老所长。主人待客的两只釉下五彩梅花茶杯十分精美，引起了他的兴趣，经打听，才知道是为中央领导人特制的保密用瓷。瓷之莹白、釉之玉润、质之透明、花之清雅，把器皿之美与画境之美融为一体。其梅花如疏风洗雨，或临霜带雪，或含笑盈枝，或离披烂漫，形象的诠释了“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的主题意韵。第二天，他再次登门求索，老所长慷慨赠送。从此，马晓峰走上了收藏“保密用瓷”的专业之路，并带动和影响了与他志同道合的孔发龙、方文贤等人。
随着收藏热的兴起，马晓峰等人在广东深圳的新宅里，一天吃宵夜的饭桌上，谈及保密瓷的经历。都觉得称保密瓷太玄虚，直呼主席用瓷又觉得太直白，似乎应有代号为好。景德镇制这批瓷器乃七五年的头等大事，当以“7501”为宜，于是“7501”代号得到了各方的认同。
1996 年12 月，北京太平洋国际拍卖行将其征集到的80余件“7501”瓷公开进行拍卖，汪东兴对此事极为关注，派人到现场了解情况。当得知这批瓷器全部拍出，成交总额为800 余万人民币时，汪老还不相信，再三问:就那么个杯子，真的值10 万元?此后，湖南国际拍卖行也将征集到的90 余件“7501”瓷进行拍卖，成交总额达到了 1143 万元。至此，“7501 毛泽东主席专用瓷”作为20 世纪中国最后一批“御瓷”的地位已确立，其价值也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
据当年将“7501”专用瓷送京者之一黄万凯回忆说：1975 年，他在陶研所负责高档瓷的检选，配套与管理工作。9 月的某天，他同罗慧蓉副所长将“7501”专用瓷送到江西省警卫处转交中央办公厅，公安厅副厅长黄庆荣接待了他们。那次选送的“7501”瓷有釉下红梅(两种花面)、釉上水点梅花、釉上水点桃花，釉下对彩芙蓉花五个花面，共计1000 余件。其配套方式为：釉下红梅纹五组合为一大套92件生活用瓷，其中47头餐具、一组13 头餐具附件；
一组13 头茶具，一组6 头观赏瓷器。釉上水点桃花、釉上水点梅花为14头一组。这套唯一92 头完整套件(所有盘碗都有带盖)的瓷器尤为少见。特别是在国内首次亮相的釉下彩梅花五头小号文具以及釉下彩梅花大号茶杯，大号笔洗，大号茶壶、品锅(汤盘)等，是“7501”瓷中稀罕的孤器，弥足珍贵。
2002 年3 月4 日，马晓峰将收藏的565 件“7501”瓷及相关的原始档案资料，全部转让给上海“张稻房博物馆”，并邀集陶研所“7501”瓷的原创人员赴沪座谈，从而披露出不少鲜为人知的故事。对此，比较详细介绍“7501”瓷的文章有毛晓沪发表于《青年文摘》杂志的两篇文章，即《中南海用瓷留下遗憾》和《中南海用瓷制作始末与辨识》；
另一篇为马晓峰评论上海座谈会的综述文章。应该承认，这三篇文章都有可靠性和权威性的。
7501 参罐
二〇一二年七月，笔者应邀主编《部所六十周年》大型纪念画册，曾多次与汪桂英、刘平、李雨苍、戴荣华、舒慧娟等人近距离接触，了解了“7501”面世之后的许多被称之为“纠结”的人与事。结合本文纪实的宗旨，特——
4、正本清源察赝真
随着“7501”瓷的收藏热兴起及拍卖行的行情看涨，不少个体厂坊纷纷仿制“7501”瓷，且多以釉上“水点桃花”梅纹为样品，有的厂家不惜在包装彩盒上打上了“一代伟人专用，绝世精品传承”的广告语。有的厂家心知肚明，含蓄地以“中南海用瓷”、“丰泽园用瓷”名义盖之。诚如马晓峰所言：“九十年代至本世纪初，市场上冠名的‘7501’瓷，百分之九十都是赝品。”
如何鉴别“7501”瓷的真伪?刘勇特在《荣宝斋》杂志刊文谈到：必须从六个方面进行分析，
1）凡是带有作者证书、鉴定证书的“7501”瓷，都是伪制品。因为流传民间的“7501”瓷都是作为福利用瓷分给职工的，不会有任何文字证书。
2）“7501”瓷的款式只有书于器底的青花款或红彩“景德镇制”四字篆书体。其他款式都是仿品，如“景德镇陶瓷研究所制”、“中南海专用瓷”“毛泽东主席专用瓷”等等。
3）流散于民间的“7501”瓷由于都是当时落选产品，所以每件瓷器都存在一定程度的瑕疵。尤其是釉下彩产品更为突出。
4）由于“7501”瓷除设计稿为个人，彩绘均属集体执笔，故成品上绝无个人署名。团结出版社出版的“红色官窑•文革瓷器”一书刊登于扉页的一组“水点桃花”六头文具照片上，赫然题有“xx 写”字样，这可谓滑天下大稽之事。
5）从彩绘的彩料上看，真品上的红彩是法国进口的金红原料，色感鲜艳。而仿品一般使用的是国产原料，色彩暗淡。
6）从胎质上看，由于“7501”瓷采用的是以抚州出产的一种罕有稀缺的优质高岭土作基础配料，不仅几濒枯竭，而且开采极难，产量极低，当时陶研所是人工手拣精选确保质量的。用这种材料成型经1400℃高温烧出来的瓷器玻璃质感极强。将其对光照射，足圈周围胎壁厚处呈翠绿色，这种色调非常之美，也是“7501”瓷所特有的特征，而仿品则系暗红色。这是鉴别“7501”瓷非常重要的标准。
在笔者走访中，也询问了当事人关于“7501”瓷的其他事情：
笔者曾在某个大型展馆里，在极为显眼的展台上看见一套粉彩山水茶具，上标签“7502”瓷。面对笔者询问，汪桂英、戴荣华等人断然回答：说 7502 瓷是给林彪制作的，这是绝不可能的，林彪早在七一年叛国投敌，跌死温都尔汗，这套瓷器百分之百是假的。
对此问题有两种不同说法：一种说是“7801”是为华国锋专门制作的。对此，陶研所不少人执置疑态度；
另一种说法是，1978 年受毛主席纪念堂管理局的委托，复制一批“7501”瓷用于展示，这批瓷器除原有的品种外，还增加了痰盂缸等卫生漱洗具，故设计人员把图稿统称为“7801”，后由于主客观的种种原因，未进入实质工作状态。综上分析，后一种说法可信度高。
文章结束前，笔者援引中国古陶瓷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王莉英的一段话：“有人说景德镇生产的陶瓷现代不如古代，实际上有的已经超过古代了，超过了前人，‘7501’专用瓷就是例证。‘7501’瓷的烧制成功，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制瓷工艺的结晶，是里程碑式的成果。当然，这不是凭空而来的，是在继承传统基础上的创新，工艺基础已有千百年历史。就白釉来说，从永乐年间的甜白，到成化年间的青白，现在选用更精细的原材料，烧制出高白釉瓷器。再以彩釉来说，宋元时期出现釉下彩，明清时期出现釉上彩，但只限于钴蓝(青花)和铜红(釉里红)。‘7501’瓷继承了釉下彩的烧制传统和釉上彩的装饰工艺，创烧出了釉下五彩。釉上彩的胎、彩需两次烧成，釉下五彩是胎、彩一次烧成，而且窑温要达到1400℃，大大突破了传统的1280～1320℃的烧成温度，难度是很大的。‘7501’瓷达到了这个要求,烧制出了‘洁白如玉、晶莹剔透’的釉下五彩瓷器，这是一大创新、一大飞跃。”
“以镜为鉴,可正衣冠；
以史为鉴，可知兴衰”。五六七瓷尽管距今已有不短的时间历程，但其中包含了景德镇很多很多的信息：有那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背景；
有那个时代的行业、工艺和创作理念；
有那个时代的陶瓷工作者作品的风格、个性的磨砺逐渐形成的印迹；
有人们对那个时代艺术价值的认知和审美旨向。从景德镇“五六七”瓷的唤起，就雄辨地证实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的真谛。如今收藏家热衷于追觅“五六七”瓷,这是情之所至,也是可以理解的。以上权当抛砖引玉，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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