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河：流动的国家记忆

2014年6月22日，中国大运河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46个世界遗产项目。大运河包括京杭大运河段、隋唐大运河段和浙东运河段，全长3200多公里，有2500多年的历史，是世界上最长的、最古老的人工水道。在目前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1100多个世界遗产项目中，中国大运河以其时间跨度之长、辐射面积之广、涉及人口之多，而居于独一无二的地位。

邗沟开凿是大运河的开端

大运河的开凿并非一个朝代完成，而是历朝历代不断开凿而形成的。

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在今天的扬州附近开通了一条邗沟，沟通淮河和长江。这就是后来大运河在江苏境内的一段。邗沟开通之后，吴王夫差以它运兵运粮，北上伐齐，打败齐国之后成为春秋五霸的最后一霸。邗沟的开凿也被视为中国大运河的开端，我们说中国大运河的历史有2500多年，就是以此为根据。

战国七雄同样和大运河相关。战国七雄之一的魏国以大梁为首都，大梁就是今天的开封。魏国修了一条郑州和商丘之间的运河，名为鸿沟。鸿沟的开凿方便了魏国农业的灌溉和商品贸易的往来，所以，魏国成为战国七雄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邦国。后来楚汉争霸时，项羽和刘邦以鸿沟为界，中分天下，这也是后来中国象棋中楚河汉界的由来。

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大运河整体的变化并不大。然而，由于北方经常发生战乱，导致北方人口大规模迁移到南方，中国经济中心进一步南移，这也直接影响了随后中国政局的发展。

对隋唐大运河的历史评价不一

隋朝重新统一了中国后，大运河进入了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

隋炀帝为了派兵北上攻打高句丽，同时源源不断地从南方获取财富，便以洛阳为中心，开凿了一条东西走向的大运河，即隋唐大运河。隋朝建都长安，即今天的西安，而西安至洛阳之间的运道非常凶险，运粮极其不方便，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隋炀帝在洛阳的大运河附近修筑了很多粮仓，包括洛口仓、回洛仓和含嘉仓。含嘉仓是当时天下第一大粮仓，根据考古发现推断，含嘉仓储粮可达4.6亿斤。

关于隋唐大运河的评价，历史上有不同的说法。有一种观点认为，大运河的开凿导致中央权力延伸到江南地区，江南的财富成了中央政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蓄水池”，所以说“东南四十三州地，取尽脂膏是此河”。也有人认为，这条大运河修得非常好。有诗云：“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也就是说，隋炀帝开凿大运河的功绩简直可以与大禹治水相提并论。

隋朝非常“短命”，没有享受到大运河的好处，而大运河的红利被唐朝继承了。由于长安人口众多，从洛阳运粮到长安的难题并没有很好地解决，唐朝皇帝只能越来越频繁地到洛阳“就食”。所谓“就食”，就是皇帝带着一大群皇亲国戚和文武百官到洛阳去解决吃饭问题。唐高宗在位34年，在洛阳“就食”长达14年；
武则天在位15年，除两年在长安外，其余都在洛阳“就食”。

唐朝“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南方通道经常受阻。唐德宗时，因为漕粮没有按时到达，皇帝的禁军神策军发生哗变造反，后来江南送来了粮食，唐德宗得知消息后急忙跑到东宫告诉太子：“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神策军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山呼万岁，危机解除。由此可见，大运河对于唐朝统治的安危有着重要的意义。所以说，盛唐气象很大一部分应该归功于隋炀帝所开凿的这条大运河。

“北京是大运河上漂来的城市”

北宋定都开封，有效地避开了将粮食运往洛阳和长安的风险。北宋时期，每年通过运河运到开封的漕粮多达600万-700万石，这是中国漕运史上的巅峰时期。由于南方的物资不断运来，当时的开封极度繁华。

南宋偏安江南，以临安（今天的杭州）为首都，获取漕粮更加便捷。这一时期，浙东大运河得到了有效的利用。浙东大运河实际上从春秋战国以来就不断被开凿和利用，它连接杭州和宁波，南宋的物资可以通过这条运河直达海上，顺利开通海上丝绸之路。

蒙古人入主中原后，以北京作为首都建立了元朝。为保证北京首都的物资供应，元朝最初采取的是海运。与此同时，在著名水利专家郭守敬的领导下，以隋唐大运河为基础，截弯取直，开凿了京杭大运河，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京杭大运河的基本面貌。京杭大運河开通后，从南到北有效连接了五大水系，包括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和海河，把中国北方主要的河流全部连通起来，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不过他对于南京作为都城并不满意，他后来在一篇文章里写道：“朕本欲迁都，今因年老，精力已倦，又天下初定，不欲劳民。”然而，朱元璋迁都的想法被他的儿子朱棣以出其不意的方式完成了。

朱元璋在位期间分封自己的几个儿子到各地，其中燕王就是分封到北京的朱棣。朱元璋死后将皇位传给了孙子建文帝，但建文帝上台不久，朱棣就起兵造反，夺得了皇位。所以，朱棣称帝后很快就启动了营建北京和迁都北京的巨大工程。

北京的营建工程极其浩大，朱棣花了14年，从全国各地征调人力和物力。北京几乎所有的物资都是靠全国支援。这些物资大部分都是通过运河运到北京的。北京营建完之后，同样还需要大运河从南方运来景德镇的瓷器以及江南的丝绸、漕粮、茶叶等物资，供皇帝使用。所以，有人说，“北京是大运河上漂来的城市”。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也曾说过，“北京什么也不生产，但什么也不缺少”。

京杭大运河为北京的大繁荣、大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不仅是物质基础，还提供了充足的人口。据史料记载，北京的土著居民不到十之一二，其余都是从外地来的。到明朝中后期，北京人口已经达到200多万，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这一趋势到了清朝依然延续，法国著名的年鉴学派史学家布罗代尔在他的《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一书里写道：“1793年，北京的面积远不如伦敦，但人口是伦敦人口的二到三倍。”

大运河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基本特性

大运河是一条政治之河、经济之河、文化之河，它对中国历史的进程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就像梁启超所言：“自运河既通以后，而南北一统之基础，遂以大定。此后千余年间，分裂者不过百年耳。”在大运河修建之前的千余年，中国经常发生四分五裂的情况，可是大运河修建之后，中国分裂的时间不过百余年。中国之所以能保持大一统，就在于大运河提供了基础，让中国保持了经济的繁荣和文化的昌盛。

不可否认，近代大运河衰落了。但新中国成立之后，大运河重新得到再利用。南水北调工程有很大一段借用了运河河道，今天苏北运河段仍然是非常繁忙的黄金水道，是北煤南运的重要通道，每年运煤的吞吐量在3亿吨以上，相当于3条京沪铁路的运量。

2022年，通过南水北调工程向大运河灌水，大运河实现了百年来首次全线水流贯通。当时社会上有人质疑这样做不划算、不经济。其实，大运河不能不算经济账，但是大运河也不能只算经济账。大运河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基本特性，即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一旦想到大运河所赋予的这些政治意义、经济意义、文化意义、科技意义，我们就无法用划算或不划算来简单地判断。大运河不应该仅仅停留于文字和史料记载中，它应该成为鲜活的、奔腾不息的国家记忆、民族记忆，永远留存下去。

（摘自《解放日报》倪玉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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