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含
摘要:江南丝竹音乐与广东音乐是分别流传于我国江南和岭南一带非常具有浓郁地域特色的民间乐种。本文以分析江南丝竹音乐与广东音乐的各自整体发展概况为引,分析二者的关联、共性与区别,并通过对乐队组合形式、部分作品、合奏方式等内容进行研究,再以二者的主奏乐器——胡琴(主要以二胡、高胡为代表),从演奏技巧、艺术风格表现等方面进行对照,以胡琴在江南丝竹音乐与广东音乐中演奏运用为索,进行比较研究,为二者未来的传承、发展探索新的思路。
关键词:江南丝竹 广东音乐 二胡 高胡 比较研究
“丝竹乐”,即以“丝竹”组成乐队所演奏的音乐,20世纪20年代,被称为“国乐”,而演奏“国乐”的班社被称为国学社,之后,被普遍称为“江南丝竹”[1]。
江南丝竹音乐(以下简称“江南丝竹乐”或“江南丝竹”)专指流行于江浙、上海一带的民间乐种。据清代《嘉兴府志》所考,在19世纪以前,江南丝竹乐“集弦索精粹”作“吴越佳音”,早已在江南民间流行[2],其乐队主要由二胡、扬琴、琵琶、三弦、秦琴、笛、箫等丝竹类乐器组成。2006年5月、2008年6年,太仓、上海及浙江杭州先后联合申报获国务院批准列入我国第一批、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3]。纵观我国各地的民间乐种,与之相类似的,并且从传播度、音乐风格等特点上可与之媲美的,唯有始于一百多年前流行于岭南地区珠江三角洲一带的广东音乐。
广东音乐,亦称粤乐,是近现代一个极具岭南文化及地域特色的新乐种,始盛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當时身居上海的广东音乐家吕文成等人始创。其乐队组合、主奏乐器、演奏的部分传统曲调都可追根溯源至我国中古中原、江南一带;
在其乐队组合上,常以“五架头”小型乐队组合为主,即二弦(胡琴)、提琴、三弦、秦琴、横箫等五件乐器。广东音乐的“五架头”有从“硬弓”(1920年以前)到“软弓”(1925~1930年开始)的变化,亦有“洋为中用”的过程。在广东音乐的乐曲风格上既典雅又通俗,因此其接受度与传播度较为广泛。2006年5月,广东音乐经国务院批准列入我国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一、江南丝竹乐与广东音乐的关联与共性
无论是江南丝竹乐亦或是广东音乐,从二者常演奏的部分传统乐曲上来看,二者之间有某种联系及共性,如演奏中都有加花、抢(嵌)当、让路、即兴发挥等丰富的技能;
另外,乐队表演、编排上都形成了主次虚实对比、此起彼伏、相互呼应的演奏现象。可看出,二者皆得益于戏曲,主要传承自昆曲等戏曲或曲牌中的曲调或主旋律、伴奏或过场乐表演。
从二者的艺术特色上来看,都显示出了江南至岭南一带温婉、清丽、柔美、活泼的艺术风格;
从传统演奏作品上看,大多都短小精悍,诗情画意、借景抒情的居多。20世纪初,身居上海的吕文成等广东音乐家,在创编广东音乐作品时,不少借鉴了流传于沪地的江南小调与戏曲作品。广东音乐的部分传统作品亦可追溯至江南一带,例如广东人统称为“小调”的《梳妆台》,以及传统乐曲《三六板》《欢乐歌》等作品,皆源自江南。
为了突显作品的艺术风格,为了更贴合各自的声腔韵味,以上两个不同乐种,均拣选或创造出更适用于演奏特点的各类乐器,如江南丝竹中的二胡、中胡,广东音乐早期“硬弓”时代的二弦、竹提胡(竹奚琴),其“软弓”时代的高胡、椰胡等乐器。因为无论从音色、情绪表达上,胡琴更能贴合作品的艺术需求与表现,因此,胡琴在两个不同乐种的乐队编排中居于领导地位。虽然如此,二者却也是迥然不同的。如吕文成所创的高胡作为广东音乐的主奏乐器,不仅为广东音乐占据一席之地奠定了重要基础,并使其成为了当时国内最流行的新兴乐种之一。下文中,将结合二者各自的演奏艺术特征、表现手法,试以主奏乐器——胡琴为主要分析对象,作横向比较研究,为促进二者传承、发展的研究,开拓新思路。
二、胡琴在江南丝竹乐与广东音乐中演奏艺术特色的区别
江南丝竹乐包含了江南民间音乐、昆曲等内容,具有典雅、柔婉等特点。在其演奏技法和风格中所体现出来的互相谦让、协调创新等社会文化内涵,较为深刻[4]。其主要风格、艺术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加花(加装饰音)
在中国传统音乐演奏中,所谓加“花”,即加装饰音。江南丝竹乐中加“花”是很重要的演奏表现手法,“花”加得好、巧与否,既取决于演奏者水平,也取决于乐队演奏者之间的磨合程度。在江南丝竹演奏中所使用的装饰音,是较复杂的装饰结构,是指在原曲调的“板”(强拍重音)、“眼”(弱拍或弱音)后及长音、跳进或结构简单的音符之间加装饰音。
江南丝竹加花的节奏及其音符组合变化较为丰富,一般会根据乐曲的意韵风格表现及本土方言语调衍生的音调进行变化。通过加花使原有的节奏更细化,使乐曲表现更加华丽、流畅、细腻、精致。如《三六》可衍变为《花三六》,《老六板》可衍变为《中花六板》。作为主奏乐器的二胡,在演奏过程中,常以左手颤音(tr)或打音将花音展示得淋漓尽致。
早时,广东音乐中的“花”,多为即兴,只图合奏时协调好听,无特定规则,因此高胡、扬琴、秦琴等演奏乐器,各自加花均为不同。即兴加花成为了当时演奏者二度创作、才华尽显的另一种体现。如早期民间音乐家严老烈,通过加“花”、变奏,将《三汲浪》改编成《旱天雷》等作品。广东音乐通过近百年的积累与发展,加花、滑音等演奏技巧上愈加规范,目前已增有冒头花、前缀花、后缀花、连接花、插入花、经过花、叠尾花、花上花、夹心花、隐形花等十种加花模式[5]。如较为典型的“冒头花”,广东音乐演奏者为了演奏上的整齐,乐曲开头普遍使用冒头花,因此,冒头花也有领奏指挥的辅助作用[6](谱例1)。
曲中开头 这四个音符即为冒头花,第二小节的第一、二个音实为乐曲正式的开头音。
又如“花上花”,指前缀音加在其他的花音上,如音符 是花音,其中 为主音,花上花的演奏为 ,前缀装饰音 为花上的花音[7]。
加花会根据乐曲作品风格表现来合理增减,主要服务于主音、主旋律。可见,在演奏加花的这些细节上,江南丝竹和广东音乐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方式。
(二)滑音
江南丝竹的滑音一般都在二度或三度音程范围内,很少超过四度音程,在胡琴演奏中多采用垫指滑音来表现。垫指主要体现在左手无名、小指两指紧密依次进行上滑或下滑至主干音,无名指的摁滑音以小指滑音为主,是小指滑音过程中的过渡音,即为“垫指”,常用于三度音程关系的下滑音。垫指滑音的运用使滑音演奏显得更细腻,艺术表现上更厚重、黏稠,与当地的声腔语调相似,有甜糯之感,突出了江南音乐的甜美。
广东音乐中的滑音亦与广府地区的方言语调有着密切关系,如广州话中的“阳上”“阴上”字,本就带有滑音。广东音乐滑音多为三度、二度、一度滑音,用得最多的是三度滑音和回转滑音,而且滑音多在同一和弦内进行。在广东音乐“五架头”的二弦(二胡)、椰胡或高胡演奏上,通过滑音与花音的运用,不仅使乐曲的演奏更贴合声腔的變化,表现出更浓郁的地域色彩,并使乐曲更连贯、优美、抒情。例如 ,通过加花和滑音运用后,演奏为[8]:
这样演奏使乐曲更突显广府地区的语言及地域风格色彩,“粤韵”表现更加明确。
三、江南丝竹与广东音乐在曲调风格表现上的区别
即便是专业演奏者,若非在深入研究或钻研的情况下,对于江南丝竹与广东音乐的演奏技巧,几乎很难细分二者的差异性,但从曲调风格上却很容易区分。
在江南丝竹乐的演奏中最具风格特色的是强调“板”“眼”的变化,除了常用变节奏、变板式、变速度之外,在合奏中常用的有:“减字法”,即突出主要声部演奏原来的曲调,简练乐音。在演奏中,某些声部若出现长音、休止、稀松的乐句或小节时,其他声部便利用这些空隙适当的加花、细分节奏或加重力度,以此突出本声部;
另一方面,为了突出某些声部,居于次声部的演奏会主动地将曲调减字,或是通过简化节奏、减弱力度,以此来弱化自己的声部,这便是“让路”。通过这两种手法,在演奏过程中,实现合奏中你繁我简、此起彼落的艺术表现。
而广东音乐最突显的风格体现在特有的曲调上,人称“乙反调”或“乙反线”,其调式音阶为:
即调式里的b音稍低,但不到降b音;
f1音稍高,但不到升f1,按照十二平均律的固定音来听,似乎音是不准的,但整个旋律听着却很和谐。在中国的其他民间乐种的旋律中也会出现b、f1音,并运用这两个音构成特色的旋律,如秦腔和潮州音乐,但这二者的曲调风格上与广东音乐截然不同。如广东音乐《连环扣》,运用了大量的b、f1两音,并以此作为骨干音,在乐队演奏过程中,通过胡琴的滑音、花音、揉弦等演奏技巧,使乐曲在风格及艺术表现上极富特色。
音乐的曲调风格主要以乐曲演奏为载体进行呈现。江南丝竹乐和广东音乐若要突显和丰富其艺术风格,不仅掌握以上所列举的演奏风格特点,更要结合乐曲作品本身的演奏要求与艺术诉求,深层次分析与探求其地方民俗文化、方言语调、思想性、文学性、时代性等深刻内涵,在演奏上精雕细琢,在艺术形象上反复刻画,才能成功地进行展现。
结语
纵观我国诸多民间乐种,它们不仅代表着地域的特色文化,同时也彰显着一个时代。广受群众喜爱、风靡海内外的江南丝竹乐、广东音乐,作为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与艺术,在新时代里仍继续寻求发展与创新的道路,以期再创辉煌。由此不难发现,对于优秀的音乐艺术,传承只因我们对自身文化的自信,创新则是为了让其得到更好的推广与发展。而相互“借鉴”与“吸收”不失为促进江南丝竹乐、广东音乐等其他的中国民间乐种发展的一条出路,这更是为了有朝一日,中国其他濒临失传的民间音乐艺术可以在世界音乐中百家争鸣、百花齐放。
参考文献:
[1]郭瑾蓉《民间习俗中的江南丝竹——历史、文献与发展》[J],当代音乐,2022年第2期,第82~83页。
[2]周大风《漫谈江南丝竹》[J],中国音乐,1982年第4期,第59页。
[3]任晓天《国家级非遗中的音乐——江南丝竹》[J],琴童,2021年第2期,第54页。
[4]朱昌耀《江南丝竹音乐及江南风格二胡演奏的艺术特色》[N],中国二胡通讯报,第49期,第2版面。
[5]干玉珊《黄日进高胡演奏艺术初探》[N],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15年。
[6]黄日进《岭南广东音乐学院艺术特色阐释》[M],福建教育出版社,2017年9月第一版,第7页。
[7]黄日进《岭南广东音乐学院艺术特色阐释》[M],福建教育出版社,2017年9月第一版,谱例出自第78页。
[8]黄日进《岭南广东音乐学院艺术特色阐释》[M],福建教育出版社,2017年9月第一版,谱例出自第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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