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宫武英殿藏书概览

刘甲良

关键字：武英殿 修书处 藏书

武英殿（图1）位于外朝熙和门以西，始建于明。其建筑的规制如东华门内的文华殿，所处的地理位置也与之相对应，形成“左辅右弼”之势。武英殿为前后两重，共建在一个“工”字形的台基上。前殿称“武英”，后殿曰“敬思”。殿之东西配殿，分别称为“凝道”和“焕章”。殿之东北原有恒寿斋，西北有浴德堂。殿的左右群房共计63 间。

《大清会典事例》“武英殿修书处”条有：

康熙十九年（1680） 奉旨， 武英殿设造办处，设监造六人，派侍郎及司员经营，无定员。……（雍正）七年，铸给武英殿修书处图记（图2），设委署主事一人。1

自康熙以来，武英殿修书处一直是清内府修书、刻书的重要机构。因刻书、校勘等的需要，武英殿也藏有了大量图书。如《国朝宫史》载：

熙和门之西为武英殿……殿前后两重，皆贮书籍。凡钦定命刊诸书，俱于殿左右直房校刻、装潢。西有浴德堂，为词臣校书直次，设总裁统之。

武英殿藏书随刻书任务及国家实力变化而改变，其曾藏书可分为如下四类。

一、为编纂《四库全书》的征集本

广征民间书籍，是清宫藏书的重要来源。王朝初建及中兴之时，大多博求书籍以布教化，兴文事粉饰太平。清代书籍的搜求，始自顺治，贯彻于清廷始终。乾隆时期，为编纂《四库全书》，征集图书力度空前。在乾隆皇帝恩威并施之下，各地督抚皆大力访书进呈，藏书家和书肆纷纷踊跃呈献书籍。各省征集到的图书数量猛增。如浙江一省采进呈献的书籍即达4522 种，又如江苏扬州盐商马裕一人进献家藏珍本776 种，浙江宁波天一阁主人范懋柱献书602 种。各省纷纷交送典籍，并附有交送清单以便纂修完毕后归还藏书者。这些清单后来汇集成了《四库采进书目》。截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八月，全国征书工作告一段落，总共搜集图书已达13500 余种（内272 种重复本）。3 皇室藏书得到极大的充实，图书典藏成就超迈历代。

清廷本想用完后发还各家藏书者。乾隆帝曾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四月十二日、乾隆四十五年（1780）四月十三日两次下旨，要求把已办完的《四库全书》（包括存目书）底本发还各省藏书之家。但由于当时图书管理混乱、书籍清理困难、大臣缺乏责任心等原因，除发还两淮300 余种外，其余并未发还。“存目”書及重本等其他征集采进本约9000 余种曾收藏于武英殿。乾隆五十一年（1786），吏部尚书刘墉奏：

据翰林院查明付覆：收过各省采进及各家进呈各种书籍，共计一万三千五百零一种。除送武英殿缮写书籍三千零九十八种，又重本二百七十二种，已经发还各家书三百九十种外，现在存库书九千四百十六种，内应遵旨交武英殿者六千四百八十一种，应发还各家者二千九百十八种，军机处及内廷三馆移取者十七种，又销毁书一百四十四种，抽毁书一百八十一种，均另行存贮。

因武英殿主要是刊刻印刷机构，并非以藏书为主要目的。此批书体量大，影响了武英殿的主要工作。所以此批图书后被移置到翰林院存放，供士子查阅，直至清末。在每部首页盖上翰林院满汉文大官印，外封皮上另盖木印，填写进书人、日期、部数、册数，以便发还。例如国家图书馆藏《太易钩玄》封面有木印：“乾隆三十八年十一月浙江巡抚三宝送到吴玉墀家藏《太易钩元》壹部计书壹本。”由此可见，当时确有把典籍还给藏家之愿。遗憾的是此项工作未能贯彻执行，失信于藏家，影响恶劣。殊为可惜的是，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图书馆，翰林院于庚子年间（1900）毁于大火，辉煌建筑和成千上万卷古籍善本被焚毁，纂修《四库全书》未还的征集本亦大多毁于此，给中国文脉带来了不可弥补的巨大损失。

武英殿所藏《四库》征集本何时转移至翰林院已不可考，清嘉庆二十年（1815）福申手抄本《掌录》所附福申手跋载：

辛未入词馆，闻有《四库书》蓝本，贮署之东西库。其未入《四库》而仅存目者，分藏讲读、编检二厅。心艳羡之，恨不获一见。乙亥受职后，亦理院事，适曹俪笙、秀楚翘二夫子有查书之命，遂得遍阅奇书，觉满目琳琅，目不暇给。虽纷纭残蠹，不及细观，而无如爱不释手，欲罢不能。仅借卷帙之少者，赁书佣分写。

由此可以推测，至少嘉庆二十年之前此批书已交翰林院贮藏。

二、各处交来的杂项书籍

乾隆三十九年（1774）五月十一日“履郡王永珹等奏酌拟存留武英殿修书处库贮各种书籍折”载：

尚有积年由各处交到杂项书籍一千四百余种，其中纯疵不一，堆贮库内，亦应及时清厘。前经四库全书处查取九百余种，现存五百八十余种，俱系寻常之书，应统俟四库全书处将查取各书交回之日，另行筹酌办理，再行奏明请旨。

其中四库全书处查取的900 余种即《四库全书》（图3）来源之一的内府本。由此可见，武英殿也曾是宫廷藏书的主要处所之一，有积年所藏及各处交来之书。

三、“殿本”的复本和通行本

杨玉良将内府本的流通总结为呈览、陈设、赏赐、颁发、售卖等五种形式。7 武英殿修书处纂修刷印的图书是内府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世人称其所修书为“殿本书”。印制精美、装潢华丽的殿本书一般用于呈览、陈设、赏赐、颁发之用，非通行本。此外，武英殿修书处往往特意印制一些普通纸张和装潢的通行本，明码标价，进行售卖。如乾隆三十九年（1774）十二月二十六日，王际华、英廉、金简奏：

所有应用武英殿聚珍版排印各书，今年十月间曾排印《禹贡指南》《春秋繁露》《书录解题》《蛮书》共四种。业经装潢样本呈览。今续行校得之《鹖冠子》一书，现已排印完竣。遵旨刷印连四纸书五部、竹纸书十五部，以备陈设。谨各装潢样本一部恭呈御览外，又刷印得竹纸书三百部，以备通行……

此奏折中的前两种为非通行本，后面的竹纸书300 部是通行本。

作为非通行本的殿版书，有的印量也相当大（个别甚至多达数千部），遂常有剩余，即贮存于武英殿。日积月累，武英殿的藏书越来越多，以至于难以容藏。乾隆三十九年（1774），有大臣建议依通行本例进行售卖疏散：

其他《性理精义》《御选唐诗》《朱子全书》（图4）等类，现存六七百部至一二百部不等。充溢库内，不特书籍繁多，日久存贮为难，且安放多年，将来保无霉蠹。臣等公同商酌，请将前项书籍，无分外进内刊，凡数至一千部以上者，拟留二百部；
一百五十部以上至六七百部者，拟留一百部；
其一百五十部以下者，拟留五十部。此各种书籍，俱系原板初印，纸墨较通行者尤善。……合无请照通行书籍之例，概予通行，俾海内有志购书之人，咸得善本。

无论通行本还是非通行本，殿本书只有极个别的图书售卖较好，如武英殿聚珍版书（图5）就供不应求，遂有外聚珍版书（ 图6） 的产生，大多售卖情况一般。买书者一般是官员、王爷、匠人及民间士人等，一次购买也就三五种至十余种书不等。10 如《同治四年武英殿修书处存售书籍清册》所载：该年共卖书59 部，存书9504 部。每年卖出书不多，库存的书却越来越多（图7）。所以才有了上述所言及的《四库全书》征集本移贮翰林院之举。

但愈到清后期，武英殿藏书愈少。主要是因为藏书有消耗（如售卖、遗失等），而武英殿刊刻图书日少，如《养吉斋丛录》载：“道光二十年后，以经费支绌，刊书甚少，仅存其名而已。”11 出多存少，致武英殿藏书越来越少。

四、书板和活字

作为宫廷图书刊刻的重要机构，武英殿修书处也存有大量的刻书书板。

如《竹叶亭杂记》载：

武英殿书籍，其存而不发卖者，向贮于殿之后敬思殿。甲戌夏清查，将完好者移贮前殿。其残缺者变价，符咒等书悉付之丙。于是敬思殿空为储板片之所。

贮存书板所占空间远大于贮存书籍，武英殿贮存书板只是其所刻书板的一小部分，约有42000 余块。大批书板移存于御书处、牌楼西朝房、国子监和午门城楼等处，达数十万块。

清代的宫廷活字印刷是清代宫廷图书一大特色，既有康雍时期的铜活字印书，也有乾嘉时期的木活字印书。为印书制作的大量铜活字和木活字，都曾存贮于武英殿。

清康熙五十五年（1716） 設立图书集成馆（ 亦称铜字馆） 制作铜活字，至康熙五十八年基本完成。雍正间印刷《古今图书集成》工作完成后，这批铜活字被收贮起来，由铜字馆移交给武英殿铜字库管理。14 经雍正十一年（1733）和乾隆九年（1744）两次清点，“有字铜子”即铜活字的数量都是1015433 枚，这是铜字退出使用后的数量。此外还有无字铜子308520 个，大小铜盘700个。15 可惜数量庞大的铜活字于乾隆初年被熔化铸佛像，致使刻印武英殿聚珍版书时，只好制作木活字来摆印。共制作大小木字253500 个，备用枣木子1 万个，摆字楠木槽板80 块，板箱15 个，检字归类用松木盘80 个，套版格子24 块，收贮木字大柜12 座，木板凳12 条。16 上述木活字及其配套用品先存放于西华门外北长街路东的“聚珍馆”内。17 乾隆五十一年（1786）随着聚珍版书摆印完成后，木活字移交武英殿存贮。

同治、光绪年间，武英殿两次遭受较大火灾，武英殿所积累书籍、书板及活字大都付之一炬。民国清点（图8）时仅有：万年书板二堆、宋字清板《春秋》六函、《御制文初集》八函、《御制诗初集》八函、《三元甲子万年书》二函、《孝经大全》一函，未装订的有《春秋》八本、《三元甲子万年书》二函、《四书集注》十二本、《礼书》二捆、《内务府大臣档案》一堆。其他还有档案五柜、《钦定总管内务府现行则例》一函、印书木板四箱、《佩文诗韵》一堆、石印石头一块。

五、结语

武英殿修书处是清代最重要的中央刻书机构，其藏书内容及数量的变化与清廷的文治政策及兴衰等紧密相连。康雍乾三朝无论在文治还是武功上，都臻于巅峰。统治者不仅标榜武功，更是不遗余力地宣扬文治，而最有效的措施就是大规模编修和刻印古籍。这一时期是武英殿修书处蓬勃发展的时期，出版了《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图9）《四库全书》《十三经注疏》（图10）《二十一史》《武英殿聚珍版丛书》等一系列重要典籍。此时期武英殿所藏图书质量最优，数量最多。

嘉庆以降，国力日衰，技艺愈逊，武英殿修书处规制仍存，修书的数量及质量却每况愈下。嘉道时期所刊殿本种类，仅勉强及乾隆朝的一半，且相当一部分是续刻、重印。咸同两朝，外强入侵，内乱迭起，已无暇顾及文治。同治八年（1869），武英殿失火，导致：

凡康熙二百年来之藏书储板，一炬荡然……武英殿既灾，纂修协修之官名犹在，写刻印装之工匠亦未撤，而刊书之事，终同治一朝阒寂无闻，此为极衰时代矣。

武英殿修书处的刻书工作基本处于停滞状态。此时期照相石印技术及铅活字技艺传入中国，逐步推广，对传统刻书事业形成巨大的冲击。采用印刷新技术的京师同文馆和总理衙门印书处逐渐替代了武英殿刻书处。如同光年间，总理衙门承办了铅活字印《七省方略》《历朝圣训》《御制诗文集》，《古今图书集成》则于光绪时期由总理衙门交上海同文书局石印等等。光绪二十七年（1901）武英殿再遭大火，此后虽有重修，但彼时清廷式微，更难逮昔时之盛。光绪三十二年（1906）以后，清廷钦定图书多交由新设立的图书编译局等机构办，而武英殿修书处则以修补各处藏书为主要任务，逐渐名存实亡。武英殿藏书亦随之日趋式微，民国清点时仅存寥寥数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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