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UCA危机下我国博物馆文物安全工作探析

宋琳琳 黎波 赵丛苍

【关键词】VUCA危机；
博物馆；
文物安全；
文物保护

【摘要】近年来，受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地区武装冲突、全球经济萎靡等不安定因素的影响，世界范围内的博物馆工作，尤其是文物安全工作面临着一些新问题，未来可能还会出现各种新的危机。引用VUCA危机概念，对博物馆面临的各种风险进行分类和剖析，并做出相应预案，可以驭繁就简，早防范、纾困境，在博物馆的文物保护工作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文物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保存下来的遗迹或遗物，是人类历史和文化演进的见证，具有不可再生性和不可替代性[1]。作为博物馆的生命线，文物是开展一切业务工作的基础。文物的特殊性和多样性决定了博物馆文物安全和保护工作的艰巨和复杂。保障文物安全，抵御和化解各类针对文物的威胁和隐患，是博物馆肩负的重要历史使命。

保障文物安全，各收藏单位尤其是博物馆除需制定文物安全规范，做好细致的文物安全工作外，还需及时审视处于不断变化中的自然、社会和政治环境，评估可能面临的风险，以便调整工作方向，稳妥应对各类问题。近年来，受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地区武装冲突、全球经济萎靡等不安定因素的影响，世界范围内的博物馆工作，尤其是文物安全工作面临着一些新问题，而未来可能还会出现各种新的危机。如何及时应对可能产生的种种危机并做出预案，是当前博物馆界亟需探讨并解决的问题。

VUCA是20世纪90年代美国陆军战争学院针对苏联解体后世界陷入的严重危机环境所总结出的一种危机概念[2]。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此概念被引申、借用到经济、医疗卫生和教育等领域，用以分析各种复杂危机，从而做出相应对策，以纾解危机所产生的不利后果。在经历诸如SARS疫情、汶川地震等“危机”后，我国将VUCA危机概念引入国家应急工作范畴，根据危机的不同性质，建设了相应的“国家核心新型基础设施”，大大提高了应对危机的应急管理治理能力[3]。近年来，受新冠疫情的影响，国内部分企业也在面临产业链波动引起的产能停摆等困难的情况下，借鉴VUCA危机的分类形式具体分析自身困境并做出应对，有效缓解了危机带来的不良影响。

根据危机性质和危机结果的差异性，VUCA危机概念将人类社会面临的各类危机划分为四类，即Volatility（易变性）、Uncertainty（不确定性）、Complexity（复杂性）和Ambiguity（模糊性），进而为解决不同种类的危机提供新的视角，从而探索解决问题的新方向。笔者不揣浅陋，拟引用VUCA危机概念，对目前博物馆文物安全工作面临的各类问题进行探讨，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具体对策。

一、博物馆中的VUCA危机

博物馆面对的危机形式多种多样，既有较为常见的洪涝灾害、地震、火灾和盗抢等，也有随着社会发展而出现的新形式，如针对电子信息系统的网络冲击，针对博物馆人员和部分藏品的生化威胁等。新时期博物馆的危机形式虽然有所增加和变化，但均具备发生的紧迫性、冲突的复杂性和后果的严重性等特点，符合VUCA危机的基本特征。将博物馆面临的各种危机按VUCA危机概念中的四种类型进行分类、剖析并做出相应预案，可在博物馆的文物保护工作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1.易变性危机（Volatility）

易变性危机是指目标主体对危险的缘由和后果有一定认知并有能力克服的风险。易变性危机并不都是高难度、无法应对的事件，其难点是预判其发生的时间或恶性程度，如包括火灾、地震、火山爆发、洪涝等在内的自然灾害都属于易变性危机。充分做好应对准备，及时做出应对反应，可以有效降低易变性危机所带来的危害。对博物馆而言，面对易变性危机时是否应对得当，将直接影响到文物的安全。如2021年8月河南遭受罕见特大暴雨袭击，安阳市有82处文物保护单位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害，而殷墟博物馆、安阳博物馆因提前进行了文物防汛准备，尽管雨势远超预计程度，但文物安全最终仍得到了保障[4]。2022年5月，法国卢浮宫的《蒙娜丽莎的微笑》和英国国家美术馆的《向日葵》相继遭到激进环保人士的袭击，几个月后类似的事件又在德国的波茨坦巴贝里尼博物馆等机构重演，说明相关收藏单位在已有前车之鉴的情况下仍对该类危机及产生的后果缺乏警醒的认知，未能及时做好应对准备，从而导致了损害事件的发生。一定程度上，博物馆做好充分准备，可降低易变性危机的危害性、破坏性，甚至避免危机的发生。察端倪、早预警、重预案是应对易变性危机的关键。

2.不确定性危机（Uncertainty）

与易变性危机对事件发生尚有一定的预判可能性相比，不确定性危机指对恶性事件发生的原因和后果的恶劣程度都缺乏准确的认知，因而不能判定其是否可能发生的风险。如发生于博物馆的暴恐袭击，可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其危害后果，但却无法判断其发生的时间、方式，预警方向的不明确造成预案成本的相应增加。如1983年兵马俑在日本大阪展出期间，突然冲入的日本暴徒将一件军吏俑推倒在地，使其受到不可逆的重大伤害。近年来全球范围内经济衰退导致各地宗教、种族冲突事件增多，未来短期内发生武装冲突或其他对抗性危机的可能性明显增加，由此而产生的对博物馆安全的威胁也在增加。面对此类危机，博物馆需要完善与政府等部门的信息共享机制，及时获取涉及文物安全的各类信息，对信息进行高效分析、解读，提升自我保护的技术手段，从而最大程度降低文物面临危險的可能性。

3.复杂性危机（Complexity）

复杂性危机是指外力冲击过于纷繁复杂，超过认知和抵抗能力的严重性危机。面对这种危机，旧有的系统和组织结构已无力应对，需要借助外力或者选用效率更高、针对性更强的新系统、新组织结构来增强战斗力。如网络袭击等信息系统方面的侵扰给包括博物馆安全在内的国家安全带来了新挑战。进入21世纪，数字化技术被大量应用于博物馆的管理和运营，涉及藏品管理、安防运营、陈列展览、社会教育以及财务等各个方面，一旦受到攻击，数字化管理运营下的各部门都有可能面临混乱的局面，如：藏品管理方面，由计算机系统控制的温度、湿度、光照度等可能产生急剧变化，对文物造成伤害；
安防系统也可能会出现漏洞，使文物失窃的风险大大增加。从目前博物馆数字化发展的趋势来看，数字化管理程度越高，其对信息管理系统的依赖程度越高，越容易在应对数字化攻击这类复杂性危机时陷于被动。准确定位风险点和危机级别，建立新型系统架构和组织架构，是纾解复杂性危机的重要方法。

4.模糊性危机（Ambiguity）

模糊性危机指对灾害事件认知极为有限、后果更为严重的情况，其具体表现多为新事物、新技术、新挑战，或是闻所未闻的新威胁，适用于解决前述三种危机的应对策略都很难发挥作用，因而容易出现完全无力抵抗的情况。新冠肺炎疫情即可称之为模糊性危机。疫情发生之初，对病毒的未知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恐慌，博物馆大多处于闭馆状态，安保、文保岗位人力严重不足，管理方面存在缺失，文物安全受到极大威胁。2022年2月俄罗斯乌克兰战争爆发，对两国博物馆的文物和人员安全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威胁。伊拉克、叙利亚等地区的武装冲突也使当地博物馆的很多文物遭到毁灭性破坏。可以看到，博物馆在面对该类危机时大多处于完全被动、无力应对的状态。充分认识未来可能存在的危险因素，强化危机意识，及时审视和评估国内外政治环境，做好应对新危机的预案，是解决该类危机的唯一方法。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以上四种类型的危机往往可能相伴或连锁发生。如新冠肺炎疫情属于典型的模糊性危机，而由疫情引发的博物馆观众数量的断崖式减少，导致博物馆运营陷入困境，则属于易变性危机；
当由经济停滞引发的宗教、种族冲突等不确定性危机明显增多时，世界政治格局的动荡更容易激发复杂性危机，而各地的军事对抗则可能带来新的模糊性危机；
暴雨和洪涝灾害属易控范围的易变性危机，而当灾害的危害性超出可控范围时则可能发展成为模糊性危机。这些危机一旦发生，都将是对博物馆安防能力的极大挑战。如何应对各类危机，完成保护文物安全的使命，需要引起博物馆管理者和相关研究人员的重视和思考。

二、VUCA危机下我国博物馆文物安全工作的对策

受益于国内社会环境长期的繁荣稳定，我国博物馆事业几十年来稳步发展。但换一个角度看，长久的稳定容易引起对安全工作的懈怠，危机防范意识的减弱，抗风险经验的缺失。此外，我国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地缘政治对抗性明显增强，文物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可能性增大。居安更要思危，尤其在经历了三年新冠肺炎疫情之后，博物馆迎来了观众的回归，在满足各类人群文化需求的同时，提升危机意识，保障文物安全，是现阶段博物馆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落实到具体之处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建立应急管理模式

在危机发生时保证文物的安全是博物馆面临的首要工作。面对严重危机，博物馆领导团队需具备坚决的迎战意识、强大的思想动员能力和果断的行动力，能够迅速进入应急状态，并在此基础上建立高效的应急管理模式。博物馆日常工作要求细致严谨，职能部门划分偏重“平行式”，即馆长（副馆长）下分列办公室、展陈、后勤保障等多个部室，具体工作任务按层级部署。该工作模式下各部门职能明确，责任划分清晰，但在VUCA危机发生时，这种精细化的部门分工模式可能导致信息传递滞后，尤其在指令下达和人力物力资源调配等方面效率低下，故在特殊时期，博物馆的组织结构也应做出一定调整。简洁而集中的领导组织架构可以整合有限力量，重点解决危机中的关键问题。如河北博物院在2021年初突陷新冠肺炎疫情危机时，根据制定的紧急预案，迅速启动全封闭式管控，封闭当天即成立以院长为组长的疫情工作领导小组，联合组建综合协调、安全、后勤保障、“线上博物馆”四个分组，制定临时工作规章制度，在特殊时期保证了博物馆工作的正常运行。尤其是文物安全方面，各相关部室在院长的直接领导下通力合作，安全保卫部门负责定时巡查，文物保管部门保证专人值守，物业管理人员则根据展厅的具体情况随时进行检查，为馆藏文物的安全提供了多重保障。

2.专业技术人员的储备

博物馆的藏品基本都是按照各自品类的保护要求存放于库房及展陈区域，环境相对稳定。一旦危机发生，文物需要转移的可能性增大，转移过程中温湿度、光照度的变化，空气中的酸碱类污染物、微生物的侵蚀等都有可能给文物带来伤害。除了环境改变造成的威胁，文物的搬运过程也存在一定风险。这就需要有专业的文保人员对文物进行相应的处置。2021年郑州特大洪涝灾害发生后，郑州博物馆新馆所在区域成为泄洪区，经过该馆工作人员的连夜奋战，包括大量一级文物在内的400余件文物被安全转移到了四楼的库房，保证了这批文物无一受损[4]。这次危机的成功应对，得益于郑州博物馆几十名工作人员细致、专业的操作，充分体现了专业人员在危机应对中的重要性。面对突发性和紧迫性的危机，博物馆如何高效、科学地应对可能对文物安全造成的威胁，专业技术人员是重要的保障力量之一。随着国内博物馆事业的快速发展，博物馆领域尤其是文物保护相关技术的发展也日新月异，博物馆应密切关注、积极引进最先进的文物保护技术，同时加强馆内文物保护专业队伍建设，以便有效解决危机下可能发生的文物安全问题。日常工作中，博物馆可根据自身藏品情况定期对员工进行文物保护方面的技能培训，这些经过培训的专业人员将会成为VUCA危机发生时文物保护的有生力量和重要保障。

由于国内国有博物馆人员编制有限，中小型博物馆专业人员短缺现象尤为严重，如遇VUCA危机发生，专业文保人员的缺口势必成为文物保护工作中的重要障礙。面对这种情况，博物馆可以寻求外援，积极动员博物馆志愿者、文物保护等专业的大学生加入到博物馆文物保护的队伍中，也可考虑吸纳承担博物馆展陈设计、多媒体设计及施工的专业公司的工作人员作为后备力量，相较于普通民众，这些人员具备一定的文物安全意识，经过短期培训可更快地承担部分工作。

3.物资储备

VUCA危机后果的严重性已经远非博物馆日常安防、消防储备可以应对。面对可能发生的严重的文物安全危机，需要提高安全防护等级，加强博物馆系统的防灾减灾研究，保障文物保护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供给。

人力保障是完成文物保护工作的前提，生活和医疗物资又是人力保障的基础。危机发生时，不仅需要充分保障博物馆人员日常工作和生活的基本物资储备，如食品、办公用品、卫生用品等，以及各种消毒、消炎、抗病毒药品等医疗物资，还应该包括应对水源被污染时所需的净水设施以及网络通讯中断情况下可用的步话机、短波收音机等非常规用具。

一般情况下，博物馆都备有充足的消防、安防设备设施，但在易变性、不确定性以及模糊性危机发生时，爆炸、火灾或者盗抢的可能性大大增加，普通的消防、安防储备已无法满足特殊时期的文物保护需求，这就要求博物馆充分认识其所处的自然和政治环境，做好充分准备，及时做出应变。比如：地处地震易发区的博物馆，为保证地震发生时的文物安全，可选用能够抵抗高强度地震的展柜、储藏设备；
处于政治不稳定地区的博物馆，武装冲突、暴恐袭击发生的概率较大，为保证文物及工作人员的安全，可补充防爆、防毒以及抗暴力冲击的防卫设施，必要时需要准备掩体。在危机评估等级高的危险区域，硬件保护条件达不到文物保护标准的，可考虑将文物提前转移至安全区域。

博物馆陷入模糊性危机等极端危机时，需要应急转移文物的可能性增大，转移过程中极易造成文物损毁。应对这种局面，可选择备用存储空间用以保存文物，但要远离机场、火车站、水厂、电站、网络中枢控制站等可能的军事攻击目标，以避免累及文物安全。选用文物包装和储存用具时，需考虑防震、防火、防毒、防霉菌等微生物的侵害，保證文物小环境的安全。

针对转移困难或者可移动但移动后会破坏其整体价值的特殊文物，原地保护更为可行。可用沙土填埋或在文物的不同立面加筑具备防卫功能的金属笼罩等保护屏障。叙利亚麦阿喇博物馆为避免其珍贵藏品拜占庭镶嵌画遭受战火损害，预先在其表面涂抹了防水胶，并用纺织物包裹，同时用沙袋加固了博物馆围墙，因此该馆虽遭受油桶炸弹袭击，但这批珍贵的文化遗产仍得以保存完好（图一）[5]。

4.利用国际公约等法律途径

VUCA危机的极端状态是武装冲突和战争，属于不确定性危机或模糊性危机。预先了解并充分利用相关国际公约和法律，对保护文化遗产具有重要作用。如1954年发布的《关于发生武装冲突时保护文化财产的公约》（简称1954年《海牙公约》），旨在最大限度地保护文化财产免受武装冲突的影响。该公约认为，作为一类独立、特殊的财产，文化财产指对各国人民的文化遗产具有重大意义的动产或不动产，例如建筑、艺术或历史上的宗教性的或世俗的纪念物，考古遗址，具有历史或艺术价值的整套建筑物，艺术品，手稿、书籍和具有艺术、历史或考古价值的其他物品，科学珍藏和书籍或档案的重要珍藏或者上述各物的复制品，以及保存或展览前述可移动的文化财产的建筑物（包括博物馆、图书馆等）和用于保存可移动文化财产的避难所，“纪念物中心站”等[6]，涉及范围非常广泛。公约第二章“特别保护”中，明确禁止针对文化遗产实施敌对行为，目的是保护“极其重要的”纪念物、博物馆、考古遗址、保存有可移动文化财产的单位等。在战争冲突地区，缔约国可以申请具有特殊保护意义的盾形公约标记来标记受特别保护的文化财产，并受公约实施条例所规定的国际管制。截至2020年5月，已有132个国家批准了该公约。在两伊战争、叙利亚战争等地区冲突中，1954年《海牙公约》在保护文化遗产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我国是1954年《海牙公约》及其《第一议定书》的缔约国，当严重危机发生时，充分利用国际公约也是保护文物的有效途径。

综上所述，将VUCA危机概念引入博物馆文物安全工作，能够将博物馆可能面临的各种危机进行更科学的分类，进而根据不同种类危机的特点做出科学预案，做到有效防范和应对。结合国内博物馆的实际情况，笔者认为，高效的组织管理模式，充足的人力、物资储备以及充分利用相关国际法律法规等是博物馆应对、解决危机的可行方式。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仅针对国有博物馆馆藏可移动文物进行了讨论，另有约76.67万处国有不可移动文物[7]，超过6000万件（套）保存在国有企事业单位、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的文物，其安全工作也需要引起足够重视。同样的，引入VUCA危机概念，也可以为这些文物的保护工作提供新思路和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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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宏钧.中国博物馆学基础：修订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133—158.

[2]BENNETT NATHAN，JAMES LEMOINE G.What a Difference a Word Makes：
Understanding Threats to Performance in a VUCA World[J]. Business Horizons，2014，57（3）：311—317.

[3]李晔.VUCA时代，加快建设国家安全码体系“国家核心新型基础设施”[J].上海质量，2020（4）：27—28.

[4]李瑞.河南暴雨中的文物与舍命守护[EB/OL].（2021-08-12）[2022-12-21].http：//www.ncha.gov.cn/art/ 2021/8/12/art_722_170390.html.

[5]科里内·魏格纳，魏兰.危机中的博物馆：援助我们的同行和他们的博物馆[J].国际博物馆（中文版），2017（Z1）：99—104.

[6]法律出版社法规出版中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入《关于发生武装冲突时保护文化财产的公约》和《议定书》的决定[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7]一言，陈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统计特征分析与研究[J].东南文化，2021（4）：6—15.

〔责任编辑：陈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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