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苏区的赤色邮政

周铁钧

1930年，由毛泽东、朱德创建并领导的红色根据地和苏维埃政权（以下简称“苏区”），已扩展到赣、湘、闽等地区30多个县域，工农红军发动、组织贫苦百姓打土豪、分田地，革命斗争开展得轰轰烈烈。随着苏区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银行、医院、学校等公益机构相继成立，筹建赤色邮政的工作也随之展开。

“创办赤色邮政是政府的中心任务”

1928年4月，井冈山会师后，毛泽东、朱德领导的两支部队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当时，部队与地方传送信函均由“递步哨”完成，即每隔3—5里，设一个2人的哨所，接到信函后，1人原地站岗，1人将信函传抵下一站。

6月，中共湘赣特委在湘赣边界建起20多个秘密交通站，负责外界与苏区的信息沟通、函件收送。但因交通站人手不足、衔接不畅等因素，通联范围十分有限，信函传递也十分迟缓。

1929年2月，驻上海的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写了一封指示信，不到10天就转送到了赣南交通站，但进入苏区后，却因传递渠道不畅，滞留、辗转40多天才交到红四军政委毛泽东、军长朱德手里。但此时，苏区斗争局势已发生重大变化，不再适宜执行党中央2个多月前作出的指示了。

迟到的来信让毛泽东、朱德等红军领导人深深感到：由于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对通信的需要是十分迫切的。苏区必须改变和外界的联络方式，加速信函传递。4月，毛泽东、朱德签发了“保护邮局，照常转递”的命令，指示红军在占领国民党统治的县城后，要把当地邮局立即改制为苏区通信交换局。

红军攻占上杭县城后，朱德来到邮局，命人接管所有的邮件，并部署交通站，将邮件转投给苏区的接收人。当他听到邮递员张辑轩反映“邮件在苏区传递太慢，是因为沿途检查次数太多”时，便立即从笔记本上撕下一页纸，用粗黑铅笔疾书手令：“所有书报信件业经检查，沿途友军准予通过为荷。”

虽采取了一定措施，信函传递速度有所提高，但在方圆3万平方公里、涉及30几个县域、人口400多万的苏区，仅凭递步哨、交通站进行信函互通，已极不适应斗争需要，创办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赤色邮政、开展独立的邮寄业务迫在眉睫。

1930年2月6日，中共赣西南特委举行军政联席会议，指示各级苏维埃政府“加紧交通工作，创办赤色邮政是政府的中心任务”，“迅速建立适应工农革命斗争需要、在苏维埃领导下的赤色邮局”，红军各部队“要全力推动当地苏维埃建立赤色邮政”。

3月26日，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个邮政机构“赣西南赤色邮政总局”（以下简称“总局”）在江西吉安成立，并在赣南、闽西各县设分局，下设乡、村分站、路站。

7月，时任中共赣西南特委秘书长刘作抚在《给中央的综合报告》中汇报赤色邮政情况时写道：“各地都办有赤色邮政，成绩也还不错，同红色地区保持交通关系，沟通联系很顺畅。”

1932年1月，中华苏维埃政府发布《关于统一苏维埃邮政问题》第一号布告和《整理苏维埃邮政统一组织办法》的训令，同时成立中华苏维埃邮政总局，各省设管理局，县、乡设分局及代办所。至此，一个统一领导、分级管控、上下衔接的赤色邮政体系基本形成。

健全规章制度 完善邮寄业务

1930年4月，中共赣西南特委发出《重视交通工作，发展赤色邮政》的通告，要求“各级党部必须重视交通、邮政工作，谁破坏了赤色邮政或不积极帮助很好建立起来，不但要受党的责罚，而且要公开接受政权机关的处理”。

1932年5月1日，中华苏维埃政府发布了《邮政暂行章程》和《各类邮件寄费清单》，进一步规定了赤色邮政的组织、性质和业务范围，对邮件种类、邮务处理、红军信柜、损失赔偿以及禁寄、无法投递的邮件等都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充实、完善了赤色邮政的条例法规。

赤色邮政对工作人员的政治素质、思想道德、工作纪律等也提出严格要求，每次召开县、乡赤色邮政局长联席例会时，都把邮务队伍教育、整顿工作作为首要议题，强调“要经常注意邮务队伍的革命性和纯洁性，坚决清洗散漫怠工、腐化堕落、阶级异己分子，有故意对工作消极或挑拨捣乱者，可以指名报告管理局，由管理局按照革命纪律制裁”。

随着赤色邮政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总局的管理机构和业务范围也日益健全、完善，局内设有邮务、通信、财务、秘书等科室，有职员、邮递员80多人，开办平信、挂号信、特快信、印刷品、包裹邮寄等业务。他们克服投递区域广、交通工具缺乏等困难，适时增设邮路、拓展业务，全力为党政机关、红军部队、广大群众服务。如：增加延伸至浙西、皖南等地区的邮路；
开办汇兑、报刊发行、军邮免费等业务；
在黎川、南丰等边区设立代办所或专用邮柜。据《华东战时交通通信史料汇编》记载：“此前无人收揽的地方，现今都可以直接寄信、收信。群众信件由赤色邮局寄出的很多，证明赤色邮局在群众中已取得了解和信仰。”

“银信”是赤色邮政为便利红军官兵和工农群众、活跃经济而开展的特色邮寄业务，即允许将纸币装入信封寄递。据《苏区邮政业务构成及其特色》记载：“有位名叫黄道的农民，去给当红军的儿子送钱，可是他还未到部队，就听说儿子已随红军转移了。回来的路上他遇到一位邮工告诉说，可以到邮局去寄钱。黄道听了便到邮局寄了‘银信。几天后，他就接到了儿子的回信说钱已收到，黄道无比快活！”由此可见“银信”给群众带来的便捷，同时也体现出赤色邮政在群众中有了越来越高的信誉度。

赤色邮政还担负着党报党刊的发行、投递任务，对苏区出版的报刊均实行减收邮费、速投快递的优惠服务，极大拓宽、增加了订阅范围和数量。1934年，赤色邮政投递的《红色中华》《红星报》《斗争》等党报党刊共有34种，其中仅《红色中华》发行量就达4.5万份，在瑞金的每期投递数有3700多份，赤色邮政在加强党的舆论宣传、促进信息传播等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

赤色邮政卓越的工作成绩，支持、巩固了红色政权建设，加快了苏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进步。

惠利工农子弟 献身烽火军邮

赤色邮政在密切军民关系、传递胜利消息、鼓舞红军斗志等方面，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为满足部队的通信、邮寄需求，保证红军官兵与家庭、亲人之间的联系，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各地赤色邮政相继制定出红军及家属邮寄信函、包裹一律免收邮费的政策，给予红军及家属惠利和优抚。1930年10月15日，上杭县赤色邮政发布通告规定：凡红军邮寄衣服暂时不须粘贴邮花。11月，江西省赤色邮政总局颁布《赤色邮政暂行章程》详设条款：凡现役红军指战员及其家属，寄信件包裹等，均予免费之优待；
现役红军寄信或包裹回家者，由该部队之政治部在信件上加盖“红军信件免贴邮票”图章，其家属寄信寄包裹给红军者，须当地政府加盖“红军家属信件免贴邮票”图章，始得免费之优待。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政府发布《中国工农红军优待条例》规定：红军与家属通信，由直属机关盖章，不须贴邮票。红军家属给红军寄信时，由当地政府盖章，亦不须贴邮票，可寄到红军所在的机关转发。

赤色邮政创建伊始，就把军邮工作视为重中之重。1930年5月，中共赣西南特委发布的《赤色邮政简章》中明确规定：赤色邮政组织必须承担军邮任务，各分局、乡所要与军事交通合办。《邮政暂行章程》规定：各局之邮务员、递信员不足者，以军事重心为转移；
为便利红军指战员寄信，各局从团部起设红军信柜。红军总政委周恩来也要求赤色邮政在战时不能以8小时工作为限，紧急邮务要日夜接续传递，并多辟小路捷径，以适应革命战争需要。

为让军邮线路更加通畅，1931年12月，赣、闽两省邮政联席会议决定：开通以瑞金为中心，以军事要地和交通要道为重点，抵达广昌、万泰、安远等县域的6条军邮干线，并连接苏区的邮路。

当时，军邮干线上的红军指挥部大多都设立在对敌阵地前沿，邮递员传送信件有时要穿越敌占区，闯过敌人关卡，他们便把信件藏在挑担的竹杠里、携带的物品中，机密文件则用药水密写在衬衫、字画、书页上，以商贩、脚夫、农人等身份作掩护，不但要扮得像，还要编出一套说辞，遇到敌人盘查时，须随机应变、对答如流。一旦发生危险，邮递员会不惜以生命为代价，保证机密不落入敌手。

重要军机信函的传递速度、时效性常常直接关系到谋略实施与战斗成败，赤色邮政为此开办了“快信”“急信”“飞信”等特殊军邮业务：在信封印一个“+”号为“快信”，要优先传递；
2个“+”号为“急信”，不许积压，须立即递送；
3个“+”号再插上鸡毛即为“飞信”，要利用一切条件、不惜代价飞速送达。

1930年6月的一天，瑞金赤色邮局接办了一封中央军委寄往福建长汀的急信，需跋涉60多公里山路，还要闯过敌人的封锁线才能送达。当时，局里的邮递员都已外出执行任务，共产党员、副局长谢德桃便毫不犹豫地把急信揣进怀里，抓起斗笠，踏上了前往长汀的军邮路。

当他途经敌占区的一座山冈时，突然有几十个荷枪实弹的国民党兵从后面包围上来，左右都是几十米高的悬崖峭壁，无路可走。此时，谢德桃担心的不是自身安危，而是怀里的重要军事机密绝不能落到敌人手里！他迅速掏出急信撕碎，塞进嘴里吞了下去。眼看敌兵就要扑上来了，他一步步向悬崖后退，猛然转身，奋力一跃跳了下去……

1930年10月，红四军的几位伤员在一个山村休养时得到情报：国民党一个团的兵力正向40多公里外的广昌行进，企图袭击驻扎在那里的红军。伤员们立即将情报写成“飞信”，交付赤色邮局速投广昌红军指挥部。邮递员见情况紧急，骑马飞速赶往20公里外的下一个邮站——千善乡。千善邮站接到“飞信”后，立即派邮递员驾竹筏沿旴江划行15公里，在敌人到达前将“飞信”送抵广昌。广昌红军接到此情报后，在国民党部队必经之路的鸡笼山设下埋伏，一举歼敌1000余人，缴获枪械700余支（挺）、迫击炮20余门、战马200多匹及大量物资，取得了辉煌的战绩。

在国民党严密封锁、残酷“围剿”的恶劣环境中，赤色邮局的邮递员们为保军邮畅达，为获战斗胜利，不畏艰难险阻，不怕流血牺牲，在烽火硝烟的军邮路上谱写出一曲曲雄浑振奋的英雄凯歌。

见证艰辛岁月的赤色邮票

赤色邮政创办初期，军民办理邮寄业务须到邮局交纳邮费，邮务员在邮件上加盖邮戳后才能寄出，这就给地处偏远、交通不便地区的群众造成了困难，加上红军驻地经常转移，有时也因找不到邮局而无法寄发邮件。因此，印制、发行邮票成为赤色邮政的急迫任务。但在文化落后、物质匮乏的艰辛岁月，苏区既没有人会设计邮票，也找不到印刷机印制邮票。时任总局局长的赖玉珊冥思苦想，从民间用石刻版拓印财神像中得到了启发。他自己动手设计邮票图案，然后用石板刻印图案，但由于石板材质十分粗糙，无法在方寸间刻出细腻花纹。于是，他又找来羊脂玉石，请来刻石高手，终于雕出了邮票的玉石印版。

1930年3月，玉石印版印出的第一枚邮票问世：薄纸方形，四周和中间是花边、花叶图案，上有“江西赤色邮政”和“壹分”字样。5个多月后，赣西南邮政总局也发行了赤色邮票，用微黄毛边纸石刻版印制，一套3枚，面值1分、3分、8分，其中1分、8分为蓝色、3分为黄绿色，图案是“8”字形花框，内写“赣西南赤色邮政”文字。当时，正值红军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官兵纷纷利用休整时间写家信报捷，也第一次体验到不必去邮局寄信，贴上邮票就能让邮递员带走信件的便捷。

1932年5月，中华苏维埃政府决定由国家银行调研处处长黄亚光设计赤色邮票的样式，毛泽东提出要求：“要体现工农武装夺取政权的特征，要有镰刀、铁锤、五星、旗帜。”经过苦心琢磨，黄亚光设计出了邮票图案：一个全副武装的红军战士站在地球上，背景是曙光喷薄的红星和苏维埃旗帜，上方写有“苏维埃邮政”和“壹分”字样，画面简洁大方，突出了红军形象和工农政权。这枚赤色邮票一经发行，就得到广大军民的普遍赞誉。

当时，赤色邮票虽印刷简陋、色彩单调，但忠诚于赤色邮政事业的革命志士却视它为珍宝，为保护它而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

1933年6月，国民党反动派残酷“围剿”湘赣红色根据地，正在宁冈县家中印制邮票的赤色邮局局长陈致万被包围，敌人向他喊话：交出给苏维埃、红军的东西，就放你一条生路，不然格杀勿论！

为了不让印刷工具落入敌人手中，陈致万毅然砸毁了石刻邮票模版，又把一叠刚印完的邮票交给了妻子刘娥姬，嘱咐她一定要藏好。他刚帮妻子从后窗逃出去，敌人就冲进屋来，将他五花大绑，严刑拷问，但他坚贞不屈、不吐半字，最后英勇就义。

刘娥姬逃出敌人包围后，用牛皮纸将邮票包好，冒着生命危险藏了起来。曾有亲属劝她交出去，否则性命难保，但她确信艰辛岁月一定会过去，革命一定能成功。直到新中国成立，她才把藏存的邮票上交给国家。

饱蕴英烈信念和希望的赤色邮票，真切地反映出中国共产党的创业艰辛和革命根据地军民的奋斗精神，不仅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充分表现出“人民邮政为人民”的宗旨和初心，也见证了红色政权不断发展、壮大的光辉历程。

热血与忠诚铺筑的赤色邮路

总局成立之初，就明确规定：邮路干线为15—20公里，支线为30—40公里，开通了至湖陂、壬田、坪山岗、大柏地等4条干线和十几条支线，每条干线建1个分局，每条支线建1个代办所，各设局（所）长1人，邮务员3—5人。对一些地域偏远、或是离敌占区较近而未能通邮的县域，赣西南特委派出工作队，协助组建赤色邮政，并发通告要求建立各地的交通关系，充实赤色邮政，西北路交通线和东、西两区交通网要迅速联通。不久，武平、连城、漳平等10余个未通邮的县城都相继联通了邮路。

1930年4月5日，毛泽东在一封信中写道：“在湘赣边界时，因敌人封锁，曾二三个月看不到报纸。到赣南闽西以来，邮路极便，天天可以看到南京、上海、福州的报纸，真是拨云雾见青天，快乐真不可言状。”

随着赤色邮政业务范围不断扩大，征募邮递员工作也同步进行。时任赤色邮局局长汪奇峰后来回忆说：“赤色邮递员除来自红军队伍，也招收政治可靠、阶级觉悟高的农民和工人，他们经得起斗争考验，能吃苦耐劳，既为群众传递包裹信件，又随时准备为赤色邮政流血牺牲。”

经层层选拔的邮递员个个朴实忠诚、信念坚定，他们靠扁担箩筐、身背肩挑邮件，风里来雨里去，奔走在崎岖的邮路上，鞋磨破了，就赤脚赶路，渴了饿了，就喝山泉、吃野果，红色根据地拓展到哪里，邮路就通达到哪里，保证了苏区党政军部门和广大群众的邮寄、通信需要。

1930年4月，经当地苏维埃政府严格考核、审查，永新县龙源口乡贫苦农民欧阳倬成为一名邮递员，承担茶陵到永兴邮路的投递任务。

汪奇峰回忆说：“欧阳倬对党忠诚，政治素质高、革命干劲大，他每天半夜出发，扛着五六十斤重的邮件、举着火把翻山越岭，步行往返几十里的羊肠小道，从不喊苦喊累，总能把信件、包裹按时送到，刮风下雨也不会耽搁。”

在一次执行投递任务中，欧阳倬遭敌人伏击，身负重伤，组织上安排他到乡村疗养。但敌人仍对他通缉、搜捕，他只得藏进深山野林艰难度日，直到红军打回来，才重新走上赤色邮路。

当时，国民党对红色根据地实施严密封锁，生活必需品都十分珍贵，为防山贼悍匪抢劫，寄发粮食、食盐、衣物时，邮递员都配有枪支防卫，邮包数量较多的话，要组织武装押运。

1931年12月，中华苏维埃政府国民经济部要把总重量1000多公斤的稻米、食盐、棉布运往60多公里外的会昌县，慰问驻守在那里的红四军官兵。按邮政简章规定，需要把慰问物资打成10公斤一个的包裹交付总局寄运。打包完成后，邮务股股长黄火明立即带人将100多个邮包装上2辆马车，组织13名邮递员配备武器押送。不料邮运行动泄密，队伍行至会昌县岚山岭时，遭到盘踞在山上的60余名土匪伏击。邮递员们临危不惧，英勇抵抗，但终因弹药耗尽，被团团包围。在匪徒即将冲到近前时，为保护物资不被抢走，黄火明用仅剩的2个炸药包炸毁了全部包裹，率众杀入匪群，展开肉搏，最终，英雄的邮递员全部壮烈牺牲。

革命战争年代，赤色邮政为苏维埃政权的稳固、红军武装斗争的胜利、改变群众闭塞落后的生活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和保障，他们传递的每一封信函、每一个邮件都承载着党的信任、政府的重托、百姓的希望，邮递员依靠坚定信念和顽强毅力，战胜了无数艰难坎坷，并且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据江西《红色邮电风云录》记载：“仅江西一省牺牲的交通邮电烈士就有1780多人。”

毛泽东曾赞誉赤色邮政：苏区邮政人员艰苦创业，担负着机要交通和邮件传递的双重任务，为苏区开辟了一条条畅通无阻的红色邮路。

（责任编辑：计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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