秣陵时光

章华英

梅曰强先生是我的第二位古琴老师，跟他学琴是在徐匡华先生之后了。

那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这个令今天很多人感慨、怀念的时代的事情了。记得有一年的冬天，梅先生和夫人来杭州游玩，住在徐先生家里。由于梅先生的启蒙老师汪剑侯和徐先生的父亲徐元白都是清末民初琴僧释大休的弟子，所以他们关系比较好。那个年代，只要有外地琴家来杭州，一般都是住在徐先生家一楼楼梯下的小屋子。每逢这个时候，徐先生就会把我们都叫到他家雅集。当时大家还没有私人电话，因此如果书信来不及，就由西湖琴社的一个老阿姨挨家挨户地上门通知。如果家里没有人，就往门缝里塞一张字条。

徐先生家在西湖边柳浪闻莺公园对面的勾山里。那天下午，他家二楼的房间里早早地坐满了人。梅先生在中间，他弹了几首曲子后就由琴社的人弹了。等大家散去之后，我一个人留了下来。趁着徐师母在做饭，我又听梅先生弹了“老梅花”、《忆故人》《樵歌》《山居吟》等曲子，听得都不想回家了，有的曲子我甚至反反复复请先生弹了好几遍。梅先生见我如此痴迷，十分高兴，除了中间吃饭的时间，他一直在弹琴，从下午直至深夜。第二天，我又去徐先生家听梅先生弹琴了。给我印象深刻的是他的吟猱，极有古韵。梅先生以《忆故人》为例，跟我讲了其中吟猱的处理，还有广陵派的下指等等，也讲了当年他跟汪剑侯、夏一峰、刘少椿等前辈学琴的一些故事。

后来，我问梅先生：“我想跟您学琴，可以吗？”梅先生笑笑说：“当然可以，你来南京找我就行了。”梅先生看我那么喜欢古琴，开心得不得了。可能是那个年代学古琴的人太少了。每次来徐先生家里的都是一群老头老太，他们多数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甚至更早就学琴了。偶尔有年轻人来，学一阵也就忙别的去了。像我这样喜欢古琴且能坚持下来的，的确也是不多。

有了梅先生的应允，我便开始设法去南京学琴。如今从杭州到南京的高铁最快只要一个小时，但那个年代还没有直达火车，要先到上海转车才行。那时从杭州到上海最快的绿皮火车是四个多小时，慢车要六小时以上，从上海到南京还要花同样时间，加上转车，前后至少要十几个小时。相比之下，长途汽车更方便一些，但每天只有一趟，早上七点左右从杭州北站发车，下午四点多到南京，回来时间差不多。中间会在宜兴的紫砂市场那里停一下。我大概也就一个月去一趟南京，但仅仅路上来回就要两个白天。

梅先生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就是“天下琴人一家人”。他总是说：“你来南京，就把这里当你的家。”当时，梅先生在南京第二机床厂工会工作，和儿子、儿媳住在一起，生活条件并不太好，但他给我上课，却也不肯收学费，有时上完课还留我在他家吃饭。

第一节课我跟梅先生学的是《良宵引》。这首曲子我以前跟徐匡华先生学过，但梅先生弹的版本不太一样。他让我先从基础的小曲子开始学，去体会广陵派的吟猱和运指。

因为梅先生家比较小，没有空间对弹，我当时只能坐在床沿上，把琴放在床前的老式写字台上。先生教琴是传统的口传心授方式，他弹一句，站起来，我坐到他的位置上，按着他弹的依样画葫芦。碰到长句子就每次弹几个音，分成几次学。但他要觉得你和他弹得完全一样了，才肯教下一句。有时会唱一下弦。

梅先生教琴不给减字谱，就是一句一句地学，完全凭记忆，所以一天下来也学不了多少。基本上都记下来以后我就回去拼命练，次日再回一次课，然后我就回杭州了。

这么大约一年不到的时间里，我跟着梅老师学了《良宵引》《山居吟》《秋江夜泊》《秋夜读易》等几首小曲。但苦于当时杭州、南京之间交通不便，每次来回将近二十个小时的长途车，实在是很辛苦。这以后我就到上海，跟着龚一老师学琴了。不过，像《秋江夜泊》的悠远和深邃，《山居吟》的苍古与恬静，《秋夜读易》中凉风拂弦、临窗夜读的意境，历历如昨日。梅老师最拿手的《樵歌》我虽然没有学，但听他弹了很多遍，那种晦迹岩壑、高旷萧疏的意趣，印象十分深刻，曲中伐木丁丁的琴音也是言犹在耳……

梅曰强先生退休后，先是由陶艺安排去了广东惠州，之后便去了扬州。虽然后来我不再跟他学琴，但也是很想念他。

1994年春天，我在杭州闲来无事，就一个人坐车到镇江、无锡、扬州一带游玩。那天我先去瘦西湖转了下，到公园门口，找了一个投币电话亭，花了一元钱给梅先生打了个电话。梅先生一听说我在扬州，马上说：“你不要动，就在原地等我。”过了一会，梅先生就骑着自行车来了。

梅先生见到我，乐呵呵地对我说：“我用自行车带你吧。”

当时梅先生已是六十五岁的老人。扬州老城区的东关街口，剪刀巷二十九号便是梅先生的家。从瘦西湖南门到他家大概有两公里还多，骑车要十几分钟，我怎么能让他带呢？我打算叫个三轮车跟着梅先生的自行车去他家，可梅先生说：“不用不用。”他执意要我坐在后座上。之后便摇摇晃晃地把我带到了他家。这一幕，我至今难以忘怀。

到了梅先生家，他的一个学生的母亲已经在做饭了。之后，便陆续地来了不少人。

原来，梅先生和我通完电话后，就给他的一个学生打了电话，让他通知扬州的琴人，晚上在他家吃饭，又叫了一个学生的妈妈过来做菜。梅先生的厨艺很好，他也去灶旁帮忙做了几个菜。

梅先生爱喝酒，那天我们照例陪他。由于我是客人，扬州的琴人都要敬我一杯。我其实不爱喝酒，但酒量出奇地好，一两一杯的白酒，我喝了好多杯。坐我旁边的一个女生有些不太服气，找我来干杯，结果没一会儿就醉了。再过了会儿，一桌的人都醉了，等到雅集的时候，只有我和梅先生两人在那里弹琴了。我们边弹边聊，直到深夜……

第二天早上，梅先生带着我们去吃富春包子，中午又找了一个地方请我吃扬州的地方菜，然后下午在他家继续弹琴。

我跟梅先生学琴的时间虽然不长，但他的谦和、忠厚、朴实和对晚辈的爱护一直让我感念于心，没齿难忘。

2003年8月，我听闻梅先生病重住院。最初说是感冒，后来又说是肺炎。我本想去南京看他，但听吴钊先生说好像好一些了，我也就有些释怀了。然而没过多久，我却听到梅先生不幸辞世的消息，不禁扼腕叹息，伤痛之情无以言表。原来，梅先生爱抽烟，发现时已是肺癌晚期，从发病到去世也就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2002年11月，我参与了古琴艺术申报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工作。遗憾的是，像梅先生这样的重要传承人留下的录像资料也很少。

梅先生是广陵琴派的第十一代传人。他学琴很早，且师承较多。他是1939年从蜀僧大休的弟子汪剑侯先生那里认识古琴的，当时只有十岁。1944年，梅先生正式师从汪先生学习古琴和国画。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梅先生又先后师从夏一峰、赵云青、胥桐华等前辈。当然，对梅先生影响最大的琴家是广陵派第十代传人刘少椿先生。他开始师从刘少椿先生学琴是1956年的事。可以说，梅先生的琴风既有广陵派跌宕多变、绮丽细腻的特点，也融合了汪剑侯、夏一峰先生的温润儒雅之气。他弹得最有心得的是广陵派的“老梅花”和《樵歌》。

梅先生是个安贫乐道的人。早年他就住在狭小简陋的员工宿舍里，屋里放满了古琴、琴谱，他将此居所命名为“移云斋”，取“开窗见云，临窗弄琴可令云移”之意。屋虽小，亦可谓是执手抚琴，与清音为伴，诗书琴茶，以雅事为侣了。

梅先生的演奏比较传统，尤其注重吟猱和左手的音韵。遗憾的是，他弟子虽多，然真正得其衣钵的却并不多。他的离世，对古琴艺术的传承来说无疑是一大损失。

更令人难过的是，梅先生去世一年多后，王迪老师也因病辞世。以前，每次手机响起，看到“王迪”二字，我的心中便会涌出一股暖意。每年大年初一的早上，我还在被窝里，王迪老师便会打来新年问候的电话。有时她心有所动，也会急不可待地给我打电话。我和她总是心有灵犀，每次聊天都要聊到手机发烫或是没电才肯作罢，或许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缘分吧。

如今，二三十年过去了，曾经在电话那头的人早已去了另一个世界，而电话这头的我却常常独自发呆。斯人已去，当年我住过的梅先生在剪刀巷的家，如今的门口悬挂着一块“梅曰强故居”的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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