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洪,戴国斌,岳 涛
作为功夫符号引领一个时代的李小龙,不仅“让全世界知道和认识了中国功夫”[1],而且还如蔡龙云先生所评价那样:“凭一己之力,做到和实现了本民族独特文化的世界性传播”[2]。毋庸置疑,李小龙已然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和一个精神图腾,他以强大的文化辐射力影响着全世界。
2023 年是一代武学宗师、国际功夫巨星李小龙先生逝世50 周年。50 年来,各领域研究者从多学科、多视角对李小龙武术及其文化现象展开了研究,相关成果琳琅满目,不胜枚举。然而,至今没有学者对这些研究进行系统性地整理归纳,从中探寻规律,寻找对当今中华武术发展的启示。鉴于此,我们很有必要对50 年来的李小龙研究取得的成果、有待拓展的领域以及未来如何进一步深化研究进行系统性梳理和检视。这对于“武术文化传统”的复兴与重建[3]及更好地向世界传播中华武术,对落实党的二十大提出的“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研究以1973—2023 年为检索区间,以“李小龙”“截拳道”“中国功夫”“BruceLee”“Kungfu”“Jeet Kune Do”为主题词、关键词,在中国知网、Web of Science、“李小龙图书馆”以及国外学术网站等数据库中全面搜集相关资料,并进行整理归纳,检索生成的学科渗透知识图谱显示,相关研究已涉及体育、教育、文化、人物传记、运动科学、医学、贸易经济、新闻与传媒等诸多领域,但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人生史、电影、武术”三方面。
1973 年7 月20 日,李小龙先生逝世后,国内外学者基于李小龙生前的“书信、手稿、阅读过的书籍、四部半电影”等原始材料以及李小龙的亲人、师友的口述材料等,对李小龙的人生史进行了整理与阐发,形成了大量的研究专著与代表性成果。
首先,与李小龙有着重要血缘或人生交集的“重要他人”之回忆与口述,不仅是对于李小龙人生史研究的直接成果,也是构成后续研究的“第一手资料”。这方面主要呈现出3 条主线:一是李小龙的亲人,如胞弟李振辉以《李小龙——我的兄弟》[4]及对李秋源进行专访对李小龙童年趣事、早年习武与从影经历进行回忆与口述,他作为亲历、亲见、亲闻者的“三亲”代表为李小龙人生史(1940—1959年)之国内生平经历研究提供了具有“代表性、鲜活性、记忆性”材料[5];李小龙遗孀琳达(Linda Lee Cadwell)以《忆我夫君李小龙》(Bruce Lee:The Man Only I Know)《李小龙回忆录1940—1973》(Bruce Lee1940—1973:Memorial Issue)《李小龙:人中之龙》(Bruce Lee:Dragon)《李小龙的故事》(The Brcue Lee Story)及专访形式介绍了李小龙生平与生活故事,被学界视为李小龙身前国外最权威的生活史料。二是李小龙师友与弟子,如授业师兄“讲手王”黄淳樑、后院训练伙伴“美国空手道之父”埃德·帕克、嫡传弟子“菲律宾棍王”丹·伊鲁山度等人,对李小龙授武、练武以及用武的人生经历的回忆,成为人们研究李小龙在国外的人生跌宕以及技术与思想不断演进后终而创立截拳道的宝贵资料。三是国内外电影人对李小龙演艺生涯和电影人生的专访,如美国布洛克的《功夫巨星——李小龙》(The legend of bruce lee)、汤姆·库恩、安德鲁·摩根、邹文怀等人于2013 年的专访等,他们提供的史料已成为李小龙以功夫电影成为国际巨星、以“真功夫”开创功夫电影新时代的重要史料。
当然,由于不同的“重要他人”与李小龙人生交集的身份角色不同、参与度不同,口述过程中的立场与主观看法的不同,所以存在着支离和不完整、主观情感胜于理性判断的遗憾。
在前者探索的基础上,李小龙人生史开始呈现出比较清晰的脉络,尤其是人生重要的阶段、转折及重要事件,定格出李小龙生平的年谱轮廓,并以多人的记忆片段,汇聚成拥有一定真实性和还原度的李小龙完整人生史,由此形成了一大批李小龙人生史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其中,国内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关文明的《一代英杰李小龙》、钟海明与史旭光等人合著的《王者之路》、黄德超与李秋源合著的《永恒的一生——李小龙》、郝钢的《一代宗师李小龙》、陈琦平的《李小龙传奇 一生珍闻实录》与《世纪巨星李小龙》、冯应标的《李小龙年谱》、廖锦华的《写真李小龙》、郑杰的《李小龙不朽的东方传奇》等。这些研究大都基于李小龙本人及“重要他人”留下的宝贵史料,用知人论世的写作范式,以时空之轴对李小龙先后在“中国-美国-中国”三时段的习武、授武、用武及日常生活等整个人生史进行了详细的叙事,这些作品大部分当属国内李小龙人生史研究的破冰之旅与开山之作。国外代表性研究有:加拿大籍作家约翰·里特(John Little)因在国际健身健美刊物《肌肉与健身》发表了一篇反响颇佳的李小龙功夫与健身综述文章《李小龙》[6](Bruce lee)而受到琳达的关注,并于20 世纪90 年代初获授权整理李小龙的武学遗稿并任责编出版李小龙图书馆系列丛书。其中(Bruce lee artist of life)(生活的艺术家)以及1998 年和2000 年由其执导的纪录片《李小龙的自述》和《李小龙:勇士的旅程》,较为详细地对李小龙生前习武、功夫电影、人生趣事等经历以及李小龙以“成为生活的艺术家”武术修炼目标与价值旨归进行了详细叙事,对李小龙人生史实进行了较大程度的拼接与还原。此外,美国马修·波利耗时7 年的专著Brucelee:alife[7],以及2009 年上映的(How bruce lee changed the world)(《李小龙如何改变世界》)和2012 年上映的(I am bruce lee)(《我是李小龙》)两部纪录片,是基于长时段、跨文化视角,聚焦于李小龙横跨“武坛与影坛”两座巨峰而展开的纵深化人生叙事。另外,英国文化学者保罗·鲍曼的4 部专著:(Beyond Bruce Lee:Chasing the Dragon through Film,Philosophy and Popular Culture)(《超越李小龙:通过电影、哲学和大众文化逐龙》)(Martial Arts Studies:Disrupting Disciplinary Boundaries)(《武术研究:跨越学科之界》)(Mythologies of Martial Arts)(《武术神话学》)(The Martial Arts Studies Reader)(《武术研究读本》),以文化理论与文化阐释范式将涵摄李小龙人生史的整体研究提到了一个新的学术高度。
除了上述提到的“开创性”研究成果外,还有一些“他者”视角的重要研究成果脱颖而出,立体多维地钩沉出李小龙人生史实。其一,内地杰出成果以广东佛山市政府黄德超为代表,他不仅于1996 年考证出李小龙的祖籍(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均安镇上村乡),而且于2000 年整理发表李氏家族族谱和李小龙母亲何爱瑜的何氏家族族谱,并策划筹建顺德李小龙纪念馆及组织过多次李小龙大型纪念活动;以及国内较早研究李小龙的学者陈琦平(艺名“唐龙”),他于2001 年在《中华武术》刊物中开设了“李小龙网站”专栏,并本着求真务实的精神及博学慎思、明辨笃行的态度,发表了《准确李小龙年表》《中国李小龙热二十年》等成果。此外,近些年也有学者基于易学心理学理论分析李小龙“泽火型”[8]人格对于其事业利弊及整个人生成就的影响,实现了视角创新。其二,作为李小龙出生、成长及其功夫电影发源地的香港,其研究不仅早于内地,而且是以组织形式(香港李小龙会)对李小龙进行研究与推广。如由香港李小龙研究会会长黄耀强及李志远、欧锦棠等人,通过长期对李小龙家人与师友的采访,广集史料后合著出版的《龙之传奇一生》对李小龙32 年短暂而光辉的一生进行了回溯和梳理;李志远先生既于1998 年出版了李小龙生平研究专著《李小龙——神话再现》,并以长期收集的李小龙珍贵材料创办了“李氏档案室”,于1998 年11 月28 日在香港对外开放;香港运动科学哲学博士罗振光(Roger Lo)的《他们认识的李小龙》。这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李小龙人生史研究的返本与开新。
总的说来,随着国内外信息交流的通畅,近年李小龙原著中英版翻译出版渐成系列,以及各类权威史料披露与考证的增多,现有李小龙人生史研究不断深入,成果丰硕,总体呈现出“叙事性、娱乐性与大众性”特征。其研究主体既有李小龙师友与“龙迷”,也有武术学者与历史学家,以作为事件、经历及神话“历史三调”的叙事范式,最大程度地还原了李小龙的人生史实。其研究跨度既有李小龙一生的宏观叙事,也有以李小龙出国前与出国后两个时段区分的局部研究,总体上以李小龙武术实践为主线呈现了李小龙的人生图景;其研究成果无论是基于50 年来国内外李小龙人生史研究的整体数量,还是出于近年来李小龙祖籍成功考证之代表成果,都为李小龙的未来研究夯实了地基与指明了方向。
关于李小龙电影的研究,人们主要从“武术的电影”与“电影中的武术”两个辩证视角而展开。在此双重视角之下,一方面李小龙中国武术元素成为电影银幕的重要素材而引发功夫电影的革命,由此成为研究的关注点;另一方面电影中的中国武者及其武术形象的塑造与表达也为传播学视域下武术文化国际传播打通了思路。
在武术视野下,人们认为,李小龙在屏幕上塑造出“快、狠、准”的功夫风格与真功夫本质既将中国功夫推向国际影坛、传播于世界,也开创了“真功夫”电影新时代。在此,李小龙不仅以“功夫武侠”形象让中国功夫走进国际影坛,为中国武侠电影名片的形成以及随后成龙“平民武侠”与李连杰“文化武侠”[9]的形象塑造奠定了基础;也有学者认为,李小龙于20 世纪在电影领域创意开展全球武术真功夫文化传播和大众教育,引领世界武术从武学理念、思维方式到实践模式、传播模式均发生了巨大的变革,深远地影响和永久地改变了人类武术生态,以致形成今日人类搏击的“练用”科学化、拳理哲学化、模式现代化繁荣发展的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掀起了全球“功夫热”[10];此外,李小龙功夫电影为中国武术的国际化搭起了“一座桥梁”[11]、使古老的华夏武术走向世界,堪称中国武术国际化进程中里程碑式的人物[12]。另有海外学者认为,李小龙的功夫电影既是一种暴力美学[13],也是亚洲武技崛起于世界的象征与标志[14],还是独具文化与符号意义的东方身体的一种艺术形式与行为表征[15]。可见,李小龙的功夫与电影互根互进,充分展现出中国传统武术与现代电影艺术的有机融合。
在电影视野下,国内学者认为,李小龙功夫电影塑造了“挑战权威”“一代宗师的侠客形象”“华人世界的精神偶像与精神象征”[16]等形象;李小龙功夫电影的形象塑造,既在华人观众中激发了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也以其匡扶正义的普世价值,超越国界征服了全世界的观众[17],并以独特的武功(截拳道)、武器(双节棍)及代表性动作(李三脚)塑造出现代版的武侠形象,成就了“真功夫”电影的代表,塑造了白手起家、自强不息的励志形象[18];另外,国外研究者认为,李小龙是因“明星效应”成为观众心中“臆想”的英雄形象[19],是镜头下呈现出东方独特美学的缩影[20]、是“禁欲主义的清教徒”之化身[21],对中国武术在世界的地位产生了深远影响[22]。也有海外学者发现,这类“功夫电影”在1970 年左右也被称为“拳击电影”,其本身是从标准武打电影中演变而来。同时,李小龙和他的电影一直是许多汉学家研究的主题,研究通常把李小龙的功夫身体、男子气概和中国特色作为分析对象。如李小龙身体形塑是西方“力量崇拜”心理定势下身体政治化的产物[23],李小龙功夫电影成功改变了西方“东方性”认知与重建了东方男子气概[24],其功夫和哲学成为中国文化的“国际名片”[25]等。
从截拳道创始人到功夫巨星,李小龙所取得的一切成就无不基于武术。李小龙一直强调,他首先是个武术家,然后才是演员。这也是李小龙当年对于自我的清晰而精准的定位,演员只是李小龙“以影弘武”的手段与工具。所以,李小龙的武术也自然成为其整体研究的重点。已有研究显示,对于李小龙武术的研究存在于“武术技术”与“武学思想”两个维度。
对李小龙武术技术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出国前研习的以咏春拳为代表的传统武术、出国后创立的截拳道及二者之间继承与扬弃的辩证关系上。如此,相关研究既表现出对于李小龙功夫源头及文化源泉的追问,也对李小龙自成一家的“截拳道”表现出解构与阐发的兴趣。
首先,在国内以咏春拳为代表的传统武术研究中,人们讨论最多是关于咏春拳与截拳道技术差异以及两者关系的问题。有学者称截拳道为“李氏咏春拳”,从咏春拳的格斗式(左可右桩势——子午马)与截拳道的警戒式以及基本技法的相似性来定性两者关系[26];也有学者强烈反对截拳道为“李氏咏春拳”之说,认为截拳道与咏春拳完全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技术体系,是李小龙独立于咏春拳的创新体系[27];也存有“继承与被继承”“融合与被融合、超越与被超越”[28]两种关系的论调。后者强调两者关系不是简单的延续,就如意拳与心意拳、形意拳颇有渊源,但如意拳绝对不是心意拳、形意拳的翻版一样。当然,大家较为一致的看法是,早期截拳道是以中国传统咏春拳(振藩咏春/振藩功夫)为研创基础,带有明显的咏春拳烙印,后期截拳道则是完全从传统武术中解放出来,中西融合,自成一体,以人类本能科学格斗为研究对象,追求以武入道的现代中华武道体系[29]。即经历“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量变至质变过程,终而成就一种无门派、无限制、交叉训练的综合全能格斗与思想体系。在国外研究方面,严镜海的弟子格雷·地尔(Grdy Dill)认为,咏春拳与截拳道是“触觉与视觉”“近身战与运动战”两种不同的技术体系,截拳道更富有实战性[30]。也有学者主要分析彼此技术异同来考证两者关系,认为两者都注重攻守兼备的同时,咏春拳相对偏守、截拳道偏攻,截拳道是“现代版”咏春拳,更多体现出一种“搏杀”的本能[31]。
其次,在截拳道研究方面,一方面国内外涌现出不少堪称经典的论著。在国内,如钟海明先生译注的《李小龙技击法》、关文明编著的《李小龙技击汇宗》与《李小龙传奇与技击术》、郝钢与朱建华合著的《截拳道自由搏击》(上下册)、陈琦平《振藩截拳道入门》、张安邦《李小龙功夫哲学与艺术》、史旭光的《截拳道运动入门》、梁敏滔的《东方格斗术大观》《东方格斗文化》《李小龙技击术》、李小龙好友严镜海(James Lee)撰写的《我的武术训练指南——截拳道》(My Martial Arts Training Guide:Jeet Kune DO)等,这些论著中大部分作者都有着研习截拳道的长期体悟,技术与理论分析根植于截拳道“本原”,为国内截拳道推广引领了方向;在国际上,由于截拳道创立及主要技术传承传播的优势,以致美国成为截拳道研究的重要阵地,研究成果主要来自李小龙第一代弟子们。如杰西·格洛弗的(Bruce Lee Between Wing Chun and Jeet Kune Do)、伊鲁山度的(Jeet kune do:the art and philosophy of bruce lee)、水户上原的(Bruce lee:the incomparable figher)等。这些专著主要基于李小龙的十大原著①据李小龙研究学者陈琦平先生考证,李小龙共有十大武学著作,分别为:《基本中国拳法》《截拳道之道》《李小龙技击法·自卫术》《李小龙技击法·基础训练》《李小龙技击法·技法训练》《李小龙技击法·高级训练》《咏春拳》(严镜海著,李小龙技术编辑)《李小龙:猛龙语录》《李小龙:功夫之道》。为原始素材的技术研究,文中以大量李小龙本人及嫡传弟子们的教学图片及详细文字说明,较为系统地介绍了截拳道的技术与理论体系。这种图文并茂的言说范式在呈现学术性的同时兼具一定的大众性,为截拳道的传承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截拳道的论文研究成果也较为丰硕。总的说来,主要围绕截拳道“发展历程、训练方法、主要贡献”3 方面展开。如在其“发展历程”研究中,有“三段论”[32]“四段论”[33]之说。其中,“三段论”的“咏春拳时期、振藩功夫时期、截拳道时期”,主要依据李小龙截拳道与咏春拳的关联度,按照“继承、改造、再造”的思路而划分[34];“四段论”中既有以李小龙与黄泽民的比武事件作为李小龙重要转折点,而对三段论中的“振藩功夫时期”细分为“振藩功夫、振藩武道”两阶段[35]的4 个段划分,也有以李小龙居住地“香港、西雅图、奥克兰、洛杉矶”相应的4 个阶段划分;在其“训练方法”研究中,有“基础体能说”[36]与“核心技术说”;在“主要贡献”研究中,既有“促进中西体育交融”[37]之观点,也有“促进领军人物产生”[38]的呼声等。
最后,从现有李小龙技术研究来看,整体上呈现出几个特点:其一,研究主体日益多元。截拳道是中西武技与思想不断融合的产物,由于其本身的专业性与小众化,其技术研究主体最初主要是李小龙的嫡传弟子(木村武之、丹尼·伊诺山度、杰西·格洛弗、拉瑞·哈特赛尔、乔·刘易斯、水户上原、秦彼得、严镜海、黄锦铭、李恺)、后院训练伙伴(“美国跆拳道之父”李俊九、“美国空手道之父”埃德·帕克、查克·诺里斯)等,他们以“传承中研究、研究中传承”的形式实现技术完善与传承。随着代际赓续与技术普及,研究主体不断扩充至李小龙二代弟子(如李恺的弟子郝刚与朱建华等)、武术爱好者、武术以及其他领域的学者,研究主体变得日益多元。其二,研究方法逐渐多样。李小龙技术研究最常规的方法即文献资料法、对比分析法、口述历史法与田野调查法等,基本遵循研究“二重证据法”的逻辑理路。近年来有学者以“三重证据法”(文献+考古+个人体悟)[39]进行李小龙研究,此方法充分强调研究者本身的具身实践与切身体悟,既是研究方法的拓展,也是“知行合一”的明证。其三,思想认识不断深化。在截拳道认识上,存有两种片面看法:截拳道是一门纯技术或拳种、截拳道是一个空概念。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逐渐认识到:广义的截拳道既包含适合人类格斗的核心技术与技法,也融摄了人类共性的格斗理念与方法论。换言之,“截拳道”本身只是一个人类格斗的代名词,它不单纯是一个拳种或一个门派,它是一个开放性的格斗体系(技术与思想的吸纳必须以“简单、直接、非传统”第一性原理为前提),是根植于中国武术的一种普世性的格斗技术及格斗思想的复合体。
概而言之,以上研究成果对李小龙武术技术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和阐发,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李小龙武术技术在武学领域所蕴含的巨大意义和价值,让后人可以直观地学习、传承传播李小龙所遗留下来的武术技艺遗产,彰显出相当程度的专业性。研究中稍有不足的是部分成果仅局限于技术视角而以武论武,更多倾向于对李小龙武术技法的复制、功法的整理收集等,还处于“实用主义”的层面,只有一小部分研究者跳出了技术视角而将其上升到文化与哲学层面来深度解析和阐释,整体上呈现出“术”有余而“学”不足的研究现状。因此关于李小龙武术技术的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仍然还有待进一步拓宽与提升。
作为李小龙整体研究“最为重要却最为薄弱的方面”的李小龙武学思想研究,以零散的方式存在于若干探索性的单篇论文之中表现出有关李小龙武学思想核心命题解读上的踟蹰与徘徊。综合现有研究,基本可归结为“思想内容、思想成因、思想特点”3 方面,话语上表现出对于李小龙武术“术”与“道”的演绎与进阶逻辑的关注。
首先,关于李小龙武学思想内容的研究,在其武学演变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无法为有法,以无限为有限”“简单、直接、非传统”“探索自己的经验,吸收有用的,摈弃无用的,加上自己特有的”“注重精神训练,调动人体潜能”等以截拳道为载体的主要武学思想内容。有学者认为“简单、直接、非传统”是截拳道的核心法则或第一性原理,“以无法为有法,以无限为有限”是李小龙武学核心思想[40]。康戈武先生也从功夫修炼与格斗致用两个角度将此“有无论”形成“以有限求无限,以有法求无法”“以无限胜有限,以无法胜有法”[41]之新解。另有学者认为李小龙哲学思想内容的精髓就是把握住了对人生“应然”之境的探讨[42],其“身心自由”思想是东方的圣人境界与一种无神论的“超越”文化,“天空之下,天堂之下,只有一个家族”(Under the sky,under the heavens,there is but one family)及“人类搏击”思想折射出李小龙提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超前思想[43]。李小龙武学思想是一个不断动态演进的过程,既能从“振藩国术馆——振藩拳道——截拳道”功夫发展三阶之命名中窥见一斑,也能从李小龙对传武改革的早期技术之“革身”转到后期思想之“革心”历程中解码李小龙“由术而道”的思想演变[44]。当然,对于李小龙思想的解读与释疑应该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以功夫修炼第三阶(返璞归真阶段)作为理解其思想的逻辑起点。因为在以截拳道为主体或创立截拳道后李小龙所言及的大部分哲思内容,已是其技术功夫的“从有到无”、心性工夫的“由隐而显”的双向次第后的自然流露。换言之,李小龙“技术无滞与心性澄明”的功夫之境是理解与探赜其武学思想的基本预设,不然难以明其所以然。
其次,在李小龙武学思想成因方面,有学者认为,虽然中西文化富有极性,但李小龙还是卓有成效地把中国武术与世界上其他搏击术相结合[45]。究其原因,这既是李小龙20 世纪中西文化思潮、中西家庭背景与文化教育、中西武技修炼等外在影响与克里斯玛(charisma)的人格特质及“自恋”个性的底层逻辑之使然[46],也与李小龙“志气、骨气、底气”武术精神之养成有内在关联;并以哲学作为思想武器,在深受中国的老子、庄子,德国的尼采、法国的萨特、美国艾伦·瓦兹(Alan Watts)、印度的克里希那穆提的影响之后[47],表现为东西文化场域规训、自我关怀与褶子意识激发的文化特征[48],是其实现“哲学武术化与武术哲学化”武术人生的结果。也有海外研究显示,李小龙思想形成是20 世纪西方“物质过度丰盛”“科技高度发达”引起人的“工具化”“单向度”等现代性问题背景下人不断寻求主体性的思想结晶[49],将李小龙“表达自我”的武学思想定性为存在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思想产物[50];除此,也有学者认为,李小龙在美国功夫实践的十年期间,深受拿破仑·希尔《思考致富》、Maxwell Maitz(麦克斯威尔·马尔茨)的《心理控制术》以及被称为“人本心理学之父”的卡尔·罗杰斯等人本主义思想之浸润,西方文化对李小龙武学思想的发展与成熟产生了重要影响。这种“后现代性”视角剖析李小龙思想成因,存有一定的合理性。诚如美国人类学家格尔茨在《文化的解释》一文中所讲:“每一单个的个人,一旦他诞生在这个世界上,就已经被掷于先他在场的某个群体之中”[51]。无疑,人是多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个人思想形成不仅受不同文化因素之规训,且规训“程度”也应有先后或主次之分。李小龙18 岁之前一直生活于香港,来自家庭、拳种以及社会等东方文化的长期熏陶无不“先入为主”地影响其思想之形成。应该说,李小龙武学思想的文化主体性是“中”而非“西”,他始终在“不忘本来”的基础上“吸收外来”,以此形成兼具“中西”双重基因的思想体系。
最后,在李小龙武学思想特点方面,国内学者将其总结为“循序渐进,以武入哲”“讲究实用,排斥花法”[52];其思想主要体现出“人本位”“反权威”“崇尚自由”之特点,以搏斗了解人性的“溯本求真”、在残酷的肉身搏斗中实现自我超越,是《中庸》“发而皆中节”“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用庸”的具身实践,更是从传统中释放自我的“兼收并蓄”以及“重技击而不唯技击”等思想之明证[53];以“武哲合一”“术道一体”作为李小龙武学思想中最为突出的特点。海外学者则认为,李小龙思想主要体现“人本主义”特点,倡导武术对人之身心整体培养以及个人全面成长与自我实现[54];其思想折射出“真理之光”,以武为媒不断走出“洞穴”,探索武学背后的深层底蕴与真意。[55]显然,中西方学者对李小龙“格拳求道”“以武明理”的哲思特点,有着较为一致的认知。
综上所述,以上这些文献分别从不同角度阐述了李小龙武学思想内容、成因以及特点,既有益于理解李小龙对传统武术进行一系列变革等行为背后之真意、纠正部分学人对李小龙“神话化与污名化”的片面认识、更进一步挖掘出李小龙的思想遗产,也对当下中国武术因“技击弱化”而深陷发展之困的解决之道提供了一种借鉴与参考。但相对而言,对于李小龙武学思想相关的研究尽管达到某种程度上的“片面深刻”,可由于其思想研究主体的小众化以及李小龙武学哲思表述的碎片化,该领域仍需深耕与探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李小龙的大部分言论是以他功夫体悟与实修所至的第三阶(返璞归真的空无阶段)为逻辑起点。也就是说,李小龙所言及的是“工夫所至即本体”的功夫境界论,而大部分人却以尚未“技术无滞与心性澄明”的功夫论(功夫修炼第一或第二境界)来附义。比如其“以无法为有法,以无限为有限”经典之论,若不明了“以功夫至本体”的“有法”之梯子(功夫论),自然难以明其“无法”之境界。这就相当于误把慧能当成了神秀,难免觉得其“玄之又玄”,也不难理解其思想被曲解的尴尬。至此,辩证地看待功夫论与本体论的关系,或者说会意“工夫所至即本体”之真义,是理解李小龙武学思想的一个重要前提。总之,到目前为止,李小龙武学思想的研究亟须向纵深化与体系化方向推进。
50 年来,在中外学者及爱好者的推动下,李小龙研究在多领域已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达到相当的深度,为未来研究的开展奠定了重要基础。一方面,有关李小龙研究目前已初步形成跨学科、多领域的研究体系。国际学界形成了“李小龙文化遗产”国际学术会议,建立了多学科视域下“李小龙现象”的综合研究,整体上拓宽了研究视域,提升了理论水平;其整体研究成果丰硕,“人生史”“电影”“武术”三大领域都产生一批国内外代表性成果,既积累了进一步研究的坚实基础,也为未来研究指明了新方向。另一方面,李小龙研究存在着较为严重的结构失衡。现有研究呈现出“两大一小”局势,即李小龙人生史、电影等相关研究较多,而其武学思想研究相对薄弱;电影学、文化学、传播学等学科视域下的李小龙研究热度也高于民族传统体育学武术视域下的李小龙研究。虽有学者梳理了如“李小龙热20 年”(1982—2002)、“李小龙文化遗产”等综述,但主要基于短时段李小龙某个领域的相关研究,尚缺乏长时段的李小龙国内外研究的综述性成果。这既与李小龙的卓越贡献极不匹配,也很不利于李小龙未来研究的推进。
站在前人研究“肩膀”之上,李小龙未来研究可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拓展与深耕。
其一,李小龙武道哲学的解密与阐发。李小龙在离世半个世纪后,仍能历久弥新,除了源于他惊人的功夫与享誉全球的功夫电影,更重要的是他显现出与他同时代武术拳师及武打明星不一样的、内涵丰富的哲学思想。作为辅修哲学专业的李小龙,他不仅在功夫电影与电视采访中表达了“以无法为有法,以无限为有限”“水的哲学”“指月说”“雕塑论”等哲思,还撰写了两篇武道论文《悟》。他认为,“‘道’就是功夫的主旨,是宇宙的自发性”“中国功夫背后隐藏的是真理,是习武者必须遵从的真理”等。毋庸置疑,对于中华民族近代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武道文化的倡导者和传播者,深邃的哲思是其身上的重要标识。然而,在目前李小龙研究的一系列课题中,李小龙武道哲学研究不仅较为薄弱,而且还存有一定程度上的认识性偏差。在此背景下,深度解密与阐发李小龙武道哲学既是客观评价李小龙之前提,也是当下学人弘扬李小龙学术遗产的正道沧桑。
其二,李小龙的功夫变革对当今中华武术发展的启示。李小龙当年以一己之力,在作为文化大熔炉的美国,发起了全世界的功夫变革,如水适应,与世偕行,最终成为世界武坛公认的现代武学精神领袖,MMA 之父。作为以制人取胜为基本功能的武术,在中国式“实用理性”文化背景下,本以“是否有用”为唯一存在理由。而在宗法社会环境中,技击之用却被“尽善尽美”的审美给分裂,加之“重文轻武”“禁武”等历史因素之影响,武术技击功能渐弱式微,已是不争的事实。半个世纪前,在“世界武技同台竞技”[56]的历史语境下,李小龙基于为中国武术谋求新出路的文化自觉,针对传统武术中固化技术与守旧思想之陈弊进行一系列“中体西用”“中西融贯”式的革新。这种革新既有助于我们重新思考和定位中国“止戈为武”的武文化传统,也有助于重新寻回中华武德核心结构[57]中偏向失落的“勇”与“智”,还对于因“技击弱化”再次陷入“传武打假”的尴尬境地,造成“舆论、教育、竞技”三大困境的当今武术,思考未来如何继承与创新,如何“守体革用”以谋求新生的破困之道,具有重要发展启示与现实意义。
其三,李小龙功夫成功实践对于中国式武术现代化解读的启示。20 世纪60 年代末70 年代初,以中国、日本和韩国等亚洲武术为代表的传统武术在世界武坛曾占有统治性地位。针对“招式崇拜、套路主导、练打脱离”等因素聚合成传统武术技术上的华而不实之弊,以及“击不彻底”“非全能性”的半接触与全接触搏击之陋,李小龙一方面在专业武术领域主导发起“武技科学化、武学哲学化”的传统武术现代化“真功夫”变革,另一方面在电影领域创新开展全球武术“真功夫”大众传播、中国文化新形象建构等功夫实践。
“无论身前身后,李小龙都给中国人带来了荣耀,带来了自豪”[58]。这位为中国武术国际化传播、中国武术现代化发展、中西文化共享交流等作出杰出贡献,并仍在产生持续影响的中华武道家、真功夫电影开创者,其“人生史”“电影”“武术”等领域不断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研究主题呈现出从其“功夫人生”到“武学之道”的内在线性理路的渐变,产生了诸多具有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的研究成果,为我们未来进一步推进李小龙研究打下了根基。可从已有研究的梳理来看,关于李小龙人生史的研究,固然因为研究主体多元的“历史三调”而达到相当程度的“还原”,但是也因为研究内容的叙事性、娱乐性与大众性,某种程度上容易陷入“八卦”“神话”或“虚无”的陷阱;在李小龙功夫电影的研究上,目前主要存在着“武术视角”与“电影视角”的双重解读,有必要开拓研究的多元维度。而在李小龙武术技术及思想的研究上,“术”有余而“道”不足,还有待于进一步阐释与解读;除此之外,李小龙研究也应该突破人生史、武术及电影的主阵地,在其他多元学科、视角、领域内走向纵深化与体系化发展。
在中国正在走进世界舞台中央的历史新时代,当下的武术学人,深度挖掘与开采李小龙这一历史文化富矿,不仅是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武术文化的必要之举,更是“继往开来”、书写中国武术文化自信的时代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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