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明杨 杨盈 包寒吴霜 蔡华俭
摘 要 理想情绪是人们理想中想体验的情绪， 和文化密切相关。在当今社会快速变迁的背景下， 已有大量研究探讨了人们日常体验的实际情绪的变迁， 但是尚未有研究关注理想情绪的变迁。本研究第一次在中国对积极理想情绪的变迁进行研究。研究1让1966年之前出生的被试根据自己的判断， 评估1980年代初、2000年代初和2020年前后中国人理想中想体验的积极情绪。结果发现， 从1980年代初到2020年前后中国人对高唤醒积极情绪、低唤醒积极情绪、一般积极情绪的偏好都在上升。研究2让大学生被试根据自己的判断， 评估祖辈、子辈和孙辈理想中想体验的积极情绪。结果表明， 大学生知觉到的祖辈、子辈和孙辈这三代人对高唤醒积极情绪、低唤醒积极情绪、一般积极情绪的偏好也都在上升。研究3利用全国性大学生调查数据， 通过横断对比分析发现， 来自城市的大学生比来自农村的大学生更偏好高唤醒积极情绪、低唤醒积极情绪、一般积极情绪。总起来， 3个研究一致启示， 近几十年来， 中国人对高唤醒积极情绪、低唤醒积极情绪和一般积极情绪的偏好都在上升。这些发现不仅拓展了对社会变迁的心理影响的认识， 更加深了对理想情绪本身特性的认识。
关键词 积极理想情绪， 文化变迁， 城乡差异， 个体主义， 集体主义
分类号 B849：
C91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经济保持了持续四十多年的高速发展， 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相应地， 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心理和行为也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蔡华俭 等， 2020; 黄梓航 等， 2021）。到目前为止， 已有研究探讨中国人的情绪变化（见综述， 蔡华俭 等， 2020）。但是， 现有研究有很多不一致的发现（如Cai et al.， 2017; Peng & Luo， 2022）， 探讨的也主要是实际情绪的变迁， 对于理想情绪是否以及如何变化， 至今尚无研究考察。本研究将探讨中国人理想情绪的变迁。澄清过去几十年来中国人的理想情绪的变化规律， 将不仅可以丰富我们对社会变迁过程中中国人的心理和行为变化的认识， 加深我们对理想情绪的理解， 实践上还可以为培养“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提供参考。
理想情绪是指人们在理想中想要体验的情绪或希望体验的情绪， 反映的是人们的情绪偏好和情绪追求（Tsai et al.， 2006）。理想情绪和实际情绪不一样。实际情绪是指人们实际体验到的情绪， 往往和当下的具体事件有关， 而理想情绪是特定文化下关于情绪的一些偏好、规范或目标， 反映的更多是文化的要求（Tsai， 2007; Tsai et al.， 2006）; 实际情绪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会受理想情绪的制约， 但更多受个人特征（比如情绪敏感性; Bloise & Johnson， 2007）的影响。
和实际情绪一样， 理想情绪也有不同类别。根据情绪效价和情绪唤醒度， 理想情绪可以分为8类， 分别为：高唤醒情绪、高唤醒积极情绪、高唤醒消极情绪， 低唤醒情绪、低唤醒积极情绪、低唤醒消极情绪， 一般积极情绪、一般消极情绪（Tsai， 2007）。每一类包含一些典型的具体情绪（见表1， 取自Tsai， 2007）。虽然理想情绪有不同的效价， 但是现实中， 人们追求的理想情绪大多是积极的， 以往的研究中涉及的也主要是高唤醒积极情绪和低唤醒积极情绪（Scheibe et al.， 2013）。理想情绪可以通过自陈式量表进行测量， 即要求被试直接表明其在理想中想体验某种情绪的程度。测量中一种常见的指导语是“一般情况下， 你理想中想体验下列情绪的程度如何？1 = 从不想， 5 = 一直想”。
理想情绪具有重要的适应功能。作为一种情绪目标， 理想情绪会对人类的心理和行为会产生广泛影响（Tsai， 2007）。就个体而言， 理想情绪可以影响人们生活的很多方面， 包括休闲活动的选择（Chim et al.， 2018）、育儿方式（Papousek et al.， 1991）、信息生产与传播（Hsu et al.， 2021）、资源分配（Park et al.， 2020; Tsai， 2021）等。比如， 有研究发现， 在休闲活动的选择过程中， 人们更愿意选择那些与自己理想情绪契合的休闲活动项目， 且能从中获得更多的乐趣（Chim et al.， 2018）; 在信息生产与传播的过程中， 人们更愿意生产那些与自己理想情绪契合的信息（Hsu et al.， 2021）等。还有研究发现， 个体理想情绪和实际情绪的契合可以增进个体的心理健康（Tsai et al.， 2006）。
此外， 个体间的理想情绪契合也具有重要意义。有研究表明， 求职者与雇佣者的理想情绪匹配度会影响面试的过程和结果（Bencharit et al.， 2019）、医生与患者的理想情绪匹配程度会影响患者的康复情况（Sims et al.， 2014; Sims et al.， 2018; Sims & Tsai， 2015）。比如， 在医患关系中， 患者更希望医生的理想情绪和自己的理想情绪相契合， 且医生和患者的理想情绪越契合， 患者对医生的态度就越积极， 对医生的信任度和满意度就越高， 也越倾向于接收和坚持医生的治疗建议， 从而获得较好的治疗效果（Sims & Tsai， 2015; Sims et al.， 2018）。
理想情绪和文化密切相关。文化价值是理想情绪的一个重要来源和体现。文化可以通过影响人们的价值观， 继而影响人们对特定情绪状态的看法和偏好， 最终导致不同文化下个体的理想情绪及相关实践的差异（Tsai， 2007）。这些差异中， 与本研究相关的一个经典发现是， 崇尚集体主义、保守性价值的中国人偏好低唤醒积极情绪， 而强调个体主义、自我提升和开放性价值的美国人偏好高唤醒积极情绪（Tsai et al.， 2006）; 并且这种差异可以通过很多行为表现出来（Tsai， 2021; Tsai et al.， 2006; Tsai et al.， 2016; Tsai et al.， 2019; Tsai， Louie et al.， 2007; Tsai， Miao et al.， 2007）。比如， 由于中美理想情绪不同， 中国人偏好较为安静的运动项目， 而美国人偏好较为兴奋的运动项目（Chim et al.， 2018）; 中国人偏好能诱发平静体验的、节奏较慢的流行音乐（Ho， 2004）， 而美国人偏好能诱发兴奋体验的、节奏较快的流行音乐（Wells， 1990）; 中国毒品使用者偏好能诱发平静体验的海洛因， 而美国使用者偏好能诱发兴奋体验的可卡因（Tsai， 2007; United Nations Office for Drug and Crime， 2006）。可见， 理想情绪的文化差异不仅是文化价值的重要体现， 也是很多行为的文化差异的直接来源。
到目前为止， 不少研究探讨了中国人的情绪在过去几十年间如何随着社会的变迁而变化。已有的研究表明， 中国人的许多负面情绪在上升， 包括青少年的焦虑情绪（1992～2017） （辛自强， 2009; 辛自强 等， 2011; Xin et al.， 2010; Xin et al.， 2020; 张迪， 2015）、青少年和老年人的抑郁情绪（李晓敏， 韩布新， 2012; 聂晓璐 等， 2013; 辛自强， 张梅， 2009; 闫志民 等， 2014）、大学生和老年人的孤独感（2002～ 2011） （Xin & Xin， 2015）等。一项最新的研究考察了中国人的积极和消极情绪在2001至2016年间的变化， 结果发现， 中国人的积极情绪在增加， 而消极情绪没有显著变化（Peng & Luo， 2022）。这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增进了对中国人情绪变化的了解。然而， 已有研究都只是探究了实际情绪的变化， 对于中国人的理想情绪变迁， 至今还没有研究涉及。
本研究旨在探讨近几十年来中国人的理想情绪的变化。心理学视角的社会变迁研究常见设计有3种：跨时间的比较（通过不同时间点的对比来揭示心理和行为的变化）; 跨代际的比较（通过不同代际之间的对比来揭示心理和行为的变化）; 跨地区的比较（通过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地区的对比来揭示心理和行为的变化） （蔡华俭 等， 2023）。由于每一种设计都有其独特的优点和不足， 一种理想的情况是同时运用3种设计来探讨同一个问题。此外， 对于和文化相关的心理变量的测量， 有主体间（inter sub jective）和主体内（intrasubjective）的两个视角（Chiu et al.， 2010）。主体间的视角考察的是被试知觉到的周围人或群体的心理状态， 主体内的视角考察的是被试自己的心理状态。鉴于此， 我们将开展3个研究， 分别采用3种设计和两种视角的测量， 从不同侧面揭示理想情绪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变迁趋势， 并试图探讨其背后的可能解释因素。由于人们追求的理想情绪大多是积极的（Scheibe et al.， 2013; Sims et al.， 2015; Tsai et al.， 2006）， 本研究中， 我们也将重点考察3类积极的理想情绪的变化， 即人们对高唤醒积极情绪、低唤醒积极情绪、一般积极情绪偏好的变化。
研究1将采用跨时间的回溯感知对比的方法， 让中老年被试评估在1980年代初、2000年代初和2020年前后的中国人想要体验的积极理想情绪的情况， 以揭示中老年人知觉到的中国人积极理想情绪的变化趋势。研究2通过让大学生被试评估他们的祖辈、父辈和他们这代人的积极理想情绪的情况， 从而揭示年轻人知觉到的三代中国人积极理想情绪的变化趋势。研究3将采用大样本的横断调查数据， 基于横断历史重构的逻辑， 通过探讨城乡差异来间接探讨中国人的积极理想情绪的变化。
以往的研究表明， 个体主义文化的个体更偏好高唤醒积极情绪、而集体主义文化的个体更偏好低唤醒积极情绪（如Tsai et al.， 2006）; 而对于一般积极情绪， 两种文化下的个体则不存在偏好差异（Tsai et al.， 2006; Tsai et al.， 2016; Tsai， Miao et al.， 2007）。迄今为止， 已经有大量研究探讨中国的社会变迁带来的文化心理转型， 其中一个比较一致的结论是：个体主义在不断上升， 集体主义在不断式微（Cai et al.， 2018; 蔡华俭 等， 2020; Ma et al.， 2016; Yu et al.， 2016; Zeng & Greenfield， 2015; Zhang， 2013）。根据3种积极理想情绪和文化的关系， 我们推测， 过去几十年来， 中国人对高唤醒积极情绪的偏好在不断上升， 对低唤醒积极情绪的偏好在不断下降， 而对一般积极情绪的偏好则没有变化。
2.1.1被试
由于没有研究直接探究积极理想情绪的变迁， 无法确定理想情绪变迁的效应量。鉴于大多数心理学研究的效应量为中等偏低（Meyer et al.， 2001）， 在本研究中我们预期得到中等强度的效应量。基于此， 我们事先使用G*Power软件进行样本计算。 结果发现， 对于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 在效应量中等的情况下（f= 0.25）， 获得80%统计检验力需要的最小样本量为55 （Faul et al.， 2007）。在本研究中， 我们最终调查了84名被试， 其中女性被试45人， 男性被试39人。被试的年龄范围为49至91岁， 平均年龄为62.64岁， 标准差为8.93岁。所有被试在1980年时至少已经10岁， 都对中国从1980年至今的发展历程有切身经历。
2.1.2调查工具及调查过程
在征得被试书面同意后， 所有被试均被要求完成一份问卷调查。问卷涉及和本研究相关的3种积极理想情绪：高唤醒积极情绪、低唤醒积极情绪、一般积极情绪。每一种积极理想情绪包括3个具体的情绪词（见表1）， 这样共有9个情绪词（Tsai， 2007）。每位被试需要回忆自己对不同年代中国人的总体认知， 然后分别评估中国人在1980年代初、2000年代初和2020年前后想要体验的理想情绪。例如， 在测量被试知觉到的中国人在1980年代初的理想情绪时， 我们使用的指导语是：“下面有一系列情绪词， 请表明在1980年代初中国人在理想中想要体验这些情绪的程度？请进行5点评分（1 = 从不想体验， 5 = 总是想体验）”。在测量被试知觉到的2000年代初和2020年前后中国人理想情绪时， 除了时间不同外， 指导语的其他内容完全相同。每种情绪对应的3个具体情绪的总均分作为3种积极理想情绪的指标， 而3种情绪（9个具体情绪词）的总均分表示积极理想情绪的总体指标， 所有指标都是分数越高表明被试越想体验这些积极情绪。测量的具体信度信息见表2。
事先的预分析显示年龄和性别都和被试知觉到的积极理想情绪无关， 在正式分析中， 我们将不考虑年龄和性别。我们采用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分别对总体的积极理想情绪和3种具体的积极理想情绪数据进行分析， 以探讨从1980年代初到2020年前后的积极理想情绪变迁趋势。下面， 我们分别报告针对积极情绪和3种具体积极情绪的分析结果。描述性统计见表3。
积极情绪 重复测量方的差分析显示， 中国人的积极情绪偏好从1980年代初、2000年代初到2020年前后的得分呈上升趋势，F（2， 166） = 15.86，p < 0.001， ηp2=0.160， 90% CI = [0.080， 0.241]。具体来看， 事后多重比较结果表明， 积极情绪偏好在2020年前后的得分显著高于1980年代初的得分，t（83） = 4.85，p < 0.001， Cohen"s d = 0.61， 95% CI = [0.302， 0.916]; 也显著高于2000年代初的得分，t（83） = 2.88，p = 0.015， Cohen"s d = 0.24， 95% CI = [0.036， 0.436]。积极情绪偏好在2000年代初的得分显著高于1980年代初的得分，t（83） = 3.25，p = 0.005， Cohen"s d = 0.37， 95% CI = [0.093， 0.654]。这些结果表明， 中国人对积极情绪的偏好从1980年代初到2020年前后呈显著上升趋势。
高唤醒积极情绪 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显示， 中国人的高唤醒积极情绪偏好从1980年代初、2000年代初到2020年前后的得分呈上升趋势，F（2， 166） = 5.66，p = 0.004， ηp2=0.064， 90% CI = [0.013， 0.127]。具体来看， 事后多重比较结果表明， 高唤醒积极情绪偏好在2020年前后的得分显著高于1980年代初的得分，t（83） = 2.59，p = 0.034， Cohen"s d =0.34， 95% CI = [0.019， 0.657]; 但是和2000年代初的得分差异不显著，t（83） = 0.48，p = 1.00， Cohen"s d = 0.04， 95% CI = [?0.220， 0.308]。高唤醒积极情绪偏好在2000年代初的得分显著高于1980年初的得分，t（83） = 3.50，p = 0.002， Cohen"s d = 0.29， 95% CI = [0.089， 0.498]。这些结果表明， 中国人对高唤醒积极情绪的偏好从1980年代初到2020年前后呈显著上升趋势， 这种上升主要发生在从1980年代初到2000年代初这段时间内。
低唤醒积极情绪 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显示， 中国人的低唤醒积极情绪偏好在1980年代初、2000年代初和2020年前后的得分呈上升趋势F（2， 166） = 12.77，p< 0.001， ηp2=0.133， 90% CI = [0.059， 0.211]。具体来看， 事后多重比较结果表明， 低唤醒积极情绪偏好在2020年前后的得分显著高于1980年代初的得分，t（83） = 4.62，p < 0.001，Cohen"s d = 0.54， 95% CI = [0.253， 0.820]; 但是和2000年代初的得分差异不显著，t（83） = 1.76，p = 0.246， Cohen"s d= 0.16， 95% CI = [?0.061， 0.376]。低唤醒积极情绪偏好在2000年代初的得分显著高于1980年代初的得分，t（83） = 3.17，p = 0.006， Cohen"sd = 0.38， 95% CI = [0.087， 0.671]。这些结果表明， 中国人对低唤醒积极情绪的偏好从1980年代初到2020年前后呈显著上升趋势， 这种上升主要发生在从1980年代初到2000年代初这段时间内。
一般积极情绪 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显示， 中国人的一般积极情绪偏好在1980年代初、2000年代初和2020年前后的得分呈上升趋势，F（2， 166） = 11.22，p< 0.001， ηp2= 0.119， 90% CI = [0.048， 0.195]。具体来看， 事后多重比较结果表明， 一般积极情绪偏好在2020年前后的得分显著高于1980年代初的得分，t（83） = 4.53，p < 0.001， Cohen"s d = 0.51， 95% CI= [0.235， 0.785]; 也显著高于2000年代初的得分，t（83） = 4.17，p <0.001， Cohen"sd = 0.33， 95% CI = [0.136， 0.522]。但是， 一般积极情绪偏好在2000年代初的得分和1980年代初的得分差异不显著，t（83） = 1.39，p = 0.501， Cohen"sd = 0.18， 95% CI = [?0.136， 0.497]。这些结果表明， 中国人对一般积极情绪的偏好从1980年代初到2000年代初显著上升， 这种上升主要发生在从2000年代初到2020年前后这段时间内。
总起来， 研究1通过回溯的方法， 对1980年代初、2000年代初、2020年前后3个时代的中国人的积极理想情绪进行对比研究， 结果发现， 从1980年代初到2020年前后大约40年间， 中国人对3种积极理想情绪的偏好都在上升。但是， 对高唤醒和低唤醒积极情绪偏好的上升发生在1980年代到2000年代间， 近20年则没有变化; 而对一般积极情绪偏好的上升则发生在2000年后。为什么高唤醒和低唤醒积极情绪偏好的变化发生在2000年前呢？一种可能的解释是， 中国社会的最大转型发生在1980到2000年间（周晓虹， 2009）; 2000年后（即：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社会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期。而一般积极情绪的变化， 则和中国人的幸福感的变化轨迹基本一致（Cai et al.， 2022）。
然而， 研究1的结果只是初步的。研究2中， 我们将采用代际对比的方法， 对祖辈、子辈、孙辈的积极理想情绪差异进行对比， 以考察研究1的主要发现是否可以得到重复。
3.1.1被试
2020年11月1561名来自浙江省某高校的大学生参与了调查。其中女性849人、男性712人， 被试的年龄在16到27岁之间（M= 19.12，SD= 1.36）。
3.1.2调查工具及调查过程
我们采用和研究1类似的理想情绪量表对家庭内部三代人的积极理想情绪进行测量。具体地， 我们要求被试分别对他们的爷爷奶奶等祖辈、爸爸妈妈等子辈、他们自己等孙辈的积极理想情绪进行评估。对三代人进行评估时， 都是采用与研究1相同的9个具体情绪词， 但是对不同代的人采用不同的指导语， 如：“下面有一系列情绪词， 请表明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这代人（父母、叔叔阿姨这代人， 或我们这代人）在理想中想体验这些情绪的程度？”。我们都要求被试在一个5点量表上给出自己的判断（1 = 从不想体验; 5 = 总是想体验）。积极理想情绪指标的计算方法同研究1。测量的具体信度信息见表2。
与研究1类似， 我们分别对三代人的积极理想情绪进行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和事后多重比较分析， 但是在所有的分析中我们对性别和年龄进行控制。下面， 我们分别报告总体积极理想情绪和3种具体积极理想情绪的结果（描述性统计见表3）。
积极情绪 总体上， 祖辈、子辈、孙辈三代人对积极情绪的偏好得分呈上升趋势，F（2， 3110） = 7.28，p< 0.001， ηp2=0.005， 90% CI = [0.001， 0.009]。具体来看， 事后多重比较结果表明， 孙辈的得分显著大于祖辈的得分，t（1555） = 12.33，p < 0.001， Cohen"sd = 0.35， 95% CI = [0.280， 0.415]; 子辈的得分显著大于祖辈的得分，t（1555） = 2.40，p = 0.049， Cohen"s d = 0.06， 95% CI = [0.000， 0.116]; 孙辈的得分显著大于子辈的得分，t（1555） = 12.21，p < 0.001， Cohen"sd = 0.29， 95% CI = [0.233， 0.347]。这些结果表明， 越是年轻的中国人越偏好积极情绪。
高唤醒积极情绪 总的来看， 祖辈、子辈、孙辈三代对高唤醒积极情绪的偏好得分呈上升趋势，F（2， 3110） = 12.90，p< 0.001， ηp2=0.008， 90% CI = [0.004， 0.014]。具体来看， 事后多重比较结果表明， 孙辈的得分显著大于祖辈的得分，t（1555） = 14.85，p < 0.001， Cohen"sd = 0.42， 95% CI = [0.350， 0.485]; 子辈的得分显著大于祖辈的得分，t（1555） = 7.04，p < 0.001， Cohen"s d = 0.17， 95% CI = [0.114， 0.231]， 孙辈的得分显著大于子辈的得分，t（1555） = 10.44，p < 0.001， Cohen"sd = 0.25， 95% CI = [0.189， 0.301]。这些结果表明， 越是年轻的中国人越偏好高唤醒积极情绪。
低唤醒积极情绪 总的来看， 祖辈、子辈、孙辈三代对低唤醒积极情绪的偏好得分在总体上没有显著差异，F（2， 3110）= 0.503，p = 0.605， ηp2=0.000， 90% CI = [0.000， 0.002]。但是， 事后多重比较结果表明， 孙辈的得分显著大于祖辈的得分，t（1555） = 5.61，p < 0.001， Cohen"sd = 0.15， 95% CI= [0.088， 0.218]; 孙辈的得分显著大于子辈的得分，t（1555） = 7.58，p < 0.001， Cohen"sd = 0.19， 95% CI = [0.128， 0.246]。子辈的得分和祖辈差的得分异不显著，t（1555） = ?1.40，p = 0.483， Cohen"sd = ?0.03， 95% CI = [?0.092， 0.024]。这些结果表明， 虽然三代人的低唤醒积极情绪偏好在总体上被认为没有显著变化， 但是孙辈的偏好却显著高于子辈和祖辈的。
一般积极情绪 总的来看， 祖辈、子辈、孙辈三代对一般积极情绪的偏好得分呈上升趋势，F（2， 3110）= 5.26，p = 0.005， ηp2=0.003， 90% CI = [0.001， 0.007]。具体来看， 事后多重比较结果表明， 孙辈的得分显著大于祖辈的得分，t（1555） = 5.38，p < 0.001， Cohen"s d = 0.15， 95% CI = [0.082， 0.213]; 孙辈的得分显著大于子辈的得分，t（1555） = 7.27，p < 0.001， Cohen"s d = 0.18， 95% CI = [0.119， 0.236]。子辈的得分和祖辈的得分差异不显著，t（1555） = ?1.22，p = 0.667， Cohen"sd = ?0.03， 95% CI = [?0.088， 0.029]。这些发现表明， 总体上， 越是年轻的中国人越偏好一般积极情绪， 但是， 这种变化主要表现为孙辈和子辈之间的差异。
研究2的结果表明， 总体上， 和祖辈相比， 当代的年轻人对积极理想情绪的偏好更高， 意味着过去几十年来中国人对积极理想情绪越来越偏好， 这一结果和研究1的发现基本是一致的。但是， 具体到每一种具体的积极理想情绪的变化时间段， 研究2和研究1则不完全一致。部分的不一致可能由多种方法性因素所致， 包括研究设计的不同、被试群体的不同、评估目标群体的不同等。比如， 就研究设计而言， 研究1采用的是跨时间对比设计， 得到的效应是时间效应（时间变化导致的效应）和年代效应（和出生年代相关的效应）的混合; 研究2采用的是跨代对比设计， 得到的效应是年代效应和年龄效应（个体发展导致的效应）的混合。两个研究得到的效应构成成份的不同应该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部分结果的不一致。
研究1和2的一个共同特点是， 二者采用的都是主体间的视角， 考察的都是被试知觉到的其他群体对不同积极理想情绪偏好的变化。接下来的研究3中， 我们将采用主体内的视角， 直接考察个体自己的积极理想情绪， 并基于历史重构的逻辑， 通过城乡差异来推测其可能的变化趋势。这里的一个基本假设是， 农村代表传统和过去， 城镇代表现代和未来， 因为从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看， 人类社会的基本趋势是人口从小规模（农村）到大规模（城市）的聚集， 现代化程度从低到高的进程（蔡华俭 等， 2023; Greenfield， 2009; Xin & Xin， 2017）。中国近几十年来发生了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城市化（刘霞辉， 2021）， 当下积极理想情绪的城乡差异应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过去几十年来积极理想情绪的变化。我们预期， 城镇个体对3种积极理想情绪的向往都要高于农村个体。此外， 研究1和2发现的高唤醒和低唤醒积极理想情绪的类似变化趋势暗示二者应该存在一种正相关， 而不是以往研究所揭示的负相关（Tsai， Miao et al.， 2007）。对此， 我们也在研究3中进行直接检验。
4.1.1被试
研究3采用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人格与社会心理研究中心所进行的中国文化心理大调查的数据。该调查于2018年11月份到2019年6月份通过网络实施。共有30069名来自全国的大学生参加了调查。经数据清洗后（排除非大学生被试和未通过注意力检测问题的被试）， 有效被试26209人， 年龄范围在18到29岁之间（M= 20.33，SD= 1.40）。其中女性19144人， 男性7065人， 92.5%为汉族， 39.7%来自城市， 生源涵盖全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
4.1.2调查工具及调查过程
本研究采用的积极理想情绪项目和研究1、2相同， 但是测量的是被试自己想要体验的积极理想情绪， 具体指导语为：“下面有一系列情绪词， 请表明你在理想中想要体验这些情绪的程度？”。被试需要在一个5点量表上给出自己的判断（1 = 从不想体验; 5 = 总是想体验）。本研究中， 9个项目（积极理想情绪）的总信度（内在一致性）为0.83; 高唤醒积极情绪、低唤醒积极情绪和一般积极情绪的信度分别为：0.67、0.65、0.82。
我们还考察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文化价值观。研究采用Triandis和Gelfand （1998）等编制的个体主义?集体主义量表（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 Scale）来测量被试的个体主义?集体主义倾向（Sin ge lis et al.， 1995; Triandis & Gelfand， 1998）。量表共有16个项目， 其中8个项目测量个体主义倾向（比如：“我非常看重自己不同于他人的个性”）， 8个项目测量集体主义倾向（比如：“尊重集体做出的决定对我来说是重要的”）。量表采用5点计分（1 = 非常不同意， 5 = 非常同意）。本研究中， 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分量表的信度分别为0.66和0.78; 总量表的信度为0.74。
此外， 我们还收集了性别（1 = 男， 0 = 女）、年龄、社会经济地位、成长地类型（1 = 城镇， 0 = 农村）、生源地所在省份等人口学资料。本研究中， 我们将重点考察城乡或城市和农村间的差异， 因为二者之间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传统和现代之间的差异。分析中， 我们将控制其他个体水平变量。
积极理想情绪和个体主义?集体主义的描述性统计指标见表4。初步的相关分析显示， 高唤醒和低唤醒积极情绪偏好显著正相关，r（26209） = 0.38，p < 0.001， 和研究1、2预示的结果一致; 二者和一般积极情绪偏好的相关分别为，r（26209） = 0.61，p< 0.001;r（26209） = 0.55，p< 0.001。三者的显著正相关意味着它们可能有类似的变迁趋势。
接下来， 我们采用多层线性模型（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 HLM）对数据进行分析（Hox et al.， 2018）。模型中， 第一层为个体水平的分析， 我们控制个体水平的人口学变量以及和理想情绪关系密切的个体主义、集体主义文化价值。对于总体积极理想情绪和3个具体积极理想情绪， 我们分别建立4个模型来分析各自的城乡差异。
多层线性模型分析的结果表明（具体统计指标见表5）， 在控制省份差异、性别、年龄、社会经济地位以及个体水平的文化价值后， 城乡不仅可以正向预测总体积极理想情绪， 也可以正向预测高唤醒积极情绪偏好、低唤醒积极情绪偏好和一般积极情绪偏好， 即来自城镇的被试不仅整体上更想体验积极理想情绪， 也更想体验3类具体的情绪。这些结果启示， 城镇化可以带来积极理想情绪的变化; 进一步， 过去几十年来， 中国人对积极理想情绪的偏好在上升。
总起来， 研究3的结果表明， 城镇被试比农村被试更偏好积极理想情绪（包括总体指标和3个具体指标）。这预示着， 社会变迁的重要体现——城镇化， 会推高中国人对积极理想情绪的偏好; 进一步， 中国人在现代化过程中对积极理想情绪的偏好在日益上升。研究3采用完全不同的设计和方法基本重复了研究1和2的主要发现。
自从达尔文等对人类的情绪进行科学描述以来（达尔文， 1872， 2009）， 心理学已经对情绪进行了大量研究， 并提出了大量理论。然而， 迄今为止的绝大多数研究探讨的主要是实际情绪， 即人类生活中实际体验到的情绪。近年来的研究表明， 除了实际情绪外， 人类理想中想体验的情绪、或理想情绪， 也具有独特的适应价值， 也会对人类的心理和行为产生广泛的影响（综述见：Tsai， 2007; 2013）。理想情绪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和文化密切相联， 来自不同文化个体的理想情绪不同（Tsai et al.， 2006）。然而， 文化不是静止的。作为对环境的一种适应性产物， 文化不仅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迁， 更可以和人类的心理和行为相互建构（Kitayama & Uskul， 2011）。那么， 和文化密切相关的理想情绪是否也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变迁而变化呢？我们第一次在中国开展3项研究对此进行了探索。
研究1让经历过中国改革开放全程的被试基于个人的回忆对1980年代初、2000年代初、2020年前后中国人的积极理想情绪进行了评估， 结果发现中国人对高唤醒积极情绪、低唤醒积极情绪、一般积极情绪的偏好总体上都在上升， 尽管不同的具体积极情绪变化的时间不尽一致。研究2让当代的大学生对祖辈、父辈、和他们自己这一代的积极理想情绪进行评估， 结果发现年轻一代中国人比往代更偏好积极理想情绪， 尽管3种积极理想情绪的具体代际差异不尽一致。研究3利用中国文化心理大调查的数据， 基于历史重构的逻辑， 通过探讨中国大学生积极理想情绪的城乡差异来考察积极理想情绪的变迁。结果发现， 来自城镇的大学生比来自农村的大学生更偏好积极理想情绪。这些发现提示， 在现代化、特别是城镇化进程中， 中国人将会越来越偏好积极理想情绪。
总起来， 3个研究分别采用了跨时间对比（研究1）、跨代际对比（研究2）和跨地区对比（研究3）三种不同的设计， 和主体间（研究1和2）、主体内两种不同的视角（研究3）， 结果一致发现， 中国人对3种积极理想情绪的偏好在近几十年来都有显著的上升。
如何理解这些发现呢？对于高唤醒积极情绪的日益偏好， 理论上讲， 这和近几十年来个体主义在中国不断上升的基本趋势是一致的， 因为和个体主义相契合的积极理想情绪是高唤醒的积极情绪， 个体主义的上升导致高唤醒理想情绪的上升完全符合预期。现实中， 对高唤醒积极情绪的偏好上升也契合中国人适应社会高速发展的实际需要， 因为高唤醒积极情绪有助于引导个体去影响而不是适应环境（Tsai， 2013）， 从而使个体在竞争日益激烈的社会中更容易获取新知识、累积新经验、构建新关系， 继而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实现自我价值 （Carver， 2006; Chu et al.， 2020; Jiang et al.， 2016）。
对于低唤醒积极情绪， 由于以往的研究发现其主要和集体主义文化相联， 而总体上过去几十年来集体主义在中国日益式微， 我们预期中国人对其偏好会下降（Tsai et al.， 2006; Tsai et al.， 2016; Tsai， Miao et al.， 2007）。但是， 我们的3个研究却一致发现， 中国人对低唤醒积极情绪的偏好也在上升。从源自西方的理想情绪理论和现有的跨文化心理学的发现来看， 高唤醒和低唤醒积极情绪偏好在某种程度上是相斥的， 二者同时上升是难以理解的。但是我们不得不说， 这种同时上升的现象在中国来说是完全可能的。首先， 从理论上看， 这种共存共生的趋势非常契合中国的朴素辩证主义文化（Peng & Nisbet， 1999）。从朴素辩证主义的视角来看， 现实世界中任何两个矛盾对立面不仅可以共存， 而且某些时候还可以相互促进。因此， 某种意义上讲， 低唤醒积极理想情绪和高唤醒积极理想情绪的共存和共变只是中国朴素辩证主义文化的一个具体体现。其次， 从实证的角度看， 我们的研究3发现， 低唤醒积极情绪和高唤醒积极情绪偏好在个体层面上存在显著的正相关， 这在构念上为二者的共存和共变提供了实证依据。还有， 从实践上看， 中国人对低唤醒积极情绪偏好的上升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也是现实的需要， 因为低唤醒积极情绪可以让个体在竞争日益激烈的现代社会保持内心的宁静， 进而保持身心健康（Carstensen et al.， 2003; Scheibe et al.， 2013）。总之， 对低唤醒积极情绪偏好的变化虽然和预期不一致， 但是符合具有独特历史和文化的中国。
对于一般积极情绪， 我们的研究发现， 中国人对一般积极情绪的偏好也在上升。这一发现虽然和我们的预期不一致， 但是却是可以理解的。首先， 关于一般积极情绪偏好不变的假设是基于以往其和文化无关的发现而提出来的。但是， 一般积极情绪偏好不会随着文化的变化而变化并不意味着其也不会随着其他方面的社会变化而变化。比如， 在物质生活得到日益增加的满足后， 中国人对积极心理体验的向往和追求完全有可能不断增长。其次， 这一发现和一些其他相关研究发现是一致的。关于中国人的幸福感变化的研究表明， 过去30年来， 特别是2000年来， 中国人的幸福感呈显著上升趋势（Cai et al.， 2022）; 还有研究表明， 中国人的积极情绪在2000年后也处于上升状态（Peng & Luo， 2022）。这些研究涉及的情绪主要为实际积极情绪。考虑到理想情绪对实际情绪的规范和引导作用（Tsai， 2007）， 这些实际积极情绪体验的上升在一定程度上也意味着中国人对一般积极情绪的偏好也在上升。
总之， 3个研究的主要发现在中国情境下都是可以理解的， 高、低唤醒积极情绪的共存、共生和共变， 是和中国朴素辩证主义文化相契合的， 也符合中国人在当代社会高速发展过程中、在追求美好生活的同时努力适应竞争日益激烈的现代社会的需要。
以往关于理想情绪的研究主要聚焦于跨文化差异， 本研究第一次对理想情绪的变迁进行探究， 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首先， 本研究拓展了我们对社会变迁的心理影响的认识， 特别是对中国人的心理影响的认识。已有的研究已经揭示， 社会变迁会导致心理与行为的很多方面的变化， 如文化价值观、情绪、认知风格、人格特征、宗教信仰、幸福感、动机、关系、心理健康等（如Cai et al.， 2012; Inglehart & Baker， 2000; Maynard et al.， 2015; Twenge， 2000; Twenge et al.， 2016; Xin & Xin， 2015）。本研究是全球第一个考察理想情绪变迁的研究， 更是第一个考察中国人的理想情绪变迁的研究， 将不仅在一般意义上增进我们对过去几十年来人类心理和行为变化的认识， 更将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理解。
其次， 本研究还将拓展我们对理想情绪动态性的理解。以前的研究已经表明， 当迁移到一个新的文化环境后， 个体的理想情绪会随着环境的改变而发生变化（Tsai et al.， 2007）; Tsai等（2012）发现， 即使在一天之内， 个体的理想情绪也会随着具体情境的变化而变化（引自Tsai， 2013）。我们的研究发现， 理想情绪还会随着社会的变迁而变化， 这无疑拓展了对理想情绪的动态性的认识。此外， 本研究还将加深对理想情绪概念本身的认识。以往的跨文化研究中， 绝大多数研究都发现高唤醒积极情绪与低唤醒积极情绪分别和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相契合， 并在一定程度上是相互排斥的。但是， 在我们目前的研究中， 我们发现二者存在正相关; 并且， 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 二者表现出类似的变化趋势。这些发现提示， 在中国文化下， 高唤醒和低唤醒的积极情绪未必相互排斥， 二者在中国当代可能都有独特的适应价值。这提示， 在西方看来似乎相互对立和排斥的一些文化心理现象在中国是可以共存和共生的; 同时也提示， 源自西方的理论和研究发现未必适用于中国。
此外， 本研究还将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作为一种理想或规范， 理想情绪能引导人们做出特定的行为以追求与理想情绪相契合的情绪体验， 进而促进心理健康和幸福感的提升（Jiang et al.， 2016; Tsai， 2007）。在全民高度关注心理健康和幸福感的今天， 了解中国人的理想情绪基本状况及其变迁规律， 引导人们追求积极的理想情绪， 无疑对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研究也存在局限。首先， 我们的3个研究分别采用了3种不同的独特的设计， 每一个研究设计都不是完美的， 因此在解读每一个研究的具体结果时都需要谨慎（蔡华俭 等， 2023）。其次， 虽然我们采用多种方法从不同的视角来探讨理想情绪的变迁， 但是， 我们并不是通过社会变迁历程中各不同时间点的理想情绪的数据来考察真实理想情绪的变化， 而是通过各种不同的逻辑来间接推测其变化， 未来的研究可以继续采用其他方法对现有的研究结果进行验证。最后， 本研究只探讨了理想情绪变迁的趋势， 未来研究需要继续探讨导致变迁的原因以及变迁可能带来的后果。
总之， 虽然本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但是3个研究一致揭示， 近几十年以来， 中国人对高唤醒积极情绪、低唤醒积极情绪和一般积极情绪的偏好有日益上升趋势; 高唤醒和低唤醒积极理想情绪在中国存在正相关， 二者不仅不相互排斥， 反而可以共存和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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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ositive ideal affect of Chinese people：
Trends over the past decades
ZHANG Mingyang1， YANG Ying2，3， BAO Han-Wu-Shuang2，3，4， CAI Huajian2，3
（1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100084， China） （2 CAS Key Laboratory of Behavioral Science， Institute of Psych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3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100049， China） （4 Manchester China Institute， The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Manchester M13 9PL，United Kingdom）
Abstract
As a kind of affect state that individuals ideally want to experience， ideal affect is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culture. While people from individualistic culture prefer high arousal positive affect （i.e.， enthusiastic， excited， elated）， people from collectivistic culture prefer low arousal positive affect （i.e.， calm， relaxed， peaceful）. Society and culture， however， are not static. How would ideal affects shift along with massive sociocultural change？ For the first time， we addressed this issue by examining the change of ideal affects in China， a collectivistic nation that has experienced huge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witnessed a rise in individualism in recent decades. In doing this， we focused on three main kinds of widely studied ideal affects：
high arousal positive affects （HAP）， low arousal positive affects （LAP） and positive affects （P; i.e.， happy， satisfied， content）. We conducted three studies， using cross-time comparison， cross-generational comparison and cross-regional comparison in each of the three studies， respectively.
In Study 1， a total of 84 participants who were born before 1966 and have experienced the whole process of Chinese reform and opening-up were recruited. They were asked to assess the extent to which Chinese people prefer each of 9 affections as listed above at beginning of 1980， 2000， 2020.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preferences for HAP， LAP and P have been rising among Chinese since 1980.
In Study 2， a total of 1561 college students were asked to assess the extent to which people from each of the three generations （i.e.， their grandparents generation， their parents generation and their own generation） prefer the 9 affects.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youngest generation manifested higher preferences for HAP， LAP and P than old generations.
In Study 3， a large sample of college students from 31 provinces in China participated in the survey （N= 26209）. They were asked to indicate the extent to which they prefer the 9 affects. Their cultural orientations of 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 were also assessed as control variables. Results indicated that students from urban areas reported higher preference for HAP， LAP and P than those from rural areas after controlling their main demographic information and cultural orientations; moreover， HAP， LAP and P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each other at both individual and provincial levels.
Together， by using three different comparisons and assessing ideal affects from both inter-subjective （Study 1 and Study 2） and intra-subjective perspectives （Study 3）， our three studies convergently showed that preferences for HAP， LAP and P have been rising in recent decades. The simultaneous rises of HAP and LAP as well as the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m form a sharp contrast with the existing theoretical conceptualization and empirical findings about HAP and LAP， which suggest that HAP and LAP should be negatively correlated and manifest opposite shifting trends. Our findings， however， dovetail well with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of na?ve dialecticism， according to which two seemingly contradictory opposites could coexist and even facilitate each other in some circumstances. Hence， theories originated from the West may not be applicable in China and novel theories may be needed.
Keywords positive ideal affect， culture change， rural-urban difference， individualism， collectiv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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