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性民俗文化符号在晋商票据中的应用嬗变与文化分析

刘虎飞

晋商通常指的是明清时期的山西商人。晋商的崛起得益于明朝“开中制”政策的实施。晋商发起于盐业，后开辟万里茶道，促进了各地区间的经济联系，推动了各地城市集镇的兴起和国内外贸易市场的建立与发展，经过长时期的财富积累，最后由实业转向金融业。晋商首创票号，开异地汇兑、转账等业务，集存款、放款、汇兑功能于一体，具备了近代银行的雏形。它的诞生使我国的金融业进入到异地汇兑时代，因此晋商创立的票号形象地被称之为中国现代银行业的“乡下祖父”。汇票、票贴、钱帖等票据是票号业务经营的必需之物，是由民间金融业的非官方机构的私人金融机构设立发行、能在一定地区和范围内流通使用的信用纸币或者有价证券。汇票、票贴等纸质票据的出现，解决了异地款项汇兑难题，实现了“一纸汇票传千里”的商业奇迹，实现了“汇通天下”。

图案符号分类

博物馆里陈展的汇票、票贴、钱帖等票据已经不再是具有货币或有价证券汇兑职能的金融产物，而是作为见证历史的一种文化符号，在其经济功能褪去之后呈现出来的具有地方民间文化和人民群众智慧结晶象征的艺术藏品。晋商博物院收藏有晋商票号的此类票据以及各类印章，通过对票据中图案装饰、印章样式等纹样的梳理，分析其背后蕴藏的艺术价值与历史文化内涵。

（一）边框纹饰

票号作为民间非官方的金融机构，在绘制票据图案时，多采用民间线条纹饰，选择图案时一般就地取材，既要满足技术复杂性，同时具有文化代表性，设计者多采用地域性的民俗物件样式作为美好寓意的寄托。晋商票据几何纹样常见的装饰纹样有梅花纹、“卍”字纹、“回形纹”“冰裂纹”等类型，并且回形纹一般只用于边缘或作边界使用，再配以其他纹饰点缀加以融合，既传达文化寓意又具有艺术价值。

晋商博物院收藏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的“大德玉”钱帖可以看到其整体边界雕刻梅花、竹子样式，内有冰裂纹；
同治五年的“广益永记”钱帖内边框绘制有“卍”字纹与梅花镶嵌纹饰；
民国年间“泰和盛”钱帖外围边框绘有“回形纹”。“冰裂纹”“回形纹”“卍”字纹多运用在中国古代建筑装饰的窗棂、梁头上等，在票贴中使用“卍”字纹，一般连接在一起使用，形成一种四方连续的图案，呈现一种旋转形态，寓意吉祥连绵不断、万寿无疆等含义。因其承载的寓意美好，结构灵活多变、极具美感等特点，成为民间百姓追崇喜爱的传统纹饰之一。

（二）图案装饰

晋商民间票贴早期主要集中展示有民间习俗、神话故事、历史人物等图案作为票面的版面图案。晋商博物院收藏的票贴版面和印章图案中主要有“明八仙”“暗八仙”“福禄寿”“和合二仙”等图案。

和合二仙是民间传统的爱神，主管人间一切和合事，图案主要描绘着的是两位仙者，二人形影不离，一人手持荷叶、荷花，一人手捧圆盒，其形象大都为孩童像，披发或束髻，憨态可掬。和合二仙取“荷”“盒”谐音，象征家庭、朋友、夫妻之间和睦。晋商博物院收藏民国年间“泰和盛”票贴上方雕刻有“和合二仙”以及一枚“庆善堂”票号的印章中，可以看到刻画着生动可爱的和合二仙。

“八仙过海”是广为流传的神话故事，“八仙图”则指的是八位神仙人物画像直接雕刻在票贴版面中，也称“明八仙”，而“暗八仙”则是指的八仙各自所持的八种法器，分别是葫芦、团扇、宝剑、荷花、花篮、渔鼓、横笛和玉板，民间常常将这八种图案作为装饰图案来代表八位仙人。晋商博物院收藏的“大德兴”票号的防伪章四周雕刻“暗八仙”、同治五年的“广益永记”钱帖周围雕刻“明八仙”，不管是八仙还是各种法器宝物，既有祈福纳祥的寓意，也借此希望神仙可以保佑票号经营平安顺利、驱邪避祸。

（三）图章装饰

印章是票据中单独灵活出现的纹饰图案，一张票据上少至三四枚，多至十几枚不等，也是票贴中最常见的一种纹饰图案。印章的材质一般为角、木材质，从类别可以分为抬头章、防伪章、押数章、骑缝章、嵌套章、落地章、纪年章、提示章等，形制有方形、圆形、菱形等，其镌刻细致，常见的有人物、器物和动植物几类，常见“天官赐福”“刘海戏金蟾”“梅兰竹菊”“宝鼎”等图案。

民间常有“刘海戏金蟾”的吉祥画像，刘海手执穿有金钱的绳子戏耍金蟾，用来象征财源广进、兴旺发达。晋商博物院收藏的一枚印章刻有“刘海戏金蟾”图案。“天官赐福”是最常见的抬头章图案，其中嵌有商号名称，多钤印在汇票、账簿抬头处，手持喜帖的“天官赐福”，图案主要雕刻头戴如意丞相帽、五绺长髯、身着官袍、扎玉带的形象。

晋商在创立票号后也延续这种美好，在其票据设计中加以使用，不仅起到装饰的作用，也是文化传播和传统民间信仰的表现，借用其代表的寓意，寄托吉祥，祈福票号生意可以生生不息、财运亨通。通过传统民间信仰象征符号，表达了人们对日常生活的渴求福报，同时也是对出门在外做生意的山西商人的祝福，得以心理慰藉。

图案内容及形制结构的嬗变

（一）艺术特征

清代晚期民国初年，票贴上开始出现与时代发展相关的工业化产物，例如火车、汽车、轮船等特征造型。此外，由于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票贴上出现了高楼大厦、西方设计风格式教堂建筑以及具有时代特征的钟表。

晋商博物院收藏的票贴都反映了时代特征，将现实生活中的人和物融入版面的图案装饰中，对于了解和分析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具有参考意义。例如：宣统元年“玉兴成”票号的一张钱帖四周印刻的图案则呈现自由混搭风格，票帖左侧印有中西结合风格的建筑、钟表，右侧则印有中国传统建筑风格的塔院建筑；
民国年间的“泰和盛”票贴上方雕刻有“和合二仙”围绕着一辆汽车，还可以看到车上乘坐着两名外貌为西方人物形态、头戴礼帽的人物画像；
此外具有代表性的一张横版票，民国10年“绥远毕镇义盛长”的票贴清晰地绘制着轮船航海、火车头时代气息浓厚的图案样式。这些都是典型的中西方文化结合的产物，也表达了山西人对科学技术的追求。

民间票贴上的图案元素浓缩了民族传统文化精髓，票据作为山西地区地域文化传承的载体，融合了浓烈的地方民俗文化色彩和山西商人的经商准则与理念。票面上的图案内容在不同时期印制具有时代的产物造型，侧面反映出中国社会发展变迁史，也体现了民间票贴装饰图案具有的文化融合性、发展性和时代性。

（二）形制结构

中国版画在清代发展迅速，刻版工艺广泛应用在生活中，成为票贴装饰图案的技术支撑，凭借此项技术，晋商票据的刻版内容、图案纹饰更加丰富多样，人物形象造型灵活生动。清末民初，除票版上的图案内容更加丰富外，票贴的板式结构以及印刷方式也发生了变化。

晋商票贴组成主要有文字、图案、纹饰等元素，设计票版时要在选择装饰元素的同时，还要在固定的版面内进行灵活合理布局，作为具有汇兑和流通的金融属性，票贴设计就要求整个版面既严肃活泼又协调统一，不仅仅要突出其汇兑职能的实用性，还要具有形式美，在视觉上弱化小空间给人的局促感，营造更有人情味的亲切感。通过对藏品的观察发现，晋商票贴在其图文内容的版式上逐渐形成一种固定的布局结构，各票号的票据仅在图文及纹样装饰组合方式上不同，布局结构的表达方式基本相近，多采用内文外框的长方形牌型结构，整体呈轴对称，框内中心位置用于记录票据信息，层次完整，错落有致。印刷方式主要采用木版印刷。民国时期，开始出现横版形制的票面，在原有基础上增加新的层次，由于木版使用寿命短，不同的木料雕刻出的图案纹饰也会出现一定的偏差，长时间的使用过程中受气候干湿环境的影响，木版印刷印制出的票贴也会发生走形的情况，且木版雕刻仿造起来相对容易。加之受西方技术的冲击，票贴纸张印刷开始逐渐采用石印等方式，票面底部大多会出现印刷的单位名称，所印制的图案文字更加清晰。

图案符号阐释及文化表达

（一）精神民俗

民间票贴的装饰大量运用具有传统吉祥图案的元素，融入了山西的风俗习惯和传统民间信仰观念。譬如“五福图”“福禄寿”三星等图案，人们借用民间信仰文化符号表达祈求福报的寓意，雕刻手法充满鲜明的民俗色彩和喜庆气氛，蕴含浓厚的生活气息。

天官赐福样式象征加官进爵，财源广进，图案中充满着福气和财气，表达了人们对富裕理想生活的向往。和合二仙取“荷”“盒”谐音，象征家庭、朋友、夫妻之间和睦，古代还流传着圆盒中盛满了金银财宝的传说，所以也寓意着和气生财，特别是在明清时期，和合二仙纹饰在民间广为流传，出现在各类器物中，传递着和合共生的文化理念。

晋商票贴中无论是“天官赐福”还是“和合二仙”造型图像，不止是一种文化符号，更多是山西商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

（二）伦理道德

从民间票贴的装饰图案中可以窥探当时人们的思想伦理道德观念以及行业规约。常常会出现以物喻人、托物言志的描绘手法，借其蕴含的意象表达自己追求的道德意境。

晋商的票贴和印章中常见的“梅兰竹菊”“宝鼎”等纹饰就是隐喻的运用方法。“梅兰竹菊”体现的就是坚韧不屈一身傲骨的君子品格和晋商不畏艰险的开拓精神；
“宝鼎”图案利用汉字的谐音特点，表达抽象的经商文化理念，传递一言九鼎、诚实守信、信誉高于生命的职业道德。

晋商在重视经商文化理念的基础上也注重家风家教的传承，通过票贴中文字的篆刻借古人的诗句和家训，告诫后人时刻保持不慕名利的生活态度和高洁傲岸的情操；
在家训中阐明个人在家庭和社会中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仁义礼智信”做人的准则和思想，通过日常生活影响和塑造其自身修养。此类图案常见于防伪章中文字的篆刻，如“隆顺德”防伪章中雕刻有《陋室铭》，“大德兴”汇票的防伪章处可见有《紫阳朱子家训》的篆刻。

（三）社会功能

晋商票贴的图案纹样在德行品质方面起到教化后人的警醒作用，同时在经营、汇兑过程中有着防伪的功能。晋商票号在防伪工作管理方式中，在历朝历代票据制造技术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形成了一套独有的防伪体系，主要包括票据材料的选择、笔迹辨别真伪以及票号完善的运作管理机制和法规。除此以外，晋商还借用独具特色的票据图文进行辨别真伪，票据印制的各类图案都隐藏着防伪密码，图文越复杂，其防伪性能越高，因此在刻防伪章时还留有一手，故意调整文字顺序或者在某字上做一些改动。如“大德兴”汇票防伪章中篆刻的《紫阳朱子家训》是“父之所贵者，恕也；
子之所贵者，孝也；
君之所贵者，仁也；
臣之所贵者，忠也……则不可一日无也，可不谨哉！”而原文则是“君之所贵者，仁也。臣之所贵者，忠也。父之所贵者，慈也。子之所贵者，孝也。”从印章篆刻的文字中可知，“父、子”的语句顺序在“君、臣”之前，还有更改一些字眼，例如：文中“父之所贵者，恕也”“可不慎哉”调整为“父之所贵者，慈也”“可不谨哉”。

此外，晋商在票贴中还通过纸张水印、统一书写笔迹和独创汉字密押，用汉字代表月份和日期等一系列防伪手段，设置重重关卡实现票贴的有效防伪功能，且几种方法相互联系、结合并用，起到较强的识别和检验作用，这也是晋商票号在百余年发展历史中，没有出现过一次因为汇票伪造而引起的冒领事件的原因所在。

晋商设计的票据完美地将使用功能性与艺术性有机结合，形成别具一格的票号文化。从晋商票贴物质文化遗存中，可以看到反映普通民众生活生产、思想观念、信仰的具有区域大众文化色彩的“小传统”。一张票据承载了丰富的传统民俗文化，是山西商人金融汇通的产物，也是当时经济商业贸易场景的缩影，更是山西人思想价值观念的反映，折射出山西人对生活的态度和行为方式。一张纸不止涵盖了中国传统民间信仰和传统文化，票贴所蕴含的人文价值，在历史发展长河中潜移默化地塑造着山西人的品格，更弘扬了山西商人的伦理道德文化和晋商精神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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