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明证 陈 迪 严梦瑶 倪苏杭 王士祺 尹金荣 孙晓玲
(1 浙江大学心理与行为科学系，杭州 310058) (2 浙江大学公共体育与艺术部，杭州 310058)(3 杭州师范大学心理学系，杭州 311121)
“克己复礼”出自《论语•颜渊》一章：“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克己复礼”作为儒家伦理的核心命题之一(张自慧,2011)，其间蕴含着自我控制与仪式之间的丰富联系。自我控制(self-control)作为自我的核心功能之一，表现为在没有外界监督的情况下，个体按照理想、价值观、道德、社会期望等标准对其认知、情绪、行为进行调节与控制并做出适当反应的能力(Baumeister et al.,2007)。以往研究表明，自我控制是人生成功与幸福的关键因素，具有良好自我控制的个体更可能拥有健康的身体和心理(Kim et al.,2022)、成功的事业(Choi et al.,2018)以及更高的主观幸福感(Nielsen et al.,2019)。
青春期是自我控制能力发展的重要时期。一方面，在青春期，负责控制冲动的前额叶皮层在负责触发冲动的中脑边缘奖赏回路成熟后数年内才能达到成熟，两种系统成熟的时间差使自控能力在青春期中期易受风险影响(Crone ＆ Dahl,2012)。另一方面，青少年面临着更多的学业压力和情感问题，这对自我控制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研究表明，自控水平更高的青少年表现出更多的亲社会行为(Li et al.,2022)，取得更好的学业表现(Duckworth et al.,2019)，并经历更少的情绪和行为问题(Vazsonyi ＆ Belliston,2007)。
青少年的自控能力这一重要问题助推了对自我控制干预措施的研究。Tian 等人(2018)发现，在减肥者餐前加入随机行为作为仪式可以减少卡路里的摄入和不健康饮食的选择，表明仪式可以增进行为的自我控制。家庭仪式(family ritual)是发生在家庭环境中的仪式，以往研究发现其可以促进家庭成员对家庭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增强家庭凝聚力(Fiese et al.,2006; Fiese et al.,2002)，提高个体的幸福感(吴明证 等,2021)。在传统仪式感不断缺失的今天，随着对个人权利和感受的日益注重，人们越来越倾向于将参与仪式的范围局限在小范围乃至个人生活之中，日常化的家庭仪式将成为人们产生仪式感的重要途径。鉴于家庭仪式对家庭和个体具有双重功能，家庭仪式对自我控制的影响可能超越了一般仪式的作用。目前鲜有研究基于家庭仪式的视角探讨家庭环境对青少年自我控制发展的影响。因此，本研究试图考察家庭仪式与自我控制的关系，并通过构建链式中介模型，探讨亲子依恋与生命意义感的中介作用。
家庭仪式作为发生在家庭空间内由多个家庭成员参与的仪式性活动，相比于一般家庭日常活动，具有三方面的特征：家庭仪式包含一系列可重复的、正式的流程式动作；
家庭仪式向参与者传递象征意义，与仪式相关的影响被参与者主观地识别和解释；
仪式中的行为通常是非功能性的，与仪式的目的无直接关系(冉雅璇 等,2018; Fiese et al.,2002)。
家庭中的仪式广泛而普遍，常见的家庭仪式可分为三类：家庭庆典(如成年仪式、节日庆典等)、家庭传统(如生日、周年纪念和家庭团聚等)和模式化的家庭互动(如有规律的晚餐、儿童就寝时间和周末休闲活动等)(Wolin ＆ Bennett,1984)。
家庭是影响青少年自我控制发展的关键因素(Vazsonyi ＆ Belliston,2007)，家庭仪式作为家庭文化的载体可能发挥着促进自我控制的作用。首先，根据具身认知的观点，人们会通过观察自己的行为来推断自己的内在状态。在仪式过程中，程序化行为的执行和对无关行为的抑制给予了参与者自律感，而这些自律感反过来会增强参与者对行为的自我控制(Tian et al.,2018)。其次，根据自我控制的能量理论，自我控制的能力类似于肌肉，人们会因自我控制而感到疲劳，而反复进行自我控制的练习可以锻炼自我控制“肌肉”，带来自我控制能力的提高(Baumeister et al.,2007)，同时，过去的研究证明了自我控制训练对于提升自我控制能力的有效性(Berkman et al.,2016)。在仪式过程中，参与者需要持续进行自我控制以完成仪式流程，随着家庭仪式的长期举行，自我控制能力有可能在反复消耗和恢复的锻炼中得到提升。此外，家庭仪式有利于家庭稳定性(Israel ＆ Roderick,2001)，青少年在稳定的家庭环境中感受到安全和可预测性，从而为其练习和完善自我控制技能提供可能。
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H1：家庭仪式与自我控制呈显著正相关。
亲子关系是个体所面对的第一种关系，既是家庭生活的核心部分，也是家庭教育得以实施和实现的重要载体。亲子依恋(parent-child attachment) 是子女和父母之间持久的情感联结(Groh et al.,2017)，对于青少年心理健康与自我发展有着重要影响。青少年与父母的关系往往因缺少相处时间而逐渐疏远，而家庭仪式的重复性为父母与孩子的高度互动提供了机会，亲子之间持续的接触和沟通使双方的距离慢慢拉近。同时，根据互动仪式链理论(Collins,2004)，仪式的参与者因高度的互动符号和共享情感而相聚，通过现场聚集和共同关注形成群体内身份符号。通过家庭仪式，父母的价值观和家庭传统在子女中传递，共同庆祝节日、面对生命的重要时刻、平凡生活的点滴形成了家人间独特而共有的专属回忆。随着共同身份的建立，家庭成员对于家庭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增强，从而形成亲子间深刻而强烈的情感纽带。
依恋理论(Bowlby,1969)指出，个体与依恋对象的互动会以心理表征的形式存储在记忆中，并以此为基础发展出个体与他人和自我的工作模型，进而影响个体后续的情绪和行为，其中包括了自我控制的发展(Nie et al.,2016)。安全型亲子依恋的孩子通过与照顾者的反复互动，在依恋关系中内化了有效的情绪调节策略，并能成功地将其应用于依恋关系之外(Brumariu,2015)，从而提高了对情绪的自我控制能力。此外，根据社会控制理论(Hirschi,2002)，青少年与父母之间的依恋程度越高，意味着青少年与父母的沟通越好，并且越会认同和模仿父母的价值观和言行举止，将外在的社会观念和价值标准内化为内在心理或人格特质的一部分，进而减少越轨行为发生的可能。
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H2：亲子依恋在家庭仪式与自我控制之间起中介作用。
生命的意义在于赋予，当仪式赋予平淡的日常生活以特殊的意义和不平凡的感受时，生命便充满了意义感。生命意义感(meaning in life)是个体对于自身存在和存在本质的意义的体验和感知(Steger et al.,2006)，“当生命被认为具有了目的、超越混乱的连贯性或超越琐碎或短暂的重要性时，它将被体验为是有意义的”(King et al.,2006)。家庭仪式不仅因其结构化和可预测性为参与者的生活提供了可理解性以增强对意义感的体验，同时作为生活的节点，将个体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串联起来，形成一个连贯的整体，从而促进了对生命连贯性的感知(King ＆ Hicks,2021)。
生命意义感被认为具有促进自我调节的功能(Damon et al.,2003)。拥有生命意义感为建立长期目标奠定了基础(MacKenzie ＆ Baumeister,2014)，在意义的引导下，个体为实现目标而超越一时的冲动和本能的欲望，从而控制自己的情绪和行为。先前研究发现，在青少年和成人样本中，拥有生命意义感均与自我控制呈正相关(Li,Salcuni,＆Delvecchio,2019)。
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H3：生命意义感在家庭仪式与自我控制之间起中介作用。
家庭关系作为生命意义感的最主要的来源之一(Lambert et al.,2010)，亲子依恋对于发展和维持生命意义感起着重要作用。安全型依恋的个体倾向于认为世界总体上是安全的，在自己需要时他人会伸出援手，同时自身作为独特的存在是有价值的。依恋带来的安全感使个体更容易与他人建立健康的人际关系，更主动地探索人生可能，为选择的目标坚定不移地奋斗，这为生命意义感的形成奠定了基础(Mikulincer ＆ Shaver,2013)。
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H4：亲子依恋和生命意义感在家庭仪式与自我控制的关系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
此外，大量研究发现，情感温暖的父母教养方式和健全的家庭功能对青少年自我控制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积极影响(Holmes et al.,2019; Kim et al.,2022)。采用情感温暖教养方式的父母和具有健全家庭功能的家庭更有可能开展家庭仪式。鉴于此，有必要将父母情感温暖和家庭功能作为控制变量，以探讨家庭仪式对青少年自我控制发展的独特作用。
采用方便取样， 选取来自浙江、安徽、吉林三个省份的1452 名高中生参加本研究。对这些高中生进行问卷调查，剔除无效问卷72 份，得到有效问卷1380 份。其中，男性668 人(48.4%)，女性712 人(51.6%)；
高一学生825 人(59.8%)，高二学生555 人(40.2%)；
年龄在 14～17 岁之间(M=16.40岁,SD=0.41 岁)。
2.2.1 家庭仪式
采用Fiese 和Kline(1993) 编制，吴明证等人(2021) 修订的家庭仪式问卷。问卷包含49 个题项，测量了个体参与7 种典型家庭仪式(如晚餐仪式、周末活动、年度庆典等)的7 种特征(如发生频率、情感投入、参与度等)。采用Likert 5 点计分，1 代表“完全不符合”，5 代表“完全符合”，得分越高代表家庭仪式参与度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问卷的Cronbach’s α 系数为0.95。
2.2.2 亲子依恋
采用李董平等人(2015)编制的父母和同伴依恋问卷的亲子依恋分问卷。问卷包含13 个题项，分别从亲子信任、亲子沟通、亲子疏离(反向计分)三个维度测量亲子依恋的安全性。采用Likert 5 点计分，1 代表“没有”，5 代表“总是”，得分越高表示亲子依恋的安全性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问卷的Cronbach’s α 系数为0.93。
2.2.3 生命意义感
采用Steger 等人(2006)编制，刘思斯和甘怡群(2010)修订的生命意义感问卷。问卷包含10 个题项，包括生命意义体验与生命意义寻求两个维度。采用Likert 7 点计分，1 代表“完全不同意”，7 代表“完全同意”，得分越高代表生命意义感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问卷的Cronbach’s α 系数为0.85。
2.2.4 自我控制
采用Morean 等人(2014) 编制、罗涛等人(2021) 翻译修订的简式自我控制量表。量表包含7 个题项，采用Likert 5 点计分，1 代表“完全不符合”，5 代表“完全符合”，得分越高代表自我控制水平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数为0.69。
2.2.5 父母情感温暖
采用蒋奖等人(2010)修订的父母教养方式问卷的父母情感温暖维度。问卷包含14 个题项，父母各7 题，采用4 级计分，得分越高代表父母情感温暖水平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数为0.93。
2.2.6 家庭功能
采用Epstein 等人(1983)编制的家庭功能评定量表的一般功能分量表。量表包括12 个题项，采用4 级评分，得分越高代表家庭功能越健康。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数为0.82。
采用SPSS26.0 进行相关分析，采用PROCESS插件(Hayes,2013)进行Bootstrap 路径效应量分析。
采用Harman 单因素检验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对所有的原始题目进行因素分析，析出特征根大于1 的因子共16 个，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25.73%，小于40%的临界标准，说明本研究的数据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描述性统计分析和零阶相关分析结果见表1，家庭仪式、亲子依恋和生命意义感之间均呈显著正相关，同时与自我控制均呈显著正相关，支持了假设H1。
表1 描述性统计分析和零阶相关分析结果
根据温忠麟和叶宝娟(2014)提出的基于结构方程的中介分析的检验程序检验中介效应，并采用SPSS26.0 及PROCESS 插件整理、分析数据。以家庭仪式为自变量，以自我控制为因变量，以亲子依恋和生命意义感为链式中介变量，在控制性别、年龄、父母教养方式和家庭功能的基础上进行序列中介分析。分析结果及路径图见表2 和图1。采用偏差校正的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 方法对各系数的置信区间进行估计。回归方程显著，R2=0.08，F(4,1380)=32.47，p＜0.001。用Bootstrap 抽样的方法对中介效应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家庭仪式对青少年自我控制的正向关系是由亲子依恋和生命意义感的链式关系所介导的。中介效应由三条路径产生的间接效应构成：家庭仪式→亲子依恋→自我控制形成间接效应1，支持了假设H2；
家庭仪式→生命意义感→自我控制形成间接效应2，支持了假设H3；
家庭仪式→亲子依恋→生命意义感→自我控制形成间接效应3，支持了假设H4。
图1 亲子依恋与生命意义感的链式中介作用
表2 中介效应分析
本研究的目的在于考察家庭仪式与青少年自我控制的关系，及亲子依恋与生命意义感在其间的中介作用。结果发现，家庭仪式、亲子依恋、生命意义感和自我控制之间均呈显著正相关，亲子依恋和生命意义感在家庭仪式与自我控制的关系中起链式中介作用。
研究发现，家庭仪式与自我控制存在正向关系，这与以往关于仪式可以促进自我控制的研究发现相一致(Tian et al.,2018)。青少年在参与包含了程序固定行为和高度共享的情绪体验的家庭仪式时，自我控制资源持续增加，自我控制能力得以提升，反过来还能促进家庭仪式更好地展开。该发现拓展了家庭教育在青少年自我控制发展中作用的探讨，也为从家庭角度出发提升青少年的自控能力提供了新思路。传统对自我控制的干预措施涉及认知训练、运动训练、正念疗法和以家庭或学校为基础的综合干预措施等(胡倩 等,2022)。由于青少年逆反心理的存在，这些方法可能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而家庭仪式可以在潜移默化中对青少年发展带来长期影响。同时，相比于实施门槛较高的专项训练或治疗，家庭仪式便于实施且过程可控。因此，家庭仪式作为可以提升青少年自控能力的有效方法，应得到教育部门和一般家庭的重视。
研究发现，亲子依恋在家庭仪式与自我控制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青春期是亲子冲突的高发期，青少年由于自我意识的增强，希望摆脱成人的监护，亲子关系和沟通频率往往不再如童年时那样亲密和频繁(Li,Willems,et al.,2019)。家庭仪式为亲子互动搭建了桥梁，并且通过共同身份的建立和维持提高了家庭认同感和凝聚力，强化了青少年和父母的情感联结。而积极的亲子依恋使家长能更好地为青少年提供引导，有助于其自控能力的发展，亲子依恋和自我控制的正向关系也验证了依恋理论和社会控制理论关于亲子依恋对个体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观点。
研究还发现，生命意义感在家庭仪式与自我控制关系中起中介作用。青春期是生命意义形成的重要时期。家庭仪式的结构化和可预测性使其在生活中建立起稳定的秩序感和连贯性，使青少年从中得到世界是可理解的，以及生命是有意义的体验。拥有生命意义感的青少年将能树立并着眼于长远的人生目标，面对青春期出现的各种诱惑时能更好地实现自我控制。生命意义感的中介作用的发现也拓展了仪式影响自我控制的可能路径。以往研究发现，仪式可以通过使参与者产生自律感实现自控能力的即时提升(Tian et al.,2018)，而生活中的仪式往往具有长期性和规律性，经历多次仪式而形成的生命意义感可以为自控能力的发展带来长期影响。
本研究揭示了亲子依恋与生命意义感在家庭仪式与自我控制发展关系中的链式中介作用，但中介效应相对较弱。可能的原因在于，一方面，对亲子依恋与生命意义感的链式中介作用分析时控制了父母情感温暖和家庭功能对自我控制的影响，由此削弱了该链式中介效应。以往研究表明，父母情感温暖和家庭功能与亲子依恋均呈显著正相关，都能使人们感受到社会支持和归属感，从而更好地寻求并体验生命意义感(Goodman et al.,2023)，因此，对父母情感温暖和家庭功能的控制削弱了亲子依恋与生命意义感的链式中介效应。另一方面，这一较弱效应可能与高中生的发展特点有关。高中生在心理和行为上表现出强烈的自主性，他们开始逐渐离开家庭、脱离父母，学业是其生活的核心，社会关系以师生、同伴关系为主，学业成就、师生关系、同伴关系更可能影响其生命意义感的形成与体验。因此，与初小学生相比，亲子依恋对高中生生命意义感的影响可能相对较弱。未来研究有必要以初小学生为研究对象，探究家庭仪式经由亲子关系和生命意义感影响自我控制发展的关键时期。
本研究还发现了性别与家庭仪式的相关性，表现为女生更多地参与和投入到家庭仪式中。其原因可能在于，相比于男生，女生在青春期阶段更愿意与父母保持联系，对父母的回避程度较低，同时也会花更多的时间待在家里(Ruhl et al.,2015)，这为更频繁地参与家庭仪式提供了可能。本研究揭示了青春期男生在参与家庭仪式上相对于女生的不足，这可能会限制男生从家庭仪式中获得的社会支持和成长收益，未来研究有必要探讨参与家庭仪式的性别差异，以及如何促进男生更多地参与家庭仪式。
研究仍存在一些局限。首先，研究采用自我报告的方式进行问卷调查，使其存在一定程度的共同方法偏差。尽管经检验，共同方法偏差并不严重。其次，作为横向研究，本研究并不能从严格意义上明确各变量间的因果关系。未来可对家庭仪式、亲子依恋、生命意义感及自我控制开展纵向研究以考察其发展变化，明确变量间的因果关系及作用路径。
未来研究还可从以下两方面展开。第一，探讨家庭仪式与其他家庭变量如何交互影响自我控制和社会适应。青少年自我控制的发展受到家庭结构(Holmes et al.,2019)、家庭社会经济地位(Vazsonyi ＆ Belliston,2007)、父母教养方式(Li,Willems,et al.,2019)等影响，探讨这些因素与家庭仪式的交互作用有助于界定家庭仪式正向促进青少年自我控制发展的限定条件。第二，探讨家庭仪式不同类型与自我控制的关系。家庭仪式可分为三种类型：家庭庆典是那些在整个文化中被广泛实践的节日和场合，其间蕴涵着社会文化和规范的传递；
家庭传统具有鲜明的家族烙印，每个家庭都有属于自己的传统，这形成家庭内部独特的共同身份；
模式化的家庭互动最不经意但又最常实施，内嵌于日常生活中并成为生命意义感的重要来源(Wolin ＆ Bennett,1984)。三种仪式形式各异，与自我控制的关系可能不尽相同，对其分别探讨有助于揭示家庭仪式对生命意义感、亲子依恋的影响及其在自我控制中的作用，并对家庭仪式在青少年发展教育中的实践起到指导作用。
(1)家庭仪式、亲子依恋、生命意义感与自我控制之间均呈显著正相关；
(2)亲子依恋和生命意义感在家庭仪式与自我控制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该中介作用包括三条作用路径：亲子依恋的中介作用，生命意义感的中介作用以及亲子依恋-生命意义感的链式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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