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55年,“渔阳鼙鼓动地来”,安史之乱爆发,在这场长达数年的战争中,整个唐王朝分崩离析,朝堂混乱,河山飘摇,人民流离失所,诚惶诚恐。安史之乱,是辉煌盛唐走向中唐的转折点,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发生了改变,统治者在选官上也有了新的标准,或因为战乱中立功成为高官,或因为战乱流离陷贼。而提起盛唐,我们不由想起“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的谪仙人——李白,也想起“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诗佛”——王维,还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少陵野老——杜甫。他们或是小官、或居高位,那么,在安史之乱中,这些有志又有才的诗人是如何度过的,面对这场人人不能避免的战争,又当如何自居呢?
李白——所托非主空留恨
安史之乱爆发时,李白已是55岁,正在去往庐山的路上,打算隐居起来,有诗云:“有策不敢犯龙鳞,窜身南国避胡尘。”李白对这场战争的态度是悲愤的,“四海论长安,嘶眉寡西笑。苍生疑落叶,白骨空相吊”,诗人通过长安惨景的描写,真实地反映出在叛军铁骑下人民遭受的苦难,此时,李白的心中也是愤恨的。
但他有报国之心却没有报国之门,无奈之下,隐居庐山。就在公元756年,洛阳、长安皆被攻占,唐玄宗不得不仓皇南下,途中,皇帝下诏命李璘为四道节度使,负责南方平乱,永王李璘挥军南下,恰巧路过庐山,为了壮大声势,李璘辟书三邀久负盛名的李白加入军中。此时的李白虽然身在山中隐居,心中却牵挂黎民江山,一直都没有放弃自己的责任,但是他盲目地以为这是杀敌立功的好机会,写有诗:“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净胡沙。”却识人不清,李璘早有造反之心,在太子登位后,举兵造反,最终被杀,李白不幸成为政治犯,受到牵连,流放夜郎。事实上,李白的目的是纯正的,就是“抚剑夜吟啸,雄心日千里。誓欲斩鲸鱿,澄清洛阳水”,扫清叛军是他的理想,可是因为没有看清永王的真实的狼子野心,所以被卷入争权夺利的纷争中,李白在《南奔书怀》中悔道:“过江誓流水,志在清中原。拔剑击前柱,悲歌难重论。”在这场战争中,李白有了难以抹去的污点,但是这种污迹并非他主动为之,而是被牵连的缘故,所以在我看来李白在人格上依然是高蹈潇洒的,他的诗歌和资料也可以看出其未曾动摇的报国之心。
杜甫——赤诚老臣赴凤翔
杜甫,是在安史之乱中最忠诚的诗人。杜甫的情感之中饱含着大仁大爱,尤其体现为对国家前途强烈的忧患意识。长安陷落之后,杜甫和千万百姓一样,过上了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活,他目睹了惨无人道的拉夫政策给人民带来的压迫,也为普通人民热爱祖国、甘于奉献的精神感动。杜甫是忠心耿耿的,在途中,他不幸被叛军抓捕,押回长安,写下“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长安惨象,因为位卑官小,杜甫得以伺机逃离长安,在跋山涉水、历经险阻后,终于来到陕西凤翔,追上了唐肃宗李亨,皇帝被他的诚心打动,封为左拾遗。
杜甫系念国家安危,也同情生民疾苦,在这个过程中,杜甫对广大人民遭受的苦难有着深刻的体会,杜甫把目光转向社会下层,把普通民众的形象写进诗歌中,更加真实地反映了他们的思想和情感,直接加强了杜甫诗歌的深广度,也因此使杜诗有了“诗史”的美誉。而其本身的思想方面,由于不断地亲眼目睹死亡,强化了杜甫心中对生死的恐惧,在“三吏”、“三别”中,杜甫记录下自己从洛阳回华阳的见闻,对生命的忧患贯穿始终,尤其是死亡现象,是邺城战役后杜甫心中最大恐惧,在其诗中得到了充分的描绘,他大部分注意力逐渐从社会转向了自身的生存,从关心国家的治乱到个人的生死。
北宋爱国将领李纲在《重校正杜子美集序》中说杜诗“平时读之,未见其工,迨亲更兵火丧乱之后,诵其诗如出乎其时,犁然有当于人心,然后知其语之妙也。”南宋的爱国将领——文天祥在兵败被俘之后,狱中经常读杜诗,《集杜诗序》里说:“凡我意所欲言者,子美先为代言之。”这些诗句有力地证明了杜诗所具有的崇高的思想内容,也体现出杜甫的伟大。
王维——身不由己受“伪职”
王维的前期处于繁荣的开元、天宝期间,闻一多先生曾说:“唐初诸家但有华丽而无秀雅,贵族但有其表,而灵魂就尽已。王维最后明星,……后世学盛唐,永无可效,诗与贵族烟消云散故也。杜可学,李有时可能,惟王不可能。”王维很有贵族气质,在战乱前,他的仕途是比较畅通的,王维有着政治抱负,希望能作战沙场,建功立业。在战乱中,由于王维本来就声名在外,身居高位,所以叛军到了长安后,便威胁王维接受官职,需要注意的是王维也曾经吃药装病,希望能摆脱这种困境,但最终身不由己,不得不出任“伪职”。王维心中伤心不已,自知从此名节败坏,在安禄山摆宴凝碧宫时,写下:“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花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757年,唐军收复洛阳,也正是因为《凝碧诗》,加上其弟在平叛中有功,请求削自己的官赎王维的罪,因此得以免除牢狱之灾,降为太子中允。
对于王维的这场灾难,后世研究者观点不一,有人认为王维软弱、苟且偷生,有人则对其抱以理解和同情,如杜甫就有诗云:“中免声名久,如夸契阔深共传收皮信,不比得殊琳。一病缘明主,三年掘此心。穷愁应有作,赋诵白头吟。”杜甫把王维和庾信相比,认为他们都是有忠君之心的。这种不得已的苦衷使王维的心态发生改变,他无奈向往归隐,却又不能忘记报国之志,因此一直半官半隐。此后诗中,他没有涉及这场战乱的记录,多是留连山水之作,可见王维是逃避这段身不由己的人生经历的,他内心是复杂的,安史之乱在他的心上划出一道鸿沟,心理上的矛盾与痛苦使他不得不到求助佛教,获得安宁。在我看来,王维信佛并非全是逃避,因为这场苦难,让他对人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所以在接触禅宗时,他得到了共鸣和慰藉,因此能够写出清新飘逸的诗句,但是他并没有真正地放下现世种种,所以始终是在佛门前徘徊,而不能真正解脱。
安史之乱是盛唐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政治事件,但它又是一次突发的战争,对于当时的人的心理是一场巨大的考验,对当时文人的行为思想都有着很大的影响。面对这种难以预测的变动,十分考验人的本性,而变幻的局势又让深陷其中的人很难保住清名。试想,我们处于那个时期,又会如何自处呢?所以,也许我们该抱以更多的理解,少一点苛责,才是对人类本身的合理认识。
选自“一往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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