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爱在远方

刘大先

买马要买四蹄圆，装鞍要装古罗钱；
缠姐要缠聪明姐，石头搭桥管万年。

麦子黄了不开镰，我问情哥缠几年；
藤藤上树缠到老，石板搭桥万万年。

柏木板子造高楼，灯盏照到门角头；
你也无心来照我，我也无心再上楼。

——北川民歌

“亲爱的人儿在哪里？我的所爱在远方。一天好比九天长，一夜如同九夜长。太阳笑从高山落，山后的影子拖得长。站在山顶想着能看到他，下到山脚希望能遇到他，却什么都没有看见。我的爱人在哪里？我的思念，如同伸向远方的长桥一样长。”

这是一首哀婉动人的羌族民间情歌。一个孤独的女子想念远方的爱人，度日如年，夜不能寐，时间在等待和怀想中变得漫长而难以忍受。从日出到日落都是她茕茕孑立的煎熬时分，从山前到山后都留下她形影相吊的徘徊身影。她登上高山遥望，流连于山脚寻觅，只是希望能与他重逢，最终却什么都没有看到。无尽的忧愁，如同长河一样向前流淌；
不曾断绝的思念，影影绰绰地化为河上的桥梁，寄托着微茫的希望。

无法想象那个被想念的人出于什么原因，离开了她，也许是迫不得已的谋生需要，也许是误会而负气出走，也许是犯下了某种过错而不得已远走他乡……但是在道里悠远、山川阻隔之中，他们一时的分别可能就是永远的分离。

羌人的口头吟唱中，这是少有的感伤抒情。

在我所了解的羌族传统和现实观察中，羌族女性很少有缠绵悱恻的口吻。她们给我的直观印象是勇敢、干练、漂亮、心直口快，谈情说爱都有种斩钉截铁的爽利：“栀子开花开得怪，开在对门岩上台；
有心摘朵栀子戴，藤藤网到不得来。小哥说话不做才，咋不带把镰刀来？几刀砍断刺藤子，大路去，大路来！”“六月望郎炎热天，我想望郎坐了船；
昧了良心丢了我，陡水滩上要翻船！”

带有文化起源色彩、讲述羌人来源的民间叙事诗《木姐珠与斗安珠》的主角，就是一位形象鲜明的女性。“木姐珠”是羌语，木即天，姐即女子，珠即小或者幺，木姐珠的意思就是天神的小（幺）女儿。她的名字叫日格木万，羌语中意为“倔强的公主”，是个美丽而有个性的少女。“羊角花虽然美丽多姿，哪有她的容貌洁白秀娟；
红嘴燕虽然叫声好听，哪有她的歌声甜脆润圆。她常以矫健的雄鹰自比，矢志要展翅翱翔蓝天；
她有龙鱼的怪癖个性，爱逆水而上，跳跃险滩。”

木姐珠在喀尔克别山放牧，于龙池巧遇人间少年洗比阿弯（在有的民间故事整理本中也被称作燃比娃，羌语中这个词是“猴毛人”的意思）。两个人交换牧羊鞭，木姐珠赠发定情。但是木姐珠的父亲天神阿巴木比塔觉得人神不可通婚，反对他们交往，为了阻挠恋情，他给洗比阿弯设置了三道难题。这些难题在木姐珠的暗中帮助下，一一得以化解。木比塔恼羞成怒，纵火烧死了洗比阿弯。木姐珠用眼泪浇灭熊熊烈火，润湿并救活了爱人。洗比阿弯浴火重生，褪去被烧掉的皮毛，焕然一新，木姐珠高兴地说：“你真配得上斗安珠的美称！”斗安珠在羌语中，是“健美的男子”的意思。这个叙事诗同民间故事相印照，情节大致不差，有一些细节饶有趣味：洗比阿弯蜕变为斗安珠，是因为猴毛人被烧死时，蜷缩着身体，双臂夹紧，双手抱头，所以头发、腋毛和阴毛没有被烧掉，成了后来男人的原型模样。

在整个情节推进中，木姐珠都占据了主导和主动的地位，不仅有能力帮助爱人克服困难，同时也用爱和眼泪复活了他，甚至连斗安珠这个名字都是她所赋予的。在中西方共有的神性叙事中，都有“永恒的女性引领我们上升”的传统。女性是富于神性的，给与了男性第二次生命，且让他从一个披着毛的野蛮人成长为健康壮美的男人形象。

最后，木姐珠还从阿妈那里得到谷物树木的种子和牲畜，带到人间，同斗安珠开创了幸福的生活，并且建立了后来羌人的生产生活秩序：“石砌楼房墙坚根基稳，三块白石供立房顶上；
中间一层干净人居住，房脚下面专把禽畜养。山坡地高寒种青稞，河坝地肥沃种米粮；
高山上的牧草多茂盛，正好养马放牛羊！从此，羌人学会种庄稼，牛羊成群放满山；
宽广的原野尽羌属，子孙繁衍大发展！”

《木姐珠和斗安珠》是羌族最为著名的叙事诗，是带有创世神话意味的史诗，可以视为一个由蒙昧、野蛮到文明化的隐喻。如果要从历史人类学上进行解释，也可以阐释为母系氏族社会向男性主导社会的转移，游牧狩猎文明向农耕定居文明转化的隐喻。

但它最打动人的无疑是木姐珠所代表的女性行动力和奉献，隐含着羌人族群对女性的隐而不显的崇拜之情。木姐珠对爱情的渴望和人间生活的追求，核心之处在于对自由的向往和用自己双手创造生活的激情与信念。

鲜艳的羊角花开了，

怎么不见蜜蜂出现？

是高山挡住了去路？

不！蜜蜂能飞跃高山！

池边的杨柳抽芽了，

怎么听不见燕子呢喃？

是浓雾遮住了路吗？

不！燕子能破雾向前！

我越过喀尔克别山，

为何不见有人出现？

是谁限制了人们行动？

不！谁敢把自由缚拴！

蜜蜂飞跃高山，燕子破雾向前，木姐珠要挣脱天神的束缚，成为自主行动的人。重重的苦难当中，人们对美好幸福生活不屈不挠的向往和奋斗愿望，通过女性表达出来，进而成为一种具有原型意味的强力女性人格特征。

一般而言，母系社会结束，男性主导社会以来，社会结构中女性的地位就开始逐渐被边缘化和从属化。这些权力差异与不对等，往往可以追溯到生产技术、经济方式以及随之而来的家庭与社会结构变化，并非简单的性别问题，却会以性别的形式表现出来。女人在口头文化和精英文学中会被表述成神圣与邪恶的两极：一极是美丽的象征、纯洁无邪的天使、善良而甘于奉献的母亲，另一极是污秽的弱势群体、妖冶魅惑的尤物、攀附依赖与祸国殃民的灾星。这些形象的道德伦理元素要远重于现实才能元素，缺乏现实感和真实感，羌族的民间故事中倒是留下了许多普通而又聪明的女性影迹。一个讲述女子为什么要拴围腰帕的故事是这么说的：

以前的女子很聪明，很能干，不管是问案、做事、用兵，都是女的当首领。一个家庭，女的也是一家之长，家里的一切事情都由她主持。王母娘娘想：女娃娃太聪明了，一切都由她们去做，也太累了，男的反倒闲着无事，得想法子叫他们互换一下。

一天，王母娘娘变成个老婆婆，路过一家女子门前，她说：“女子，你过来！”那女子过去了。

老婆婆问：“你说现在男娃儿精灵还是女娃儿精灵？”“男娃娃都老实、憨厚，女娃娃要精灵一些。”女子回答说。

“来，我给你一张花围腰帕。从今天起你就把围腰拴起来，除晚上睡觉不拴外，早晨起来就把它拴起。六七天后我来问你，究竟和以前是不是一样。”女子拴起围腰帕，过了六七天后，许多事情就搞忘了，想也想不起来，做一些大事就摸不到魂头了。

王母娘娘又变成老婆婆来了。她问女子：“你现在记性好不好？”女子说：“有很多事记不起了，脑袋没有以前管用了。”老婆婆说：“对！就这样好。”原来，她给女子拴的围腰上画满了符咒，蒙住了女子的心。从这时起，女子就兴拴围腰帕了，同时也变得憨厚了，做好多事情就不行，由男人去做了。

“围帕”这种束缚与禁锢，是后来的、外在的、附加的，含蓄地解释了女性被矮化的历史，而那些无法被全然驯化和压抑的女性能量，则以变了形的“毒药猫”的巫婆形式归来。

岷江上游村寨中，普遍流传着“毒药猫”的传说。它们介乎女巫和邪神之间，基本上都是女性，能够变化为各种动物，主要是猫，能够作祟令孩童生病、牛羊走失，当然，有些时候也会改邪归正，惩罚恶人。按照王明珂的解释，毒药猫传说来源于对于灾难的恐惧。在羌人聚居的高山深谷中，突如其来的暴雨风雪，容易失足落崖的陡峭山路，可能攻击人类的熊豹野猪，有毒的野菜蘑菇，被污染的水源以及外部传来的瘟疫疾病……都会威胁到村寨民众。然而，这些潜在的危险又无法逃避。由于他们利用山间河谷各种资源的混合经济形态，使得他们无法摆脱这些风险——他们与之共生，所以也有“无毒不成寨”之说，毒药猫是整个文化生态系统中的合理化组成部分。毒药猫的故事一方面被用来解释这些不幸的根源，一方面借着述说如何整治、修理毒药猫，来诠释、结束或者期望消解那些不幸。女性在这些传说，或者说在人们想象的事件中，就成了替罪的羔羊。

对女性的污名化，在各种古老文化中比比皆是，在羌文化中尽管也有类似行径，却像“毒药猫”那样，并不非常酷烈。释比经典中有一部较少为人所知的长篇叙事诗《阿姱则格布》（《莫迷》），可以看到此种温和的态度与调和的观念。羌语中阿姱意为妖女，则格意为法术，布就是作，“阿姱则格布”的意思就是作法术惩治毒药猫样的妖女。

《阿姱则格布》的女主名叫莫迷，原先其实并不是妖女，而是一个普通的妇女。她的丈夫远行做生意，多年未归，实际的情形应该就是沉迷于平坝汉地的舒适生活，想抛弃掉结发妻子。莫迷在家中苦等数载，不断地寻觅，求而不得，就如同本章开头那首思人情歌中的女性。

由于家中长久没有男人，时常有不正经的人骚扰，族内外觊觎家产的人也屡屡算计。莫迷性格刚烈，无力对抗，只能自缢而亡，变成了一个厉鬼守护房屋，让那些盘算其家产的人不敢靠近。族人招雇了一个乞丐，去闹鬼的房中打探消息。莫迷厉颜恐吓，后来发现乞丐并非那些坏人，就向他述说苦情，并请求乞丐带着自己的魂灵去寻找丈夫，并允诺给予报酬。

乞丐同情这位自杀的女人，就带着她的魂灵上路，走出高山，抵达平原，找到了他的丈夫。莫迷的丈夫并不知晓妻子已死，一次两人去街市中看戏，遇到一个道士，道士告诉丈夫，他的妻子是妖邪，并要作法整治（这种自诩正义、多管闲事的道士、和尚之类自作聪明的家伙，在各类民间志怪传奇、《聊斋志异》中颇为常见）。没想到莫迷精艺高强，道士铩羽而归。丈夫只得请街坊邻居说和，忏悔了丢家弃妻的罪过，并且延请释比引领鬼魂回家，请母舅押丧，争取舅舅的原谅（西南地区的许多族群中舅权很大，有所谓“天上雷公，地上舅公”之说，是一种母权制与父权制之间的中间形态），厚葬了莫迷。释比于是解秽安魂，销鬼驱邪，祈福招祥，从此家道与地方恢复了安宁吉祥。

根据《阿姱则格布》的叙事，戏楼和契约出现在汉羌地带普通人家，以及羌人赴平坝经商的情节推断，莫迷的故事大约出于明清时期，距今不远。因而，她比木姐珠更具世俗性和真切感，今日北川羌族女性的集体性格更多来自于明时羌地纳入中央政府后，所形成的文化格局，深情而刚毅、凶悍又顽强，颇具地方性。

女性的要强与能干，不遵从中原文化的“妇道”，似乎是川渝地域在大众传媒中留下的普遍形象。李劼人《死水微澜》中天回镇兴顺号的女主人蔡大嫂（邓幺姑）就是一个典型，读过的人都会印象深刻。

西南地区普遍有一种乐于被传播的“耙耳朵”之说——男人耳根子软、怕老婆，会被视作热爱家庭、尊重女性的表象，而川渝尤甚。这跟川渝女性的性格泼辣、精明强悍有关系，说明区域文化受儒家伦理秩序和男尊女卑思想的影响较小；
也显示出新时代以来女性有了更多施展能力的渠道与平台——女性的地位并不体现在男性纡尊降贵式的“怕与爱”，而是作为个体的独立空间和参与公共事务的机会。

北川许多科级单位的一把手都是女性，其比例远超过我到过的其他县，此种独当一面的情形，似乎更能说明女性的能力与价值。三八妇女节的时候，县委书记私人请客为县里二十多位中层女干部庆祝，只有五个男客人，人大主任、政协主席，还有就是我和另外两位挂职干部。县委书记是一位老大哥，给每个女干部都送了鲜花和巧克力。这也算是地方特色，有一种特殊的喧腾与温情。

我平时开会见得比较多的是县长，一位精明能干的女士，是从白什乡基层成长起来的。她总有一种兴致勃勃的干劲儿，即便很忙，出现在公众场合总是衣着得体，发型纹丝不乱。疫情期间防控工作抓得紧，时常深更半夜组织布置工作，有一次她从成都学习回来，已经23点多，接到通知，立刻召集开会，等结束时已经凌晨一点半了。她原先做过市招商局的局长，到县里来，招商依然是很重要的一块工作。年初我同她一起到北京考察企业的几天，每天拜访客商，从早到晚不得休息，一直到深夜才能回宾馆。在车上她聊到她在招商局的时候，总共考察接待企业得有几千家，但最后能成的可能只有千分之一。我那时候已经疲惫不堪，深感在基层工作，身体素质和精气神真是太重要了——这样的女性，耐力和韧劲都胜过了大多数男性。

女干部在处理工作时，会体现出细致和体贴的一面。法院的严院长是一个比我小几岁的女士，有一次晚上散步，她跟我说了两个案例。一例是母亲与长子、次子和女儿合力杀死忤逆的幺儿，偷偷埋在地里。十几年后集体变更地基时，尸体才被发现。那个幺儿一贯强横，打娘骂老子，案发当天喝了酒之后又故伎重演，对家人大动拳脚，母子几人失手之下，将其误杀。考虑到幺儿的冥顽不灵和他母亲兄妹不堪其扰的激情杀人，法院斟酌再三，最后母亲判了四年，其他的都从轻了，乡民们知根知底，对这个判决都很认可。

另一例是某人竞拍到了法拍房，已预付两万订金，突然父亲肾病入院，急需用钱。法院帮他联系了之前另一位流拍的买家，协调转卖给对方，结果皆大欢喜。这两个案例入选了中国法院系统年度优秀案例，是因为他们在不违反原则的情况，合理地将习惯法的因素纳入到审判过程中，充分考虑了犯罪嫌疑人的主客观情况与公序良俗的维护，可以说是情、理与法的有机交融。

公务员在工作中如果表露出过于强烈的情感倾向，一般不会被视作是一种美德。这是社会秩序的要求，需要人们不同程度上戴上特定的人格面具。在私人场合，同一个人会体现完全不同于公共环境中的个人性格。我的联络员小王是一个沉默寡言的憨厚小伙，平日不言不语，很久以后我才知道他也很活泼，工作之余去跑马拉松，到厦门、兰州参加过比赛。都贯乡有一位女副乡长小意，他们是同年考公的，从工作上来说，小意进步很快，小王三十二岁了，还是一个科员，但两个人关系很好。小意的气质清冷，有种贵气，初次见面的时候给我感觉难以接近。后来略熟悉一些，她有一次跟我的车从乡上回县城，和小王一起去喝奶茶，一路谈笑风生，我才发现她也是一个有意思的女孩。

在日常生活中，北川女性不惮于直抒胸臆，尤其是在个人情感与婚姻上。我注意到本地的离婚率和二胎率都要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看上去并不太兼容的两组数据背后有着令人惊异的和谐。人们并不会觉得女性离婚会怎么有损其社会形象或者个人形象，哪怕在公务员系统中也是如此，这显然是现代观念的进步。同时，认为生儿育女这种事情是一种人间正道，又葆有了传统的观念，这同大都市中普遍的生育率降低形成了反差。

人迹罕至的穷乡僻壤，也未尝不蕴藏着宝石美玉，平凡的面孔背后，也许深藏着不为人知的过往与情感。在下乡途中，每每会有令人欣喜的发现。我联系的某个下属部门，有位女公务员，相貌平平，离了婚后，同某个乡镇的一个男孩谈恋爱。我们有一次在假期值班，一起出去吃饭，她喊来了她男朋友，大大方方地介绍给我们。那种中年女子的坦然和自信，让我对北川女子的爽朗以及她们的生活态度加深了一层认识。她们不将就，也不矫情，天然一派，坦坦荡荡。曾经有朋友跟我说，她们的豁达来自于地震的生离死别之后的想开了，我想，其中应该也有地方民族传统中女性的集体性格因素在里内。

遗憾的是，我没有参加过本地人的婚礼。有一次去阿坝的松州古城参加第六届花灯节，第二天从黄龙往回赶，经平武、桂溪回北川。快出松潘县的时候，遇到路边一户农家正举行婚礼，是那种搭棚的流水席，跟我童年记忆中的乡村婚礼差不多。我童心大起，下车跑到红案棚中看帮忙的妇女切肉做菜，有些闲人袖手坐在旁边等开流水席吃饭，更多的闲人在那晃荡、抽烟和聊天。有个知客比较热络，虽然不认识，还是给我散了根喜烟。我接过来跳上车，挥挥手告别。他要留我吃饭，我说要赶路了。旅途中的插曲，却让我心中温暖许久。

再一次是到寻龙山龙隐镇，参加羌族婚俗彩排，县文广旅局帮助策划导演的一种旅游文化展演。按照古礼，恢复了前现代时期红爷说亲、娘舅把关、接送迎祝的仪节，载歌载舞，热闹非凡。晚上在“其香居”茶馆二楼吃景区的餐饭，同文广旅局的同事们就这个表演和业态打造，交流意见。

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婚礼和葬礼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两个仪礼。婚礼早先承载了许多功能，分享喜悦与幸福之外，还有财力的展示，权势的夸耀，邻里或者其他利益相关方的联结，形成基本的道德伦理秩序及认证，为新人进入新的社会关系奠定基础，等等。这在流动性不强的前现代社会中，对于维系社会结构的稳定和族群间关系尤为重要，因而也就必然包含了民族与地域的文化特色。

到如今，那些过去的功能绝大部分退化乃至消失，婚礼受消费主义潜移默化的影响，要简单得多，即便名流明星那些铺张奢侈的婚礼，其内核也要简化很多。现在北川人结婚已经很少采用传统的繁复程序了，他们大多数选择去佳星酒店、维斯特农场或者飞鸿滑草场这样的地方，由专业的婚庆公司来操持这种流水线式的婚礼。所以，寻龙山复活并改造传统婚礼的展演，除了营造出一种欢乐的场域，有让游客参与性观赏的价值，部分起到了复活与再造“传统”的意义。

木姐珠的乐观开拓与莫迷的深情守望、绝望反抗，情歌里的忧伤缠绵与生活中的大方爽朗，构成了性格与情感的复杂性，它们既有地方民族文化的特殊层面，更多是人类共通的内容。第一次接触那首候人民歌，是在北川羌族民俗博物馆，当时，是参加县里非遗传习所的土地规划及羌博馆展陈提升方案评审会，我偶尔在一块展板上看到的。规划与方案是县政府委托上海一家公司策划，对方又找了某个大学教授做的。我看了一下，其实是一般的行活儿，中规中矩，没有什么毛病，但也谈不上什么让人眼前一亮的地方。

当时就羌博馆的展陈方案，我提了三个意见：一是要把羌族故事讲成中国故事，历史脉络中要有空间视野，比如迁徙和流变，如果仅仅孤立地讲述羌族的演变与沿革，而不关涉它同其他兄弟民族在中国大地上的流转，那就游离在总体性历史进程之外，没有几个人会对跟自己毫无关系的事物产生兴趣；
二是现实感，需要在传统文化的变与不变、羌族文化与主体文化的同与异、羌族文化自身的内与外之间寻找平衡，而不能固着于要建构某种奇观化的“原生态”，但是作为羌文化特色的释比和羌红的特点要突出，因为它们最具有形象代表性，尤其是羌红，与宝蓝的蒙古族哈达、洁白或金黄的藏族哈达，在色彩上有鲜明的对比，是一种极富标识感的“中国红”；
三是增加趣味性，要在传播中有让人能一下子记住的点，比如“我的爱人在远方，一天好比九天长”这样的民歌，朗朗上口，易于传播，具备超越地域、族群与文化差异的潜质，能够击中人们普遍拥有的共通情感。

情感总是先于理性作用于人们的感知，北川人深知这一点。从绵阳市区经安州进入北川，要经过永昌大桥，那是北川新县城的入城南大门。永昌大桥旁边屹立着高高的地标性建筑：一朵十几米高的羊角花雕塑和“北川欢迎您”的标志。羊角花就是杜鹃花，在许多地方也叫映山红，羌人神话中它是男女爱情的标志。传说看守喀尔克别山的女神俄巴巴西，就居住在羊角花丛中。她主管着人间的婚配，每个凡间男女在出生之前都会路过她所在的花丛，男左女右各自摘取一朵羊角花，然后投生为人。羊角花相对就是一对夫妻，因而它是姻缘花，作为北川的县花，更有着广结善缘的意义。

鲜艳的羌红就来自于羊角花，它内蕴的热烈，正如北川人的情感。情感才是联结的基础，无论是对于某个个体的恋慕，还是对于祖先和本民族文化的眷念，还是对于其他同胞和整体中国的认同。但是，我在北川待了那么久，对北川人的情感结构了解得还是太少。可能因为身份的原因，我更多的是在工作层面接触到各级干部和群众，所交的朋友也更多是在筹划项目或者具体而琐碎的事务之上。有了商务或者公务关系，就很少会涉及到私密的个人情感与情绪。大家在公共场域表达的都是公共情感。

比如，感恩之情，这是一种深植于灾后民众心底深处的情感，他们对外来的帮助充满感谢和感激，时过境迁也没有淡化消失，而是沉淀为一种内在的冲动。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也许并不会展露出来，但一旦其他地方发生灾难，他们总会第一时间站起来响应，9月泸定地震，北川人是第一批自发捐款的。这倒未必是迫于道德的压力，而是道德本身就是情感的组成部分。

2023年8月初，河北、北京发生暴雨，涿州一带灾情严重。那几天我人在北京怀柔，接到的慰问电话几乎都是来自北川的，那些我曾经共事过的基层公务员，平日忙忙碌碌，未必想得起我，自然灾害的共情让他们记起了我——公共情感无形中转化成了个体情感。

又比如，忠诚的爱国之情和昂扬的奋斗激情。这种公共情感因为在大众媒介被渲染得很多，几乎成为官方宣传话语的衍生，似乎离一般个体不是那么贴近，甚至让人对其真诚产生怀疑。但我知道，区别于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口头言说，在普通老百姓那里，爱国之情是实实在在的。尤其是对于北川这样的西部少数民族自治的山区而言，来自兄弟省份的援助、国家政府的财政补贴和政策倾斜，带来很多实惠，没有人不会感受到这一点，他们质朴而恳切的情感也不会羞于袒露。

天然条件一般，自然灾害频繁，这一切的不利因素，反而磨砺出一种豁达明朗、顽强不屈的潜在意志，支撑着奋斗的激情，让人们将精力都用在谋求发展之上。他们所思所想所钟情者，固然立脚于此时此地，同时指向于开放的未来与迢遥的远方。

个体性格与社会人格、私人情感与公共情感，有时候会显示出截然不同的面目，根底里却又互不悖反，成为相互补充的侧面。如果要我说，在北川，它们共同形成了一种对爱人、家庭、时代与社会的萍水相逢的情感结构。

对于离别的具体爱人来说，双方都知道对方就在这个世界的某处。在这个时代，已经没有天涯海角，哪怕在撒哈拉沙漠的边缘，在格陵兰岛的角落，在日喀则乡下，只要想找都能够找到。但是，许多人终生再没有见面。之所以没有再见面，是因为萍水相逢。萍水相逢意味着缘分就在那短暂的相遇，它不会像电影中演的那样会再次相逢，获得一个圆满的结局。对于家庭、时代、社会也一样，当你意识到生命只有一次，所有的必然性在偶然性中孕育，反之亦然，那么在与生活萍水相逢的时候，就尽力过好当下，回望过去与向往未来，也都是为了珍惜得来不易的今天。

我与北川也算是萍水相逢，它教会了我以一种萍水相逢的态度生活——尽力地热切地努力地生活之后，无论有没有留下遗憾，都是最好的人生。

责任编辑  喻向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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