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是一家”

顾心悦 王张彤

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提出：“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宋代的社会空间与历史经验将词体作为了时代的文学记忆，从“北宋五子”到朱熹的理学形态的建构过程中，文人的自我权利被无限压抑，常常在现实官场中的斗争中失意，或书生十年落选，以及市民阶层的壮大下对个人情感的需求逐步成为文学表现的重要内容，导致了“词”的勃发与兴盛。伴随着词体的勃勃兴盛，旋即关于“词”的理论研究也逐渐风行一时，从北宋的柳永、苏轼到两宋之交的李清照、周邦彦、秦观等人都为词论作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

柳永是最早的“宋词意识形态”的革新者，在李煜变化了词的欣赏方式与主体意识后，柳永频繁出入勾栏、瓦舍等风月场所的经历，令他敏锐地发现“士大夫之词”佶屈聱牙并不适合在所有的音乐场合中运用，基于音乐的群体性审美潜质，他大量创作慢词供音乐场合使用，另一方面他也将所谓的俚语、俗话加入词中，降低了词的审美门槛。故而，文学评论家认为“屯田时词风一变”。显然，柳词在一定程度上流于市井化和媚俗化。冯煦在《蒿庵论词》中评价柳永“好为俳体，词多媟黩”。苏轼也曾猛烈抨击过柳氏理论与词作过于“淫俗”并重新变更了词的欣赏方式，一改柳词贯来卿卿我我、莺语燕话的风格，以纯文学的眼光尝试写作“慷慨词”，如《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再次宏拓了词的表现模式与词论，认为词在具象的过程中不应该有所局限，而是应该全面展现自我的人生处世。苏轼的观点在彼时的宋朝也受到了大多数官员、文人的攻击与不屑。随着宋朝社会的动荡不安，宋词词论的发展也陷入了空洞的喧嚣与停滞。两宋之交的李清照重拾词论的研究，在重发掘、深考察与再建构中她写出了《词论》这份正式奠基了中国传统词学理论的旷世名篇，并在其字里行间突出了全新的词史研究与词作创作的思考。在某种意义上，《词论》的出现不仅代表着李清照个人文学史地位的奠定，更重要的是它为宋词研究提出了全新的审美观照和关于宋词文艺建筑的塑造方法。

一、“文雅”作为词唯一的审美品鉴标准

在《词论》中，李清照将“江南李氏君臣尚文雅”和“词语尘下”的柳屯田进行对比得出结论：文雅是词唯一的审美品鉴标准。

“文雅”所探究的是词的格调问题。李清照认为词作的内容应当体现为士大夫阶层即文艺审美阶层创作中的潜心贯注，而非一味市井之辞。她在《词论》举了“小楼吹彻玉笙寒”“吹皱一池春水”的例子，进一步说明了“文雅”的具体表现。在李清照看来，“文雅”的核心要义是如何将具有美学潜质的生活碎片重新组合后，运用巧妙的“文学构思”在有限的篇目内按照一定的审美训练经验重构，以展示生活的美，并且这一文学活动必须是具有良好知识背景的词作者才能完成。李清照以纯文学的眼光重新审视着柳氏的词坛，并高举“词为文学”的大旗，因为词是一种具有历史意义的既有文体，而她所考察范围内文学历史主体的先决与高贵提示着后代词作应秉持着有异于世俗文学的特殊模式进行创作，我们也发现基于审美和文学训练的传统文人知识分子早已在创作中不自觉地采用了这套模式。

李清照所强调的“文雅”分别体现在内容、语言、风格三个维度之上。

李清照认为，“文雅”作为文艺审美阶层的专属品，其在词文的反映中主要体现为书写内容的高雅化，这要求词人在生活过程中不应当一味地沉溺于“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刘勰《文心雕龙·明诗》）之中，而是应当与自然、良好的人文进行社会接触，从而提高行为所带来的文化审美结论。并且在发生社会接触的同时，词人应当具有细腻的感性共鸣，从而破除平庸的审美意涵。李清照本人的词文创作也极为明显地体现出关于内容“文雅”的别致—李清照对词文内容的选用与写作动机一定是经过充分的考量的，如“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声声慢·寻寻觅觅》），“和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点绛唇·蹴罢秋千》），以及“雁字回时，月满西楼”（《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

语言是“文雅”精神最为明显也是最容易理解的体现方式之一，李清照本人在经历丰富的家学培养后关于语言的理解往往是具有经典意味的，她认为文学的语言不是市井之民的“嬉笑怒骂”之类，而是复杂的内心精神世界的丰富体现。同时，文学语言最能体现出作者本人的整体素养，并更好地为社会形象塑造所服务。李清照本人关于“文雅”语言的思考体现了丰富的感性与理性在既有词坛文化中的深入，通过柳永《定风波·自春来》与李清照《鹧鸪天·桂花》作比可以体现：

自春来、惨绿愁红，芳心是事可可。日上花梢，莺穿柳带，犹压香衾卧。暖酥消、腻云亸。终日厌厌倦梳裹。无那。恨薄情一去，音书无个。

早知恁么，悔当初、不把雕鞍锁。向鸡窗、只与蛮笺象管，拘束教吟课。镇相随、莫抛躲，针线闲拈伴伊坐。和我。免使年少，光阴虚过。

—柳永《定风波·自春来》

暗淡轻黄体性柔，情疏迹远只香留。何须浅碧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

梅定妒，菊应羞。画阑开处冠中秋。骚人可煞无情思，何事当年不见收。

—李清照《鹧鸪天·桂花》

就语言的取用而言，柳词并不采取传统的比兴手法，不运用客观形象来比喻和暗示，而是直接描写生活场景，直接抒写和咏叹炽烈的感情，大量混杂有“恁”“伊”“那”“个”等北宋方言词汇，用俚词扩大了词体创作的表现力；
而李清照的词中则明显是传统含蓄意味的文人写作，如“画阑开处冠中秋”“何事当年不见收”等句便是极为明显的文人词的语言风格，又以群花作比，以梅、菊陪衬，兼论古人，通过对桂花鸣不平，从而曲折回环地为自己鸣冤正名。不过内心感情在表达的时候，过于“庄重典雅”的表达方式会拉大词文和心灵的距离，从而限制其感召力。

风格上“文雅”作为婉约词的明显特色与豪放词所区分开来，严勇指出“文雅”是划分婉约派与豪放派的重要依据之一。基于细腻的文学眼光观察的词，在写作过程中会附上词人因充分体认事物后的自我感觉的抒发，而这一种自我感情的抒发在文学思维中常格外地被提示为“柔和”“触动”等感情。因此，婉约词在李清照看来才是真正的“诗词以言情”，词人正是用词的语言复写或唤醒存在的情感。词的创作是一门通过抒写个人情怀达到愉悦自我的艺术，词体成为观照自己情感世界的一种审美对象，当这些无意义的情感碎片被用词的语言唤醒之后，原本浅薄的日常也获得了文学性的氤氲情调。

综上所述，在李清照的审美观照中，“文雅”成为词的独有审视方式，又由于这种审美模式对词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文雅”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认作是属于文艺审美阶层独享的“大雅之化”，配合着被《诗经》创造的“歌诗”传统，词才能真正被“立住名分”。

二、“协律”作为词更为重要的音乐性的要求

“协律”是词创作的基本要求，也是欣赏词的隐含条件。根据现代音乐学理论，“协律”指歌词与歌曲在搭配中字的声调起伏变化与歌曲的音符音高起伏变化相一致以达到“协调美”，这一要求最为明显地体现在当今的粤语歌词中—鉴于粤语最大程度地保留了古汉语的音调系统，因而可在粤语歌中找寻到“协律”的具体特性。费秉勋在其《李清照〈词论〉新探》一文中认为，“强调词必须协音律，亦即强调词为音乐文学，这是一篇《词论》的总纲”。李清照从历史的维度来探讨“音乐性”之于词的重要性，她认为：“乐府声诗并著，最盛于唐。”并用李八郎擅歌的例子说明音乐性是传统词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逮至本朝”后李清照认为词学界早已是“礼崩乐坏”，认为柳永、欧阳修等人的创作皆是“句读不葺之诗”，进而对其大加批评，更进一步从金石的角度分析音乐性之重要：“盖诗文分平侧，而歌词分五音，又分五声，又分六律，又分清浊轻重。”

在李清照看来，文章与诗歌只分为“平侧”两面，而歌词分为五音、五声、六律和清浊轻重等音韵形式。基于“文雅”对于语言的要求，词人在创作词时必然要比创作文章、诗歌时付出更大的努力，而音韵的限制也使得传统意义上词的文学语言形式被提升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境界，在起承转合之间需要词人更大的付出。在充分领悟音韵之重要性后，李清照从现实角度考虑：“如近世所谓《声声慢》《雨中花》《喜迁莺》，既押平声韵，又押入声韵；
《玉楼春》本押平声韵，有押去声，又押入声。本押仄声韵，如押上声韵则协；
如押入声，则不可歌矣。”在充分的事实论证后，李清照提出自己词学理论的核心观点—“词别是一家”，足见音韵协律关于词体独立意义的重要作用。李清照将词体独特的文学意义落眼到了“合乐而歌”上，大篇幅地论述了“音律”的重要性，以及对晏殊、苏轼、欧阳修的词作出了批评：“晏元献、欧阳永叔、苏子瞻，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读不茸之诗尔。又往往不协音律。”因此，在对《词论》的研究中，不少论者批评“词别是一家”的李清照“别是一家”词论对于形式的绝对推崇，是以保守的词学观否定了苏轼豪放派词作“以文为词”对格律和形式的突破。这实际上是误读了李清照，从她对柳永的批评上可以辩驳，她同时反对浓艳柔媚、俚俗清靡的词风，是兼论“声”“诗”的，既保留诗的高雅格调，又要在音律上对“诗体”作出音韵上的变革，成为一种全新的演绎性质的文学形式。

平上去入四声介入词体后，摆在词人面前的问题是如何将词律与歌律相协调。在《词论》中，李清照先是肯定了柳永“变旧声，作新声”的突出贡献，又进一步说明了与苏轼的词论不同，李清照的音律要求更多地体现为一种从人类情感出发的歌词交融，在音律与声调的变化上，词必须从基本的人文情感出发，真实地再发挥歌的抒情作用，由而词才能真正成为“音乐文学”中独树一帜的文学形式。在情感的抒发方面，李清照仍是基于“协律”对歌词交融与情感抒发的关系，作出了更进一步的思考，《词论》之所以会对歌词的音韵进行详细的考究，从根本上还是基于后世音乐心理学的研究逻辑，即人类的情感并非直线型的向前脉冲，而是一种富有起伏变化的情感状态，协律的严格要求恰好体现出音乐与人心理情感变化的密切关系：押平声韵时所反映的是人类情感在共时角度的“四平八稳”，押入声韵时所反映的则是人类情感在共时角度的苦痛、焦虑等不安的心理状态。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李清照基于协律所考量的人类情感与声调、旋律的关系是最富有前瞻性的。

词从唐至五代的地位一直处于“不尴不尬”的文学处境，以至于在词的官方称呼外也被称作“诗余”，传统意义中的“诗”仍然存在着隐形的权威力量，制约着词的意义和地位在文学史中获得“一席之地”。从李清照的《词论》起始，词终于在文学意义中站稳了脚跟，并且在同时代的文学发展中熠熠生辉。李清照之于词论的研究的最大贡献，是提供了一种关于审美的全新理念观照，这种审美的全新范式不仅在彼时宋代的词坛再次让人们重新审视词作为一种全新的承上启下的文学形式，更为后代国人的文学理论建设作出了难以估量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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