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粒的“重量”

马兵

曾获得普利策奖的多米尼加裔美国作家朱诺·迪亚兹在一次演讲中谈到，写女人对男作家来说是个巨大的挑战，“男性要想写得更好，第一步就是承认：你，因为你的性别特权，对女人有着扭曲认识。”迪亚兹这里谈到的“扭曲认识”当然是指男性的“第一性”视角会构成或显或隐的认知霸权，不自觉地把女性标签化或把复杂的女性经验简约化。不过，对于富有挑战精神的写作者而言，写好异性是必须跨越的门槛，就像伍尔芙说的那样，伟大的灵魂都是雌雄同体的。素来追求先锋性探索的陈鹏近来便致力于此。在2022年一个创作谈中，他曾以“我想试着了解女性”为题，谈及自己塑造女性形象的困惑与探索，他尝试“用纯粹女性的方式和态度处理故事和细节”，尝试用一系列的小说“解读时代压力”下某种“女性的宿命”，以“洞悉”她们、理解她们。《佛罗里达有多远》显然也是这个探索系列的产物，小说里的单身妈妈苏粒用她倔强的母性为女儿也为自己闯开一条生路，即便這条路也不过是畏途，即便前景并不明朗，但当她心音遥遥的叩问坚定地指向也许她一生都未必能抵达的“佛罗里达”。当然，陈鹏也绕不开迪亚兹提的那个问题，他在构思苏粒这个女性时，是否有观念上的自审，又是如何与时代展开对话的呢？

从叙事层面而言，《佛罗里达有多远》是较为典型的“易性叙事”，即男性作家借女性视角来讲述故事，小说并未采用苏粒的第一人称，但充分发挥了女性主人公有限视角的限定功能，摹写心理丝丝入扣，细腻传递出苏粒的感知和感喟，也在叙事内部制造一个又一个的波折和波动。当然，“易性”更意味着写作者要跳出熟悉的性别经验，用更多缜密的心思去观察、体验异性人物的情感褶皱和心理轨迹；
意味着写作者既要提防不让自己落入男性写作女性的旧辙，也需要对各种激进言路的女性写作做自己的思考和回应，这对作家的洞察力和叙事能力都构成一种新的挑战。

《佛罗里达有多远》首先触动我们的是苏粒在小说中表现出一种超越固化性别认知的复杂性。因为年轻的一次放纵，苏粒成为一名单身妈妈。未婚先孕，女儿发育迟缓，独自抚养的经济压力，与母亲的紧张关系，这一切都紧紧地压迫着她，直到她从事的教培行业难以为继，再也无力独自支撑下去的苏粒选择带女儿南下昆明投奔孩子的生父。小说并没有因为要赞美女性，就让苏粒轻易摆脱“第二性”的标签，而是从她选择南下那一刻起，便把她置入一个两难的境地：一面是一个单身母亲的自尊、对女儿的爱和对老于发自内心的排斥；
一面是寻求男性的庇护，先被老于收留，加入小巴黎后，又得到老板的庇护，甚至在遭遇职场困顿时，甘心委身于老板——苏粒脱困的每一步，背后总离不开男性的支撑。或许陈鹏的女性同行会认为，这体现出一个男性作家在塑造女性时不自觉的“偏离”，一种习焉不察的“第一性”潜意识。不过，苏粒的遭遇也正深刻反映了现实社会性别秩序中的一种无奈，尽管当下女权意识的高涨已经不仅是一个文学或学术话题，而成为我们的日常，看起来女性有了越来越多的议价权和自由度，可那些没有经济独立能力的女性依然不得不面对鲁迅谈到的沉重命题——出走之后的娜拉，要么堕落要么回家。何况，每当社会面临各种不确定性的转型阵痛，首当其冲的往往是女性，这意味着女性的独立境遇注定是脆弱的，甚而可能只是一种幻象，是女性以客体化的身份置身其间的性别秩序的一部分。苏粒遭逢的不正是这样的“女性的宿命”么？她痛恨男人之于她的伤害，却又不得不接力男人谋生；
她以为李果可以保障幸福，却不得不在男人制造的无常里感受同性的恶意，说到底，女同事的挤对和老板妻子的嫉恨，不也是男性主导的性别秩序的一种结果么？

饶是如此，我们分明还能在苏粒身上感知到“为母则刚”的那种韧劲。老于颓败的人生正得益于她的照亮，在他变得老迈、对绘画也不再热情的时候，苏粒和女儿的到来激活了他的责任心，而他为女儿画的肖像也迸射出新的活力，让苏粒都感到吃惊。苏粒在小巴黎展示的文宣能力让人刮目相看，由此成为李果的重要助手。还有最重要的，苏粒心心念念的佛罗里达，火车上那个大腹便便的男人随便的一句话头却在她心里埋下了一颗坚实的种子，让女儿过上无忧无虑生活的热望一经燃起就没有灭过。小说为苏粒的生活铺下女儿生病、行业退市、人生无常、性别秩序牢固的暗影，也为她投下佛罗里达的梦和憧憬，让人们看到“永恒之女性，引领我们上升”不只是浪漫的想象，让人们知道，困在宿命里的人也有不倦追求的勇气，小说的题记选用王安石的《咏梅》正是为了证明这勇气的“重量”！

在生活中，我们对女性或男性的界定依靠的是社会印象，“社会认可的男性特征和女性特征观念通过各种各样的文化手段被灌输给个人”，这会带来一种强大的性别预设。而陈鹏为了避免自己根深蒂固的“直男”思维，在叙事上使用自由间接引语和固定型的内聚焦视点，尽量让笔触贴着苏粒的感思来写，努力从这个年轻的单身妈妈的角度来思考问题。以小说开篇在高铁上的一段为例。苏粒决定告别天津奔赴昆明，她带着女儿坐上高铁。这段看起来只是引子或交代的部分占据了小说大约七分之一的篇幅，体现出相当的叙事耐性。邻座大腹便便的男子搭讪，让苏粒不得不在个人缤纷的思绪和狭窄的车厢之间跳荡：一方面是她个人的隐痛，十九岁的青涩鲁莽、父母的别离、女儿的发育迟缓、母亲的暴躁、零星的昆明记忆；
另一方面是现实的遭逢，教培产业的危机、新能源汽车的风口、无数为生活奔波而倦怠的人们……小说从容地在苏粒和男人的问答间展开，不时插入一点苏粒微妙的心理波澜，并巧妙引出“佛罗里达”这一重要的空间意象，为在时代里疲惫奔突的苏粒指出了一处托付之地。随着高铁接近终点，我们也将带着那些闪烁的隐秘，进入故事的核心。值得注意的还有，小说在开篇即省略了人物对话间的引号，尽可能隐退叙事者的身份，在直接引语和自由间接引语间转换自由，将读者径直带入主人公视听官能相遇的现实情境及内心感受之中，让读者在时间和空间上接受人物的视角，而这一策略也贯穿了整部小说。

自由间接引语，去除了引述句和引述词汇而回到人物视点的叙述，有助于“让人物的声音瞬间接管叙述的声音”。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之所以被后代作家推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小说大量采用自由间接引语，福楼拜“允许我们从爱玛的视点观看事件，并把爱玛主观的所见用极为丰富的语言塑造出来”。质言之，自由间接引语规避开叙事者权威的指令，而表现为对人物的尊重。《佛罗里达有多远》也是如此，小说中的自由间接引语，顺畅地打通了人物的心理和视听，外在描写与内心透视转换自如。且举两例：

“苏粒痛恨这种感觉——虚伪的家的感觉。老于。女儿。女儿。老于。凡事都在不知不觉中变质。她不要和解。不远千里来投奔他绝不是什么和解。她终将带走童童，无论哪里，无论任何地方，就她和她待在一起。李果约她盘龙江边见面，那里建有塑胶跑道和几座小亭子。她被江边一簇簇灯火迷住了，原来被遮蔽是如此漂亮的夜景——橘色灯光从低矮的圆形路灯上散开，江水幽暗发亮，流淌声低沉空阔。现在你看不清长长的茅草，也看不清江边是否有白鹭或别的鸟类。”

苏粒在小巴黎竞聘成功但遭遇同事的嫉恨和疏远，想找老板倾诉。这一段没有用“她想”“她看”之类的提示，而是将心思瞬间的流转和触目所及的江景融在一起，新职场的收获和困惑，虚伪但给她提供依靠的家庭感觉，对老于的痛恨与恩慈的交织，这些复杂的情绪都被呈现出来，叙事者并不依赖绵密铺排的心理描写，而是借苏粒调动起读者具有共情感的分担和参与传递，无论暖意还是疼痛都隐而不彰，却带来一种切肤之感。

“他们坐着，很快干掉一瓶红酒。老于又开一瓶。她有些茫然，似在思考今晚睡哪里，找个酒店还是老于沙发，又或者楼上，女儿那张窄小的床，那张压在心底六年的小床。木板的嘎吱声，棺材一样黑的房间。墙头的小画画得好，像教堂又不像教堂。她隐约听到盘龙江平缓的流动声，安静，持久，傻里傻气没心没肺。我想带童童去佛罗里达，她说，我们去佛罗里达。老于没吭声。佛罗里达有多远？她说。老于张了张嘴，这个丑陋的浑身臭气的老男人，只是张了张嘴。”

这是小说的结尾部分，它将客观和主观糅合，往事与眼前交叠，内心的寒凉与不驯和视听的感知融混在一起。现实再一次无情地关上了大门，面对已经臣服于命运的老于，苏粒却在盘龙江亘古如斯的涌动中，找到了撕破生活铁幕的缺口，去佛罗里达仿佛是召唤信徒的口唤，抵达与否并不关键，关键的是它说明苏粒没有屈从现实的重压，她始终有倔强的热望。

写到这里，自然也有一个疑问，既然陈鹏尝试“用纯粹女性的方式和态度处理故事和细节”来走进女性，他为何不直接采用苏粒的第一人称叙事呢？波兰作家奥尔加·托卡尔丘克在2019年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典礼上有一个发言，谈到了采用“第四人称”叙事的可能。托卡尔丘克指出第一人称可以“在故事的叙述者和读者或听众之间产生了一种基于同理心的情感理解”，不过它“很难保证具有普遍性”，因此也不适于在今天去讲述一个“普遍的、全面的、包容的，根植于自然，充满情境，同时又是可理解的”新型故事，由此，她提出“第四人称”的概念，力图找到一种兼具切身性和审视距离的语态、一种关注个体差异也辐射群体的视野，“用这种方式激发读者脑海中形成整体感，促使读者形成将片段整合成整体的能力，以及从事件的微小粒子中推导整个星丛的能力”。

《佛罗里达有多远》也不妨这样的理解。小说对女性的关注，不是单纯性别经验的转换，而是想在更广阔的范畴内展现女性个体与时代问题的复杂性，这注定作家在选择人物和故事时，会有一种“广谱”的考量，有点类似经典现实主义讨论典型时常用到的“这一个”或“熟悉的陌生人”等说法，栩栩如生的个性刻画，既能体现生活的具体性，又能映照时代多方面的讯息，让人们在殊相中看到共相。自由间接引语的使用，给读者直观呈示了苏粒体会到的挫败感和她对美好生活倔强的憧憬；
而第三人称的叙事，则又给出一个观察和思考苏粒遭遇的间离站位，让读者随时留意苏粒情非得已和身不由己背后的现实考量。我们还必须注意，一向以先锋为职志，喜欢玩后设叙事把戏的陈鹏在这个小说中除了使用自由间接引语和偶尔的意识流等技巧之外，基本上是采用一种现实主义的老实笔法，而且相当娴熟地把现实经验引渡至小说文本中，苏粒、火车上的男人、老于、老黄、李果、小叶，画廊和“小巴黎”，这些人物与空间，我们都再熟悉不过，他们的生活正是我们生活的镜像啊——我想，一定有读者会想，假如我是苏粒，我会回到伤心地昆明吗？我会放下名牌大学毕业生的尊严做一个面包店的导购吗？我在被老板妻子扫地出门后会崩溃吗？接连遭遇挫败后，我还有自己心心念念的佛罗里达吗？

奥尔罕·帕慕克说过：“小说艺术的核心悖论就是小说家努力传达他个人的世界观，同时也通过他人的眼睛观看世界。”这个悖论之处当然也是小说的迷人之处，苏粒这个形象体现了陈鹏对女性的尊重，更难得的是，他让我们在她的瞳孔里看到了佛罗里达，那处“远方”定然会带来一束追光，照在她每一步的艰难跋涉中。在这个年轻妈妈的身上，我们也确乎触到了陈鹏所期待呈现的那种女性背负时代的具體“重量”。

责任编辑蔡淼宁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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