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地图

刘鹏艳

坍塌螺丝的磨难

我十六岁那年最后一次尿床，此后再也没有这样的意外。这话听着别扭，好像我不是个正常意义上的“聪明人”。事实上我的确不够聪明。很多人这样说我，说我脑子不好使。我允许他们闲来无事大嚼舌头根子，从我身上咂摸出五味杂陈的生活滋味，谁让我十六岁的时候还尿床呢。这当然并非出自我的本意，但绝大多数孩子十六岁的时候都早已学会了很好地控制自己的排泄功能，绝不在床上小便，我终究差他们一截。

这明显差出的一截，让我母亲也觉得羞于见人，她凝望着晾晒在院儿里的床单被褥时，愁苦的神情比院前那架枯死了好几个年头的老藤强不了多少，既对循环往复的人间枯荣不感兴趣，又像愧对这个多灾多难的世界。她的头上已经开始现出白发，星星点点的沧桑染透了一个四十岁妇女的人生底色。在此之前，她死了丈夫，送走了瘫痪多年的公公，因此对于她独自带着一个不太机灵的孩子和一个歇斯底里的婆婆，住在家翁留下的公房里这件事，倒也没有哪个铁面无私的厂领导批示说，赶她走。

她就这样在院儿里住下了，进门出门，脚步都犹犹豫豫，生怕哪天换了领导，或者领导哪天不高兴了。这样的事不是没有，我们阀门厂就像一个大阀门，开阖之间，講究调节、导流、防止逆流、稳压、分流或溢流泄压等输送控制，我母亲这样的家庭妇女只知道阀门基本上是顺时针关逆时针开的，不知道氧气瓶、氢气瓶的减压阀得顺时针开，逆时针关，至于稍微复杂讲究一点的各种门道，就更加无从把握。她战战兢兢地过着颠三倒四的日子，就怕自己的无知给我们娘仨的生活带来灭顶之灾。

这院儿和我们住在一起的，还有四五家同是阀门厂的职工。但他们住得理直气壮，因为各家总有一个或者两个说得上话的人在阀门厂里有正式编制。我母亲是唯一一个编外而能够住在院儿里的。他们都说她托了她死去的老公公的福，倒没人说她老公公瘫痪在床那几年，托了她的福而没生过一个褥疮。大约她的农村户口让他们觉得她是高攀了，她一向谨小慎微做小伏低的表现确实也差强人意，坐实了他们自我优越的想法。

我十六了，还尿床，不知和这个有没有关系。

多半是没什么关系。因为没有一个聪明人看出这之间的必然逻辑。我们院儿里，除了我和我母亲，都是聪明人。

因为我不够聪明，所以不喜欢跟聪明人在一起。院儿里和我差不多年纪的孩子，他们都嫌我，我也乐得和他们保持距离。上学下学，我都是一个人。

我上学的路上，总是遇到三爷爷。他住在阀门厂大门边靠西墙的车棚里，是个孤老头子，一张炭黑的长脸，刀条般峻厉深刻，额上顶着一撮醒目的白毛。他肯和我说话，我也愿意和他说话。

有一天我看见三爷爷撅着屁股在车棚的后墙下刨土，就走过去问他：“三爷爷，你是要埋什么东西吗？”

他抬起头，迷惑地看着我说：“埋东西？不，我是找东西。”

我想起老师在德育课上教导我们要乐于助人，就自告奋勇地揎起袖子抢着说：“你要找什么？我帮你呀。”

这一来他好像更迷惑了，不认识我似的摇着头说：“找什么？我也不知道……嗐，你一来，我就不知道了。我找什么呢？前年还是大前年，我记得，你才这么高……”他比画着，毛茸茸的胳膊搭在我的肩头。

我想他是老糊涂了，他难道不知道一个无拘无束的男孩子见风长吗？风吹一吹，我就长一拳头，如今我已经拳头垒拳头了，如果有人说我是没有爸的野孩子，我就攥起拳头，揍他。

我揍过的人不计其数，所以后来我就懒得数了。我一数数他们就跳起来围观我，重重叠叠的复杂目光把我压缩成一维生物指指点点。我是植物，我是螺蛳，我是细菌，我是蜉蝣，我只有最单纯的生命。我警告他们等着瞧，我会还以颜色。但他们对我的警告付之一笑。他们大笑的时候，阳光被遮住了，什么颜色都变暗了，最后周遭一片黑暗。就这样他们赢了一场又一场。

三爷爷对我表示同情，除此之外，他也很难找到安慰我的办法。毕竟我是个失怙的孩子，独脚伶仃没有倚仗而更容易成为被欺侮的对象。如果一个人想显示他的能力，他只要大摇大摆地走到我跟前，傲慢地竖起中指就可以了。其他孩子则引以为同类，于是他们的圈子又壮大一圈。我只好缩一缩肚皮，把地方让给他们，默默地走开。三爷爷说你这样也是对的，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你十年后再找他们算账。

他可不知道十年后我还是这个倒霉样子，我十六了，还和六岁时一样，受尽嘲笑。我最后一次把自己的愤懑和屈辱尿在床单上，画出一张硕大的地图。第二天我母亲晒床单的时候发出了海阔天空般的叹息：“到底是长大了，瞧瞧这泡尿。”

这泡尿是够大的，我以往从没有这么辉煌的作品，它绘出了山川、马匹、草原、星辰、大海、轮船、迷宫、青铜器、男人和女人，一如博尔赫斯的小说。这一天三爷爷在阀门厂大门口遇到刚睡醒的我，他毛茸茸的大手在我面前很有节奏地挥舞了好一阵子，我才发现他是有话要跟我说。

“三爷爷，你想说什么？”

“坍塌螺丝的磨难。”

三爷爷也发出一声阔大的叹息，不过和我母亲的吐气方式略有不同。我母亲是从丹田竖着提气，他是横着发力，听起来未免像皮球漏气。

很多年后我读到一则希腊神话，才知道他说的是坦塔罗斯的磨难。但那已经不重要了，我饿过、渴过、恐惧过，剩下的，就是让自己舒服地享受余生了。

余生别来无恙

我现在说到“余生”这两个字都脸红，因为我不过才四十一岁，在刚刚为我召开的作品研讨会上，一些评论家还亲切地称呼我为“青年作家”。但一想到卡夫卡在我这个年纪的时候已经往生极乐，我不禁低下头，深刻地惭愧了好一阵子。

我从指间缭绕的烟雾中拨开一道缝隙，探头去看旁边一个女编辑的会议记录。她做过我好几篇小说的责编，其认真负责的态度令我叹为观止，曾经就作品中某个词汇的使用进行反复推敲，揪着我在电话里讨论了三个钟头。我的手机都发烫了，我的耳膜因为受到过量辐射也开始发烫，发痛，并产生某种幻觉。我感到自己的耳朵如同一对泡发的隔夜木耳——因为受不了长时间信号堪忧的低质量通话，我不得不两边倒腾，导致两只耳朵都不同程度变形。我不对称的耳朵肥大厚重，或许是肿了，我不确定，如果手头有一面镜子，也许能看到它们可怜的样子。可惜我接电话的时候，准备得没有那么充分——午休后刚起床，套了一只衬衣袖子，接下来只好凑合着用脑袋和肩膀夹住手机，摸索着扣眼完成剩下的动作。我以为她说不了几句话，谁知道等她讲完电话，天都快黑了。我只好放弃去文研所上班的打算，直接去楼下胡乱买了几个包子大馍当作晚饭。为此我妻子认定我敷衍了事，她以为我会做一桌好菜（起码点一桌外卖）等她回来开瓶红酒什么的。因为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我说一个编辑的电话把我搞晕了，我怎么也想不起来今天是什么日子。于是妻子横眉啐道，肯定是个女编辑。

这件事让我狠狠地记住了这个女编辑。

女编辑写了一手龙飞凤舞的好字，我不免又深感惭愧，因为竟然一个字也看不懂。

“你写的什么？”我好奇地问她。

“没什么。”女编辑的鼻翼抽动了一下，我觉得她暗含鄙夷。

“他们说的我都不认同。”我开始胡说八道。

“哦？”女编辑扬起下巴，“你倒是很自负。”

“我没理由自负，我这人除了胡说八道，没有别的本事。”

“嗯，看出来了。”她部分同意了我的观点，扭过头拒绝再做交流。

这就是我在研讨会上记住的唯一的感性细节。我在回味这个细节的时候忽然感到了莫名的忧伤，我坦诚地说了实话，然而对方并不在意我的诚实和信任。她不置可否的态度和无动于衷的表情令我感觉自己像个错付了青春和恩义的青楼女子。要是我妻子这样对我，我会好受一些，因为她只是一个迷恋解剖和缝合的外科大夫。而这个女编辑，她编过我好几篇稿子，还那么热烈地跟我探讨过思想和艺术。

我的烟抽得更猛了，濃烟重雾寄托着我曲折的心情飘过去，把女编辑熏得直皱眉。她非常形式主义地在鼻子下面扇了几扇。会议主持人注意到这个掩鼻偷香的动作，打着哈哈说真是不好意思，会场上吸烟的男士比较多，忽略了女士的感受。事实上男士们人手一支香烟，每句话说出来都云山雾罩，他本人面前的烟灰缸里也躺满了烟卷的尸体。女编辑不满地嘟囔了一句，大概是“女士的感受本来就不重要”之类。我能理解她的怨气，以前我在阀门厂大院里也有类似的境遇，没人在乎你的委屈，委屈已经满满当当地揣在你兜里了。你要么大方地掏出来，不怕丢人现眼地大嚼特嚼，要么捂着口袋踅摸到没人的地方嚼巴嚼巴咽了。想到此节我同情地掐灭了烟头。

我不否认阀门厂大院里的那段日子给我提供了丰富的人性素材，我现在创作上取得的一点成绩，有一大半要归功于那个时代的野蛮生长。有时候你得遭一点白眼，受一点唾弃，才能体会人间值得。吹着风，流着泪，拳拳到肉地从男孩长成男人，如果是植物就长成动物，如果是蜉蝣就长成天地。这是当年我在阀门厂大门口迎风流泪和三爷爷讨论并拟定的人生信条。三爷爷半个脑袋缩在车棚里，招呼我进去再发表演讲，门口风大。

“我不。”我很倔强。三爷爷也拿我没办法，他上了年纪之后咳喘得厉害，常常不能自主地伸出半条猩红的舌头，喘得上气不接下气。冬天的时候他剧烈的喘息能让自己氤氲一头白汽，看起来十分缥缈。我后来对吸烟产生兴趣，这个初始化的意象功不可没——蒸腾的白雾中眉毛胡子一把抓的三爷爷摇晃着脑袋，他用简洁的语言果断攫住了人世间唯一洞开的眼睛，于是再凛冽的景观也被透视得一览无余。他吞云吐雾地说：“看不清楚是对的，没有人能看清楚这个世界。看得太清楚的话，就没意思了。”

那天我们聊了很久，三爷爷说自己太老了，也许活不过这个冬天。我说你可以试试，如果你不肯妥协的话，说不定还能看到春天。他笑了，喘息得更厉害，但没有一丝痛苦。

“你以后会成为诗人。”没读过书的三爷爷说。我不信，或者说不懂。十六岁的我对于无论预言还是寓言一类的故事都没有充分地体会和认知。后来我凭借写小说赢得一些薄名，当然也写过一些诗，但从来没有发表过，直到而立之年，我才渐渐相信那些束之高阁的诗才是真正属于我的故事，而小说只是给别人看的。

我的十六岁具有某种形而上的意义，再往前倒推十年，三爷爷没有这般老态龙钟，他甚至还很活泼，和我做朋友一点也不感到勉强。他不知从哪里翻找来一只破烂的皮球，一抛一接，乐此不疲，并且希望我和他一起把球玩到新的高度。我接受了他的邀请，用力把皮球抛向空中。但那只脏兮兮的破皮球欺负我是个六岁的孩子，斑驳的表皮张开嘴出其不意地咬了我一口。我受到惊吓，还没把力气使出去就撒了手。于是球改变了方向，原本三爷爷全神贯注地绷紧了肌肉准备一跃而起接住它，结果荒唐地扑了一个寂寞。为了卸掉全身积攒的力量，他不得不就地打了个滚儿。

“好样的！”他鼓励我说，“再来一次。”

我受到前所未有的鼓舞，挂在脸上的泪痕顷刻间被风吹干了。就在刚才，我被院儿里的几个孩子揍了一顿，因为他们从我身上没有得到什么好处。我听话地蹲在墙角，听他们在我头上呵斥：“明天让你妈炒点黄豆，装满两个裤兜。”我知道要是明天我母亲不给我炒黄豆的话，我还得再挨顿揍。至于左面的那个裤兜漏了一个洞，我不能让他们知道，得赶在今晚让我母亲缝补好。要是母亲问我：“乖，怎么想起吃炒黄豆了？”我就蛮横地回嘴说：“要你管，想吃就吃。”我蹲在墙角，虚妄地张着嘴，模拟他们不讲理的回答，眼泪却不争气地流下来。

等到他们大摇大摆地离开，我才有机会站起来舒活舒活缩成一团的筋骨。我四处瞅瞅，没人，风摇得树叶微微颤抖，也没准儿是树摇动了风，谁知道呢，没人说得明白这些随处可见的简单现象。天空是灰色的，像一口三年没洗的锅，它倒扣在我的头顶上，让我想到一切黯淡的词语。虽说六岁的我词汇量相当贫乏，但也能够像单细胞生物那样感知到不断分蘖的阴影。

这时候我看到身材瘦削、肋骨凸出，头上还顶着一撮白毛的三爷爷，闲庭散步般悠闲地朝我走来。他左顾右盼的神情像个将军，步子迈得颇有章法，看起来家有余粮心中不慌的样子。实则他够寒酸的，只能在车棚后面凑合着半拉围墙用泡沫板胡乱搭一个狗窝栖身，从来没吃过一顿像样的饭菜。他可不忌讳翻捡垃圾箱，对于腐败的食物也因为缺乏标准的比照而生出常人难以忍受的迷恋之心，总是吃得狼吞虎咽。因此他不招人待见，院儿里的母亲们都不允许自己的孩子靠近他。

他来到这里不久，周围的一切对他还算是相当陌生，但显然他早就习惯了流浪，并不担心自己受到自私愚蠢的人们不公正的对待。他很随便地看了我一眼，这一眼包含了诧异、好奇和一点点成分可疑的同情——我是这么认为的，他天然地同情我，兴许刚才他看到了我的遭遇，虽然隔得挺远的，他的视力也不佳。我忽然变得十分激动，当即委屈地咧开嘴哭起来。他被我突如其来的哭声吓了一跳，真的是一跳——他神经质地往后跳了一步，这才调动起全部的注意力观察我这个号啕大哭的小孩。

“小孩，”他舔舔被浓密的须发覆盖着的厚嘴唇说，“你一哭，那些让你哭的人可就得意了。”

这种与我年龄不相称的深沉的语气我还从来没有听到过，大人们对我说话的时候从来都是呼来喝去，要不就是半哄半骗。我一下子就被这温煦深邃的声音打动了，我半张着嘴，紧迫地呼吸了几下，接着伸手按住人中，用衣袖迅速擦去快要危险地流到嘴巴里的鼻涕。

三爷爷丢过来的破皮球让我很快忘记了自己的不幸，我们玩得很开心，四处奔跑的风带走了一个六岁孩子的忧愁。当暮色四合时我蹦蹦跳跳地回到家里，告诉母亲我想吃炒黄豆，如果今晚她可以给我炒一些黄豆的话，我明天就会比今天更听话。母亲抱着我亲了一口，笑眯眯地说：“如果我宝今晚不尿床的话，明天早上醒来就可以吃到嘎嘣脆的炒黄豆了。”

尿床与心想事成

尿床这件事够叫人困惑的。有的孩子两三岁就不尿床了，有的孩子八九岁还尿床。这都很正常。我母亲没指望过我出类拔萃，她单纯地寄望于我是一个正常的孩子。因此我六岁还尿床这个毛病，她希图通过安抚、鼓励和循循善诱来得到改善。

让我母亲失望的是，当天晚上我又尿床了。

不过由于经常失望，我天性乐观的母亲倒也不以为意。第二天她一如既往地出去晒被褥，院儿里的孩子们见到了拍手大笑，她还满脸笑容地跟他们说别笑话我，因为我是他们的好朋友。因为母亲的颟顸，我感到了莫大的屈辱，死活不愿意出去玩儿。我兜里装满了嘎嘣脆的炒黄豆，但我就是不想出门。母亲说你去和他们玩儿吧，我昂着脑袋，手插进兜里，满把的黄豆被我捏得咯咯作响，好像我的裤兜里装的不是炒黄豆，而是满满一口袋愤怒的牙齿。

“不想出去了。”我赌气似的说。

“为什么呀？”母亲仍旧笑眯眯的。昨晚和母亲拉钩说好了不尿床才可以吃到炒黄豆，但我食言了，她没和我计较，一早起来炒了一大锅喷香的黄豆，我反倒别扭起来。

我别扭起来让母亲十分困惑，一句任性的“不为什么”，她就张口结舌不知如何是好了。作为忍辱负重的寡母，她其实可以蛮横凶狠一点的，但她全然没有戾气和怨气，倒让我觉得十分棘手。我希望她痛快地打我一顿，或者恶毒地骂我几句，像院儿里其他孩子的母亲那样。谁知她只是摸摸我的头，淡淡说了一句：“那就在家待着吧。”

我在家待了一会儿，实在是无聊透顶，发霉的墙壁、逼仄的天花板和窗前生锈的铁栏杆让我深陷在孤单里，很快我就对这种无聊的自我囚禁生出厌恶之情。我四处寻找机会，探头探脑地往外溜达，母亲假装没看见我蠢蠢欲动的蹊跷行为，她给我祖父端尿壶的时候遭到了难堪的辱骂，这会儿正低着头和一大盆脏衣服做艰苦卓绝的斗争。

那盆衣物沾满了屎尿、呕吐物和可疑的污渍，像是永远洗不干净，但母亲发下重誓，一定要让它们洁净如新。她希望瘫痪在床的公爹穿上清洁的内衣，这样有可能舒缓他暴躁的脾气。她倒是从来没有深入地思考过，公爹朝她发脾气难道仅仅是因为内衣不干净？她没有那个思维能力，在乡下的时候，她只喂过两头猪、几只芦花鸡和一群青喙的麻鸭，很少和人打交道。现在她却不得不拿出全部的力气和人周旋，但她显然缺少天分。就连院儿里的人和她打招呼，她也回应得相当笨拙，嫁过来七八年了，还是一眼就能看出她和城里人的分别。

正当壮年却一命嗚呼的我父亲，似乎成了她的原罪。我不清楚父亲的死因，多半是暴病而亡，但大人们很忌讳谈起他到底得了什么病。这中间大约有某种神秘的传统力量，大人们讳莫如深的态度让我们这些小孩子倍感好奇，于是我和我遭受到太多不幸的母亲一样在同伴中成为异类就毫不奇怪了。

满满两裤兜炒黄豆有点妨碍我雄迈的步子，我必须伸手按住兜口小步快走，这使我看起来像是偷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的小蟊贼。我的确怕见到院儿里的其他孩子，要是他们又一哄而上把我逼到墙角，我还真招架不住他们哄抢黄豆的热情。尽管我兜里的炒黄豆说到底是为他们而准备的，但我也并不打算乖乖地交出去——我想尽可能表现出一点反抗的决心。如果先遇到一两个孩子，我还是能对付的；
遇到三个孩子，我就抓上一把黄豆朝他们脸上扔过去，大喊一声“吃屎去吧”，然后撒腿就跑；
但是他们四五六七八一股脑儿逼上来，让我陷入四面八方的包围，这可就有点难办了。以上情形各有概率，我只好打起精神，小心应付。

让我感到意外的是，院儿里的孩子一个都不在。认识到这一点，我像得了大奖似的骄傲地抬起头来。我装模作样地踱到大门口，在车棚那儿找到了在泡沫板后面打盹的三爷爷，然后慷慨地掏出一把炒黄豆。三爷爷似乎并不感兴趣，他的牙口明明很好，咬得断最硬的骨头，可是见到喷香的炒黄豆却扭过头去。

“你不爱吃这个？”我往嘴里扔了一颗黄豆，咯吱咯吱地咀嚼着，试图吸引他的注意。

他却懒洋洋地报以一个厌世的呵欠：“你又来了啊，小孩。”

“我们玩球吧。”

“球丢了。”

“昨天明明还在。”

“今天不在了。”

听到他心不在焉的回答我很沮丧，但接下来发生的事让我一下子忘掉了今天已经不存在的球——

大门口那里传来惊天动地的哭声，很多只腿脚忙乱地奔来跑去，周围回荡着声嘶力竭的呼号。我看到无数段下半身机械地交替摆动，却看不见上半身，惊慌失措的它们大概失去了最重要的部分。我猜它们一律表情狰狞，呼吸困难，像是害了我父亲那样的暴病。一定发生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

我母亲也奔将出来，焦急地四处寻找着，一副惶惶惕惕的神情。直到看见车棚后面的我，她红红的眼睛登时放出欣喜的光芒，跑过来一把将我拉进怀里。她把头埋到我的脖子后面，身子像疾风中的枯叶般颤抖得厉害。我呆若木鸡地由她紧紧抱在怀里，半晌，终于憋不住地叫她：“妈，妈，我喘不过气了。”她这才松了手，含泪笑着捧起我的脸，吧唧亲一口。

这天晚上母亲做了咕咾肉、虾仁蒸蛋和番茄丸子汤，祖母责备她太浪费了，就是富贵人家也没有这样惯着小孩子胃口的。母亲低着头说下不为例，给我宝压压惊。祖母翻翻眼皮，哼了一声。我见惯了祖母的白眼，因此不以为意，飞快地把一块咕咾肉吞进肚里。

我吃得满头大汗，风卷残云，看见母亲露出满意的微笑，这才拍着圆滚滚的肚皮放下小勺和小碗。这时候我已经知道母亲为何顶着压力，为我做这样一桌丰盛的晚宴了——院儿里几个孩子去阀门厂附近的牛角塘玩耍，失足跌进塘里。被救上来的时候，他们一个拉着一个，像是一串同舟共济的蚂蚱。几个孩子里面，有一个肺里呛满了水，便活不转了。其余的孩子也吓得失掉了魂魄，被他们的父母亲横抱回来，捂在厚厚的被褥里发汗。

我听到这消息，着实震惊，心里说不上是悲是喜是忧是惧，因为昨晚我做了一个梦，梦见那几个惯于欺负我的孩子都掉进波涛汹涌的大海里。他们在巨浪里载浮载沉，讨厌的面孔全都不见了，只露出一小块乌黑的头顶和头顶上寥落的星辰，我陶醉于眼前无比真实而震撼的视觉影像，一时激动起来，便痛快地尿在了床上。

星辰大海

我在床单被褥上绘制星辰和大海，没有人知道这件事。连我母亲也不相信我天赋异禀，只有三爷爷不假思索地告诉我，相对于偶然性，人们更重视研究必然性。下次尿床的时候，我就按照他秘密教授的方法，尽可能周详地回忆更多的细节，在脑海中富有戏剧性地进行还原、再现和自我复制，以达到生长和膨胀的目的。我对那些梦境深信不疑，总能够从中分析和剖判出生活的蛛丝马迹，并据此体验和领悟到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世界背后的某种神秘存在。结果我的脑袋越来越大，头围远远超过一般小孩。

倘若我对那一时期进行总结，或许会把自己经历的一切定义为非世界。它非真非幻，亦真亦幻，让人摸不着头脑，又千真万确地使人置身其中。它有一点人生的不合理，但若把人生置于荒诞是业已被广泛承认的文明传统，那它又完全合理了。总之经过对非世界的不断充实和完善，我具备了不能分辨梦境和现实的超能力，常常五迷三道地追着一些不曾发生但并非没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就它们的细枝末节进行擘肌分理的描述和讨论。由于当时我没上过学，尽管十分热衷于这类不着边际的叙事，但组织的语言相当幼稚和可笑，大人们都不当回事。唯有我母亲忧心忡忡，担心我在尿床的毛病之外，又落下什么可怕的精神类疾病。

牛角塘落水事件之后，那几个失足的孩子基于各自的身体状况，恢复得有快有慢。身体素质好的，几天后就活蹦乱跳了，不过因为遭到父母的训诫，再不敢轻易接近那口塘；
差一些的情况是，过了个把礼拜还呆头呆脑的，全没有之前的机灵劲儿；
最让父母闹心的是，有个孩子死活不愿意喝水，连喝一口汤也不行，为了不让他渴死，家里只好准备了一抽屉吸管。这件事的直接结果是，所有的勒索犯都想不起来向我敲诈炒黄豆了，我母亲炒的一锅嘎嘣脆的黄豆，全让我一个人包了圆儿。我使劲地放了几天响屁，着实痛快了一段日子。

不久我就到了上学的年纪，虽然夜间熟睡之后仍旧不受控制地尿床，但因为受到学校的正统教育，我的叙事能力得到大幅度地提升，说起为什么尿床，往往头头是道，我母亲听得心旌摇荡，承认我言之成理。有时候我的描述过于引人入胜，我母亲听得如痴如醉，表情起伏得厉害，只见她的眉毛高高地挑起来，嘴巴张成圆圆的O型，眼睛里交替闪烁着惊讶、狐疑和迷惑，最后若有所思地叹息一声，抿起下垂的嘴角，撇出一道善良的弧线。

“哎呀，在那种情况下，还真是不得不尿一场。”听完我梦见的那些激动人心的故事，好心的母亲同意我在自己的地图上留下重要的一笔。她还是抱着期望，“他是个正常的孩子”，正像医生所说的，需要一点时间、鼓励和耐心。对此我不忍心说我欺骗了她，只是配合她的训疗方案，坚决不玩火，大口喝她炖的鸡蛋枸杞大枣汤，并且听她的话，用米醋调和一种奇怪的中药敷在肚脐眼上——我明知道这些方法不管用，但的确给了她希望。

到了四年级，我已经可以用优美的语句写出《我的母亲》这样情意绵绵的作文。泉涌的文思让我下笔如有神，老师把它当作范文在全班诵读，“我的母亲平凡而伟大，她一个人挑起了全家的重担”，于是全班同学都知道了我有一个守寡多年的母亲。他们亲切地询问我，为什么我母亲拒绝给我找一个继父。我觉得受到了莫大的侮辱，我的本意是想讴歌母爱的伟大，他们却直接跳过这个重要关节，把讨论的焦点放到一个寡妇该不该对自己的婚事挑精拣肥上面。于是我也亲切地问候了他们的母亲。

这场由口角上升到斗殴的群架打得过于惨烈，校医务室已经收治不了我们，一架板车加上三辆自行车把我们送到了市人民医院。躺在板车上的是个胖子，他人高马大，目标特别明显，所以我动手的时候是抱着一击必中的决心的。出事后他由校工拉着，班主任和分管保卫的副校长守护在两边。其余两名参与斗殴的同学伤得轻一些，加上发起攻击并同样受了点轻伤的我，我们各自抱着一位男老师的后腰，坐在自行车后座上，风驰电掣地驶往市人民医院处理伤口。

想起当年的一战成名，至今壮怀激烈。就像迷恋于对幻境梦魇的叙述，语言投掷出的阿丽娅那线团织补了漏洞百出的生活，带我走出迷宫，这种无法解决问题时诉诸暴力的人格倾向也糅合进了我的作品，如此斑斓的性格色彩成就了日后的三流作家。我妻子从不阅读我的作品，她认为我本质上是个无趣的人，有时候我会在人群中夸夸其谈，但那并非幽默，而是出于虚荣和脆弱。“他挣的钱还没我多呢。”她通常这样评价我。如果有人提起“刘老师的小说写得不错”之类的话题，她就微笑着点头：“我们家的狗如今也会写小说了。”

她绝对不是贬低我，在我们家，狗比我的地位要高。我们结婚已经十五个年头，但至今没有孩子，一条叫三儿的狗横插在我们中间。妻子对三儿的感情相当深厚，盡管当初是我把三儿抱回家的。我在一群狗崽子当中一眼就看中了三儿，它通体乌黑油亮，唯额间一撮水滴形的白毛耀眼生花，形色十分招摇。不过它显然没把我放在眼里，叼着一只橡皮奶头卧在舒适的团垫上，看我的眼神懒洋洋的，多一分力气也不愿使出来，那样子就像没看到我一样，但为什么，我一下子就有了熟悉而心动的感觉？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悸动之感让我多给了精明的狗贩子三十块钱，于是他把三儿的睡榻——一张圆形的印花小卧垫也大方地送给了我。“不瞒您说，这张垫子卖五十呢。”他伸出一个巴掌，在我面前夸张地摇了一摇，“瞧您是个爽快人，拿走不送。”

我抱着三儿回了家，它很乖巧地伏在我怀里，有一种如如不动的泰然和安稳。等我想放下它的时候，才发现整片羊绒大衣前襟温暖而潮湿，一泡新鲜的狗尿盈然于怀。鉴于它还在吃奶的年纪，我没向它动手，但吓唬它还是必要的。我伸出一根手指，点着它的脑袋，做出气急败坏的样子高声训斥这个初来乍到的小家伙，好让它知道这个地方是讲规矩的。

我妻子就是在这时候推开家门，看到了委屈地缩在墙角瑟瑟发抖的小家伙。

“你太没有人性了。”我妻子说。

“我只是在训练一条狗。”

“它还那么小。”

“教育要从小抓起。”

于是我们想当然地做起了爸爸妈妈。

为人父母

关于父亲，我没有什么印象。在时间层层叠叠的覆盖挤压之下，六岁以前的事情早就像压缩饼干一样变得缺少必要的情感水分，从而味同嚼蜡索然无味。我很少从扁平的记忆中打捞这个逃遁的男人，客观地看来，他没什么担当，并且由于交流有限，我也很难和他产生通常意义上父子之间的情感联结。

记忆最深刻的父亲的形象，是挽着黑纱的一方十二寸相框里的黑白肖像。那男人剃一个小平头，四方脸盘，粗眉环眼，看起来别无所长，不大容易让人记住他。日后我从镜子里也没有看到那个男人在我脸上留下的任何遗传特征——我长得像我母亲，鹅蛋脸，毛发稀疏，眼睛虽不小，但由于眉毛寡淡而显得毫无神采。我睁着眼睛的时候也像没怎么睁眼，以至于一旦我参加的某个会议进行到半途，大家都认为我睡着了。

我妻子和我结婚前就已经明确地表示，她不会给我生孩子。“如果你想要孩子的话，可以自己生。”她的态度十分骄矜，好像我不是她的丈夫，而是勉强符合既定条件的合作伙伴。废话，我一个人怎么生孩子呢？而且我也没有那个功能。可是我妻子是认真的，她说她不介意我和别的女人生孩子。这样的妻子真是善解人意，她相当体谅我这方面的“人之常情”，但我自己却过不了这道关。“算了，”我颓废地说，“我也没想好怎么养孩子。”

说实话我有点担心自己做不了一个好父亲，如果半道上死去，丢下孤儿寡母，实在是太不仗义了。这不是没有可能的，毕竟我身上流着我父亲的血。我妻子也比我好不到哪儿去，她虽然有个父亲，但形同虚设，名存实亡。她母亲离婚后就把她父亲完全彻底地隔离在她们的生活之外，简直一点交集都不能容忍。一直以来，我岳母都以刚强和坚忍的面目示人，老太太毕生都在致力于证明“没有那个王八蛋我们娘儿俩也能过得很好”。

我和妻子结婚后，岳母曾经催促我们尽快生个孩子。“我可以帮你们带，决不耽误你们的工作。”岳母揎袖挥拳地说，浑身上下散发着一个退休老太太旺盛的精力。她和我母亲不同，我母亲在我参加工作有了独立的社会身份之后，就像完成了人生的终极目标，渐渐从这个世界淡出了。她染上了阿尔茨海默病，一点点地遗忘和退缩，最后把自己变成一片空白、一个原点，像个初生的婴孩般无辜地离开了。在这个过程中她没有感到痛苦，痛苦的是我。让我感到欣慰的是，这种深切而漫长的痛苦像是一种反哺的仪式，我在照顾她的日子里把生命一点点还给她，溯流一般回报了一个寡母的含辛茹苦。我给她喂饭，给她擦身，给她换尿布，就像她当初待我一样。

妻子和我结婚时，我母亲已经病了好几年。妻子说她就是看中了我对母亲的一片孝心，认为我是个负责任的人。“这年头肯负责的男人不多了，”她若有所思地点着头，“我嘛，也就不挑拣了，找个日子去办证吧。”她说得像上菜市场买菜一样轻松，而我，就是那把待价而沽的老菠菜。算起来，我们认识的日子确实不短了，当初母亲患病，我托了一个大学同学的关系，才拐弯抹角地通过刚刚毕业分配到市人民医院工作的她，找到神经内科的专家主任为母亲诊治。她是我大学同学的高中同学，因此我们相处起来也像同学一般如沐春风。当她听说我小学的时候就因为打架住进了他们医院，登时笑得花枝乱颤：“你脑袋上这几针缝得不行啊，要不我给你重新缝一下吧。”她的葱葱玉指伸过来，我一把就抓住了，握在手里不放，还陶醉地吻了一下。

女外科大夫就这么被我牢牢抓在手里，做了我几年女朋友。我岳母起初不大瞧得上我，因为家庭条件摆在那儿，光是一个患阿尔茨海默病的母亲就够受的。是高风亮节的女外科大夫说服了她母亲，她说：“您想要什么条件呢？条件再好，对你女儿不好有什么用？”这句话似有所指，因为当年她父亲就是个条件特别好的结婚对象，之后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出轨，再出轨，再三出轨，她母亲到现在提起她父亲还一口一个“王八蛋”。

听了女儿的话，岳母像真正的慈母那样敞开怀抱接受了我。

结婚头几年，女外科大夫忙于事业，而我的工作虽然相对清闲，照顾患病的母亲却并不轻松，因此不能满足岳母“尽快生孩子”的要求。等到女外科大夫的事业走上正轨，我母亲终于寿终正寝，我们夫妻也都三十多岁了。

岳母急得不行：“你们倒是生啊！”

妻子这时才拿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浑不吝态度：“实话跟您说吧，从一开始我们就没打算要孩子。”

“为什么不要孩子？”

“不为什么。”

这句话直接把岳母怼得捂着心脏倒在沙发上。我很明白她的心情，我母亲以前也常问我“为什么”，结果得到“不为什么”这样混账的回答。孩子和父母闹别扭，往往言不由衷。

“妈，您别生气，”我劝岳母，“您先喝口水顺顺。”

我知道岳母这口气一下子顺不过来，这也正是妻子没办法把“为什么不想生孩子”说清楚的原因。在岳母这代人的观念里，生孩子太天經地义了，任何理由都不是“不生孩子”的理由。因此也就没必要说。我们希望时间能够治愈一切，包括那些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伤。岳母肯定不能理解，哪儿有伤？哪儿呢？谁还不是磕磕碰碰一辈子，怎么就伤到不想生孩子的地步？你们别跟我矫情，欺负我一个孤老太太。

我们把老太太欺负得不轻，但母女谈不上隔夜仇，改天岳母兴冲冲地上我们家，还是大包小包两手提满了玩意儿：银耳、红枣、田七、枸杞、水鸭、土鸡蛋、黑毛猪肉，都是托人从原产地捎来的有机食品。我哈着腰搓着手说：“您受累了。”她老人家豪迈地一挥胳膊：“谁叫是亲生的呢。”

行吟的孩子

每个孩子都是行吟诗人，只不过父母很少察觉到自己的孩子拥有某种不属于先辈的特质。先辈们勤勤恳恳，在土地上劳作，或者在工厂里做活，盯着眼前各种质地粗糙的生活事务，打着圈儿地忙活，他们称之为务实。孩子们则来到这个星球的时间尚短，还保留着在浩大的星宇中无边游荡的诗情画意，他们凌空虚蹈，游思妄想，趴在地上研究蚂蚁和屎壳郎的时候也在探寻某种远视的边界。他们天性自由，而且自带饭碗，沿着一条意想不到的路径无拘无束地行走和吟唱，往往在不经意的瞬间敲出至高的生命音阶。但这种发乎本性的高蹈因缺乏务实精神而显得幼稚可笑。父母们总是颇为固执，他们认为自己经验丰富，老于世故，因而对整个世界的秩序和规则了如指掌。他们指点自己的孩子不要行差踏错，以免走上歧途和弯路，却不知道那些歧途和弯路正是一个孩子沉醉行吟的风景，然后他才能长成自己的样子，而不是父母的样子。

我身边有很多孩子都是在父母如此的关爱下长大的，他们长大之后非常感激父母的经验之谈，接着又向更小的孩子传递古老陈旧的经验，像是严重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患者。因此很多代过去了，大多数人还是祖辈们的样子，务实，短视，手脚并用地躬耕在一小块十分有限的园地里，虽然不再留有尾巴，但被进化论吊销的尾骨却无法消失。让我感到遗憾同时又非常幸运的是，我父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暴病而亡，不然以这个初级电工审时度势的眼光，他一定会致力于把我培养成高级电工。若论学识眼界，我来自偏远乡下的母亲并不比我父亲更高一筹，然而她愿意牺牲自己的一切来爱我，包括自尊心、虚荣心和得失心。她认为只要爱我就够了，至于在人生道路上做出迫切的指点这样责任重大的事，她自认为力所不逮，也就随缘了。

既然没有人对我的人生指手画脚，我就只好放开手脚，自己蹚出一条路来。我的很多作品都反映了这种缺乏规矩的自我意识，它是由一粒原子膨胀的整个世界，并且无限膨胀下去，山川河流，风雨雷电，都有一种自生自灭的嚣张气焰以及不生不灭的磅礴情怀。我不成体统却有自己的一套，喜欢涂鸦和乱弹琴，泯于众人的同时又踽踽独行惹人侧目。很多人见过我之后很快就把我忘掉，然而很多年之后有人记起我也不是没有可能。他们会说这是一个絮叨而神经质的小个子男人，专门讲些乱七八糟的故事，有时候非常具体，有时候又相当抽象，东拉西扯言不及义。

事实上我只是一个叙事浮夸的三流作家，那位相当敬业的女编辑就曾经批评我“过度自恋导致自我膨胀”。她的批评不可谓不中肯，我骄傲地接受了她的批评，并给她寄去两斤明前新茶，当中夹带了我最近出版的小说集《人类全史》，请她撰写一篇书评。她略作推托之后就挥指敲下了三千字的评论文章，高度概括和总结了我的创作积弊，发表在一本综合性刊物的《圆桌论坛》栏目。同期还刊登了另一篇关于《人类全史》的捧臭脚的文章，与之珠璧交辉，相映成趣，主编寄语谓此“AB面面观”，给足了版面和脸面。我给女编辑打电话致谢，说再也找不到您这样的良师益友，女编辑说哪里哪里，我句句都是肺腑之言。此后一别两宽，各生欢喜。

如今我早已中年油腻，想起来不免暗自惊心，这也是我没有底气养一个人类的孩子的原因。膨胀如我，也终于抵触到了自以为是的宇宙的边界。跨过不惑之年之后，我似乎被一种不能理解的规范力量收编了，虽然在生命的早期，没有指手画脚的父母对我做出削足适履的范式训诫，但随着日月增长，我承认我如当初的母亲一样，对生命的注塑过程生出敬畏之心，力所不逮，只得随缘。

我终于还是长成了祖辈的模样，务实，短视，在一定的范围内遵守必要的规矩，夹着看不见的尾巴做人。那根尾巴来自上古的馈赠与遗传，再自由的精神利刃也无法将其斩断。我试着养了条狗。调教一只狗总比调教一个孩子容易些，起码它再怎么长也不会长成饲养人的样子。我给它牛奶、肉饼和鱼肝油，它给我信任、爱戴和不可思议的依恋。我心满意足地对妻子说：“养个孩子也不外如是，等孩子长大之后，就会尝试各种方法离开我们，但狗不会，它会死在我怀里。”妻子伤感地白了我一眼：“你就剩这张嘴了。”

妻子视三儿如己出，她说三儿就算辞世，也会是死在她的怀里。我没跟她争夺三儿的临终关怀权，女外科大夫是我们家的杰出经济贡献人物，我的工资加稿费不到她收入的三分之一。让我感到欣慰的是，她没有像她表现的那样嫌弃我宅在家里写小说。她闲时也问过我：“当初为什么要选这行呢？”我慎终追远地答道：“因为我母亲相信，能够写出《我的母亲》那样感人肺腑的作文的孩子，一定能当个好作家。”她肆无忌惮地笑了笑，然后不无遗憾地说：“我写过《我的父亲》，结果被我妈撕了。”她语意含混的目光深藏不露，我无法判断我岳母是有先見之明还是扼杀了一个天才。

虽然妻子从不当着我的面夸我，但我不在的场合，她倒不吝向别人介绍“我先生是个作家，哪天送你一本签名小说”。对此她配有相当高级的说明：“当面夸你那叫表扬，容易滋生你的骄傲情绪；
背后夸你才是真正的欣赏和赞美。”

不得不说，这是个眼明心亮的女人，特别适合拿手术刀，她在对人体进行条分缕析的操作时，那种科学的态度和精湛的技艺令人叹为观止。我母亲在世时，偶尔有不糊涂的时候，就劝我：“她工作那么忙，不要孩子也是对的。你真是好福气，能够娶到一个有工作的老婆。”我哑然失笑，想解释也无从解释。大约母亲很羡慕我妻子这样的职业女性，简直独立到可以碾压夫权的地步。

出嫁从夫与老来从子

我母亲嫁给我父亲之后，一切都以夫家的利益为至高利益，因此她和娘家的关系越来越疏淡，及至有一年夏天，她回乡下给我姥爷奔丧之后，再也没回去过。在姥爷热闹的新坟前，她狠狠哭了一场，但因为兄弟姐妹众多（姥爷一生娶了三个老婆，因其深耕易耨，故而颇有枝繁叶茂的气象），再加上妯娌连襟侄男甥女一起捶胸顿足呼天抢地，她的眼泪并没有留下什么痕迹。

我姥姥在我没出生之前就已经入土为安，母亲留有一方黑白小照，现在她把姥姥的旧照和姥爷的遗照合镶在一个枣红色的漆木相框里，放进随身携带的藏青色尼龙旅行包，这样就把他们带到了城里。她逢初一、十五给他们上香，三尺青烟便是她的娘家了。若是受了什么不能说的委屈，她就在袅袅的青烟里哭一场。哭时又不能张扬，因担心犯我祖母的忌讳，故而只能哽在嗓子眼里抽噎，往往像哮喘病人发作，一张脸憋得青紫，十分吓人。

她一生没有正式工作，然而凭着自己的勤劳，也能够挣到一点小钱贴补家用。不过祖母仍旧嫌她粗笨，不如那些拿工资的媳妇乖巧伶俐。母亲也不分辩，她跟那些城里媳妇比起来，原就相形见绌，祖母不过是拿事实来羞辱她罢了，说到底还是自己没有本事。她又教我要听祖母的话，因为祖母在家里说了算。我当然不服气，梗着脖颈说：“祖母也有说得不对的地方，我们为什么要听？”她凝神想了一想，安抚我道：“这样吧，祖母说得不对的地方，我们当没有听见，但是不可当面顶撞。”我还要和她辩，既然祖母不对，为什么不能說祖母不对？母亲却摇摇手说：“等你长大了就知道，抓住人家的错处不放，便连你自己认为对的事也做不成啦。”她抱住我亲一亲，又笑着推开我：“玩儿你的去吧。”仍旧埋头搓洗她那一大盆总也洗不完的衣服，或者转身去择菜煮饭。

多年后我读到庄子的“大辩不言”，不觉心头大震，想来我母亲早已掌握了其中的精髓之妙。虽然她从来没有正儿八经地念过书，除了自己的名字，只认得“一二三四”“大小多少”这样简单的汉字，但她并不是没有自己丰富的哲学。

我父亲在世时，母亲从不多话；
等到父亲去世，她的话更少。除了枣红漆木镜框里那两个作古的老人，她只和我说话。有时祖母警惕地问我：“你妈和你说什么了？”我就说：“没说什么。”祖母很不满意，她对我母亲多有戒备，认为这个“乡下女人”心眼多着呢，不然怎么晓得嫁进城里攀高枝儿？她甚至怀疑这个“乡下女人”祸害了她的孙子，使她的孙子不能够有纯正的血统，以至于看起来不像其他的城里孩子那么聪明。尤其是，她的儿子到七八岁后，便不怎么尿床了，我却十来岁了还经常尿床，真是让做祖母的气馁。她不忿地问洗床单的儿媳：“怎么又尿床？”我母亲正忙着浆洗，弓着身直不起来腰，低处的声音滚着搓衣板：“昨晚睡晚了吧。”祖母更生气了：“呔，你不能让他早点睡？”母亲抬起头，擦一擦流到眼眶上的汗水：“下次让他早点睡。”

母亲没有告诉祖母，我昨晚写故事写到后半夜。母亲催了几遍，我都置若罔闻，因为故事写到最关键的地方，犹如一列高速行驶的火车，急刹之下有可能车毁人亡。我母亲不知道什么叫作创作灵感，但她织毛线活儿的时候也有过这样忘我的境界，毛线的花型越难织，她越投入，就算手软脖僵也抵挡不住一气呵成的强烈欲望。她饶有兴致地陪着我，在灯下织毛裤，一晚上差不多织完了一条裤腿，不时伸过头来看看正在奋笔疾书的我。“写得真好。”她说。我觉得她的意思是“写得很工整”。

这是一个战争题材的小故事，母亲识字不多，未必读得通这个故事，我边写边兴奋地诵读给她听：狗蛋告别了他的兄弟铁蛋，悲壮地远眺着东方的一抹鱼肚白，听到由远及近的隆隆的炮火声，他握紧了手中的钢枪，接下来，他要拉开枪栓了——我指望这部《无名英雄》消除上次《我的母亲》在班级里造成的影响，让全班同学知道故事的本质是虚构。母亲一边织毛裤，一边点头嘉许，织完了一行，就抽出竹针在头皮上抹一抹，针尖上油亮亮的。她笑着说，她和故事里的小战士一样，要擦枪上油哩。

因写得投入，那晚我便在激烈的战斗中和敌人纠缠不休，冲锋枪、燃烧弹、火箭炮、坦克、飞机、高射炮、战列舰、航空母舰统统出动了，故而尿得一泻千里，梦中的一片焦土终于变成了汪洋大海。

第二天我母亲要给一户娶亲的人家帮厨，说好了上午去下午回，管一顿饭，另给半天的工钱。母亲赶早洗完了一大盆衣服，又把我的被褥在院儿里晾晒上，就匆匆出了门。祖母依旧不忿，撇着嘴嘀咕：“真是不知所谓。”又转了头瞪着我说：“你已经十一岁了。”那又怎么样，我埋头喝粥，今天是周日，不用上学的，我打算把《无名英雄》再做一遍润色，做功课反倒不怎么紧急，十一岁过得很慢，等到十二岁再考虑以后的日子也不迟。何况未来那么长，还有十三岁、十四岁、十五岁……总之只要活着，就有很多未来。不像祖母，她那么大的年纪了，总是颤颤巍巍的，说自己黄土埋到脖颈了，连做梦都只能梦见棺材和坟墓。

那场婚宴想必办得很排场，主家给了母亲半天的工钱和一些剩菜，她欢欢喜喜地提了鸡鸭鱼肉回来，路过车棚时看见三爷爷若有所思地蹲在门口，就上前打了个招呼，还把手中的半只蹄髈给了他。三爷爷翻翻眼皮，仰头对她说：“你是个好心的女人，你儿子以后会孝顺你的。”母亲抿嘴笑笑：“我有个儿子已经很满足了。”这一幕我看得真切，不知为什么干涩的眼中竟涌上泪水。

这时母亲发现躲在车棚后面的我，讶异地拉过我的手问：“你怎么在这里？唔，没有人跟你玩，所以你来找……”母亲瞥了一眼邋遢的三爷爷，并没有责备我，她的叹息声很轻微，不注意的话就会错过。

步入暮年之后，母亲也常常这样叹息，那幽微的叹息声不像是一个痴呆的老人发出的，而是年轻的母亲在为她的孩子祈祷和感怀。我怀疑母亲的退行症状使她回到了年富力强的时代，她坐在窗前，身姿挺拔，目光丰腴，凝望着窗外虬枝峥嵘的悬铃木。落眼处乔木成行，树冠高大，生命辽阔，交替着落叶和新芽，犹如她生生不息的爱。

爱的哲学

母亲很少和我提到“爱”这个字眼，他们那个年代的人，无论对于男女之爱还是母子之爱都不喜欢说出口。她只是默默地做她能为挚爱所做的所有事情。

等我年长一些，我就开始追问她为什么嫁到城里。在我看来，如果她不嫁到城里，或许会少受一些奚落和白眼，日子也会好过一些。我看得很直观，不知道生活是曲里拐弯的，甚至还藏着许多看不见的褶皱。母亲没有直接回答我，而是高深莫测地笑笑：“不为什么。”她的样子有点调皮，把我促狭的口气学得十足。祖母又在唤她，让她把祖父隔夜的尿壶拿去倒掉。她应了一声，挑起帘子，进屋把祖父的尿壶端出来。

我有点生她的气。她总是这样有求必应，甚至有时候别人并没有要求她，她也慷慨地去呼应他们的需要。祖母明明和祖父住在一个房间（我家东西两间房，祖父祖母住东屋，我和母亲住西屋），祖父瘫在床上后，祖母就在房间里拉了一条帘子，和祖父分开睡。早上祖母去倒痰盂，却留下祖父的尿壶给母亲——祖母嫌祖父“糟蹋人”，但母亲似乎是专门用来“糟蹋”的，一应腌臜事情，均由母亲包办。没有什么不方便的，祖母使唤母亲最方便不过。

我替母亲抱不平，母亲却不以为意，她说做这些都是顺手的事，没有事做才让人难过呢。她又没有工作，因此她的工作就是把家里的事情做好。家外面的事务呢，她也十足热心。她做什么事情都很平静，甚至还有一点满足，别人找她帮忙，她从来不推脱。就凭这一点，院儿里的人虽不把她引以为平等的同类，见到她却也笑眯眯的，因为不晓得什么时候就要请她帮他们的忙——自然是免费的，他们对她礼贤下士的微笑已经预支了报酬。

好不容易等她闲下来，我继续追问她为什么嫁给我父亲。她拗不过我，歪著头想一想，嘴角微微抿起，在温煦的脸庞上画出一个柔和的弧度，最后像说服自己似的，肯定地说：“命。”

她有个嫁到城里来的同乡，算是她和我父亲的介绍人。那时候她不知道嫁给我父亲以后会怎样，但她很想离开乡下。也不是离开乡下，是离开乡下的那个家。那个家自从她亲生母亲去世后，就不大像是她的家了。她的亲生母亲本来就是填房，去世以后她很快又有了继母。这样的家，实在是不能得到一丝温暖。我父亲对她说，他家里只有一双父母，没有兄弟姐妹。这使她感到很安心。

“我在乡下的时候，一个人洗一大家子的衣服，还要煮饭喂猪赶鸭子，也没有什么。”母亲脸上看不到任何怨怼的涟漪，轻声细语地把一切委屈都埋在命运下面。她娘家有十几口人呢，因此现在的家务活儿很轻松。如果父亲还活着的话，这是多么幸福的小家庭啊。她很满足地沉浸在对丈夫的怀念中，周遭沐浴着圣洁的光辉。我无法判断母亲对父亲的感情是不是爱，但如果不是爱的话，又如何解释她经年累月爱屋及乌地照顾和迁就苛刻挑剔的祖父和祖母呢？月亮升上来了，把母亲的轮廓投影在昏暗的背景里，落下一束高光。在极为漫长窘促的岁月里，是这束光照着我走过贫乏、矛盾和自卑。

我请母亲讲一讲她和父亲的故事，她有点羞赧地笑笑：“这有什么可说的，远不如戏文里的故事好看。”母亲说的是《梁祝》《天仙配》那样的故事，当然还有《孟姜女哭长城》，同样是生离死别，母亲觉得自己的故事平淡得多，也许没有人愿意看。我和她说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分别，写小说有时候并不追求戏剧化的情节，她像小时候听我叙说梦境那样感同身受地点点头：“这也对，过日子哪里能像唱戏呢。”

日子是漫不经心的，她说得从容，好像随意剪辑的旧片子。那个嫁到城里的同乡，有一年和她新婚的丈夫回乡探亲，他们带的东西太多了，大包小包的玩意儿挂满自行车龙头，新媳妇儿坐在丈夫的车后座上，怀里还抱着小山包似的一堆送给七大姑八大姨的回礼。这也还不够，于是就请一个单身的朋友，趁休息日和他们一起回趟乡下，也就二十几里路，一来一回耽误不了多少工夫。

朋友是个讲义气的人，驮上东西，蹬上自行车，就跟着夫妻俩往乡里头奔。快进村的时候，遇上个挑水的姑娘，因是个三岔路口，Y形的两面坡，视线不大好，就有点躲闪不及。小夫妻熟门熟路，晓得哪儿有坑，哪儿有坎，七扭八拐就绕过去了；
朋友跟在后面，拐过一个坑，还有一道坎，再加上一个横来的姑娘，怎样也绕不过去，吧唧摔个狠的。一车的玩意儿登时七零八落，桶也打翻了，水洒一地，浸了泥一滚，说不出的狼狈。两人也发生了不可避免的肢体接触，连滚带爬地红了脸。前面两位赶紧跳下车，一个说：“大鹏，咋样？”一个说：“没撞坏吧？燕子。”

大鹏和燕子经同乡正式介绍之后，就自己谈上了，两家父母都是后来才知道的。那时候大鹏逢着休息日就骑车往乡下赶，小腿蹬得飞快，胶皮轮胎都擦得冒了烟，那发情的劲头就不用形容了，总之，这样风雨无阻雷打不动地跑了一年，燕子终于羞羞答答地点头同意嫁给他。燕子心里其实蛮忐忑的，大鹏是有正式工作的城里人，他将来要是嫌她，她也没办法；
可她又愿意相信他，他说他永远不会嫌她，因为他爱她。

他爱她，这就够了，她因此也那样爱他，爱得义无反顾，什么也不计较。

母亲说起父亲，说起那个四方脸盘、粗眉环眼的男人，他的形象第一次在黑纱相框里复活了。我盯着他看了好久，想象他在那个情窦初开的春天里活泛起来的样子，又粗又黑的眉毛一跳一跳地，显出爱情的生动。他第一次爱上一个姑娘，有点肆无忌惮了，奔走在乡间坑坑洼洼的黄土路上，连颠簸的车轮都在雀跃。他可不管门当户对那一套，再说他也只是个工人，难道就比农民更高级？他一定能够说服他的父母，让他们明白他娶了一个好媳妇儿。

不过他太短命了，我对着他虚无的形象叹了口气，模模糊糊了解到他后来大约是患了肾病。他总是腰疼，疼得站不直身子，手捂着后腰精疲力竭的样子像是被抽掉了脊髓。他的病灶十分可疑，有人议论他和他的乡下媳妇太过恩爱，以至于亏空了身子。乡下女人因此背上很不好的名声，她刚来到陌生的地方，本就畏手畏脚的，现在越发抬不起头。又因为她不敢抬头，公婆就越发认定了她十足理亏。她勾引了他们的儿子还不够，还要害他的性命，这个不祥的女人，他们怎样凌辱和虐待她都是理直气壮的。

而她竟然也觉得他们有理。

她甘愿做小伏低，默默地什么都忍受。在乡下她原就做惯了的，并不十分辛苦，现在是为了她所爱的人，就更加不觉得辛苦了。起先是为了那个男人，后来是为了那个男人的儿子，她一生都舍己为人，从没有为自己打算过。因为她所受到的教育和认知上的限制，冷眼旁观的人大可以这样理解她的一生——为男人打算就是为自己打算了；
为儿子打算就是为自己打算了——而我知道，不是这样，远不是这样，她有自己爱的哲学，她雍容地爱着万物。

万物有灵

我母亲说，即便是一条狗，也是有灵性的。她坚持万物有灵的原则，平等地对待每一个生命。阀门厂大门口的车棚里死了一条流浪狗，没人愿意收拾，母亲找了一块塑料布，含悲忍辱地裹上那条狗，打算埋掉。她手里拿着我们家铲煤渣的铁锹，皱纹明显的面孔上笼罩着兔死狐悲的神色。我跟在她后面，亦步亦趋地向墓地走去。

我们每个人终将走向自己的墓地。

初冬的天气不算太冷，但有一种阴郁的表情。灰蒙蒙的天空一望无涯，空得让人心碎，太阳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逢到这样的日子，它总是不知所踪。我们怀着天空一样灰蒙蒙的悲伤，像是送别一位老友。

“埋到哪里好呢？”母亲没有主意地问我。埋人的地方我们倒是知道的，市里的公墓价格不便宜哩，埋一条狗却有点为难。我建议去附近河堤上找个土坡，那里僻静，少有人走动。母亲点点头，于是我们一前一后往河堤上走。

“你以前老是去车棚。”母亲上坡有点喘，她知道我没有朋友，只和狗玩。

“要不我们也养条狗？”我不甘心失去一个朋友。

“你奶奶不会同意的。”

“还养在车棚里。”

“恐怕不行。”

“怎么不行？”

“既然养它，就要好好照顾它，要不又成了流浪狗。”母亲长吁一口气，把铁锹往坡上一支，“就这里吧，人少，风景也不错呢。”

母亲说得不错，这条流浪狗之前不知道有没有主人，有没有被人照顾和疼爱过。我发誓以后如果有条件养狗的话，绝对不会如此不负责任。我们望着宽阔的河面，怔怔地出了一会儿神。天空低垂，河面吹来了呜咽的风，我觉得天地旷漠，人生凄凉。母亲比我遇见过更多的死亡，望着滔滔逝水，她心里一定涌上了很多波澜起伏的忧患。我轻声问母亲，活着就是为了最终死去吗？母亲摇摇头，是为了不那么孤独地死去。

爱一些人，然后被一些人爱，母亲相信这样活着才有意义。

那是我的十六岁，第一次对“浮生”“造化”这样的字眼产生了莫可名状的感怀。几天前，如神启一般，我在车棚前听说“坍塌螺丝的磨难”之后就陷入无穷的自怜自伤，我感到一种浩大的无处安放的东西诡异地坐落在我的心房上，常有失重之感。一条狗比我更懂得人间，他毛茸茸的爪子搭在我的肩头，亲切地慰问着我郁愤的青春，告诉我苦难是人间流浪的底色。他很感谢我十年来的眷顾和信任，还有我的母亲，她是个好心地的女人，常常给他送来食物和洁净的水。他从来处而来，现在要到去处去了，如果有一天我还能记起阀门厂大门口我们一起游荡的日子，想必会对岁月致以崇高的敬意。我们一起玩过垃圾堆里翻拣出来的破皮球，一起讨论过人类的恶意和超验的世界。他预言我会成为一个诗人，写出世间最好的寓言，如今他长眠在河堤上，享受着最纯粹的安宁。如同我在每个夜晚都会堕入奇异的梦境，他也爱做着梦四处流浪，他把自己留在人间的绮梦嫁接在我身上，从此我的山河一片宁静。

我已经长大了，发誓不再尿床，事实上最近几年我尿床的频次越来越低，有很多新奇的事物吸引着我，使我不再迷恋于在床单上绘制迷宫式样的地图。随着茅塞渐开，我觉得有必要挥手作别昔日的自己，毕竟生命是向上生长的，正如每一棵树的臂膀都伸向天空。我默默地看着河水东流，流淌出曲折善变的S形，弯过一道弯，再弯过一道弯，而看不见的地方，还有更多的弯。三爷爷含笑远去，刀条般峻厉深刻的炭黑色毛脸上落下一丝温柔，而额上那撮醒目的白毛在风中轻颤，显得尤为温存。

我和我母亲一样敬畏万物，并且相信我们和万物一样平等地分享人间。很多年过去了，我见证了无数穿越生命和死亡的輪回，当我送走母亲之后，心中更是一片澄明。在最后的日子里，母亲已退行如同婴儿，她溺在自己的屎尿中，坦然而无辜。她使我想起多年前瘫痪在床的祖父，那时她对他悉心的照料让我感到匪夷所思，现在我明白了，她是在向我垂范和预演，她宽阔的人生早就对生命一览无遗。毫无疑问她是一个哲学家，在外人看来她一生困苦，然则就像庄子所说的那样，“定乎内外之分”，她一直逍遥地自处在那个“无何有之乡”。人世间的种种纠缠，于她而言不过是同一种修行的法门，她流着涎水的痴呆面孔看起来是那样无知，却又——无所不知。

我在花鸟市场看到三儿也是缘分，在一定程度上我还得感谢那个无良的狗贩子。虽然他收了我两倍的价钱，但他带给我的不仅仅是一条杂交的拉布拉多犬，还有四目相投的默契。“这小母狗非你莫属。”他笃定地说。只看了我一眼，他就知道我要掏钱了。

我和三儿前世就有交情，至今我还记得在阀门厂大门口我们一起玩耍的快乐，一只破皮球胜过万语千言。不过这一世三儿改了性别，她一发情，我妻子就严防死守，生怕她从外面招惹不必要的麻烦。可惜，有些女性天生就是要做母亲的，到了第四还是第五个年头，她终于被突破防线搞大了肚子。当她心满意足地挺着大肚子在我妻子面前晃来晃去的时候，有一种拥兵自重的骄矜和傲慢。我妻子哭笑不得，只能看着她在食盆里挑精拣肥，整日懒洋洋地躺在卧榻上晒太阳。

“你猜怀了几个？”妻子闲得无聊，望着三儿臃肿的腹部，眼神犀利。我感觉她恨不得操刀剖开看看。她觉得三儿太吃亏了，但三儿显然不那么认为。

“别这样，好歹是亲生的。”我劝她。

她白了我一眼。

到了生产的日子，妻子比三儿还紧张，虽然我们一早就在客厅里围好了产房，剪刀和碘伏之类也准备齐全，妻子还是担心是否会发生意外。

“你是医生。”我给她打气。

显然妻子对自己不是兽医感到遗憾，但这事主要还是凭三儿的本事，她并没有太多插手的余地。我握住妻子的手，她的手指冰凉。为了安慰妻子，我们十指相扣，为三儿祈祷。

最初的几个小时三儿非常痛苦，这个小母亲呜咽着，呼吸急促，身体抽搐，让人不忍直视。不过三儿是好样儿的，十个小时之后她凭一己之力生下了五个孩子。妻子激动得流下泪水，又跳又笑地抱着我说“生命太他妈的神奇了”。女外科大夫一向注意文明措辞，但此刻她下意识地违背了自己的原则，三字国骂恰到好处地表达了她无以言表的复杂情感。

生产后的三儿把她的孩子护得紧紧的，连我和妻子都不让染指。她给孩子们喂奶、舔毛，寸步不离，对周遭其他的一切都失去了兴趣。妻子感到挺失落的，因为她好心端了鸡汤去喂三儿的时候差点给咬了一口。妻子郁闷地坐在桌前，鸡汤炖了好几个钟头，香气浓得化不开，变成郁结的水蒸气挂在她的额头上。她百无聊赖搅着面前的一锅鸡汤，脸色犹如遭了霜冻的大白菜，水晶吊灯的明黄色灯光不遗余力地扑打着她的脸庞，也不能让她暖过来。

“他妈的，我要自己生个孩子。”她再次打破自己的原则，忽然咬牙切齿地冒出这么一句。

女外科大夫说到做到，几个月后，她就骄傲地挺起了肚子。这对我来说当然是意外之喜，早已放弃催生的岳母也大喜过望。我们不明白她的转变为何如此突兀，但略加思量似乎也不难明白，你瞧，人生并不是一张绘制好的地图，可以胶柱鼓瑟按图索骥。这个简单的道理，我在十六岁的时候就懂了。大仁不仁，万物自有生息，你看到一朵花终于等来她的花期，只需要好好做你的护花使者，便是了。

责任编辑惠靖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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