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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劳动解放思想的本义探析及中国样态

陈福蓉

摘要:马克思劳动解放思想是指导当代人类争取解放的思想标尺和行动路标。“劳动解放人”和“解放人的劳动”是马克思劳动解放思想的本义,其中“劳动解放人”是对“积极的劳动”的肯定,是历史唯物主义建构的根本观点;
“解放人的劳动”是对“消极的劳动”的否定,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最终目的。劳动解放的实现过程实质上是在消除对抗性社会关系对劳动的束缚的基础上,使劳动社会关系回归人本身的过程。劳动幸福论、美好生活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马克思劳动解放思想中国化时代化的中国样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语境中以独具中国特色的理论与实践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劳动解放思想,凸显了中国智慧。

关键词:马克思;
异化劳动;
劳动解放;
中国样态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437(2024)02-0012-06

“劳动”是理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范畴,马克思“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1]。资本逻辑实质上是资本占有劳动以实现增殖的逻辑,其肆意扩张不断消解人在社会历史中的主体地位,将人自身的发展利益和存在价值从社会历史中剔除出去,致使资本主义社会呈现人与物颠倒的主客关系。基于对这一现象的深刻思考和批判,马克思转而以劳动为基点探寻历史存在的基础和人自由发展的动力,提出了经由劳动解放实现人的解放,进而以人的逻辑超越资本逻辑的解决方案。这一方案的提出,意味着马克思在尘世粗糙的物质生产领域找到了人的最根本的本质——劳动,找到了理解一切历史之谜的锁钥,将对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科学阐释置于实体劳动的基础之上,形成了马克思劳动解放思想,进而使其人类解放思想有了更加明确的现实指向性。对马克思劳动解放思想进行系统梳理和深入学习,不仅有助于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而且能够促进现实劳动解放事业的发展。

一、马克思劳动解放思想的本义探析

马克思劳动解放思想包含相互作用的两个方面:“劳动解放人”和“解放人的劳动”。“劳动解放人”是对“积极的劳动”的肯定,是历史唯物主义建构的根本观点;
“解放人的劳动”是对“消极的劳动”的否定,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最终目的。“劳动解放人”和“解放人的劳动”之间存在对立统一关系。一方面,二者之间具有对立性。当“消极的劳动”成为劳动的主要存在状态时,逃避劳动是人们的普遍选择,劳动就难以发挥其解放人的作用。另一方面,二者之间具有统一性。“解放人的劳动”即将人类劳动从各种束缚中解放,使劳动摆脱有害性,从“消极的劳动”转化为“积极的劳动”,从而促进劳动解放人的实现。

(一)劳动解放人:对“积极的劳动”的肯定

在西方传统哲学中,劳动被认为是一种苦难,是人为了生存不得不从事的一种低级活动,并受外在自然必然性的制约。因此,劳动在西方传统哲学中一直处于被贬低的地位。在批判继承前人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马克思将哲学批判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相结合,对“劳动”与“自由”之间的关系进行重新思考,提出自己的观点:劳动不是存在于精神领域的抽象活动,而是存在于现实领域的具体活动,是人的自由自觉的类本质的真正显现,是人获得彻底解放的关键手段。

“劳动解放人”涉及自然和社会两个层面。其一,劳动使人从自然界解放。“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2],是人为了解决自身需要同自然界之间的矛盾而进行的能动性活动。它既体现着劳动主客体双方在劳动过程中的客观必然性,也体现着劳动主体调控劳动客体的主观能动性。通过劳动,人类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展开与自然界之间的物质变换,不断突破自然界必然性的限定,实现对自然界的改造,获得生存自由。其二,劳动使人从不合理的社会关系和社会意识中解放。马克思认为,“人的社会属性同样是劳动的结果”[3],因为人类劳动总是在一定社会关系中进行的,涉及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劳动使人从社会关系中解放即指劳动作为体现人之本质力量的活动,本身就蕴含着解放因素,人们通过劳动推动生产力发展并不断变革自身,使得劳动成为一种能够突破客观社会力量限制,实现自身从异己的社会关系统治中解放,重新成为人之自由本性的社会活动。劳动在解放不合理社会关系的同时也促进社会意识的解放,即无产阶级在劳动过程中意识到自身的被剥削状态,意识到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并产生革命意识,发动推翻现存社会关系和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革命,实现全人类解放。

(二)解放人的劳动:对“消极的劳动”的否定

劳动具有解放人的积极意义是从一般意义上对劳动作用的概括,是抽离掉束缚劳动的各种因素后的理想化表达。实际上,具体社会形态中存在受外在必然性制约而失去自由本性的具体劳动,这些具体劳动非但不能解放人,反而阻碍着人的解放。“解放人的劳动”即解放这些具体劳动,使人脱离对人自由本性产生压抑的强制劳动,从不自由的劳动中解放。什么样的劳动是亟待解放的具体劳动呢?马克思曾说:“劳动的目的若仅仅在于增加财富,在我看来是有害的、招致灾难的。”[4]这种将生产财富作为目的的劳动既指存在于所有社会中的过度劳动,也指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劳动。一是过度劳动,即在时间上或强度上超过了劳动者身体的承受限度,从而对劳动者身心健康有所损害的劳动;
二是异化劳动,即“把自主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也就是把人的类生活变成维持人肉体的手段”[5]57的劳动。过度劳动是劳动“量”的增加而产生的有害劳动,异化劳动是劳动“质”的改变而产生的有害劳动。

通过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进行批判,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社会找到承担劳动解放使命的关键主体——作为现实生产者阶级的无产阶级。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对无产阶级肩负的历史使命和革命地位进行了阐述。他认为,无产阶级是机器大工业的产物,是资产阶级的“掘墓人”,无产阶级最终将会通过共产主义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将自己从异化劳动和过度劳动中解放出来。无产阶级的贫困和受压迫并不是无产阶级或任何某一阶级的状态,而是体现在无产阶级身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人的普遍贫困和受压迫。因此,无产阶级的劳动解放在一定意义上等同于全人类的解放,正如马克思所说:“生产者阶级的解放是不分性别和种族的全人类的解放。”[6]

二、马克思劳动解放思想的实现过程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对《哥达纲领》提出的“劳动的解放”进行了批判。他指出,“‘工人阶级应当解放——解放什么?——‘劳动。谁能理解,就让他去理解吧。”[7]366这里,马克思并不是批判“劳动的解放(Die Befreiung der Arbeit)”,而是批判“Befreiung” 一词表意不清。马克思认为,“Die Befreiung der Arbeit”不是指消除劳动本身,而是指消除束缚劳动的对抗性的社会关系[8]。具体而言,私有制赋予拥有生产资料的资本家剥削失去生产资料的劳动者的权利,使得劳动者在为自身获取生活资料而进行必要劳动的同时,不得不以奴役劳动、地租、剩余价值等形式为剥削阶级进行剩余劳动,从而引发劳动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的对抗。在这种对抗性的社会关系中,过度劳动导致劳动者的自由时间被剥削阶级占有,异化劳动导致劳动成为奴役人的手段,劳动者在过度劳动和异化劳动中呈现片面甚至是畸形的发展状态。因此,劳动解放的实现过程实质上是在消除对抗性社会关系对劳动的束缚的基础上,使劳动社会关系回归人本身的过程。

(一)劳动力社会关系回归:实现劳动力“个人所有”

劳动力社会关系回归是劳动解放的首要阶段,只有当劳动者能够自行支配自身劳动力的使用时,劳动解放才有可能实现。劳动力所有权是劳动力社会关系的核心问题。马克思认为,“所有制是对他人劳动的支配”[5]163,即在具体社会形态中,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关系决定劳动力所有权。在生理学意义上,劳动力作为劳动者自身的本质力量理应归劳动者所有、由劳动者支配,但在具体社会中,劳动力的使用及存在状态实则不受劳动者控制,而由拥有劳动力所有权的阶级所决定。因此,劳动力社会关系的回归即扬弃最终决定劳动力所有权的不合理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实现劳动力所有权回归劳动者个人所有。

劳动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之间的辨证运动体现着劳动解放逻辑与劳动异化逻辑之间的辨证运动,劳动力所有权的历史嬗变正是取决于这两种属性和两种逻辑之间力量的消长。劳动的社会属性主要指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的劳动力所有权的变迁,对应着社会关系造成的劳动异化逻辑。劳动的自然属性主要指劳动本身自然能动性的发展推动社会形态的变化,对应着劳动能动性推动的劳动解放逻辑。在人类由原始社会至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变迁中,劳动力所有权依次由原始共同体、奴隶主、封建主、资本家享有。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资料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劳动力所有权处于由集体所有向自由人联合体中个人所有的过渡时期,劳动力自然能动性虽尚未发展至最高阶段,但党和国家正致力于通过不断改革社会主义制度而逐步打破束缚劳动力发展的社会关系,为劳动力的自由全面发展和劳动解放的实现奠定基础。

总之,劳动力社会关系的回归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劳动力自然能动性的发展和进步将不断打破束缚劳动力发展的社会关系,最终在“自由人联合体”中实现劳动力社会关系的回归,即实现劳动力最终归劳动者个人所有。

(二)劳动者社会关系回归:扬弃劳动者“非人化”

劳动者社会关系回归是劳动解放的第二阶段,主要指劳动者扬弃自身在市民社会中精神领域和肉体层面所呈现的非人状态,升华为“社会化的人类”,实现劳动者社会关系回归和自由全面发展。

资产阶级通过政治解放摧毁了封建社会的人身依附关系,消除了人“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同时运用国家权力确立起资本统治劳动的合法性,造成了劳动者“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9]4,即以物为本的资本逻辑是市民社会占主导地位的运行逻辑,潜藏着人与物颠倒的主客关系,致使劳动者在精神领域和肉体层面在市民社会均呈现“非人化”状态。正如马克思所说:“生产不仅把人当做商品、当做商品人、当做具有商品的规定的人生产出来;
它依照这个规定把人当做既在精神上又在肉体上非人化的存在物生产出来。”[9]171

劳动者在肉体层面的非人化、片面化是由资本主义分工体系对劳动的支配所导致的。劳动者在资本主义分工体系中呈现“非人化”的同时,也在为解放这种“非人化”积蓄力量。机器大工业发展加强了工人之间的合作交流和世界各国之间的商业往来,有利于工人阶级发展丰富的社会关系,形成共同的阶级意识,将分散的解放力量发展为普遍性的世界力量,在各民族之间形成共同利益。同时,资本逻辑在市民社会的运转促使商品成为人们衡量一切活动和关系的准则,塑造出商品在人头脑中的统治地位,马克思称其为“商品拜物教”。这正是资本支配劳动者精神生产致使劳动者在精神领域“非人化”的表征。要消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所造成的精神领域的“非人化”,劳动者就必须“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10],形成革命的阶级意识和共产主义的思想觉悟以打破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精神枷锁。马克思认为,精神解放是无产阶级解放自身的先导环节,能够引领无产阶级挣脱资本统治,扬弃自身在市民社会精神领域的“非人化”。

精神上的强制性和肉体上的片面化致使劳动者在市民社会呈现非人状态,劳动者只有在这种非人状态中不断积蓄解放力量,才能最终扬弃这种非人状态,实现劳动者社会关系回归。

(三)劳动过程社会关系回归:摆脱劳动过程“属他”性

劳动过程社会关系回归建立在劳动力和劳动者社会关系回归的基础之上,标志着劳动解放的完成。劳动过程社会关系的回归即在劳动过程中摆脱劳动过程的“属他”性,使劳动过程真正属于劳动者。

马克思认为,“在奴隶劳动、徭役劳动、雇佣劳动这样一些劳动的历史形式下,劳动始终是令人厌恶的事情”[11]。这些劳动形式虽处于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但具有相同特征,即劳动过程受劳动者以外的人的强制性支配,具有“属他”性。这种属性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极致。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劳动过程中的一切存在都受资本支配、为资本增殖服务:生产资料归资本家所有,在劳动过程中成为支配劳动者的最大力量;
机器在劳动过程中不是作为劳动者的肢体延伸存在,而是作为整个劳动过程的中心、劳动者服务的对象存在;
自然科学与技术在劳动过程中的应用不是为减轻劳动者负担、增加劳动者自由时间,而是使资本尽可能多和快地增殖。这些因素均将劳动过程的“属他”性推向极致。

劳动过程社会关系回归是指联合起来的劳动者,通过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扬弃劳动过程“属他”性,重新将劳动过程置于自身控制之下。当劳动过程由劳动者直接管理和控制时,曾经在劳动过程中占主导地位的资本家就让位于劳动者,“协作中的统一、分工中的结合、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以及作为机器的劳动产品的应用”[12]都成为促进劳动过程自然能动性发展的因素。劳动过程不再是受奴役、受支配的过程,而真正成为劳动者不断接受训练和发展才能的过程,成为劳动者展示自身体力和脑力全面自由发展的过程。

劳动过程社会关系回归必须建立在劳动力和劳动者社会关系回归的基础之上。劳动力仍归他人所有时,劳动过程作为劳动力的展开过程必然由拥有劳动力所有权的人控制;
劳动力重新归劳动者个人所有,劳动者才能自由支配自身劳动力,从而扬弃在市民社会的“非人化”,将劳动过程作为展现自身本质力量的过程,摆脱劳动过程“属他”性。因此,劳动力、劳动者及劳动过程社会关系的回归意味着劳动解放的实现,劳动社会关系获得全面回归,劳动成为真正自由的活动。

三、马克思劳动解放思想的中国样态

马克思曾说,为“我们的共同事业即劳动解放的事业而斗争,共和国的命运要靠他们的力量和智慧来决定”[7]72。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凝聚全党全国的力量和智慧,立足中国社会发展实际,针对中国社会的矛盾问题,在百年探索的基础上提出“劳动幸福论”“美好生活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主张,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对中国劳动解放事业进行布局,从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为在中国和世界范围实现劳动解放贡献中国智慧,形成马克思劳动解放思想中国化时代化的中国样态。

(一)劳动幸福论:社会主义劳动解放的观念复归

劳动幸福已经成为现代社会实现劳动解放的首要问题。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提出:“劳动是一切幸福的源泉。” [13]

“劳动幸福”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从个体层面看,劳动是劳动者获得幸福的源泉。这种劳动必须是符合劳动者意愿的、劳动者可以自主支配的、对劳动者身体健康无害的劳动,劳动者通过在这种劳动中自由发挥体力和智力,实现对自身本质力量的确证,以此获得劳动的成就感和幸福感;
二是从社会层面看,必须通过顶层设计使劳动摆脱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受压迫、受剥削状态,将劳动者从不符合劳动者意愿的强制劳动、不利于劳动者身心健康的过度劳动、不发挥劳动者自主能动性的机械劳动中解放出来,同时最大程度发挥劳动对劳动者自由全面发展的促进作用,使劳动本身成为一种享受。随着社会治理的良性发展和社会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劳动幸福论”已不再是抽象的理论,而成为现实的历史过程。

“劳动幸福”之所以成为社会和劳动者应普遍树立的劳动观念,源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消极的劳动”仍在部分领域内存在。首先,过度劳动、强制劳动降低了劳动者劳动的幸福感和成就感。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主要对长时间的体力劳动对劳动者身体的摧残进行批判,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在价值增殖的意图驱使下不断提高工人劳动强度、延长工人劳动时间,以致劳动成为工人厌恶的活动。在现代社会,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劳动给人的压力更为重要的是给人造成精神上的压力。例如,互联网的普及打破了劳动时间和休闲时间的界限,劳动者不只是在特定场地才能加班,而是随时随地都能工作;
在金融、互联网等以脑力劳动为主的行业更注重智力开发,劳动者面临长期的精神压力,猝死现象时有发生。可见,现代社会劳动给人造成压力的现象仍然存在,只有通过大力发展生产力,提高科学技术在生产劳动中的应用,充分发挥人工智能对劳动的解放作用,才能实现“劳动幸福”观念的复归,推动社会主义劳动解放的实现。

(二)美好生活论:社会主义劳动解放的理论预判

马克思在其著作中以现实的人在自由人联合体中实现劳动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建构起关于美好生活的理论框架,为新时代中国实现人民美好生活提供了理论遵循。“美好生活论”是马克思关于美好生活构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的进一步发展,是马克思劳动解放思想与中国劳动解放实践相结合的结晶,它不仅遵循了马克思对劳动解放的伟大设想,而且结合中国社会具体情况增添了新内容。“美好生活论”系统回答了新时代中国应如何推进劳动解放事业的问题,是对新时代中国劳动解放实现进程的理论预判。

首先,“美好生活论”以人民为中心,倡导人民群众共建美好生活、共享美好生活,这是新时代社会主义劳动解放的内在要求。新时代所要构建的美好生活、所要实现的劳动解放并不是针对某一部分人来说的,而是针对全体人民提出的,它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诉求和利益为出发点,以动员最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共建为发展动力,以解决最广大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为中心环节,以最广大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为落脚点,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在新时代构建美好生活的实践中再次得以凸显。

其次,“美好生活论”要求不应局限于满足人民群众的生存性需要,更应注重满足人民群众的发展性需要。“美好生活论”重在“美好”一词,体现了人民群众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对未来生活的期许,是人民群众在已经满足生存性需要的基础上对“美”的生活环境和“好”的生活品质的追求,反映了人民群众所追求的一种更高级的存在形态和更高层次的生活需要。人民群众所追求的美好生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社会发展而不断提升的。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定义由以满足物质需求为主逐渐过渡到以满足物质、精神、政治、生态等多方面的复合需求为主。

最后,“美好生活论”应注重自然之美的实现。“美”从最直观层面上讲是指自然之美、生态之美。新时代的美好生活是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活,人不再无休止地向自然索取资源,而是以自然承载力为限度,采取各种措施保护自然,建立人与自然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范围劳动解放的中国方案

劳动解放在世界范围内的实现决不是依靠任何一个国家就可以完成的。正如马克思所说:“劳动的解放既不是一个地方问题,也不是一个民族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它涉及所有存在着现代社会的国家,它的解决有赖于最先进各国在实践上和理论上的合作。”[7]171这超越了民族国家的地理环境、制度文化差异,从全人类共同利益角度对世界范围内劳动解放的实现提出了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首次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马克思提出的“世界历史”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语境中的话语表达,是在世界范围内实现劳动解放和构建自由人联合体的中国方案,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世界发展的深切关切,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胸怀天下的博大胸襟。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从“现实中生成出来的现实进步的可能性”[14],其作为马克思所设想的“真正的共同体”的实践方案蕴含着对资本主义“虚假共同体”的深刻批判。

资本主义共同体的“虚假”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根基虚假。资本主义共同体中的劳动是异化劳动,劳动是资本强制下的谋生手段,劳动者被限制在非自然形成的分工中片面、畸形发展;
其二,社会关系虚假。资本逻辑在市民社会的运转塑造出以商品、货币、资本等形式为代表的“物”在人头脑中的统治地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物”的交换价值所掩盖,现代社会日益成为物化的、外在于人的存在。其三,共同利益虚假。作为统治阶级的资本家将自身利益粉饰为社会共同利益,致使劳动者的利益长期受到侵害。

人类命运共同体之所以是世界范围劳动解放的中国方案正是基于几下三点:一是劳动不再以异化状态存在,而是成为真正自由的活动。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劳动者与劳动、劳动资料、劳动产品直接统一,劳动因此不再受资本宰制,而是由劳动者根据社会需要自主支配。二是劳动不再只是创造财富的手段,而是成为创造历史的活动,劳动的地位和价值得以充分挖掘。三是劳动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以联合劳动的形式存在,在联合劳动的基础上劳动者也联合为一个整体,使一切存在及其前提都受“联合起来的人的支配”[9]124。因此,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一切剥削和阶级对立都将被消灭,取而代之的是劳动者之间的大联合,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四、结语

通过对马克思劳动解放思想的系统梳理及21世纪中国劳动解放实现进程的深入透析可知,当前时代发展和科技进步导致劳动方式不断出现新变化,但马克思劳动解放思想仍是指导当代人类争取解放的思想标尺和行动路标。我们必须明晰马克思劳动解放思想的本义,在任何情境下都将马克思劳动解放思想与中国社会发展实际紧密结合,自觉地将马克思劳动解放思想当作反思、批判、解决我国社会中出现的各种劳动问题的理论武器,自觉地以劳动逻辑、人的逻辑超越资本逻辑、物的逻辑,在劳动逻辑与资本逻辑、人的逻辑与物的逻辑的辩证张力中,最终实现劳动人民的自由而全面的解放。我们相信,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在优越社会制度的保障下,我们终将实现劳动解放及至全人类解放,进入马克思所预想的共产主义理想社会。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65.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07-208.

[3]马克思思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301-302.

[4]马克思思格斯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8:231.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68.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8]陈学明,姜国敏.马克思主义的“劳动解放”理论及其对当代中国的启示[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45(04):5-13.

[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52.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174.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850.

[13]习近平.习近平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0-11-25(01).

[14]张一兵.文本的深度耕犁:第1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31.

An Analysis of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Marx"s Thought on Labor Emancipation and Its Pattern in China

CHEN Furong

(Institute of Marxism,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Jilin 130012, China)

Abstract:
Marx"s thought on labor emancipation is the ideological yardstick and action signpost guiding contemporary mankind to strive for emancipation. "Labor emancipation of man" and "emancipation of man"s labor" are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Marx"s thought on labor emancipation, in which "labor emancipation of man" is the affirmation of "active labor" and the fundamental viewpoint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t construction. "Emancipating human labor" is the negation of "negative labor" and is the ultimate goal of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The process of realizing the emancipation of labor is essentially the process of returning the social relations of labor to man himself on the basis of eliminating the shackles of antagonistic social relations on labor. The theory of labor happiness, the theory of a better life, and the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re the Chinese forms that mark the sinic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of Marx"s thought on labor emancipation, which enriches and develops Marx"s thought on labor emancipation with unique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ith theory and practice in the context of the practic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highlights Chinese wisdom.

Key words:
Marx; alienated labor; labor emancipation; Chinese 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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