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延安时期红色经典声乐作品价值研究

[摘要]延安时期的红色经典声乐作品是老一辈艺术家在战火纷飞、物质艰苦的条件下所创作出的宝贵精神食粮，记载着艰苦的岁月中努力奋斗的历史，具有极高的育人价值。1942年5月，毛主席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延安时期的文艺界具有强大的鼓舞作用，涌现出更多经久不衰的文艺作品。在新时期通过对延安时期的红色经典声乐作品的学习、传唱、演出以及对作品的价值探究，可以培养新青年通过音乐更生动的走入延安时期的点点滴滴，不忘历史、不忘初心，带着老一辈不怕苦不怕累的红色精神更加坚定的建设美好明天！

[关键词]“一带一路”；
中外合作办学；
教学管理

[DOI]：10.20122/j.cnki.2097-0536.2024.06.030

一、“红色经典”价值论述

（一）“红色经典”在音乐领域的价值体现

“红色经典”在音乐领域是至关重要的题材，是近代以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国先进音乐文化体系。提到红色音乐就不得不提到延安时期的红色经典音乐，其音乐作品不同于其他时期的红色经典音乐作品。抗日救亡歌咏运动时期著名音乐家张寒晖以抗战为背景创作了声乐作品《军民大生产》，著名音乐家马可以抗战为背景创作的《南泥湾》形象的记录了在陕甘宁边区在党的领导下有序的领导、组织、帮助人民发展生产，增强人民群众实实在在的物质福利。1943年，音乐家安波根据陕甘宁边区劳动模范马巫恩与马杏儿父女的事迹为原型创作的《兄妹开荒》，是秧歌剧运动中产生的第一个秧歌剧，它的主要内容是反映了当时的解放区大生产运动。1944年，诞生于黄土高原地区、由李有源作词的民歌曲调《骑白马》，李涣之作曲的《东方红》，用朴实的语言传递着人民群众的感恩之情。反映出了延安时期的红色经典声乐作品紧贴人民群众，其创作源于群众源于真实生活，音乐艺术不仅作为艺术欣赏的一种重要途径，同时音乐艺术直观的反映了中国近代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历程[1]。

（二）“红色经典”声乐作品的特殊性

“红色经典”以歌曲、合唱乃至民族歌剧等声乐范畴的艺术作品为突出代表，其作品数量多、代表性强、传播力度广。特殊时期依靠歌词传播思想的革命歌曲，体现了用音乐传播革命精神、增强革命信念、获得革命力量的便捷性，很多革命的原理、精神通过深入浅出的歌词和通俗好记的旋律深深的刻在革命军民的心中。延安时期的音乐并不追求阳春白雪，而是要让音乐贴近群众，反映群众的生活，并能让群众都参与进来；
于是，文艺工作者们便发起了群众歌咏活动。[2]

二、延安时期“红色经典”声乐创作的历史价值

（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具体实践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是实践和认识的主体，是创造历史的动力。”红色歌曲源自于中国革命历史，同时也反映了中国近代的革命历史，通过演出传唱引起了广大群众的强烈反响，成为党中央和群众之间的一座桥梁，形成了坚固的民族精神。艺术创作不是空中楼阁，而是现实的抽象映射；
以艺术创作书写革命历史，真实地反映了特殊历史时期的精神文化生活。

（二）“洋为中用”的音乐创作道路的具体实践

延安时期的合唱是传播革命思想、群众歌咏活动的有机结合，其中以《黄河大合唱》最为著名。《黄河大合唱》由光未然作词、冼星海作曲，以黄河为背景，热情歌颂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光荣历史和中国人民坚强不屈的斗争精神，痛诉侵略者的残暴和人民遭受的深重灾难，广阔地展现了抗日战争的壮丽图景，并向全中国全世界发出了民族解放的战斗宣言，从而塑造起中华民族巨人般的英雄形象。[3]共有八个乐章：第一乐章《黄河船夫曲》（混声合唱），第二乐章《黄河颂》（男高音或男中音独唱），第三乐章《黄河之水天上来》（配乐诗朗诵），第四乐章《黄水谣》（齐唱），第五乐章《河边对口曲》（男声对唱），第六乐章《黄河怨》（女高音独唱），第七乐章《保卫黄河》（轮唱），第八乐章《怒吼吧，黄河》（混声合唱），每个乐章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在乐曲开始前都会有一段朗诵作为导引以使乐章之间具有连贯性。它的创作技法丰富，音乐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配器采用“中西合璧”的写法，运用交响乐团+民族乐器的形式，体现了黄河岸边的英雄儿女抗日救亡的英勇精神[4]。

另外，《白毛女》是诗、歌、舞三者融合的民族新歌剧，采用北方的音乐语言、中国的唱念结合的戏曲形式、中国戏曲的分场方式；
配器采用西方的管弦乐队与中国乐器相结合的手法，融合了管弦乐编制的戏剧化的音响效果与民族乐器音色的独特情绪表达；
借鉴了古典戏曲的歌唱、吟诵、道白三者结合的传统，糅合了若干民歌的旋律如河北民歌《青阳传》、山西民歌《捡麦根》、河北民歌《小白菜》等，唱段念白吸收山西梆子的韵味，在西洋化的歌剧形式基础上具有鲜明的中国风味。《白毛女》在秧歌剧的基础上创造了新的民族艺术形式，是中国新歌剧集大成、开先河的重要奠基石[5]。

三、延安时期“红色经典”声乐创作的当代价值

（一）体现民族音乐精髓的传承价值

歌剧是欧洲近代一种综合性的大型艺术体裁。上世纪二十年代，黎锦晖曾写了《麻雀与小孩》《小小画家》等儿童歌舞剧为中国新歌剧的诞生打下重要基础。再到后来，音乐工作者通过深入人民群众的斗争生活，通过开展新秧歌运动和进行秧歌剧的创作实践，才逐渐找到了使歌剧这种艺术体裁在我国得以广泛发展的正确途径。延安时期的新歌剧创作内容紧贴人民大众，创作风格上多是对地方民歌的改编但又在此基础上借鉴西方歌剧的创作原则，尤其《白毛女》的诞生对中国以后自主创作歌剧具有一定的开辟意义，先后在延安演出30余场；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白毛女》逐渐走向世界，将中国“新歌剧”带向全世界[6]。

（二）当代声乐创作及表演的指导价值

延安时期的红色经典声乐作品，不仅是一段光辉的历史记忆，也是一笔宝贵的艺术财富，它们对于当代声乐创作及表演有着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1.经典作品对于声乐创作的拓展和指导意义

①突破了传统的音乐形式和风格，探索了多种新的音乐语言和表现手法

延安时期的声乐创作，不拘泥于既有的音乐范式，而是根据不同的创作目的和对象，采用了多种音乐形式和风格，如大型合唱、歌剧、歌曲、诗朗诵等，实现了音乐形式的多样化和丰富化；
在音乐语言和表现手法上也进行了大胆的创新和实验，如融合了中西方音乐元素，运用了多种调式、节奏、和声、配器等技巧，创造了一种具有民族特色和时代气息的新音乐风格。

《黄河大合唱》为当代声乐创作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在音乐语言上既吸收了西方交响乐和合唱的结构和技巧，又融入了中国民间音乐和戏曲音乐的旋律和节奏，形成了一种独特而鲜明的音乐风格；
在表现手法上既运用了对比、变奏、复调等多种手法来增强音乐的张力和层次感，又运用了诗朗诵、歌颂、呼喊等多种方式来增强音乐的感染力和震撼力。

②紧密地联系着时代主题和人民生活，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和精神追求

延安时期的声乐创作，是在抗日战争的特殊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它与时代的主题和要求密切相关，体现了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反映了人民的思想和情感，表达了人民的精神和理想；
既有歌颂革命、抗日、建设的乐观主义的歌曲，也有描绘人民生活、苦难、渴望的现实主义的歌曲，构成了一幅丰富而真实的音乐画卷[7]。

《保卫黄河》为当代声乐创作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在歌词上运用了大量的比喻、拟人、夸张等修辞手法，如“黄河是我们的母亲”“黄河怒吼着”“黄河水涨起来”等等，使得歌曲具有了强烈的感染力和震撼力；
在旋律上采用了高亢而激昂的调式和节奏，如“保卫黄河，保卫黄河”“打倒日本鬼子”等等，使得歌曲具有了强烈的激励力和动员力。

2.经典作品对于声乐表演的拓展和指导意义[8]

①突出了歌唱者与听众之间的互动和感染力，强调了歌唱者对作品内容和情感的理解和表达

延安时期的声乐表演，是在抗日战争的艰苦环境下进行的，它与听众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和共鸣，体现了歌唱者与听众之间的同心同德、共同抗敌；
不仅要求歌唱者具有良好的嗓音和技巧，更要求歌唱者具有深刻的思想和情感，能够准确地理解和表达作品的主旨和精神，能够用真诚和热情的态度去感染和鼓舞听众[9]。

《白毛女》为当代声乐表演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它要求歌唱者不仅要有优美而富有表现力的嗓音，还要有精湛而富有变化的演技，能够根据不同的场景和情境、运用不同的唱法和表情来展现喜儿复杂而多变的心理变化。

②注重了歌唱者与舞台、道具、服装等视觉元素的结合，增强了歌唱者的表现力和艺术感染力

延安时期的声乐表演，是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进行的，它没有豪华的舞台和灯光、没有精美的道具和服装，但却能够充分利用有限的视觉元素，与歌唱者的声音和动作相结合，形成了一种独特而富有表现力的艺术效果；
既有利于突出歌唱者的主体地位和作品的主题意义，又有利于创造出一种富有象征意义和审美价值的艺术形象[9]。

《黄河大合唱》为当代声乐表演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在舞台上运用了各种不同的服装、道具、布景等视觉元素，与歌唱者的声音和动作相结合，形成了一幅生动而震撼的抗日画卷；
这些视觉元素不仅增强了歌唱者的表现力和艺术感染力，也增强了作品的主题意义和象征意义。

四、结语

延安时期的红色经典声乐作品，不仅具有深刻的历史价值，反映了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英雄主义和斗争精神；
也具有重要的艺术价值，展现了中国音乐家在音乐创作和表演方面的创新和探索，融合了中西方音乐元素，体现了中国音乐的民族性和时代性。对于当代声乐创作及表演有着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形式、风格、内容、技巧等方面的选择，鼓励我们在继承和发展传统音乐文化的基础上，进行大胆的创新和实验，关注社会现实，反映时代精神，以人民为中心，增强歌唱者与听众之间的互动和感染力[10]。

延安时期的红色经典声乐作品，是我们学习音乐、热爱音乐、传承音乐的重要资源，不仅能够丰富我们的音乐知识和审美情趣，也能够激发我们的爱国情感和革命意识。在当下时代背景之下，我们必须更加珍视并传承这些经典作品，充分发挥其在现代社会和音乐领域的深远影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应有的力量。

参考文献：

[1]项筱刚.论“延安时期”音乐创作[J].黄钟（武汉音乐学院学报），2021（3）：15-21+165.

[2]赵宇涛.延安时期音乐创作的历史考察及其当代启示[J].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43（4）：38-43.

[3]潘勋.红色经典音乐的文化阐释——以《黄河大合唱》为例[J].商洛学院学报，2012，26（1）：73-75.

[4]文晓园.古筝重奏《黄河》艺术特色与演奏分析[D].江苏：扬州大学，2022.

[5]漆欣欣.浅谈歌剧《白毛女》的创作特点与艺术成就[J].明日风尚，2019（7）：90.

[6]苏丹.延安时期（1935-1948）延安地区音乐文化的传播研究[D].陕西：西安音乐学院，2016.

[7]鞠宏驰.“小鲁艺”到“大鲁艺”的精神内核与启示[J].交响（西安音乐学院学报），2023，42（4）：143-147.

[8]石苏平.延安时期音乐艺术的价值研究[D].陕西：西安石油大学，2012.

[9]杨阳，黄蓉.延安鲁艺时期陕北民间音乐美学研究[J].黑龙江工业学院学报（综合版），2021，21（5）：148-152.

[10]黄斯绮.冼星海三首不同时期抗战声乐作品音乐与演唱探析[D].广西：广西师范大学，2017.

基金项目：辽宁省教育厅高等学校基本科研项目（青年项目），项目名称：论延安时期“红色经典”声乐作品的价值与意义（项目编号：LJKQR2021029）

作者简介：钱京涛（1982.6-），男，汉族，山东淄博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声乐演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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