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可持续的两党主导体系：政治转型后韩国政党体系演变探析（1987—2022年）

摘要：以党争政治为核心的政党政治是西方代议制民主的本质属性。韩国政党政治因政党间聚散离合频繁饱受诟病，其政党体系不稳定成为学界的主流观点。本文区分政党的变化与政党体系的变化，并基于有效政党数目与制度化两个层面，通过分析政治转型后韩国政党体系的变化过程并探析影响这一变化的主要动因。研究发现：韩国的政党体系受第三党与小党的沉浮影响有所波动，形式上近似多党体系，而实际运行上呈现明显的两党主导特征，整体上属于两党主导体系；
进入三党体系以上的只发生在转型初期、两次总统被弹劾等重大政治事件契机下，并且持续时间都并不长；
韩国政党体系的独特之处在于，在个别政党的制度化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其政党体系仍呈现出两党主导的特征；
这种可持续性由总统制政府形式、选举制度、选民基础决定，短期内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另外，5年总统单任制是1987年以来贯穿韩国政党体系演变的重要影响因素。

关键词：韩国政党体系；
5年总统单任制；
两党主导；
第三党；
竞争主轴

中图分类号：D73文献标识码：A

DOI：10.12186/2024.03.009

文章编号：2096-9864（2024）03-0078-10

韩国政党政治因各政党频繁改名，且政党间聚散离合频繁而饱受诟病，其政党体系不稳定成为学界的主流观点。本文认为，这种观点的弊端在于，其并未严格区分政党的变化与政党体系的变化，也并未整体把握韩国政党体系演变过程及基本特征。基于此，本文首先界定政党体系的概念及判定标准，并以此为基准，科学精细化分析韩国政党体系性质的演变过程，进而探析影响这一演变的主要因素。其次，结合2020年以来的变化，探讨韩国政党体系的延续性与变化性，并对其发展趋势及性质进行整体研判。

一、政党体系的界定：概念及判定标准

D.Maurice［1］认为，一国政治中多个政党共存，政党体系就是各政党间互动的形式和模式。S.Giovanni［2］进一步明确政党体系是“政党间相互竞争而产生的互动体系”。P.Paul和L.J.Erik［3］认为，政党间的互动关系既有竞争，也包括结盟、联合等合作关系，将政党体系定义为政党间竞争与合作的结构。M.Peter［4］综合若干学者的定义，认为政党体系是由各政党以一定的方式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整体，不同于且超越单个政党层面的概念。他进而区分政党的变化与政党体系的变化，主张个别政党层面的变化，如新政党的产生、政党重组、分裂、改名与消灭，若不影响体系内政党竞争的方向或体系内角色，则可视为新生政党代替旧政党，而不能视作政党体系的变化。朴炅美［5］则从继承政党（successor party）的特征角度分析韩国的政党政治，主张韩国的政党虽聚散离合频繁，但政党竞争仍以两个大党为主轴，政党体系实质上仍维持基本的延续性，从而印证了政党的变化与政党体系的变化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纵观各国的政党发展史，经过多次选举个别政党虽有沉浮，政党的制度化水平较低，但其政党体系保持相对稳定的情况也屡见不鲜。综上所述，政党体系是指一国政治发展过程中政党间相互竞争互动的场域，具体表现为主要的政党数量、实力对比和彼此的竞争结盟关系，其核心特征在于政党的数目与互动性质。界定政党体系的类型与性质并非易事，须通盘考虑政党体系的性质与有影响的政党数目［6］88。政党数目层面，学界通常以有效政党数目来划分政党体系［7］。该指标依据各政党在国会的议席数，测量政党体系中实际发挥影响力的政党数目。计算有效政党数目的公式为：

其中，N代表有效政党数目，n代表获得选票（或议席）的政党总数，∑表示加，i代表不同的政党，Pi表示每一个政党在议会中的席位比重或选举得票所占的百分比，分别为议席有效政党数目和选举有效政党数目。直观观察到的政党数量只能反映一国政治中实际存在的政党数，而有效政党数目则可以衡量政党体系中各政党的相对规模和实力，便于分析政党体系的整体特征。根据有效政党数目的具体数值，可将政党体系较精细地划分为一党主导体系（<1.75）、两党体系（1.75～2.25）、两个半政党体系（2.25～2.75）、多党体系（>2.75）［8］。本文在计算议席有效政党数目的基础上，结合政党间实际竞争结盟状况，参考雷伊标准从数量上来界定韩国政党体系简单运用有效政党数目来判定韩国政党体系类型，群小政党与无党派议席容易被忽略，且群小政党的碎片化程度直接影响其数值，因此需要考虑具体的议席分布，进行综合分析，尤其是分析是否存在具备国会交涉团体地位的第三党、其与两大党的竞合关系。韩国现行“国会法”（第33条第1项）规定，议席数20席以上的政党可以单独组成国会交涉团体。

另外，从政党体系的性质角度看，制度化水平是判定政党体系稳定性的另一个重要标准。在一个稳定的政党体系中，主要政党的实力对比、社会基础、生存策略和竞争结盟关系是基本确定的。正如曾庆捷［6］85所指出的，与选举制度、政府模式不同，一国的政党体系不是在宪法或其他正式制度中确定的，而是产生于政治家、政党和选民之间复杂的互动。梅因沃林从政党间竞争模式、政党的社会根基、政党与选举的合法性和政党的组织结构四个维度，较系统地提出衡量政党体系制度化水平的因素［9］。但梅因沃林的制度化考察实际上只涉及政党间关系、政党与社会和政党自身三个方面，显然遗漏了政党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10］。毕竟政党体系指涉的是政党在争取、执掌、参与、影响国家政治权力过程中形成的互动模式。因此，判定政党体系制度化必须综合上述四个维度加以考察。本文基于有效政党数目与政党体系制度化两个标准，综合分析1987年以来韩国政党体系的演变。

二、有效政党数目标准下韩国政党体系的演变

1987年政治体制转型后，韩国真正进入多党竞争的时代，竞争性的政党体系开始正式形成。共同民主党（及前身）和国民力量党（及前身）虽多次发生更名、重组等变化，但作为代表进步系和保守系的主要政党，始终主导着韩国政治。除两个大党外，其他政党也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对政党体系的变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本文的有效政党数目测算基准除国会议员选举外，还考虑了重大的政党合并、分裂、重组等政党体系变化较大的关键节点。由于韩国国会自2004年以来实行一人两票（小选区制为主，比例代表制为辅）混合选举制度，对其只计算国会议席的有效政党数目，分析结果见表1。

由表1可知，韩国的议席有效政党数目最低为1.59，最高为3.33，均发生在转型初期；
其余绝大多数时间段均为2.00～2.75，即属于两党体系或“两个半”政党体系。进入三党及以上体系的只有三次，并且是以经历三次重大历史事件为契机所产生的，即政治转型后第一次国会议员选举（1988.4—1990.1），卢武铉政府末期执政党的分裂、重组（2007.5—2007.8），以及朴槿惠被弹劾引发的多党体系（2017.1—2018.2），并且持续时间都不长。虽然这一期间也有不同的第三党或第三政治势力，时而扮演重要角色，但两大政党始终占据国会绝大多数议席，主导韩国的政党政治。具体分析，1987—2022年韩国政党体系的演变可分为以下五个时期。

（1）转型时期（1987年大选到1992年3月国会议员选举前）：由多党体系过渡到不对等的两党主导体系。转型初期（1987.12—1990.1）有效政党数目在3以上，为较温和的多党（四党）体系，后期（1990.1—1992.3）议席有效政党数目为1.59（＜1.75），属于一党主导下不平衡的两党体系。其背景是前者作为转型后第一次选举，呈现“三金一卢”为代表的高度分裂的地域主义色彩，后者则因人为的三党合并所导致。三党合并开启了保守系（民主自由党）与进步系（民主党）两大党对立的格局，后续也基本维系这一两党竞争格局。

（2）巩固时期（1992.3—2000.4国会议员选举前）：由不平衡的两党主导体系到事实上的两党主导体系，其最显著的标志是1997年12月大选首次实现政权轮替。前期（1992.3—1996.4）有效政党数目为2.0～2.5，形式上介于两党体系与两个半政党体系之间。其间，民主自由党（1995年12月更名为新韩国党）与民主党（1995年9月更名为新政治国民会议）议席一减一升，因第三党不断分裂重组、呈现极端不稳定，实际运行进入相对平衡的两党体系，但前者作为执政党仍保持较大议席优势。后期（1996.4—2000.4）有效政党数目大体为2.5～2.8，属于两个半政党体系，而大部分时期实际上也由两大党主导。1996年4月国会选举后有效政党数目为2.83（＞2.75），体现出新韩国党、新政治国民会议（党）和第三党自由民主联合（党）不平衡的三党体系。此后新韩国党（1997年11月重组为大国家党）实力逐渐减弱，新政治国民会议则逐步上升。这一实力变化也反映在1997年12月的大选中，后者与自由民主联合（党）组成选举联盟，实现首次政党轮替。金大中当选总统后，韩国政党体系呈现为执政党联盟（新政治国民会议及自由民主联合）与反对党大国家党对立竞争的格局，为事实上的两党主导体系。

（3）确立时期（2000年4月—2008年4月国会选举前）：两大党实力趋于平衡，为两党主导体系确立时期。前期（2000.4—2004.4）有效政党数目大体为2.1～2.3，较之上两届显著下降，呈现较明显的两党体系特征。其缘由是自由民主联合（党）脱离执政联盟后，其议席锐减失去国会交涉团体地位，大国家党和执政的新千年民主党（原新政治国民会议）议席则一减一升，形成均势的两党主导。这一格局也体现在2002年的总统选举上，执政党候选人卢武铉获得 48.9% 的选票，力压反对党李会昌（46.6%），大选首次出现两党竞争格局。后期第17届国会（2004.4—2008.4）有效政党数目基本为2.25～2.50，比上一届稍有所上升但没有明显变化。进步系的政党（开放国民党）首次获得半数以上议席，关键得益于卢武铉被弹劾后大幅反弹。大国家党则基本维持上届议席，激进系民主劳动党首次进入国会并获10席，跃升为第三大党。卢武铉政府末期（2007.5.7—2007.8.18）因执政党内部的分裂有效政党数目一度超过2.75，但不久因合并原因，有效政党数目下降至2.3。第17届国会整体上维持两大党加若干小党的“2+N”体系，属于两党主导体系。

（4）再平衡时期（2008年4月—2016年4月国会议员选举前）：两大党议席数发生变化，逐步走向再平衡时期。前期（2008.4—2012.4）议席有效政党数目为2.1～2.5，与上届国会基本持平。在2008年国会选举中，执政的大国家党议席增幅较大，单独过半；
进步系的统合民主党议席数目锐减，但仍然保持第二大党的地位；
自由先进党议席有所上升，跻身为第三大党，仍不能单独组成国会交涉团体。第18届国会整体上呈现出大国家党（2012年2月更名为新国家党）相对独大的局面，但依旧由保守系与进步系两大政党所主导，属于不平衡的两党体系。第19届国会（2012.4—2016.4）有效政党数目为2.0～2.4，较之上届略有下降。新国家党议席数目有所减少但仍保持第一大党地位，民主统合党议席数目则大幅增加，进入相对均势的两党体系。这一点也集中体现在2012年12月大选上，执政党候选人朴槿惠获51.6%选票，打败反对党候选人文在寅（获选票48%），呈现两党势均力敌的竞争格局。另外，除2016年2—4月国民之党从共同民主党分裂出来，导致议席有效政党数目略有上升外，其余时期都在 2.25 以下，维持比较稳定的两党体系。

（5）重塑趋稳时期（2016.4—2022.12）。2016年4月，国会议员选举有效政党数目为 2.65，呈现“二强一中”不平衡的三党体系格局。执政的新国家党（2017年2月更名为自由韩国党）议席数目减少，失去第一大党地位；
共同民主党跻身第一大党；
新创立的国民之党获得38席，跃升关键第三党。进入2017年，有效政党数目突破3，形成短暂的“2+2+N”多党体系（2017.1—2018.2）。其起因是朴槿惠受到弹劾后，正党（2017年1月）从新国家党分裂出来，导致政党体系由两个大党（共同民主党、自由韩国党）、两个准大党（国民之党、正党）和若干小党（正义党、无党派）构成。2018年以后，有效政党数目持续下降，趋向两党主导，其主要原因是正党与国民之党经过多次议员退党、分裂、重组后急剧衰弱，失去第三党地位。2020年4月，国会议员选举有效政党数目为2.09，政党体系又重新回归到之前的两党主导体系，第22届国会议员选举有效政党数目为2.19，与上一届基本持平。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韩国政党体系中的议席有效政党数目虽有起伏变动，但亦呈现稳定的特征，尤其是2000年后这一格局日趋稳定，整体趋向两党或两党主导体系。

三、制度化视角下韩国政党体系的演变

政党体系的制度化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政党在大选中获胜而执政的能力；
二是政党间实力（国会席位）对比变化；
三是政党的选民基础；
四是政党的制度化水平［11］。以下从上述四个层面分析政治转型后韩国政党体系呈现整体稳定、部分发生变化的特点。

1.韩国政党体系的整体稳定

其一，1987年政治体系转型以来，现共同民主党（及前身）和国民之力党（及前身）两大政党轮流赢得总统选举，并且以10年为周期交替执政，其他道（广域）市与地方各级选举也都由这两大党主导。从执政机会和掌权能力层面看，其他党则不具备这种实力，其两党主导性质非常明显。

其二，以国会各政党的议席数为基准，国会自1990年三党合并以后也一直由两大政党主导。国会中最大政党所获议席没有超过70%（若超过则可视为一党主导体系），且两大政党席位总和超过90%，视为两党竞争的政党体系。国会大党议席比率见表2。从表2可知，韩国的政党体系大多数时间都符合这一条件，尤其是2000年以后这一趋势更加明显，趋于较稳定的两党主导体系。以2020年国会选举为例，因首次实行准联动型比例代表制，参加比例代表议员席位竞逐的政党高达35个，但在300个议席中两大政党（包含其卫星政党）共占据283席，占比为94.3%，创历史新高。

其三，从政党认同与选民基础看，韩国两大政党的名称虽有变化，但其主要政纲没有发生明显变化，选民对两大政党的支持仍保持较大稳定性。以第20届国会选举为例，2016年国会选举国民之党跃升为第三党，这在很大程度上缘于部分选民对两大政党均不满转而投向国民之党。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选民完全背弃了对两大党的支持，两大党的选民基础仍较稳固。相反，国民之党、正党和其他多数群小政党作为新生的（从两大党分离出来）分离政党，其人员构成、理念、政策均不稳定，缺乏可持续的固定的选民基础［12］。2020年国会选举第三党与群小政党议席数目锐减甚至泡沫化，便证明其选民基础的脆弱性。

2.韩国政党体系的部分变化

韩国的政党体系在维持两党主导、整体稳定的同时，在政党内部与政党间互动层面还存在一定的不稳定因素。

其一，两大党自身都经历过分裂、重组。首先，进入21世纪共同民主党（及前身）经历三次大的分裂和重组：第一次是卢武铉执政后，开放国民党从新千年民主党分离出来，在2004年选举中成为第一大党；
第二次是开放国民党经过分裂和重组（2007.5—8），组建大统合民主新党；
第三次是2016年2月，国民之党从共同民主党分裂出来。其次，国民之力党（及前身）在2000年以后保持相对稳定。除2017年1月正党从新国家党分裂出来短暂存在外，其余时期仍保持基本稳定。

其二，两大党内部的派系政治与分歧。首先，就共同民主党（及前身）而言，除因党内分歧曾先后发生三次大的分裂和重组外，党内还长期存在亲卢（武铉）主流系和非卢派系间分歧，在卢武铉执政时期和2015年党代表选举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其次，在国民之力党（及前身）内部，主流与非主流派系之间也长期存在分歧，典型的有亲李（明博）派系与亲朴（槿惠）派系间分歧。例如，2008年国会选举，大国家党主流派（亲李派系）大举刷掉亲朴派系候选人，导致其脱党组建“亲朴连带”参选。朴槿惠当选总统后，转而出现亲朴派系排挤打压亲李派系的情形。这些党内派系政治分歧，折射出在以理念对立为竞争主轴的两党主导体系下，其他利益或价值的多元诉求在党内的表现形式。

其三，其他群小政党的不稳定性。韩国政党体系虽由两大党主导，但始终不乏有一定影响力的第三党或小党，其沉浮变化比较频繁。首先，第三党方面有20世纪90年代的统一国民党和自由民主联合（党）、2016年的国民之党和正党，都历经崛起、衰弱、泡沫化直至被合并或消亡的阶段。现存的仅有国民之党，且只维持3席比例代表议席。其次，激进系政党也经历多次分裂和重组，其起源是2000年成立的民主劳动党［13］。2008年进步新党从民主劳动党分裂出去，2011年民主劳动党与国民参与党（亲卢武铉系，以柳时敏为党代表）、进步新党内脱党派（新进步统合连带，现正义党前身）合并组成统合进步党（2014年被韩国宪法裁判所强行解散）。2012年进步正义党又从统合进步党分裂出去，后改名为现今的正义党。现正义党作为代表激进系的主要政党占据6席，为国会第三大党，而2024年第22届国会选举遭到全军覆没，能否东山再起尚需观察。

综上分析可见，政治转型后，韩国的两大党虽经历更名、重组，但选民基础仍保持基本稳定；
政党间合并、重组也大体在进步系、保守系、激进系内部发生，群小政党大多分别合并于其主要政党；
政党体系始终由代表进步、保守的两大党主导，并维持整体稳定。

四、两党主导体系可持续性的原因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1987年政治转型以后韩国的政党体系属于整体稳定、部分变化的两党主导体系。一方面，无论是议席有效政党数目，还是两大党在国会的席位与占比，都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
另一方面，无论主要政党还是群小政党都不同程度经历分裂、合并、重组。这种政党体系的部分变化与整体延续性，其原因可以从以下三个层面进行分析。

1.总统单任制

如上所述，韩国政党政治的显著特征，就是以两大党竞争为主轴，政党间聚散离合频繁。究其原因，这与1987年以后实行的5年总统单任制密切相关。5年单任制的明显弊端就是总统在任前期“执政党的总统化”和任末“跛脚鸭”现象助长执政党内派系矛盾，致使政党合并、分裂和重组［14］。

其一，总统执政前期为掌握政局主导权，致力于创立或塑造总统政党，导致执政党更名或政党间重组影响政党体系，如卢泰愚时期三党合并诞生的民主自由党（1990年）、金泳三时期新韩国党（1995年）、金大中时期新千年民主党（2000年）和卢武铉时期开放民主党（2003年）。李明博执政初期，亲李（明博）派系与亲朴（槿惠）派系间矛盾导致后者大规模脱党参选。朴槿惠掌握党权（2011年11月）后才实现基本统合，大国家党也更名为新国家党（2012年2月），但派系矛盾依然严重。

其二，单任制下任期末总统支持率低迷，临近大选时总统对执政党的影响力显著下降。执政党若不能推选出有竞争力的总统候选人也会发生分裂，由此引发政党间重组对政党体系产生冲击。例如，金泳三执政末期，李仁济脱离新韩国党创立国民新党，新韩国党则由李会昌主导与进步系小党合并创立大国家党；
卢武铉执政末期，开放国民党经过分裂、重组，组成大统合民主新党；
朴槿惠执政末期，围绕弹劾朴槿惠新国家党内亲朴与反朴势力严重对立，导致正党分裂出走，新国家党也更名为自由韩国党。

其三，总统制政府形式下，国政运营通常以单一政党为核心进行，与议会制不同，除执政党外，其他政党很难参与联合内阁。没有赢得总统选举的第三党与小党在大选后小党化、泡沫化甚至消亡，因而也选择在大选前与两大党合并或合作。2022年大选前夕，曾任第三党代表的安哲秀（国民之党）宣布支持国民力量党候选人尹锡悦，该党也被合并于后者。韩国政治自转型后，两大党以10年为周期（实际上执政党通过重组，实现连续赢得两次大选）轮流执政，政党体系仍维持较稳定的两党主导体系。

总而言之，韩国政党间聚散离合以总统（人物）与总统职位竞争为核心进行，总统卸任后其政党也大多会退出历史舞台，政党制度化水平较低。韩国政党体系的独特之处在于，在个别政党的制度化水平较低的情况下，政党体系仍呈现收敛于两党主导的特征，其重要原因就在于5年总统单任制。

2.选举制度

选举制度也是影响一国政党体系的重要因素。首先，根据迪韦尔热定律，在“小选区-相对多数制”占绝大多数的选举制度下，选民的投票趋向更集中于两大政党，从而倾向于产生两党主导体系。自2004年以来，韩国国会选举实行“一人两票并立且小选区为主”的混合选举制度，即选民将一票投给小选区的政党候选人，将另一票则投给支持政党，小选区内获得相对多数的候选人获胜。其次，在总统制政府形式下，在大选（总统选举）实行一轮相对多数制的条件下，第三党或群小政党与两大政党之一联合才有胜算的可能，比起采取两轮多数制更容易形成两党主导体系［15］。政治转型后，韩国总统选举也一直采取相对多数制，尤其是在2000年以后地域主义弱化、两大阵营竞争加剧的情况下。即便在特殊情况下，如保守系（2007年）、进步系（2017年）政党明显占优势条件下，有依靠个人影响力参选的第三候选人（2007年保守系的李会昌、2017年中道进步倾向的安哲秀），其败选后所属政党（自由先进党、国民之党）也未能跻身为主要政党。同时，在现行国会议员选举制度下，在小选区议员选举中，小党只有与两大党之一结盟并获得候选人资格后才有机会赢得议席。例如，2012年国会选举中，激进系统合进步党获得小选区7个议席，关键原因在于与第二大党统合民主党实行了选举联合。即便是比例代表议席，小党也受到制度性限制的歧视：只有获得政党得票率3%以上，或者在小选区内获得5席以上才可以分配议席，况且整个议席中比例代表议席少之又少，群小政党即使获得议席数目也非常有限。

3.选民基础

政党体系是社会裂痕结构通过选举在政治层面的反映，政党-选民关系，尤其是政党的选民基础将直接影响政党体系的变化［6］89。所谓社会裂痕，就是围绕社会主要议题形成的核心意见分歧，通常在选举中以政党间理念与政策竞争为主轴体现，如围绕经济、社会政策的“左右之争”和社会中围绕某些特定议题（如宗教、族群等认同方面）形成的对立结构等。

韩国政党政治的显著特征，就是进步与保守两大阵营对立［16］。韩国政治转型后，其政党政治就逐步形成了以“地域”“理念”“对朝政策”为主轴的两极对立，共同民主党（及前身）和国民力量党（及前身）竞争就是这种二元政治的典型代表。前者基于湖南地域，代表进步理念；
后者基于岭南地域，代表保守理念。进入21世纪以后，与韩国社会的“南南冲突”相结合，理念分歧逐步成为政党竞争的主轴，进步、保守成为区分韩国政党身份的核心标签。除两大党外，进入政党体系的其他群小政党也无一例外地被纳入两大阵营竞争格局。

这种两大阵营对立、竞争的格局包含两个重要特征。一是理念对立是竞争的主轴，尤其是围绕对朝政策、“南南冲突”形成的进步与保守之争最为明显。转型以后，韩国的政党竞争主要围绕半岛和平与社会福利议题展开，但针对前者议题两党都保持一贯性，且居于主导地位，对于后者则呈现出复杂甚至矛盾的立场。例如，虽然新国家党（国民力量党前身）与资本、财阀等右翼势力关系更为紧密，但在2012年大选中新国家党因大力主张经济民主化、纠正财阀不公正行为等而赢得大选。反观共同民主党在经济、社会福利等议题方面，党内存在诸多分歧，两党在经济政策上均呈现新自由主义基调，经济、社会议题未能独自成为竞争主轴。二是就理念对立而言，呈现保守、中间、进步选民并存且势均力敌的格局。主要的舆论调查显示，自2002年以来自认为既不是进步也不是保守的中间选民占多数，这也使得两大党尽力争取中间立场或“摇摆”选民。近期的选举结果表明，两大党获胜的关键原因在于足够争取中间选民的支持［17］。但结合支持两党的进步、保守核心选民，两党都有不可忽视的铁杆支持者（大约各占25%～35%），从而使得两大党又不能完全疏忽这些诉求，两党竞争整体上呈现中间保守与中间进步间对立的态势，形成两大党主导选举的竞争格局。

事实上，2020年国会议员选举中共同民主党与国民力量党两党的席位相差虽然较大，但仔细分析，两党在小选区获得的支持率分别为49.9%和41.5%，相差不大。在小选区相对多数制下，得票率轻微的变化都可能带来议席的较大变动，而在政党得票率方面后者反而高于前者，这反映在其所获比例代表议席上（分别为17席、19席）蕴含着两党势力随时可能变化的因素。选举的投票率高达66.2%，创1992年以来历史新高，两大党所获议席比率占94.3%，这表明两大阵营选民高度凝聚和被动员。而在2022年大选中，两大党候选人得票率差距仅为0.73个百分点，支持率相加高达96.39%，其两党主导特征更加明显。

理念问题上的进步与保守对立，围绕经济、社会议题的左右之争，都促使两党体系的形成。尤其是对朝政策、南北关系及与此相关的民族或国家认同，仍是政党竞争的主轴，两党又有较稳定的湖南、岭南地域支持，这就奠定了两党主导的选民基础。因此，即便有第三党出现也不久就泡沫化，政党体系仍维持较稳定的两党主导体系。

五、结语

通过分析可知，政治转型后30多年来（1990年三党合并后），韩国两大党始终主导政党政治，政党体系整体上保持稳定，究其主要原因：一是小选区与相对多数制相结合的议会选举制度；
二是围绕政党竞争的主轴，两党均有较坚实的政治社会基础，尤其是两大党都具有理念与地域相结合的较稳定的选民基础；
三是相对多数制与5年单任制相结合的总统制。

选民基础在短期内不会发生重大变化或根本重组，而选举制度的重大变化将直接削弱两大党的地位，因此其发生改动也很难突破两党主导格局，政党体系在短时期也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例如，2019年底通过的《选举法》修正案，原草案规定国会300个议席中比例代表为75席且实行完全联动制，但因共同民主党反对，最后比例代表缩减为47席（2024年又缩小为46席）且设置联动上限30席，政党得票的联动比率也下调至50%。况且，2020年选举中两大党相继成立卫星政党，使其修订有名无实。

另外，5年单任制与相对多数制相结合的总统制，进一步强化了韩国两党主导的政党政治特征。无论是小党（如2012年统合进步党）、第三党（如1997年自由民主联合）还是第三政治势力（如2011年朴元淳），均可能对两党主导格局构成一定的挑战，但又不能完全取而代之，必须与两大党之一进行一定的携手联合才可能获胜或维持其政治地位。同时，这种影响又是相互的，两大政党面对新的环境做出的回应，立场调整、选举策略也非常重要。现今面对2024年国会议员选举，无论是共同民主党还是国民力量党，与同属进步系（祖国革新党）、保守系小党（改革新党）和无党派议员间的复杂关系与互动，都将对两党主导体系产生一定的影响。

后续影响韩国政党体系走向的还有以下几个重要因素。首先，经济、民生议题等新的竞争主轴导致的选民基础分化对两党主导的冲击，尤其是占整个选民1/3以上的“20”“30”世代（18—39岁，包括刚满18—19周岁的首投族）年轻选民的支持。其次，两大党重新定位、增强凝聚力和扩大其外延问题。两大党在稳定基本盘的基础上，如何争取中间选民与“摇摆”选民，并且平衡两者是两党都面临的关键问题。再次，制度因素可能的变化。现今5年总统单任制是1987年政治转型以来贯穿韩国政党体系演变的重要影响因素，如修宪实行任期缩短为4年且允许连选连任，推行准联动型比例代表制，禁止成立比例卫星政党等，这些都可能对未来的韩国政党体系产生较大影响。

以党争政治为核心的政党政治是西方代议制民主的本质属性。在已有关于韩国政党体系的研究中，因政党更名、分裂重组频繁，其政党体系不稳定成为学界的主流观点。本文区分了政党的变化与政党体系的演变，并从有效政党数目与制度化两个层面，系统分析了政治转型后韩国政党体系的变化过程及其主要动因，发现：韩国的政党体系虽受第三党与小党沉浮的影响有波动，形式上近似多党体系，而实际运行上呈现明显的两党主导特征，整体上属于两党主导体系；
进入三党体系以上的只发生在转型初期、两次总统被弹劾时期，并且持续时间都并不长；
韩国政党体系的独特之处在于，在个别政党制度化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其政党体系仍呈现出两党主导的特征；
这种可持续性由总统制政府形式、选举制度、选民基础决定，并且短期内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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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侯圣伟］

收稿日期：2024-03-11

作者简介：李春福（1976—），男，黑龙江省五常市人，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郑州轻工业大学特约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比较政治、政党政治、韩国政治与外交、东亚政治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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