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宫廷乐器考（下）

（接上期）

在乐器制作上，宋代大多遵循古制。而在演奏上，则注重按月用律与一字一音。按月用律承自唐代，意味着每月选用不同的音律作为主音，构建和谐音乐。一字一音则强调歌词与音符的精准对应。这种风格不仅融合了自然节律与语言，还体现了宫廷音乐的和谐统一。同时，宋代的礼乐活动深受自然观影响，乐器的使用与配置均遵循“八音分类法”（金石为先、八音相协），这既符合古代阴阳、五行、八卦、术数等传统思想，也展现了追求阴阳和谐之道的审美理念。如，以玉石雕琢的磬，象征男性的“至阳”之气，置于北方；
金属铸造的钟，则代表女性的“至阴”之韵。两者并奏，寓意阴阳交合，达到“天人合一”的和谐境界。这种阴阳交合的观念至少源自汉代。自古以来，“乐源于天”的观念深入人心。五声各阶名之命名源于星宿之名。五声之根本，是阴阳相互呼应之结果。律法有十二种，其中六阳称律，六阴称吕。六律用以统领气息、模拟万物；
六吕则用以汇聚天阳之气以发声。阴阳相互协调，天气与地气相合，便产生了风。《前汉书·律历志》所言：“天地之气合而生风，天地之风气正，则十二律定。”[26]两汉之际，给音律配卦，便是“天人合一”宇宙观念下的产物。秦汉之际，阴阳家之言几乎完全混入儒家，产生天人感应之说，即认为天道与人事之间互相影响。阴阳家巧妙地将五行、四方、四时、五音、十二月、十二律、天干地支乃至数目等众多元素融为一体，从而构筑了一个全面而系统的宇宙体系。《周易》有云：天道阴阳，地道刚柔，人道仁义。这即指天以阴阳为法则，地以刚柔为规律，人则以仁义为行为准则。此外，律吕的和谐与阴阳的交融相互呼应，十二律与十二节气一一对应，律长八寸，恰似八卦之形。伏羲氏曾运用律吕和五声，施于八种乐器之上，汇集成乐，旨在调理天地之气，沟通神灵，进而类推出万物的情态。这种精妙的对应关系不仅深化了音乐与自然的内在联系，更展现了古人对于宇宙万物和谐统一的深刻理解。

在宋代，众多宫廷乐器如两仪琴、十二弦琴、闰余匏笙等，均成为“以气论乐、以数相和”礼乐文化理念的生动载体。这些乐器不仅承载了天地、道德、阴阳、五行、八方、八气、十二律等丰富象征，更在制作与演奏实践中，体现了对汉代“乐以象天”“天人合一”宇宙观的继承与弘扬。通过精妙运用十二律，音乐家创作出既契合自然法则又极富艺术感染力的音乐作品，以律吕调和五声，达到八音和谐的美妙境界。这样的音乐，旨在以和谐之音统一天下人心，以合德之乐感化众生，整饬风俗，引导人们归于正道。同时，宋代宫廷音乐也深刻反映了天地间的自然法则，以之治理百姓，使仁与义成为社会的基石。这一理念与孔子所倡导的“颂古非今”、强调雅颂正声方能“和人心”的思想紧密相连。北宋理学家张载曾言：“声音之道与天地通，蚕吐丝而商弦觉，木气胜则金气衰，乃此理自相应。今人求古乐太深，始以古乐为不可知，律吕有可求之理，惟德性深厚者能知之。”[27]音律之道与天地相通，只有具备深厚德性的人，才能洞悉其中的奥妙。他认为，凭借“德性之知”，人们能够深刻认识世间万物，实现内心的和谐与圣明，进而与天下人心意相通。在张载看来，万物的生长繁盛依赖于人的仁德滋养；
以道义相待，事物便会顺应天地之道，自然向善向好。它深刻体现了宋人对修身养性、立功立德之人的敬仰与推崇。可见，宋代宫廷乐器及其所承载的礼乐文化理念，不仅展现了中华民族对音乐与自然、人事、宇宙关系的深刻理解，也体现了在音乐创作和演奏中对和谐与平衡的不懈追求。并且，这种追求对后世乐器制作和音乐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中华民族音乐文化中“和谐”理念的宝贵遗产。

宋代统治者们也极力效仿儒家传统雅乐审美观。如，以宋徽宗的复古意愿为例，“昔者，先王治定而制礼，功成而作乐，以合天地之化。夫乐者，天地之和也；
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乐由天作，礼以地制。过制则乱，过作则暴。明于天地，然后能兴礼乐也。论伦无患，乐之情也；
欣喜欢爱，乐之官也。中正无邪，礼之质也；
庄敬恭顺，礼之制也。若夫礼乐之施于金石，越于声音，用于宗庙社稷，事乎山川鬼神，则此所以与民同也。乐之数六，文之以五声，播之以八音，有序有政，和邦国，谐万民，悦远人，作动物，然后神示人物以和……？”[28]可知，古代先王在治理国家、安定社会之后，会制定礼仪和音乐，以此来与天地自然的变化相和谐。其中，“乐之数六”指的是音乐的六律，即黄钟、太簇、姑洗、蕤宾、夷则、无射六个音高；
“文之五声”指的是宫、商、角、徵、羽五个音阶。这些音乐元素通过演奏八种乐器（即八音），形成了有序的音乐政体。音乐的这种有序性和规范性，不仅能够调和邦国、和谐万民，还能够使远方的异族感到愉悦，激发动物的情感。最终，这种和谐的音乐还能够感动神灵，使天地人神都处于一种和谐的状态。这些都深刻表明徽宗对于礼乐制度的重视和推崇，认为它是维护社会秩序、促进和谐的重要手段。“通过效仿古代贤明君主，重构理想的大同社会，宋徽宗把自己美化成为一个嗣成天命的合法皇帝，祖先的孝子贤孙，爱护百姓的仁君，以及继任者的光辉榜样。”[29]《礼记》言：“音乐是服务于整个社会的管理，实现大同世界的手段。”[30]“大同世界”是由孔子提出的，它与“世界大统”有着根本上的不同。何为大同？《礼记·礼运》篇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
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31]它描述了一种理想的社会状态：“当大道得到实行时，天下成为众人共有的乐园，贤能备受推崇，诚信成为人际关系的基石，和谐在每个人心中生根发芽。人们的爱心不仅局限于至亲，更如涓涓细流般滋润着每一个生命。老者得以安享天年，壮者在广阔的舞台上施展才华，孩子们在知识的海洋中自由遨游，茁壮成长。这里无需勾心斗角，更不见盗窃、叛乱与贼害之影。家家户户门都不需要关闭大门，信任与安宁充盈在每个角落，这便是人们心中的大同世界。”虽然这份描绘带着一抹理想的光辉，但它却深刻反映了古人对于和谐社会的执着追求与无限憧憬。

笔者认为，若想实现“天下为公”的大道，需要每个人在自己的小世界先有一个大同，这样才有可能发展成为全世界的大同。个人的“大道”，便是每个人养天地浩然之正气，存有仁义之心。《礼记》云：“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32]乐为天地之和，礼为天地之序。“乐”代表和谐，“礼”代表秩序。礼乐相合，百物皆化。“仁近于乐，义近于礼。”[33]天地有仁，美在成久。修仁实为修心之道。天地展现其仁爱，其美在于经久不衰。此中深意，敦促人们要像天地一样，怀揣仁爱之心，无私地关爱和滋养他人。同时，也应追求那历久弥新的美，通过时间与努力，让美得以成长和升华。它传递出一种生活态度与价值观，即要尊重自然、关爱他人，追求恒久而有意义、有深度的美，并不断持续提升自身的品德与修养。宋代以宫廷乐器为载体，通过“礼乐相合”的审美体验，人们得以深入明礼悟道，效法先贤圣德，于内心深处修身养性，从而不懈追求那“天人合一”的生命至高境界。在此过程中，敬畏之心油然而生，博爱之情溢于言表，慈悲之念深植于心，至善之道践履于行，进而实现物质丰盈、精神充实、灵性升华的三重和谐统一。每个人均以回归本源、唤醒本我、回归大我为终极目标，致力于努力修为自身，以期达到心灵的开悟状态，深刻体悟到生命内在的圆满与自足。这种追求不仅是对个体生命价值的探寻，更是对宇宙本源和大道真理的向往与回归。同时，将个人理想与社会理想紧密相连，心怀大爱，关爱他人，共同为构建一个尊老爱幼、和谐共生的美好社会贡献力量。站在万物一体、视万物为己的高远境界，得以更深刻地认识、理解和改造世界，这便是天地之大德与至美的完美展现。如此，人们不仅能够实现个人的生命升华，更能够推动整个社会的和谐与进步，共同谱写一曲宇宙间最动人的生命乐章。

纵观宋代宫廷乐器文化的建设历程，其所付出的种种努力，均旨在复兴儒学，重振儒家纲常伦理，大力推广“仁道礼乐”，以调和人心、涵养德性人格。宋代渴望重现三皇五帝之圣王风范，重兴夏商周三代之盛德之治，从而巩固政治制度与人伦纲常的秩序，并使之传至千秋万代。可见，宋代宫廷乐器成为了礼乐文化的重要载体。通过推行“雅正之声”，排斥胡夷音声，宋代宫廷乐器不仅宣扬了古圣先贤的崇高品德，更在潜移默化中感召人心，培养了人们的家国情怀和宇宙意识，旨在实现个人的“大道”和“大同”，从而构成了宋代宫廷乐器功能价值观、审美情趣以及思维方式的核心特征。这一文化实践不仅体现了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与道家的“道法自然”和佛家的“无我观”思想相互交融、互补共进，更彰显了宋代宫廷乐器文化“复礼归仁，宣德达情”的根本宗旨。在这一文化实践中，宋代宫廷乐器不仅成为了传承和弘扬儒家文化的有力工具，更在塑造时代精神、引领社会风尚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结语

宋代的统治者和提倡“尊王攘夷”之说的宋儒们试图借助雅乐的威力宣扬皇命天授，以期教化民众、稳定和统一王朝秩序，其重视程度并不亚于周代，堪称中国古代历史之最。宋代通过构建以宫廷乐器为载体的礼乐文明，宣扬古圣先贤之圣德，以寓托礼制之精神，重构维系社会结构之价值力量，力阻国势颓萎之局面，并将复古之风推向高潮。其根本目的在于“礼乐治天下”：施之于臣民，使得上下纲纪严正、遵礼守分，亦能维护天子正统地位，临朝天下；
运用于家族宗族，稳固亲情伦理，体现道德伦常。在动荡不安的严峻形势下，实现人伦教化和治世功能，维持和推动国家运作，利于君权巩固、恢复国家安治平稳之政局。宋代统治者们对雅乐的推崇与实践，不仅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扬，更是对当时社会政治现实的深刻反思与积极应对。

穿越历史的长河，应辩证地来看宋代宫廷乐器的制作与实践问题。一方面，宋代的复古运动与政治、文化因素等密切相关。受儒家传统雅乐审美观念的影响，将乐器的制作、实践附会上儒家纲常伦理、阴阳五行学说、天文历法以及十二律等外界因素的意义，导致部分乐器构造趋同、性能相近。这既是复古运动的体现，也反映了当时对乐器制作规律的某种忽视。另一方面，宋代的宫廷乐器的选材、制作、设计、实践等每一环节，科技、哲学、政治、艺术、伦理等方面的内容都蕴含其中，体现了宋代宫廷乐器制作理念的整体性、系统性与全面性。宋人以乐器模拟自然万物，融合形态与事理，引导众人。其音乐顺应阴阳之理，召唤天地之和，感知万物，端正人心。宣扬古圣之德，旨在教化人们“明天理、禁人欲”，培养“中正平和、孝悌忠信”的理想人格，实现音乐的教化功效。尽管部分宫廷乐器陷入形式主义，过于强调礼教而忽视乐器自身发展和音乐艺术性。但它们所追求的“天人合一”“大同世界”的宇宙观，仍是儒释道生命观在音乐中的体现。宋人寄望乐器能“载道”与“言志”，展现了他们对生命高境界的追求，也体现了中华传统音乐文化对内在“和合”心境的崇尚，其深远价值不言而喻。

总之，宋代宫廷乐器远非仅仅作为音乐演奏的工具，它们承载着深厚的文化意蕴，是历史、文化、礼仪、政治、宇宙观和人文理念等多重维度的融合体现。在国家礼乐活动中，这些乐器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不仅用以演奏庄重的旋律，更通过其独特的音色和演奏方式，传达出宋代文化的独特韵味和深厚内涵。它们不仅是宋代宫廷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传承和弘扬宋代文化的重要载体，也为后人展现了那个时代的精神风貌和文化底蕴。

参考文献：

[26]丘琼荪著：《历代乐志律志校释》第一分册，人民音乐出版社，1999年，第144页。

[27][元]脱脱等撰：《宋史》卷一二六（乐一），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065页。

[28][清]徐松著：《宋会要辑稿·选举七》，刘琳，刁忠民，舒大刚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5405页。

[29]林萃青著：《宋徽宗的大晟乐：中国皇权、官权和宫廷礼乐文化的一场表演》，选自《宋代音乐史论文集：理论与描述》，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2年，第85页。

[30]戴圣著：《礼记》卷一九，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490页。

[31]戴圣著：《礼记》卷十八，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8页。

[32]（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第三十八《乐记》，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第 1113 页。

[33]戴圣著：《礼记》卷十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9页。

（全文完）

作者简介：彭俊园，南京艺术学院博士，大连大学音乐学院讲师

本文为2021年江苏省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项目编号：KYCX21—1997）的研究成果。

猜你喜欢 礼乐宫廷天地 《礼乐》系列刊物述论中国音乐学(2021年4期)2022-01-12周人传统与西周“礼乐”渊源音乐研究(2019年5期)2019-11-22A Magic Train Trip动漫星空(兴趣英语)(2019年11期)2019-11-07A Talking Pug动漫星空(兴趣英语)(2019年10期)2019-10-16夕为“皇室宫廷饮” 今入寻常百姓家贵茶(2018年6期)2018-05-30拾天地之荒海峡姐妹(2017年9期)2017-11-06浪漫宫廷风采童装(2017年2期)2017-06-01用庄严礼乐慰英灵励军民军营文化天地(2017年12期)2017-03-01宫廷古法白米饭儿童故事画报(2016年5期)2017-02-07热闹的宫廷小布老虎(2016年2期)2016-1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