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教育规模与质量：哪个更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王树娟

摘要：“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实现共同富裕进程中最重要的环节。职业教育在我国教育中具有重要作用，实证研究表明无论是职业教育规模还是质量都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而职业教育规模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更大作用。分地区研究表明，东部地区职业教育规模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作用更大，中部地区职业教育提升教学质量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作用更为明显，而西部地区职业教育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效果远超东、中部地区。

关键词：职业教育规模；
职业教育质量；
城乡收入差距

党的十九大指出“我国当前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其中城乡收入差距是我国发展最大的不平衡［1］，发展短板是农村［2］。“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持续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让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共享发展成果，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掉队、赶上来”，然而“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是农村”。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必须提升居民收入、缩小收入差距［3］。

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是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及纾解农民就业增收，缩小城乡差距的重要途径之一［4］。农村劳动力转移及其就业质量受农民教育程度及人力资本的影响［5］，教育回报率在低收入群体更高［6］。早在1963年Schultz就提出人力资本的提高能够增加收入，缩小收入不平的程度，而增加人力资本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政府增加对公共教育的支出［7］。Glomm & Ravikumar（1992）讨论政府公共教育和私人教育对收入差距产生的不同影响，研究发现政府公共教育能有效降低收入差距，而私人教育的效果则需要一定条件［8］。Becker（1964）认为居民受教育程度与其收入正相关，居民受教育程度越高，其收入水平高的可能性也越大。我国学者从多个角度论证了教育与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城乡教育的不平等带来了收入的不平等［9］，公共教育支出的公平分配能有效缓解城乡收入差距［10］，农民的收入水平随教育程度提高而不断上升，教育人力资本投资能够有效缩小农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差距［11］。

2019年1月，国务院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指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区别在于职业教育侧重实际工作所需要的职业知识、实践技能和职业道德，而普通教育只是通识教育，从这个方面讲，同等学历条件下职业教育更有利于劳动者的收入水平。

关于我国学者对教育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研究较多，但对职业教育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研究较少。职业教育分为职业教育的规模和质量［12］。田盈等（2020）指出［13］职业教育规模扩大和质量提升都会显著降低城乡收入差距，但是并没有研究究竟是职业教育的规模还是质量更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文章在学者们的研究基础上，尝试比较职业教育在职业教育的规模和质量，哪一种更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本文可能的贡献在于：第一，从职业教育的视角出发，将职业教育分为规模和质量，分别研究职业教育规模和质量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与现有大多数直接从整体教育角度来进行的研究区分开来，更能体现职业教育对农民收入的作用，拓展“收入与教育”的研究主题；
第二，从政策意义上讲，为我国政府大力发展职业教育，走城乡融合共同发展之路提供了经验依据。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相对于普通教育，职业教育更注重实用性，《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要求职业教育“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对接、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现代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领域的一线新增从业人员70%来自职业院校毕业生。千万农村家庭通过职业教育实现了“职教一人，就业一人，脱贫一家”。职业教育在农村脱贫、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以及服务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职业教育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可能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职业教育提高进城务工劳动力的职业能力。我国经济正朝向高质量发展迈进，各行各业需要大量技能型劳动者。乡村振兴的核心是为农村居民提供较高质量的非农就业机会［14］，而农村职业教育有利于农村劳动力转移质量的提升，进而提高其工作技能，增强其就业岗位适应性，使其在就业市场上具有更高的竞争力，也提高其工资水平，在一定程度上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第二，职业教育提高农村居民的劳动生产率。职业教育不断增强与农村现代化发展适应性，培养农村高质量发展所需要的人力资源，提升农村劳动力的素质，为全面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所需要的农村劳动力，增加农村劳动力的劳动生产率和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综上所述，本文提出以下假设：H1职业教育的规模与城乡收入差距负相关。职业教育规模越高，城乡收入差距越小。

据调查，2018年我国技能劳动者仅占就业人数的21.3%，其中高技能人才仅占就业人员总量的6.2%，技能型劳动者供需矛盾十分突出。职业教育一方面通过扩大规模，使更多的无技能劳动者获得受教育的机会；
另一方面通过提高教学质量，使得劳动者提升了其职业技能，使其能够满足不同行业不同职业对技能工人的要求。刘万霞（2013）［15］研究发现职业教育从工作性质上有利于农民工在外资和合资企业工作，同时对农民工从事技术岗位和管理工作有正向促进作用。这说明职业教育有利于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并且拥有较高职业技术的农民工收入较高，而劳动技能相对较低的农民工收入相对较低。职业教育面向不同职业培养技能型人才，职业教育质量越高，职业教育的劳动者更能满足企业技能型人才需求，才能获得比非技能劳动者、技能较低劳动者更高的工资收入，从这个角度来讲，职业教育质量越高，受职业教育劳动者收入越高。实际上，职业教育是针对某一职业的通识技能教育，职业教育只是让受教育者获得了某一职业的入门技能，一种职业有不同岗位，高技能的劳动者的技能大多需要在岗位工作中长期实践获得，职业教育资格证书只是某一行业的敲门砖，并不能使劳动者获得更高的工资［16］。从这个角度本文提出以下假设：H2职业教育的规模和质量都能够提高农民工的收入水平，但职业教育规模扩大更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二、模型构建和变量说明

（一）模型的构建

（1）

式（1）中，t代表时间，Gt表示城乡收入差距，Gt-1表示城乡收入差距滞后一阶变量。EDUst表示第t年职业教育的规模，EDUqt表示第t年职业教育的质量，CONT是一些控制变量，ri为省域固定效应，εt为时间固定效应，δit为随机扰动项。

（二）变量说明

1.城乡收入差距的测量与统计描述。度量城乡收入差距的指标一般采用基尼系数、泰尔指数两种。泰尔指数（Theil）不仅能够敏感地反映阶层两端的收入变化，还充分考虑了人口比例的作用，较基尼系数更能反映城乡收入差距。因此，本文采用泰尔指数来反映城乡收入差距。

（2）

j表示农村和城市，j=1表示农村，j=2表示城市；
t表示时间，I1it表示t时期农村的收入；
I2it表示t时期城市的收入。P2it表示t时期农村的人口；
P2it表示t时期城镇的人口。表1是根据公式（2）计算全国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以下简称“省”）的泰尔指数。

从表1可见，我国不同区域不同省份的泰尔指数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性。东部地区如北京、上海经济发展领先于全国其他地区，从2005起泰尔指数明显小于全国其他地区，但正是由于泰尔指数较小，城乡收入差距较小，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化进程进一步加快，农村经济发展相对慢于城市经济的发展速度，虽然泰尔指数仍然较小，但造成了城乡收入差距有扩大的趋势。而中部地区经济相对落后，泰尔指数明显高于东部地区，但随着经济的发展，中部地区的泰尔指数有加速下滑的趋势，城乡收入差距缩小迅速。而西部地区泰尔指数数倍于东部地区，城乡差距较大，但随着经济的发展，泰尔指数也在加速下降。

图1能够更为直观地观察泰尔指数在全国范围内的分布情况。从整体上看，我国的泰尔指数呈下降趋势，但各区域表现不同。东部地区泰尔指数一直维持在较低的水平，但随着经济的增长，反而缓慢上升；
西部地区泰尔指数下降最为迅速，从2013年起低于东部地区，到2019年接近于0.05，说明中部地区随着经济增长，城乡收入差距缩小较快；
而西部地区泰尔指数虽一直高于全国其他地区，但随着经济发展，泰尔指数下降趋势也极为明显。

2.职业教育发展程度的衡量。根据已有的参考文献，职业教育的发展程度分为职业教育规模的扩大和质量的提升。职业教育的规模用职业教育的经费投入来衡量。本文将采用中等职业教育经费/教育总投资来衡量职业教育的发展规模（EDUS），数据来源为《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中等职业学校（2006—2020年）。而职业教育的发展质量（EDUQ）则采用职业技术水平来表示，职业资格证书是否衡量学生职业能力的标志之一，本文用职业资格证书获取数占毕业学生人数的比例来衡量职业教育的水平。由于没有找到高等职业院校学生职业资格证书的获得数量，本文仅用“中等职业教育资格证书获得人数/毕业生人数”来衡量中等职业教育质量，具体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网站年度统计数据教育类，本文采用中等职业教育来衡量我国职业教育。

3.控制变量的选择。本文将采用以下几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①产业结构（IS）：产业结构一般指第一、二、三产业在一国经济中所占的比例，一般第二、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是一国经济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也对城乡收入差距有重要的影响，本文采用二、三产业占GDP的比重来衡量；
学者们一般认为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存在着相关关系，本文用城镇化率来表示我国城镇化程度；
③财政支农程度（fsi）：对于财政支农的效果学者们存在着不同的看法，部分学者认，财政支农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而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财政支农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本文用财政支农支出/财政总支出来表示财政支农水平；
④对外开放程度（open）：对外开放对城乡人民收入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本文用进出口贸易总额/GDP来表示对外开放程度；
⑤外商直接投资（FDI）：由于外商投资在区域分布、产业分布、对劳动力选择方面不均衡，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学者们一致认为外商投资对城乡收入差距有一定的影响，本文用外商直接投资占GDP的比重来表示外商直接投资水平。数据来源为各省《统计年鉴》（2006—2020年）。表2为各变量的统计性描述。

三、实证检验

（一）方法的选择

由于城乡收入差距会受到前期结果的影响，为了体现数据的差异性和稳健性，本文加入滞后一期变量进行检验，这样面板就具有了明显的动态性。由于SYS-GMM系统面板模型解决了差分GMM遗漏的内生性及异方差问题，本文决定采用系统面板SYS-GMM来对数据进行检验分析，为了便于比较分析，还列出了Pool-OLS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作比较。

（二）总体样本的估计结果

表3中（1）（2）是Pool-OLS模型估计结果，（3）（4）是静态面板估计结果，（5）（6）是动态面板SYS-GMM模型估计结果。

从模型（5）可见，将泰尔指数的滞后一阶作为解释变量，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系数为0.931，说明泰尔指数受前期影响极大，城乡收入差距具有很强的持续性。AR（1）AR（2）以及Sargan检验表明动态面板模型的检验的有效性。而最主要的解释变量职教经费投入为-0.023，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有效，这说明职业教育规模扩大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从而证明了假说1的合理性。

而控制变量系数中，产业结构、城镇化率与财政支农为负号，但产业结构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并不显著，而城镇化率与财政支农分别在10%、1%显著性水平下与城乡收入差距负相关，说明随着城镇化率的提高，城乡收入差距会缩小；
政府财政支农力度越大，城乡收入差距越小。但对外开放程度与外商直接投资为正号，对外开放程度在1%显著性水平下与城乡收入差距正相关，而外商直接投资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与城乡收入差距正相关，说明对外开放程度与外商投资都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对外开放程度越大，外商直接投资越多，城乡收入差距就越大，这与部分学者的研究结论相一致。原因可能是对外开放与外商直接投资可以提高农村居民的就业，但更有利于城镇居民，我国对外开放进程中城镇居民收入水平迅速提高远超农村居民，同时外商直接投资更是主要投资于城市和工业，极少投资于农业，给城镇居民带来的收益远超于农村居民。比较模型（1）（3）（5）发现各控制变量系数符号大体相同，除产业结构外其他系数都通过显著性检验，并且学生经费投入的系数符号都相同，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与模型（5）相比较，模型（6）最主要的解释变量是学生的职业能力，主要表明职业教育质量，系数为-0.022，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有效，这说明职业教育质量提高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这又进一步证明了假说1的合理性。而各控制变量的系数相差不大，符号也没有变化，但是模型（5）中产业结构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模型（6）中却通过10%显著性水平检验。比较模型（2）（4）（6）发现只有产业结构系数发生逆转，而其他系数符号没有发现变化，也能通过显著性检验。

比较模型（5）（6）中，职业教育经费投入的系数为-0.23，学生职业能力系数为-0.22，这说明职业教育经费的投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超过了学生职业能力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职业教育规模的扩张比质量的提高更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三）异质性检验

为了检验职业教育对不同区域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本文按传统的划分方式，将我国不同省份划分为东、中、西部三个区域，来分别检验职业教育对不同区域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程度。

比较东、中、西部检验结果可以发现，东部地区职业经费投入与学生职业能力的系数分别为-0.021、-0.017；
中部地区分别为-0.030、-0.036；
西部地区分别为-0.043、-0.035。由此可见，东、中、西部三地区职业教育发展都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是西部职业教育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要远大于东、中部地区；
职业教育的规模与质量都能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是东、西部地区职业教育规模的扩大影响更大，而中部地区则是质量的提高更为重要。

导致以上结论的原因可能是，职业教育管辖权一般归地方政府，东部地区职业教育经费较为充裕，师资力量较强，相关配套设施较为完善，职业教育的规模和质量都较高，但是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程度较高，技能型劳动者需求量大于职业教育供给量，需要扩大职业教育规模才能满足旺盛的技能型人才需求，才能使更多的农民获得接受职业教育的机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而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程度较之东部稍差，职业教育经费相对于东部地区稍低，师资力量及相关配套设备较弱，职业教育大而不强，规模只能够满足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需要。中部地区的职业教育相对于我国东部地区，在经费投入、师资力量和教学管理方面还有提升空间，中部地区的职业教育在人才培养、专业设置以及课程体系设置方面落伍，难以满足中部地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需要。西部地区是我国经济欠发达地区，但在当前全面小康政策的支持下，第二、三产业随着城镇化的发展迅速发展，对技能型人才的需要也持续提升。西部地区的职业教育相比东、中部地区发展滞后，教学内容粗糙、形式单一，质量偏低，跟不上经济发展对职业教育技能型人才规模和质量需求。

（四）稳健性检验

从稳健性检验的结果来看，主要解释变量职业教育规模与职业教育质量与原检验的符号与显著性水平一致。这说明职业教育发展能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且职业教育规模的扩大比质量的提高更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这一结论成立。（见表5）

结 论

本文分析2005—2019年的省际面板数据，采用泰尔指数作为代理变理来估算城乡收入差距，并以此来构建系统GMM模型，分析职业教育规模和质量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实证表明：第一，职业教育的规模和质量都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第二，职业教育的规模扩大更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第三，东、中、西部职业教育的规模和质量都对城乡收入差距有缩小的作用，但影响不同，东部地区扩大教育规模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效果更好，中部地区提高教育质量更为有效，而西部地区两者都需要提升，西部地区职业教育的效果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效果明显要好于东、中部地区。

文章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扩大职业教育的招生规模。职业教育招生规模应继续扩大，做到“应招竟招、应训竟训”，保证所有劳动者在进入工作岗位之前都有一技之长，这样既提高了农民工的收入，也满足了技能型人才需求；
第二，提升职业教育的教学质量。职业教育应创新人才招聘模式、创新教育教学模式、建立多种形式的校企合作方式，增加学生的岗位工作能力，提升职业教育质量；
第三，东、中、西部职业教育采用不同的方式。东部地区继续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加大招生规模，来满足高质量发展日益增长的技能型人才需求，中部地区则更应注重教育模式的改革，增加多种形式的教育教学模式，采用校企合作、订单培养、联合培养等方式来增加学生的实践技能，提高教育质量，西部地区则需要国家政策倾斜，通过从资金、人才、教育设施等各方面的对口支援，提高职业教育的规模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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