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主知识体系视域下“海外中共学”基本内涵的重构

韦磊 田浩辰

［摘 要］ 目前国内学界界定的“海外中共学”系指海外学界建构的有关中国共产党的知识。这种意义上的“海外中共学”存在了近百年，其对于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的建构具有重要作用。基于此，国内学界提出了对海外中共学进行研究的“海外中共学研究”概念。当前，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有必要在深刻把握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这一语境中，通过学科整合，重构 “海外中共学”的基本内涵。之所以要重构“海外中共学”基本内涵，主要在于现有的“海外中共学”及“海外中共学研究”等概念内涵，与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以及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建设的要求存在一定差距；
同时，现有的“海外中共学”等概念内涵也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国际活动、国际交往以及国际形象、国际影响力建构不相匹配。

［关键词］ 自主知识体系；
海外中共学；
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

［中图分类号］ 中图分类号D26；
C12［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672-4917（2024）03-0019-09

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中国人民大学时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1］这既是对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经验的深刻总结，更为新时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作为近年来逐步为学界所关注的“海外中共学”，理应适应这一方向来深化研究。但是，由于对“海外中共学”的概念内涵等基本问题的探讨不够充分，导致这一领域的研究与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方向和要求还存在一定差距。因此，为适应新时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适应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要求、促进“海外中共学”科学发展，有必要按照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要求，对“海外中共学”的概念内涵进行深入探讨。

一、“海外中共学”相关概念及其存在样态

（一）“海外中共学”概念的提出及其内涵

作为学术概念的“海外中共学”是中国学者在2011年之后提出的。2011年，有学者在讨论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兴起时提出，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成立后，“很快成为海外中国学和海外中共学的研究中心”。同时，该学者还认为：“新世纪以来，海外中共学者有关中共问题的研讨也非常活跃。”［2］海外中共学的开创者是费正清［3］。这是学界比较早地使用“海外中共学”概念。但是，这里只是提出并使用这一概念，对于“海外中共学”的内涵等并没有展开论述。2012年，《哈佛大学的中国共产党研究》一书对“海外中共学”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初步论述。该书认为，国外学界实际上已形成“海外中共学这一新兴学科”，“这门学科的学者广泛开展国际交流。从这个角度讲，海外中共学也可称为‘国际中共学”［4］。在该书作者看来，“海外中共学”就是海外对中国共产党相关问题的研究和教学。

上述观点提出后，很快得到了部分学者的响应。熊光清在《迅速发展的海外“中共学”》一文中，介绍了部分海外学者关于中国共产党的观点。在熊光清看来，“海外中共学”就是海外学者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5］。这种认识也是目前国内学界比较主流的观点。还有学者进一步探讨了海外中共学研究的相关问题。建立在海外（国外）中共学就是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基础上，有学者提出“海外中共学研究”就是对海外学者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与现实问题研究的再研究。从学科归属上讲，其既属于中共党史党建学科，也是海外中国学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
其研究主体是国内相关领域的学者和机构，研究对象则是海外学者与机构已有和正在进行的有关中国共产党的研究；
这一研究的意义在于通过对海外学者研究的再研究及通过研究中的中外广泛交流，为正确认识中共党史及党的建设中的重大问题提供新的视角和启示，同时也促进中国共产党国际影响力的提升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国际环境的优化［6］。2022年，高晓林等进一步扩展了“海外中共学”的研究主体、对象、内容等，认为海外中共学的核心研究对象是中国共产党，具体内容包括海外政界、学界、媒体、智库、民众等不同主体有关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研究，也包括对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研究［7］。

探讨“海外中共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首先必须厘清当前学界建构的“海外中共学”等相关概念的基本情况。

与“海外中共学”概念相伴，国内也有学者使用“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这一概念。实际上，这两个概念的内涵基本是一致的，即国内学者对海外有关中国共产党研究活动及其成果的概括。国内学界在概念使用时，并没有明确对这两个概念进行区分。

（二）“海外中共学”的存在样态

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是目前国内学界建构“海外中共学”概念内涵的基础和核心。因此，探讨现有的“海外中共学”概念，有必要厘清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发展历程。回顾这一研究的学术史可见，这一研究几乎是伴随了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程。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后不久，海外就出现了有关中国共产党的情报搜集和情报研究。由此衍生出了以信息情报为表现形式的政治服务型中共研究。“二战”前，日本外务省、 满铁、兴亚院、陆军省、内阁情报部以及日本军方在中共情报搜集、研究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8］。20世纪40年代中期，迪克西使团有关中国共产党的情报以及相关研究，本质上也属于情报搜集、研究类。以埃德加·斯诺为代表的西方记者对中国共产党的报道，虽然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研究，但是对西方认识、研究中国共产党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的建构也具有重要意义。1949年之前，海外也存在带有学术研究色彩的中国共产党研究。1923年，乘杉义久在《东洋》第九号上发表的《中国共产党的趋势及评论》，是目前所见海外较早的有关中国共产党的专题文章［9］。此外，诸如日本的田中忠夫、伊藤武雄和美国的伊罗生（Harold R.Isaacs）等人的成果也带有一定学术研究色彩国内有学者在讨论早期海外中共研究时认为，1926年葛萨廖夫撰写的《中国共产党简史》，是早期海外中共研究的代表作。实际上，因葛萨廖夫的身份至今未能确定，因此这一说法的论据并不充分。。

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末，海外中共研究的存在样态则以学术研究为主，同时形成了多个研究热点。60年代初，史华慈与魏特夫围绕“毛主义”的原创性问题展开了海外毛泽东研究的论战。几乎同时，海外学界围绕查默斯·约翰逊的中国革命中的“农民民族主义”观点，展开了中共革命胜利根源的讨论。改革开放后，海外中共研究关注点开始转向1949年之后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新中国。90年代，海外学界对中共的关注转向改革开放研究。同时，随着苏东剧变，中共的发展趋向日渐成为海外学界关注的热点。此外，关于中共的思想理论，以及在中共领导下新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等也成为海外学界研究的热点。

进入21世纪之后，特别是2012年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海外中共研究的存在样态发生了显著变化。首先，研究力量由高校等学术研究机构，转向智库等政策研究机构，智库逐渐成为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主阵地，高校的研究相对萎缩，高校的决策咨询功能亦正在被智库所部分取代。其次，海外对中共的关注点转向现实问题研究。同时，中共成功的原因逐步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新、自我调适能力也开始为海外中共研究界所关注。2012年之后，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取得新的伟大成就，海外中共研究界也加强了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等问题的探索，纷纷探讨中国取得一系列伟大成就背后的中共因素。再次，海外中共研究的取向和研究主体呈现出新特点。海外有关中国共产党的研究既有学术型取向，同时政策服务型取向也迅速兴起。与此同时，海外高校、智库在开展中共研究时都十分注重吸收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学者参与，高校、智库、政府之间的中国共产党研究人员流动也日渐频繁。

不可否认的是，海外并没有“海外中共学”这一概念。但是，百年来海外学界确实对中国共产党展开了研究，且研究规模还呈现出愈发壮大的态势。因此，国内学界以“海外中共学”这个概念概括百年来的海外中共研究还是有学术史依据和现实依据的。

（三）“海外中共学研究”的存在样态

第一，“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研究”的出现。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中外学术交流迅速开展起来。在这一背景下，海外中共研究开始进入国内学界视域，学者们开始逐步重视海外的这一研究。1981年，张注洪的《关于国外研究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的文献史料及其利用》一文立足中共党史研究，论述了把握国外研究动态和有关文献史料的意义，以及国外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研究的史料类型和价值等问题［10］。1982年，胡华等人的《台港和国外中共党史研究述评》介绍了台湾和国外中共党史研究的基本情况，以及其研究中的错误倾向，并提出要重视国外的研究等［11］。这些文章表明，海外中共研究正式进入国内学者的研究范围。

第二，成果形式多样化呈现。20世纪90年代之后，国内学界对海外中共研究的关注和研究也在发展深化，其成果也以多种形式呈现。首先，发表了一系列学术论文。根据中国知网统计，以“海外”“国外”“国际”“中共研究”“中国共产党研究”“中共党史”等检索词进行篇名检索，能够得到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类论文近300篇。如果加上国内学界分国别的研究成果，数量更为庞大。其次，出版了一批专著。其中以金春明主编的《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2001年）、梁怡等主编的《国外中共党史研究述评》（2008年）等比较有代表性。再次，在国家社科基金立项中，有关海外中共研究的项目也相继获得立项。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侯且岸的“国外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研究理论和方法评析”（1992年）、金春明的“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96年）、韦磊的“21世纪以来美国的中共党史研究评析”（2011年），等等。

第三，研究取向多样化。首先，译介型研究。这类研究取向主要是国内学者按照中国共产党的某个领域或者是按照党史分期对海外中共研究进行的翻译、总结、介绍。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在2007—2016年间，每年撰写发表的“国外中共党史研究述评”系列论文是这方面的代表。其次，评析型研究。这类研究取向是在对海外中共研究翻译、总结、介绍的基础上，评析海外研究的价值，指出其中值得借鉴的方面，同时分析其中不足或错误方面。这方面的代表性论著是金春明主编的《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金春明在该书前言中强调：“我们认为，这部专著确是西方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学术著作中比较优秀的一部，颇有不少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地方……该书中也有些重要观点和分析评价是我们难以赞成和接受的。”［12］再次，学术探究型。这类取向强调对海外中共研究从研究范式、理论等方面进行学术史探究。强调对海外汉学研究（中国研究）进行学术史角度的研究始于李学勤：“这种研究最好采取学术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将汉学的发展演变放在各国社会与思想文化变迁的大背景中去考察。”［13］根据这一思路，侯且岸在其《当代美国的“显学”——美国现代中国学研究》一书中，从学术史角度对美国涉及中共的研究进行了研究模式、研究理论等方面的分析。

实际上，目前国内学界在使用“海外中共学”和“海外中共学研究”这两个概念时还是存在差异的。有学者将“海外中共学研究”包含在“海外中共学”之内，即海外中共学既包括海外中共研究，也包含国内学者对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再研究；
而有的学者则把“海外中共学”等同于“海外中共学研究”，即海外中共研究就是海外中共学研究前者以高晓林等为代表（高晓林、庞敏：《海外中共学的发展与学科建设思考》，《社会科学》2022年第9期，第24—33页），后者以冯莉等为代表（冯莉：《问题与趋势：当代美国中共学研究追踪》，《国外社会科学前沿》2020年第3期，第45—52、84页）。。虽然在概念使用上有差异，但是深入考察相关概念可见，多数学者认为“海外中共学”是对“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这一客观活动及其成果的概括，这一概念的提出体现了国内学界将海外学界的相关研究活动及其成果，以及国内“海外中共学研究”进行统合、推进学科化的努力。

二、重构“海外中共学”内涵的依据

以海外中共研究为核心内容的“海外中共学”，在内涵方面存在过窄的问题。因此，在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背景下，有必要在扩大内涵基础上重构“海外中共学”的基本内涵，以体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趋势，适应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发展。

（一）学理依据

第一，“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方向和共识。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是指从中国实际出发，形成反映中国成功实践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等，进而将中国成功经验知识化、理论化、系统化，形成能够反映和解释中国成功实践，并指引中国继续取得成功的理论知识体系；
而不是依赖于反映西方经验的西方理论来规范、解释中国实际。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一个个伟大胜利、伟大成就，特别是新时代以来，在党的领导下，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取得了一系列历史性成就、发生了一系列历史性变革，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就迫切需要中国知识界摈弃知识上的“西方中心论”，形成以中国为主、以中国成功经验为主，既自信自强又胸怀天下，反映中国成功实践的知识体系，用以反映、解释、说明“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论断，已成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的共识。学界普遍认为，“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是现实的需求、是时代的需求、是中国发展的需求，是解释中国实践和中国经验的需要。与此同时，中国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法学、经济学、新闻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等学科，均开展了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讨论。学界一致认为，这一论断“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指明了发展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14］；
“指出了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核心目标和根本任务，为新时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指明了未来发展的正确道路”［15］。因此，在这一背景下探讨“海外中共学”，也必须按照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这一方向和要求来进行。

第二，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建设的需要。2022年9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发布的《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在“法学门类”下增设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由此，学界掀起了关于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建设探讨的热潮，二级学科问题也成为探讨的焦点之一。在讨论中，部分学者明确提出应该将“海外中共学”列入二级学科 提出在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下设立“海外中共学”二级学科的学者有：高晓林、庞敏：《海外中共学的发展与学科建设思考》，《社会科学》2022年第9期，第24—33页；
韩强：《论中共党史党建的二级学科构建》，《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福建行政学院）学报》2022年第6期，第57—64页；
赵凌云、王建国：《中共党史党建一级学科建设的基本依据、科学内涵及推进路径》，《社会主义研究》2022年第4期，第165—172页；
李飞龙：《中共党史党建一级学科理论体系构建刍议》，《思想理论教育》2022年第2期，第66—71页；
高晓林：《积极引导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5月2日，第1版；
路克利：《建议设立中共学一级学科》，《北京日报》2017年5月22日，第16版等。。也有学者在探讨一级学科建设时，明确提出要关注“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 持这类观点的代表性学者有：王炳林：《中共党史党建学科建设的基本问题探析》，《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第21—30页。。还有学者提出要在中共党史党建学人才培养方面加强“海外中共学”教材建设，设立相关课程 持这类观点的学者有：韩强：《论“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概论”课程的构建》，《山东行政学院学报》2021年第2期，第42—53页；
丁俊萍：《党建学科建设需要把握的学科内外关系》，《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22年第4期，第36—38页。。目前学界界定的“海外中共学”可以看作是中国共产党研究的海外部分 路克利等学者近期提出的“中共学”概念则包含全部中国共产党研究，其中海外的中国共产党研究也是其提出的“中共学”内容之一（石磊、路克利：《中共学：中国共产党研究的新范式》，《山东行政学院学报》2022年第4期，第10—15页）。，因此，从学科归属上看，海外中共学归属中共党史党建学是更加恰当合理的。显然，中共党史党建学学科建设必然包含各个二级学科建设，这就要求一级学科、二级学科都必须按照建构自主知识体系这一方向来进行。但是，目前学界并未充分从这一方向来探讨“海外中共学”二级学科建设问题，这与中共党史党建学学科建设要求显然是存在差距的。

第三，当前国内学界所界定的“海外中共学”与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目标要求存在距离。首先，海外知识界的中国共产党研究基本处于自我的状态，中国知识界的自主性很薄弱。目前，“海外中共学”的研究主体是海外学者，他们在开展研究时，往往习惯于使用西方知识、西方理论、西方意识形态来解释、规范中国共产党。因此，在他们的研究中，反映的往往并不是真实的中国共产党，而是一个经过加工的西方人意识中的西方化的中国共产党。实际上，这方面的问题，西方人自己早就有所察觉。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界在讨论中国研究时，施坚雅就批判了西方社会科学界的中国研究中存在的狭隘主义，“社会科学家在声称普遍性时却是地方性的。他们研究西方人，却说是整个人类”［16］。对于这种状态，中国知识界一直以来都没有更多、更好的途径来加强自主性。因此，就目前的“海外中共学”而言，虽然其研究对象是中国共产党，但是其本质却属于国外的知识体系。

其次，“海外中共学研究”的自主性也不够。目前的“海外中共学研究”的研究对象是海外学界的研究成果，这就决定了这一研究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始终取决于海外学界成果。因此，中国学界始终处于追踪的状态，无法引领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这就很难谈得上知识建构的自主性。同时，目前国内学界开展的“海外中共学研究”多以译介、评析为研究取向，而这类研究，对海外学界而言几乎没有影响力。这就意味着，现有的“海外中共学”与中国知识界处于分离状态，是海外知识界的自说自话；
中国知识界的“海外中共学研究”也与其研究对象处于分离状态，是中国知识界的自说自话。从这两个方面看都很难谈得上中国知识界的自主性。

（二）现实依据

知识是在社会实践中形成的，是对现实的能动反映。重构的“海外中共学”本质上应该是对国际舞台上的中国共产党的客观实际的反映。但是，现有的“海外中共学”则把这一研究局限于海外学术界视域之内，这显然与当代中国共产党与日俱增的国际活动、国际影响力不匹配。

第一，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将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政党。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7］这就是说，实现全人类的解放是共产党人的目标、使命。中国共产党自创建以来，始终将实现共产主义，实现全人类的自由和解放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新时代，随着中国综合国力不断提升，并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中国共产党引领世界进步的能力也不断增强。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党，也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党。”［18］这就意味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将更加积极主动地承担起人类进步、世界发展的历史使命，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在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将要破解引领世界向何处去、如何引领世界走向未来等一系列重大现实问题。因此，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影响将突破中国范围，走向世界，这就迫切需要从理论等方面给予主动回应。作为以中国共产党为研究对象的中共党史党建学，理应在“海外中共学”领域内对这一客观现实问题给予学理性思考和解答。

第二，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海外党建需求显著增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影响力通过对外活动得到了充分展现，党的对外活动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有显著提升。近年来，中国共产党与170多个国家的600多个政党和政治组织保持着不同形式的联系。特别是2012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开展了多种多样与世界交流、对话的政党交往活动。一系列对外活动显著提升了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影响力。与之相应的一系列理论问题亟待学界给予解答。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由于中国共产党建设的实践主要局限于国内范围，因此，党的建设理论研究主要是以国内范围的党的建设为直接前提。2013年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一大批中国国有企业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据统计，截至2021年8月，已有81家央企在“一带一路”沿线承担了超过3400个项目［19］。与之相应，国有企业中的党的建设工作也开始大规模走出国门、走向海外。由此，国企如何开展海外党建活动既是一个必须面对的客观现实问题，更是需要从理论上进行深入研究的学术问题。同时，近年来，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不断推进，国际社会越来越多地希望认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如何让世界更加充分、客观、准确地认识自己，也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客观问题。

第三，现有的“海外中共学”在建构国际上的中国共产党知识方面的作用有限。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与日俱增的国际活动、国际影响力相一致的，应该是形成相应的有关中国共产党的知识体系。但是，现有的“海外中共学”与这方面的要求还存在一定差距。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不断提升，国际社会对我国的关注前所未有，但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很大程度上仍是‘他塑而非‘自塑，我们在国际上有时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存在着信息流进流出的‘逆差、中国真实形象和西方主观印象的‘反差、软实力和硬实力的‘落差。要下大气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加快提升中国话语的国际影响力，让全世界都能听到并听清中国声音。”［20］近年来，有从事“海外中共学研究”的学者提出，“海外中共学研究”“有利于我们参与海外话语建构，让海外更客观、积极地认知中国共产党”［21］。“加强海外中共学学科建设，是用学术讲好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故事、塑造好中国共产党百年大党国际形象的重要学术交流方式”［22］。但是，现有的“海外中共学”及其研究在建构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形象、推动中国共产党发挥更大国际影响力等方面，作用十分有限。正因如此，虽然国内“海外中共学”的研究者们，不断强调其研究的现实意义，但是其现实意义始终没有能够充分体现。

三、重构“海外中共学”的基本内涵

十多年来，国内学界积极构建了以海外中共研究及其再研究为主要内容的“海外中共学”，并出版和发表了诸多论著。但是，当前有必要立足新时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趋势、立足新时代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要求重构“海外中共学”的基本内涵。

（一）以关键词导引“海外中共学”内涵的科学重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23］由此，建构自主的知识体系，应该重点把握“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等关键词。因此，重构“海外中共学”也必须重点围绕这些关键词展开。

首先，推动海外有关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建构主体，由海外学界转变为中国学界，扭转中国知识界不在场的局面。重构的“海外中共学”的研究对象依然是中国共产党，但是研究主体将转变为以中国知识界为主。众所周知，一直以来，国际上有关中国共产党的知识都是由海外知识界建构的，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中国共产党的客观形象与海外主观形象存在差距。究其原因，就在于这种知识的建构，缺少中国知识界在场。因此，在研究主体方面重构的“海外中共学”，应该改变中国知识界缺席的状况，实现国际上有关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建构由中国知识界直接完成。

其次，推动海外有关中国共产党的知识由被动建构，转变为中国知识界主动建构。当前，学界所界定的“海外中共学”实际上是孤立于中国知识界的，并非属于中国的知识体系范畴，中国知识界在这一领域也谈不上自主性。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海外中共学研究”，也是跟在海外研究成果之后的亦步亦趋的追踪译介和评析。重构的“海外中共学”将不仅是对海外有关中国共产党知识的整理、研究，中国知识界更要在国际上积极主动地建构客观、真实反映中国共产党的知识，主动塑造真实的中国共产党形象。在此基础上，“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通过重构的“海外中共学”，“帮助国外民众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真正为中国人民谋幸福而奋斗，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24］。

最后，重构“海外中共学”的知识体系。所谓知识体系，是指围绕特定研究对象形成的相互联系的知识系统。现有的“海外中共学”及其研究，还存在视域比较单一、比较狭窄的问题，并不是以知识体系形式存在的。因此，重构“海外中共学”就应该围绕特定的研究对象，重新建构相关的知识系统。这里，重要的是突破以往根据研究主体来界定“海外中共学”的既定思维范式。现有的“海外中共学”重点是强调“海外”，即强调“海外”知识界建构的有关中国共产党的知识。重构的“海外中共学”，将明确这一研究的对象是“中国共产党”。但是，这里强调的是围绕“海外中共”，即围绕国际舞台上的中国共产党展开研究，重构相关研究内容，形成有关“海外中共”研究的知识系统。

（二）重构“海外中共学”的研究内容

重构“海外中共学”内涵，关键是要按照上述思路重构其具体研究内容。笔者认为，重构的“海外中共学”至少应该包括：中国共产党的国际活动、国际交往以及国际形象、国际影响力建设等方面的历史与现实问题研究和对“海外中共学”进行的再研究的理论探索。

第一，中国共产党国际活动研究。以中国共产党国际活动及其规律为研究内容的“海外中共学”主要包括三个部分。一是中国共产党国际活动史研究。众所周知，早在党的创建时期，在法国、日本、苏联、美国等国家、地区都留下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足迹。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与苏联、东欧，以及有关国家的政党，开展了大规模的党际交往活动。以往学界的这方面研究是被纳入相应的中共党史研究范畴的。实际上，如果深入中国共产党在海外活动的历史深处，可以发现，这类研究虽然在研究对象上与一般意义的中共党史研究具有共同性，但是在语言能力、知识储备、资料来源、研究方法等方面又具有鲜明的特殊性。因此，这类研究可以纳入“海外中共学”的范畴。二是当代中国共产党的国际活动及其规律研究。进入新时代之后，中国共产党的国际交往、交流与日俱增。中国共产党日益成为一个国际性的政党。有鉴于此，学界初步开展了党际交流、国际交往等方面研究 这方面研究的代表性成果：田永祥编著：《中国共产党的国际交往》，五洲传播出版社2022年版。。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中国共产党的国际活动无论是在数量还是活动的范围、领域等方面，都必将显著提升、扩大。对于中国共产党为何以及如何开展国际活动等问题，将成为摆在学界面前的现实问题。因此，有必要将这方面的相关问题纳入“海外中共学”的研究范畴。三是中国共产党海外建设研究。当前，国内学界已有学者提出“海外党建研究”的概念，即海外学者对中国共产党建设的研究［25］。我们这里强调的是中国共产党在海外的建设的研究。如前所述，随着当代中国的发展逐步惠及全球，伴随着中国国有企业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在相关国家开展党的建设将逐步成为客观要求和必然。众所周知，在其他国家开展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与在国内相比，无论在外部环境，还是在内部建设方式、方法，以及组织生活开展方式等方面都存在显著区别。因此，为适应中国共产党走向世界的客观现实，有必要在“海外中共学”领域内展开海外党建研究。

第二，党的国际形象、国际影响力研究。这方面的研究是重构的“海外中共学”的一项重要内容。首先，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形象研究。这方面的研究既要分析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形象是什么，也要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形象是如何发展变化、如何建构的等问题。今后国内学界在考察海外知识界建构的中国共产党形象时，可以在译介、总结、评析的基础上，分析海外建构了什么样的中国共产党形象，并分析海外建构相关形象的方式、方法，进而提出如何介入、影响、引导海外建构中国共产党形象的方法、路径等问题。这方面，国内学者已经开始了初步探索，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26］。其次，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建构研究。进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主动建构党的国际形象问题。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党的形象和威望、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不仅直接关系党的命运，而且直接关系国家的命运、人民的命运、民族的命运。”［27］“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大就要有大的样子。”［28］因此，重构“海外中共学”必须深入研究在国际上建构一个什么样的中国共产党的形象，以及如何建构中国共产党形象的问题。对此，国内已经有学者做出初步尝试［29］。再次，有关中国共产党国际影响力研究。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国际影响力空前提升，党的国际影响力和感召力已深入国际社会各领域各层面。为此，“海外中共学”一方面要致力于分析、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影响力的现实状况，更要在此基础上，深入研究如何主动有意识地建构、增强、发挥党的国际影响力。

第三，对“海外中共研究”的再研究。可以预见，随着中国、中国共产党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中国共产党研究将继续成为国际知识界关注和研究的一大热点。因此，开展“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再研究将构成重构的“海外中共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开展“海外中共研究”的再研究，有以下问题需要国内学界注意。一是要夯实译介基础，即国内学界要及时追踪海外的研究动态和最新研究成果，将国外最新研究成果译介到国内，同时建立在诸如中共党史党建学等学科基础上，对海外研究成果进行深度的评析。学界必须意识到，译介是开展“海外中共研究”再研究的基础。当然，开展“海外中共研究”的译介，一方面，要指出海外相关研究的价值、意义，另一方面，更要对海外误读、曲解，甚至丑化中国共产党的认知进行深度剖析，指出其错误并挖掘其错误根源等。二是在译介的基础上探索从多个维度进行更加深入的学术性研究。“海外中共研究”的再研究不能仅停留在译介的层面，否则，这类研究将会停留在仅是为相关学科研究提供综述、述评的层次，使研究的学术含量大打折扣。由此，所谓的“海外中共学”将被虚化为综述或述评，因而也不可能独立成为一门“学”而存在。因此，探索学术化的“海外中共研究”的再研究是当前从事这一研究的国内学者亟待思考和解决的问题。对此，学界需要深化相关理论研究，明确这一研究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取向等基本问题，从而为后续研究人才的培养和深化学术性研究奠定基础。三是要强化前瞻性研究。实际上，近十年来，海外的中国共产党研究重心已经转向智库。智库的中共研究体现了鲜明的对策性，其对相关国家的对华政策构成直接影响。因此，国内学界在开展“海外中共研究”的再研究时，应加强对相关国家对华政策走向的考量，体现研究的前瞻性特色。

（三）学科整合重构“海外中共学”

重构的“海外中共学”显然不是建立在单一学科基础上的，而是整合了多个学科研究内容，重新建构的一项新的学科研究。

第一，重构的“海外中共学”是属于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以中共党史党建学研究方法为主。某一研究属于哪个学科主要取决于其研究对象，重构的“海外中共学”的研究对象是中国共产党，主要是研究国际舞台上中国共产党的相关历史和现实问题。因此，重构的“海外中共学”理应纳入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其研究方法也是以中共党史党建学研究方法为核心。中国共产党海外活动史、对外交往史等方面的研究显然属于中共党史研究范畴，中国共产党海外建设研究、国际形象、国际影响力研究则属于党的建设领域。

第二，对海外学界开展的中共研究进行再研究则属于海外中国学与中共党史党建学交叉形成的一个领域。海外中国学是海外学界对当代中国所开展的以跨学科、跨文化为主要特点的区域研究。在海外中国学领域，中共研究是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可以看到，无论是早期的费正清、拉铁摩尔、莫里斯·迈斯纳等，还是后来的傅高义、李侃如等，他们既是中国研究专家，同样也是中国共产党研究的权威。与此同时，在海外虽然没有形成专门的中国共产党研究学科，但毋庸置疑的是，海外高校、智库等领域都积聚着一批中国共产党研究专家，形成了一系列有关中国共产党研究的丰富成果。因此，对海外学界的中共研究的再研究是海外中国学研究与中共党史党建学研究的交叉研究。

第三，重构的“海外中共学”综合了国际共运史研究、传播学、外交学等学科知识。从传统学科划分角度看，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以及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交流、交往等方面的研究，属于国际共运史研究的范畴。近年来，有学者在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国际交往、国际活动时，采取了外交学方法的研究；
有学者在探究中国共产党国际影响力时，特别是在研究诸如《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系列著作的国际影响、国际传播时，采取了传播学的研究方法。因此，重构的“海外中共学”应该在充分汲取相关学科知识、学科研究方法基础上，构建起自身的研究方法。

综上所述，重构“海外中共学”，其研究对象是国际舞台上的中国共产党，其研究内容是在目前学界所界定的研究内容基础上，又整合了其他相关研究内容、相关研究学科基础上的新的学术研究。这一研究体现了“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等关键词，因而符合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客观要求，符合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建设需要，也符合当代中国共产党发展的客观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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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马明冲、韩笑：《议程设置：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的一种建构范式》，《新视野》2023年第6期，第17—23页。

英文标题

Reconstruction of the Connotation of “Overseas CPC Stud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Abstract：
The term “overseas CPC studies，” defined by the domestic academic community， refers to the academic knowledge about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onstructed by overseas academic circles. In this sense， “overseas CPC studies” have existed for nearly a hundred years and are essential in building the CPCs international image. Based on this， the Chinese academic community has proposed the concept of “research on overseas CPC studies.” Currently， constructing an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in China is an inevitable trend in developing Chinese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Consequently， it is necessary to reconstruct the connotation of “overseas CPC studies.” The primary reason for reconstructing the fundamental connotation is the discrepancy between the existing concepts of “overseas CPC studies” and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and the first-level discipline of “CPC history and Party building studies.” Furthermore， the existing concepts of “overseas CPC studies” fail to align with the CPCs international activities， exchanges， image， and influence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Chinas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overseas CPC studies; the international image of the CP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