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发与镜鉴：1980年代喜剧电影的创作理念和价值传承

摘要：近年来，中国喜剧电影在创意理念上逐渐呈现出困乏态势，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观众对该电影类型的审美疲劳，喜剧电影如何实现破局成为当务之急。基于此，研究着眼于1980年代这一中国喜剧电影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整理出主配相辅的人物塑造、悲喜交叠的现实主义表达、切中时代记忆的情感书写等喜剧创作理念，其在情节内容与叙事形式上为当前喜剧电影的生产与创作提供了重要的借鉴意义，而对这一时期电影喜剧理念的重访可以助力中国喜剧电影更新创作观念，进一步形成具有新时代特色的中国喜剧电影实践经验。

关键词：喜剧电影 1980年代喜剧电影 喜剧理念 价值传承

一、引言

“据统计，2022年，喜剧类型片总票房达75.13亿元，较2021年（58.39亿元）涨幅28.66%。”①2022年，喜剧类型片荣登年度类型票房榜首，《独行月球》《这个杀手不太冷静》两部电影更是位列2022年度电影总票房的前三名；
2023年，悬疑喜剧电影《满江红》以45.44亿的票房位列年度票房的榜首，喜剧电影《人生路不熟》以11.84亿的票房位列第十名。不可否认，作为票房密码的喜剧电影已成为当下市场的刚需，观看喜剧电影是当前电影观众喜闻乐见的娱乐消费方式。但是，当前的喜剧电影在得到票房和市场关注的同时，也面临着题材同质化、口碑下滑的现实困境。回望中国喜剧电影的百年发展历程，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1980年代的喜剧作品，无论从质量上还是产量上来说，都可被称之为中国喜剧电影创作的一次高峰，而且在这个高峰期，生成了优秀的电影创作理念和喜剧形式。然而，在喜剧电影的接续发展中，创作者逐渐困囿于外在的笑料和情节噱头之中，载道观念、现实观照，以及农村喜剧等最值得当前喜剧电影承袭与借鉴的元素，却被当下创作者们遗忘和忽视了。本文将梳理1980年代的喜剧电影元素，以期为当前喜剧创作提供参考。

二、多元演进：中国喜剧电影的发展流变

由最初的模仿到自成体系，中国喜剧电影披荆斩棘，发展成为具有民族喜剧个性的重要类型电影。在这个漫长的继承与发展的过程中，1980年代是重要的创作历史分期。就这一时期的统计数据来看，“1984年国产喜剧片的拷贝单个发行量全部超过150个。1986年，是喜剧片辉煌的一年，该年度全国发行拷贝最多、上座率最高的六部故事片中，喜剧片占了四部，达66%之多”②。1980年代的喜剧电影可以说是中国喜剧电影的“黄金时代”，在喜剧电影的商业性转变、类型的融合，以及技術的赋能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探索意义。

（一）喜剧形式从“滑稽短片”到“商业喜剧”

20世纪20年代，欧美动作喜剧大量输入中国市场，导演郑正秋一方面受到欧美短片的影响，另一方面从当时本土文化的文明戏中汲取营养，创作出“现存中国电影史上最早的影片《劳工之爱情》（1922年），也是一部在结构上开始完善的喜剧片”①。这部电影取材于现实生活，通过人物夸张的肢体语言来传达喜剧效果，受到当时观众的极大追捧，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喜剧电影的开山鼻祖。这类脱胎于文明戏的滑稽短片在20世纪20年代盛行，建立起初步的喜剧电影形态，虽未能在电影市场上长久兴盛下去，但于无形之中影响着中国喜剧电影的创作发展。值得关注的是，30年代，天一影片公司率先将连环漫画《王先生》中的人物和故事搬上大银幕，滑稽的动作和表情加上“汤杰”这一明星带来的效应，吸引了广大市民观众的喜爱，在艺术上和商业上分别获得显著的成就。新中国成立后，《新局长到来之前》（1956）、《大李小李和老李》（1962）、《不拘小节的人》（1956）等一批优秀的生活喜剧涌现，在娱乐观众的同时反映社会现实，在市场上取得一定的成绩，中国讽刺喜剧电影的传统在这一时期逐渐清晰。

到1980年代，“由于经济体制的转变，电影的商业性特征——‘娱乐性被强调出来，尽管它受到诸多的阻挠，但还是一步一步地扩大”②，这一时期的电影已有明显的市场意识。从1985年开始，娱乐片的数量和种类明显增多，出现了一些追求票房的商业喜剧。特别是1988年，由王朔四部小说改编的喜剧电影《顽主》《轮回》《大喘气》《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先后被搬上银幕，这些电影对商业喜剧的探索和尝试影响深远。以冯小刚为代表的“贺岁”喜剧便是承袭了王朔喜剧电影的艺术风格，创造出一次又一次的票房神话。

中国电影市场化的萌芽在1980年代的喜剧电影创作中已悄然开始，这一时期的喜剧电影适应社会改革，兼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凭借讽刺幽默的艺术效果抓住观众的审美心理，迅速崛起并快速占领市场。创作者不断挖掘喜剧电影的社会批评元素，围绕小人物的喜乐悲欢形构喜剧内核，逐渐形成喜剧电影社会效益与商业回报义利并举的新局面。

（二）喜剧题材从“相对单一”到“类型融合”

早期的喜剧电影，无论是滑稽短片《滑稽大王游沪记》（1922）、王先生系列喜剧，还是十七年时期的歌颂喜剧，从题材上来说都相对单一。“新中国成立后，17年间的政治电影没有放弃喜剧元素，红色经典电影中有许多喜剧片和包括喜剧内容的情节，……中国喜剧电影开始在讽刺手法之外寻找出路。所寻找到的基本模式就是以误会戏为主体的‘歌颂喜剧。”③这一时期的歌颂喜剧极力避免“丑化生活”带来的政治风险，电影题材局限于劳动人民生活中的误会化解，丢失了讽刺喜剧的独特内核。到了1980年代，喜剧电影的类型融合才初见端倪，如《异想天开》（1986）是喜剧与科幻的融合，黄建新导演的《黑炮事件》（1986）和李新导演的《死去活来》（1987）是荒诞与喜剧的融合，《金鞋》（1988）是悬疑与喜剧的融合，《大惊小怪》（1989）是公路与喜剧的融合，陈佩斯父子主演的家庭喜剧、阿满系列的社会问题喜剧等同样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类型融合。从当下来看，类型融合作为电影多元化发展的重要表征已成为电影市场未来发展的大趋势。其中，“喜剧片作为一种超类型， 具备很强的类型融合度。喜剧电影可以和其他类型的电影如爱情片、科幻片、动作片等相结合， 形成类型杂糅”④。类型的融合使其兼具各个电影类型不同的特点，可以满足不同观影群体的喜好。

当前喜剧电影承袭了1980年代的创作态势，并在类型融合上开始了进一步探索。纵观近些年的喜剧作品，喜剧电影融入多种流行类型元素，如科幻喜剧、悬疑喜剧、情感喜剧等，《独行月球》（2022）、《唐人街探案》系列是其中的典型。其他题材的电影融入喜剧元素，往往会产生另类的喜剧效果，这一类的融合深受观众喜爱，甚至辐射到其他题材电影中——一些基调严肃的主旋律电影也会融入一些笑料，以收获更多年轻观众的喜爱。一些儿童题材的电影如《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筐出未来》（2022）《熊出没·重返地球》（2022）、《皮皮鲁与鲁西西之罐头小人》（2021）等也融入了喜剧元素。

喜剧具有愉悦身心、宣泄情绪的艺术功能，所以每个人都是电影的潜在受众，通过类型融合可以不断满足观众多元化的观影需求，丰富受众群体的具身体验。喜剧题材类型从单一走向多元，中国电影类型融合的创作模式也逐渐走向完善。

（三）喜剧手法从“模仿改造”到“本土原创”

“中国的喜剧片是在欧美喜剧片的直接催生下发展起来的，换句话说，中国喜剧电影是在对欧美喜剧片的模仿中诞生的。欧美喜剧是中国早期喜剧电影最初、最直接的模仿对象和超越的界域。”①中国喜剧电影创作者在对欧美喜剧模仿和学习之后，进行民族化、本土化处理，进而成为“中国式”的喜剧电影。在没有特效技术的时代，卓别林喜剧用夸张的表情、动作和装扮等方式来引人发笑，它笑中带泪的喜剧手法完美地移植于中国早期喜剧电影创作之中，形成了影响中国喜剧电影发展的重要源流。然而，一味模仿很快便失去了观众的青睐，以家庭伦理片为代表的故事片迅速夺取了电影市场，喜剧电影未能“突围”。

近些年来，喜剧电影不断进行本土化原创，一些喜剧电影将本土文化、社会现象、人物特征等本土元素融入创作之中。例如，电影《无名之辈》（2018）深植于当地的文化背景和社会语境，用贵州方言塑造喜剧笑点，充满地域文化特色和真实感，使电影的喜剧效果更加突出。除此之外，喜剧电影的本土原创还体现在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元素的融合之中。特别是新电影技术的引入，促使创作者进一步探索特效技术与喜剧效果的结合。近几年来，一些喜剧电影通过后期合成，将奇观化视听融入到电影之中，在传统的喜剧手法上加入了更多的科技元素。《疯狂的外星人》（2019）中，孙悟空形象以及耍猴文化、酒文化等中国传统文化融合了现代科技，特效技术刻画出外星人与猴子、人类之间所发生的荒诞故事，产生了众多笑料。《独行月球》加入大量的虚拟拍摄和特效镜头，用数字技术打造“金刚鼠”，它的细微表情和动作，与孤独月形成身体、语言互动，为整部电影提供众多笑点。而电影中所传达出的孤独月的集体主义和“逐日”的传统精神，使得整个故事充盈着传统文化的内涵，让观众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中国喜剧电影的本土化原创，可以更好地触及中国观众的文化共鸣点，从而引发观众的情感共鸣。可见，只有坚持“本土原创”才能使喜剧在电影市场拥有更加长久的生命力。

三、喜从何来：1980年代喜剧电影的喜剧理念

1980年代的喜剧电影既积极回应国家意识形态表现大时代的变迁，也以微观视角展现了社会底层小人物的琐碎生活。主配相辅的人物塑造、喜从悲来的现实主义表达、切中时代记忆的情感抒写，形成了这一时期鲜明的喜剧理念。

（一）主配相辅：喜剧人物塑造

小人物接“地气儿”的特质，有着天然的喜剧性，同时小人物的立场更贴近社会现实，更易与观众共情，因此喜剧电影在塑造人物方面，会倾向于从小人物的立场出发去挖掘喜剧笑点。中国喜剧电影歷来重视对边缘“小人物”形象的塑造，回顾中国1980年代的喜剧电影，阿满、二子等经典喜剧小人物形象被成功塑造，创作者以小见大，通过讲述小人物的故事来映射大时代下的社会变迁。

1980年代的喜剧电影中，人物塑造深受社会文化语境的影响，关于喜剧人物的塑造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正义的、完美的形象，是电影中的主角。如阿满系列喜剧中的阿满、《咱们的牛百岁》（1983）中的牛百岁、《咱们的退伍兵》（1985）中的退伍兵等，这一类的人物塑造承续了“十七年电影”（指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至1966年5月前大陆的电影）歌颂式喜剧的表达方式，歌颂榜样人物带领或帮助他人成长的事迹，从而获得圆满的大结局。另一种是潜在的不“完美”的形象，是这时期电影中的配角。这一类人物通过个体的努力或者集体的帮助，实现个人的成长，成为新时期的榜样人物。如《喜盈门》（1981）中的大嫂强英、《大惊小怪》（1989）中的无业少年姚小胖、《咱们的牛百岁》中的懒汉组成员等。这些贴近生活的小人物形象在增添观众亲切感的同时，迎合了改革开放初期积极向上的社会环境，满足了当时观众的审美趣味，在这些“完美”主角与不“完美”配角的相互碰撞中，迸发出喜剧火花，增添电影的喜剧效果。主角与配角相辅相成，比肩而行。这些大时代中的“小人物”，用市井生活的喜怒悲欢，深刻展示着中国人追求美好生活，走进新时代的信心。

（二）悲喜交叠：现实主义的主题表达

喜剧是关于“笑”的艺术，引人发笑是喜剧的首要目的，但是喜剧的内核往往却包裹着悲的要素，1980年代的多数喜剧电影其实都遵循了这一逻辑。这种借助“喜剧”来表达悲剧性现实主题的形式，让观众笑中带泪，这也往往被认为是喜剧的最高境界，亦是喜剧电影惯用的技巧。“‘含泪喜剧实际上就是一种悲喜剧。含泪喜剧中，喜剧性与悲剧性达到了高度的统一，小人物不幸的、悲惨的命运让人同情，但又有许多滑稽的情节与夸张的动作令人捧腹大笑。”①这种“悲剧内核”，有着对时代转型的焦虑与迷茫，以及对落后现象的讽刺与揶揄，大到社会矛盾，小到家庭矛盾等时代伤痛，在这一时期的喜剧电影中不断被呈现。陈佩斯的“天生我材必有用”系列喜剧电影，通过父子矛盾来折射新旧时代交替下两种观念的碰撞，浓厚的悲剧况味被赋予其中。观众在捧腹大笑的同时难免有几分心酸，以“喜”来衬“悲”，使悲剧情绪更加强烈。

1980年代初，伴随着“反思文学”的兴起，具有社会反思和现实批判意味的电影也逐渐出现在大众视野之中。创作者着眼于时代洪流中普通人生活的“笑与泪”，借助喜剧的形式，解构具有讽刺意味的悲剧故事。这种电影成为一种时代的呼声，成为反思社会、批判落后的艺术手段。如《月亮湾的笑声》（1981）、《月亮湾的风波》（1984）、《笑出来的眼泪》（1988）等经典作品都因紧贴社会现实问题而著名。在《月亮湾的笑声》中，电影寓悲于喜，以喜传悲，主人公江冒富几起几落的坎坷经历充满悲情主义色彩，他既是新时代勤劳致富的先进典型，也是被时代裹挟的小人物。喜剧电影从悲剧意识出发展开创作，用含泪的笑，道尽了“小人物”的悲喜浮沉，映射了“大时代”的沧桑巨变。

（三）时代记忆：个体情感抒写

艺术创作离不开情感的抒写和渗透，以“情”感人、以“情”动人，是电影吸引观众的重要方式。喜剧电影也需要从观众的情感需要出发，将情感寄于电影之中，然后以润物细无声的形式触及观众的内心深处。1980年代喜剧电影中的情感抒写主要依托于社会大变迁下，人们对过去伤痛的抚慰以及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待与向往，人物的情感走向往往与时代发展息息相关。《皆大欢喜》（1981）中，将三废治理与三对有情人的爱情故事巧妙联系在一起，《快乐的单汉》（1983）以1980年代的国企为背景，描述了普通工人之间淳朴而真挚的友情与爱情。不同时期的电影凸显着不同时代的情感，这些优秀的喜剧电影以时代情感为创作立场，反映小人物之间的爱与温暖，呼应了1980年代的情感记忆。

再如，由陈强、陈佩斯父子主演的“天生我材必有用”系列喜剧电影《父与子》（1986）、《二子开店》（1987）、《傻帽经理》（1988）中，父子的情感建立在新旧交替的文化语境下，父子日常生活的琐碎转换成电影的故事情节呈现在观众面前，这种京味儿十足的喜剧电影用嬉笑怒骂的艺术表达方式，传达了1980年代老北京人的生活狀态和家庭情感观念，喜剧笑点凸显着父子生活中的每个细节。从受众心理的角度来说，中国人自古以来重视家庭、重视亲情，因而这种家庭伦理喜剧更容易获得观众在情感上的认同。从文化记忆的角度来说，四合院、胡同等物理空间暗藏着老北京人的悲欢离合与人情世故，具有鲜明的老北京的地域特征。喜剧情感也正是建立于承载着文化记忆的场域之中，其具有贮存时代记忆、增强情感与文化认同的重要作用。从喜剧创作上来讲，陈佩斯父子的喜剧电影将强烈的时代气息和情感观念赋于电影之中，成为1980年代独特的银幕记忆，父子二人对喜剧模式的不断探索，形成的“陈氏喜剧”风格，在中国喜剧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

四、启发与镜鉴：1980年代喜剧电影理念的价值传承

近年来，喜剧电影在商业上大获成功，但对于喜剧的思想内涵和文化价值却鲜少关注，为喜剧电影的行稳致远埋下了隐患。回望1980年代的喜剧理念，其载道观念、现实观照，以及丰富的农村喜剧等传统元素，对当前喜剧电影的“突围”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一）载道观念的坚守与践行

“文学不仅以其丰富的经验为电影叙事提供了多种可能，并且以其悠久的传统为电影发展提供了丰盈的意义土壤。”②文学与电影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中国文论中的文以“载道”观念，自然而然地滋养着电影的创作。从“文”以载道发展至“影”以载道，“载道”观念已经成为中国电影美学的重要理念。喜剧电影是载道的媒介，将喜剧因素与新时代的思想观念融为一体，具有强大的社会功能。19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经济结构急剧转变，各行各业回归正轨，处于停滞状态的喜剧电影也开始复苏。中国传统观念中“文以载道”的思想在这一时期的喜剧电影中得到丰富和升华。这里“道”着重突出作品内在的思想观念和精神内涵。如黄建新的电影往往以诙谐幽默的方式解构各类社会问题，有着深刻的文化价值。他的电影《黑炮事件》，在幽默讽刺的故事情节中凸显丰富深刻的社会内涵，荒诞性极强，具有强烈的反思批判意识。导演充分发挥喜剧电影的社会批判功能，由此达到启迪和教育观众的目的。可见，喜剧电影在娱乐大众的同时，也可以兼具教化意义。然而，喜剧电影这一双重功能作为最值得被传承和发扬的优秀理念，却往往被当下喜剧创作者们“忽略”和“淡化”。

当前，电影作为众多娱乐方式之一，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占据重要位置。“相关语境中的电影首先不再是艺术品，也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化产品，而是沦为一种‘快消品，电影的文化诉求已经被纳入其经济诉求的话语模式中。”①电影市场竞争愈发激烈，在商业化快速推进的过程中，票房已经成为衡量一部电影成功与否的重要指标，甚至出现了“唯票房论”的错误价值导向，电影的商业观念和商品意识逐渐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在这样的市场化语境下，喜剧电影的“载道”意识被逐渐淡化。喜剧的娱乐性至关重要，注重市场效益也在所难免，但过度迎合票房，过度追求市场效益，使得一些喜剧电影趣味低级、玩梗过度、题材同质化严重，这些“泛娱乐化”现象的时代症候时有出现，暴露了电影中文化价值内涵的贫瘠与匮乏。事实上，当前社会文化娱乐方式十分多元，观众的审美水平不断提高，对喜剧电影的教育意义和娱乐功能有更高的要求，创作者只有不断丰富电影文化内涵，完成“娱乐性与社会性”“现实性与反思性”的统一，兼顾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并将“载道”的艺术观念深入喜剧精神的内核之中，才能满足观众的日益复杂化的审美要求。

（二）社会现实的观照与依托

1980年代喜剧电影的主题内容与时代生活紧密相连，透过喜剧电影可以映射时代发展中人物的生存状态与心理状态。中国电影的现实主义传统使喜剧电影敏锐地捕捉到现实生活的变化，并在这些变化中描摹时代政治和社会文化的细微起伏。喜剧依托于社会现实，能够深入观众的日常生活肌理，从普通人熟见之事中提炼有思想有深度的内容，并加以喜剧化和戏剧化的处理。五讲四美、四化建设、计划生育、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时代主题在多部电影中被呈现，这一时期的喜剧电影褪去了十七年电影期间浓厚的政治意味，体现出贴近生活、观照社会的艺术特征。

近些年来，《夏洛特烦恼》（2015）、《你好，李焕英》（2021）、《哥，你好》（2022）等电影，以穿越的形式架空喜剧电影的现实逻辑，在现实与想象之间搭建出一个异质空间，于反差中建构喜剧效果。这种脱离于现实的喜剧电影迎合了当前观众的情感需求。然而，只有观照和依托社会现实的喜剧电影才能深受观众的共鸣与喜爱，《保你平安》（2022）、《人生大事》（2022）等优秀现实主义题材的喜剧电影，在收获了良好的口碑和票房、引人捧腹大笑的同时，也引发观众对现实生活的反思。这些电影以幽默的戏剧化情节讲述了普通人的生活困境、小人物的梦想以及网络谣言和网络暴力等现实故事。这种喜剧叙事一方面满足了观众的情绪宣泄需求，另一方面也借助小人物的现实困境映射现实生活中的人生，因此具有了关照现实的意义。这类喜剧电影的成功彰显了电影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和路线，以喜剧的形式包裹现代社会的各类焦点问题，将各种可能引起受众共鸣的社会性话题融入到电影之中。基于此，可以断定依托于社会现实、贴近社会现实的喜剧创作是当前喜剧电影重获观众信任并突围的可行性路径之一。

（三）农村喜剧的风靡与繁荣

1970年代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得农民获得土地的“经营权”，成为土地的主人，农民发展多种经营，积极投身于农业建设，劳动致富理念深入人心，这大大提升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这一制度在1980年代得到广泛推广，新旧制度的交替使整个社会充满生机与希望。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农村以及农民的新面貌成为这一时期喜剧电影创作的主要内容。如《赵钱孙李》（1982）、《飞来的女婿》（1982）、《生财有道》（1983）、《媳妇们的心事》（1984）、《迷人的乐队》（1985），以及赵焕章的农村三部曲《喜盈门》（1981）、《咱们的牛百岁》（1983）、《咱们的退伍兵》（1985）等大量表现农村生活主题的喜剧电影充盈着整个电影市场。“《喜盈门》上映后观众人数高达5.6亿；
《咱们的牛百岁》和《生财有道》的观众也都超过2亿。这对于如今的电影市场而言，几乎是天文数字。”①农村喜剧占据1980年代电影市场的半壁江山，风靡整个1980年代。

从历史文化语境的视角来说，1980年代的喜剧电影是在改革开放、经济体制改革、社会思潮涌入等多元社会环境下创作的，这一时期的喜剧电影中，音乐普遍高亢激昂，光线多半强烈明亮，电影中的每个人物都朝气蓬勃，充满活力与希望，以积极的心态迎接新的生活。农民精神生活、物质生活的变化；
对改革开放后新时代美好生活的歌咏；
对不良社会现象的鞭挞和讽刺，都契合这一时期观众的思想状态和精神状态，最大程度上贴近了农民的消费心理和审美期待。

新时代，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中国城乡互动迎来了新的历史契机，然而，农村题材的喜剧电影却逐渐远离了电影银幕，产量急剧下滑。即使在新主流电影中被偶然纳入影像空间，但是在一定意义上讲，农村已经沦为了城市的“他者”，失去了言说的权利，因此也鲜有真正能触及农村现实、观照农民问题、展现农民生活状态的电影作品。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中国乡村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阶段。农村依然有丰饶的喜剧故事，有大量的喜剧养分和艺术灵感亟待中国喜剧电影去吸纳，比如展现脱贫攻坚后农村、农民的新变化与新面貌，以及城乡差异和乡村教育等。电影《二八时代》（2023）将喜剧效果融入农村题材的电影创作中，通过农村生活的点滴来展现农村发展的轨迹。表达农村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喜剧效果丰富，具有深刻的社会内涵和文化意义。由此可见，喜剧创作者应积极响应国家战略，在农村题材上积极探索，以回答“农村喜剧如何回归电影市场”“如何再次‘破圈出圈”等现实问题。

五、结语

在中国喜剧电影的百年发展中，中国观众对喜剧电影的热爱只增不减，但对喜剧电影的精神内核、表现手法等提出新的要求。1980年代喜剧电影的创作为中国喜剧电影的长远发展提供了镜鉴，要求电影创作既要基于市场的现实需求，也需担当文化价值，以受众为中心，提升喜剧电影的思想深度，推动喜剧电影的高质量发展。特别是当下，正处在喜剧创作的瓶颈期，这便更需要回顾来时的发展历程。只有找準发展的方向和动力，中国喜剧电影才能走出良性的发展之路。

作者：

高志茹，安徽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广播电视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电影批评

（责任编辑：谷儒楠）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Chinese comedy films have gradually shown a trend of fatigue in creative concepts， which has to some extent intensified the audiences aesthetic fatigue towards this type of film. How to break through the situation in comedy films has become an urgent task.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the 1980s， as an important period in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Chinese comedy films， provided important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the production and creation of current comedy films not only in terms of plot content and narrative form， but also in terms of revisiting the comedy concepts of this period， which can help Chinese comedy films update their creative concepts， further forming practical experience of Chinese comedy films with new era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Comedy Film， 1980s， Comedy Film， Comedy Philosophy， Value Inheritance

① 1905电影网（2022）。《2022中国电影年度调查报告》发布！检索于https：//www.1905.com/news/20230101/1608856.shtml.

② 可可（1989）。苍白的笑和舒心的笑——纵观中国的通俗喜剧片。《电影评介》，（09），8-9。

① 孟犁野（1999）。吕班对新中国电影喜剧的探索。《电影艺术》，（02），32-37。

② 李少白（2006）。《中国电影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③ 文然（2020）。《传播媒介娱乐史纲》。辽宁：辽宁人民出版社。

④ 饶曙光，尹鹏飞（2013）。当下中国喜剧电影创作演变及其发展。《艺术评论》，（04），65-71。

① 刘宇清（2009）。《中国电影的历史审思与当下观察》。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① 彭吉象（2004）。试论悲剧性与喜剧性。《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04），126-131。

② 徐兆寿（2022）。从“文以载道”到“影以载道”——“中国精神”的内涵与影视文学实践。《当代作家评论》，（03），4-14。

① 王雪璞（2022）。“泛喜剧化”：后现代主义的中国电影症候。《电影艺术》，（01），82-89。

① 可可（1989）。苍白的笑和舒心的笑——纵观中国的通俗喜剧片。《电影评介》，（0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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