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健康素养在慢性心力衰竭患者社会支持与益处发现间的中介效应

屈少花 秦庆祝 杜宜修 李瑶瑶 陈亚梅 樊苗苗

全世界约有2 600万心力衰竭患者[1],而我国心力衰竭患者数已达890万,其中慢性心力衰竭(chronic heart failure,CHF)患者约占400万,且呈逐年上升趋势[2-3]。CHF病因复杂,患者常因反复入院导致其生活质量受到严重影响[4]。益处发现是一种个体在应对外界刺激性事件中觉察到益处的认知与行为的适应方式[5]。研究[6-7]显示,益处发现不仅可以改善患者的负性情绪,促进健康行为,还能进一步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电子健康素养是指患者获取网络健康信息并用以促进自身健康行为的能力[8]。既往研究[9]表明,较高频率获取与利用网络健康资源能够帮助患者在疾病管理中获益。社会支持是指患者能获取到的外界有效资源的支持。研究[10-12]显示,社会支持程度越高,越能提高患者的电子健康素养,促进其健康行为,而加强社会支持在一定程度上也能提高患者的益处发现水平。由此可以提出假设,电子健康素养在CHF患者社会支持与益处发现间起中介作用。目前,有关益处发现的研究多集中于癌症患者,较少关注CHF患者,也较少探讨有关CHF患者社会支持、电子健康素养与益处发现间的影响机制。因此,本研究旨在探讨电子健康素养在CHF患者社会支持与益处发现间的作用,旨在为提高CHF患者的益处发现水平提供理论依据。

1.1 研究对象

选取2022年9月-2023年9月于河南省某三级甲等医院心血管科病房住院的CHF患者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1)符合心力衰竭诊断标准[13];(2)年龄≥18岁;(3)纽约心脏协会心功能分级(NYHA)为Ⅱ～Ⅳ级;(4)能够正常沟通交流且会使用电子设备;(5)自愿参与,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1)合并严重肺、肝、肾功能不全或其他严重器官疾病导致生活不能自理;(2)患者精神错乱,言语不清或痴呆。本研究按照自变量数的5～10倍,并考虑20%的样本脱落率估算样本量,最终纳入CHF患者292例。

1.2 调查工具

1.2.1 一般资料调查表

由研究者自行设计,包括CHF患者的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人均月收入、婚姻状态、职业状态、居住地、居住状态、病程、心功能分级等。

1.2.2 中文版益处发现量表(Chinese version of benefit finding scale,C-BFS)

该量表由Antoni等[14]编制,由胡晔[15]对量表进行汉化并在乳腺癌患者中进行信效度检验,目前已被用于心力衰竭患者,该量表为单维度量表,包括19个条目。量表采用4级评分,1～4分分别表示“完全没有”到“非常多”。量表总分为19～76分,得分越高表示患者的益处发现水平越高。量表Cronbach′s α为0.911。本研究中该量表Cronbach′s α为0.949,重测信度为0.932。

1.2.3 电子健康素养量表(eHealth literacy scale,eHEALS)

该量表由Norman等[16]编制,郭帅军等[17]进行翻译汉化,共8个题目,包括网络健康信息与服务的应用能力测试(1～5题)、评判能力测试(6、7题) 和决策能力测试(8题) 。各题均采用Likert 5级评分,从“非常不相符”到“非常相符”计1～5分,得分越高,表示电子健康素养水平越高,量表Cronbach′s α为0.913。本研究中量表的Cronbach′s α为0.846。

1.2.4 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ocial support rating scale,SSRS)

该量表由肖水源[18]编制,包含客观支持(3个条目)、主观支持(4个条目)、对社会支持的利用度(3个条目)3个维度,共10个条目。量表总分12～66分,得分越高代表社会支持程度越高。本研究中量表Cronbach′s α为0.742。

1.3 资料收集方法

调查前对2名研究者进行统一培训,在进行调查前取得患者本人的知情同意,对患者采取现场调查的方式收集问卷,研究者对本研究的目的、意义及填写问卷注意事项进行统一解释,并向患者保证资料的保密性和匿名性,有疑问者现场给予解释,最后问卷由研究者进行查看,有缺失项由患者当场补齐。本研究共发放问卷300份,回收有效问卷292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7.3%。

1.4 统计学方法

2.1 CHF患者一般资料

292例CHF患者:年龄46～80岁,平均(63.33±7.24)岁;男性197例,女性95例;居住地为城市130例,农村162例;和配偶、子女一起居住198例,独居/其他94例;在职66例,退休78例,其他148例;婚姻状态为在婚155例,其他137例;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下156例,高中/中专99例,大专及以上37例;人均月收入<2 000元106例,2 000～3 000元72例,>3 000～4 000元68例,>4 000元46例;无共病35例,1个共病101例,≥2个共病156例;NYHA心功能分级为Ⅱ级96例,Ⅲ级162例,Ⅳ级34例;病程12～48个月,平均(31.64±12.50)个月;认为互联网信息能促进自己健康189例。

2.2 CHF患者社会支持、电子健康素养与益处发现得分情况

CHF患者的社会支持、电子健康素养、益处发现总分、各维度得分及条目均分见表1。

表1 CHF患者社会支持、电子健康素养与益处发现的得分情况 (n=292)

2.3 CHF患者社会支持、电子健康素养与益处发现的相关性分析

Pearson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CHF患者益处发现总分与社会支持总分、电子健康素养总分均呈正相关;社会支持总分与电子健康素养总分也呈正相关。见表2。

表2 CHF患者社会支持、电子健康素养与益处发现的相关性分析 (n=292,r)

2.4 电子健康素养在CHF患者社会支持与益处发现间的中介效应分析

首先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法分析社会支持、电子健康素养与益处发现的全部因子,结果显示,共提取出7个特征值>1的公因子,最大因子方差解释率为29.99%,<40%的标准临界值[19],表明本研究无共同方法偏差。

以社会支持为自变量、电子健康素养为中介变量、益处发现为因变量构建结构方程模型,见图1。采用最大似然法检验模型参数,结果显示:卡方/自由度(χ2/df)=1.073,比较拟合指数(comparative fit index, CFI)=0.998,拟合优度指数(goodness fit index, GFI)=0.988,Tucker-Lewis指数(Tucker Lewis index, TLI)=0.996,渐进残差均方和平方根(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approximation, RMSEA)=0.016,以吴明隆[20]参数作为判断标准,模型拟合度良好。模型显示,社会支持能正向预测电子健康素养(β=0.358,P<0.001),电子健康素养能正向预测益处发现(β=0.159,P<0.001),社会支持能正向预测益处发现(β=0.223,P<0.001),表明电子健康素养在CHF患者社会支持与益处发现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值为0.358×0.159=0.057,直接效应值为0.223,总效应值为0.057+0.223=0.280。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20.36%。

图1 CHF患者社会支持对益处发现的中介效应模型图(标准化)

3.1 CHF患者益处发现现状

本研究结果显示,CHF患者益处发现的得分为(49.32±11.46)分,条目均分为(2.60±0.60)分,这与陈颂歌等[21]调查CHF患者[(50.18±6.57)分]的结果相似,但低于夏春桔等[22]调查冠心病患者的得分[(59.25±7.50)分]。究其原因,相比于冠心病患者,CHF患者处于心血管疾病的终末阶段,病程长且呈进行性病变,患者因病因复杂、病情严重需反复入院治疗[23],自身与家庭负担过重,精神与机体的双重压力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对疾病益处的获得; 此外,本研究调查的CHF患者年龄为 (63.33±7.24)岁,多数为老年患者,随着病情的严重程度的增加,其心脏功能及自理能力下降,从而导致诸多活动受限,继而影响其益处发现水平。

3.2 CHF患者益处发现、社会支持与电子健康素养的相关性分析

本研究结果显示,CHF患者益处发现与社会支持呈正相关,即社会支持水平越高,CHF患者益处发现水平越高,与陈晨等[24]研究结果一致。原因在于良好的社会支持能满足患者情感上的需求,帮助患者减轻因疾病产生的负性情绪。此外,较高的社会支持也能进一步促进患者创伤后成长,促进其在疾病中挖掘益处[25]。本研究还发现,CHF患者益处发现与电子健康素养呈正相关,即电子健康素养水平越高,CHF患者益处发现水平越高,与Stellefson等[9]的研究结果一致。可能是因为电子健康素养水平越高的患者,其获取互联网健康信息的渠道与途径越多,因此获得的健康资源就越多,越能促进患者在疾病管理中获得益处。本研究还发现,社会支持与电子健康素养呈正相关,即社会支持水平越高,CHF患者电子健康素养水平越高,与Xu等[26]的研究结果相似。究其原因,社会支持程度越高的患者,可能更容易获得资源。尤其是对于老年患者,社会支持程度越高越能帮助其更好地使用网络设备,从而获得网络健康资源。

3.3 电子健康素养在CHF患者社会支持与益处发现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本研究结果显示,电子健康素养在社会支持与益处发现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其中介效应值占比为20.36%。社会支持主要由家庭支持、朋友支持和其他支持组成,而针对CHF患者,其获得的社会支持主要来源为家庭支持,强有力的家庭支持不仅能减轻CHF患者经济与心理负担,也能激发患者的内在驱动力,促使患者在疾病中体验到益处,并获得成长[27]。而患者也能在家庭的鼓励、帮助下,获取更多的网络信息,进一步帮助患者获取更多的健康资源,增加患者在患病过程中的积极体验,促使其发掘力量,寻求益处。当患者掌握一定网络健康信息后,可能会促使患者改变自身不良习惯,更好地管理疾病、改善生活质量,从而更容易在生活中觉察到益处,促进其益处发现并保持健康行为。

综上所述,建议积极开展老年人的电子健康素养教育,增加患者获取网络健康资源与信息的渠道,以提高患者的电子健康素养水平,同时加强患者的社会支持力度,完善老年人群的社会支持系统,帮助其在疾病中寻求益处,获得成长。本研究不足在于仅选取河南省某三级甲等医院的CHF患者为研究对象,可能存在选择偏倚,导致研究结果存在差异,未来将尽可能扩大研究对象的选取范围,开展多中心、大样本研究。此外,本研究是针对CHF患者益处发现、社会支持与电子健康素养关系的横断面调查,无法动态评估社会支持与电子健康素养对CHF患者益处发现的影响轨迹,未来可通过纵向研究进一步探究CHF患者益处发现与各变量之间的潜在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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