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治理视角下数字技术嵌入社区治理的逻辑理路——以N市Z区智慧社区建设为例

徐红映

技术治理视角下数字技术嵌入社区治理的逻辑理路——以N市Z区智慧社区建设为例

徐红映

（中共宁波市委党校 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浙江 宁波 315032）

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将数字技术引入社区治理过程，以技术破解社区治理中的普遍性难题并进一步完善社区治理体系和提升社区治理能力，已经成为地方政府的普遍选择。基于技术治理理论和技术执行分析框架，对N市Z区“智慧社区”试点建设案例进行分析，发现在政府主导推动社区技术治理的背景下，数字技术嵌入社区治理的过程更多体现了科层组织的刚性要求对技术的理解、选择及安排。一方面，体现在政府对数字技术方案选择的技术偏好，即追求低组织成本和低政治风险。另一方面，体现在技术方案本身所内含的以政府逻辑导向为主的治理目标中，即促进社区再组织、获取基层管理数据信息以及掌握居民需求并回应。当然，数字技术嵌入社区治理过程中，技术对社区治理结构和治理过程中的微妙影响，也为后续引发一系列基层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了新的可能。

社区治理；
技术治理；
数字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创新”已经成为国家推动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基调。伴随着国家治理机制逐步从总体支配向技术治理转变，社会快速进入信息时代所产生的影响正在深刻改变社会治理转型的机制和过程。自中国“电子政务年”以来，党中央越来越重视通过引入信息技术来提升社会治理的效能。在国家治理改革的整体路径指引下，各地政府开始投入大量资源和精力开发基层技术治理创新的模式和案例，特别是近几年来社会领域的全面数字化转型，强调“数”“治”结合已经成为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关键钥匙。在地方社区治理改革过程中，数字化赋能同样被基层政府寄予厚望，试图借助数字化手段助推城乡社区治理模式、手段和方式的创新，进而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的整体效能。然而，在治理改革创新中，数字技术的加持并不必然带来社区治理效能的质性提升[1]，技术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真实推动治理创新并影响治理体系整体组织结构和制度安排的变革，是亟待研究和评估的课题。鉴于此，本研究在考察N市Z区“智慧社区”试点建设技术方案设计与应用状况的基础上，尝试从技术治理的理论视角构建分析框架，厘清在嵌入社区治理过程中，技术是如何受到既有组织结构的作用和影响，如何通过技术嵌入来寻求技术目标与治理目标的一致性，并进一步探讨技术为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了可能。

技术治理进入国家视野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并分化为两个研究重点：国家如何以“技术性方式”进行治理和“信息技术应用”[2]。伴随着信息技术革命浪潮，将数字技术是否能够以及如何能够促进社会治理变革放在更为广阔的理论场景中加以审视，根据“技术与组织谁决定谁”的标准，可以归结为“技术决定论”和“社会建构论”两种研究传统[3]。从文献梳理来看，国内学者普遍认同技术与组织制度相互形塑的观点，并进一步延伸发展出技术治理的理论议题和实践讨论。例如，基于简·芳汀的技术执行分析框架，黄晓春加入了时间因素，提出了技术—结构时间序列互动模型[4]。钱坤引入行动者主体，构建起“制度—技术—行动者”的理论分析框架。此外，也有学者从技术与治理的内在关系[5]、技术治理的运作逻辑[6]、技术应用限度[7]、技术治理效能[8]等视角开展研究。

社区是社会的基本单元和重要细胞，数字技术在社区治理中的转型和应用已经成为国家全面推进数字化改革过程中实现利民惠民的第一阵地。技术与治理的实践在社区情境中不断交互迭代、融合发展，各地在实践领域也涌现出了智慧社区、互联网+社区治理等创新模式。在各地社区信息化、数字化建设过程中，技术应用主要集中在社区公共服务、社区居民参与、智慧社区发展、社区电子商务等领域[9]。在学术领域，已有研究主要从两个维度来考察技术在社区治理实践中的应用。

一是技术嵌入社区治理结构。在治理结构方面，已有研究重点分析了技术对国家—社会关系的影响，有学者将“宏观政策的模糊性”视为技术嵌入社区治理的重要原因，技术以程序化和理性化构建流程和体系[10]，创制“数字疆域”，数字化读取基层、可视化精准管理，从模糊治理走向清晰治理[11]。也有学者认为技术变革改善了基层治理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12]，缓解了“数据孤岛”“数据确权”等困境[13]；
通过对政府和居民进行双向赋权完善了自下而上的诉求反映和自上而下的治理整合两种作用机制[14]，重塑政府、市场、社会的边界，推动智能化社会治理格局形成[15]。因此，一部分学者认为技术治理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国家政权建设、提高了国家社会互动、增进了中央地方关系[16]。对此，也有学者提出异议，认为技术治理“绕开存量做增量”，在虚拟层面调和了“条块之争”，但也使得技术治理引导的社会领域改革长期停留在表层[17]。

二是技术嵌入社区治理过程。有学者提出，城市社区技术治理是不同行动主体在制度、资源和需求等结构性因素制约中反复互动磨合，最终达到相对稳定状态的过程[18]。技术治理需要嵌入民众的社会互动关系中，其运行需要通过社会场域来施展[19]。在社区交往方面，新兴技术促进了城市社区内部社交，同时新兴社交也成为“技术治理社会化”的一个驱动力[20]。在社区集体行动方面，新兴技术通过重新定义社区要素、重塑社区公共空间与重建情感维系方式等机制，可以破解社区建设的“共同体困境”[21]。在社区公共服务方面，技术融入社区养老、家政、医疗、安保等服务，促进社区服务提供的精准化、精细化和多元化[22]。也有学者指出，技术嵌入社区治理过程，存在技术成本过高、制度供给不足以及行动者参与缺乏的实践困境[1]，也存在强调单一技术导向而导致“技术利维坦”的价值困境[23]，需要通过治理体制变革予以破除。

既往研究为我们揭示了组织学视角下技术与治理的理论发展脉络，以及技术发展与治理变革，尤其是与基层社区治理的基本图景，为本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可供分析思考的基础和素材。但当我们求解“数字技术如何嵌入社区治理过程”这一议题时，更需要系统性、具象性的基层实证案例支撑和佐证。通过实践案例来进一步研究，在既有组织结构和制度体系的影响下，技术引入社区治理是否能够实现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实现组织重塑和流程再造。鉴于此，本研究尝试从技术治理理论视角出发，在简·芳汀的技术执行分析框架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本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并通过对N市Z区智慧社区建设实践案例的考察，对数字技术嵌入社区治理结构和过程进行全景式分析。

本文认为技术主导者通常会沿着既有的组织和制度逻辑惯习去选择和设计技术方案[4]，而很难完全跳出已有的结构框架进行彻底变革。中国社会“一核多元”的社会治理结构中，政府的“元治理”角色事实上主导了绝大多数社会治理创新行为，特别是数字化改革背景下的社区技术治理。因此，技术嵌入社区治理的过程必然受到政府治理逻辑的深刻影响，并具体表现为以下两个层面。

一是在前期整体技术方案设计中，体现出政府明显的技术偏好——追求低组织成本和低政治风险。低组织成本的技术偏好逻辑，即在推进技术治理改革中，对地方政府而言最保险最稳妥的选择就是根据现有的行政体制结构特征来选择技术方案[24]，也就是和当前地方行政体制最相近的方案，避免对现有体制产生过大冲击，这样至少能够确保技术改革被既有的体制结构所接纳，以减少改革推进的部门阻力，为改革保留更大的可周旋空间。低政治风险的技术偏好逻辑，是指在宏观制度政策激励不足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更倾向于风险控制导向的技术治理逻辑[24]，即政府通过识别技术应用可能产生的影响，谨慎选择那些可能会带来激烈社会效应或对现有行政体制产生过大影响的技术方案，更倾向选择缓和的、渐进式的技术治理改革。

二是在社区治理的终端应用中，深度融合以政府导向为主体的治理目标——促进社会自治、满足社会需求和增强社会控制。从实践来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政府主导的中国城市社区改革始终围绕着一个重要议题，即解决基层日益膨胀的行政事务与满足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25]。当前数字化改革在基层的实践仍然围绕这一核心议题展开。一方面，用技术联结社会主体，增强社会动员，以社会自治力量的拓展减轻政府在基层事务管理中的行政负担。另一方面，通过新兴技术手段，快速获取公众需求，增强基层的公共服务保障，进一步强化党的执政地位的基层基础。另外，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基层社会大规模的制度化、技术化“回归”背景下[26]，进一步增强社会控制和稳定尤其是实现基层治安防控的治理目标也更加凸显，而新兴数字技术的应用无疑是全面获取社会信息数据、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优解，因此，技术嵌入社区治理必然暗含社会控制的目标。

技术也不完全会被既有结构所限定，随着技术嵌入社区治理的程度加深，会不断修正已有的治理运行逻辑和治理理念，可能以一种微妙的方式推动包括政府自身在内的基层治理结构发生深刻变革。在社区治理整体结构中，日益多元化的社会需求会通过社区治理的各种渠道平台不断向上反馈，在数字技术层面则可能集中表现为对各种应用终端功能的优化。事实上，功能优化的背后不可避免地会涉及数字领域“虚拟机构”的组织结构和制度安排的变革，而这种线上的变革理念和行动，在理想状态下有可能会影响线下的政府行政体制的系列变革（具体见图1）。

图1　社区技术治理的理论分析框架

本研究运用个案分析方法，以N市Z区智慧社区试点建设案例为研究对象，通过实地调研和访谈获得相关数据资料，以展示数字技术在基层社区治理中的嵌入过程。

（一）N市Z区智慧社区试点建设推进状况

2021年7月，Z区被列入浙江省首批智慧社区试点名单。同年8月，围绕“数字赋能，打造一体化社区‘智治’系统，增强城乡社区智慧化、精准化治理服务能力”的主题，Z区把试点工作纳入全区数字化改革总体框架进行谋划。同年10月，全区召开智慧社区试点工作动员会，全面动员部署智慧社区试点工作，明确试点内容和试点步骤，选取了B街道、T街道、S街道所辖社区作为重点实施对象。为稳妥有序推进试点工作，项目分为“前期准备、试点实施、推广应用、总结提升”4个阶段，自2022年8月起至2023年5月结束。2022年1月底，系统基本框架建设完成，实现系统上线，并于同年5月底前完成B街道试点，同年12月底前完成全区推广。2022年4月初，Z区再次召开智慧社区建设推进会，专题部署智慧社区建设工作。会议通报了项目建设推进状况及存在问题，认为试点工作关键难题在于共享数据获取不足，难以满足系统全面运行的数据需求，距离全面应用推广阶段的数据标准仍有较大差距。区政府在推进会上敦促相关部门加强协同合作，确保数据按设计方案共享到位，确保“智慧社区”项目顺利实施。

为进一步推动落实项目建设，Z区成立了以区长任组长、分管副区长任副组长的领导小组和以区民政局局长为组长的试点工作专班，试点工作由区民政局牵头负责，区大数据中心、区委改革办、区委组织部、区财政局、区委政法委、区矛调中心、区公安分局等25家单位协同推进。在经费保障方面，区政府加大对试点项目的财政投入，确保“智治”系统建设、推广、人员培训及社区智能化基础设施建设等经费，目前已获批首批财政资金250万元。在智力保障方面，聘请高校和科研院所专家组成专家顾问组，对试点工作进行指导。

（二）一体化社区智治系统建设

Z区智慧社区建设试点工作以“智能化、标准化、流程优化”为引领，以基层治理数据共享和管理服务流程智能化再造为重点，着力打造“1+1+4”一体化社区智治系统，即1个基层主题库、1个基层分脑及“Z易报”“Z惠民”“Z参与”“Z管家”4大应用场景。同时，进一步加强社区智能设施建设，延伸基层智治触角。“基层主题库”以整合跨部门、跨层级、跨领域社区智治数据为核心，实现社区智治要素数据建模和治理信息互通共享。“基层分脑”以重构社区管理服务体系为重点，依托社区减负、治理、服务指标和评价体系，抓取四大应用场景数据，分析、评价、展示社区管理和服务状况，打造社区治理智能助手。“Z易报”“Z惠民”“Z参与”“Z管家”应用场景（见图2），分别聚焦社区减负、社区服务、居民自治、社区平安等主题，以数字赋能破解社区治理难题。

（三）社区数字终端设计与应用

在Z区智慧社区建设的试点实施阶段，B街道以区社区智治系统整体构架为基础，进一步探索开发了“数字B”移动终端以及智能化社区设施，围绕议事协商、物业管理、居家养老、民生服务等社区场景，进一步推进以数化治、以数增效。

1.“数字B”终端功能模块设计

“网格党建”提升社区党建向心力。开发“网格党建”模块，依托“街道—社区—小区—网格—楼道”五级党建网络，积极引导党员参与社区治理。结合“党员红岗”制度，动员党员线上报到和先锋认领，形成线上线下一体化党建。

“社会协同”增强社区组织内生力。依托“社会协同”模块，为社区志愿者招募、社区活动发起与参与提供平台，并将线上需求与线下社会组织资源有效对接。依托网络平台模块，打造“回馈式”公益。以社区养老志愿服务为例，探索“时间银行”模式，将志愿服务折算成“时间币”存储，通过互联网影视和消费平台等资源进行兑换，以激发志愿服务动力。

“议事厅”提升社区协商凝聚力。打造线上“议事厅”模块，将小区业主微信群、网格微信群等作为常态化沟通平台，打造线上议事、表决、监督功能，居民可在手机端实时参与公共议题发起、投票表决、议题落实监督。依托社区居民自治互助站、“三级三商三流转”制度、“四众”治理模式等社区组织和制度，探索“网格走访+线上议事”模式，完善以线上流转为核心的工作机制，破解基层“微民生”难题，形成社区自治合力。

图2　Z区“1+1+4”一体化社区智治系统结构图

2.社区物联网设施建设

推进社区智能感知设施建设。结合老旧小区改造和未来社区建设，加快完善智慧水、电、气、网布局，推广车辆导引、人脸识别、垃圾收运等智能感知技术，实时分析处理社区出入、群防群控、停车管理、生活垃圾处理等信息。扩大智能感知设施在居家生活中的应用，推出老人“安全守护六件套”等无触感监护服务。

完善社区公共视频联网监控设施布点。聚焦社区公共安全、社区消防、特殊人员管控等领域，通过部署高清视频监控、机器人巡逻等智能化数据采集系统，打造灾害预警、疫情防控、平安守护等全方位社区安防场景。

3.公共服务线上流转机制完善

政务服务双线覆盖。推进居民移动端建设，建立“家门口办事大厅”，实现政务服务掌上办。探索特殊人群网上预约和网络社工主动发现模式，实现服务云端受理和全流程零次跑。建成线下24小时自助式政务e站，实现政务服务全天候实时办。

便民服务资源对接。在线上开辟“社区微脑”云平台，上线“动态发布、智能报警、物业维修、议题协商、便民优选、公益伙伴”等云上服务功能，居民可就近获得社区、物业、长者照护、临时托幼等“十分钟服务圈”资源。

民意诉求机制贯通。通过线上议事平台，在畅通民意诉求渠道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需求回应和办结机制。在社区层面，以线上“三级三商三流转”制度为核心，完善“民意收集—响应处理—跟踪督促—协调解决—评估评价”议事协商五级闭环机制，打通社区、业委会、物业治理壁垒。在街道层面，完善社区民情反馈机制，加强与各级各部门信息平台协调联动，实现“上报—受理—处置—反馈—考核”全流程数字化，实现社区管理闭环。

在社区智治系统的设计、建议和运行过程中，区委区政府起到了绝对主导作用。以时间线索来看，智慧社区试点之前，为破解社区工作负担重、民生需求表达不通畅、基层自治力量不足等社区治理难题，Z区就已着手谋划数字赋能社区治理工作，形成智慧社区建设初始方案。之后，借助浙江省智慧社区试点申报的政策契机，组织试点申报，并进一步明确试点方向。试点申报成功后，区委区政府在资金保障、组织保障、技术保障等方面都给予了充分支持，政府作为主动者进行全面动员部署，协调推进智慧社区试点工作。因此，社区智治系统的设计不可避免地预设了政府的技术偏好，技术应用嵌入社区治理则充分融入了政府价值导向的社区治理目的。

（一）系统整体设计中的政府技术偏好

Z区社区智治系统从设计思路形成、技术方案确定、技术推广应用等阶段，区委区政府成为社区技术治理生成的最大驱动力。在技术植入初期，充分体现了科层组织的刚性要求对技术的选择、理解与重新安排，特别是社区智治系统总体框架的设计，集中展现了基层政府的技术偏好——低组织成本和低政治风险。

1.以构建数据“虚拟机构”实现低组织成本

在不改变现有科层组织体系基础上，在数字化层面重构“虚拟机构”。“虚拟机构”可以把“没有关联的、权限上分离的、地理上经常分散的组织或者服务”在互联网层面重新整合，形成一个与现实组织相映射的虚拟组织[27]。这种优势在于技术以其灵活性的特征去适应科层体系的刚性要求，由此获得更大意义上的合法性支持，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结构“微调”。

从Z区的社区智治案例中可以发现，“1+1+4”一体化社区智治系统本质上是，在现有的基层政府组织体系基础上选择合适的技术方案进行植入，并没有涉及基层治理中“条块”关系和组织结构的根本性变革。技术对结构的“微调”主要体现在智治系统的数据整合领域，即区政府通过建立“基层主题库”，实现跨部门、跨层级、跨领域的社区智治数据整合。然而，在实际调研中发现，“基层主题库”建设过程中以数据整合为主导的“微调”仍然遭遇到了来自现有组织结构的种种挑战，存在数字信息共享上的“条块分割”现象。比如，各部门存在各自为战的数据壁垒，实际推进中存在共享数据落地难的问题，共享数据迟迟无法到位，致使项目推进进度缓慢。2022年4月份的项目推进会通报，经系统建设前期梳理，用于报表自动填报、政府兜底政策自动筛选匹配等功能的数据需求总计为94项300余个字段，涉及14个部门，但截至街道试点中后期，已落地仅为17项，数据共享进度仅为18%。另外，项目涉及的数据还需通过省、市等跨层级大数据共享平台获得，需要进行数据空间申请和数据共享审批，在数据存储空间、共享方案以及审批时间进度等方面，区级部门与省级、市级部门之间的数据对接存在一定的协调难度。

2.以构建社区“虚拟社会”实现低政治风险

信息技术实现了时间和空间的抽象化，创造出了一个完全不同于现实社会的“虚拟社会”，“虚拟社会”前所未有的拓展延伸了个体之间互动的空间和范围，为社会成员之间的价值观念对话、利益关系协调以及社会再组织提供了全新的机制平台。然而，在外部制度环境不确定的背景下，利用数字化手段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治理，既有可能提升基层治理效能，也有可能出现一定的治理风险，因此，基层政府更倾向于风险控制导向的技术治理逻辑。在技术治理实践过程中，政府通过技术设置、应用调整等更多弹性的、柔和的手段来控制组织引入技术变量后所带来的潜在政治风险。

以Z区的社区智治系统设计为例，“基层分脑”的设置事先筛选与确定了技术运用的重点领域，明确了4大应用场景——“Z易报”聚焦社区工作场景、“Z惠民”聚焦社区服务场景、“Z参与”聚焦社区自治场景、“Z管家”聚焦社区平安场景。对于社区层次的基层治理，主要涉及居住区域环境卫生、公共设施等常规化管理和居民日常生活服务与管理，包括社保、救助、卫生、文体、流动人口、安保及其它便民服务，这些内容所涉及的公权力和资源相对有限，所以政府给予了相对自由、充分的发展空间。在案例中也不难发现，所有的应用场景都局限于“社区”之内，居民的社区参与被明确地限制在居住社区内部，在一定程度上有效控制了参与的人数、频率、范围和规模。智治系统设计有意或者无意地回避了更高层次的、涉及区域性的公共话题。例如，运用数字技术吸纳公众对区域性（街道、乡镇层级）公共资源配置、公共服务绩效评估、公共决策的讨论和参与等，这有可能导致一系列政府难以预料的、无法主动掌控的社会结果。

（二）系统终端应用中的政府治理目标

在社区治理层面，社区智治系统主要以应用终端的形式呈现，在应用终端的设计、开发和推广方面，基层政府仍然扮演了主导角色。分析社区应用终端的设计、内容模块开发过程可以发现政府选取特定技术方案嵌入基层治理具有明确意图。第一，促进社区再组织以减轻基层治理行政负担；
第二，充分获取基层数据信息以实现社会维稳；
第三，掌握居民需求并回应以促进治理效能。

本研究以B街道在Z区一体化社区智治系统建设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开发的“数字B”应用终端及智能设施为例，进一步分析、探讨政府基层治理意图在社区治理技术方案应用的体现，特别是技术执行对社区治理结构、社区治理过程的作用与影响。

1.构建社区互动平台，以技术激发居民自治效能

从案例可以看到，随着技术应用广度和强度的快速延伸，社区服务平台不再是面向居民进行的单向公共信息流动，而是通过引入云计算、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对交流和咨询等互动板块进行优化，让社区居民参与社区自治的体验感更强。当技术以应用终端的形式融入居民参与社区治理时，技术作为媒介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区内部的组织与再组织。

一是技术与社区党建相结合。党委组织架构与制度不仅促进了社区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发挥，保证社区治理网络平台的“正能量”，关键是利用技术盘活了社区党委组织架构和制度安排，强化了基层党组织功能，实现了社区党组织资源利用最大化。二是技术与社区组织相结合。通过提供再组织互动平台，让更多参与主体纳入社区治理过程中，依托网络平台探索“时间银行”模式，事实上是通过技术优势进一步催生社区自治结构的系列变革并激发居民以志愿服务为目的社区再组织。三是技术与社区协商相结合。借助数字技术网络化的特点，在虚拟空间中再造出结构更为灵活的网络社群，同时将线下的自治组织构架与制度安排进一步融入网络平台，利用平台把分散的民情民意汇集成公共议题，整合政策、资金、场所、人力等碎片化社区治理资源，逐步发展出以线上流转为核心的运作机制和组织结构。

从政府的治理视角看，在总体有序可控的基层治理环境下，利用数字技术优势促进社区自治内生力的培育，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基层治理对政府的过度依赖，从而减轻行政部门在资金、人力、物力等方面的资源负担。

2.完善社区设施基础，以技术汇聚社区信息数据

B街道在不改变社区管理结构的前提下，借助应用广泛的物联感知系统、公共视频联网监控系统等设施，促进基层社区数据信息采集的智能化和多元化。智能设施的应用改变了以往社区数据信息采集主要依靠社工、网格员日常主动发现和居民通过各种平台渠道反馈建议或诉求等被动发现的状况，可以有效缓解由于基层管理人员配备不足、人工反馈存在疏漏等原因造成的管理被动，推动社区管理由人工驱动向智能驱动转变，极大增强了基层社区管理的精细化、可靠性与敏捷性。另外，在实现基层数据信息收集与整合高效处理的基础上，街道尝试建设了集成化的镇街级全方位智治场景视窗，探索全域协同共建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对于社区工作者而言，这个模式能够查询、分析、调用管理数据信息，实时掌握社区管理的基本状况、工作进度和服务态势，并对社区管理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及时响应和处置，进而推动社区管理和服务从经验判断型向数据分析型转变。对于基层政府而言，通过社区集成数据的分析研判，增加基层管理的可预见性，将更多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以技术推动前端治理和诉源治理，进一步推进基层安保维稳工作。

3.搭建社区服务平台，以技术促进需求供给对接

作为以街道层面开发的应用终端，“数字B”承载了社区公共服务综合信息平台的主要功能，解决了社区居民在社区公共服务方面的多元化需求。在政务服务方面，通过数据技术在后台增强政府数据信息的共享和业务应用互联互通，在前台则完善门户网站、移动终端等开发应用，推动政务服务“最后一公里”的延伸，实现居民办事由“群众跑腿”转变为“数据跑腿”。

不同于传统意义上以政务服务为主的信息平台，“数字B”本身就是面向社区居民日常生活开发的终端应用。一方面，促进政务、党建、志愿活动以及各类便民服务的社区公共服务信息的收集、汇聚与共享。另一方面，广泛吸纳物业公司、社会组织、企业等治理主体，协调配置政府、社会、市场与社区的资源，为社区居民搭建了一个真实、便捷、舒适的社区生活圈，以技术促进社区公共服务供给的变革。

在解决居民诉求方面，“数字B”不只是一个民意诉求的表达渠道，其通过背后的数字技术支持，实现了民意诉求收集与反馈的“流程再造”，把技术应用的全流程数字化与既有工作模式进行重新整合，在不打破线下原有社区结构和政府条线关系的前提下，通过线上的条线融合、信息共享和处置联动形成线上多方参与的社区民情反馈机制，构建民生诉求的处置闭环。

从技术设计角度看，“数字B”应用终端展现了较强的实用功能，基本涵盖了社区管理和服务的各个方面，特别是以清晰、简单的操作界面增强了对参与主体的吸引力，实现最大限度的社区参与。从技术与组织关系角度看，展现出了一个技术扎根组织的横切面，也就是技术方案与既有社区组织结构和制度结构的互相适应与融合。在这个过程中，政府赋予技术方案所内含的基层治理目标，也随着技术应用的嵌入全面渗透到社区治理过程。

B街道的案例研究发现，社区智治系统的总体框架设计有效回避了潜在政治风险，与“基层主题库”仅以整合数据为主题不同，政府赋予了“基层分脑”以及以多元社区场景为基础的应用终端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政府并未过多的去限制各类数字技术嵌入社区治理结构与过程，而是在技术设计上积极引导技术平台与社区内部的组织和制度紧密对接，从而推动技术在社区治理结构与过程中扎根。某种程度上而言，只有促进技术在社区的扎根，才有可能实现政府赋予数字技术嵌入社区治理过程的内在意图。当然，正如前文所述，通过应用终端吸纳居民参与公共讨论的层级限制在社区层面，从政府管理的角度而言，把居民的互动网络限定在居住小区以内，这种方式可以有效兼顾基层治理“充分参与”和“有序可控”。

从N市Z区“智慧社区”试点建设案例的分析发现，在政府主导推动社区技术治理的背景下，技术嵌入社区治理的过程更多体现了科层组织的刚性要求对技术的理解、选择及安排。政府主导推动的社区技术治理，更多地取决于政治逻辑而非简单的技术逻辑。一方面，体现为政府对数字技术方案选择的技术偏好。一是追求低组织成本，政府在设计具体技术方案时，尽可能避免对政府科层体系的结构性调整，不改变职能部门的“条块”关系，而是以更柔和的虚拟层面的数据整合方式来适应技术安排。二是追求低政治风险，社区治理的数字技术更多集中于社区层面的公共服务的应用，参与层级也限制在居住社区内部，以实现技术治理下的“充分参与”和“有序可控”。另一方面，这种刚性要求还体现在技术方案本身所内含的以政府价值为导向的治理目标中，即促进社区再组织以减轻基层治理行政负担，充分获取基层数据信息以实现社会维稳，掌握居民需求并回应以促进治理效能。

在国家“元治理”模式下，基层社会治理仍然强调威权式的治理逻辑[28]，因而绝大多数基层社会的治理创新主要还是依靠政府自上而下的推动，包括数字技术在社区治理中的应用。正如前文所述，不同于技术嵌入政府科层结构的审慎态度，为实现基层社会治理目标，政府对数字技术嵌入社区治理结构的态度就较为宽松，为社区层面技术与治理的充分互动获得了发展空间。例如，案例中所呈现的数字技术与既有社区自治相关制度安排的结合，促进居民以志愿服务为目的的社区再组织，构建居民协商互动平台并进一步促使街道甚至区级层面针对民意诉求收集反馈机制进行流程再造等；
不仅体现了技术对于社区组织形式和制度安排的作用和影响，而且随着技术嵌入程度的持续加深，这种影响会超越社区层面，以一种相对更为柔和的方式逐步渗透到政府科层组织，使得职能部门做出相应的回应与调整，不断修正既有的基层社会治理运行逻辑，如变革传统职能部门的“条块”关系和推动普遍治理理念和认知思维的变化等，其也为后续推进一系列基层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了新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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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638

A

1008-4479（2024）02-0101-10

2023-06-29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课题“社区数字治理‘形式主义’的生成逻辑及消解策略研究”（24NDQN033YB）

徐红映（1989—），女，浙江宁波人，中共宁波市委党校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基层社会治理。

责任编辑 范瑞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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