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理科教育》(以下简称“理科”):南院士,您好! 非常感谢您抽出宝贵时间接受我们的专访。
请问,您最早发现自己的科研天赋是在什么时候?
南院士:坦率地讲,我小时候的志愿不是当一名科学家,而是想当一名作家。
因为我比较喜欢文学,喜欢看小说,从来没想过要当一名科学家,更没想到要做一名草业科学家。
那时候看着草原特别浪漫,却不知道草原背后的故事。
1969 年,我从北京下乡到甘肃山丹军马场做一名拖拉机手,开拖拉机改良草原。
当时,驱动我到军马场去的动力是在北京看过的一个展览。
展览中有几幅照片特别美,在广袤的、绿油油的草原上,东方一轮红日正在升起,几个人穿着军装,拿着毛主席语录,面向朝阳,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旁边是一群骏马。
那个画面特别美,我就特别想去那儿。
尽管家里不同意,但我还是去了。
大学恢复招生之后的1972 年,当时招生的标准不是文化成绩,而是政治表现。
因为我在军马场表现很好,场里就推荐我到甘肃农业大学草原系去学草原。
我第一次听说大学还有草原专业。
当时我们军马场有甘肃农大毕业的学生,说甘肃农大草原专业有个任继周,是红色专家。
这是我第一次听说红色专家,第一次听到任继周的名字。
到了甘肃农大,环境比军马场好很多。
刚开始上“植物分类学”课,讲植物形态。
每天讲树叶什么样,草根什么样,花长什么样。
讲课的是位老教授,上课特别乏味,我觉得很没意思。
我就想,这叫什么大学? 大学怎么就学这个? 我不想学了,想回马场。
可又反过来想,上级派我来让我学,如果我不学,回去之后怎么交代呢? 所以,只好硬着头皮学。
两三个月之后,任继周先生给我们新生做了一次报告(当时他是草原系的主任),正是他的这次报告改变了我对甘肃农业大学的印象,对草原科学的印象,让我觉得草原也有学头,草原专业大有可为。
当时甘肃农大在武威的黄羊镇,是个农村,条件比较艰苦,老师穿得都和当地的农民一样破旧,给我一种大学不像大学、老师不像老师的感觉。
可任继周先生跟他们完全不一样。
我记得特别清楚,那次报告他脚上穿了一双黑皮鞋,闪闪发光,下边穿着料子裤,还有裤线,上身穿着一件中式棉袄,外面还套着一件中式小褂,穿得特别整齐,讲话也很有条理。
他讲述了草原工作的重要、伟大,让我感到大学还有这么好的老师,我从事的专业是这么重要。
所以,从那以后我的观念改变了,开始认真学习。
心里拧了一股劲:既然国家把我派到这儿来,我就应该认真学习、认真钻研。
由于我很仰慕任继周先生,也比较喜欢学习,就把他发表的文章全部找来看。
看完以后,对草原有了更全面的了解,对他本人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由此又把国内能够找到的所有有关草原的文章,如东北师大祝廷成教授、北京农大贾慎修教授、内蒙古农大一些老师的文章都找来学习,这就等于进了一个殿堂的大门,从门外看到进入里边仔细观察,逐渐对草原生态产生了浓厚兴趣。
草原生态是探讨草原生态系统中微生物、植物、动物和人类生产的关系,里边有很多哲学理论值得学习。
那时任继周先生不像后来那么有名,那么忙碌,只是系主任,指导我们毕业班。
带我们到草原上实习的时候,他穿着一双靴子和一件大地牌风衣(当时上海大地牌风衣是特别有名的),戴着鸭舌帽,拄着采集标本的采集杖。
我提着一个小马扎跟着他,他那会身体不太好,走累了我们就把小马扎放在草原上,他坐在那,我们围着他,就像小鸡围着老母鸡一样,听他讲草原,讲故事。所以是任继周先生的言传身教和自身那种表率使我对草原产生了兴趣,也进入了草原科学的大门。
到我毕业的时候,因为我是军马场送去的,属于代培生,毕业后必须得回原单位工作。
临走时我去向任先生告别,想听听他的意见。
他跟我说了三句话:“第一,要充分利用时间,不要浪费时间。
第二,要学习哲学,人懂得哲学,掌握了辩证法,看问题就不一样了。
第三,要学习英语。”他给我的这三句话,我永远都记得!
《理科》:在您求学的过程中,您认为哪些机遇或影响因素促使您走上了科学研究的道路,并最终成为一名著名科学家的?
南院士:我之所以结缘草业,实现“三级跳”,都是恩师的提携。
任先生是我学术的引路人,他对我的教育使我改变了对草业的看法,使我深入到这个专业中去学习。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军马场,那是1974 年,没什么书可看,英语书更没有,可是我觉得不能浪费时间,因为任先生说要充分利用时间,要学哲学,于是我就找了一些马列主义著作来读,像毛主席著作《矛盾论》《实践论》等等;
也做一些实验。1977 年底,任先生给我写信,说他要招研究生,让我认真准备考试,并告诉我要考草原学、家畜饲养学、政治和英语四门课。
因为我是草原技术员,要负责在军马场种草。
当时马场制度特别严,我只能早晨五点钟起床背英语,看专业书,七点钟到地里一直干到天黑,晚上回来吃完饭接着复习功课,学习到半夜12 点左右。
考完成绩出来时,家畜饲养学93 分,草原学87 分,政治67 分,英语只考了28 分,但录取线英语是24 分。
我的成绩达到了录取标准。
可是到学校体检时查出我色弱,说不能从事生命科学研究。
因为当时第一批研究生招生特别严格,甘肃农大就不录取我了。
我特别难过,心想如果成绩不好,我还可以努力,可是这个病是遗传的,我无法改变。
我躺在办公室的床上痛哭了一场。
刚好那时一个甘肃农大的老师到军马场来调研,听说了我的故事,回去告诉了任先生。
任先生给我来了一封短信,说:“没有录取是很难过,但不至于让你难过得痛哭,我再想办法!”他当时是甘肃农大的副校长,他就跟学校说我是有实践经验的战士,应该优先录取。
毛主席说过一句话:“最聪明、最有才能的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战士。”因为我在军马场干得很好,我们当时驯化栽培老芒麦、披碱草,每年生产种子10 万斤。青海、新疆、西藏、四川所有藏区种草的种子都是我们场生产的,而且当时的成绩获得了中央领导的批示。
所以,当时任先生说我有实践经验,应该优先录取。
这样甘肃农大就录取了我。
录取后又调了专业,我原来报的是任先生的草原生态学,可甘肃农大要发展一个新学科,叫牧草病理学,就是给草看病,这个专业太冷门。
你说当时种草都没人管,草得病谁管呢? 这个方向的老师没有招到学生,任先生就叫我去跟这个老师学。
我不愿意去,我说我眼睛不好等种种理由,千方百计地不想读这个专业。
任先生就问那个老师:“他的眼睛可以学吗?”那个老师说:“没有问题。”任老师又问:“他的基础可以吗?”那个老师也说:“当然行,没问题!”任先生就跟我说:“好,那就这样定了,前面是火坑你也要往里跳!”于是我就同意了。这得益于任先生在我人生的关键转折点帮助了我。
我那时还没想到为国家、为事业而学习,我就想一个人得有良心,任先生帮助了我,我就应该听他的,他让我干啥我就去干。
于是,我就下了很大工夫,认真学习,坚持了下来。
我毕业时甘肃农大想让我留校,可我不想当老师,而且也不想待在黄羊镇。
那时我觉得自己脾气不好,给别人讲两遍要是没听懂,我就会发脾气,所以不适合当老师。
我当时只喜欢搞科研,以后也一门心思只想做科研。
1981 年任先生在兰州成立了甘肃省草原生态研究所,我坐了一夜火车跑到兰州找到任先生,直截了当地说:“我想到你的研究所工作,你要不要我?”他想了想说:“要!”这样我就到甘肃省草原生态研究所工作了。
任先生在我的人生转折点第二次帮助了我。
第三次是任先生送我去新西兰访问学习了一年。
从新西兰要回国时我仍想在这边读博士,就去梅西大学见了一位导师,面试完以后同意录取我,但前提是研究所要找到资助我读博的经费才能录取。
我没钱,研究所也没钱,新西兰也不能给我提供奖学金,于是我按期回国。
我所学习的新西兰草地农业研究所承诺,帮我申请攻读博士的奖学金。
1985 年底新西兰草地农业研究所发信说,没有找到政府奖学金,并承诺说1986 年我们继续为你申请。
同时新西兰研究所所长还给教育部国际司写了一封信说:“Mr. Nan 是个很优秀的人,他想读博士,希望你们政府能为他提供奖学金,让他来新西兰学习。
这不仅对他本人好,对你们国家也好。”但一直没有消息。
后来任先生对我说,看来国外没希望了,你在国内读博士吧。
他就推荐我去读北京农业大学曾士迈先生的博士,曾先生1995 年当选为工程院院士,他也同意要我。
结果到1986 年8 月,北京农业大学刚开学时,新西兰那边发来消息说,我们给你找到了三年的奖学金,但没有国际旅费。
任先生知道后说:“我给你去的旅费,回来的旅费你自己承担。”我说“好”。
然后我到北京找曾士迈先生说了这事。曾先生说:“你当然该去新西兰读了,条件比我这好。”所以我也特别感谢曾先生,以后每年过节我都给他寄一封贺卡,直到他去世。
1986 年我去新西兰读博士。
这个时候我不仅仅是感恩,我觉得国家支持我,把我培养成大学生、培养成硕士,现在又支持我出国读博士,我有责任、有义务为国家多做事。
当时我还是做植物病理研究,可是我想,我回国以后别人会认为你是国外回来的博士,是学草原的,可能什么事都要问你,很多课题需要你承担,很多事情需要你做。
所以,那时凡是有关草原的学术报告我都去听;
凡是有关草原的新书我都去看,看完之后再复印。
这样我收集了很多最新资料。
当时的想法是,我回国以后,只要是草原上的事儿我都知道一些,让我做什么我都能做。
回来以后,那些资料发挥了特别大的作用,因为我了解了国际上整个草原科学领域各个分区的进展,我也知道哪个国家做什么做得最好。
这个时候我心里想的就已经是为国家服务、报效祖国了——责任心在驱使我学习,而且我从一出国就打定这个主意——读完博士就回国。
当时梅西大学的校规是博士要读三到六年,跟咱们国家现在差不多。
可是他们说搞农业的博士生极少有三年能毕业的,我说我就要三年毕业!那些新西兰人都不信。
我就白天黑夜做实验、搞研究,周末也不休息。
梅西大学有一个新西兰华人教授,他跟我说:“你不能天天学习、天天搞科研,也总不能时时刻刻去干活吧? 你累了就出去赚点钱。”他还说:“我有一个大篷车,车里有冰箱、冰柜,有炉子和锅。
我把大篷车借给你,我太太有营业执照。
你夫人也在,你们搞科研做实验累了,两口子就包馄饨,包好冻起来。
我们每周五发工资,你周五下午就开着大篷车到广场卖馄饨,一个馄饨五毛钱,特别赚钱。”我想,我来是读书的,我不能分散精力。
我对他说:“不,我就要努力读书、做实验!”那个教授很无奈,肯定想我怎么这么傻? 他这么帮我赚钱我都不愿意! 我读博士用了三年零两个月毕业的。
因为我的奖学金只有三年,三年一过就没有钱了。
我们实验室的老师做的是国际前沿研究——禾草内生真菌。
我想学这门技术,觉得回国肯定有用。
他对我也特别好。
我对他说:“我没有奖学金了,我给你干活吧! 你把我雇上,给你当实验员,我学技术,你给我发点生活费就行。”这样我就给他干了两个月的活,把基本技术都学会了。
我博士毕业是1989 年,有的人烧了自己的护照,不想回国,千方百计想留在新西兰。
我很看不惯这种人。
我说:“你们要留下也可以,但不要说中国不好! 中国培养了你们,你们这样做对得起国家吗?”后来我给任先生写了封信,任先生说:“国家需要你们,回来吧!”我们什么也没说,就把汽车、家具卖了,自己掏钱买机票回来了。
我觉得在国外那几年对我的思想、对我的学术水平都有很大的提高。
因为在国外我感到,中国确实还不强大,很多外国人看不起中国人。
有人愿意留在国外,那是他的选择,可是我觉得我是中国人,中国还不发达,我有责任让它发达起来。如果大家都努力,中国不就强大了吗? 这不是豪言壮语,我当时真的这么想的。
我跟别人从来没说过这些事,因为讲到这个故事了就自然流露了出来。
任先生说需要我,我想那应该条件很好。
可是,回到国内发现什么都没有,所里只给我找了一间办公室,里面只有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
所以,刚回国那半年时间我就努力找科研经费,想尽一切办法开展工作。
结果,半年掉了十斤体重。
后来我从农业部、国家基金委、甘肃省都找到了项目,打开了局面,开始了具体工作。
我觉得,这就是我的责任——对国家的责任、对单位的责任、对我自己的责任。
因为国家培养了我,我有责任。如果你问我成长的动力是什么? 我觉得就是责任——对单位的责任、对家庭的责任、对国家的责任!
《理科》:到兰大工作之后,您的科研成果以井喷式状态爆发出来,如国家“973”项目“中国西部牧草、乡土草遗传与选育的基础研究”和“重要牧草、乡土草抗逆优质高产的生物学基础”等等。在这众多研究中,您最满意、最具有开创性和团队教育价值的创新成果是哪项? 请您谈谈这项创新成果的酝酿和实现过程。
南院士:甘肃省草原生态研究所并入兰州大学以后成立了兰州大学草地农业科技学院,之后我们的发展很快。
我多次说过,首先,感谢兰大这个平台,为我们提供了施展才能的舞台;
其次,感谢我们的教师团队;
最后,还要感谢草业这个专业。
合并之前我们条件不是很好,待遇不高,而且管得很死,甚至没法培养研究生。
那时只能自己做实验,自己写论文。
所以,和大学相比我们发展很慢。
合并入兰州大学以后,可以依托大学的平台招研究生,待遇提高了,工作条件也好了。
所以,并入兰大是我们的机遇,我们也抓住了这个机遇。
命运其实跟我开了个玩笑。
硕士研究生毕业时我不愿意当老师,并入兰大后还是当了老师。但既然做了老师,那我就要把自己的教学干好。这是责任,是教师的首要责任。
我当时在全院大会上讲过,每个人要把教学当做第一责任,当成首要任务来完成。
如何做好这个工作呢? 从我开始,上课前都要试讲,讲得不好就得改正,直到试讲通过了才能上讲台。
你们必须想到,如果我们不负责任,这孩子要是你自己的孩子,你作何感想? 所以说,要把学生当做自己的孩子,一定要教好! 就这样,我们努力把教学做好,竭力在想怎么把教学做得跟别人不一样,包括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体系,等等。
经过七年的努力,我们拿到了全国教学成果特等奖。
所以,我感到特别高兴!因为这证明我们的教学得到了专家的认可。
更重要的是,得到了家长和学生们的赞赏。
这是对我们所做工作的极大鼓励,我们多年的努力没有白费。
关于科研项目,首先,项目申报是我们学术共同体创建与学科创新的“双创”突破口。
我记得国家“973”项目是1997 年3 月开始的。1998 年我们开始申请,但第一次没有申请上。
第二年,“973”项目指南发布时有一个关于乡土草退化研究的课题。
当时我特别犹豫要不要申请。
因为乡土草研究当时不是我的强项,我那时擅长草原退化研究。
后来任先生给我打电话,问我“973”项目怎么不申请? 我说我没有把握。
他说:“你不申请怎么知道没把握? 你得试。”我的性格是不干则已,要干就全力干好。
后来,我全面分析了全国的形势,苦苦思索了两天。
如果我要干,我能组织的团队、我的优势、能找的资源、可能遇到的问题,等等。
想好后,我拿出破釜沉舟的勇气,说:“好! 就这样做了!”然后就开始组建团队,写项目申报书。
当然,是我亲手写。
为了把本子写好,我对不熟悉的领域,如分子生物学、生态学等,我就把搞分子或生态的老师请来把关,然后大家共同讨论听取意见。
当时申请书要评三轮,第一轮是网评,我们很顺利就通过了。
第二轮是大农业领域的专家评审,我们又通过了。
然后,我还把跟我一起竞争这个项目但评审没通过的课题组的人也吸收进来。当时我想,我要团结全国的力量,组织一个全国最强的队伍,这样我才能把事情干好。
当时跟我竞争的人接到我的电话时都很惊讶,但是他们最后都来了。
这样我就组织了一个全国最强大的队伍,进入第三轮答辩。
答辩委员会成员都是院士级别的专家,工业、交通、卫生、能源、物理、化学等各个专业的都有,共40 人之多。
组长是周光召院士,中国科学院院长,后来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为了答辩好,我把课题组的老师们都找来,共试讲了七遍。
没上台之前我特别紧张,可是我想他们都不如我对这个课题知道得多,也就是说当时我研究这个课题更专业些,这样我的自信就来了。
上台后我特别镇定,汇报得特别顺利。
我最后一张PPT 是一个特别漂亮的草坪,是我们建的高尔夫球场,而且我打了一句话:“小草,只要给一点阳光就灿烂,给一点雨露就生长!”周光召组长这样问我:“这不是你说的草原那么艰苦呀?!”惹得大家哈哈大笑。
最后“973”项目就拿上了,而且我们做得比较好,还写了专报,报给了国务院副总理。
其次,项目精进是学术疆域拓宽和学科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引擎。
做完了第一个项目,接着就申请第二个“973”项目。
我想着已拿过一个,再报的话就比较有经验了。
结果因为课题组里有人超项,因此这一年申报就没有资格了。
第二年申请很顺利就通过了。
这两个“973”项目使我的研究领域和社会阅历又拓宽了一步。
我原来也做过乡土草的驯化选育,也搞过种子生产,但是这次项目申报使我从理论上向前迈了一大步,而且推动了咱们国家乡土草的研究。
当时全国乡土草类的文章,我们项目组发表的占30%,而且在国际上也占到20%以上,推动了我们国家在这个领域的进展。
最后项目组好几个人都出了书,也接连获了奖。
我们的工作也写成一本《乡土草抗逆生物学》。
这本书获得了国家科技出版基金资助,100 多万字,已于2021 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了。
我感觉很满意。这本书总结了我们上一阶段的工作,我想我们以后培育的新品种结合我们现在做的工作再申报一个国家奖。
对“973”项目的完成我感到特别满意,既拓宽了我的研究领域,也使我掌握了较高的领导艺术。
坦率地讲,我这个人脾气不好,有时候讲话很冲,别人觉得我傲气、盛气凌人、不好接近。
但是,相处之后,大家都觉得我是好人,因为我愿意帮助别人。
两个“973”项目特别锻炼人,帮助我团结了全国的同行,我们相处得很好,整个学术共同体是个大家庭。
《理科》:“草地保护学”是您一手打造的国家级精品课程,您在培养学生的过程中是如何实现专业认同与卓越成长的?
南院士:首先,课程整合是我们打造“草地保护学”这门金课的有力抓手。
像人生病一样,草也会得病,有病害;
草原上有虫害,蝗虫可以把草原的草一夜吃光;
草原上有老鼠,也破坏草原;
草原上长的草不仅仅是牧草,也有很多对家畜有毒的草,牛羊吃了就会中毒死亡。
这是草原上的四害:病害、虫害、鼠害和毒草。
“草地保护学”就是治理草原上病害、虫害、鼠害和毒草的一门科学。可是传统的草地保护学病害一门课,虫害一门课,鼠害一门课,毒草一门课,不是一门完整系统的课程。
进到兰大以后,我就想这四门课实际上是一门课,病、虫、鼠害和毒草都是有害生物,有其共同点,防治也有共同点。
我就想创造一门新课,把这四门课程综合起来,不再是一个拼盘,而是中国的一个特色“小炒”,再把各种佐料加在一起,炒成一道可口的佳肴。
我组织教学团队把四门课的共性统一起来,把生态系统的作用统一起来,也讲述病害、虫害、鼠害和毒草四类生物的不同……整合融通形成了一门新课——草地保护学,这是全国的首创。
其他大学还是四门课的拼盘,我们则整合成了一道中式大餐。
兰大也很支持,立为校级精品课程,然后又成为省级精品,最后打造成国家级精品课程。
这门课最大的特点是把不同的有害生物整合起来,突出系统性和共性,也强调个性。现在我正在主编全国统编教材《草地保护学》,大部分已经完成,计划2024 年1 月统稿,上半年出版。
这就是全国第一部《草地保护学》教材,我们利用课程整合这个有力抓手打造出的一门金课。
其次,学科交叉是我们整个金课体系生成的创新策略。
围绕着草地保护学、微生物学和植物病理学等,我们还开设了另外几门新课程。
一是“草业微生物学”,就是讲述在草业生产系统中,从土壤—牧草—家畜—人类健康,不同阶段的微生物作用。
这在以前是没有的。
草业微生物学是基础课,现在是课程讲义,还没有形成教材。
二是给硕士研究生开设了“牧草病理学”,这是较深层次的课程,现在也是讲义,没有形成教材。
三是给博士研究生去年新开了“草地农业系统中的真菌”。
因为我们植物病理学的研究生有搞内生真菌的、有搞根病的、有搞叶病的、有搞土壤病害的,每个人都很专,不太了解其他的方向。
我们开设这门课,把其他相关的、交叉的都告诉大家,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植物病理学体系。
本科阶段的专业基础课是“草业微生物学”“草地保护学”,硕士阶段是“牧草病理学”,博士阶段是“草地农业系统中的真菌”,形成了逐渐深化的、完整的学科体系,这是由学科交叉实现的学科创新,由我们团队共同创造完成。
我希望能再多活几年,把这些课程全部写成教材,留给后人。
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贡献,也是我的一个责任。
《理科》:您培养出了硕士、博士研究生93人,大部分成为草业和农学领域优秀的中青年科研工作者,多人入选国家级人才项目。
您作为学科带头人之一的学院也被评为草业科学国家级教学团队。
您在培养这些拔尖创新人才的过程中有什么独到的方法? 您是如何发掘和培养您团队中成员的科研兴趣与创新能力的?
南院士:首先,从来不挑学生。
育人智慧这块,实话说,我没有什么智慧,我只信奉孔子的有教无类。
我认为,只有不会教的老师,没有教不好的学生。
本着这个理念,我从来不挑学生。
前两天我在山西农大和学生座谈,一个学生问我:“‘985’院校的学生报考你的研究生和一般学校的学生报考你的研究生,你录取谁?”我说:“谁先来我录取谁,谁能考上就录取谁,我从来不挑学生。”我就是这个信念。
从我能招研究生开始,我从来没挑过。
他们来报名,我就鼓励他考,考上了我就录取。
当然,有的时候带基础不好的学生确实很累,可是我觉得这是我的职责,因为他不会所以才来学。
当然,我对学生也很严厉,但是多数学生愿意跟我学,毕业以后对我很好,这是对我很大的安慰。
有人说,一个老师如果学生毕业多年以后仍然记着他,那他一定是个好老师。
这话一点不错。
学生读书期间,我从来不收学生的礼物。我有个规矩,上学期间不允许学生送礼。
但毕业以后他们来看我,我很开心,因为那是我的荣耀。
其次,发挥团队力量。
对学生,我首先是真诚地耐心地帮助他们、启发他们。
我跟学生说,我不是什么都懂,我们团队的老师都各有所长,你找别的老师可能比在我这儿学到的更多、更专业。
这其实是说,团队也在帮助我——帮我解决许多学生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第三,“抓两头儿”。
一是实验或课题设计做好了,我就不太管了。
这已经有了好的开端,中间有问题再找我解决,或者我推荐他找别的老师解决,一切水到渠成。
二是总结和写作。
现在学校规定学生一定要发论文,这对学生压力很大。
我感觉我大部分的精力都在帮助学生改论文。
以前身体好的时候,每个学生的论文我都改好几遍。现在我没有精力了,眼睛、身体都不好,我就只改前言、摘要、文献综述。
另外,我还跟他们说,把你写得最困难的那一章拿给我改,别的就照着这个改。
总之,通过改论文让学生学到东西,有所收获,要对得起学生。
所以,我至今很严厉,但多数学生能理解,学生也慢慢获得了成长。
我的学生得了一个“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这是草业领域的第一个,我挺自豪的。
我觉得我这些精力与付出都没有白费。
《理科》:在您的研究和教学中始终贯穿大草业、大农业的理念,您还不断在分子生物学、遗传学、生态学、气候环境学、土壤学、营养学等等学科间穿梭与跨界,这是您学科交叉与跨学科协同创新能力的显现。
您当前的创新课题“打破草种卡脖子问题,向草业要蛋白”充分体现了这种理念和智慧。
请您谈谈交叉学科建设与跨学科人才培养方面的经验。
南院士:多学科交叉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特别是草业科学,吸收了很多别的学科的长处。
如前面我讲到的“草地保护学”与其他几门新课程在创新发展过程中与微生物学、植物病理学等学科的交叉与融合。
我在一次全国性的草业会议上呼吁大家,要有宽广的胸怀,要有海纳百川的格局和气度来发展我们的事业。
并入兰大以后,我提出,凡事都要有包容的胸怀和向别人学习的勇气。兰大其他学院开的专业基础课,比如“植物生理学”,我们肯定不如生命科学学院开得好,于是我就请他们的专业老师来给我们学院的学生讲课。这样交叉的结果,不仅能拓宽学生的视野和知识面,还可以培养学生的实验技能。
这种多学科交叉的优势不仅仅限于这些方面。
我跟我的研究生说,看文献不要光看你专业研究的那一点,涉猎领域要广、要宽,不同学科的影响才能促使你发展,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招聘教师也不仅仅限于草业专业,也招了别的专业,如生态学、植物生理学等。
这样,借助不同学科的营养,促进学生的发展、教师的成长。
所以,多学科交叉是一个很好的、急需做的重要课题。
《理科》:您是甘肃省拔尖领军人才,从草业、农学的角度看,您认为拔尖创新人才应该如何成长?
南院士:首先,我们应该创造环境让人成长,不能离开社会空喊拔尖,或为了拔尖而拔尖。
应该从实践当中去培养、去发现、去总结拔尖人才成长的经验。
我始终认为,拔尖人才是在社会中成长起来的,人才成长过程中如果太顺利了,个性才能有可能会枯竭,反而不利于成长。
我的一个理念就是,在实践中培养人才,这样培养出来的人才有个性,才能担当重任,才能成为拔尖领军和创新人才。
其次,我认为,人才成长根本的动力就是责任心和兴趣。
对感兴趣的领域才会一直坚持做下去,而没兴趣则相反。
我做实验的时候,心特别静,做实验就像是在打坐,从来不想别的。
我还一直保持着那种“童心”——对什么都感兴趣,这才是动力。
另外,要有责任心,这样你感到不仅仅是为你自己学习,为你自己做科研,而是为了国家的科学事业,我觉得这是最主要的。
实际上,我对现在国家的科技队伍是有些担忧的。
当前,很多年轻学者三十多岁既是教授又是博导,国家很重视。可是,他们很多事情让研究生做,实验或研究自己参与的很少,大部分时间去跑关系、拉项目。
我觉得,这不利于国家整个科技队伍的成长。
以前没有通信作者这一说,只有自己写的文章你才是第一作者。
现在,把我的研究生的成果(比如发表的论文)都算在我的头上,我觉得那不应算我的成绩。
我跟别人说,我将来要出文集,只收录我自己写的。
我曾经和我们团队的人说,希望45 岁以下的老师每年要自己做实验,每年要有一篇第一作者的文章。
他们都说好,可落实得不到位。
他们压力确实很大,这也可以理解。
但我一直坚持自己写。
我希望我们的老师都能继续自己做实验,继续深入第一线,亲自发现问题,并亲手解决一些国家重大问题,这样对本人、对国家的科技发展都是有利的。
《理科》:您在草业领域奋斗了半个世纪,被誉为“草原的儿子”。
2019 年,您荣获中国草学会终生成就奖;
2021 年,被评为甘肃省“最美科技工作者”。
之前,您还作为第二十一届国际草地大会和第八届国际天然草地大会组委会副主席兼学术委员会主席,提议了“变化世界中多功能草地”的大会主题。
您与草结缘,不懈奋斗,感动了很多人。
所以,最后,我们想请您谈谈这些年从事草业科学研究的感想。
南院士:回想我个人的成长,每有一个学习的机会,我都能提高很多。
我的学习历程是这样,做“973”项目也是这样。
我上了大学,就跟上大学前完全不一样了;
我读了研究生感觉又提高了很多;
出国进修一年,我回来时英语已很好,既可用英语演讲,也可以同声传译;
读完博士,我感觉自己更上了一个台阶。
所以,如果要总结,我觉得第一,我有责任心驱使,从感恩到责任心。
第二,善于学习。
我真正地做到了“到哪都在学习,对什么都感兴趣”。
兴趣是一个人不断学习的动力之一。
现在我年纪大了,已经72 岁了。
我在想,还要继续保持兴趣,继续遵从自己的“童心”。
我外孙女刚上小学,我们吃饭时聊天,说幼儿园老师让她做两三分钟的示范。
我跟她说:“你还没备课吧?”她说:“啥叫备课?”又有一次,我跟我女儿讲到草原退化,她听见又问:“啥叫退化?”就又给她解释了半天。
其实这就是童心! 如果我们大家都继续保持了这种童心——就是碰到什么都善于学习、善于提问,也就是周总理说的:“活到老、学到老”,这样,我们才能不断地提高。
我现在右眼完全失明,左眼视力也只有0.2。即便这样,我依然喜欢读报纸上的文章、读伟人的传记。
从去年到最近我一直有病,我女儿就关心地对我说:“你一直眼睛不好,现在听力、嗓子也不行了,你还干什么? 你就好好在家休息吧!”我说:“我干了多半辈子了,我觉得还有很多事儿没有做,我觉得大家还需要我,能帮助别人一点,我感到很幸福!”我确实认为,能够帮助人是一种幸福,这是我的一个信念。
同时我想,做人最主要的一个是知足,一个是感恩。
我们受的教育一直是,生活上低标准,吃饱不饿、穿暖不冻就行了,不要跟人攀比。
我好多衣服已经穿了二三十年。
我现在还是这个信念。
但是,在我们的教育教学工作中则要高标准,要向高标准看齐。
另外,要感恩。帮助过我的人,我就想要报答人家。
其实这也是我做人的另一个准则。
社会给了我很多帮助,不是我有多大本事。
我之所以能走到今天,是集体、是家庭、是老师、是社会给我的帮助。
那么,我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回报社会,帮助任何需要帮助的人。
在这样的信条支撑下,全国搞草的人无论谁找我,我都尽力地帮助他。
现在好多人申请项目,找我帮忙我都帮。
有时候我的助手夏超跟我说“你真是全国的院士!”我感觉这是我分内的工作,我能帮到他们自己也感到很开心。
如果说之前是责任心、爱国情,那么现在我觉得懂得感恩、回馈社会,这是我的一个信条!
《理科》:听了您对自己的成长经历及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介绍,受益匪浅。
再次对您抽出宝贵的时间接受我们的采访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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