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的根本抉择

赵新蕾,金 璐

(上海政法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1701)

“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1](P60)人类面临的风险挑战更为复杂多变,历史的车轮再次走到了十字路口。能否引领世界历史向着进步和光明的方向前进,成为摆在世界各国面前的一个重大现实课题。2013年3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出访莫斯科期间,站在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作为破解“世界之问”“时代之问”的中国方案。十年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大力推动下,这一构想实现了从倡议到行动、从理念到现实的跨越。如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成为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前进方向的鲜明旗帜”[2],并进一步被实践证明,这一构想是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的根本抉择,是“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1](P62)。

之所以说这一构想是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的根本抉择,首先因为它具有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相统一的鲜明特征。合规律性,是指它契合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揭示的人类历史发展规律,所谓合目的性,是指它以实现全人类整体利益、推动世界和平发展为根本旨归,体现了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美好世界的向往。

(一)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合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所揭示的历史规律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认为,近代以来人类社会呈现出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必然趋势。究其原因,在于资本主导的生产和交往方式,以高效创造社会财富的强大优势战胜了闭关自守、故步自封的传统生产和交往方式。这种生产和交往方式肇始于西欧国家,经由多种形式和途径传布世界,推动人类活动的形态从地域性转变为世界性的,经济全球化也在其间不可遏制地出现了。“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随着贸易自由的实现和世界市场的建立,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分隔和对立日益消失”[3](P47),形成了相互依存、彼此制约的紧密关系。当今时代,马克思揭示的历史趋势并未消失,而是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呈现在世人面前,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概括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同体。

然而,主导经济全球化的资本逻辑打造的却是一个充满矛盾和悖论的现实世界:一方面,经济繁荣、科技进步程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另一方面,危及人类生存的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愈演愈烈。于是,“建设什么样的世界、怎样建设这个世界”便成为各国必须做出抉择的重大现实课题:是放任出于维护资本增值需要的逆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思潮蔓延?还是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通力合作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习近平总书记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观察、解读和引领时代,站在世界历史高度研判当今世界发展特征及其未来前景,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一方面,这一构想是顺应时代潮流和发展大势的主动选择。毋容置疑,经济全球化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各国自觉选择以更加开放的姿态与其他国家通力合作更是历史潮流所趋。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倡导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合作共赢代替零和博弈、以共商共建消解霸权霸凌,充分体现和平和发展的时代主题,符合人类进步发展的方向。另一方面,这一构想是凝聚力量、破解问题的理智之举。全球性问题盘根错节,四大赤字相互影响,世界各国应当理性看待、辩证分析、综合施治,而不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应当看到,经济增长放缓、贫富差距拉大、恐怖主义泛滥等问题并非源自经济全球化本身,而是资本过度逐利、全球治理失灵、世界发展失衡等原因所致。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直面经济全球化遇到的问题,主张引导好经济全球化走向,实现经济全球化的再平衡。为此,就要正视社会历史现状,反对一切形式的单边主义,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凝聚起建设美好世界的磅礴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走向开放融合是规律亦是潮流,我们所应做的是谋求更为紧密的合作,实现更高水平的开放,以此构建和而不同、和合共生的美好世界。

(二)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与美好世界的向往

合目的性是人类实践活动的鲜明特征。恩格斯说:“人们总是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来创造他们的历史。”[4](P302)如果说资本开创世界历史,构造出的是满足自身增殖需要的世界,那么,马克思揭示世界历史发展规律的目的,则是通过共产主义运动扬弃资本的世界统治及其导致的普遍异化,建设一个以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为主要表征的“自由人联合体”[5](P126)。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蕴含的鲜明的价值定向,即自觉体现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美好世界的向往。

首先,它着眼于人类生存发展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而不是阶级利益、集团利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之后,海外有些学者将其阐释为输出中国模式的“外销产品”、寻求地区和全球霸权的“野心表现”[6]。这是立足西方设定的价值体系产生的误读,本质上是从利益对立的角度出发看待中国的崛起与发展。中国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那些沉迷于意识形态对立的国家不同,我们倡导世界各国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1](P63),意在由维护单一国家利益扩展到维护不同国家共同利益,由促进本国发展转向用本国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再者,审视当前人类生存现状不难发现,人类所面临的挑战和风险日趋严峻且具有全球性特征,传统的认知模式和治理范式已然失效,单靠某一国家解决全球性问题的时代已经过去。因此,必须打破界限和隔阂,自觉将本国利益与人类整体利益融合统一,统筹考量人类生存发展的现实问题。

其次,它承载着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致力于推动构建以美好生活为内容的美好世界。纵观人类发展的历史进程,尽管文明形态更迭交替,但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未改变。当今时代,人们追求美好生活面临的主要威胁不是自然资源的匮乏,而是唯利是图的资本逻辑。马克思认为,资本“作为价值增殖的狂热追求者,它肆无忌惮地迫使人类去为生产而生产”[7](P683)。这决定了资本逻辑主导的发展是为了实现自我增殖,而不是满足人民的需要。其常用手段早期是对外扩张、殖民掠夺,现在则是霸权霸凌、零和博弈,由此把世界推入对抗、冲突乃至战争的紧张境地。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从当今世界各国命运与共的客观现实出发,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作为超越隔阂、化解冲突的最大公约数,主张每个国家、地区、民族凝聚共识、携手共进,努力把人类“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8](P43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关键在行动。”[9](P541)习近平总书记不仅代表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应对时代挑战的战略构想,而且推出了以“一带一路”为主要载体的一系列战略举措,以抓铁有痕的精神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落到实处。十年来,这一构想完成了从理念到现实的转变,成为国际社会应对风险、共创未来的有效方案。

(一) “一带一路”的建设成效证明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合理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秉持宏阔的历史视域,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在百年变局中为国际社会找到有效治理思路。构想问世后不久,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提出“一带一路”的倡议,成为中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路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实践平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符合中华民族历来秉持的天下大同理念,符合中国人怀柔远人、和谐万邦的天下观,占据了国际道义制高点。”[8](P487)当前,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借助“一带一路”平台,引领沿线各国增进互信、优势互补,朝着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方向稳步前进。

从实施效果看,“一带一路”通过建立互联互通国际合作新平台,不仅扩宽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路径,也助推沿线各国快速发展。首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关键在于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则是互联互通的基石。“一带一路”建设致力于实现沿线国家“硬联通”“软联通”“心联通”,打破地域屏障,增进交流互信。习近平总书记生动地比喻说:“如果将‘一带一路’比喻为亚洲腾飞的两只翅膀,那么互联互通就是两只翅膀的血脉经络。”[9](P497)“一带一路”充分利用既有双边合作机制、国际组织等有效平台深化共识,推进与沿线国家在“陆、海、天、网”等领域的深度合作,形成“四位一体”互联互通布局。其次,实现构想的基础在于打造共同发展繁荣的强劲引擎。“一带一路”建设拓宽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合作领域,实现商品、资金、技术、人员流通,培育出新的经济增长点。同时“一带一路”建设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更多的机遇,能够有效应对当前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国际财富分配严重失衡问题。最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质上是不同文明之间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过程。“一带一路”为不同文明之间交流互鉴提供有效平台,为深度开展沿线各国人文合作、群体交流架起桥梁,推动形成多元互助的人文交流格局。中国通过与沿线国家互办艺术节、文物展等方式,开展图书广播影视精品创作与互译互通,用实质行动促进不同文明之间融合互补。

截至目前,“一带一路”倡议及其核心理念已被写入联合国、二十国集团等多边组织的有关文件,成为广受认同的国际合作准则。十年来,共建倡议推动达成近万亿美元投资规模,三千多个合作项目,提高了沿线国家就业率,让更多人摆脱了贫困。不仅如此,共建“一带一路”也推动世界向着实现共同繁荣、共享美好未来的愿景不断前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欧亚经济联盟第二届欧亚经济论坛全会开幕式上指出的,“一带一路”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探索远亲近邻共同发展的新办法,开拓造福各国、惠及世界的‘幸福路’”[10]。

(二)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抗疫成效证明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步性

新冠肺炎疫情作为21世纪以来影响最大的“黑天鹅”事件,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多重风险和挑战。病毒不分国籍、种族、性别、年龄,无差别地威胁着人类的生命健康,引发失业、饥饿、贫困等全球性问题,暴露出全球公共卫生系统应急处理能力薄弱、国际公共卫生资源供给不足等问题。面对全球合作抗疫的迫切需要,习近平总书记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强调“团结合作是战胜疫情最有力的武器”[11](P417),并代表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何以走向“共同”,既需要立足实际与实践,也需要具体载体,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即承袭其理念,是在全球公共卫生领域进行的实践延伸。

新冠疫情发生以来,中国以强有力的措施遏制疫情蔓延。习近平总书记将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频频开展元首外交,亲自推动国际合作,践行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倡议。首先,加强与世界各国的信息共享和联防联控,及时向世卫组织及相关国家通报疫情信息,第一时间发布病毒基因序列,毫无保留地同各方分享防控和救治经验。其次,加大对发展中国家支持力度,提供包括物资、技术、人力在内的人道主义援助,帮助卫生公共体系薄弱的国家筑牢防线,第一时间提出疫苗公共物品化,向其他国家提供疫苗捐助。在此期间,中国始终坚持科学有序抗疫,向世界提供中国传统医药方法,丰富了疫情预防和救治的手段,推动世界医疗事业的进步。最后,与世界各国一道加强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提高应急处理能力,推动构建全球联防联控机制,赢得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

此次疫情大流行极大地摧残着人类的生命健康和生存环境,同时警醒国际社会面对全球性问题和挑战通力合作、共克时艰才是正确抉择。类似的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并非第一次也绝非最后一次,中国坚持生命至上提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不仅对有效应对此次疫情做出了中国贡献,而且对预防和化解可能发生的此类公共卫生事件贡献了中国智慧。

(三) 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成效证明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可行性

人类命运共同体并非遥不可及的理想化建构,而是在中国具体实践基础上提出的可行方案。自14世纪文艺复兴以来,世界各国相继开启了现代化进程,中国在追求现代化的道路上进行了长期实践和艰辛探索,终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成功找到一条兼具共性与个性的新型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这一道路的成功推进和拓展深刻影响着世界现代化的版图,为其他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新借鉴。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入发展的快车道,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且极具发展活力。回顾世界近代史,新兴大国用战争谋取霸权地位几乎是通例,而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历史更是一部殖民侵略史。与之截然相反,中国的发展是和平的发展,中国的现代化是互利共赢的现代化。中国从一穷二白到解决绝对贫困问题、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始终坚守多边主义,追求公平正义,从而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的可行性提供了成功样板和有力证明。

从理论上讲,中国式现代化涵括世界意义,“强调同世界各国互利共赢,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努力为人类和平发展作出贡献”[11](P124)。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式现代化不仅着力推动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也致力于解决世界问题、人类问题。在世界局势处于大转型、大变革的关口,习近平总书记坚定不移地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彰显中国共产党的天下情怀和中国的大国担当,同时这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在“世界”向度上的抉择。从实践路径和成效观察,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坚持走合作共赢、包容普惠的道路,以自身的发展繁荣维护和促进世界的和平发展。一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以其他国家的贫穷落后为代价实现自身的现代化,奉行的是殖民主义、霸权主义。与之相反,中国以自己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成果证明了“零和博弈”“强国必霸”的荒谬性,同时也表明,一个国家、地区或者民族的进步发展能够为世界和人类的文明进步提供强大支持。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的融通互助关系。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开拓离不开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对全球发展模式的历史性重构,同时,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在世界维度的具体表征和生动实践。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破解“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一时代之问的中国方案,其中蕴含着人类普遍认可的价值原则和理想追求,概述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和实践擘画出现代文明的新图景,塑造着人类文明的新形态。

(一) 超越资本至上逻辑,开创人民至上的文明新路向

自地理大发现以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迅速崛起并在全球范围内扩张,推动人类从自然经济时代的彼此隔绝、闭关自守转变为市场经济时代的相互依存、互通往来。与此同时,资本主义文明取代农耕文明成为现代世界主导性的文明形态,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科技进步。然而,资本主义文明奉行资本至上的原则,个人利益最大化被尊为普遍的价值标准,人在自由、个性的名义下被物化为满足增殖的手段、工具。在资本逻辑的驱动下,以拜物教形式呈现的物的依赖性不仅在日常生活中大行其道,而且在国际交往领域形成了恃强凌弱的不平等格局。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广大发展中国家自主意识的觉醒,以资本利益为纽带形成的不公正国际关系难以为继,以资本逻辑为中心的全球治理体系逐渐失灵,这表明资本主义文明本身再也无法承担起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重任。

置身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总书记遵循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人本逻辑,将人类福祉和未来命运放到首要位置,创造性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了对“现实的个人”及其历史发展的深度关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人民共同期待,把自身发展同国家、民族、人类的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8](P435),就是要人人享有安宁祥和、人人享有富足安康,人人享有文化滋养,人人享有绿水青山。显而易见,上述构想的核心原则不再是资本至上而是人民至上,旨在使各国人民成为文明进步的真正受益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际社会要本着“以人民为中心”展开交往合作,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出发权衡经济全球化的利弊。一方面,要正视经济全球化的“双刃剑”效应,主动作为、积极解决遇到的问题和挑战。另一方面,要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确保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本国人民成为经济全球化创造的巨大财富的真正受益者。这里所指向的正是一种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的新文明形态。

(二)批判丛林法则,追求共赢共享的对外交往新理念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先发优势形成的经济、科技和军事实力,在世界范围内建构起“中心—支配”的国际关系格局,其深层逻辑是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坚持该法则的西方国家无视人类社会发展史是“一部多元文明并生共进的历史”[12]的基本事实,以排他性、对抗性思维对待其他国际关系主体,将那些政治制度、发展模式与自己相同的国家视为盟友,相异的国家视为敌人,并且惯用战争来解决国际争端与冲突。时至今日,丛林法则仍被西方国家奉为对外交往的准则,严重扰乱国际关系秩序。如果任由其大行其道,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人民渴望和平、发展的愿望将化为泡影。

与丛林法则截然不同,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以胸怀天下的气魄,蕴含着重构国际交往格局的新原则。“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从中华文明这一理念出发,主张“各国行天下之大道,和睦相处、合作共赢”[1](P62)。因为每个国家和文明体都有着自身的优秀历史和值得珍视的传统,发展程度的差异不是霸权霸凌的借口,而是互通有无、开展合作的前提。在国际交往中,世界各国应当彼此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在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的基础上凝聚共识、共谋发展,推动国际关系朝着合理化、科学化、民主化的方向发展。唯其如此,人类才能迎来光明的未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在多样性中互相尊重、彼此借鉴、和谐共存,这个世界才能丰富多彩、欣欣向荣。”[9](P524)

(三)超越普世价值,尊崇共同价值的人类文明新规范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奉行的所谓普世价值,不过是将其推崇的特殊价值抽象为全人类价值,并凭借霸权地位在全球范围内强行加以推广。自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国家率先完成从民族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型,继而走上殖民扩张、强取豪夺之路,建立起以自身为中心的世界经济、政治版图,并试图控制世界历史的运行和发展。普世价值就是这种西方中心主义在文化领域的体现和延展,其目的是将西方国家的殖民侵略、霸权行径合理化,进而作为统治世界的思想武器、排除异己的工具,乃至于和平演变其他非西方国家的手段。不难发现,普世价值并不具有普适性,也未能营造出其所标榜的自由、民主、人权的美好世界,而是成为引发混乱、冲突甚至局部热战的重要根源。

作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重要成果,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植根于丰富多样的人类文明沃土,奉行全人类共同价值,认为任何文明都有其独特价值和底蕴,可以“为人们提供精神支撑和心灵慰藉,携手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各种挑战”[13]。这一共同价值在科学分析世界文明进步的历史及其发展规律基础上凝炼而成,体现了人类在价值层面的“最大公约数”,其宗旨和目标在于关切人类前途命运,造福各国人民。建立在全人类共同价值之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从未将特定国家的发展模式、社会制度强加于人,而是尊重不同国家的发展道路和民族文化,并积极开展各种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在繁荣和推动本国文明进步的同时,为创造人类更加光明美好的未来贡献各自的力量。

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将人类置于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抉择权掌握在各国人民手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主动顺应世界历史发展大势的正确抉择。十年的建设实践证明,这一构想是回答“世界之问”“时代之问”的善治良方,是世界各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可行方案,也是胸怀天下的中国共产党对世界各国人民做出的庄严承诺。可以相信,只要全世界人民秉持全人类共同价值,沿着人类命运共同体指明的方向踔厉奋发、不懈努力,历史终将迎来光明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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