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与反思:形而上学的历史演变之路

吕鸣章

(中共绍兴市委党校, 浙江 绍兴 312099)

当前人们对形而上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形而上学范畴的逻辑关系和理论体系方面,往往脱离形而上学产生的历史语境,脱离人类的社会生活实践,纯粹抽象、思辨、教条地阐述形而上学的本质和内涵,粗暴地把形而上学与人及其社会历史隔离起来。以至于一提起形而上学,就会让人产生一种高深莫测、抽象空洞的印象。《易经·系辞》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是形而上学的最高目标和境界,“形”是指事物的概念与抽象,“器”是指具体的特殊的经验事物。“器”“形”“道”三者是密切相关的,“器”是“形”的基础和前提,“形”是“器”的归纳与抽象,“道”是“形”的升华与扬弃。所以,形而上学是建立在具体感性经验基础之上的一门超验之学。形而上学就其本体论意义而言,就是透过纷繁复杂感性世界的有形样态,去探寻万事万物的本质和原因,把握事物变化发展的内在规律,最终达到为人类安身立命的目标。

人类社会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发展过程,是人类不断生产、不断实验、不断斗争的实践过程。有什么样的生产实践就会有什么样的形而上学,人类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决定着人类的认识方法和思维模式,反映着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程度和水平,并最终体现在思想意识形态当中。“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自己的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的一定发展——直到交往的最遥远的形态——所制约。”[1]524形而上学的历史演变不是追溯和梳理形而上学抽象教条的思想渊源和理论谱系,而是在人类历史的具体语境中真实地再现形而上学的生成机制及其本质内涵。形而上学产生的根源和存在的方式根植于人类社会的生产和生活实践,它抽象而真实地反映了人的现实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具体来说,人类与生产力、生产资料、劳动工具的关系决定着形而上学的存在方式。形而上学从产生到现在大体上有三种形态:古典形而上学、近现代形而上学、后形而上学。

这是一个经历了采集和狩猎,以农业和手工业为主的社会,经过漫长听天由命、天人合一的原始生活方式后,随着原始氏族部落的不断壮大和对自然的认识改造,血缘婚姻关系突破氏族部落范围,优化了人的生理机能;畜牧业的发展彻底改变了人的饮食结构,医学的发展提升了人的身体素质;铁器、青铜器的发明应用,天文地理知识的积累,提升了农业和手工业的工作效率,导致剩余产品出现和积累。从农业中逐渐分离出来的手工业逐渐在城市形成行会。专门从事剩余产品交换的商人,加快了地区间经济、政治、文化的交流与互动,区域交往突破了它们固有的狭隘的生产视域,使生产要素得到有效整合,推动了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人类进入了封建社会。等级森严的封建制度严重阻碍了自然科学的发展,使自然科学囿于孤立狭小的交往视域而裹足不前,“科学知识同启示一样,只是为上帝服务所应思考、体验和运用的完整智慧里面的一部分”[2]86。神父不仅是上帝的代言人,而且还是科学家、哲学家,宗教把一切都收入囊中,使自然科学处于长期的沉寂和荒废之中。

自给自足、自产自销的小农经济和独立的手工业生产是传统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中世纪封建社会的“人都是互相依赖的:农奴和领主,陪臣和诸侯,俗人和牧师。物质生产的社会关系以及建立在这种生产的基础上的生活领域,都是以人身依附为特征的”[3]95。国王按照血缘宗法把土地分给封建领主和教会,封建领主把土地、劳动工具等劳动资料按照封建等级分给部属、将士、农民,农民在自己的小块土地上自由地开展农业生产和手工作业,定期向封建主交纳地租和纳贡服役,封建领主定期向君主国王进贡纳税。农民依附于封建领主,农民在完成一定的地租和劳役后,其余的劳动成果都归自己所有,他们是有一定的人身自由、自给自足的主体,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耕种,安排自己的生产活动,改进自己的工艺技术,过着男耕女织的生活。农民劳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被激发出来,劳动者真切地感受到主体的创造力量和自由,使封建社会的生产力得到了有效的提升,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对他们造成威胁的只有阴晴不定、不期而至的自然灾害和战争。中世纪人们与生产资料的经济关系决定了封建宗法等级制度,封建地主阶级为了维护阶级统治,不断地把安分守己的社会生活宗教化、合法化。宗教思想一产生就会发挥它维护和改造社会阶级统治的功能,“随着封建制度的发展,基督教成为一种同它相适应的、具有相应的封建等级制的宗教。……中世纪把意识形态的其他一切形式——哲学、政治、法学,都合并到神学中,使它们成为神学中的科目”[4]310。统治阶级不断对基督教进行修正和完善,使它既维护既得利益团体,又规驯了社会群体,让人们过着墨守成规、相安无事、自得其乐的生活。传统农业社会使古典形而上学呈现出如下特征。

(一)朴素性

早期人类社会极端低下的生产力水平与简单狭隘的生产方式,决定了其形而上学只能是对当时极端恶劣环境的简单而直观的反映,本质上仍是一种极端形而下的产物,难以突破形的限度,难以超越人的感性认识范围,只是对现象世界的形象直观,器仍然是器,还没有上升为形的概念,这在早期希腊哲学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泰勒斯的水本源说、阿那克西美尼的气本源说、阿那克西曼德的无定说、赫拉克利特的火本源说、恩培多克勒的四根说,已把世界的本源归结为一种或几种自然物,已不像原始社会时期万物有灵论的多神教那样进行宏大壮观的本源追溯,本源的数量从多逐渐归纳为几种或一种,“一与多”的关系已在古代奴隶社会生根发芽,这说明人们已学会简单的归纳总结,尽管仍然没有突破形的限制,但已有长足的进步。

(二)宗教性与抽象性

泾渭分明的封建领地、等级森严的宗法制度、按部就班的行会制度、重信仰轻理性的宗教教义、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赋予中世纪形而上学浓郁的神学色彩,使其具有抽象性和对立统一性。经院哲学以理性服从信仰为目的,把科学、哲学等自然科学看作信仰的有力见证,充当神学的婢女,给自己披上一层神圣的外衣。低下的社会生产力,落后的科学技术,脱离现实感性生活的无知信仰和冥思苦想必然形成哲学概念的空洞性和抽象性。等级森严的封建政治制度,要求尘世与天国、具体与个别、特殊与普遍、物质与精神、人与神、肉体与神魂、感性与理性、马尔克与行会等概念范畴对立,范畴之间具有严格的等级性和不可逾越性,实质上在这些范畴背后矗立的却是封建社会剥削、统治人民的群像。

(三)统一性与开创性

在中世纪封建社会时期,农村人过着男耕女织的生活,行会中“工人与他的生产资料还是互相结合的,就像蜗牛和它的甲壳互相结合一样”[3]415。生产资料还没有独立化到同工匠相对立,人们还能在生产活动中实现自身的价值,确认自身的存在,还是一个相对完整统一的人。等级森严的封建中央集权专制统治,封闭狭隘、自给自足的生存方式,使得中世纪形而上学在对立中处处又显现出一种统一性。在信仰启示下的理性,在理性探索中的信仰,个体与共相,尘世与天国总会实现统一,宗教神学与现实世界在对立中走向融合。苏格拉底与柏拉图将巴门尼德“一与多”的存在之学转化为“一般与个别、普遍与特殊”的关系问题,亚里士多德为现实世界建构起形而上学的体系,尽管还没有说明构成事物现象与本质的各个细节。德尔图良、奥古斯丁对三位一体说的论证,托马斯·阿奎那借用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构建了一个由火气水土物质四元素、植物、动物、人类、天使、上帝构成的自下而上的宇宙等级体系,实现了唯名论与唯实论的完美融合,成为古典形而上学的集大成者。古典形而上学最重要的成果在于,其围绕事物是什么的问题,首次突破了“器”的束缚,把“器”上升到“形”的高度,用概念对事物做出了形的概括,初步提出并建立起形而上学的体系,具有历史的开创性。

这是一个以工业为主的商品经济社会。大约在十二世纪,资本主义萌芽,经过中世纪后期的潜伏酝酿,近现代资本主义得到了飞速的发展,资产阶级逐渐成长起来,并日益在统治阶层占据重要地位。十五世纪资产阶级的地理大发现扩大了世界文明的交往范围,中国的四大发明经丝绸之路传入西方,从古希腊亚历山大时期开始的自然科学经过中世纪阿拉伯人的传承,在文艺复兴时期逐渐得到了重视和关注。“随着中等阶级的兴起,科学也大大振兴了;天文学、力学、物理学、解剖学和生理学的研究又活跃起来。资产阶级为了发展工业生产,需要科学来查明自然物体的物理特性,弄清自然力的作用方式。在此之前,科学只是教会的恭顺的婢女,不得超越宗教信仰所规定的界限,因此根本就不是科学。”[5]510自然科学如雨后春笋般在整个世界遍地开花,在此期间欧洲各国陆续成立科学院,为科学向自然进军、为欧洲近代自然科学的繁荣发挥了直接的推动作用。科学技术带来的巨大生产力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生存环境和生活面貌,十八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方兴未艾,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接踵而来,西欧资产阶级在风起云涌的社会革命浪潮中先后完成资产阶级革命,并逐步走上工业化发展道路,机器大工业不断取代工场手工业成为资本主义新的发展阶段,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不断改变着人类的历史与生活。科学与技术的快速转化运用,发电机、电动机、电话、电灯、电报机、汽车、飞机等电气化设备打破了时空的绝对界限,把“许许多多的地方性时间”连接起来,在整个宇宙中形成“同时”[6]453。以电力的广泛应用和新交通运输工具的发明推广为标志的第二次科技革命迅速在世界扩展,加快了世界文明交往的进程,资本主义国家纷纷进入帝国主义发展阶段,并最终导致资本主义世界殖民体系在全球范围内的确立。

商品经济的发展促使大量手工业者破产,圈地运动的深入开展使雇佣工人成为一贫如洗的无产阶级。为了追求财富资本,满足市场的需求,资本家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细化分工。工场手工业使工人畸形发展,变成局部工人[3]418,工人已不需要完成一套完整的工艺流程,只需固定从事一道工序,人成为一架机器、一个工具,失去其完整性,逐渐走向分解的历史过程。过去是终身专门使用一种局部工具,现在是终身专门服侍一台局部机器,滥用机器的目的是使工人自己从小就转化为局部机器的一部分[7]308。第二次工业革命用纺纱机、机器织机和蒸汽锤代替了纺车、手工织机和手工锻锤,即用机器代替了人。在工场手工业时期,手工业者、工人不一定终身被雇用,在工业革命之后,人们与他们的生产资料彻底分离,工人只剩下体力劳动了。工人的工作只限于监督和调整机器运转[5]502,成为生产的监工和看守,除人的智力、主观意识、非理性因素、脑力劳动不能代替外,机器把人力所能及的和无能为力的都做了。机器大工业把人从手推磨的生产方式中解放出来,使人变成机器的监工;电气工业把人从蒸汽机的生产方式中解放出来,使人成为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的一个有机环节——产业后备军,使商品经济加速走向世界市场,资本主义生产经营的各要素在世界范围内得到重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逐渐转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股份公司、国家所有制的出现使资本家也变得可有可无。工资越来越少,失业工人越来越多,剩余产品越来越多,经济危机越来越多,破产越来越多,总之,人类逐渐变得“多余”。商品经济社会使近现代形而上学呈现出以下特征。

(一)科学性

尽管在亚里士多德时代形而上学的范畴体系就已经初步确立,但范畴的内在结构、相互关系等还没有得到实质的说明。中世纪封建宗法社会对它进行了神秘空洞的说明,近现代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社会对此作了深入的解答,同时也为机器大工业来临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近代西方形而上学的精确性与机械性、能动性与系统性,正是近代工场手工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与生产关系状况的曲折反映。近代哲学家培根专门从事科学实验,洛克专注于医学研究,笛卡尔热衷于代数和几何,莱布尼茨担任过柏林科学院院长,拉美特利进行医学等自然科学研究,爱尔维修和霍尔巴赫精通地质学和物理学,康德提出了星云假说。霍布斯、斯宾诺莎、贝克莱等哲学家,他们即使不是科学家,也与当时的自然科学家伽利略、牛顿、惠更斯、波义耳等交往甚密,他们热衷于研究自然科学现象,关注自然科学前沿动态,坚持用自然科学的最新发现来武装并论证他们的哲学理论,以期揭示人类生活的奥秘。经验论以物理、化学、医学等实验科学为依据,重视人的观察、感觉、经验,强调身体力行的经验归纳法,倡导经验是知识的来源,知识与观念、真理的尺度在于经验的积累与组合。唯理论以数学、逻辑学等人文科学为依据,重视理性的能动性和逻辑构建,主张逻辑推理的演绎方法,认为理性是知识的来源和可靠保证,坚持天赋观念,认为感性经验只是理性思维的外在机缘。经验论与唯理论的分歧经休谟与康德的反思总结,发展为现象与物自体、形式与内容、知性与理性之间的不可逾越的二律背反。柯林伍德说:“新的物理学和新的几何学造成了康德的体系的一个明显的破裂。这种破裂实际上已经由黑格尔预见到了,并且黑格尔已经提出了它的一些后果,黑格尔被贯穿在十九世纪的核心时期的那些理由所联合抵制,只是到了人们不再满足于那个时期所接受的原则时,人们才重新研究黑格尔。”[8]95因为黑格尔已经正视了这种破裂,并用辩证法重构了这些破裂,从而使他成为近代哲学的集大成者。自然科学的积累发展,最终催生了十九世纪中期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进化论、能量守恒定律、细胞学说,它们不仅把近代自然科学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水平,而且从事实上为辩证法做了印证。

(二)机械性与片面性

笛卡尔把人看成钟表,拉美特利把人看作机器,近代哲学把运动归结为机械的外在推力。理性与经验、现象与本质、原因与结果、必然与偶然、物质与意识等范畴之间非此即彼的机械特征,是人类认识事物的客观历史,是认识事物的必经阶段。分工的细化与专业化,机械地重复一种生产工序,日趋片面的生产、生活方式把自然界分成若干个领域,分门别类进行研究。这是刚从中世纪蒙昧世界走来,努力尝试了解自然社会的人们所能达到的历史认识水平,这种用孤立静止片面的观点去观察了解认识事物的方法是获取感性材料、收集信息的首要阶段,这是合理的,而且也是必需的。它为人类社会的生存发展积累了经验,为自然科学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把各种自然物和自然过程孤立起来,撇开宏大的总的联系去进行考察,因此,就不是从运动的状态,而是从静止的状态去考察;不是把它们看作本质上变化的东西,而是看作固定不变的东西;不是从活的状态,而是从死的状态去考察。这种考察方式被培根和洛克从自然科学中移植到哲学中以后,就造成了最近几个世纪所特有的局限性,即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5]539

(三)系统性

感性直观的经验总结、思辨抽象的理性形式,是资本主义简单协作和工场手工业历史抽象的产物。简单观念的积累是复杂观念的必备,丰富感性的经验积淀必定会产生质变,近代自然科学对各领域现象的积累与穷尽,最终打破了自然科学各领域的固定界限,实现了事物的有机统一。无机界与有机界的绝对对立走向了和解与融合,黑格尔包罗万象的哲学全书突破了康德现象与物自体的二律背反。因此,“从笛卡尔到黑格尔和从霍布斯到费尔巴哈这一长期内,推动哲学家前进的,决不像他们所想的那样,只是纯粹思想的力量,恰恰相反,真正推动他们前进的,主要是自然科学和工业的强大而日益迅猛的进步”[4]280。

(四)非理性

工业革命改变了人类社会的生存方式,人们长期以来所熟悉的世界图景已全然不适用,这使人们产生一种困惑和失望的感觉[6]458。人们感到自己是一个“孤独的个体”,自由的“忧惧与虚无”使人们期盼“信仰的一跃”。盲目疯狂的生存意志贯穿于世界的每个角落,世界就是这样一个欲望之流、意志之流的表象与产物。人是被“抛入”这个世界的,孤独、迷茫与荒谬笼罩着每一个人并走向死亡,人与人处于一种“他人是地狱”生存状态,人们只能囿于语言的存在之家,人的存在是一部多元主体视域融合的理解史,必须实现从自在存在向自为存在的转变。我们应该接受“上帝之死”的现实,用超人般的强力意志在永恒的生命轮回中去实现人的自我创造和自我超越。人的存在和自由意志只有在直觉的生命绵延中才能得到把握,而工具理性与技术理性是无法把握的。面对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危机,有人提出“回到康德那里去”的口号,也有人号召“回到黑格尔那里去”,以期用理性批判和绝对经验来克服人类的精神危机。弗洛伊德认为人的焦虑迷茫已形成一种普遍的精神疾病,文明的进步就是对人的本能的压抑。现象学分析了欧洲科学的危机,对实证主义进行了批判,要求回到现象本身,并通过悬置、本质直观、意向性、主体间性来还原生活世界的意义。人类的异化已深入人的内心、思维,人已成为单向度的人,只有大拒绝,坚决地否定,不断地批判才能唤醒沉睡的人们。科学主义思潮,秉承工具理性的科学方法,拒斥思辨唯心主义和主观经验主义,把哲学归结为逻辑、概念、结构、语言、语法的剖析,只留下干瘪的数理逻辑和结构分析。

这是一个以信息、网络为主的后工业社会。二战以后,世界经济进入复苏重建时期,以计算机、航空航天和生物工程为重大突破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开启了一个信息时代。计算机的发明应用,把人类带入了互联网时代,使资本、技术、人才等传统工业资本形式通过信息这种新型资本形式出现,并逐渐在全球化过程中发挥支配作用。干细胞的发明应用、克隆技术的成熟、纳米技术的开发、DNA密码的破译、大数据模型的出现,催生了知识经济的繁荣。航空航天技术的发展密切了世界的联系,跨国公司、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纷纷成立,改变着世界经济政治的趋势与格局,推动了世界交往,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后工业社会。

世界经济政治的新格局,使得资本不得不改头换面并以新的形式粉墨登场,资本虚拟化与信息传媒技术使技术、人才、原材料等生产要素跨越时空壁垒,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重新分配与组合。垄断组织实现了拓展升级,垄断从行业垄断、国家垄断发展到国际垄断,产业结构得到了优化调整,呈现出从以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为主向以第三产业为主的转型。经济增长方式实现了转型更替,实现了从以粗放式实体经济为主向虚拟经济、数字经济的转向,全球经济表现为一种信息交流、金融贸易、虚拟经济,金融资本从世界范围内蜂拥而至,转瞬即逝。为了摆脱国内外政治经济的困境,维持高增长,政府不断鼓励人们超额消费、负重贷款,加剧了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剥削和奴役,为世界经济的恢复和可持续发展埋下了风险和隐患。阶级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战后西方国家实施的福利政策,提高了社会的生存保障待遇,改善了无产阶级的状况,无产阶级日趋消散,隐退资本家逐渐退居幕后,中产阶级逐渐壮大并成为社会的中坚。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国内政治“第三条道路”日渐凸显,工党、社会党等共产党组织日渐分化转型,瓦解了工人阶级的战斗堡垒,消解了工人阶级的战斗热情,使多元主体及政治多极化日益显现。国际局势方面,美苏争霸、东西冷战、第三世界崛起、苏联解体、北约东扩、局部战争不断、南北差距拉大、恐怖主义肆虐、六月风暴、占领华尔街、东欧颜色革命等,给世界和平发展带来了严峻的挑战。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施资本创新,把资本的统治建立在知识、技术、人才的垄断之上,以此来实现在全球范围内的资本重组,既实现了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增值,又转移了国内的政治统治危机,形成了资本主义“中心—边缘”的统治方式,开启了资本信息技术全球化的新局面,改变了人的生存方式。

信息时代的全球化日益超越时空的界限,加速了“脱域”的历程。一方面展现了历久弥新、光怪陆离的景观社会、符号社会,资本创新引起大众文化、消费社会的繁荣发展,它们既缓解了工人压力,又加快了剩余价值的利润回收;另一方面让人们彼此间失去了往日的信任和和谐,使人们日益对未来感到焦虑不安,人们的生产生活劳动逐渐失去其实体性的劳动内容,科学技术作为人的自在本质力量的再现转变为统治阶级对科技应用的自为工具,全球金融危机、次贷危机、核扩散、环境恶化使世界陷入捉摸不定的风险。后工业社会使后形而上学呈现出以下特征。

(一)差异性

后工业社会转瞬即逝的流动性与不确定性,使得任何一种单一固定的形而上学范式都成为一种专制与幻想。后现代的哲学家们纷纷反对宏大叙事与专制极权,追求差异性与多元性。利奥塔[9]79认为现代性是一种元叙事,它为现代社会的权力、制度、统治提供合法性辩护,导致人类社会分裂。他强调语言游戏与话语体系的多元叙事的差异性与平等性,人们应该在平等的对话交流中超越现代性。福柯[10]472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权力控制下的理性进行了批判,对语言、知识与权力的内在关系作了结构主义的分析,认为知识的不同类型是由社会政治力量的结构决定的,所谓的文明、理性都是权力主体为了安定社会秩序,维持执政合法性的规训过程。因此,他强调“话语”,反对总体性对人的强制、驯化、压迫,号召个人微观权力论,提倡多元差异,以此来实现人的自由发展。德里达[10]482认为理性的形而上学和中心结构根深蒂固,已成为人类的思维定式,必须对人类的语言、文字与文本进行全面的解构,在延异和不确定中来获得自由。哈贝马斯[11]380强调用多元主体间的交往协商来挽救现代社会的合法化危机。后现代哲学用主题丰富、流派繁多、语言风格迥异颠覆与肢解了传统哲学的基础主义与本质主义,使当代形而上学内爆为形式各异的碎片,凸显了边缘性与差异性。

(二)符号批判性

信息技术革命使符号成为分析当代消费社会的核心概念,符号的生产、交换、分配、流通成为消费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核心,对符号的掌控与支配成为消费社会的重要筹码。当代哲学家们从不同角度对消费社会的符号性进行了阐释。德波[12]33认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繁荣昌盛已打造出一个丰富多彩、五花八门的景观社会,它借助现代科技传媒来刺激和制造虚假消费需求,通过大众消费来控制大众,维护统治的合法性,实现资本利润,因此景观社会是阶级统治和资本剥削的一种新的方式和工具。鲍德里亚[13]135改造罗兰巴赫的符号理论,认为消费社会的本质是符号,“电视就是世界”。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完成了符号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改造,大众传媒用大量符号、代码、意象代替真实再现,来实现资本增值和社会的转型发展,维持资本主义的阶级统治。利奥塔[9]36认为知识以信息的商品形态出现,成为生产力不可或缺的要素,在世界范围内的霸权争夺中,已然成为最重要的筹码。吉登斯[14]25强调信息传媒技术在符号系统与专家系统中的脱域机制、时空延展、知识的反省性中的地位。哈贝马斯[11]303从语用学角度强调语言符号在交往行为理论中的功能。

(三)公共性

经济全球化把所有国家与地区的生产与消费置于世界范围之内,“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15]135。经济的全球化必将会推动世界文化呈现出全球化的整合建构态势。吉登斯[14]142认为时间与空间的虚化、社会关系的脱域机制、知识的反省性加快了人类全球化的现代性历程,同时也把人们带入一个不确定的风险社会,要通过对话民主与政治创新来超越“现代性的限度”。罗蒂[16]442的新实用主义既反对逻各斯中心主义,又对各种偶然性持开放性态度,强调主体与客体、科学与自然、理性与非理性之间应保持一定的张力,力避绝对极端,在民主多元的平等对话中实现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兼容,用实用主义原则重建哲学。哈贝马斯[11]380对极端的后现代哲学思潮持批判态度,面对现代社会的合法化危机,在批判吸收现当代社会科学理论成果的基础上,用基于普遍语用学的交往行为理论替代工具理性行为,并把它贯彻应用于生活世界的一切领域,来致力于现代性的重建。罗尔斯[17]71面对多元主体的差异性社会,提出建构一种区别于个体理性的公共理性来解决社会的正义问题,使后形而上学显露出开放性、公共性的特征。

形而上学尽管是一门关于世界最本质、最一般的、超验的理论,然而它离不开感性的经验现象,离不开丰富多样的特殊事物,离不开人类社会的具体历史语境。

形而上学的历史不是概念、范畴的理论逻辑史,不是教条的有序排列,本质上是人类社会生产实践的反思。我们梳理形而上学抽象思辨的理论范畴,不能被这种历史的分工囿于理论范畴的窠臼。正如马克思说:“不仅是工人,而且直接或间接剥削工人的阶级,也都因分工而被自己用来从事活动的工具所奴役;精神空虚的资产者为他自己的资本和利润欲所奴役;法学家为他的僵化的法律观念所奴役,这种观念作为独立的力量支配着他;一切有教养的等级都为各式各样的地方局限性和片面性所奴役,为他们自己的肉体上和精神上的短视所奴役,为他们的由于接受专门教育和终身从事一个专业而造成的畸形发展所奴役——哪怕这种专业纯属无所事事,情况也是这样。”[7]308“在这里,观念同自己的物质存在条件的联系,越来越错综复杂,越来越被一些中间环节弄模糊了,但是这一联系是存在着的。”[4]308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都能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其真实的原因,尽管这种原因因社会历史的发展而变得盘根错节,但是这种原因还是能够找到的。“这些个人所产生的观念,或者是关于他们对自然界的关系的观念,或者是关于他们之间的关系的观念,或者是关于他们自身的状况的观念。显然,在这几种情况下,这些观念都是他们的现实关系和活动、他们的生产、他们的交往、他们的社会组织和政治组织有意识的表现,而不管这种表现是现实的还是虚幻的。相反的假设,只有在除现实的、受物质制约的个人的精神以外还假定有某种特殊的精神的情况下才能成立。如果这些个人的现实关系的有意识的表现是虚幻的,如果他们在自己的观念中把自己的现实颠倒过来,那么这又是由他们狭隘的物质活动方式以及由此而来的他们狭隘的社会关系造成的。”[1]524社会历史生活构成了形而上学的前提与基础,形而上学也只有在社会历史生活的基础上才能得到认识与考察。一方面,揭示现实生活与形而上学的内在关联,实现对任何形而上学思潮的现实定位,仅仅是认识与考察形而上学的前提。另一方面,揭开哲学神秘、抽象的面纱,把哲学还原于生活本身、归还于人自身,这更是哲学大众化的时代要求。只有揭开形而上学植根的现实土壤,才能还原形而上学的本质,才能实现哲学改变世界、服务社会、服务大众的目的。对形而上学的认识与批判仅仅囿于思辨抽象的范畴领域是不够的,对形而上学的批判不应当只满足于“副本的批判”,对其产生的根源给予“正本的批判”不仅是科学批判的需要,更是彻底批判的完成。因此,对传统形而上学的颠覆并不在于找到一个新的理论基础,而在于对产生这种形而上学的社会生活进行批判改造。

分析哲学抽象的奥秘,应该将形而上学的历史演变置身于人类社会生产实践的具体样态,置身于人的社会关系及生活方式,置身于人类历史的交往形式。追究形而上学的历史脉络必须到人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社会关系及人类社会的生存方式中去寻找。形而上学扎根于人类认识改造自然和社会的生活实践,扎根于充满感性与心怀梦想的现实生活,生产什么、怎样生产决定了形而上学的具体内涵。“人的思维的最本质的和最切近的基础,正是人们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而不仅仅是自然界本身;人在怎样的程度上学会改变自然界,人的智力就在怎样的程度上发展起来。”[4]922形而上学的概念、范畴、特征、水平要到历史的具体的生产力要素,即人与生产资料、社会关系、劳动对象的关系中去寻找。原始形而上学是由民胞物与、落后蒙昧的平均主义生产方式决定的,古代形而上学是由民主对话、城邦民主制的生产方式决定的,中世纪形而上学是由等级森严、专制狭隘的封建生产方式决定的,近代形而上学是由各自为政、孤立机械的生产方式决定的,现代形而上学是由自由落寞、机器自动的生产方式决定的,后形而上学是由多元差异、信息虚拟的生产方式决定的。

形而上学的产生,起步于概念,经过判断,完成于推理。对概念、判断、推理的把握既建立在人类生产生活实践的经验总结之上,又依赖于人类自身的经验反思。不论是经验总结,还是经验反思,形而上学的发展都是人类社会历史的产物,都需要借助现实的人的生产实践活动把经验与先验因素结合起来。形而上学的内在逻辑矛盾是现实世界的反映,是现实与本质的矛盾与差异,这就是现实的社会生活本身。经验与逻辑、感性与理性、存在与思维等范畴之间的关系、结构、内涵是由人们与生产资料的关系决定的,是由人们的社会关系决定的,是由人们的行为方式与生存方式决定的。交往范围的发展程度决定了范畴之间的关系与内涵,交往越是狭隘、停滞,独断论越猖獗,形而上学越容易成为专制极权的工具;交往范围越扩大,事物越处于历史的流变之中,形而上学越表现为多元差异的联结与统一。

不管我们如何看待形而上学,形而上学终会与人相伴一生。形而上学本质上是没有独立性的,“它们没有历史,没有发展,而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1]525。一切对形而上学的拒斥与诘难,都是人类社会对自身生存现状的一次反思与批判,更是一次人类自由发展的扬弃与超越。人类对自然界和技术工具的认识和应用,不断地改变着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表现为人与劳动工具、劳动对象等生产资料、人与社会的关系,这种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决定了人们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又不断地强化着他们的生活和生产。他们在生产生活实践中越获得生命的持存,体会到人的力量,他们越坚信自己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他们在生产生活中越陷入挫折和困难,越怀疑自身,陷入虚无,或者转而依靠上帝,相信上帝这个不可知的认识之谜。人类社会历史的生产实践是一个漫长而艰辛曲折的过程,其间充斥着自然灾害、疾病瘟疫、阶级斗争、技术工具等因素的影响和困扰。人类就是在胜利与挫折之间不断徘徊往返,在积极主动和消极被动之间自在或自为地生活着,并把每时每刻的生活感受和认识理解矛盾地反映在了他们的思想、文化、艺术、教育、政治等上层建筑中。

形而上学一经产生又会具有相对独立性。海德格尔认为,“形而上学属于人的本性”,“形而上学就是亲在本身”,“只要我们存在,我们就总是已经处于形而上学中的”[18]359。感性世界的模糊性与局限性,让人产生一种焦虑与不安,彻底超越经验从总体上把握现实历史成为形而上学的现实必然。简单片面地拒斥形而上学,把形而上学视为霸权专制的符号话语,是有其具体的历史原因的。维也纳的分析学派把形而上学视作没有任何意义的虚假命题,形而上学被彻底孤立与丢弃[16]389;库恩[19]93认为范式的选择与形而上学的信仰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波普尔[20]157认为科学与形而上学绝对严格的划界是机械极端的,形而上学并非浅薄的、没有意义的废话,而是在科学研究中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拉托卡斯[21]207进而视形而上学为科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实践证明:科学主义发展最终无法割裂形而上学的总体性联系,人本主义也迫切需要新的形而上学关照。形而上学是无法消除的,只能随着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处于不断批判、消解、超越、重建的过程之中,形而上学永远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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