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沿线省市文化旅游吸引力与数字经济水平耦合协调研究※

杨 利 刘水姣

(湖南师范大学旅游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2017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首次提出建设国家文化公园。国家文化公园是基于中国特色国家公园体系下凸显“文化”功能和属性的一种我国原创、世界首创的工程建设概念,这一概念最早可追溯到国外文化线路[1]与遗产廊道建设研究[2]。学术圈关于国家文化公园的探讨也着重于文化层面,重点关注国家文化公园的文化挖掘与保护传承、文旅融合与活化利用、建设方向与发展路径[3]。如胡炜霞等发现黄河国家文化公园文化资源与旅游发展之间的协调程度总体处于中等水平[4];张祝平提出强化科技助力,创新黄河国家文化公园文化表达形式等路径选择[5];路璐等认为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是一种民族认同和国家形象的双向构建[6];李飞等提出国家文化公园的多重意蕴包括“共同体思想”的价值意蕴、“正义—平等—秩序”的伦理意蕴和“天下观”的空间意蕴[7];陈波等通过场景模式聚类和评论文本分析双向实证,论证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公众空间感知与场景融合共生[8]。

数字经济作为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后,又一深刻影响和改变人类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重要经济形态,是我国经济转型发展的重点。2021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超45万亿元,占GDP比重39.8%,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是旅游发展的必然选择。张广海等发现我国中东部相较于西部而言是数字旅游经济高质量创新的集聚区域[9];刘英基等发现数字经济存在通过组织、技术和产品创新等渠道赋能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的传导效应[10];杨勇认为数字经济在显著提升我国区域旅游经济本地化偏好程度及蔓延发展水平的同时,显著降低了区域旅游经济空间聚集程度[11];殷静蔚等发现数字经济对农旅互动融合发挥正向的促进作用,同时资本积累和消费需求在其中发挥着部分中介效应[12];蔡超岳等发现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发展和数字普惠金融均能显著驱动本地旅游发展,但仅数字普惠金融的正向溢出有效突破了行政边界[13];魏翔认为数字化正在彻底改变旅游的行业边界、生产方式和未来的发展模式,数字旅游于旅游业而言,是旅游资源价值寻求模式质变的重要载体[14]。

综上所述,学术界已经对国家文化公园和数字旅游进行了一定研究,而直接将数字经济与文化旅游吸引力联系起来进行分析的研究较少见。2022年1月,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正式启动,是继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国家文化公园之后,我国启动的第五个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是推动新时代文化繁荣发展的重大工程。因此,研究以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沿线十三省市为研究对象,使用耦合协调模型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研究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文化旅游吸引力与数字经济水平的耦合协调程度和影响机制,以期对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与区域协调发展、文化传承与保护及数字旅游新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长江发源于青海省西南部、青藏高原上的各拉丹冬雪山,先后流经青海、四川等省市,全长约6387km,流域面积180万km2,其特殊的自然地理和人文环境孕育出了中华文明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主体文化之一——长江文化。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则是以源远流长、开放融合、博大包容的长江文化为内核的文化表达。因此,建设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充分激活长江历史文化资源,深入挖掘长江文化精神内涵,对坚定民族文化自信、建立文化强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尽管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目前没有明确的地域分界,但依据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的通知和国家文旅部相关文件,长江干流和长江经济带涉及的13省市仍旧是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线性文化空间的主体。

2.1 旅游吸引力与数字经济耦合机理

旅游吸引力涉及旅游资源禀赋、消费者偏好、网络关注度[15]等,能反映区域旅游发展潜力和竞争力,是影响和刺激旅游需求的重要因素。数字经济是基于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发展的经济形态,影响着旅游供给和服务水平。从供给和需求的视角来看,旅游吸引力水平与数字经济发展相互影响。

其中数字经济对旅游吸引力的影响有以下三方面:一是数字经济发展使得旅游业更好地利用数字技术提供在线预订、在线导航、移动支付等便利服务,方便游客进行行程规划和交易,从而提升外出旅游的吸引力。二是数字经济的发展也带来了新的旅游体验和消费方式,如虚拟现实等技术可为游客提供更丰富的旅游内容和体验,这些新的数字化旅游产品和服务可以吸引更多的游客,提升旅游目的地的吸引力。三是数字经济为旅游业带来新的商机和增长点。旅游景区通过互联网平台和社交媒体等渠道获取关注,深入推广营销以吸引游客。因此,数字经济发展可以促进旅游业的创新进步,增强旅游景点的吸引力和市场曝光度,进而推动旅游业的繁荣。

旅游吸引力对数字经济的影响有以下三方面:一是促进数字经济产业的发展。地区旅游吸引力高影响旅游流空间结构,直接带动旅游消费,间接驱动消费者对酒店预订、旅游APP等旅游数字化服务和产品的需求,从而推动数字经济的发展。二是拓宽数字技术和产品应用范围。为了提升旅游吸引力,旅游景区会借助数字技术来改善旅游产品和服务,如AR、VR等技术更频繁地走进国内景区,景区和游客的需要推动了数字化产品在旅游业的应用和发展。三是促进旅游目的地的数字化转型。旅游吸引力的提升需要旅游目的地进行数字化转型,包括建设人工智能检票系统等景区设施,将景区传统管理模式升级成数字化管理等。

2.2 指标体系

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可操作性和科学性,综合考虑现有研究成果,构建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文化旅游吸引力系统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系统两大指标体系(表1)。关于文化旅游吸引力系统,借鉴胡炜霞[4]等研究,本文从文化旅游吸引力资源、文化旅游吸引力产业角度构建2个一级指标,进而分解成17个二级指标。借鉴杨勇[11]、蔡超岳[13]等相关研究,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分解为数字基础设施、数字应用程度、数字产业发展、数字惠普金融4个一级指标,22个二级指标。

表1 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沿线省市文化旅游吸引力与数字经济水平指标体系及权重

2.3 研究方法

2.3.1 耦合协调度模型

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沿线省市文化旅游吸引力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间的耦合度计算公式如下:

(1)

式(1)中Ci为耦合度,处于0～1,越趋近于1则表明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沿线省市文化旅游吸引力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耦合作用越强,趋近于0则耦合作用越弱。

耦合度可以反映文化旅游吸引力发展与数字经济水平间相互影响力的强弱,但无法反映系统间的相互协调程度,因此进一步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反映两者的协调发展水平。公式如下:

(2)

Ti=αXi+βYi

(3)

式(2)(3)中Di为耦合协调度,Ti为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沿线省市文化旅游吸引力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耦合协调指数,Xi和Yi分别为文化旅游吸引力和数字经济水平综合评价指数,α、β为待定系数,均赋值为0.5。

2.3.2 相对发展度模型

为进一步分析两个指标系统的耦合协调程度,引入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沿线省市数字经济水平对于文化旅游吸引力发展的相对发展度的概念,即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数与文化旅游吸引力发展综合评价指数的比值,用R表示,公式如下:

R=Yi/Xi

(4)

参考杜霞[16]等的研究成果,将R值划分为三个等级类型,当R≥1.2时为文化旅游吸引力滞后型;当0.8≤R<1.2时为发展同步型;当R<0.8时为数字经济发展滞后型(表2)。

表2 文化旅游吸引力与数字经济水平的耦合协调和相对发展类型分类

2.3.3 逐步回归模型

为了方便对变量数过多的数据进行处理,避免出现多重共线性等问题,研究使用逐步回归模型,将可能影响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沿线省市文化旅游吸引力与数字经济水平协调关系的自变量逐步引入模型,对模型中所有变量进行检验,剔除不显著变量,留下有效变量进行后续解释分析。

2.3.4 地理加权回归模型

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WR)是一种空间线性回归模型,通过引入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可以更准确地分析地理数据中的空间相关性,并进一步预测和解释目标变量。GWR模型设置如下:

(5)

式(5)中Yi表示文化旅游吸引力与数字经济水平的耦合协调度;(Ui,Vi)为i点地理坐标;βk(Ui,Vi)为i点第k个回归系数;Xik为解释变量;εi为随机误差。

2.4 数据来源

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依托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沿线13省市2021年的截面数据,探究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文化旅游吸引力与数字经济水平的耦合协调性。其中文化旅游吸引力相关数据参考《中国统计年鉴—2022》,国家发改委公布的《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名录》,中宣部命名的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师范基地名单,国家文旅部公布的5A级景区和乡村旅游重点村名单,国务院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和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名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公布的国家级非遗及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名单,各省(市、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文物局等。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相关数据参考《中国统计年鉴—2022》以及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3.1 综合评价指数空间分异

3.1.1 文化旅游吸引力空间特征

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沿线13省市文化旅游吸引力评价指数处于0.05～0.8,均值为0.3971,整体水平偏低(表3)。浙江、江苏和四川分别以0.7562、0.7427 、0.6390分位居沿线13省市前三。究其原因,浙江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生态文化和遗产文化资源丰富,其世界文化遗产数量、国家级非遗数量、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人数及省级非遗数量等均位居沿线13省市榜首;江苏因其繁荣的文化产业及悠久的历史文物资源占据优势;四川则以非遗文化和生态文化资源优势紧随其后。湖南、湖北、安徽、江西四省均位于我国中部地区,文化旅游吸引力评价指数排名居中且分值相差不大。重庆、西藏和青海的文化旅游吸引力评价指数相对较低,分值小于0.2。究其原因,西部地区原有基础薄弱,文化旅游产业依旧在建设和完善中,交通和通信等基础设施的相对落后成为阻滞因素。从区域角度分析,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沿线13省市文化旅游吸引力空间差异显著,呈现出“弱势区”和“强势带”交错分布的空间格局。长江中下游文化旅游吸引力指数多高于均值,应充分提炼和利用资源文化价值,而上游文化旅游吸引力指数多处于0.4以下,发展相对不足,基于这些地区民族风情浓郁,应结合区域优势开发特色文化旅游资源。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应积极挖掘地方文化价值,逐渐形成由不同特色文化组成的文化带。

表3 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沿线省市综合评价指数与耦合协调水平

3.1.2 数字经济水平空间特征

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沿线13省市数字经济评价指数处于0.04～0.75,均值为0.3463,整体水平较低。其中浙江、上海和江苏属于数字经济繁荣发展的龙头地区,评价指数均为0.65以上。究其原因,三省市位于长三角地区,拥有较为完善的数字基础设施和相对繁荣的数字产业,地区政府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发展,出台了一系列配套政策和措施,如近年《关于全面推进上海城市数字化转型的意见》《浙江省数字经济促进条例》《关于全面提升江苏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指导意见》等均为数字化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四川的数字经济水平紧随上述三省市之后,这与四川拥有丰富人力资源,在信息技术、互联网、电子商务等领域具备强大优势密不可分,2021年四川电子信息制造业和软件和信息服务业营业收入已分别位居全国第四和第七。湖北、湖南等省市的数字经济水平居于中等,青海、西藏的数字经济水平指数仅有0.0730和0.0473,两省特殊的地理环境与较低经济水平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数字基础设施和产业的发展。总体来看,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沿线13省市数字经济水平空间聚集效应明显,长江下游地区数字经济水平依托经济基础、政策支持和人力资源等优势领先于长江中上游地区。

3.2 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异

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沿线省市文化旅游吸引力与数字经济水平的耦合协调程度大多处于中高水平,极高和极低水平协调地区占少数。空间格局大致表现为自东向西由极高水平协调逐渐向极低水平协调变化。其中,极高水平协调的地区有浙江,耦合协调度为0.8427,其文化旅游吸引力与数字经济水平的同步性较高,均处于沿线13省市的领先地位,表明浙江符合强文化旅游—强数字经济,两者之间具有显著彼此促进、协同发展的正向效应。高水平耦合协调的地区包含江苏和四川,耦合协调度分别为0.8427和0.7236。这两类地区应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同文化旅游深度融合,不断推动文化旅游吸引力产业向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新颖化发展。上海、云南等8省市为中等水平协调状态。青海和西藏的耦合协调度低于0.35,属于极低水平协调状态,应加快旅游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引进先进相关技术、设备和人才,加强与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沿线其他省市的区域合作。从区域角度来看,东部比西部地区协调,长江中下游比上游地区耦合协调,文化旅游吸引力与数字经济水平耦合协调关系空间格局与两系统评价指数的空间格局较吻合。

3.3 相对发展度空间分异

通过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沿线13省市相对发展度的测算结果,发现文化旅游吸引力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对发展程度呈不平衡关系。通过相对发展类型,可以将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沿线13省市划分为以下三类。

国内对社会认知基本维度的研究方兴未艾，主要是介绍西方研究进展、重现经典研究，建构本土化基本维度材料实现概念操作化，探讨基本维度与自我评价、社会结构的关系，阐释西方研究相对忽略的道德等文化特异性内容和现象。有关研究对于描述个体、群体、展示社会认知的心理过程和规律，以及指导生活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类,数字经济发展滞后于文化旅游吸引力水平,包括西藏、云南、四川、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和贵州8省。这类地区今后应充分利用文化旅游吸引力优势对数字经济的关联带动作用,在景区引入智能化技术,包括打造数字化展览,利用投影技术和3D技术打造虚拟演出,引入VR、AR、智能语音导游、智能交通指引,开发景区智慧旅游应用软件和小程序等等。

第二类,数字经济与文化旅游吸引力发展水平同步,包括江苏和浙江。两省作为数字经济与文化旅游吸引力水平的“前头兵”,不仅地区产业结构较为优化,具备良好的数字化和旅游发展基础,而且地区政府高度重视数字化和旅游发展,提出了一系列政策支持,并拥有有力的人才优势以及广阔的市场腹地。

第三类,文化旅游吸引力滞后于数字经济发展,包括青海、重庆和上海。这类地区应通过数字化技术进行景区布局的优化和线路的设计,加大基于“互联网+”数字营销的深度和广度,充分利用旅游网站、社交媒体和短视频平台在全国范围内宣传当地文化资源,吸引更多的游客前来体验。

4.1 指标要素选取

相关研究表明,旅游吸引力受到诸多综合因素的影响,如交通可达性、旅游资源禀赋、旅游基础设施等;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则受到诸如区域经济发展、对外开放程度、科技创新水平等要素影响。本文综合考虑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沿线省市文化旅游吸引力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耦合协调状况以及数据的可获得性,以文化旅游吸引力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耦合协调关系作为被解释变量,初步选取以下6个维度,12个指标作为解释变量:(1)经济发展水平,选取地区GDP、人均可支配收入来表征;(2)受教育程度,选取本科及以上人口数来表征;(3)旅游服务设施,选取住宿业企业数和餐饮业企业数来表征;(4)交通通达程度,选取公路里程、货运量和客运量来表征;(5)科技创新水平,选取新产品开发项目数、有效发明专利数和第三产业单位数来表征;(6)对外开放程度,选取外商投资企业年底注册登记企业数来表征。

4.2 逐步回归模型及结果

研究过程中发现数据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因此选取逐步回归分析法进行变量的筛选,保留显著变量,去除相关性弱的变量,一定程度消除多重共线性。以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文化旅游吸引力与数字经济水平的协调发展度作为因变量,通过SPSS软件对选取的12个影响因素进行逐步回归分析,计算结果如表4。可知共有地区GDP、住宿业企业数、货运量3个变量通过了共线性诊断和0.0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R2为0.995,调整后R2为0.993,VIF均小于5,模型拟合情况较好。表明经济发展水平、旅游服务设施和交通通达程度对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沿线省市文化旅游吸引力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耦合协调关系影响相对更为显著一些。

表4 逐步回归分析结果

4.3 GWR模型及结果

以协调发展度作为因变量,上述3个影响因子作为自变量,通过ArcGIS中的GWR模型进行空间回归分析,结果如图1所示。GWR模型结果中的R2为0.995,调整后R2为0.993,与逐步回归模型运算结果相近,其中AICC为-58.312,表明GWR模型能够较好地模拟上述3个变量对耦合协调关系的影响。各自变量回归系数的大小依次为住宿业企业数、货运量、地区GDP,平均值分别为0.024 202、0.000 054、0.000 005,表明旅游服务设施、交通通达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对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沿线省市文化旅游吸引力与数字经济水平协调发展的影响总体呈现正相关关系。

4.3.1 旅游服务设施

旅游服务设施是影响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沿线省市文化旅游吸引力与数字经济协调发展的主要因素。由图1可知,住宿业企业数量回归系数呈现以下游为核心,向上游逐级扩散的团块状分布结构。上海、浙江等四省市为高值范围区,表明旅游服务设施对长三角地区文化旅游吸引力和数字经济水平协调发展具有较好的促进作用。究其原因,长三角地区旅游服务质量和设施条件相对优质和完善,旅游设施数字化程度高不仅提供了更便捷、智能和个性化的服务,而且利于增进当地的旅游竞争力和吸引力,为旅游者能够长时间停留在目的地创造良好条件,旅游服务设施的完备助推了这些地区旅游吸引力和数字经济的双重提升。

4.3.2 交通通达程度

交通通达程度是影响两者耦合协调关系的次要因素。货运量回归系数空间分布与住宿业企业数回归系数分布相反,总体呈现西部高东部低,上游高下游低的分布格局。高值区集中在西藏、青海、四川、云南,低值区集中在浙江、江苏和上海,可见交通是制衡长江上游文化旅游和数字经济双重发展的重要因素,作用强度远高于长江下游地区。

4.3.3 经济发展水平

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两者耦合协调关系的重要因素,地区GDP回归系数呈现出自长江上游向长江下游逐级递减的空间分布特点。安徽、浙江、江苏、上海四个地区GDP回归系数值最低,表明东部地区GDP对两者耦合协调发展的推动作用较小。西藏地区GDP回归系数值最高,表明西藏文化旅游与数字经济的协调发展很大程度上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原因是经济的相对落后通常会降低人们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欲望,进而减少文化旅游需求;较低的经济水平会影响西藏对于科技人才就业的吸引力,进而影响数字经济的投资和发展。因此,经济繁荣有助于文化旅游和数字产业蓬勃、协调发展,反之则可能阻碍发展。

图1 地理加权回归系数空间分异

5.1 结论

本文基于2021年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沿线13省市的截面数据,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等分析文化旅游吸引力与数字经济水平的耦合协调关系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

(1)从评价指数来看,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沿线省市文化旅游吸引力与数字经济水平评价指数在空间分布有显著差异。浙江、江苏和四川文化旅游吸引力领先,重庆、西藏和青海则相对较低,空间上呈现出文化旅游吸引力发展的“弱势区”和“强势带”交错分布的空间格局。数字经济评价均值略低于文化旅游吸引力评价均值,长江下游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依托经济基础、政策支持和人力资源等优势领先于长江中上游地区。

(2)从耦合协调度和相对发展类型来看,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沿线省市文化旅游吸引力与数字经济水平的耦合协调关系以中、高等水平协调为主,仅西藏和青海处于失调阶段,大致呈现为自东向西由极高水平向极低水平协调变化。相对发展类型中数字经济水平滞后型即文化旅游吸引力超前型地区居多,表明大部分地区存在文化旅游资源和产业优势,但旅游业务未能充分利用数字技术甚至与数字技术运用脱节。

(3)从两者耦合协调发展的影响因素来看,旅游服务设施、交通通达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对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沿线省市文化旅游吸引力与数字经济水平耦合协调关系呈现从强至弱的正向影响。交通和经济因素对西部欠发达地区耦合协调程度的影响作用明显,旅游设施因素则表现相反。

5.2 建议

第一,深入推进“数字+文旅”融合发展。近年国家文旅部和地区政府陆续发布关于数字旅游的规划文件,如《关于深化“互联网+旅游”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关于加强5G+智慧旅游协同创新发展的通知》等,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是新时代的重大文化工程,但沿线各省市距离高水平数字文旅存在一定差距。因此,沿线省市应正视数字经济和文化旅游的协同发展问题,加快推进文化和旅游场景5G新基建,打造数字博物馆等智慧场馆建设,推广基于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文旅内容的AR、VR体验、智能互动等应用产品,并建立数字与文旅行业人才交流机制和区域联动,促进数字经济和旅游业的合作与创新,助推文化公园沿线省市数字文旅发展。

第二,科学规划,因地制宜。数字经济水平领先、文化旅游吸引力相对滞后的地区,今后应依托数字经济优势作为文化旅游吸引力提升的“催化剂”,数字化运营可以实现文化旅游的高效管理和合理规划。在充分挖掘地区文化旅游资源特色的基础上于数字平台搭建、虚拟旅游体验、旅游数字营销等优势领域强发力,利用大数据技术分析为文化旅游吸引物提供精准的市场推广和产品定位,提升游客对景区文化旅游资源的魅力感知。针对文化旅游吸引力超前、数字化水平稍显滞后的地区,政府应增加对数字产业的政策支持和优惠倾斜以缩减与其他地区的数字鸿沟,在文旅资源传承与保护的基础上完善数字旅游基建,提高文化和旅游场景数字化的硬件支撑水平,为地区文化旅游提供稳定、高效的支持。

第三,建立和完善交通道路网络与旅游服务设施。鉴于交通和旅游设施对耦合协调程度的推动作用明显,因此各省市需重视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和餐饮住宿业的规划与改进。长江中上游地区应增加对交通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完善旅游交通网络布局,包括修建高速公路、铁路、机场等交通设施。支持客运站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涵盖景点设立停靠点,建立起辐射全区域的快速通道和交通枢纽等,增强旅游交通和旅游景区的互联互动。增设如停车场、卫生间、休息区等游客接待设施,改进旅游设施的可持续性,包括使用环保材料和节能设备等,为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沿线地区文化旅游和数字经济协同发展创造良好发展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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