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时代“信息茧房”束缚下主体性的解构与重建

李貌 韩璞庚

内容提要 数字时代基于算法技术的“信息茧房”使人的主体性逐渐迷失，越来越多的用户陷入伪主体性存在、反公共性存在和弱理性化存在的现实境遇。“信息茧房”对人主体性的遮蔽主要体现为认识论层面上主体被拟象表征所迷惑且网络情感愈发极化，符号论层面上主体的符号认知能力削弱以及价值论层面上主体间价值体认距离逐渐增大。从本体论出发，“信息茧房”源于数字资本利用碎片化方式控制主体精神世界，利用意见领袖导引社会意识形态，利用阶层对立实现资本增殖，利用主体的群际归属感完成标签化统治。走出“茧房”危机、重建人的主体性，要通过优化信息生产和传播过程挣脱茧房层层束缚，通过监督和培养关键意见领袖实现网媒良性互动，通过培育现代化网络公民凝聚社会价值共识，通过重塑“人”“群”关系回归人的价值本真。

关键词 主体性 信息茧房 算法技术 社会交往 网络公民

李貌，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韩璞庚，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导师

从中国传统由技入道的思想到西方哲学对技术工具的分类，人类从未停止关于人与技术之间关系的思考。海德格尔提出“现代技术之本质是与现代形而上学之本质相同一的”[1]，创造性地将技术置于哲学的核心位置，由此拉开了技术哲学的序幕。斯蒂格勒认为，“技术在被人发明的同时也发明了人”[2]，数字技术重构人的记忆，塑造人的生活方式，“代管”人的现实存在。从现时代技术进步的角度看，智能算法通过各种数据模型将纷乱嘈杂的世界编制为逻辑清晰的“数智世界”，为建构一种条理明晰的世界秩序提供了技术支持。但斯蒂格勒也提出技术既是解药也是毒药的观点，高速发展的数字技术使人类社会进入“熵增状态”，技术的“药理学”特征逐渐凸显。人借助数字技术这个代具完善自身、超越自我的同时，数字技术却以更加隐蔽的方式将人的主体性迁移，使人逐渐丧失解蔽和反抗意识，甘愿沦为技术的附庸。这种主客体颠倒的畸形关系形成了新的拜物教形态——数字拜物教[1]。其中特别是“信息茧房”的生成，以更为致幻的方式围剿人的主体性，看似多元便捷的信息供给方式却恰恰造成个人意见的退化与消却。因此，客观审视人在数字社会“信息茧房”中的存在样态，透过表征揭示其背后的现实成因，并提出有针对性的治理路径，对于重建数字时代人的主体性，乃至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意义重大。

一、数字时代“信息茧房”中的主體性存在境遇

“信息茧房”形象地描述了算法逻辑下用户的信息交互状态，用“茧房”二字形容用户被诱导和封闭的信息来源。哈佛大学教授桑斯坦首次提出“信息茧房”概念，他指出公众会根据偏好及兴趣，接受与自身价值观念接近或一致的信息，在这种无察觉的信息范围内，个人像蚕蛹一样被信息所束缚，公众在选择信息时将“只听我们选择的东西和愉悦我们的东西的通信领域”[2]。“信息茧房”具有私人定制性、“茧房”趋同性、封闭排他性等特点，就形成类别看，分为自我选择的个性化和预先选择的个性化，即“用户主导型”和“系统主导型”。数字化技术势如闪电地发展[3]，它对记忆术体系的控制，可能使人类迷失行进方向。在资本主义经济主导的数字社会中，越来越多的人在不经意间被算法技术所引诱和牵制，其主体性在算法的隐性作用下被遮蔽、被异化，乃至被迁移，在这类“茧房”中生存的多数用户面对以伪主体性存在、反公共性存在和弱理性化存在为主要特征的生存境遇。

第一，伪主体性存在的境遇指，作为主体的人的本质属性被遮蔽，人无法以主体的方式来对待和改变自己的生活世界。纵观工业革命后的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对人的控制大致经历了对生产资料的控制、对劳动过程的控制、对分配和消费的控制，以及对信息的控制。显然，数字时代的资本已经发展到通过信息控制人的认知内容，以至价值观念的程度。在传统社会，人们为了基本的生存不得不服从于某种制度体系，但还是能够对与自身发展不适应的生存现状做出识别与区分，能够意识到生存条件的外在性。随着现代社会体系的建构，人的社会存在——“物质生产、精神生产、人口生产以及社会关系的生产”[4]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资本对社会的控制较之以往更为隐蔽和牢固。人逐渐无法区分生存环境较之主体意识的外在性，在看似愈加自由的社会中主体性却逐渐迷失和退缩，最终被动走向资本所预设的轨道。人的主体性表现在与自然的互动中，即利用、改造甚至超越自然，然而在“信息茧房”的情境下，人只有现存性而缺乏自觉把握规律的现实性，成为实质上“不自由”的个体。

第二，反公共性存在的境遇指，作为交往主体的个人利用数字技术异化传统社交方式，以更加私密化和定制化的交往方式将自身局限于一定的交往圈层之中。实质上，相较于资本主义前期人的机械化的存在方式，资本主义后期的网络空间一定程度上为人的公共性存在提供了支持，可以说互联网的发展使社会交往呈现公共化的特征。然而算法技术的发展壮大又解构了互联网公共空间，使得主体交往再次呈现“反公共性”趋势。与原始社会为生存建立部落不同，“信息茧房”中的部落是基于用户的精神需要建立的，人在数字部落中逐渐被同化、去个性化，乃至被操控。“志同道合”的社群成为越来越多主体活动的“中心”，社群成员们逐渐排斥与外界沟通，沉浸于自己的圈层世界中以实现自我保护。换言之，现时代的网络空间是一个公共性与反公共性同时在场的复杂场域，而“信息茧房”中资本操纵下的碎片化信息获取方式、繁杂多样的信息内容和符号化的生存环境，使得越来越多的人趋向反公共性的生存方式。

第三，弱理性化存在的境遇是指，数字时代技术理性的膨胀及与之对应的人的价值理性的淡化。马尔库塞指出，“社会控制的现行形式在新的意义上是技术的形式”[1]。技术理性的发展使得人们不断追求工作生活的精准性、功效性和量化性，特别是在数字时代，平台资本主义不再纯粹按照世界市场的方式进行资源分配，而是也按照算法和大数据分析的结果进行资源配置[2]，通过算法技术将主体纳入其资本逻辑之中，以技术理性取代价值理性。技术理性正在决定主体生存的时空、形式和状态，主体的价值理性在此过程中被弱化、迁移。数字时代使得传统主体交往形式扩展为基于符码信息的主体交往形式，主体被算法“圈层”中的声音、图片和视频所牵引，而做出相应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主体的价值理性在此过程中往往被迫“短路”或“下线”。

二、数字时代“信息茧房”对人主体性的遮蔽

数字时代人生活的问题并不在于摆脱了物性，而恰恰在于物化的程度越来越深。但吊诡的是，现代人对自身物化状况的认识却愈加模糊。物化本难以避免，如同对象化一样，物化是人的对象性存在方式。然而如果物化无视人的主体性，甚至与人的发展明显对立，那么现时代的物化状况将会导致人活动的异化，甚至与人性的疏离。技术的初心与本质是使人生活得更美好，技术本是改善人类生活、提升人类效率、共享人类创造性成果的重要力量，然而事实是算法技术的应用使很多人在“仿真世界”中迷失了主体意识，异化或割断了主体原有的认识过程、价值判断、符号思维和交往方式。

1.从拥有到支配：仿真社会使人被拟象表征所迷惑

鲍德里亚认为，在发达资本主义阶段产生了一种全新的社会控制形式：仿真[3]。仿真出现的根本原因是维持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增长，人们很多生活需求的产生，实质上为“需求的仿真”。这种仿真不仅出现于消费层面，而且延伸至政治文化层面。比如现代大众传媒所提供的信息过于庞杂，远超出人们的需求范围，而传播方通过刺激人们对信息的需求以维持信息系统的生产和再生产。由此便产生了信息生产的一条路径，即人们喜欢什么便报道什么，甚至报道的内容早已偏离事实，或者说是被剪切、拼凑起来的事实。“现代传媒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要求一种更大的即时参与，一种不断的回答，一种完全的塑性。信息扮演的角色不再是告知，而是测试，最终是控制。”[4]这意味着，现代传媒的重点不是信息内容本身，而是通过拟象表征给予用户视觉上的冲击，以建构、形塑用户主体世界，并提升资本流量卖点。相较于鲍德里亚所处的时代，数字时代智能算法操纵的由符碼组成的“超真实”世界是一种更为隐匿的仿真形式。算法技术不仅使用户沉浸于仿真信息中，而且为了提升用户的沉浸度而将其智能分层，以用户的个体兴趣为出发点为用户私人定制“信息牢笼”。算法根据用户的浏览偏好有针对性地向用户推送相关信息，不再关注信息本身，而是将信息和用户主体都视为算法系统的符码，以求得最大化的经济回报。在这一过程中，不仅用户被仿真的信息所吸引，甚至用户自身的“兴趣”和“偏好”也是由算法创造出来的。如此，人的主体性被仿真社会的拟象表征所形塑、牵引、遮蔽，在自以为有充分选择权的数字空间中被算法排列，人本身也最终成为现代社会“超真实”符号的一员。

2.从排他到脱离：认识过程割裂使人网络情感极化

“信息茧房”对人主体性的遮蔽还体现为对思想的禁锢与束缚，即通过不断巩固和加深主体现有的思想认知以形成认知偏见和极端心理，进而逐渐否定外界一切异质的声音。一方面，由于算法机制尤善应用“私人定制”满足用户的不同需求，因而用户将接收到大量同质信息以巩固现有认知，并逐渐深化现有意见，这实质上与人正常的认知规律相违背。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的认识是对客观物质世界的反应和规律性的把握，是在物质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完善的。实践是认识的唯一来源，感性认识只有通过实践检验才能逐步完善，并最终上升为理性认识。在“信息茧房”提供的订餐式服务中，主体“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认知过程被割裂，受“茧房”不断灌输同质信息的影响，感性认识被强化和夸大，现阶段的肤浅认知被不断巩固，主体失去了实践检验和思想提升的机会，由此偏离认识世界的航道，甚至形成极端的思想。另一方面，“信息茧房”不仅导致人认知的浅薄性，而且诱导人形成权威观念的错觉，一旦人沉浸于这种幻觉中，就将无意识地变得傲慢自负，甚至因摆脱了现实社会角色和条件的束缚而游离于道德与法律之外。身体“不在场性”一来使得主体能够克服发生冲突的紧张感，二来使得主体对恶劣行为后果产生心理盲区，道德自抑机制也因此失效[1]。这种“去抑性”效应使得网络极端情感后果不可见，削弱了人们的道德感和社会责任感，催生了“一言不合就开撕”的网络现象。

3.从降维到虚置：算法互动使人符号认知能力削弱

符号学将人对符号意义的解释和追求视为人主体意义的根本，法国符号学家格雷马斯于20世纪初提出“主体符号学”理论，认为符号的意义来自主体与世界的互动和碰撞，主体的“符号共在性”只有融于符号域中才可能存在。实际上，现代社会的演进也是在符号域中展开的，主体通过探索和定义更多的符号以推进自身和社会的进步。然而数字技术的发展使人被困于技术编织的“茧房”牢笼中，人在符号域中的主体性正逐渐被消解。一方面，人类主体存在的符号域被物化。算法技术对符号域的物化是更为隐秘的物化，“主体与符号之间已无法通过意义产生关联，只剩下被算法技术模块支配的数据运算和控制”[2]。前文提及，在算法技术的操控下人所看到的是拟象世界，符号正逐步丧失意义传递的本源属性，转而成为侵入人主观世界的商业符码。在符号意义隐退的过程中，主体自身及符号域均被物化，呈现出卡西尔所谓的“极端文化悲剧”，那些由人类所创造的文化价值“变成一些纯然对象性的东西，变成一些纯粹为物性的当前存在和一些物性的被给予，而再不能被自我所理解和掌握”[3]。另一方面，人的元符号能力消解。所谓的元符号能力是人区别于动物，可以“通过符号意义解释创造产生新的符号的能力”[4]。“信息茧房”对主体元符号能力的影响突出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人类元符号认知能力的消解。“信息茧房”的运行基于人类以往运行的“实践基模”，从人类认知发展的角度看，“信息茧房”将人困于以往的“实践基模”中而阻碍人探索和建构新的符号域，主体久而久之将丧失创造新符号域的能力。二是人类元符号意义解释能力的消解。“信息茧房”异化了符号意义的生成机制，阻断了符号的未来向度，使其停留于“过去-现在”的空间中，并在一定程度上将部分符号强行灌输给主体，甚至将符号的意义扭曲，主体因此失去了解释符号意义的动力。概言之，失去符号认知能力的个人正在成为以陈旧自我镜像为参照的扁平化个体。

4.从隐性到显性：网络信息交互使人们价值体认的距离增大

由“信息茧房”进一步演变而成“交往茧房”，即马歇尔·麦克卢汉提出的“再部落化”。与古代社会的血缘部落不同，这种基于现代技术的“部落”由有相似观点或兴趣爱好的网络用户结合而成，他们通过建立虚拟社群而相互联系。受“信息茧房”封闭性、排他性、单一性的影响，“现代部落”也尤其注重“盟友”间观点和偏好的一致性，与部落主流观点相违背的人将被果断排除在外，乃至被“围攻”。就此，我们不禁产生疑惑：基于算法技术的“信息茧房”是根据主体的偏好而进行信息推送的，即使有算法作用其中，其直观参照也是主体的主观意愿，那么主体的主观意愿是如何区分的？换言之，社会各界的价值体认偏差是如何形成的？随着我国社会的分层及利益的分化，人们在观念上的对立和冲突也愈发明显。社会冲突理论认为，不同社会阶层的人的结构性位置不同，故人们的利益和观点也不同，甚至是相冲突的。自媒体平台为普通大众提供了展示自我观点的机会，使得“沉默的底层”不再“沉默”。也在这个阶段，普通民众开始对精英阶层的观点发出挑战，提出不同观点。“现代部落”实质是现实社会阶层的缩影，在“信息茧房”的作用下，人们的价值体认被巩固和夸大，“现代部落”间的对立也就越发强化。“信息茧房”不仅没有弱化阶层间的观念冲突，反而增加了人们之间的价值体认距离，激发了社会矛盾。在此过程中，以算法为基础的“信息茧房”消解了作为主体的人的社会沟通机制在观念冲突中的作用，异化了传统的社会沟通模式，将沟通对象囿于观点一致的群体中，而减少了各阶层应有的交流与争辩，导致社会共同记忆被瓦解乃至不再产生。另外，“现代部落”是类环状的封闭结构，故成为社会管理的灰色地带，用户可能在这里尽情发表各类观点，甚至是违背社会道德或主流价值观的偏激思想。

三、数字时代“信息茧房”中人主体性迷失的根源

世界性的现代化历史进程，全面深刻地改变了人与世界的关系，不仅推进了人类文明的巨大发展，而且构成了人类文明进程中的系列问题[1]。数字化资本主义技术对记忆术体系的控制，已经使人类逐渐迷失自我行进的方向，人们正在全面的虚拟存在中失去共同的文化记忆。这种“文化熵增”也可以理解为个体的“主体性熵增”和社会的“公共性熵增”。然而这种危机的原罪并不在于数字技术本身，而在于数字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信息茧房”作为算法技术的现实形态之一，本质上是通过固化人的信息获取方式来固化人获取信息的内容，进而圈固人的意志和情感，起到隐形的社会控制的作用。“信息茧房”解构人主体性的作用机制主要包括四个层面，分别是控制主体碎片化时间和信息、操纵关键少数人的意志、激化阶层对立和同化个体差异。

1.利用碎片化生存特征来控制主体精神世界，实质是资本以技术理性代替人的价值理性

“信息茧房”对人精神世界的控制路径主要是通过充分利用主体的碎片化存在现状，即碎片化时间和碎片化信息，将主体引诱至私人化的“茧房”，最终牵引人的精神世界，悬置人的主体性。其实质如注意力经济一般，是资本通过“占用”主体的注意力来达到“占有”主体精神世界的目的。碎片表现的是一种离散状态：人们整块的时间被社会分工所占，且科技的发展使人们的行为模式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越来越少，因此离散的时间、零散的信息和碎片的行为逐渐成为现代人的生活方式。而基于碎片化生存的“信息茧房”实质是资本“景观霸权”的体现，最终目的是实现资本的增值。一方面，碎片化的时间被资本充分利用，资本不仅控制劳动者的生产过程，还试图控制劳动者生产之外的所有时间，即利用碎片时间入侵人的全部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和政治生活。景观暴力控制了劳动者生产之外的几乎所有碎片时间，让人们丧失了反抗资本的意识和能力，利用并占有人的碎片时间便成为资本的“着利点”。网络后置平台通过预测并定制用户的信息偏好来吸引用户的注意力，最终将带有情感偏向或价值取向的信息传递给受众，在碎片时间的不断积累中形塑用户的认知体系。另一方面，碎片化的信息是基于注意力经济的“精准定制”，是“信息茧房”形成的基础，也是遮蔽人主体性的主要载体。碎片化信息的突出特点是视觉冲击明显、目标人群清晰，以及价值取向明确。信息生产者利用受众多样的信息需求，在碎片化语境中剪裁出具有导向性的理论，释放同用户具有亲近感、认同感的价值观念，通过琐碎的生活观点和零碎的热点信息出现在大众视野。碎片化信息基于人们生活的现实境遇，善于利用不同阶层受众的情感共鸣，以更为致幻的社会控制方式使民众的主体意识产生新变化。在这一过程中主体的价值理性逐渐被资本导引的工具理性所代替，作为独立主体的人的判断能力逐渐弱化，在意志和情感等方面被资本体系所牵引和重塑，逐渐沦为市场经济环境中单向度的人。

2.以少数人的意志牵引群体的意志，实质是资本利用“茧房”特点导引社会意识形态

意见领袖是指在信息传播网络中为他人提供信息，同时对他人施加影响的“活跃分子”，他们在信息的传播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中介或过滤的作用。自媒体平台的发展突破了传统意见领袖的阶层限制，一大批成功积累了人脉和粉丝的自媒体用户成为新一代意见领袖。各阶层意见领袖的崛起看似一定程度上破解了“信息茧房”现象，实质上却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信息茧房”强化的结果。自媒体时代的用户从意见领袖那里得到的是被处理后的具有价值倾向的信息，这些信息通过算法技术精准传播至目标用户，目的是得到粉丝追捧和点击量积累。在此过程中被引诱至“茧房”的用户的主体性也逐渐沉沦，主体意识和价值观念逐渐被意见领袖影響。主体性的沉沦不仅体现在个体层面，还体现在社会层面，即消解了政府的社会控制。并且，“信息茧房”中的意见领袖更具隐秘性和传播性，部分意见领袖甚至会通过放大或扭曲个别政治事件来获取点击量，扰乱主体的政治意识形态，威胁国家安全。“意识形态风险具有不同于其他领域的重大风险的特点，就在于它起源于思想。”[1]资本技术把各种元素从自然的文化秩序中提取出来，并对它们加以改造，之后再将它们重新安插到新的社会秩序中，现在这些元素已经可以与技术秩序完美无缺地匹配。在此过程中，资本通过培养和牵引意见领袖实现了由资本意志到用户意志的转换，也实现了由经济领域到政治、文化等多领域的扩张。长此以往，用户将习惯于接收二次加工后的“快餐信息”，弱化对事物理性分析的意识和能力，这不仅是人的主体性危机，而且是整个社会的公共性危机。

3.激发阶层对立促逼网络空间分化性的主体存在，实质是资本利用符号经济实现资本增殖

前文提及，主体在互联网公共空间中以“信息茧房”的形式区隔式存在是现实社会阶层分化下民众价值体认差距的结果，即随着社会的多元化以及人们之间的利益分化，人们在观念上的对立与区别也日益凸显。不可否认，人们的阶层差异是形成“信息茧房”的根源，社会中同一结构位置的人往往存在相似的观念看法，因此人们主动建立“茧房”，以寻得有共同语言的同伴，缩小与交往对象的体认距离。但与此同时，网络空间中加剧阶层对立以促进“茧房”生成的导向性言论也在不断增多。究其背后根源，是资本在这场以消费等级为标志的对立中寻求至高利益。资本通过广告等传播手段渲染社会中高阶层的优越感，使人们试图通过消费证明自己的社会地位，从而进入高层次圈层之中。例如，中产阶级的白领生活正在成为时尚热点，各平台大肆宣扬白领生活的“入场券”——以阿拉比卡咖啡为代表的下午茶，以始祖鸟、露露乐蒙为代表的运动服饰逐渐成为小资、时尚的代名词，人们热衷于追寻这些凸显身份和格调的商品，从而为品牌背后的价值符号买单。在资本编织的消费牢笼中，“信息茧房”成为快速定位目标圈层及形成目标圈层的重要推力，实质上，这背后是资本通过舆论宣传所“建构”出的虚无社会圈层。通过算法技术的精准定位，将阶层优越性及符号消费传递给目标受众，这些受众被资本所宣扬的商品附属价值所打动，进而争相购买这些商品以凸显身份差距，目的是跻身所谓更高层次的圈层。在这一过程中资本不仅操控了人的主体性，甚至操控了人的存在方式，将阶层差距作为资本增殖的突破口，编织以商品消费为代表的差异化存在。人不再是鲜活的、作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个体，而是成为消费等级社会中的一员，消费符号的价值成为人的价值的重要体现。

4.同化个体差异以实现群体同一，实质是现代社会下主体以离散主体性的形式寻得认同

马克思指出：“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1]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人的存在方式是伪主体性存在和反公共性存在，造成这种存在方式的深层原因是人的精神生活的虚无化和空虚化，即主体的精神世界没有方向感和寄托感。主体在工具理性主导下成长为社会流水线的一员，人从小被教育学习生存技能，从本质上说这些所谓的生存技能是服务于资本增殖的，换言之，整个社会结构就是去人性化的。现实生活世界的沉沦导致人急于在虚拟世界寻找情感认同，“茧房”便成为人寄托情感的重要通道。在“茧房”中主体不仅可以找到与自身同频共振的小部分人，也可以摆脱现实交往时空的束缚。然而，“茧房”背后的数字资本机制是将人改造为单调的、标签明确的、群居的个体，目的是以“标签群体”的形式对人进行隔离和再组织。“信息茧房”在使交往方式便捷化的同时，也将扼杀人的主体性，它为主体提供的实质是披着个性化外衣的单一化圈层。主体在加入算法引导的“茧房”社群后，为了获得圈层的接纳和其他主体的认同，将不得不放弃自我的部分观点，以支离自我主体性的方式创建虚拟的情感树洞。正因此，主体在“信息茧房”作用下理想判断能力式微，自我个性特征隐藏并减退，成为标签化群体的一员，群体的价值取向逐渐代替主体自我的价值取向。

四、数字时代“信息茧房”中人主体性的重建路径

马尔库塞指出：“技术的解放力量——使事物工具化——转而成为解放的桎梏，即人也工具化了。”[2]算法技术并不是数字时代人主体性危机的原罪，但资本主义私有制对剩余价值的追逐本性决定了“技术恰恰是资本完成价值实现的重要中介”[3]。技术诞生的初衷是促进人更好地生活，我们不能陷入“技术悲观主义”的窠臼，而是要对其加以引导和治理以扬长避短，破解资本逻辑下主体性迷失的桎梏。

1.破除仿真性：通过优化信息生产传播过程挣脱深层“茧房”束缚

算法推送带来的约束我们认知范围和效率的“茧房”有三层。被压缩的信息、主动推送以及信息失真形成了第一层“茧房”，即“信息茧房”。由此带来了第二层“茧房”——“认知茧房”，也就是大脑产生的上瘾性或依赖性，进而固化人的认知范围。第三层是“社交茧房”，也可称为“情绪茧房”，是固定的社交圈层带来的情感固化。因此，基于信息时代碎片化的生存方式重塑人的交往方式以突破人更为深层的认知和社交“茧房”，显得尤为重要。哈贝马斯曾试图通过沟通行动理论回归人的价值理性，但这实际为现代性扩张下复归生活世界的“乌托邦”尝试，未能从社会实践层面真正重建人的主体性。依据当前数字时代的特征，首先，基于信息生产，要提升精神文化供给质量，加强精神文化产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丰富人民精神世界，有效提升人民的精神生活质量。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根本遵循，向人民提供优质多元的先进文化产品。其次，基于信息传播，要丰富信息传播的多样化途径，以市场监管的形式防止资本向民众过度传递单调极端的信息，特别是要加强监管与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相关的信息。要鼓励民众积极拓展信息传播渠道，突破单一化的网媒来源，特别是要重视优秀图书的精神引领作用。最后，基于信息接收，要提高民众主动探索信息的热情和辨别真伪信息的能力，增强其对算法技术的辨识力。

2.把握关键性：通过引导监督和培养意见领袖促进网媒良性互动

意见领袖是网絡空间局部“同质化”的重要牵引因素，也是自媒体时代实现隐形社会控制的关键杠杆。意见领袖是明显带有价值选择和利益取向的少数关键群体，他们是用户在圈层内部的“榜样”或“参照”。网络圈层中意见领袖发展壮大的趋势不可逆转，越来越多的用户习惯于接收被意见领袖“二次加工”过的快餐式或预制式信息，因此加强对意见领袖的治理和引导以促进网络空间良性互动变得尤为必要。一方面，要建立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模式，形成多部门合作的意见领袖引导监督机制，全面了解意见领袖的真实情况，结合他们的所属领域、粉丝特征、文化背景、政治价值观等因素进行层次划分和重点归类，进而分类分情况引导监督。特别要加强意识形态的引导和监管工作，推进德治、自治和法治三者有效融合，防范由意见领袖诱发的意识形态危机。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意见领袖对圈层屏障的穿透作用，以优质意见领袖打破层层“信息茧房”。意见领袖某种程度上是“信息茧房”加深的结果，但也是打开“信息茧房”的密钥。要培养并引导高质量的意见领袖，使他们穿透到各类圈层之中，打破社会各阶层之间“封锁式”的关系，加强社会各界的了解与互动，从而提升社会的整合力。

3.重塑交往性：通过培育现代化网络公民凝聚社会价值共识

技术改变了传统的社会交往关系，在提升社会公共性的同时又以去公共性的形式将人圈层化，使得交往关系呈现更为多样和复杂的形式。打破资本主导下“信息茧房”的封锁，关键是要实现网络公民之间的良性互动，即网络公民的现代化转型，以主体的现代性跨越资本制造的“价值体认鸿沟”。第一，通过换位体认来避免算法带来的偏见和歧视，理性看待各阶层间的利益冲突，培养民众以现代化的素养参与网络生活。换位体认的目的在于缩小社会各阶层间的认知差距，引导民众即使在虚拟网络空间发表言论也要顾及他人感受，切忌盲目推广自身的观念，避免不必要的语言攻击，着力打造友好型网络社区。第二，以政治生活为重点，从培养人的政治生活现代化入手实现公民线上参与现代化。一方面，在根本政治方向上，各阶层的民众要达成共识，坚持主流意识形态的引导地位。另一方面，在一些具体的政治问题上，要做到有序政治参与，通过合理合法的流程表达自身的意见建议，行使作为公民的权利，履行作为公民的义务。第三，引导公民意识到公共利益是个人利益的根本支撑点，社会共同体是现代人追求美好生活的根本方式。我国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回归公共性的有力举措，“茧房”分化绝不是社会发展的常态，我们应积极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4.聚合离散性：通过重塑“人”“群”关系回归人的价值本真

算法技术是社会的范畴，是特定历史阶段人类社会的存在方式之一，是人际社会关系的体现[1]。据此，我们仍须从人际交往入手重塑人的主体性。一是以全体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为导向，在提升人民精神生活质量的同时，以全体人民为立足点，加强社会精神文化生活的均衡性、普惠性建设，缩小社会各群体间的精神生活差距，保障公共文化服务的有效开展，以精神文化共同体建设撕去算法规制下的群际标签。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我国在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中提出的精神生活发展方案，旨在缩小社会精神生活差距，以聚合的共同体而非离散的群体的形式共筑现代化道路，这也是实现全体人民精神生活现代化转型的应有之义。二是引导主体正确处理“人”与“群”间的辩证关系。在线上社交圈层中，看似可寻找到同频共振之团体，但这些团体成员实则是在算法助推下聚合而成，因此主体既不应为了得到某群体的认同而丢弃己见，更不应为了得到某群体的认同而放弃现实交往。身处“茧房”之中的主体更应坚持明辨是非的理性，群际交往是人主体性完善的必要补充，而非剥夺人主体性的外在障碍。三是教育主体学会撕去算法技术下的群际标签，主体要积极加入多元化社群，防止自我认知范围被局限、价值观念被固化，坚定自我意志，积极突破现有认知领域的宽度和高度。

〔责任编辑：洪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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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143页。

[3]闫培宇：《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生命政治学的谱系——问題域及其发展趋势研究》，《山东社会科学》2019年第11期。

[1]王保民、武朝阳：《人工智能技术异化风险的马克思主义法哲学探析》，《自然辩证法通讯》202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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